张亮 宗益祥丨关于斯图亚特·霍尔思想遗产与当代启示的中国对话

2024年2月10日是“文化研究之父”?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斯图亚特·霍尔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这篇对话中,两位中国研究者通过回顾霍尔一生的关键节点和思想遗产,缅怀这位伟大的当代文化研究的游击队长?霍尔的第三世界背景值得重视,流散问题是其面临新历史情势的再发现?20世纪50年代末期,身处历史断裂中的新左派青年霍尔走上文化研究道路?60年代末期,霍尔带领文化研究中心经历了一段高度理论化历程?整个80年代,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构成了其批判思想发展的光辉时刻?进入90年代,霍尔成为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旗手?21世纪初期以来,霍尔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新长征?回顾霍尔的理论创新道路对中国学术界具有诸多启示?

张亮：记得2013年的盛夏，你联系到我表示希望有机会在博士阶段从新闻传播学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时我恰好正在从事英国新左派思想史研究，而霍尔也是著名的批判传播理论家，所以我觉得你会是一位非常适合的博士候选人，现在看，你没有让我失望，已经成长为一位霍尔研究专家了。

宗益祥：正是在您的悉心指导下，我才将霍尔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划定的狭小圈子回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阔天地中深耕。当时，我其实很意外您作为比较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居然会对“非主流”的霍尔评价甚高，甚至感觉超过诸如霍布斯鲍姆等传统英国理论大家。记得您还建议我申请以联合培养方式赴英国拜访霍尔，但是很遗憾，第二年初春霍尔就溘然长逝了。

张亮：霍尔已逝，思想永恒。的确，“非主流”的霍尔来自英属殖民地加勒比小岛牙买加，这与我们对英国新左派的刻板印象非常不同，霍尔拥有醒目的黑皮肤，用他后来经常引述的一个提法就是，他来自“黑色大西洋”。我知道近年来你在读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或许这跟霍尔对你的启发有关吧？

宗益祥：是的。尽管在霍尔的字里行间能反复读到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西里尔·詹姆斯（Cyril James）等加勒比黑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但是我对此是后知后觉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未能真正重视霍尔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背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欧美白人左派知识分子主导，缺乏对第三世界和后殖民经验的自觉阐发，而中国学界倾向直接平移西方理论的主体位置和提问方式。因此，我清楚记得当我决定研究霍尔的时候，一些人表示很不解，因为10年前的国外理论前沿正在积极拥抱新锐的欧陆学术明星，于是甚至有人调侃我怀有某种神秘的“黑人情结”。的确，霍尔是牙买加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黑人混血儿，迫于殖民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沉重压力，他选择逃离，于是从牙买加小岛漂流到英伦大岛留学，在岛屿之间的黑色大西洋间艰难泅渡，努力找寻那个真实的自我，可他偏偏又不属于英国，他永远无法抵达传统意义上的“英国性”，而他也不再属于背后的加勒比世界，后来他因投身更加迫切的英国新左派运动而放弃博士学位，因此他也不属于传统英国学院派知识分子。为此我曾陷入学术判断的强烈怀疑中，会为霍尔这种黑人马克思主义者背负的“非主流”负担而深深困扰。当然，近些年随着全球南方视野和第三世界叙事凸显，在与陈光兴老师的交流中我才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不容忽视的思考角度：不能脱离殖民地方经验和第三世界语境来理解霍尔。

张亮：霍尔很喜欢用“混杂”（hybrid）一词来概括身份多元性。根据他的自述，他身上有苏格兰、非洲、葡萄牙、犹太血统，甚至好像还有一点印度血统，他将这视作一种未来21世纪人类即将面临的普遍经验，故而他反对身份单源说，甚至认为“起源”一词本身值得怀疑。霍尔是黑人，这没问题，但问题是黑皮肤绝不是我们理解霍尔身份的关键。实际上，我注意到直至1987年霍尔发表著名的短篇自传《最小的自我》，他才真正关注自己的“黑”皮肤问题，然后顺势转向种族问题研究。【3】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之前种族身份问题不是霍尔介入社会斗争的主要抓手，阶级问题才是，种族身份问题是他在80年代之后的时代发明。因此，我反对以还原论的方式寻找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尤其是“黑皮肤”无法构成霍尔的本质。我认为理解霍尔的身份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抵抗、开放、接合。即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或者权力的抵抗，采取不断运动的游击战始终向着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保持着自己的开放性，并且自觉择取组合理论和方法上的最佳工具来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4】

