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元哲学：走向使用的社会空间理论

【摘要】在第一个元哲学的层面上，列斐伏尔直接说明了实体主义空间认知的问题，即将社会空间的关系场境存在误认为实体对象和堆置东西的空场的认识论失误。这也是一般空间拜物教的错误。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透视经济拜物教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的流转，一定是发生在不同的城市建筑空间、都市生产的空间以及空间性规划之中的，当人们停留在遮蔽了经济关系场境的空间建筑等物性设施上时，这就是空间拜物教。列斐伏尔提出，必须建构新的社会空间生产：一是取用战胜支配，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最根本的转换；二是使用战胜交换，这是用空间的自身用在性消除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交换逻辑，着眼于使用的空间分析，就是要从用于交换的消费空间返回到人的身体的真实需要和空间构序。具体说，这就是复归身体的整体空间构序。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实体主义；拜物教批判；身体；取用性

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列斐伏尔^〔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我们在此研究的《空间的生产》(1974）^〔2〕一书主旨。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透视，他将其视作一种从实体主义认识论到社会关系空间生产理论的转换，在面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的现实时，则是对经济拜物教的批判。这种批判着眼于空间的使用，使空间生产从交换为目的的消费空间中摆脱出来。这也就重新树立身体在空间理论中的“根基与基础地位”，超越二元对立的旧哲学话语，在真实的使用需求中建立科学的社会空间本身的生产方式。这也被标识为新的“元哲学”构式。

列斐伏尔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科学(science de l’espace social)，或者科学的空间认识论。这当然也是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认识论。他认为，现在要赋予认知一种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内涵，这也会生发出一种新的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从传统哲学角度来看，我们这里所从事的研究与理论活动的类型可以被称作元哲学”。^〔3〕这个所谓的元哲学，是列斐伏尔1965年在《元哲学》一书中提出的论题。在他看来，元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哲学所曾是的特征，以及它的语言、它的目标，并阐明它们的局限性从而超越它们”。^〔4〕这也意味着，元哲学将开创一种新的哲学思考之门。列斐伏尔确证元哲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在空间研究中“为哲学打开了通往‘真实’与可能之门”。^〔5〕可是，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元哲学或科学的社会空间认识论呢？在他看来，出路只有一个，必须能够透视实体主义世界观，走向以非实体的社会关系为思考对象的科学。笔者以为，这正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世界观的更深理解结果。否则，我们根本就进入不了以关系场境为本质的空间生产的领域。他说，

社会科学一旦将自身建立起来，便失去了对哲学传承下来的各种“实体”(substances)——诸如“主体”与“客体”、社会“自在之物”，抑或是孤立地加以考虑的个体或群体，等等——进行描述的兴趣。取而代之地，像其他科学一样，社会科学把关系(des relations)视为它们的研究对象。^〔6〕

透过直观的实体对象，把超越了主－客二元构架的关系(relations)作为研究对象，包括通过非直观的形式、结构和功能范畴来把握当下建构且解构的关系场境存在，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人们总认为，不可见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基础便不可能存在”(Pas de rapport sans support)，可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在人口或日用之物中看到的‘物质基础’(le substrat matériel)，并没有提供一种答案。我们还可以继续问的是，这个‘基础’与其所支撑与承受的关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7〕列斐伏尔说，其实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已经”出现了“把问题引向‘物－“非物’(choses－non－choses)的统一或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s coilcrètes）的思考之中了，当然，这种“具体的抽象”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在场的在场之理念，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直观对象背后的实践活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可感的不可感物”的商品。这是很难理解的物－非物(choses－non－choses)思想构境。

物(chose)——马克思视其为社会劳动的产物(le produit d’un travail social)，它注定要用来交换，并为了双重意义上的价值，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才被投资制造出来——既体现了也掩盖了社会关系(contient et dissimuleàla fois les rapports sociaux)。物似乎因此成了所有关系的基础。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商品面目出现的物，很显然已经不再是物；就它们依然是物这一点而言，它们变成了承担过多意义的“意识形态对象”(objet idéologique)。^〔8〕

