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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森林 | 探寻批判施蒂纳的另一条线索——施蒂纳与晚期谢林的思想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主办


探寻批判施蒂纳的另一条线索

——施蒂纳与晚期谢林的思想关联

刘森林 | 文


作者简介


刘森林,1965年7月生,山东昌乐人,山东大学哲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近期主要关注问题马克思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物化问题中外启蒙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等。


摘   要:施蒂纳使用的三个关键概念“无”“唯一者”“独自性”,晚期谢林在《启示哲学讲稿》中都使用过。讲稿当时虽未正式出版,却在柏林早有流传。通过费尔巴哈,施蒂纳也知晓晚期谢林思想。施蒂纳把谢林那功成圆满之自在显现、正面和积极的“无”(Nichts),转化成了激进否定物质精神偶像否定性的“无”,并把谢林“无”的创造性和潜能性意蕴激进化,使“无”成了一个没有基础和前提的空洞化的东西。通过谢林区分上帝耶稣、亚当三个层次以及自己添加的古代人、近代人两个层次,施蒂纳把谢林那整全一体的“唯一者”(Das Einzige)转化成与众不同的每个个体的“唯一者”(Der Einzige);把谢林那象征着本己、自私、孤立等局限性的独自性(Eigenheit),转化成完全正当、有待自我实现的完满和积极存在。施蒂纳与晚期谢林思想的隐秘关联,为我们批判施蒂纳,揭示其与宗教启示的内在关系,补充了一个新的路径

关键词:施蒂纳;谢林;无;唯一者;独自性

施蒂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篇幅最大的批判对象。以往我们追究施蒂纳的思想来源时往往把他与费尔巴哈、黑格尔联系起来,对他与其他人的关联、他何以把“无”“唯一者”“独自性”当作核心概念,以及这三个概念从何而来关注较少。本文力图在施蒂纳与晚期谢林之间探寻另一个隐秘的关联,探寻施蒂纳这三个核心概念与谢林《启示哲学讲稿》中早已出现的三个同名概念的联系。由于晚期谢林的启示哲学讲义“早在谢林在柏林发表演说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确实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7页),虽未正式出版但在柏林早有流传,也由于熟悉晚期谢林思想并对之已有消化吸收的费尔巴哈对施蒂纳的直接影响,虽然谢林在1810年后没有学术文献正式出版发表,因而施蒂纳不可能在著作中正式征引晚期谢林,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当时一直居住在柏林的)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发现施蒂纳对谢林思想的消化、挪移、转化使用,进而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的批判增添一个值得注意的补充性进路。

一、无、唯一者、独自性:从晚期谢林到施蒂纳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谈论有无之辨稍早,谢林1810年在《世界时代》中就大谈“无”,肯定“无”“凌驾于存在之上”。一直到《启示哲学导论》,他仍在谈论“那个最终的、充满绝望的问题:究竟为什么有某物存在?为什么无存在?”并深深地意识到,“如果我回答不了那个最终问题,那么对我来说,其他一切都沉入了无底的虚无之渊”。(谢林,2019年,第48页)得益于黑格尔与谢林两位哲学家,现实关怀强烈、实践倾向明显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居然常在柏林的酒馆热衷于讨论存在与无的关系恩格斯1889年10月22日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的信中回忆了这一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6页)1841年10月至1842年3月来柏林聆听谢林授课的克尔凯郭尔,也在随后的日记抱怨丹麦哲学根本不是始于无,或者没有任何前提”(克尔凯郭尔,第103页),对从“无”出发、以“无”为前提的德国哲学满怀向往。丹麦黑格尔主义者海贝尔甚至在丹麦把“体系始于无”变成了一个哲学圈内的流行口号。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施蒂纳在1843年底1844年初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以“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基础开篇,这话也直接构成此书的核心思想。而这本书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大篇幅批判对象。我们感兴趣问题是,施蒂纳的“无”(Nichts)及其密切相关的“唯一者”(Einzige)和“独自性”(Eigenheit)概念从何而来?“无”的谈论除了跟黑格尔密切相关,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这三个重要概念与晚期谢林所使用的“无”“唯一者”“独自性”具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孕育和释放着什么?
根据笔者的阅读理解,至少可以在晚期谢林哲学找到以下多种“无”。按照否定哲学肯定哲学关系结构,依次排列为:
第一种:功成圆满状态上的一种自在显现,而不是有意的显摆和造作。如有意优雅就不是真优雅,无意显现才是有意做的是“有”,无意做的自然显现是“无”。这样的“无”是一种真正的“有”,比有意识显摆的“有”还更真实、更到位。达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后,这种“无”才自发地体现出来,是一种圆满、成熟后的“溢出”,是自然的流露和呈现。一旦有意识地显摆,就可能消失不在,或走样、滑稽。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设想,这种意义上的“无”就是最完满者所能显现出来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品质。在《世界时代》里,谢林说这个“无”是“纯洁神性”的“无”,是无所欲求的意志,不追求任何事物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动。“之所以说它是‘无’,因为它既不要发挥作用,也不要具有某种现实性;而之所以说它是‘一切东西’,因为唯有作为永恒自由而具有全部力量,因为它在自身内部掌控全部事物掌控着一切东西,而不受任何事物掌控。”(谢林,2018年,第337-338页)
第二种:一种非存在者,无定、可能性、行动性的存在。“

