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然 | 《资本论》中空间批判的四重路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日益严峻，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率先开启“空间转向”，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论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学者的空间理论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为起点，但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包含空间维度这个问题上却持消极态度。亨利·列斐伏尔曾言，历史唯物主义关注“产品与作品”的生产而非“生产的历史”，只有将后者延伸至对空间与时间的理解中才能将空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使后者得到极大的扩展与证实。（参见列斐伏尔，2021年，第187页）彼得·桑德斯认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研究侧重于本质规律的把握而非现象分析，故而城市并未得到重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现代社会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而非城市主义。任何把城市作为原因的做法（例如所谓的‘城市问题’或‘城市进程’）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桑德斯，第15页）

国内学界在推进空间哲学研究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也存在多种解读。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在马克思空间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被学界重视，但是围绕《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马克思空间批判思想及其阐释路径所展开的针对性研究仍然有待推进。这一文本从何种意义上影响着空间哲学研究，又对当代无产阶级超越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空间异化，经由空间权力复归重彰自身主体地位的革命行动有着哪些启示等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性阐明。

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殊运动规律的研究始终贯穿空间视域。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认了空间与资本的内在联系，空间作为资本流通的中介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在资本增殖的各个环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搭建起的空间批判话语架构，也为西方学者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继续推进空间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全球化背景下，经由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空间异化的本质成因，探寻空间及身处其中的人之解放的根本途径，无论对于空间发展而言，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扩大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分析的视角和提升其解释力角度来讲，突出空间主题和拓展空间分析视角也都是必要的。”（胡大平，第35页）

一、“空间压缩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中的劳动异化批判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学界已经形成的共识在于：正是因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特殊规律的研究，才实现了资本的祛魅，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马克思不仅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看重价值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将工人的抽象劳动视作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雇佣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又是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对雇佣劳动及其异化根源的剖析理应在资本与空间的关系研究领域体现先在性。“基本关系是资本与其他那些不得不被资本所征服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资本正是通过其对劳动的这种关系，才将自身构成为自我增殖的价值，因此它对于资本之间诸关系的任何分析来说都是逻辑上先在的。”（阿瑟，第68页）

无论哪种社会形态，空间都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前提，但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空间对于剩余价值生产而言具有特殊意义。首先，工人的空间集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4页）其次，工人的空间集聚是资本家节约预付资本的有效方式。“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同上，第377页）对资本家而言，这种节约能带来同生产资料贬值同样的效果，帮助他们获取超额利润。最后，工人的空间集聚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要求。由于各国无产阶级围绕工作日的斗争以及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因素，绝对价值生产逐渐演化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有赖于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后者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合理的劳动力空间排布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争取剩余劳动最大化成为资本家的共同选择。

如果说工人空间集聚仅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形式的统一，那么劳动协作则意味着生产完成了形式与过程的同一。雇佣工人不仅被安排在同一空间内生产，而且还被囊括进同一生产过程中。同等技术水平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劳动环节越繁复，劳动协作在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方面的作用就越明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总结了经由劳动协作实现“空间压缩时间”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一是“总体劳动”，劳动在空间上是同一的，在时间上是继起的，方法是将劳动对象的空间位移化约成若干个点，每个工人分管其中一段，通过劳动空间布局的合理化节约劳动时间，促使“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其二是“结合劳动”，劳动在时间上是同一的，在空间上是分散的，方法是将劳动对象拆分为多个部分，每个工人分管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劳动对象不同部分的同时加工来节约劳动时间，实现“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同上，第380页）。不仅如此，协作带来的竞争极大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热情，进一步提升了总体劳动效率，创造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新的生产力，即马克思所讲的“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同上，第378页）。此外，劳动协作还在劳动作用空间与生产空间之间形成张力：一方面，协作扩大了劳动的作用空间，为“排水、筑堤、灌溉”等同空间紧密联系的生产形式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协作通过“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同上，第382页），压缩了生产空间，帮助资本家进一步节约预付资本，用更少投入获得更多利润。

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的目的在于使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协作为资本家更充分榨取剩余价值提供了便利。从过程角度看，协作虽然提升了生产效率，实现了“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就能创造较多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3页），但这种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及劳动产品的无偿占有为前提的，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制度性根源。劳动这种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异化为纯粹的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活动，“活劳动”成为“死劳动”实现自身的手段。“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69页）从主体角度看，劳动异化导致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相分离，工人丧失了主体地位，降格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资本则成为社会生产的抽象主体与劳动的统治力量。马克思指出，分工的精细化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将工人的片面化推向极致，工人在局部劳动过程中变为剩余价值生产机器，“总体工人”的片面器官。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的劳动机会将被机器所挤占，沦落为连劳动力都无法出卖的相对剩余人口，最终被抛离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这种统一是由资本建立的而非工人本身自愿结合建立的，所以，社会力量就呈现为资本的权力，个人命运与之无关。个体工人不过是一个可被替换的部分并且没有生计的保证。”（阿瑟，第147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虽然劳动异化导致的劳动各要素间的对立与劳动者主体权力丧失有其制度性根源，但协作无疑加剧了上述问题。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生产率越提升，社会财富越累积，工人所受到的剥削与压迫就越严重，他同劳动其他诸要素之间的对立就越尖锐。从这个角度理解，劳动异化既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与普遍异化的现实起点。