很多年之后，齐泽克以objet idéologique为题，写下了著名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9〕列斐伏尔的认识显然是深刻的。但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历史性的逻辑僭越，因为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构境层面：一是元哲学的层面上，出现在一般空间生产理论中的实体主义认识论问题，即把社会空间的关系生产当作物的生产，这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我们的常识经验层面也是存在的，这一层面要解决的问题是从实体论转向实践和关系存在论。在马克思那里，这一重要的新世界观转变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突现的，在那里，他不仅透视了直观对象背后的从主体出发的实践活动，还明确透视了人的实体存在背后“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这也是理解列斐伏尔从物质广延性到空间实践，从空洞的物性场所到社会关系的空间生产转换的钥匙。二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层面上，主要是透视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中发生的经济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批判并非仅仅满足于指认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更深地批判性透视将劳动交换关系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误认为物（事物化颠倒的货币和资本关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遮蔽了劳动交换关系的货币和资本都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象(objet idéologique)。说黑格尔与马克思一样，只是唯心主义地透视了经济拜物教，这的确是深刻的说法，然而在列斐伏尔那里，这完全可能是一种理论无意识。这两个层面正好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批判性方法的双重透视。

列斐伏尔接下来的分析证明了笔者上述的推测。首先，在第一个元哲学的层面上，他直接说明了实体主义空间认知的问题，即将社会空间的关系场境存在误认为实体对象和堆置东西的空场的认识论失误。这也是一般空间拜物教的错误。对于社会空间，列斐伏尔首先以否定的方式界定了边界：

这种空间被定性为某种“物-非物”(choses－non－choses)，因为它既非实体性的实在(niréalité substantielle)，也非精神性的实在，它也无法被分解为抽象物，且它既非空间中的物的集合(collection de choses)，也非某些被占据的地方的聚集。这种空间既不是作为符号的空间，也不是作为与空间相关的符号的集体，除了它所包含的这些抽象符号和实在的物之外，它还有着更多的现实性(actualité)。^〔10〕

列斐伏尔一口气说了七个不是，其实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实体主义的空间认识论，无论这种实体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在他看来，“社会空间建立的原初根基是自然界——自然的或物理的空间”，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前设的“自然的先在性”，这的确是社会空间发生的前提，但是，在人类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中，空间生产不断地通过人类特殊的空间实践活动逐步地“替代自然”的物性实在地位，从本质上看，新生的社会空间存在的本质主要是指“连续不断、层层叠叠地纠缠在一起的网络(successives et enchevêtrées de réseaux)，（这些网络）尽管在形式上是物质的，却获得了一种超越其物质性的存在：小径、道路、铁路、电话网，等等”^〔11〕。先不说列斐伏尔这里又非历史地搅成一团的社会空间的不同历史层面，我们可以格外注意列斐伏尔要我们聚焦的物质基础之上多出来的关系场境网络(réseaux)，并且，尤其是这些仍然有着物质存在外观的社会空间存在的本质，小径和道路不是指草地和林间的泥土地，而是指人在大地上无意识行走踩踏出来的“路”，这个物－非物(choses－non－choses)的功能性的路区别于被踩实的泥土，它正是社会空间的缘起，“路”的空间存在方式正是不断发生的行走和车辆通行的功能性关系。不同于远古时代就开始出现的乡间小径与道路，铁路和电话网都已经是工业生产基础上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生产了，铁路不是指钢铁的轨道和列车，而是火车运行的功能性的交通这个社会空间存在；电话网当然也不是电缆和电话机，而是打电话这一社会空间实践存在，以及电话交流建构起来的特殊远距离电子主体际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基于物的实存的社会空间存在的本质就是一种客观发生的社会关系场境。这正是列斐伏尔所指认的出现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里的物－非物(choses－non－choses)的真正含义。这也为历史唯物主义那个“最难理解的物（孙伯鍨语），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个物－非物被指认为商品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12〕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非实体的

