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论片断专题 | 《资本论》和《大纲》中的机器、生产主体性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本文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形式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认为它形成了关于革命主体性的规定性（determinations）的辩证表述。实际从属奠定了革命主体性的基础，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所阐述的“自然历史进程促进了人类发展”这一深刻思想的具体化。根据《巴黎手稿》的阐述，人类历史的内容就在于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所特有的物质力量即人的生产主体性（human productive subjectivity）的发展。马克思总结说，废除资本、实现革命主体性的关键，恰恰就在于生产主体性的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历史性变革。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早期观点在《资本论》当中（当然《大纲》也很重要）主要是通过阐述相对剩余价值（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不同生产形式的规定而具体展开的。通过揭示资本形式在占有并改变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的生产主体性的物相（materiality），马克思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将共产主义的物质决定因素看作是产生于资本形式自我运动中的异化的潜能（potentiality），它必将通过自我扬弃的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而得以实现。

这些决定性因素仅仅在马克思的个别文本中被一笔带过，它们都这样描述共产主义最纯粹、最典型的特征：共产主义是使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形成的集体力量即社会劳动完全自觉的组织。在《大纲》中，马克思批判了亚当·斯密将劳动视为牺牲的观点，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他对所谓“真正自由的劳动”（really free working）的基本属性作出了最清晰简洁的界定。马克思不仅声称，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劳动必须成为一种自觉组织起来的、直接的社会性活动，而且对被解放的生产性活动进行调节的意识也必须是普遍的、科学的意识，这构成了这些段落有趣且“耐人寻味”之处。之后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再提及此处的后一种属性，这对于我们理解革命主体性的具体内涵来说，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前阶段，我只想根据《大纲》中的片段重述上文所提出的资本和生产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的发展是否会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人的生产主体性，即必然致使后者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基本属性？此外，工人阶级是承载这两种属性的实质主体吗？在本文中，我将试图通过详细地解读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关于实际从属最发达形式（机器体系）的矛盾运动的论述，来回答这些问题。

马克思首先指出，人类劳动过程的转型构成了大工业的特征，它在本质上是机器这一特定物质形态的发展，特别是与此相应的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过程的发展。机器的双重物质特性来自于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知识、手工技能和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资本致力于用自然力的运转来替代人的手工活动作为直接动力，从而将劳动对象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试图取代工人直接的主体经验，而这种经验构成了劳动过程自我调节的基础，也就是作为劳动过程必要因素的知识的基础。这意味着首先需要把知识的生产转变为一种活动，尽管这种活动毫无疑问仍是属于社会劳动组织内部的环节，但它的存在有别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即时性。此外，还需要将这种活动对象化为一种以机器为代表的“死劳动”（dead labor）所承载的生产力。因此，知识必须且必然采取科学作为它的普遍形式。

在第四节中，通过对“工厂整体”（the factory as a whole）运作的描述，马克思开始揭示大工业中生产主体性的具体的质的规定性。对尤尔（Andrew Ure）的著作片断的讨论，促使马克思将一般意义上的工厂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社会生产过程进行自我调节（conscious regulation）的场所。虽然这种调节是自发的，但它也被限定为颠倒了的总体社会规范的一种具体形式，后者则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在其自我扩张过程中形成的特性。正是在工厂中——这也是尤尔的阐释所忽视的问题——这个颠倒的社会存在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大工业的特征在于，社会劳动科学性的自我调节不再是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从事直接劳动时所具有的属性。对工人来说，他们的力量已经在机器体系中实现了对象化，他们不得不使自己生产的意识、意志的发挥从属于机器体系的自动化运转，以至于成为它的“活的附属物”。因此，大工业只会加剧“生产过程的智力”同直接劳动者的分离，从而实现科技的极大发展。就其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形式而言，劳动产品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既在形式上也在实际上支配着工人。于是对这些工人来说，资本就表现为生产过程本身实在的物质主体。

