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天睿 | 马克思实践观的逻辑转换——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首要的观点。总的来说,马克思实践观有着三重理论意义:一,它是扬弃近代哲学主客二分问题的方法论前提;二,它是对人和社会历史之存在和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界定方式;三,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核。然而,流行观点往往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理解为观察其哲学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既定的、现成的前提,不自觉地预设了实践概念的“先在性”和“不变性”,而没有看到随着哲学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发展,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改变、发展和重构的过程。这些观点无法解释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实践”术语在马克思话语系统中使用频率显著下降的现象;无法有力回应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资本论》中没有实践”“实践观与《资本论》之间存在断裂”等观点。对此,我们认为,不能仅仅从作为前提的实践观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更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了其实践观的逻辑转换与哲学革命。对马克思实践观的逻辑转换的重新揭示和理解,将有助于我们从根基处把握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延续性,进而把握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具体总体性。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仅在哲学批判意义上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扬弃,而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实现了更为彻底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实践观的逻辑转换呈现了其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与以往的流行观点纵向地将实践概念的发展理解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式改造和“应用”及横向地将实践视作对社会现实的经验性描述和对象性批判不同,本文认为,马克思将实践理解为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进展中对人的活动方式和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概括或“再现”,这种对客观的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再现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切近、深入把握发生着转换。因而马克思的实践观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根植于理论总问题的、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超越性的实践观。这在本质上凸显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统一的超越性内核。

一、“实践一般”与哲学人类学立场的形成

实践向来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关键概念。亚里士多德基于对政治和伦理生活中“中道”的追求,提出了“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概念。康德在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为自由立法,提出了一种先验的“实践理性”,以期为实践寻求一种“无条件的总体”(康德,第119页)。黑格尔将康德的实践指斥为一种与先验的道德义务同构的纯形式(参见黑格尔,第245页),并指出真正的自由必须基于具有内容的行动(Handlung),即必须完成从道德性到伦理性的跨越,才能够建立起观念与现实相统一的自由的实践原则。据此,黑格尔通过建构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的观念发展史,试图将行动与思想同一为主体-实体的逻辑环节。在将“现实”纳入理论的总体考量下,作为“劳动”的实践,在主人与奴隶的认同关系中、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的规划中,具备了与经由理性反思后的历史必然性相整合的“一般性”,体现为思辨主体在思维与现实中实现自我否定的辩证的一般过程。实践最终得以彻底概念化,成为以思辨主体的先验性和内在普遍性为前提的“实践一般”。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形而上学边界的不断显现,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直接启发了青年马克思。不管是构建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使得哲学能够在理论内部触及现实,还是在哲学与世界的斗争中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从而将观念见之于现实,实践都是理论精神的重要外化形式和扩充。因此,对青年马克思而言,“实践”是其对思辨理论展开反思和批判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从《德法年鉴》时期到《巴黎手稿》时期,青年马克思基于“类本质”的概念和方法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对黑格尔实践观的批判性吸收,具有类的一般性的实践概念成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分析的关键工具。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犹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利己行为表述为一种世俗宗教异化的实践。马克思借由黑格尔哲学术语发现了在世俗社会生活中的人丧失自身、颠倒自身的普遍现实,进而逐步发现了市民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发生地的根本意义。随后,在完成宗教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以“本质-异化”理论为总体框架的实践,初步呈现出基于“实践一般”的哲学人类学立场。