社会关系作为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s concrètes)，除了在空间之中并通过空间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它们的基础是空间性的(leur support est spatial)。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这个基础与它所支撑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加以分析。这样的分析必须隐含和解释一种起源，并构建一种批判——对建立(institutions)、替换(substitutions)、互换(transpositions)、隐喻、换喻等这些改变了我们所思考的空间的东西进行批判。^〔13〕

列斐伏尔这里是强调，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身就是一种发生在社会空间生产中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s concrètes)，这种具体的抽象并非观念的抽象，而是一种空间生产中发生的客观关系抽象。如果离开社会空间场境，就无法理解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存在。笔者推测，列斐伏尔这里反复突显的具体的抽象，是在格外提醒我们注意社会关系的当下发生和消解，以及这种关系场境通过现实抽象再反向对象化为空间物性设施的复杂过程。他说，在空间实践发生之后，社会空间中

总“有些东西”(quelque chose)生存和延续下来，这里的“某些东西”指的不是某个物。每一种这样的物质载体(le support matériel)都有形式、功能和结构(forme,fonction,structure)——这样一些规定它的必要的而非充分的属性。事实上，每一种载体都建构了它自己空间，离开了这个空间便无任何意义和目的可言。^〔14〕

有如上述提及的物性的“路”并非物，而是作为空间实践的走的行为现实抽象和反向对象化为异质于通常泥土的不再长草的硬实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泥土中的持续下来的“路”正是作为具体的抽象的物－非物(choses－non－choses)。再延伸到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建筑、广场、立交桥等空间物性设施，以及水道／轮船、高速公路／汽车、铁路／列车和空间航道／飞机，就可以理解这些物-非物背后发生的更加复杂的空间关系场境。可是，如果把这种空间实践建构起来的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空间误认为可见的物质对象，就是列斐伏尔要证伪的实体论主义（一般拜物教）的空间认识论。这是空间理论在元哲学上首先要澄清的第一个构境层面。

其次，第二个层面，才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出现的经济拜物教的透视。对此，列斐伏尔并没有自觉地界划。当他说，每一种载体都建构了自己的空间，离开了空间它便毫无意义和目的可言时，即便是在上述第一个层面构境中，这也是对的。因为，一条小路，长时间没有人行走其上，它不久便会复归长草的自然；铁轨和列车离开了可以奔驶的交通空间，电话离开了人们对其的使用，它们什么都不是。就像今天由于人们普遍且经常地使用移动手机，有线的固定电话则越来越成为被冷落的废弃物。然而，当列斐伏尔接着说，

每一种网络或链条从而也是每一种空间——都以独特的方式服务于交换与使用(un échange et un usage)。它们中的每一种均是被生产出来的，从而服务于某个目的；每一种都要被耗尽或被消费，有时是非生产性的消费，有时是生产性的消费。^〔15〕

问题来了，空间生产服务于交换(échange)，所有空间网络都必须进入生产或非生产性商品消费，这只是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生产中才出现的历史性现象，对此，列斐伏尔并没有作必要的特设性说明。这就是一种逻辑混乱了。其实准确地说，是在反对一般的实体论空间认识论之外，还应该在今天的商品-市场经济空间生产中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拜物教。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开启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主要任务。只有在这个第二层面的构境中，列斐伏尔的下述说明才是正确的。比如，“说到商品，一般来说，若干千克的食糖、若干袋的咖啡豆，或者若干米的纺织品，它们显然不能胜任物质载体(le support matériel)这样的角色”，因为，作为商品，它们还会有“贮藏这些物质的商店、仓库——在那里它们等待着轮船、火车、卡车等来运输——因而道路的使用”，这将是它们特定的社会经济空间生产的部分——价值实现（买卖出去）的必要空间关系建构的物质载体(support matériel)。这里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空间中的物-非物是更难理解的。

因为，这些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物质载体的物是在空间之中构成相对确定的交换的网络或交换链条(cha?nes d’échange)的。如果缺少这样的停泊点或插入点，或者如果它们并没有作为一种集合体(Ensemble)的存在，商品世界(monde de la marcHandise)便无“现实性”可言。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银行或交易网络，它们要面对金融市场、金融交换，从而也要面对竞争、利润平衡与剩余价值分配等情况。^〔16〕