是一个仅仅不是作为存在存在着,但毕竟存在着的东西,在它那里遭到否定的,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着的存在尽管如此,它仍然包含着一个可能性(即能够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也就是说,因为它仍然把存在当作一个可能性,所以它虽然不是存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与此相反,‘

’是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完完全全存在东西,换言之,在它那里遭到否定的,不仅是存在现实性,而且包括存在可能性,在它那里,任何存在都被否定了。”(谢林,2016年,第351-352页)这种“无”只是缺乏一种具体存在存在,但可能以某种形式存在由此,纯粹的潜能阶次就是一种无,就是一种敞开可能性:存在的纯然潜能阶次,因为它是纯然的潜能阶次,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同于无。”(谢林,2019年,第122页)这种“无”是一个很高的存在也是一个肯定性的存在

第三种:神性这种本质之“有”的缺失或坍塌。它以某种“有”作为前提,是这种“有”的缺失、丧失。当你相信这种本质存在坚定性时,它是强存在;当它们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时,它就成为连弱存在不如存在。这种“无”也很有讨论价值,因为它曾经有过,甚至很强地存在过,但由于某种原因,它沦落为“无”了。当谢林说“一个虽然存在着、但却不应当存在东西,亦即一个应当遭到否定或已经遭到否定东西,这个东西在德语里面可以称作‘无有’”(谢林,2016年,第354页)时,我们就把它界定为这种“无”,它是已存在过或应存在但被以某种方式否定了的东西
第四种:就是上述第二种所谓既无现实性又无可能性的完全存在东西。这种“无”充其量只是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存在,是个概念
第五种:谢林在《近代哲学史》中曾谈到0“这种完全的无”。它是一个非实有的存在,还没有实有化,但不是绝对的存在。这种0作为“无”绝非真的没有什么,而只是一个观察分析的奇妙之点,在数学物理学上,它可以做许多奇妙的解释和讨论。
与我们行将讨论的施蒂纳的“无”相关联,谢林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无”最值得讨论。从否定哲学肯定哲学关系角度来看,第一种可说是从大全一体的完满之神角度界定的,而第二种则是从生成和实存角度,落实到人的实存来看的。从否定哲学出发,延伸到肯定哲学层面,在实存和生成中得到落实与完善就能让“无”实有化,达到“无”与“有”的真正统一。在肯定“无”的崇高性,肯定“无”的实在性、生成性及其不断完善方面,谢林的“无”显然是一个肯定性的、积极性的概念
大全、至高的意义上,这个“无”是唯一的,它是大全一体的上帝,“只有唯一的一个东西(就其作为‘太一’而言)才是大全”。(谢林,2018年,第101页)通过这种唯一性,它涵盖和包容着一切。“无”作为“启示自身的最高者”展开自身。在大全一体的意义上,在完满无缺的意义上,“无”是唯一的,具有独一无二的品格。但在展开自己的过程中,它会有两个意志呈现。第一个意志无所欲求,是无限的流溢和自身肯定;第二个意志(实存的意志)“是一个特定的、欲求着某些东西意志”,在“本性必然是一个做出限制的、收缩的、否定东西”。(同上,第2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存是一种独自性(Eigenheit)的存在体现出一种本己、自私、孤立等局限性。[先刚在《世界时代》中就把Eigenheit译为“自私”(参见谢林,2018年,第23页),这个词在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汉译本中被译为“独自性”。两个译名恰好反映了谢林视之为一种局限或不足,而施蒂纳却视之为正当存在、有待突破获得充分实现的不同。]只有努力趋向第一种意志,它才能克服自己的局限性而实现自己的本质。如果任由这种本己性和孤立性发作,不再向往和模仿那种至高的神性(这正是施蒂纳行将采取步骤),那将陷入病态和混乱。