青年马克思在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初,就以“实践一般”为核心范畴建构起了一套“哲学人类学”和“劳动主体论”的雏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与动物的区别,尤其是人高于动物的优异性即类本质、类生活,作为一种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预设前提,并将其内涵理解为一种普遍性、一般性意义上的“实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然而,在市民社会中,人的类本质却并不常为人本身所占有,“异化”普遍地发生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实践之中:“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同上,第160页),“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同上,第165页)。通过“实践一般”,即将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类生活、类活动把握为实践的本质,马克思切要地批判了关于人的自我意识本质论,有效地将理论视野转向了人的社会本质。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哲学批判中,通过实践所进行的对象化活动,人(主体)的“本质”从纯粹的个体自我性上升到总体的“类”。因此,实践同人的“类本质”产生了紧密的勾连,使得“实践一般”与“哲学人类学”关联起来。这种“实践一般”成为哲学人类学视角下主体的全新本质,因而不可避免地,实践的一般性被等同于类的一般性,其作为在“本质-异化-扬弃”三段式框架下人的规定性依然承载着“人的本质”概念的思辨同一性功能。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扬弃了“类本质”的概念,将“实践一般”确立为新世界观的核心性、统摄性范畴,因而在实质上保留了“哲学人类学”对实践的“人类普遍性”观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在语词使用上,马克思继续使用了“全部”“本质”这类表达,且这种作为人的“本质”之对象化的“实践”已经超越了“类本质”的先验抽象性范畴,具体化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这就更加深入地将实践的内涵框定于批判逻辑神秘主义的问题域中。“解决”理论的神秘性,意味着马克思尝试以实践的方式直面黑格尔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直观哲学缺失社会现实性维度的难题,这种直面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变更由德国古典哲学所规定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

对理论对象的直接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内在于批判对象本身的提问方式。如同费希特通过从绝对的主观中“对设(Entgegensetzen)”[页下注：即基于意识的同一性对已经被确立为绝对的自我的 “反设定”, 实质上仍然是 “同一个自我”。](费希特,第18页)出确定的“客观”,实际上并未超出主观主义的问题框架,哲学人类学时期的马克思以“实践”作为概念思辨和感性直观的反题式“设定”来解决人类的认识和行动问题,因而并未超出关于人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范式,仍然是一种基于“实践一般”的主体论建构。与此同时,通过在概念领域对意识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初步批判和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问题在这一时期已经初现端倪。在进一步丰富对市民社会中各个具体环节考察的基础上,起始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被当作“实践一般”和哲学人类学立场的“经济事实”根据,并被外在地、伦理地批判。在《巴黎手稿》中,这种基于哲学人类学的“实践一般”设定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的“经济事实”的伦理化批判,形成了关于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的批判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起源。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实践观的深化

随着总体视野由哲学人类学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思想发展的纵向维度上,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作为人的类本质及其对象化的“实践一般”逐步深化为“生产一般”及其矛盾结构,后者作为对生产的一般性条件和内容的归纳和概括,包含着更多的规定性,因而对社会总体的更多侧面进行了再现;在理论整体的横向维度上,“实践”也由原本思辨和感性直观的“设定”而被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总体再现进程之中。

(一)纵向:从“实践一般”到“生产一般”

1845年之后,马克思直接使用“实践”(praxis)术语的频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经检索MEGA1原文发现,“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26次。在中译本《哲学的贫困》中,“实践”仅出现5次。比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实践”概念建构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哲学人类学的“反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视角转向了对哲学的整体性反思和批判。如前所述,既然马克思先前所使用的“实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于西方传统的“实践哲学”,那么,“实践一般”本身也就被纳入到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之中。

在唯物史观建构的关键节点上,“实践一般”呈现出诸多理论难点,以至于“实践”术语在马克思文本中的使用频率出现了下降趋势。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异化”概念使用所采取的审慎态度,“实践”概念亦被“审慎”地放置于更加具有历史限定性的语境中重新考量。随着对黑格尔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成为考察马克思相关实践术语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作为生产和交往的实践,此时已然被马克思置于对市民社会的总体考察之中。基于这种关于“经济基础”的初步考察,马克思有意重新厘定“实践”的具体内涵。马克思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同上,第527页),如果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是等同关系,既然“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同上),那么,“实践”所蕴含的理论和现实规划在通过“共产主义”的方式得到实现的同时,其术语就存在着被其内涵的实现所扬弃的可能。对于观念论所规定的概念世界,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反抗性。生活的不幸并不是连续而严整的观念世界中必须忍受的“例外”,而是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者必须通过革命来克服的对抗性。“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同上,第549页)在此,马克思使得“实践”跳脱出观念论的挟制,将其直接理解为更具体的革命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已经十分警觉地将“存在”和“本质”这类字眼加上了引号,以区别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和含义。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萌发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阶段的马克思虽然以较低的频率继续使用了“实践”,但明显有意地以更加具体的条件、更加现实的对象和更加丰富的规定性对“实践”进行补释、充实和替换。