这是说，商品在流通关系的社会空间存在中才会获得自己的现实性，仓库、运输和商店等物性载体背后是看不见的商品交换网络和金融市场建构起来的交换链条（cha?nes ｄ’échange），这就是经济关系的抽象空间生产。在更大一些社会空间存在尺度中，我们还会发现“世界市场和被它纳入其中并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计算机科学的空间、战略透视的空间，等等。而处在这些层次中的、这个地球空间庇护之下的，是建筑空间、都市生活的空间以及空间性规划”^〔17〕。这种复杂的经济物相化空间，当然是不同于一般社会生活空间场境的。因为，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的物像往往是通过颠倒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当人们将遮蔽了劳动交换关系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空间社会关系存在误认成对象性的自然物质属性时，就是经济拜物教的发生。这是马克思已经深刻揭露出来的历史现象学问题。而在这里，列斐伏尔则进一步突显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空间存在特征，因为，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的流转，一定是发生在不同的城市“建筑空间、都市生产的空间以及空间性规划”之中的，当人们停留在遮蔽了经济关系场境的空间建筑等物性设施上时，这就是空间拜物教。这正是列斐伏尔的“高明”之处。

马克思 

列斐伏尔说，科学的社会空间理论就是要建立一种批判性的“空间分析”（spatio－analysis）或“空间学”（spatio－logie）。首先，这种空间分析

并不直接指向空间本身，也不构建空间的模型、拓扑学或原型学；相反，它提供了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阐释。空间的科学或“空间分析”强调对空间的使用（l'usage），强调空间的特征，因为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知识（connaissance）：对它来说，批判性环节——即对既定认知（savoir）的批判——才是最根本的事情。做如此理解的空间的知识，隐含了对空间的批判。^〔18〕

新的空间学不是要建立某种抽象的空间模型，而是要着眼于空间本身的使用，这也是要使空间生产实践从交换为目的的消费空间中摆脱出来。这也就是说，科学的空间认识论必须对资本主义交换性占统治地位的空间进行批判，同时证伪已有的空间理论，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列斐伏尔看来，新的“空间的科学应该被视为使用的科学（science de l'usage）”，在这种新的空间科学中，“将赋予取用以某种特殊的实践和理论地位。为了取用，为了使用，并因此——抵制交换和支配”。^〔19〕请注意，列斐伏尔这里建构新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意图渐渐清晰起来，一是取用战胜支配，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最根本的转换；二是使用战胜交换，这是用空间的自身用在性消除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交换逻辑；三是前面提及的质战胜量，这将是对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的彻底否定。

其次，依列斐伏尔的看法，着眼于使用的空间分析，就是要从用于交换的消费空间返回到人的身体的真实需要和空间构序。具体说，这就是复归身体的整体空间构序。这是列斐伏尔在元哲学的构境中再一次回到身体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难进入的构境层。他告诉我们：

整个（社会）空间都始于身体（corps），尽管空间让身体变形得如此面目全非，以致被彻底忘记，尽管空间如此极端地把身体分离出去，以致杀死了身体。某种遥远的构序（l'ordre lointain）的根源只能根据离我们最近切的构序，也即身体的构序，来解释。^〔20〕

回到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和现实抽象凝物的过程去看，一条小路，并非是天然生成的，而是有人走出来的行走有序性的对象化，所有建筑都是因我们的身体的不同生活和工作活动关系生成的有主观性功能结构现实抽象而成。从小处说，人的“身体自身之内的感觉（从嗅觉到视觉，在不同的领域中加以分别的对待）所构成的一系列层面，预示着社会空间的各种层次和它们的相互关系”。^〔21〕身体行动和安置中发生的空间塑形和构序，是社会空间生产赋型的基础。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凭借大脑知道一本书在自己书架上的具体摆放位置，也可以通过肢体轻易找到办公室中任何一个物品的有序空间点，在自己熟悉的城市中，可以不用导航下意识开车到想去的地方，这都是有序的空间关系。并且，这种生活空间的“小处”构序，通常都只是我（个体）的身体空间体知。从大处说，更大更远的空间生产，比如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关系空间及其物质支撑，说到底都是由不同个体身体的处于不同空间关系中的无数人的活动方式构序而成的公共社会空间。并且，这种空间构序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有如街道上的道路牌和建筑物的门牌编号、地图的空间位置标识和今天的智能手机中的导航电子地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才会说，人的身体的构序决定了社会空间生产中发生的一切构序。