宗益祥：有趣的是，对于身处资本主义帝国核心区坚持打文化游击战的霍尔来说，他当年恰恰是通过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来到英国留学的，设立该奖学金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培植未来英属殖民地精英代理人，换言之，给你奖学金是为了招安你，而霍尔为何偏偏举起了反抗大旗？

张亮：如今我们不可能直接追问霍尔这个问题了，但是他毕生的道路已经给出答案。少年霍尔在当地名校牙买加学院完成了英制基础教育，该校专门培养殖民地未来统治精英，培养方案自然要服务于帝国殖民统治秩序。当年很多年轻人渴望去宗主国深造，从现实层面来看，这意味着有机会接近殖民地社会阶级的天花板，因此，拿到罗德奖学金在当时并不容易。霍尔出身中产家庭，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加之他品学兼优，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951年，有着苏格兰血统以及牙买加种植园主背景的母亲满心欢喜护送霍尔乘坐“帝国飓风号”轮船前往心心念念的“祖国”，她认为这才是孩子应该回去的家园，随后霍尔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主修英美文学，但无论是殖民宗主国的培养规划还是母亲的望子成龙，作为“二战”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霍尔是反抗时代的精神子嗣，加勒比海的风云际会造就了时代之子。霍尔对“祖国”和母亲的殷切目光都没有好感，于是他拿到奖学金等于蛟龙入海，而当时英国新左派运动如火如荼，接着思想“左倾”的霍尔迅速从关注狭小边缘位置的加勒比政治问题投身到更加广阔的帝国核心区政治运动中，最终“奖学金男孩”由帝国主义教育所期待的代理精英变成反叛斗士，或许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奥秘。但是这一转变并不华丽，相反充满了无尽的焦灼和张力，这在后来构成了“流散知识分子”形成史的主导叙事，那么你会如何理解霍尔的这种流散经历？

宗益祥：我认为流散问题同样是霍尔面临新历史情势的新发现与再建构。记得霍尔曾在回忆20岁的欧洲旅行时强调他随身携带着《奥德赛》和《尤利西斯》，在他看来这是对殖民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双重逃离。如果了解西方文学史大概就能理解这两本书其实都在讲述一个关于“寻父”的古老主题，或者“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在《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5】《在家或者不在家》【6】这两篇访谈中，霍尔讲述过躺在摇篮里的自己只因肤色黑三分就沦为姐姐口中的“苦力小子”，他调侃自己是整个家庭的“外来人”。因此，甚至我们可以说“流散”是霍尔的宿命，这就是殖民主义打下的烙印，而他在少年的烦恼中成长，然后开始寻找出路。他坦言自己永远不会成为母亲渴望的“英国人”，他也不可能再成为后殖民时代（1962年牙买加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的牙买加人了。因此，他不属于任何一方。我的意思是理解这种“流散”叙事就不得不回到真实的殖民经验本身，霍尔将流散视作后殖民与后现代复杂接合的产物，一旦我们回看霍尔的流散人生，就能瞥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他身上投下的浓重阴影。

值得一提的是，霍尔并不太认为“流散”一词适合自己，因为在他看来该词的主导政治意涵特指犹太民族，有流亡民族终将驱逐异族、回归复国的意思。霍尔看到“流散”是“种族清洗”的背面，我认为他的重点是要提示我们所谓流散背后的历史动力机制恰恰源自欧洲大航海殖民时代的奴隶贸易，因此，“黑人流散”要从反帝反殖角度思考民族解放问题，而一旦你将流散经验仅仅与特定的犹太民族进行某种本质化的锚定，那么真正的问题就难以呈现了。考虑到当下剧烈的巴以冲突，同样无法忽视冲突背后的第三世界和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的正义性，霍尔从不反对犹太民族，他同情“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的苦难，但是他无法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流散”叙事将自身的罪恶正当化。

张亮：我理解该词有“被迫离开、必然回归”的意思，看来流散一词不太适合黑人，的确也不太适合霍尔。历史上无数的黑人只有迁徙，没有回家，他们没有文化意义上的家园。由此来说“流散知识分子”一词的准确性也存疑，因为霍尔生于殖民地牙买加，当地缺乏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人唯有文化主体性才有流散，才能回归，否则只有无尽的漂流。