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一般”得以深化为“生产一般”及其矛盾结构,关于“人类历史过程一般”的普遍性、概要性描述由此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得以确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一般”逐步转化为社会存在中的劳动活动与物质生产,乃至呈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居于这种“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建的复杂世界中的“现实的个人”,在理论与现实的同步中开启了历史特定性视野,使得马克思开始走出关注“类的普遍本质”的“哲学人类学”范式。然而,“生产一般”仍然保留了“人与动物的类区分”的哲学人类学前提:“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上,第519-520页)可见,这种作为“生产”的实践与哲学人类学具有深刻的对立性与依赖性。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生产”对“实践”的具体化转换,走出了哲学人类学的本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以“生产”对人类社会及市民社会中的人的普遍共性进行了再规定。

“实践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的趋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脱胎于传统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此时已经不能充分解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呈现的人的劳动活动和生产过程的历史特定性,因而无法准确表征马克思不断修正的研究对象。随着对市民社会理解的不断深化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的实践观在“实践一般”的哲学人类学范式的基础上,通过向“生产一般”的现实纵深而逐步聚焦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结构,其核心就在于对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及结构的考察,即对作为诸种劳动、交往等具体实践形式的考察。因而,实践本身不能继续作为“理论”或“直观”之“反题”去保证主体与对象、观念与现实之间的普遍联系。

(二)横向:从理论“设定”到现实结构

在传统哲学尤其哲学人类学中,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设定”,是理论为补足其自身在现实之中的“缺口”而设定的反题,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理论的环节,依然承载着理论的使命;另一方面,实践意味着理论的现实化诉求,是理论在现实之中的投射和应用,因而在所谓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必然是一种反思性的行动、一种伴随着规范目的的行为。因此,这种理论与实践两相设定的传统的矛盾框架不仅使得实践成为第二性的、从属于理论的“逻辑后件”,也使得二者的割裂成为必然,更加直接地体现为哲学理论(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割裂。这便成了马克思实践观从抽象理论走向现实具体的巨大障碍。

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并进一步揭示现实具体与理论设定的非同一性,马克思指出作为理论“设定”的“实践”实际上是理论观念的产物。想要消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就必须发现作为现实中特定生产活动的具体实践活动形式而不是作为理论之外化的一般“实践”:“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1页)马克思将实践的内涵表述为“生产”,表征的其实是对理论对实践的设定的超越,即这种生产实际上是“前理论”的、先在于观念的社会现实:“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同上,第526页)在唯物史观的萌发中,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同传统实践概念的思辨属性划清界限,转而以科学的结构性看待现实的实践形式。在这里,实践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的结构”的“复杂统一体”(阿尔都塞,第138页)。因此,与其说马克思通过对理论范式下“实践”的重构,将“实践”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如说马克思发现了“非观念的”或“前概念的”现实才是一切理论和观念的前提:“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从概念的设定到对现实中的物质活动之具体再现的转向实际上表征了唯物史观的发展。对这种实践而言,理论降格为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因而没有必要以概念或理论“设定”的方式继续在转向现实生产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作用,而应转换为对更为具体的社会现实及其结构的再现。