然而，列斐伏尔觉得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却是越来越远离人的身体。他说，

西方哲学已经背弃（trahi）了身体；它积极地参与了那抛弃（abandonne）身体的、规模巨大的隐喻化过程，从而已经弃绝（désavoué）了身体。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活生生的身体，无法忍受这样的概念性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哲学概念陷入“无－身体的符号”（signes du non－corps）的范畴。^〔22〕

列斐伏尔一连用了“背弃”“抛弃”和“弃绝”三个贬义词来表达对西方哲学远离人的身体的不满意。所以他坚定地认为，在西方哲学理性主义逻各斯的统治之下，整体的身体空间实践消失在理性与感性的抽象二元构架中，哲学家们要么执守于“无客体的主体（sujet sans objet，‘我思’）”，即离开了身体的观念；要么停留于“无主体的客体（l'objet sans sujet）”，即没有主体性的作为机器的身体之中。在过去的哲学家那里，“在真理的空间的统御下，精神的和社会的空间已经被分裂，分裂为构想物与直接体验物，以及主体与客体”，放置物品的空场中，独立地呈现主体与客体的对置，抽象的主观空间表象和身体体验相互分离，“抽象的空间性与实践的空间性在远处互相注视着对方，被视觉领域所左右”^〔23〕。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原来同为身体整体存在的直接空间感受、精神构想和社会的空间实践关系被切割为不同的领域，就像生活体验与观念构想分裂于肉体与灵魂一样。在他看来，这种分裂正是西方空间认识论已经烂掉的根基。

第一，列斐伏尔断言说，必须在元哲学层面上重新树立身体在空间理论中的“根基与基础地位”（base et fondement），必须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旧哲学话语，“重新拥抱身体——与空间在一起、在空间中，并且作为空间的始作俑者（或制造者）”，特别是要去发现与身体感性存在相关的“镶嵌在诗学、音乐、舞蹈与戏剧之中的大量的非正式知识”^〔24〕。显然，列斐伏尔这里列举的“诗学、音乐、舞蹈与戏剧”空间，都是无法与身体存在割裂开来且无法简单概念化的非知识话语。当然，列斐伏尔并非是说，身体的基础性地位仅仅存在于上述特定体知空间领域，而是要确立身体在整个空间生产中的关键性地位，因为，离开了人的身体，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都会是一句空话。

第二，重新确立身体在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具体说，就是要回到哲学家丢掉身体的那个时刻。一方面，“要废除西方的形而上学，废除发端于笛卡尔、经过黑格尔直到今天的西方思想传统，该传统曾经成功地融入到一个以理性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之中”。这个口号很像海德格尔的观念，只是列斐伏要将形而上学中的大写的理性“逻各斯之王”（le Loges-Roi）的缘起放置在来笛卡尔那里。另一方面，要将身体“融入了一个独特的空间概念和独特的空间现实之中”^〔25〕，在这里，也要从抽象的空间中夺回时间，这也就是他已经提出并讨论过的要关注与空间生产不可分割的生命节奏分析（rythmanalyse），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节奏分析将会是“空间生产的阐述的收尾之用”。^〔26〕列斐伏尔的确是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专门研究了这个节奏分析（rythmanalyse）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生产中，“空间实践——一种压迫性的与抑制性的（répressif－oppresif）空间实践——倾向于将时间限定为生产劳动的时间（temps de travail productif）；与此同时，空间实践倾向于按照被分工的劳动的理性化与地方化的姿势，来对时空进行定义，从而贬抑了活生生的节奏”^〔27〕。这意味着，人的身体的生命节奏在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实践中，变成了劳动分工下的非主体劳作的压迫性节奏，重新确立身体的空间地位，也就同时意味着人的生命时间节奏的复归。