本己的缺陷使得第三种“无”面临一个问题:如若任由本己的欠缺张扬,实存就可能失去本质远离圆满“溢出”之境界甚至陷入琐碎和流俗。谢林晚期哲学包含着的这一点早由爱尔兰根大学时就认识谢林并有通信联系、熟悉晚期谢林思想的费尔巴哈明确道出。他希望人要“意识到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有限性,只是因为他把类的完善性、无限性作为对象”(费尔巴哈,1984年a,第36页),只有对象性的人把完善作为对象,从而把完善本质纳入自己的存在之中,才能遏制和防止堕落和虚无。费尔巴哈认定“有限性跟虚无性是同一回事;有限性仅仅是虚无性之雅化而已”,由此他断言“没有对象,人就成了无”。(同上,第34、32页)施蒂纳却把费尔巴哈所谓完善本质视为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造物,视为从外部强加给每个人(唯一者)的虚妄存在,并认定只有解除之才导向解放和自由。
至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使用的三个关键概念“无”(Nichts)、“唯一者”(Einzige)、“独自性”(Eigenheit),在我们对谢林的讨论中都出场了。施蒂纳将在一种转化意义使用它们,提出一种跟谢林不一样、却令马克思恩格斯殊为震惊理论只有从“无”出发、论证“唯一者”如何实现其“独自性”或“唯一性”才能得到自由与解放。这种理论是直接刺激马克思恩格斯撰写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缘由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三分之二篇幅是批判施蒂纳这种理论的。与费尔巴哈跟谢林有直接联系、费尔巴哈在著作中经常讨论晚期谢林不同,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1841-1842年的恩格斯在三篇文章中直接批评谢林不同,通过施蒂纳,马克思恩格斯与晚期谢林思想又有了一种隐秘性的关联。
在谢林那里,上帝是唯一性的,是唯一者,通过实存,“上帝自己才在万物之先就是他自己,才是唯一的一个摆脱了任何事物东西上帝必须首先存在着,并且独自存在着,其他的东西才能存在着。倘若没有这个发挥作用的本原,那么上帝的‘唯一性’概念就将是一个空洞的、仅仅具有否定意义概念。”(谢林,2018年,第25页)上帝的唯一性是跟其“无”性相对应的,它包含着实存却不是实存,它把实存的局限性视为有待进一步完善局限性。施蒂纳要把“唯一者”从天上拉回地下。他区分天国与尘世两种唯一者,认为“费尔巴哈把天国的唯一者和尘世的唯一者并列,天国的唯一者是没有词句所有者的词句。费尔巴哈思考的唯一者是上帝”。(施蒂纳,2023年,第19页)费尔巴哈试图把天上的唯一者降落大地之上、降落人身上,但这个“人”还是“类”整体没有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要实现这一点,就得经过上帝-亚当-耶稣-古代人-近代人-唯一者几个环节逐渐落实。而上帝-亚当-耶稣是谢林在《启示哲学讲稿》中分析上帝的唯一性时已讲过的。神的第一次创世、人的第二次创世之后,神的使者基督化身为人并且献祭自己以通往永恒回归之路,是晚期谢林阐述过的历史进程。施蒂纳觉得这个进程后半段不完善需要增加崇尚物神的古代人和崇尚精神之神的近代人两个阶段才能最后达到把自身视为真正唯一者、实现自身独自性的完成阶段。跟上帝的唯一性相比,亚当的唯一性、耶稣的唯一性分别降了一个等级,但却对有待获得拯救的每个人颇具关键性。越过上帝、亚当、耶稣三个阶段,再进一步越过古代人、近代人两个阶段,施蒂纳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唯一者”。在谢林的逻辑里,不受约束、径自伸张自己独自性的“唯一者”是空洞和否定东西;而(第一种)“无”并不本己和孤立,实存才本己和孤立。(第一种)“无”会把本己、孤立、局限作为符合自己本性东西对待作为实存的“人”才可能陷入本己、孤立和局限,并在神的启示、耶稣的感召下致力于最后走出这种本己、孤立和局限。如不能出来,滞留于这种局限分裂,那就会陷入整体和崇高丧失为特色的虚无主义,坠于破碎和流俗。也就是说,按照晚期谢林的逻辑,施蒂纳这样的唯一者必定陷入虚无,“沉入无底的虚无之渊”。但在施蒂纳的逻辑里,本己、孤立不但不再是局限,反而是人的真正本质体现。这种真正的本质只有彻底消解至高无上的普遍者、作为物质精神偶像的普遍者才能得以呈现。通过至高的“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和一般“人”的消解才能通达每一个与众不同的“唯一者”,即通达那个否定了至高性和普遍性而把本己性自由呈现出来的“本质”——对施蒂纳来说还有本质”,那“唯一者”的实存就是唯一的“本质”;这“本质”的存在状态潜能行动及其支撑的有待实现和有待生成。施蒂纳在反向消费晚期谢林的启示哲学思想