综合地看,伴随着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进路,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对表现为“实践一般”的早期实践范式进行不断趋向具体的逻辑转换,在总体上坚持了科学实践观。在对先前“哲学信仰”的“清算”中,马克思认为思辨的抽象方法在经验层面始终无法有力地揭示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就必须彻底地走出不合理的抽象方法对现实问题的遮蔽。由此,“实践”决然不再是理论的附庸,即不再被理论在先地、一般化地“设定”出来。马克思试图用“实践”指涉人的劳动活动和生产形式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作为理论之对立面的“实践一般”。换言之,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分析远不是“实践一般”的视域所能把握的。因此,伴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化,“实践”必须进一步摆脱对理论和观念的依赖,不断指向特定现实本身,唯此,科学实践观的立场才能作为唯物史观构建的基本前提。随着概念化的“实践一般”使用频率的下降,内化着现实生产结构的新实践观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在随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三、“实践”内涵的转换与实践观的结构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践一般”“生产一般”进一步特定化为实践总体或生产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实践”通过自身的历史特定化和结构化扬弃了实践概念的一般性,而转向了具有特殊性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这不仅体现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双重维度下马克思对劳动活动分析方式的变更上,也体现在马克思对劳动活动“主体”的重构中。

(一)实践观的特定化和结构化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期所发现的实践在现实生产中的内在矛盾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阶段进一步推进了实践观的逻辑转换,即将实践特定化和结构化。在此时期,马克思进一步降低了“实践”概念的使用频率。依据MEGA2原文检索,在三卷本《资本论》的正文中,“praxis”(实践)仅出现31次。[页下注：引述、注释中出现的praxis并未计入。]马克思将对实践概念的使用限定在了以下几个层面。(1)代指具体的生产生活的经验和现实。例如,“从实践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36页)显而易见,此处的“实践”并不具有自主的理论意义,仅是论证中对生产过程的代称;不再指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而是指“现实”“实际”等与理论相对的现实对象。(2)作为动作化的“实施”或“做”,以及作为其延伸的“办法”“措施”。同早期对实践的哲学名词化阐发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更多地使用了作为行动或动作的praxis,从而更加细致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现实。例如,“这些规定的实施(praxis—笔者注)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同上,第326页)据此,实践具体化为特定的生产操作。(3)意指处于“资本”之中的特定劳动和商业活动。例如,“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实践”的使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实践”并不具有青年马克思所赋予的“实践一般”和“实践主体论”意蕴,而往往是用来经验性描述资本生产的具体环节和现象的习惯用语,只有在对资本的具体再现中零星出现,具有特定意义。

“实践”术语使用频率的大幅度下降及语义的显著变化,显现出马克思实践观的结构化转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融会在对商品生产流通等具体过程表述的“实践”不再是基础性的、作为逻辑枢纽的哲学范畴,因而也就不再是哲学人类学或劳动主体论的概念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述过程和被资本特定化的生产体系语境中出现的“实践”,更多的是出于用语习惯和表述完整性的要求。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问题域的转换。在哲学批判中,“实践”曾创造性地体现为“劳动”(arbeit)。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入中,“劳动”(实践)本身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劳动”(实践)尽管需要依赖特定的物质条件,但根据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利益导向实现了自身的对象化。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实践”体现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直接地外化为剩余产品。由此,作为特定内容的实践逐渐替代了作为概念形式的实践,实践渐渐在马克思的理论图景中呈现为一种具体的、特殊的生产过程和体系。在历史中表现自身的绝不是作为生产活动总括的“实践一般”,而是资本主义特殊的、质料化的生产过程。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践观的特定化和结构化深刻地根植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再现中。实践观的特定化既体现于理论范式的转换,即由相对抽象的“实践一般”转向比较具体的特定劳动活动和生产体系,从而实现实践概念自身内容的具体和充实;更体现于在特定历史视域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定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随着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工的深入、机器体系的应用、货币的广泛流通和资本自主性的形成,即特定生产体系的进一步扩张,作为劳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实践不断吸纳和内化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性,成为一种特定的生产组织形式或过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页)在生产扩大和资本增殖的驱动和规定下,产品愈发具有商品的一般形式,这意味着实践愈发出离于个人根据需要而生产、改造对象的人本学语境,不断具体化为社会分工的体系和结构。劳动作为实践的核心内容,其过程就是商品和货币的生产过程,在总体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是进一步经由流通和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而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因而,伴随着“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77页)和资本逻辑中商品的不断货币化、形式化,作为劳动者主体活动的“实践”也就嵌套和隐没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结构之中。这种被马克思揭示为价值增殖过程支配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根本上呈现了实践观被吸纳入资本价值生产体系的结构化过程。