张亮：我们知道霍尔是在1964年受霍加特之邀进入伯明翰大学新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当时他是研究中心唯一的研究员兼代理主任。1968年，巴黎爆发了“红色五月”风暴，伯明翰大学突发占领校园行政楼的学生静坐事件，据说霍加特迫于学校指责研究中心作为“红色基地”蛊惑学生的压力离职去了巴黎工作，霍尔正式接替他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自此研究中心在霍尔的带领下开启了高度“理论化转向”。目前学界在讲述对这个颇具戏剧性的转向故事时似乎“异常流畅”，你对这段学术史有何评述？

宗益祥：霍尔在其名篇《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回顾总结文化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大范式，【16】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学界理解文化研究早期思想史的经典叙事，与此同时，这种常识化书写也将这段原本丰富立体的思想历程过度粗略化和含糊化了。文化主义范式如何“平滑”地转向在方法本质上与其截然对立的结构主义范式？脱胎于普遍理论“先天不足”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何以能突然自觉开启更加理论化的新时代？真实过程远没那么“流畅”，相反历史细节丰富而曲折，这里面有个“韦伯转向”的问题尤其值得交代。

我仔细查阅过《1965—1966年研究中心报告》，这份报告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研究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思想历程。当时主流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敌视甚至攻击研究中心的“非主流”工作，霍尔认为不怀好意的传统人文学科太过“反智”，而主流社会学家充满“市侩”，于是他带领研究中心被迫朝着主流学科边界迁徙，探索更加广阔的欧陆社会学经典理论。于是他们大量阅读德国观念论，尝试常人方法论、会话分析、图像分析、知识社会学等方法论资源，结果他们发现，社会学本身所包含的领域比社会学研究者所把守的要广得多。因此，研究中心开始从社会学内部寻找资源，通过那些所谓经典的文本和问题为自己划出一片领地。这样一来，社会学自身内部非主流的传统开始显现。他们发现主流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反而不具备科学性，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对“文化意义”和“文化阐释”的强调必然无法回避“价值判断”问题，而韦伯的文化科学分析方法正是一种介于阐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折中方法，尤其强调阐释者的价值判断与主体间性的现实意义。于是，研究中心试图在韦伯的“文化总体”理论与英国传统利维斯主义的“社会文明”分析上形成嫁接，认为后者接近一种韦伯式的文化解释意义。我认为“韦伯转向”发展了早期文化研究的文化与社会分析方法，朝着更加理论化的方向推进，实现了强化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目标，也正是在此理论化基础上才有了后来结构主义登陆的适宜土壤。

张亮：关于结构主义思潮对研究中心的重大影响，霍尔1973年创作的《编码/解码》【17】通常会被视作体现这一影响的代表作，这篇文章也是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甚至它一度成为霍尔理论的同义词，那么，时隔50年后，你会如何重新审视这篇文章的独特意义？

宗益祥：《编码/解码》的确绕不过去，我想简要回顾这篇文章所处的学术思想史位置。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结构主义思潮已经开始通过少量译介进入英国学界，当时研究中心一方面尝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社会学和现象学传统，另一方面结构主义传统已经通过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等早期研究零星渗入研究中心，二者都旨在探索文本的意义结构问题，批判实证主义方法所谓的“价值中立”分析，但是结构主义方法在当时未能得到包括霍尔在内的研究中心成员的足够重视。1968年前后，霍尔不断尝试用理解社会学、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进行文化分析，论文《嬉皮士：一次美国的“运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8】霍尔后来认为现象学传统还是太过抽象了，无法提供一个比较具体且可操作的文化因果解释，而此时他发现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恰好满足这一要求。随后霍尔在研究中心的课程上尝试使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女性杂志，研究中心从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的集体研讨课都积极尝试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西部片，实际上，我认为真正的结构主义影响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才逐渐形成的。

霍尔对于“结构整体”和“意义生产”的进一步探索体现在1970年发表的《一点听世界》一文中，文章认为新闻是经过编码（coded）和分类（classified）处理过的故事（stories），霍尔此时已经使用诸如“编码”“意识形态”“故事”等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术语。【19】因此，1970年前后绝对是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自此，霍尔带领研究中心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转向”运动，《编码/解码》一文应该置于这一转向的思想史语境当中进行思考。自1971年夏季以来，《越轨、政治与媒体》【20】《影响广播的外部因素》【21】等文章展现了霍尔在1971年底到1972年初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批判方法进行综合的努力。1973年，因《编码/解码》一文的最早版本即《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的参会论文，霍尔受邀参加了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广电论坛，霍尔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生产过程的“编码”与“解码”流程，强调广电生产精英的“编码”与一般受众对节目的“解码”必然是一种“系统扭曲的传播”形式，这篇文章充分展现了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对霍尔的媒介批判研究的重要影响。