掌握了上述要点，现在我们就可以转而分析大工业条件下工人的生产主体性的具体内涵。基于机器体系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取消了对工人的一切专业技能与知识的需求，使工人的生产主体性陷入了彻底退化的具体情形。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雇佣工人特有的主体性截然相反，大工业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诞生了它最真实的产物——普遍工人（Universal worker），即能够参与到任何形式的劳动过程中的生产主体。

随着与任何机器都能共同工作的工人的不断产生，从单纯的物质或技术层面上来看，每个人就不必再终生依附于某项单一的生产技能了。然而，只要机器越来越专门地用于某些特定的生产部门，那么在技术上延续工厂中的劳动分工就仍有可能。事实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性关系缓滞了社会劳动的物质生产力（作为劳动产品异化表现）的发展，导致旧的分工制度以更加令人厌恶的形式得到了恢复。因此，从大工业中产生出越来越普遍的工人，这一趋势实际上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这是通过在“固定化的专业”（ossified Particularities）加剧的基础上扩大对活劳动的剥削实现的。因此，当工人生产主体性的专业化发展在技术上不再必要时，单个资本家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管。迫于竞争压力，生产出额外的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家唯一的个人动机，如果说让工人“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能获得额外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他就会这么做。实际上，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采用旧的分工制度，意味着可以降低支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了”。此外，它还意味着人身遭受剥削的部分会变得更加顺从，因为“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

“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运动首先体现在对童工实行初级义务教育这方面。马克思指出，单个资本家对儿童劳动的无节制剥削不仅导致了“儿童、少年的身体受到摧残”，而且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衰退，“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由于“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资本对儿童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将会危害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未来一代成年工人赖以生存的身体与道德状况，最终反作用于社会总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本身。马克思讨论了英国印刷行业的例子，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在引进印刷机器之前，印刷业是基于学徒制建立起来的，在学徒制之下工人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就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并且根据这项制度，“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然而随着印刷机的引进，资本家也可以雇佣11岁至17岁的少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这些未成年工人日复一日地长时间从事最简单的工作，直到已经“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而被印刷厂解雇。这些当时只有17岁的工人在智力和体力上都遭受了如此严重的衰退，以至于即便还是在同一家工厂，他们也无法为资本提供所需的哪怕少得可怜的生产属性（productive attributes），而这种属性是从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即人的劳动力中获得的。 

工厂立法中关于教育的条款不仅使马克思坚信社会资本具有改造人的生产主体性的“普世天职”（Universal vocation），而且促使马克思在他整个的辩证叙述中第一次强调，唯有人类生产主体性特定形式的发展，才能把资本在物质力量生产中自我更替的历史性运动表现为支配人类生活的一般社会关系。

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些教育条款代表了“未来的教育”的萌芽——也只是如此而已，换句话说，马克思的论述旨在说明：未来的社会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潜能，它包含在我们眼下正在考虑的大工业的生产主体性当中，尽管迄今为止它的必要因素已经展现出来，这种潜能仍然不能立刻实现。恰恰相反，教育条款的一无是处表明了这些因素还远未成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仅仅是对个体的一种设想形式，但这些个体的生产主体性目前仍困于资本增殖所需条件的再生产所强加的悲惨处境中，还需要其他物质条件的转化来促进这些萌芽因素的充分发展。

社会资本对于普遍工人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工场（workshop）内部的劳动分工阻碍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事实上，由于大工业的技术基础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将引发社会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永久转变，从而引发单个工人发挥生产主体性的方式以及他们构成直接的总体生产主体的联合方式的永久转变。这种持续性的技术变革要求个人能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更新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工作，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但是，他也再次指出，一般的社会生产组织是如何经历了社会资本各个部分的价值增殖，以至于不能立即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趋势。社会劳动的私人分离及其经由资本形式而异化了的社会中介，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使劳动的转变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这一矛盾的形式下，大工业产生普遍工人的趋势仍在不断推进其自身的实现，说明只有当必要因素得到了充分发展，异化的社会形式才会遭遇其自身的极限（absolute limit）。也就是说，新社会的物质基础依赖于人的生产主体性普遍特征的充分发展。