可以说,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凭借对“实践一般”的进一步降格和弃用,使得非概念的特定实践即资本生产成为其哲学的主题。这一逻辑转换虽然以较为直接的术语变革作为外观,但实质上内在地揭示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一贯立场。“实践一般”经历特殊化、个别化而发展成为特定实践体系的具体总体,即以资本结构化(“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为轴心来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总体。(参见郗戈,第34页)早先“实践一般”表征的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通过对“实践”术语进行结构化转换的方式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再现。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彻底地完成了从关注人类普遍本质的“实践哲学”到改变特定生产体系的“哲学实践”的范式转换。总的来说,“实践”所经历的这种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进化路径同时也是反黑格尔的。与试图扭结内在与外在的“莫比乌斯”式的抽象辩证法不同,马克思以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为起点,仅以概念作为环节,将辩证法指向了作为“具体总体”的现实,辩证法由此显现出一种“反黑格尔式的和解”。一方面,对“实践一般”的放弃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转换,也就是从哲学人类学转向真正的历史科学。实践作为概念,其消弭带来的是意蕴的完成,即马克思早年试图通过“实践一般”所指涉的本质性的人类活动(生产与再生产)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新哲学的新对象。另一方面,虽然《资本论》中“蜜蜂工匠”比喻等表述仍然体现出劳动活动的“类特性”内涵,但“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所具有的“人类普遍性”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总体之中而成为内在环节,被赋予了特殊的规定性。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价值增殖过程与劳动过程分解开来,从而合理抽象出劳动过程的某些跨越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一般性与人类普遍性。因而,实践观的逻辑转换体现着马克思对人的“本性”、境况和解放路径的不断深入的追问。没有思想史和问题史的关联性,就不会发生所谓的逻辑转换,而后者实际上恰恰是对连续性、发展性和质变点的揭示。

马克思凭借对“实践一般”的放弃告别了抽象的总体化思维方式,特定化的实践体系以超越实践概念的方式实现了实践的结构化。对马克思来说,实践既是其批判传统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理论要素,也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的具体内容。实践的特定化转换呼应了马克思早年的断言,即“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0页)。作为概念的实践既内在于马克思所谓的“哲学”之中,又开辟了一种突破既往哲学、走向“超哲学”的现实的批判路向。因此,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演变更能够表现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总问题。以实践概念演变为基点回顾青年马克思哲学与宗教批判的相关表述,能够进一步发现,马克思实践观对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关切是一贯的,而所谓的逻辑转换更多地发生在对实践主体论的重新定位中,即从实践主体论走向了资本生产的体系结构论。在这种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将作为具体的特定生产活动的实践结构化,理论总体得以再现特定的实践体系。这种再现切中了资本主义历史性定在及其总体结构,因而能够为哲学实践的新范式提供基础和方向。

(二)实践观的结构化与主体论的逻辑转换

不少国内外学者发现了马克思中后期著作中“实践”术语的缺场问题,由此提出了各种马克思实践观“断裂”或“否弃”的观点。然而,这些学者大多未能意识到,这种缺场恰恰意味着实践概念所指涉的特定生产体系的正式显现,后者恰恰成为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的主要对象。这种对实践的判断方式最为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哲学的“主体”问题中。有观点认为,从早期的劳动实践主体转向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体的过程,实际上是逐步脱离抽象的概念化、把握“现实具体”的过程。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实践观的逻辑转换—实践概念的语义从意指与思辨、直观相对立的劳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到意指人类主体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再到意指受资本主体结构地支配的劳动过程—恰恰是这一过程的核心线索。这种实践观的逻辑转换既外在地反映了主体范式的变化,又内在地决定着主体论的范式转换。