在列斐伏尔这里，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的最后结论一定会是走向新的社会空间生产，可以肯定，这并不会是一个立刻完成的事情。其一，它必须经过一种转型中的过渡（transition）。列斐伏尔专门说，这个“过渡”不会是马克思所提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史”，因为，那是一个“指从原始社会向完全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过渡”^〔28〕。他认为，那是一个“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与否定概念基础上的论点”。^〔29〕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无端指责。列斐伏尔说，“我们这里所考虑的过渡，其全部的首要特征是其矛盾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权力与知识之间的矛盾，以及抽象的与差异的空间之间的矛盾”。^〔30〕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列斐伏尔的观点，即承认资产阶级空间生产已经获得的历史性进步，立足于我们面临的当前社会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寻找差异性空间，以过渡到新的空间生产。

其二，完成这个空间生产中重要的历史过渡，也就是要恰当地界定当前这个时代的空间生产，“我们还必须阐明它是从何处来并到何处去的，即它的起点（terminus a quo）与终点（terminus ad quem）”。^〔31〕起点即是空间生产的历史起源，社会空间生产的开端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状况，列斐伏尔说，这个以自然空间为基础的“起源离我们非常之遥远，它始于一种原初的非劳动(non－travail initial），存在于某种不需要费力去劳作的自然，在那里馈赠（donne）取代了购买，本性残暴无情的自然很难与慷慨无私的赠予区分开的，在其中快乐与痛苦难分难离、浑然一体”。^〔32〕非劳动和馈赠，这些都是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空间生产中的基本要素，我们当然是无法回到这个非劳动的自然空间的开端了，但是，它却是一个重要的批判性参照。列斐伏尔的这一说法，显然受到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一书的影响，在那里，鲍德里亚将原始部族生活中的象征交换关系当作评判现实的尺度。^〔33〕列斐伏尔很清楚，新的空间生产目标只能发端于斗争，从交换与占有的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重新回到“非劳动”的自然空间生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空间生产新的目标将会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一种新型的非劳动。

这个现代性（modenmité）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时代，正迈向另外一种非劳动（non－travail）——这种非劳动是劳动的目标，也是生产资料（技术、知识、机器）积累的最终意义。然而，这个目标和意义对于我们仍然非常遥远，且如果我们不经历巨大的困难，或者说不经历一番苦乐参半的、对过去一切曾经有价值的、曾经大获成功的东西的告别，目标和意义就永远不可能实现。^〔34〕

新社会空间生产只能发端于对已经获得的物的生产空间的舍弃，这里的non－travail并非不劳动，而是消除奴役性分工下的雇佣劳动，这就像德波那个著名的“永不工作”的口号，否则，我们就无法从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的交换逻辑中逃亡出来。在列斐伏尔看来，劳动的解放将是社会空间生产不断积累起来的摆脱了资本控制的技术、知识和机器的最终意义。

其三，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第二自然之终结。这个“第二自然”，是列斐伏尔不准确挪用黑格尔“第二自然”的结果。列斐伏尔说，现代性的空间生产就是一个从原初的天然发生的第一自然向社会空间中作为人的劳作结果的第二自然的转变，这个“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的领域”的第二自然，仍然属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必然王国（domaine de la nécessité）。这是依从黑格尔－马克思那个外部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换的历史逻辑，在这里，第二自然的必然王国特指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空间生产中的经济物相化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现在这个正在成熟的第二自然开始走向自己缓慢的终结，这种消亡进程的动力是物质生产的自动化（l'automatisation），“直到那个似乎没完没了的阶段，那个被（无限分工的）劳动所占领、被（财富、原料与模具的）积累所占领、被衰退（即现有的知识与权力所造成的发展障碍）所占领的阶段，走向终结”。^〔35〕笔者认为，这恐怕是一个并不能成立的逻辑推论。列斐伏尔过于乐观地说，现代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必然消除空间生产中体力劳动的至上性，这样，以占有剩余价值的财富积累和阻碍社会空间发展的第二自然就走到了自己存在合法性的尽头。可是，消解体力劳动至上的物质生产的自动化为什么就一定会消除第二自然的合法性，列斐伏尔并没有给出必要的说明。其实准确地说，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自动化生产，创造了智能劳动的全新时代，它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传统劳动条件下“第二自然”的终结，或者说，是空间生产走向新的自由王国的物性前提。