今日观之，《编码/解码》在两条理论战线上展开斗争：一方面，霍尔反对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英国主流行为主义传播研究，认为后者是“刺激-反应”的单一线性研究模式，隐含完美传播的“意义透明论”的幻象，他借助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转向文化工业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另一方面，尽管霍尔此时深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回到马克思《导言》反对阿尔都塞“生产决定一切”的过度结构化的绝对主义逻辑，强调编码和解码并不构成一种“直接同一性”，从而走向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历史主义超越。【22】在这里，我想强调霍尔开展理论工作的独特风格，他从未简单屈从任何理论权威，这也是霍尔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精神，在我的印象中您严格区分了“两种文化研究”，一种是不加引号的文化研究，另外一种是打上引号的文化研究？

张亮：是的，霍尔推崇一种“与天使角力”（wrestling with the angels）的理论应对姿态，意思就是尽信理论不如无理论，要始终依据特殊经验改造抽象理论，他的文化研究历程就是不断与各种理论进行搏斗的思想长卷。比如，如你刚才所言在他面向阿尔都塞的时候，霍尔始终对其“超结构主义”（Super structuralist）倾向表示质疑，反对理论主义钳制特殊历史情势下的主体经验，而这一过程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呈现出由弱到强的发展趋势。就此而言，霍尔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当西方理论遭遇中国经验，决不能简单拿中国经验论证西方理论，中国学者必然要与同样是在西方特殊历史语境中形成的理论进行角力，倘若缺乏这一自觉意识，就很有可能沦为“理论”与“现实”两张皮的状况。

因此，我认为不仅霍尔的文化研究需要本土化，实际上中国学术从西方接受了很多新东西都需要本土化，因为只有在本土化中你才会有活力、你才能够生根发芽。怎样才是本土化？用齐白石的话来说，“学我者生，似我者亡”，我们要学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搞中国式文化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中国自己的问题，用中国的方法与中国的跨学科方案来说中国的话，从而让它产生强烈的中国影响。

回到20世纪70年代，霍尔领导研究中心面对复杂而具体的英国历史情势，进行了包括战后青年亚文化到黑人少年犯罪问题的新闻生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推进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你认为这一转向对于文化研究有何意义？

宗益祥：自德里达解构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来，奠基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同样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而阿尔都塞超结构主义将历史视作无主体的多因素矛盾群早就遭受了霍尔对其历史独断论的质疑。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阿尔都塞主义理论潮流中，霍尔通过反思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寻求范式革新的出路，他最终选择“转向葛兰西”。实际上，我留意到霍尔早在1971年就开始关注葛兰西《狱中札记》英译本，但是并不能取代阿尔都塞的“中心”位置，随后亚文化小组在研究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论文集《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付梓，【23】我发现葛兰西的理论位置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历史位移，这项研究的落脚点最终归结在考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维持方式上，并且试图用“文化领导权”来统摄“结构”与“历史”这两个对立维度。一旦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应用在对青年亚文化的分析中，那么就要考察作为从属地位的青年亚文化或者工人阶级文化如何与支配文化“争夺空间”，这体现为持续不断的“协商”“抵抗”和“斗争”，因此，战后青年亚文化中的“仪式”或者“风格”的扩散与“拆解”具有一种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抵抗意义。

正是在这份文集中收录了1973年夏天开启的被称作“行凶抢劫”（mugging）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探讨关于越轨者、民间恶魔、道德恐慌和犯罪新闻生产的相关内容，到了1974-1975年，研究中心意识到应该尝试用“阶级与领导权”分析青年亚文化：大众媒体将某一事件渲染上威胁社会秩序的意味，随后官方采取强硬控制措施的行为就变得合法化了。可以说，正是在持续分析的过程中葛兰西的重要性逐渐显现。霍尔对葛兰西的创造性使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其中以《管控危机》中的“情势分析”和“接合理论”最具代表性。【24】霍尔等人已经明确采取了诸如“建构共识”和“领导权危机”等明显具有葛兰西问题式的核心概念，强调要将“行凶抢劫”这种社会现象视作一种社会关系而非客观事实，进而追问并不新鲜的行凶抢劫为何会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特定历史情势中面临媒体报道的极端反应。通过重读葛兰西，霍尔较早就意识到这正是新一轮的领导权危机的症候，因为战后英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和技术发展的诸多限制已经无法再用旧的领导模式应对新的历史问题，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国家必须对社会进行控制，而控制已经无法建立在简单的暴力统治上，而是必须赢得民众的积极同意——“行凶抢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战后共识逐渐瓦解或者说领导权危机日益凸显过程中被媒体“制造”出来的。