在主体论发生转换的意义上,原本作为自我意识主体的存在方式、行动方式的实践必然发生着与之同步的逻辑转换。无论是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还是德国观念论传统,都将“劳动”视为“主体”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身“目的”和完成“自身关涉”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叙事中,“主体”是各种“鲁滨逊故事”意义上的生产当事人、经济理性人;而在德国观念论意义上,“主体”则是嵌套于精神“大主体”中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之所以“看”到了斯密、李嘉图看不到的“劳动力”,是因为他将“劳动”从实践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范畴转化为了资本结构化中的要素,从而发现了价值生产的客观现实和必然性。虽然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劳动实践通过对价值的生产塑造着社会结构,但在共时性语境中,社会结构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着所谓的对象化活动,将后者内化于资本结构化的总体逻辑中。在这一实践范式下,劳动是二重的、割裂的,所谓生产商品价值的“劳动力”则是这种割裂的直接显现—劳动能力和产品已然被抽离于所谓的“实践主体”即劳动者。“出身于”形而上学“主体-对象化”传统的实践概念显然无法弥合或遮蔽这一矛盾,所有试图以“实践一般”和“劳动主体论”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行为都必将走向意识形态,因而处于这种矛盾性现实之中的劳动者也无法在逻辑上再次占有“主体”的先在或首要位置。这种“非实践主体化”的冷峻现实,在遮蔽了现实之残酷性的观念论理想主义的概念体系中恰恰被意识形态地表述为“实践主体化”。由此,实践与主体的概念辩证运演形成了一种深刻而怪诞的反讽。

然而,资本统治在取消劳动过程中实践主体的同时,也潜在确证和再生产着劳动的实践主体性。价值增殖过程支配劳动过程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包含着资本自身增殖的无意识的结构化过程,也潜在包含着对劳动者作为价值创造之实践的存在论确证。无意识的资本在保存自身的过程中支配并榨取着包含创造性和自我意识要素的劳动主体性,因而劳动力的耗费及其使用价值是创造新价值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支配性的、结构化的资本的发展活力揭示了其所综合的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就此而言,资本逻辑就是劳动主体的历史阶段性发展的规律,而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劳动活动的对象性就是资本逻辑的生命根源和内生要素。若没有资本支配的劳动活动的实践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就没有资本的结构化和规模化。

因此,虽然基于资本结构化的实践观与哲学人类学、实践主体论并不相容,但不能认为其完全否弃了实践主体性概念,事实上,其恰恰以劳动力商品创造价值这种劳动主体性论点为前提和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力中的“劳动主体性”是有区别的。如果无视这种被压抑和榨取的劳动主体性,那么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将缺乏历史根据。在特定实践的体系总体中,劳动者尽管事实上丧失了“实践主体”的地位,但仍然保存着被压抑的主体性潜能。若没有资本结构化中被支配的劳动主体性,就没有资本增殖过程的结构化。这恰恰揭示了主体论实践观到结构化实践观的深刻的逻辑转换。

四、自由实践的“重现”与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可能

虽然实践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中发生着深刻转换,但实践观点依旧能够反映资本生产体系中劳动及生产过程的发展趋势。《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个关键预见在于,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过程即使异化、空虚化到极致,也始终孕育着自由实践即“劳动解放”或“自由劳动”。只要资本统治规定着现代世界的总体图景,“劳动解放”和“自由劳动”就有进一步彰显的可能。因而,青年马克思视作人类“本质”的自由实践也有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和现实化中得以显现。经历了转换与扬弃,这种重现的“实践”不再是简单地对哲学人类学或劳动主体论的“唤回”,而是基于对资本统治内在批判的、从资本结构化中产生的各种自由实践形式。