二、“无”的转变:从肯定性到否定

施蒂纳思想是对晚期谢林的激进转化,比费尔巴哈应对谢林的策略更激进、也更极端。施蒂纳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德国晚期启蒙运动的关键阶段第一个告别本质、永恒、绝对,真正走向了感性、实存、生成,嘲笑受到林肯哲学影响肯定了感性、经验、自然却仍未摆脱抽象的“类”本质的费尔巴哈,认定其不彻底和半吊子,坚信自己才真正告别传统形而上学开辟了新时代
不受任何事物掌控限制,单纯、神秘、丰盈与欢愉等方面,施蒂纳的“无”很像谢林的“无”的反面只有在锐利锋芒、强势有力、具有至高地位方面,才像谢林的“无”的正面。但谢林的“无”是一种与上帝适应的至高神性,施蒂纳却把这种神性归于每个人。每个唯一者都能从无而起支撑起它来吗?如果支撑起来,不就一下子真得成为“无”吗?成为某种什么也不是存在吗?所以,如果谢林的“无”还是肯定概念,那么,施蒂纳的“无”就只是一个否定概念,其中的肯定性意味因为缺乏起码的支撑和奠基而变得漂浮不定,从而迅速地否定化,其肯定性是形式的而否定才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否定概念,它大杀四方否定一切,使自己孑然一身,孤独自傲地失去一切,坠落为一种虚无和碎片,而聚拢不了谢林意义上的那种本质、普遍与永恒,却成为不折不扣的现代性的碎片性、否定存在
的确,创造性、潜能也是施蒂纳“无”的重要内涵。施蒂纳的“无”不再单纯,也不会、不再为任何事物限制掌控,更不是单纯的丰盈和欢愉,而是从遭受物质偶像精神偶像的牵制、束缚中超脱了出来开始具有了按照自身内在性存在和运作的勇气与能力。这本来也是谢林赋予人的意识最终目标。但这种目标是人达求神的高度,人真有能力设定实现自己,而不再以神话形式、通过病理学方式为自己塑造物质精神的各种偶像来谋求这一切。人只有不再以不符合神的境界水平的异化形式谋求自己实现时,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和解放。这或许就是施蒂纳从谢林的人神之论中读出来思想,是施蒂纳阅读谢林的真正领悟感受。在这种领悟感受中,施蒂纳急切地要把谢林那仍以神话、启示形式诉说的“人”变成扬弃了神话和启示的人,把谢林通过神话、启示形式正在实施着启蒙的“人”迅速地转化为完成启蒙的人。谢林的“人”还处在神话和启示之中,因而仍处于启蒙的早期阶段;施蒂纳的“人”却已经完成了启蒙,至少是已开启了启蒙最终阶段。谢林的“人”在展示启蒙的艰难历程,步履瞒珊地行走在迈向高级阶段启蒙的历史之途中;施蒂纳的“人”却进入启蒙的最高阶段,行将展示启蒙的最终成果。施蒂纳试图急切地实现谢林要推动的启蒙进程,把谢林感受到、担忧着的现代性不分青红皂白地实现出来。在施蒂纳的逻辑里,上帝通过儿子耶稣再通过现代启蒙传递给每个人东西都是好的、令人期待东西,把它们快速实现出来就是人们的期盼。在这一点上,施蒂纳是简单和单纯的,还没有达到谢林的深度高度,当然就更达不到马克思高度马克思和谢林都已意识到,从本质世界到感性世界,从古典世界现代世界,从否定哲学肯定哲学,伴随而来的,既有令人期盼的肯定东西也有令人忧虑的否定东西,虽然不能简单地区分为好与坏两个方面,但其复杂性和变动不定性,是需要我们仔细分辨和高度慎重地予以处置的。施蒂纳的单纯只把这种呼唤和期待理解为最激进的否定,并坚信这种否定具有完全的肯定性,却看不到它很容易转化成十足的消极和否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心写作比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更厚的一本书来批判他的根本原因所在。施蒂纳对晚期谢林提出问题急切、简单、极端的处理不是一种有效的好处理。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更合理、更周全、更深入的理解和处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提供了这样的理解和处置。
谢林的“无”与施蒂纳的“无”具有多重的关联,存在多重关系。首先应该是相方向极致化:针对前者的单纯而强调历经风霜;针对前者不跟任何事物纠缠而强调历经物质事物精神事物的纠缠后摆脱掉;针对前者的丰盈和欢愉而强调摆脱偶像崇拜的苦痛后必须积极努力;针对前者的神秘而强调必须破除神秘的偶像崇拜;针对前者的“无差别”而强调尽显自己的独一性和个性。但在锐利锋芒方面,施蒂纳的“无”比谢林丝毫不差,区别可能只是施蒂纳的“无”既要在破除偶像又要在施展自己两个方面都要有锐利锋芒,而不能像谢林的“无”那样纯洁和无所畏惧,也不能像谢林的“无”那样没有限制地施展自我。如果说谢林的“无”像个纯洁的儿童或者至福的智者,那么施蒂纳的“无”就只能是一个自信包打天下的干将;如果说谢林的“无”具有包容一切的能力,那么施蒂纳的“无”意味着的无限多样性至多对其他具有参考价值,而无法也不可能包容一切;如果谢林的“无”内含丰富并将展开一切,那么施蒂纳的“无”空空如也因而无以展开,多半走个过场而已;谢林“把绝对不进行对抗东西称作无”(谢林,2022年a,第33页),施蒂纳却把对抗到底结果称为“无”。