应该说，《管控危机》是霍尔领导文化研究中心开展集体研究工作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危机情势也有借鉴意义，如当代西方媒体对于中东穆斯林地区制造的一系列道德恐慌，这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新一轮领导权危机的反映。当然，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霍尔在1979年选择离开伯明翰大学前往开放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而研究中心最终在2002年宣布关闭，不过印象中您倒是对霍尔的出走和研究中心的最终关闭并不惋惜？

张亮：刚才我们谈及霍尔的文化研究不是学院派的那种打引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崛起并非偶然，它是新左派运动退潮之后的副产品，其本身是有机知识分子重新寻求介入政治的独特方式，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先河。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代大背景发生剧变，新左派运动高潮早已经消退了，文化研究所希冀的阶级、白人亚文化、性别、黑人种族斗争等方式都不再简单奏效，因此，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游击队长的霍尔必然会考虑寻找新的战略战术和斗争基地，所以离开才是必然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随着性别政治的崛起，一些人将霍尔的离开归咎于研究中心的几位女性主义学生对于父权制的抵抗，我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该解释非常勉强，只能提供一个看起来符合当代人理解的故事罢了，根本来说是霍尔已经发现文化研究的既有斗争方式已经丧失效力，或者说没有意义了。因此，我不会为一个早已经丧失战斗价值的所谓“中心”的学院实体的关闭而惋惜，关键是霍尔开启文化研究的星星之火是否得以延续。

宗益祥：1979年，霍尔发明的“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一词构成了其批判思想历程的光辉时刻，您觉得这个概念的发明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张亮：从历史源流来看，支撑霍尔创造这个名词的分析框架在1978年就形成了。1978年12月，霍尔参加英国共产党社会学家小组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民主”讨论会，提交了《大众民主VS权威民粹主义：“严肃对待民主”的两种方式》一文，文章认为“二战”后英国政府在面对国家危机时相继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式：社会民主主义方式、法和秩序方式以及威权民粹主义方式。【25】1979年初，霍尔在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著名的《大右转秀》一文，文章预言撒切尔所领导的保守党很可能获胜，而且对其获胜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在此文中霍尔首次公开使用“撒切尔主义”这个新名词。【26】1988年，霍尔将自己有关撒切尔主义批判的论述结集为《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一书【27】，认为撒切尔主义批判是一个系统工程，当时霍尔围绕英国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组织了多个集体研究项目，接合了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葛兰西和福柯等人的理论资源，建构了一种社会危机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理论，这涉及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的现代阶级斗争理论。霍尔认为，关键在于左派和工党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的“工党主义”之中，没有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已经历史地成为现代阶级斗争的最重要场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和工党要想摆脱当前的危机，就必须向撒切尔主义学习，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的主动权。

宗益祥：记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您是身边极少数认为特朗普会胜选的人，结果不出所料，您的判断是否跟霍尔提供的撒切尔主义分析思路有一定关系？

张亮：1987年，霍尔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作了一场题为《花园中的癞蛤蟆：诸理论家眼中的撒切尔主义》的演讲，他以撒切尔主义和自己的撒切尔主义批判为中心，阐发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28】该演讲的正标题“花园中的癞蛤蟆”非常诗性，其真实含义让人难以捉摸，其实这一意象出自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诗论“诗是一座想象的花园，里面有真正的癞蛤蟆”，通过这个意象，霍尔旨在表明撒切尔主义是具有真实社会历史根源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新颖的、相当有效的政治工程。早在《大右转秀》一文里，霍尔就指出撒切尔所领导的保守党很可能获胜的内在机制：此胜利是20世纪60年代末就发生的“向右震荡”过程的自然结果，其实质是保守党在特定的社会危机状态下，运用文化领导权争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利益的悖论式的积极认同，完成一种民粹主义助推的威权塑造过程，通过这种意识形态转型促进政权的更迭和国家形式的转型。无论是2016年的美国特朗普总统胜选，还是新近的2023年阿根廷米莱总统胜选，你会发现其胜利的内在核心机制竟然还是撒切尔主义。社交媒体时代的右翼民粹主义总统的确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当代政治现象，其勃兴有其现实基础，比如美国金融资本化和制造业萎缩造成北方锈城工人和南方“红脖子”农民的怨愤，而在当代后疫情的全球经济下行情势下，右翼政客依然向历史学习，向撒切尔学习，他们采取的威权民粹主义动员进一步俘获了底层群体认同。