通过这一讨论，马克思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普遍需求（在这种情况中，工人具有普遍的生产主体性）如何同它在单个资本个体行为中的具体实现（单个资本致力于保持并增强生产主体性的专业化发展）相矛盾。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一矛盾是如何进行运动的：它将工人阶级确定为资本增殖的中介条件的人格化，而资本增殖则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实际上，大工业的发展使拥有普遍的主体性成为了工人阶级成员赖以生存的条件，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才能向资本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将社会资本异化的必然性转变为对工人从事社会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因此，工人们必须联合一致，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斗争，以此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把初等教育宣布为雇佣儿童的强制性条件”。但是，如果初等教育不是培养未来的普遍工人其中的一步——它当然是最基本的一步——那它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生产属性的发展使劳动者不再像大工业的总体劳动者（collective laborer）那样在直接社会劳动过程的各种特定层面上工作，而是根据资本对他产生的任何需要进行工作，对吗？

社会资本对普遍工人的需求，为工人阶级就其社会再生产条件同资产阶级进行对抗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另外一种物质基础。工厂法（Factory Acts）体现了大工业和工人力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第十章“工作日”展开的对于这一关系的首次表述中，阶级斗争似乎没能突破它最一般的规定性，即按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进行买卖的形式。不过，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当生产主体性确切地得到发展时，走向普遍的生产主体性的趋势最终会为阶级斗争提供更庞大的变革性力量，也就是工人阶级建立政治统治（political supremacy）所必需的东西。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背后还有哪些更具体的规定性呢？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并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根本不可能提供任何答案。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展开还需要涉及更多的中介因素，因此它不是由我们在论述时所面对的社会形式，即凭借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而实现的直接潜能所承载的。那么，在辩证叙述的这一阶段，无论是后一种说法还是之前所讨论的关于“充分发展的个人是废除资本的基础”的说法，都是未经中介（unmediated）的、外在于大工业生产主体性具体规定的考察。

这一点本身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从类似这种辩证研究的视角来看，我们在对马克思关于革命主体性规定性的探索进行批判性重建的重要关头上并不是走投无路，它仅仅表示我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的历程还需要继续推进，因为我们的终点——革命主体性——还在前方。然而，如果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一探索的要点已经具体呈现出来，那么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问题就会大不相同。在这方面，《资本论》的当代读者在试图发掘这些规定性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不知其所踪”。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面对大工业的工人趋于普遍（Universality）的倾向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劳动越发自觉的调节时，马克思是如何从外部反思在真正自由的基础上“重建社会”（build society anew）所必需的生产主体性的特定物质形式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了这种反思的方法论针对性，因为后者本身的规定性之一就是作为普遍的生产属性的承担者，即能够进行“一般性质的物质生产”。但是这个普遍的属性并非穷尽了生产主体性形式以及构成“真正自由的工作”直接潜能的必要因素，后者首先还包含着一种物质生产过程，它的一般社会性质是被直接设定的，这一前提也存在于——至少是倾向于存在——《资本论》所推进的大工业的生产主体性思想中。然而，除此之外，马克思在《大纲》的段落中提到，“革命的”生产主体性的普遍性必须是一种科学意识的体现，它能够将工作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组织起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尽管《资本论》中论述的大工业中工人的生产主体性具有普遍化的倾向，但是这种普遍性不是工人自觉调节生产过程的能力科学扩展的结果，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关于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全部知识日益丧失（最终是绝对丧失）的结果，而工人只是劳动过程的一个部分。对于参与直接生产过程的工人来说，他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达到了最大程度，这样的工人当然能够在资本摆在他面前的任何自动化劳动过程中工作，但不是工人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作为客体”，相反，对于工人而言，“自动机本身是主体”。需要用科学生产力来支配自然力，科学生产力是以它在机器体系当中的对象化存在为前提的，它不是资本置于劳动者手中（确切地说是头脑中）的一种属性。简而言之，关于雇佣劳动者的形象所承载的东西，我沿袭伊尼戈·卡雷拉（I?igo Carrera）的观点，称之为“衰退的生产主体性”（degraded productive subjectivity）。科学的意识和普遍性并非相辅相成，而是相互对立，换句话说，这种衰退的生产主体性本身并不直接具备马克思自认为彻底摧毁资本（“blow sky high”）所必需的历史的、革命的力量。此外，马克思的论述并没有表明，当前异化的一般社会关系的运动本身——资本积累——引发了变革的社会必然性，即以革命的政治形式改变那些劳动者的生产主体性，使他们重新占有在这种异化形式下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的力量。