形式上看,施蒂纳的“无”与谢林的“能在者”倒有很多相似之处。当谢林说,“这里所指的能在者,不是一种依赖性的或者有条件的能在者,而是条件的能在者。‘将在者是没有任何中介的直接能在者’,这话说就是:为了达入存在,除了纯然的意愿,能在者无须其他。”(同上)施蒂纳的“无”也是一种破除依赖条件后得以展现可能空间,是一种无条件的能在,其关键是唯一者的意愿和勇气。所以,当谢林把意愿与现实关联起来,断定“意志是最卓异的潜能阶次,而意愿则是最卓异的现实。从潜能现实的过渡无一例外都是从不意愿向意愿的过渡”(同上),想必一定会得到施蒂纳的赞许。施蒂纳把现实视为唯一者内在的东西,跟其撇开外在干扰的独自性密切相关,甚至于独自性就是现实。“‘独自性’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因自身的原因就能消灭封锁你们自己道路的一切不自由。你们不欲与并不打扰你们的那些东西相脱离,而如若它开始打扰你们,那么你们就知道:‘你们务须更多地听从自己要甚于人!’”(施蒂纳,1989年,第175-176页)在谢林那里,人的“独自性”是一种缺陷局限;在施蒂纳这里,独自性却是神圣的、蕴含创造性和美好未来的东西只有形式上,施蒂纳才会认同谢林所说“某物存在……即它通过把他者从自身中排除出去,来坚守和断言自身,它对抗着每一个试图侵入自己或者挤压自己的他者”(谢林,2022年a,第33页),但他不会同意谢林关于僵死的存在只意愿自己、积极的存在还意愿其他的观点。由于施蒂纳是个小人物没有留下读书笔记日记等材料,我们无法找到施蒂纳阅读谢林《启示哲学》的直接证据,无法直接断定施蒂纳是阅读了当时早在柏林流传的谢林《启示哲学讲稿》的哪些部分受到的启发,但证明当时在柏林的施蒂纳熟悉晚期谢林并不难。如前所述,恩格斯曾指出,谢林的启示哲学教义在柏林早有流传,甚至有非法出版物,甚至早于谢林来柏林讲课之前。施蒂纳常引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早在《肯定哲学批判》(1838)、《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基督教本质》(1841)、《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1842)、《未来哲学原理》(1843)等著作中就已公开谈论晚期谢林。
显然,施蒂纳的“无”首先是个否定概念,它要否定那些独立于实存、以普遍永恒和绝对形式出现的“本质”,认定其虚幻性和欺骗性,剥夺其自然性和正当性品格。对外在存在全部否定了之后,“无”才能展现肯定性。对施蒂纳来说,这种肯定性就意味着意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唯一者无限开放行动性、创造性、未来性。“无”是过去终结,更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与谢林的理解很不一样。对谢林来说,绝存在这样的断裂。谢林在1853年逝世前写的一份手稿里说,“在否定哲学中,也就是理性科学中,存在是第一性的,而存在内容(神)是第二性的。当自我要求重新安排——这种安排开始是纯粹的意志活动……时,否定哲学终结就到来了。这种意志只是开端。超越存在物之上的意志和关于意志科学肯定哲学)乃是一种新的存在物,它现在已经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了。”(古留加,第305页。中译文略有改动)由此,肯定哲学就是关于人的自由创造、人的实存如何实现神的本质的那种哲学。它既不会跟以往的历史断开,也不会由此导向一片坦途,开启全新的未来,而是充满了挫折和迷误:“通向真正宗教的路,也如同通向真正哲学的路一样,是通过迷误而开辟的。这是一种必然自然过程。”(同上,第276页)在施蒂纳由“唯一者”开启的崭新王国里,不再有自然,不再需要基础,不再需要前提,想必也不会有挫折与迷误,只有一片光明。这应该才是施蒂纳心目中的“肯定哲学”,只有肯定、积极有为,不再需要否定和挫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撇开基础、前提和条件创造性,不但是虚妄、单纯的,而且就是上帝创造性的回归。因而,其肯定维度呈现出来的实存性、行动性、创造性是空的、无根基的,仍具有类似于传统哲学追求的那种本质、永恒和绝对性。即便它当下即是而非永恒,即便它并非静态的本质而是实践和有待创造的,它仍然是无需条件基础而是绝对、单纯、理论性的,并不具有真正的实存性和实践性。这种对晚期谢林的激进化推进,结果而是实存性、行动性的名存实亡。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种激进化策略看到的,就是上帝”的实存性、身体性的消亡和空心化的回归。因而,施蒂纳的“无”不同于谢林那种以至高无上的“无”来约束人,在人与神之间相互限制成全的“无”,而成否定一切的象征,成了无需前提与条件而无限创造象征。而这就是对“上帝”的呼唤与回归