宗益祥：我们知道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深受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影响，而关于撒切尔主义批判背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理论展现了霍尔与时俱进的文化批判锋芒。在普兰查斯1979年自杀后，霍尔就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国家批判理论，对此您有何评论？

张亮：1978年，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三部分，普兰查斯着重讨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出现变异或衰落的拉美国家存在的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威权国家主义”，他认为威权国家主义的出现必定与资本主义进入不同阶段和时期的阶段性发展有关。【29】在霍尔看来，这一观点与其在此前文化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一致的，所以在1978年普兰查斯出人意料地自杀之前,霍尔曾专门对其进行过一次访谈，访谈后半部分的重点就是“威权国家主义”及其与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30】霍尔与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有强烈共鸣，据此他找到了一条将文化研究接入国家批判理论的现实路径。在对普兰查斯的著作进一步地消化吸收后，霍尔提出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回应福柯的挑战，突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框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肯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发挥的权力是全面的、物质性的，因而也是客观的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也就是说，普兰查斯为霍尔在文化研究中所得出的理论结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支撑。沿着普兰查斯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霍尔提出作为历史现象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社会的“相对自主性”产物，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多元决定的”，在当代实现普选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通常发挥主导决定作用，经济则发挥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往往以社会危机为前提，而政治僵局的存在则为凯撒主义式的个人或个别因素发挥超常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当代英国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实施文化领导权将大众裹挟进自己新建构的“历史集团”，从而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变了国家形式。因此，在霍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依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过这种统治不是先验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中介系统策略性生成的和历史变化着的。【31】

张亮：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沿着撒切尔主义批判所开辟的文化研究道路，霍尔重装出发成为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思想旗手，你认为霍尔缘何实现这一崭新的身份转向？

宗益祥：其实霍尔本人并不太喜欢“多元文化主义”这个具有本质论嫌疑的词语，但是他的确对多元文化问题兴趣浓厚。尽管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该运动的思想旗手，还获得“多元文化主义之父”这一响亮的媒体名号，但是多元文化问题绝非新事物，它是一种旨在为不同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群体寻求平等权利和身份认同的社会运动。从历史来看，多元文化问题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质量参与到霍尔的批判实践：“二战”后随着英属殖民地移民涌入英国填补劳动力短缺，霍尔发现尽管20世纪50、60年代前后的种族冲突也客观存在，但是绝无可能撼动处于主导位置的阶级议题，这是多元文化问题的前奏。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共识逐渐瓦解，经济滞胀，危机四伏，统治集团通过操作种族问题引发道德恐慌从而重塑文化领导权，于是《管控危机》中揭示了种族问题如何被媒体高度表征，这是多元文化问题开始凸显的关键时刻。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阶段，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产物，多元文化群体基于民主、公平和差异的共同生活问题迫使霍尔重新学习“黑人”身份问题。因此，回顾霍尔的一生，他坚持探索英国社会主义未来，不断寻找潜在的革命新主体，而多元文化问题是其在后冷战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历史情势下再度发现的文化游击战场，我认为这就是霍尔身份转向的谜底。

在20世纪90年代，霍尔通过大量参与有关种族、族性和性别等多元文化议题的争论有力推动了西方身份政治学的兴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文化多元和社会公正的积极效应，不过您也会发现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学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其内部爆发的破坏性力量已经如同无法应对的回旋镖，您如何看待西方当代身份政治学的兴衰问题？

张亮：差异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正如霍尔的总结：身份认同与其说关注的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之类的问题，不如说更重视的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如何表现自身”等问题。身份政治的认同时刻就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定位，是关于位置的政治学。与此同时，他们又并非把差异绝对化，而是强调“差异中的同一性”，任何想要实现在当前社会过上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共同生活的想法都必须找到一个可协商的共同点，在不抛弃那些塑造我们身份的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求共识。因此，身份政治学是左翼力量边缘化后的重新登场，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恢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身份信仰而做出的努力。原先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左翼人士出现了身份缺失的现象——要么主动放弃，要么选择“中间道路”。身份政治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时期，兴盛于世纪交替之际，并形成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和正义式身份政治两大典型理论形态，有效地批判了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身份政治学的弊端显露无遗，它无力回馈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议题之中，才可能找到变革资本主义的路径。【32】