通过探索作为“劳动解放”“自由劳动”的实践的可能性,马克思预见了各种实践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自由等级秩序及其历史趋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内容的“劳动过程”构成了基础性实践,其作为资本生产二重性的一端,蕴含以科学化推进劳动解放的条件和趋势。但是,马克思极为清醒地意识到,物质生产实践即便扬弃了资本统治的外在强制而实现了科学化、主体化发展,也仍然服从于自然必然性,仍然属于必然王国的领域。与此同时,基于超越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解放趋势,诸种非直接生产的中介性实践在普遍的劳动实践中得以生成。不同于物质生产实践,这种中介性实践更多地体现为政治实践,即作为一种历史境遇中的革命行动、社会交往及其所产生的自我解放过程。基于这种中介性实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现了超越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更高级的实践活动类型,即科学、艺术活动。就科学探索、艺术创造与解放了的物质生产的区别而言,前者才是真正超越了自然必然性,扬弃了任何直接实践目的,只服从自身目的和规律的自由实践。也就是说,伴随着实践概念被结构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再现和批判之中,实践观逻辑转换的目的或指向得到了明确和凸显,那就是探寻实践在“自由王国”的展开中得以“复现”的可能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解析和批判,马克思的实践观与自由观得以持续深化、发展,从而再现了资本逻辑与人类自由的历史辩证法。

具体来看,如果持续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的个人为满足各种需要而从事的社会活动,那么可以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对资本结构化批判的基础上对自由实践之可能性进行了规划。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固定资本的历史性分析,指出资本增殖或社会财富创造过程的“科学化”特征,即基于科技进步的“社会个人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能够为个人从事科学和艺术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创造条件。由此,“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也就成了“自由王国”中“自由个性”的前提。《资本论》则在对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化展开的基础上,对自由实践进行了更为审慎的考量,集中表现为马克思对“自由王国”辞微旨远的界说。“自由王国”一方面是“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页),另一方面是与“必然王国”共时地存在于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中的客观领域。作为“彼岸”的自由王国的实现,根植于现时代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控制和调节程度,也就是根植于当下社会的共时结构中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物质生产领域与受自由创造性驱动的、以人的能力本身为目的的科学-艺术实践领域之间的协调程度。而这种表现为“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和谐”的“自由实践”规划路径,又在根本上着落于结构在资本和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生产实践”的具体条件和水平,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工作日的缩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9页)。

因此,虽然在自由王国中复现的这种科学、艺术“实践”扬弃了既往实践概念的完成时态,超越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力及相应的对自然必然性的服从,只以活动的自主性和能力的发挥为内在目的,体现了人的根本性存在方式,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史,但其始终以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结构作为具体的、内在的规定和制约。总体上看,无论作为劳动活动还是价值生产,抑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所蕴含的多个向度的主体性活动与互主体性活动,这些“实践”形式都无法充分而全面地涵盖科学和艺术的超越性活动方式。因而,后者是整个既有的实践概念所无法覆盖的真正的自由实践。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自由实践也不同于“非实践”的“游戏”:马克思曾反复强调,前者如作曲等仍然是一种紧张严肃的劳动或实践,即虽然在术语上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实践,却依然承载着人的本质规定性之对象化的现实功能。

作为力求现实地、具体地再现人类历史性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观点,实践观本身不是先验的、既成的,而是内含开放的、变化的历史性。伴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马克思的实践观呈现出从“实践一般”的劳动主体论走向“特定实践”的资本生产体系的结构化论,并进而基于扬弃资本统治和自然必然性走向“自由实践”的重大逻辑转换。这一过程体现了其思想历程的复杂性与理论内容的丰富性。不能单纯以“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抽象概括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应当以实践观自身发展的具体总体性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统一性。面向21世纪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充分汲取这一丰富的思想源泉,创造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微信编辑：朱昱翯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