三、唯一者:从“神”到“每个人

沿着费尔巴哈阐发的把“神”转化成“人”的逻辑继续前进,施蒂纳把“人”进一步转化成与众不同的“唯一者”,即把思辨哲学无所不包的那个唯一者转化个体、经验、当下即是的“唯一者”了。谢林说,“那个唯一的存在者无处不在,并且在一切事物都是同一个东西,进而是完全跟自己相同的”(谢林,2022年a,第53页)。这就是代表上帝大全的那个“一”。这个一包括了一切,不过“凭这个概念根本无法开启任何东西不会离开它,或者说借着它去更进一步的工具人们只是借着这一概念在同一个点上一直打转,并最终仿佛被绕晕”。(同上)但施蒂纳的唯一者却不一样,简直就是谢林“唯一者”的倒转。它一定是具体的、经验的、告别了抽象和一般,进展到具体、实际、感性的层次具有非常实际的品格和样式了。因而也就从抽象的能在变为实际的能在了。但可惜,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分析,这个实际性仍然不能成立。它的实际性、具体性更多具有形式特征,还远没有落实到真正的现实上来。它只是观念没有肉身,是个幽灵
由此,施蒂纳的唯一者可以系指每个人,但谢林明确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唯一的存在者“并非每一个存在者,并非一个在其所特有的(或者两可的)意义上的存在者,所以才恰恰是那个唯一的存在者”。(同上,第60页)在此意义上,施蒂纳的唯一者恰恰是谢林那无所不包的大全意义上的“唯一者”的对立面。如果说,谢林的“唯一者”是无所不包,是从众存在中汲取力量壮大自身,施蒂纳的“唯一者”则跟众存在告别不受它们的蒙骗和牵扯,只遵从自身内在的声音要求。对谢林来说,“当被引回自身中之际,能在者恰恰使非存在成了存在,也就是使非外在的存在自身成为存在”。(同上,第62页)对施蒂纳来说,唯一者被他者吸引应该是尚未解除意识形态的蒙骗的标志。对谢林来说,“能在者必须自身是无,以便那个无限的、浩瀚无际的存在者对它而言成为某物”(同上,第63页);对施蒂纳来说,能在者自身必须是无,以便唯一者不受浩瀚无际的任何外在的影响与束缚。
按照德国哲学传统,唯一性的存在就是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大全,“这些本原都是唯一的,在它们之外没有其他本原可被设想的本原”(同上,第79页)。由此,只有才是整全和一,是全然的自由,虽然其中必定有张力才行,人还不到。施蒂纳现在要把唯一性给予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者。对谢林来说,唯一者是最大的普遍和整全;对施蒂纳来说,唯一者只是最大的个别,是普遍和大全否定。对谢林来说,唯一者是一种肯定性的先在;而对施蒂纳来说,唯一者是一种不断否定结果。对谢林来说肯定哲学以先在的本质为前提,以否定哲学为前提;对施蒂纳来说,这样的肯定哲学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否定哲学必须否定掉,因为具体、经验、当下即是的唯一者才是在先的,才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神”。
谢林的启示哲学展示“一种更高的历史,它同时回到事物的开端,也指向它们的终点”。(谢林,2022年b,第34页)这一展示意味着,有死、能力受限的人,必须效仿具有普遍性和崇高性的神。“只有人类本质与真正意义上的神性处于这种至为亲密的、仿佛交融在一起关系之中,我们才能解释某些持续出现的、普遍的人类观念。”(谢林,2016年,第337页)人的使命就是自然世界和神的世界联系起来,让自然服务于精神实现。但人却可能被自己内部那些不合本质根据的东西驱使着走向了错乱,使“自然的、物质因素支配了人,物质变成上帝。一切皆因人的自由”。(古留加,第205页)用吉莱斯皮的话说,在上帝死了之后,在上帝自然和人的三者关系结构之中,弃绝上帝的人因为内在性的不足不得不更加依赖自然,由此导致建基于传统人文精神之上的“人”本身的地位高度不断降低。施蒂纳看不到这一点,坚持个人着力于做大做强自我的内在潜力可以达至自由、解放和创造。这凸显出看似激进的施蒂纳仍在传统文学范围致思的局限
施蒂纳没有足够的深度高度。按谢林之说,神是第一次创世,基督是第二次创世,人是第三次创世;神和基督的成熟都是致力于“带回他原本注定拥有的永恒生命中”(谢林,2022年a,第229页)。那人第三次创世是仍然致力于永恒生命还是转入感性、当下即是的非永恒生命?这才是施蒂纳关心问题。他只对谢林所谓第三次创世兴趣。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都为第三次奠基,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一和第二就成了蒙蔽与障碍了。在没有进展到第三次之前,“神”与“人”都是“唯一者”的彼岸,施蒂纳称之为“两个彼岸”。(施蒂纳,1989年,第35页)化彼岸为此岸,就必须把感性、经验、实存、生成置于首位,不再抽象理解“神”,不再把普遍、永恒、绝对视为“神”的关键品性而是把拒斥普遍、永恒之后呈现状态视为本然和绝对,在第三次创世后进一步增加解除物质偶像的第四次创世解除精神偶像的第五次创世(施蒂纳极力掩盖这一点),最后才能让与众不同的每一个人成为上帝”,从而完成人的真正创世。恰如哈贝马斯指出,“从上帝最初的无所不能中,随之产生了另一个上帝,即用上帝的绝对性装备起来的人。上帝无所不能是在与他相同的人的诞生完成的;因为与上帝相同的人要求严格的平等,所以上帝也有可能因此而失去自身的力量上帝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第一个人身上。