我注意到霍尔曾在开放大学开设过著名的“理解当代社会”课程，围绕“现代性”问题的四卷本配套教材被英国不少大学列为经典参考书目，你认为霍尔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多元文化主义有何内在关联？

宗益祥：您提及的“现代性四卷本”即《现代性的多重构成》《现代性的多元政治与经济形式》《现代性的多元社会与文化形式》《现代性及其多重未来》，列出详细书名是为了表明该套丛书会论及现代性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复杂维度。霍尔参编了这套丛书并且为其撰写两篇文章《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话语与权力》【33】《文化身份问题》【34】，加上同时期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即《地方与全球：全球化和民族性》【35】《新旧身份和新旧族性》，【36】四篇文章共同构成了霍尔差异政治学经典。霍尔强调从文化和身份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入手分析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承认差异性建构了不同群体，这是现代性形成的题中之义。霍尔反对单一线性的现代化历史观，认为连续的历史往往充满了无数的中断、断裂和反转，我们不能对现代社会的“起源”和“本质”进行独断论。霍尔明确反对以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为代表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该体系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即从传统社会不断起飞成熟再到超越大众消费的普世目标。【37】按照这种美国经典现代化理论，不同历史传统背景的国家都要宿命般经历同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否则只会坠入爆发革命这种历史发展的“病态”，比如罗斯托就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失败导致，俄国革命如果推迟爆发就能通过经济起飞克服这个历史的“歧途”。霍尔反对将资本主义视作唯一的现代化驱动力量，认为不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无法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在西方式现代化的普世语境中他更加强调现代化发展的差异性。

有趣的是，霍尔很早就认为西方从来没有真正读懂中国，因此，假如结合霍尔的现代化差异政治学，我们首先就必须承认中国的差异性，然后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重大意义，尤其是“中国式”这一前缀表明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提供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另类想象与伟大实践。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逻辑，即基于现代生产方式内驱形成的系统过程，这不以所在国民的特殊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近年来伴随着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暴露出一些深层矛盾，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继而陷入危机乃至失败的泥潭当中，比如西欧各国加强排斥外来移民或者难民，右翼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加剧了我们对多元文化主义何去何从的疑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亮：诸如霍尔这样的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扮演了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培养皿”的重要角色，他们的第三世界有色人种意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面苏醒。当时英国的少数族裔移民抗争运动风起云涌，霍尔选择介入这种新社会抗争运动，不仅仅是因为霍尔本人也属于有色人种移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很清楚绝大多数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移民都属于工人阶级，因此，从他们这里最有可能接合出真正的新革命主体——但是霍尔的这种斗争方式的选择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胜利拓展的特定时刻，为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维持基督教白人文化的一元指导地位，于是多元文化主义在争论声中逐渐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政坛再次整体“左倾”化浪潮中达到顶峰，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但是一旦客观现实条件发生变化，相应的多元文化主义战略战术很可能就难以为继了。

具体来看：第一，当今欧洲经济竞争力的整体下降是多元文化主义危机的基础性因素，金融危机终于引发欧洲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增，基督教白人社会与移民社会再度出现重叠，文化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第二，本质上来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但西方民主政治却把这个国家性议题扭曲为党派性议题，从而使得它陷入无休止的党争，通常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得不到妥善解决，反倒新旧矛盾被不断激化；第三，欧洲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多的本土白人也需要社会福利体系的救助，于是僧多粥少，这就与移民群体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危机的加压器；第四，伊斯兰文化在欧洲的迅猛扩张以及对基督教白人文化构成的巨大挑战，是引发多元文化主义危机的导火索。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衰能够给予我们以下启示：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多元文化的共生，缺乏对这种共生是否可能的前提性反思，而要辩证对待“文化中心论”观念，要以强有力的主导性文化为中心建构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要旗帜鲜明地强化主流价值观教育，捍卫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实际上，解决文化问题需要综合施策，但根本上还是要搞好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兴国之要依然不可动摇。【38】

张亮：2011年，霍尔在《卫报》发表《新自由主义的征途》，文章旨在探索金融危机暴露的西方社会陷入全面危机的内在机制，【39】自此霍尔正式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新长征”。随后2013年霍尔发表著名的《基尔本宣言》，文章的副标题明确表明这就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胜利的挑战”，你觉得霍尔为何在思想生涯的最后阶段集中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批判？