尽管对于革命主体的物质基础的说明是不充分的，但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作为劳动产品异化属性的人类生产主体性规定的论述画上了句号，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其余部分（和遗留的另外两卷中），马克思再也没有系统地进一步揭示革命主体的规定性。从已有论述来看，在转向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因素的外在表现后，马克思只是跨了一大步，走向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的结论，即他对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判定的那段著名论述。

这一节的高潮部分所包含的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两个质性不同（因此可以分开来分析）的“环节”（moments）——即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和资本的废除之间产生了具有误导性的混淆，如果我们撇开这个问题不谈，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展开论述的规定性是否足以说明向“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的过渡路径是合理的，而对这一点的叙述可以说是过于简单的、总体上很笼统的。从生产主体性之规定的视角来看，“历史趋势”一节涉及的向革命性政治行动的转向的确是直接的而非中介的。那些生产主体性几乎被掏空的工人，如何自愿地去组织分配以自觉的集体力量形式存在的社会劳动力总和？不断加深的“贫困、退化、压迫等等”肯定会使劳动者面临一种十分极端的、作为他们异化的社会存在方式的直接表现形式，因此，它们能促使劳动者增进他们为劳动力价值而斗争的团结关系，来巩固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集体抵抗。然而，资本主义异化表现形式本身无法使阶级斗争从异化再生产的形式转变为它完全自觉的超越形式。社会必然性构成了革命主体历史建构的依据，它的出现还涉及工人生产主体性物相的各种转变的中介。

因此，在《资本论》相关章节中展开的“人类劳动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human labor）与第一卷结尾的革命性结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在下一节中，我将考察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机器体系进行判定的表述。虽然缺失的规定性在那里也没有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出来，但从该文本中可以提炼出进一步研究革命主体性的主要内容。

作为探讨《大纲》中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的叙述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回顾《资本论》中对大工业规定性的重构，更具体地说，就是追溯科学和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意味着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被广泛应用，然而，后者并不是那些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参与直接劳动的劳动者在物质上所承载的属性。对劳动者来说，科学知识采取了已经对象化在机器中的异己力量的形式，马克思在《大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正如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节所说，科学力量从它们的源头上看是劳动的产物。因此，虽然这些力量——以及从人们直接协作的组织中产生的一切力量——形式上的主体仍是资本，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通过自己的（异化的）脑力劳动发展了人类的科学的生产力（capacities），并使后者实际应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实质主体是谁？抛弃了作为生产主体的体力劳动者之后，似乎我们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把关注点放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仅有的角色——资本家身上。是资本家发展了他的生产意识和意志，从而将资本对于能够科学地控制自然力的需求人格化（personify）了吗？马克思在《资本论》“机器和大工业”一章的某个脚注中作出了回答：“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

因此，拥有智力从而让科学知识——它以它在机器体系中的对象化存在为前提——获得发展的，并不是资本家。被直接生产过程吞并的科学是占有“他人”脑力劳动产品的结果，包含在大工业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这个“他人”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必要的中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反之，我们能够从《大纲》的一些片断中看到，活劳动的一切活动的物质协作基础被放在首位，其中科学的发展及其技术应用作为基本的构成要素。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预设的规定性中包括将商品所有者划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如果抛开资本家这一科学劳动的实质主体不谈，显然，只有那些被规定为“双重自由”的个体（double-free individuals）才能将大工业生产过程的当下发展人格化。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阐述，但历史的后见之明（hindsight）让我们很容易认识到，社会资本是怎样处理它对科学生产力发展的持续需要的，即产生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特殊的、局部的器官，它的功能是有意识地操控自然力及其在更加复杂的自动化机器体系中的对象化形式的运作。一方面，机器体系导致了那些从事着保留下来的直接劳动的工人逐步去技能化（deskill），以至于除了机械地重复极其简单的任务以外，他们的劳动毫无内容可言；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总体劳动者中组成智能器官（intellectual organ）的成员的生产主体性逐步扩展，资本要求这些工人参与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形式。和《资本论》所讨论的一样，这都是“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当然，只要这个扩展的生产主体性仅仅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形式之一，那么对新开发的智力生产力的运用也就颠倒为资本自行增殖运动的一种存在方式。