他面临风险是另一个上帝滥用他的自由,即破坏他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种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关系颠倒过来。”(哈贝马斯,第197页)这“另一个上帝”是何种形式、通过何种过程表现实现出来,对于那个时代思想家们至关重要。我们也同意哈贝马斯的观点,“另一个上帝的构想是[谢林的]时代哲学的真正话题,虽然这个话题的各种片段论述没有体系发展到使另一个上帝以同样面出现的地步”。(同上,第196页)谢林毕竟没有放弃基本的启蒙立场,很在意个体人格完善发展只是他把个体自我隶属于上帝及其映照的类意识之中,让“自我承认自己是‘非本原’,让自己从属于上帝”,使“神性不是进入个人意识而是进入人类意识”。(谢林,2023年,第353、365页)个体之上总有一个“神”(谢林)或类本质(费尔巴哈)范导、约束着自己。从费尔巴哈到施蒂纳,就是要把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神”或“类本质”消解掉,或从外部转化到每个个体内部,这种转化被施蒂纳视为启蒙的真正完成
大全意义上的“唯一者”本应是单数,只有一个没有更多个。但谢林已经在复数的意义上叙述它了。不仅上帝是唯一者,耶稣可以说是唯一者,甚至“亚当已经变得跟我们的那位唯一者一个样了”(谢林,2022年a,第221页),再进一步,多神教体系中多重神都被奉为各自的“唯一者”之神。谢林特别强调,“这里的unus ex nobis,即神性位格中的唯一者(dieser Eine unter den g?ttlichen Personen)——神性位格被理解为以罗欣,并且确实是复数,这种复多性无损于神的统一性自身,至少在这句话不会引起这种误解”。(谢林,2022年a,第222页;cf. ScHelling,S.367)“以罗欣”“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独一之神,确切地说,是那个绝对的至大者,整全的神,也就是最初向人类意识呈现的神”。这个词原本就是单数词,后来才有了复数含义。在历史发展中就意味着整全唯一之神的被撕裂,意味着人类已经远离了整全的神,堕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神教”(谢林,2022年a,第222页编者注①)。把多神教激进地推进到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各自都把自己视为唯一的神灵,这是施蒂纳的所作所为,这是比泛神论更激进的泛神主义。这就是施蒂纳从“神”到“人”再回到新“神”的逻辑轨迹
施蒂纳推崇的唯一者逻辑认定每个人都能自己创造自己,并由此都获得自由和解放。这在谢林的逻辑里显然是一种自吹自擂。“人类可以自吹自擂道,自己是这个世界开创者”(谢林,2022年a,第204页)。人只能是神之外的世界开创者,不是神之旁的世界开创者。前一个世界就是“被人类撕碎的世界,是一个自己的荣耀伪装起来、与自身分崩离析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然与自己真正的未来相断离,它徒劳追寻着自己的终点,进而不断产生错误的纯然假象时间,仅仅在可悲的千篇一律中始终重复着自身。”(同上,第205页)人无力单凭自己就能自我实现,他们在寻求自我实现历史进程中难免会走弯路遭遇异化,基督教记录了这种曲折和迷误。“在《旧约》和《新约》中,异教和偶像崇拜都是罪,而且是罪中之罪。”“异教,即从真神那里的堕落”,意味着神的根据没有安居人类意识中,绽脱出来运作了。绽脱是对真神的否定,“神由以创造一切的第二潜能阶次,也是进行着中介的”。(同上,第225页)这个潜能阶次离弃了人类,“必定追随人类进入对神的异化中,自身成为在于神的潜能阶次,只有这样,它才能进入人类意识会由以被重新带回入对神进行设定进程中。”(同上,第226页)即使是异化状态也是潜能阶次的历练和成长,它终将会羽翼丰满,主宰自己,找到真正该崇拜的自己,扬弃异教,回归真教。这不就是施蒂纳扬弃物质偶像精神偶像最后回归唯一者自己的逻辑吗?这不就是潜能阶次的历练和胜利吗?甚至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就是无限的潜能创造就是一个潜力无限的潜能阶次吗?只不过,施蒂纳的唯一者不再是神的儿子孙子,却是孙子儿子辈了,虽然他(她)们要告别普遍本质及其内含着的崇高性,但仍具有先辈那种无限的潜能具有依赖具体条件基础就能完成创造能力。在此意义上,施蒂纳的唯一者仍是基督教上帝。施蒂纳针对“唯一者”所做的,无非就是德国晚期启蒙运动的要求进行了某种改造,在保留其某种最根本的品质(创造性、无限的潜能等)的同时,祛除那些普遍、永恒、抽象等与否定哲学适应东西,按照一种激进的肯定哲学要求对其进行一种激进地实存化、生成化改造而获得的的结果。如果说,如谢林所言,“把基督设想为原初的人,设想为人中之人、原型意义上的人的惯例,从康德就开始了”(同上,第227页注①),那么,施蒂纳就是对这种“原初的人”进一步现实化;如果说谢林认为把基督设想为原初的人的好处是不再把它视为纯然的人,而“把他放在超越于所有其他人类位置上,进而能为他赋予一种在面对他的时候,所有人大抵都无法否认的独一性”(同上),那么,这种独一性在基督的努力下现在就要在每个信徒身上实现了。“独一性”,谢林用的原文是Einzigkeit,基督就是 Das Einzige,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则是Der Einzige。从谢林的Das Einzige到施蒂纳的 Der Einzige,从神到人的转化异常明显。神本主义转变人本主义,神转变为“真正的人”,这“真正的人”就是“唯一者”。