宗益祥：我认为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序曲，因此，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是撒切尔主义批判的登堂入室，情势的急剧变迁促使霍尔的批判锋芒继续调整方向，进而掀起批判高潮，随即在高光中逝去。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左派学者使用“新自由主义”概括和反思当代西方社会的多重危机，其中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最为著名，【40】不过霍尔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一词在理论分析上足够清晰，因为它太过泛化了，容易抹平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复杂差异性，这一点展现了新自由主义批判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差异政治学逻辑的继承和深化。

霍尔认为分析金融危机不仅要将其视作新自由主义征途的经济现象，还要将其视作是文化变迁和政治后果。他集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为了在新世纪以来左派一片消沉的大背景中激发思想争论的浪花，进而恢复文化研究介入现实问题的活力。面对多元文化主义斗争失效的危机，霍尔已发现破解之道恰恰在于亟待深入新自由主义逻辑延伸的虎穴，你无法继续高喊陈词滥调，徘徊在失去战斗价值的理论废墟。因此，在《基尔本宣言》中，霍尔发出呼吁：“当精英们试图利用全球资本的危机再次稳固权力之时，已经没有时间退让。”【41】您应该可以发现霍尔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也是对撒切尔主义批判和多元文化主义反思的综合再发现，他对于统治集团的新一轮领导权争夺保持高度警惕。

张亮：是的，金融危机及其连带社会危机已经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反噬性，但是西方社会形势并未自动左转，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寻求变革的左派知识分子，而霍尔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理论对此进行了有力解释，其中葛兰西的常识和领导权概念再次构成了关键词。在霍尔看来，常识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阵地。新自由主义不仅利用新的经济话语将主体构建为无革命意识的消费者，还运用新的种族主义话语将政治问题的焦点转移到特定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之上，据此绕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正是通过一系列常识运作成功实现了“去政治化”目的，从而使新自由主义逐步占据了社会领导地位，即完成了“常识化”新自由主义过程。【42】

宗益祥：霍尔的《基尔本宣言》计划给出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分析实际上并未完成，或者说，他用以分析当下的理论介入工作始终“无法完成”，或许这种持续干预当下的迫切感只有死亡才能终结，那么您对霍尔毕生开展理论工作的特点有何总结或者评价吗？

张亮：作为理论家，霍尔的突出特点是不生产理论，但是运用理论，或者说他更关注“理论化”（theorizing）的过程，即不停到处寻找对自己有用的理论，与理论争执，并试图把它们接合起来，据以分析、解决从现实中发现的迫切问题。我认为霍尔的理论创新道路有三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方面：首先，霍尔具有关注现实的高度自觉性、为底层人民代言的坚定左派立场、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以及恰当提出问题的高超艺术，这使得非英国本土出身的他能够成功发现并提出具有时代性、英国性的真问题；其次，霍尔始终坚持面向现实，自觉寻找、锻造并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为其发现、解决具有时代性的真问题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最后，霍尔对狭隘的学科观念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加之其本身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使得他能够连续发起并组织跨学科的团队研究，实现理论创新。【43】

宗益祥：霍尔喜欢引述葛兰西“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这句话聊以自慰，在新自由主义批判道路的终点，霍尔依然用了一个问号指向不明朗的未来。【44】作为中国当代学者，您觉得通过追思霍尔，我们可以从中收获何种启示？

张亮：在我看来，霍尔具有热诚而清醒的有机知识分子品格，他有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立场，坚持学术政治化的理论自信，反对“去政治化”的学院体制知识生产常识，不断介入具体、细微的社会现实问题，他将文章真正写在了大地上。霍尔对于集体合作、淡化优绩者的理论化道路探索本身也是对强调个体主义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学术伦理的颠覆，他的理论化道路本身就是介入现实的斗争策略，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坐而论道。当然，霍尔也有他的问题，受到自身认知和客观条件诸多限制，他始终以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他对葛兰西的理解是否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这一问题也值得商榷，不要忘记葛兰西是从意大利共产党书记的位置来开展革命斗争。

霍尔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依然值得中国学者推进编译、研究和使用。我们要在篇目内容上拾遗补阙，但是依然要警惕编译工作的抽象化操作，即脱离霍尔文本写作的历史语境和具体问题制造一种流畅而同质的拿来主义幻觉。最后，对于霍尔诸多篇章的理解要镶嵌在思想的整体中去把握，防止树叶离开树枝，从而让霍尔失去思想的生命力，因此，整体性、在地性和斗争性是我们面对霍尔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