在异化的形式下，资本因而形成了一种物质变革（material transformation），它在根本意义上超越了仅仅承担着不同生产属性的雇佣劳动者。在此，最首要的是人类的劳动本质发生了彻底的、根本的转变，它逐渐地不再将劳动力直接应用于劳动对象以改变其形态，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这样的活动：它致力于发展对自然力运动的自觉操控，以使其自动作用于劳动对象，并以这种方式引起劳动对象形态的改变。根据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机器体系的阐述，资本达到极限的关键就在于人的生产主体性的特定物质变革的矛盾性、历史性展开。

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我们需要把握的要点是，在资本主义特定形式中，活劳动这两个环节的对立运动与机器体系的发展是相对应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活劳动这一历史的、具体的转变的革命性方面在于：生产过程的规模和复杂性特别是其组织的日益科学化，使资产阶级（非劳动者[the non-labor]）的主体性无力在他们的资本规律下将当下的直接社会劳动人格化。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智力生产力及其运用成为了“劳动阶级”（laboring classes）的一种属性。

科学扩展的脑力劳动的生产主体性，就其本质而言，是越来越普遍或全面的。这一形式的人类劳动力的发挥旨在扩展对自然力总和的自觉操控，并且，自然力总和从属于活劳动力量涉及对后者一般规定性的理解：其目的因而是在不断进化的机器体系中拓展其特殊的技术运用。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为了突出它相对于协作劳动（cooperative labor）的特殊性，科学劳动在定义上就是一般劳动。

在总体劳动者器官（organ）的构造中，伴随着其持续的革命化，资本由此在产生具有普遍生产主体性的工人时引起了另一种趋势。但这种普遍性不再是因为直接劳动者无可避免地极度缺乏个人生产能力而形成的空洞的普遍性，而是当它获得充分发展时，它就会变成总体主体（collective subject）器官的一种丰富的、具体的普遍性。这些器官越来越能够自觉地控制他们的生活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将任何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生产过程组织起来，从而将大工业基础上的任何社会协作形式组织起来的能力。随着这种生产主体性的扩展，雇佣工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再也不“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因为后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主体性对象化的直接产物：“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注的是机器体系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工人阶级的生产主体性物相产生了消极影响。“充分发展的社会个体”这一社会必然性的历史发生呈现为一种抽象的潜能，它和资本机器化生产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完全是外在的。相反，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的无限趋势，这必然会引起那种特定的、普遍的生产主体性本身的历史生成；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了解自然界，并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统治自然界。

此外，马克思将这种生产主体性的特定物质形式描述为：它的进一步扩展最终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存在相冲突，因此它作为一种直接的潜能，承载着“创造新社会”的必然性。事实上，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倾向于取消体力劳动在质和量方面的比重，从而将活劳动的根本因素转化为智力过程。这样一来，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改变最终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脑力劳动与目前在质和量上都微不足道的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不能再作为人们生活过程的组织形式，从物质方面去获取。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通过社会生产智力在当下的直接社会生产体各个局部器官的个体主体性中的体现来维持自身。除此之外，要将“一般智力”的力量纳入每一位个体工人，现在必须采取客观社会知识（即科学）的形式，而不是作为劳动者主体性生产直接经验的结果（如独立手工业生产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情形）。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整个工人阶级（无论其生产主体性如何）自觉组织起来的政治行动就是这后一种物质变革得以实现的必要形式。