其四，从空间的物的生产方式到空间的生产方式（le mode de production de l'espace）的转换。这是列斐伏尔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列斐伏尔认为，新的空间生产目标已经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从资产阶级推到极端的物的生产方式到空间取用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换。列斐伏尔说，

物的生产由资本主义所推动、并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创造物即国家所控制。空间的生产则将另外的事物纳入了安排。在其中，空间的私人所有权（propriété privée）将衰落，与此同时，支配空间的政治国家也将衰落。这体现了从支配到取用（appropriation）的转变，以及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优先性（primat）地位（即交换价值的衰退）。^〔36〕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物的生产方式，是占有和支配自然，这种物的生产是以商品交换为唯一目的的生产，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独特的“空间的生产方式”，则是从空间的金钱支配重新转向空间的取用，以使用优先于交换的巨大断裂为他性条件（d'autres conditions），这将终结空间的私人所有权和政治国家统治，这当然是一个全新的空间生产革命。

列斐伏尔最后总结说，我们必须要从“全世界的尺度来观察空间”，因为空间的生产已经超出地球接近星际空间。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空间生产已经突显为社会变革中一个关键性的主导方面，“空间正变成目标导向的行动和斗争的首要利害关系（l'enjeu ptincipal）”。^〔37〕空间不再仅仅是一个空间实践行动的舞台，它就是当今社会矛盾对抗和冲突的场境关系本身。第一，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结局不可避免，那就是空间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说目前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一天很快也会到来”。^〔38〕这可能是对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性场境关系存在，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导方面，这正是列斐伏尔这本《空间的生产》的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第二，社会空间生产的逻辑线索，也会使我们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从前历史造就的每一个社会［在特定生产方式的框架（le cadre d'un mode de production）内，并打上了这种生产方式特有的标记］，都创造了自己的空间。我们已经看到它们是通过何种手段做到的：依靠暴力（战争与革命），依靠政治和外交的诡计，最后，通过劳动的手段”。^〔39〕照此说来，一部人类社会历史也就成了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社会空间的历史。第三，我们必须突显空间研究的问题式和特有的空间实践。列斐伏尔说，空间问题式（la problématique de l'espace）是从其他哲学家那里借用来的。他并没有指认这个哲学家就是自己并不喜欢的阿尔都塞。这种问题式是“关于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问题、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关于它们一方面与自然连接另一方面与纯粹形式连接的问题所构成的”。^〔40〕依笔者的理解，列斐伏尔所指认的这种空间问题式，主要区别于传统哲学中那种一般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因为不仅精神空间表现为主体的观念表象和亲历体验，基于物性空间设施的社会空间生产也内在地关联于抽象的形式化空间句法，后者正是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而空间实践则会具体体现在“建筑、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方式”之中，当然，这并不是指建筑施工和城市生活的物质过程，而是特指那种现实于空间设施中的空间关系布展。

列斐伏尔预言说，我们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对资产阶级“空间的审判（l'épreuve de l'espace）”，这会是一个“充满对抗和冲突”的戏剧性的时刻。^〔41〕在此时，整个世界的空间生产都会进入一种历史性的命运，我们将从马克思的遗产中获得“一些新的极为重要的东西”，以生成一个内嵌着战略目标的“伟大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型的空间生产，在那里，我们将在空间存在中获得真正的社会解放。

列斐伏尔明确地告诉我们，“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某种方向（un orientation）来的”，

本书自始至终一直都在预告着一种方案（projet），尽管这种打算（projet）只有通过一次次地字里行间的阅读，你才能从中依稀辨别出个一鳞半爪来。我所预测（projet）的是一种他性社会（société autre），一种他性生产方式（d'un autre mode de production），在那里，社会实践将会处在他者性的思想决策掌控之下。^〔42〕