四、结论

唯一者或创造性的“无”面临的多重深渊,施蒂纳茫然不知——由此,有许多路径能够产生和释放出严重程度不一的虚无主义颠倒“无”“唯一者”“独自性”容易保证这种颠倒转化能够避免导致严重问题,就不容易了。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的方案反而没有施蒂纳问题那么严重。
施蒂纳不但熟悉在当时的柏林圈子流传的谢林启示哲学讲义,而且通过费尔巴哈的间接关系了解晚期谢林,熟悉当时谢林(派)与黑格尔(派)的争论。其思想主题处于两派争论的关键问题(感性与形而上学关系、实存与本质关系)所覆盖的范围之内。而其思想主张则是对这个关键问题的最极端处理。汲取费尔巴哈、黑格尔思想的同时对晚期谢林启示哲学思想的极端化挪用,使得施蒂纳不但更神秘,而且也更极端。沿着激进否定、消解之路展开“无”的否定性和创造性意蕴,激化“唯一者”当下即是的感性特质,认定唯一者的独自性是完整和自足的,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比费尔巴哈在晚期谢林及其他因素影响下沿着感性直观之路拓展肯定哲学或实证科学(参见刘森林,第73页)的路子更不合理、更加危险。施蒂纳如此理解转化晚期谢林的肯定哲学显得危机重重。即使面对需要调整甚至取代的传统形而上学也是如此,因为那会把“无”弄成一种破坏性的、令人畏惧的东西,而失去其汇聚性、崇高性、包容性、自在性的特质
谢林把从否定哲学肯定哲学转变理解为一种推进、补充、完善结构调整,而非彻底的否定与取代。费尔巴哈直观地理解感性,施蒂纳则把费尔巴哈的直观进一步往前极端推进。从费尔巴哈到施蒂纳,越来越激进地拒斥本质、抽象,以实存否定本质、以定在排挤存在引发令人忧虑的严重后果。施蒂纳极端推进晚期谢林肯哲学(实证科学)的方案,不但不会告别传统形而上学,反而会陷入另一种极端的形而上学。它不再追求普遍、永恒、绝对,却追求与之完全对立的个别、生成、当下,是传统形而上学在另一端的另一种表现
开创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卫·施特劳斯吸收黑格尔关于人民精神实体说和谢林神话哲学提出福音书不是有意虚构而是神话创作观点(参见古雷加,第293页),经过与晚期谢林有密切关系的费尔巴哈与卢格,到施蒂纳利用黑格尔和晚期谢林的相关思想青年黑格尔派不但深深扎根于黑格尔思想之中,也与晚期谢林的启示哲学神话哲学脱不了干系。施蒂纳与晚期谢林思想的密切关联,为我们批判施蒂纳的极端偏颇,检思其思想来源,还原思想史原揭示其与宗教启示的内在关系,昭示、补充、丰富了一个新路径值得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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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a:《启示哲学》上,王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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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cHelling, F.W.J., 1997, Smmtliche Werke, II.Abtheilung, Dritter Band: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Cologne: Total Verlag.


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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