因此，在“社会智力”的科学生产力扩展和人类劳动被规定为直接社会性的双重基础上，资本直接走向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历史极限。但并不是在资本积累停止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时达到了这一极限，托洛茨基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都这么认为；相反，资本在这种时候与它的界限发生冲突，即人类劳动力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同时实现了异化的社会化和科学的普遍化，并出于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特定物质形式的发展：社会劳动完全自觉的组织，一方面作为一般社会规范调节着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因而另一方面也作为构成总体劳动者的每一个个体的生产主体性的一种属性。在这些情况下，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这取决于资本本身最直接的需要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矛盾。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异化的社会必然性是这样产生的：人类被生产为生产主体并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力量和活动的社会规定，所以人不再把社会视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并且支配他的力量，反而自觉体会到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即生产协作）是使他的个性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而自觉认识到在与其他生产者的有机联系中，他的劳动力被消耗的社会必然性。不过，人类主体性的这一形式肯定会和一种社会形式（资本）产生冲突，这种社会形式将人类生产为私人的、独立的个体，因此这些个体将他们普遍的社会依赖性及其历史发展视为社会劳动产品所承载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劳动过程的物质形式规定性不再是人类生活再生产的中介。因此，资本积累必然行至末路，为个体的自由联合让步。

最后，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大纲》“机器论片断”的重要意义了。虽然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较早版本明显是以一种不成体系的方式写就的，但是它包含了大量规定性得以系统展开的基本要素，这些规定性构成了超越资本的变革性实践的应有之义，而《资本论》只是片面地实现了这一点。但实际上，其形式的必然性即整个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行动是在《资本论》中展开的。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通过对《工厂法》的讨论揭示了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规定性，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种必要中介，以自觉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的形式展开，以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社会劳动实行普遍自觉的调控，也就是作为一种凭借资本形式组织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这种组织在本质上是不自觉的，因而是颠倒的。但同时，我们从前文中看到，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也是一种必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社会资本对于拥有日益普遍化的生产主体性的工人的需求得到体现，而这一需求是由大工业形态的实际从属活动引起的。诚然，在马克思《资本论》第十五章的论述中，阶级斗争并没有超出它作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中介环节的规定性，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把阶级斗争内在的物质内容——人类生产主体性的社会化和全面发展——完全地揭示出来。而这恰恰是《大纲》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纲》揭示的不是不同的内容，而是内容本身更为复杂的形态，更何况它的具体实现方式仍是一样的：通过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但此处的斗争不再被界定为资本再生产的一种形式，它的内涵可以更充分地表述为，雇佣劳动者的政治行动现在被界定为超越资本的人类实践的存在方式。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定性就是：成为丰富的个性的主体性的历史生产所采取的政治形式，“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本文认为《大纲》和《资本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为科学地阐述使革命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得以形成的资本之规定提供了基本观点。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大工业的讨论，与他当初在他的研究手稿即《大纲》中的论述是不同的，这使得许多学者认为这两种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不相容的，甚至可能反映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变化：从早期对实际从属形式的解放潜力持有的乐观立场转向了后来较为悲观的立场，而实际从属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专制统治（deSpotic rule）。本文已经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个方面提供了不同的见解。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的论述发生了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两者的差异并不代表他关于大工业生产主体性的规定存在两种不一致的看法。相反，每个文本实际上都聚焦于两个本质矛盾其中之一的发展，这两个矛盾都体现了实际从属最复杂形式的特征，实际从属的发展又构成了革命主体性的内在基础。《资本论》的论述关注的是生产主体性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绝对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强调大工业中雇佣劳动者的个性的实质衰退。而在《大纲》中，马克思把关注点放在了资本统治下的生产过程中智力和体力因素之间的矛盾发展上，从而揭示了双重自由的劳动者的主体性具有科学扩展的趋势。然而，这两个矛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在特定的历史前提基础上生产其类存在（species-being）物相的异化形式。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发展不但涉及到社会劳动的主体和产品之间形式上的颠倒，也涉及到雇佣劳动者的生产个性在实质上的残缺。不过，马克思也很清楚这些形式具有相对的历史必然性，哪怕它们只是作为一个正在消失的环节，出现在“真正自由的工作”物质发展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因而也出现在其自我扬弃的必然性的生成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