这是真的。列斐伏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革命方案的确是难以辨认的。他所憧憬的是一种异质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他性生产方式（autre mode de production）。固然，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对当下的空间生产有了一定的控制，如果要

致力于废除现存社会的理论，要从其内部，从其“繁荣的”核心处揭露那些制造困扰的东西。随着困扰的增加，这个社会（新资本主义或公司资本主义）只能在空间中制造混乱。资产阶级尽管已经从历史中成功地学会如何解决一系列固有矛盾，努力实现对市场（有一些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的一定程度的管控，从而取得了生产力相对的快速发展，但资产阶级当然并不能解决空间的矛盾（也即是它的空间的矛盾）。^〔43〕

虽然资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生产中，已经在试图调和与控制其内部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全球化空间布展的方式维系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这种“公司资本主义”式的调和绝不会根本解决空间生产中的对抗性矛盾。列斐伏尔说，这一切必须经由全新的社会空间生产方式的变革来实现，这种空间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再是某种体制性的东西，而是“某种可以想象的指向（un direction），和某种亲身体验到的、正奔向地平线的活动（un movement）”。^〔44〕

〔１〕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9年在索邦大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8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从事研究工作。1954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61—1965，1962年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巴黎大学楠泰尔分校（1965—1971）、巴黎高等研究专科学校（1971—1973）等不同学校任教。代表作有：《辩证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1939）；《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导论》（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1947）；《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Priblèｍes actuels du marxisme，1958）；《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1962）；《元哲学》（Ｍétaphilosophie，1965）；《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dem，1968）；《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1970）；《空间与政治（城市权利第二卷）》（Le droit à la ville，vol．2：Espace et politique，1973）；《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survie du capitalisme: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1973）；《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I:De la modernité［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1981）；等等。

〔２〕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Paris:Anthropos，1974．〔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３〕类似观点还可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F424／E368）等处。实际上，列斐伏尔至少有两部著作是专门讨论这个尼采式的“元哲学”问题的。参看他所著《元哲学》（1965／2001）（Metaphilosophie,Paris:Editions Syllepse，1965，2001）；《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论日常生活的元哲学）”（1981）（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I:De la modernité［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Paris:L'Arche,1981）列斐伏尔曾把自己的“元哲学”与“传统哲学”体系的关系比喻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能动的“家庭”与被动的“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他引用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笔记的观点说：“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354页）。参看其所著《元哲学》，转译自Henri Lefebvre，key wriings edited ba Stuart Elden,Elizabeth Lebas,and Eleonore Kofman,New York:Continuum,2003,ｐ.22。—中译者注。

〔4〕〔5〕〔6〕〔7〕〔10〕〔11〕〔16〕〔16〕〔17〕〔18〕〔19〕〔21〕〔22〕〔23〕〔24〕〔25〕〔26〕〔27〕〔29〕〔30〕〔31〕〔32〕〔34〕〔35〕〔36〕〔37〕〔38〕〔39〕〔40〕〔41〕〔42〕〔43〕〔44〕〔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97－598、541、590、591、592－593、593、593、594、594－595、596、542、597、600、600、601、601、596、601－602、603、603、603、603、604、604、605、606、608、608、610、615、617、619－620、623页。

〔8〕〔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92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Ed.Anthropos，Paris,2000，ｐ.462．

〔9〕《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书由Verso出版社正式出版于1989年。此书的中译本由季广茂翻译，书名译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6６页。Karl Marx,Marx－Eegels－Gesamtausgabe (MEGA2)II/5,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3，Ｓ.44．

〔13〕〔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95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Ed.Anthropos，Paris,2000，ｐ.465．

〔14〕〔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93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Ed.Anthropos，Paris,2000，ｐ.463．

〔20〕我国古代五经之首《周易》对此早有形象概括：“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中译者注。参见〔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96－597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Ed.Anthropos，Paris,2000，ｐ.465．

〔28〕马克思有关的最为经典的表述见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一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中译者注。

〔33〕关于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讨论，可参见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