二、“时间消灭空间”：全球人文地理重塑及其资本逻辑动因批判

对资本周转而言，商品生产是必要环节，但这个环节的完成并不等同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劳动产品必须经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才能完成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在生产领域，同等技术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需要经由“空间压缩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长；在流通领域，商品“实际的移动”也是必要且一定的，需要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节约商品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循环与积累。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时间消灭空间”背后的资本逻辑动因。从资本周转过程看，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形成过程，流通时间是价值的丧失过程，后者不仅等同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扣除，而且带来了工人非劳动时间的劳动力花费与商品损耗，因而是“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8页），资本必然会竭力突破这种限制，尽可能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阐明商品流通对资本增殖的重要意义。由于商品“蛹化”为货币即“W′—G′”的完成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实现”，因而“卖比买更为重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144页）为了促使这种转化，资本家必须尽可能缩短商品运输时间，同时不断开拓新市场，“时间消灭空间”充当了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如果商品产地与销售地的空间距离是绝对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与交通设施的兴建则使其显现出相对性。一方面，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得以在同样的时长内穿过更远的空间位移，节约了流通时间；另一方面，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商品在更广阔市场进行销售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运输空间的相对压缩与商品流通空间的绝对扩张两种趋势始终相伴相生，资本主义通过在这种如心脏搏动般的空间压缩与扩张中将资本血液浸透至全世界，经由“时间消灭空间”不断拓展世界历史，“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8页）。

伴随资本的空间扩张，全球人文地理景观得以重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认了生产方式变革与空间变迁的紧密关联，在《资本论》中则更加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同人文地理变迁的密切联系。一方面，生产中心生产的增加促进了该地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也使商品生产地与销售地的距离相对改变，引起生产中心与销售地本身发展境遇的改变。旧的生产中心逐渐衰落，新的生产中心因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兴盛。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的完善使资本的全球流通成为可能，由此产生“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9页）。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会带来资本积聚与政治集中的双重效应。随着新生产中心的发展，资本积累将会加速，促使更多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与此同时，维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即资本主义国家也实现了政治集中，促使资产阶级结束各自为政的状态，结合为“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为资产阶级对内施行专制统治与阶级压迫、对外展开贸易竞争与殖民地争夺作了政治准备。尽管马克思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以及世界文明进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同之前的所有制形态相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7-928页）。但事实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历史是建立在占有与剥夺之上的历史，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史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血腥镇压与暴力掠夺史，不仅不能帮助人类到达“彼岸世界”，而且加剧了国家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往往率先通过商品倾销排挤本土工业及其初生形态，进而凭借金融和信用手段掌控他国经济命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谓“文明”理念，以榨取他国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将资本所及之处改造为自身发展的附庸。“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60-861页）

资本主义不仅主导着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且控制着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实现的世界市场在打开他国大门的同时，也将西方文明撒播到世界各地。伴随资本的空间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迫卷入西方文明的旋涡之中，全球人文地理的多样性与异质性遭到消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资产阶级文明是为资本服务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同上，第690页）在谈及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就曾痛斥前者对印度文明的破坏行径，指责他们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在痛心于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时，马克思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同上，第633页）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角度看，资产阶级文明是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是资本主义国家行使文化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现实基础，全球人文地理重塑过程中文明的冲突，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冲突。虽然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视域，马克思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为自身创造一个世界的同时，也间接承担了为新世界奠定物质基础的历史任务，但他同时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1页）的时候，人类历史发展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统治，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走上先进之路。

三、“空间资本化”：以土地资本化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观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费尔巴哈完全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等同于自在自然，将人对自然的反映视为一种直观反映，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也就看不到“现实的自然”的人化属性。“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7页）马克思在肯定自然客观性的同时，还以实践为基础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自然不仅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场所，更是这种活动的客体，自然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辩证法在自然观上的运用，在帮助人们认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的同时，也为人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的关系提供了入口。“要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概念，不仅要从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与交往关系着眼，而且要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刘怀玉，第93页）

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与自然条件的先验和谐。“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5页）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不仅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各环节，也渗透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也在土地资本化进程中得到了生动诠释。资本好似一个透视世界的“棱镜”，人类经验的一切事物在“棱镜”的折射下皆被过滤掉原初的本质规定性，仅剩下同资本增殖需要相符合的物的有用性，自然因此被扭曲为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力”，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宰。

在众多要素中，马克思将土地视为同人类生产生活最为密切的自然条件之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6页）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土地不仅成为资本的载体，自身更是转变为一种空间化的资本。“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75页）在他看来，货币地租是土地资本化的重要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为货币地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土地、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以此使土地所有权垄断成为可能。“土地私有和商品化及其‘自然’稀缺性，令不具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得以从生产资本身上榨取垄断租金”。（哈维，2016年，第289页）农奴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条件下，土地及其产品与农民仍然存在天然联系，不具备所有权垄断的客观条件。资本主义破坏了农村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打破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封建生产关系羁绊，货币地租由此产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718页）其次，雇佣工人代替农民成为土地上的劳动者，促使土地完成从生产条件向资本的角色转变。农业资本家必须付给土地所有者一定货币额以得到土地使用权，地租由此成为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对土地所有者而言，“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同上，第698页），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土地成为商品，仅凭使用权让渡便可实现价值增殖。

以土地资本化为基础，马克思对让·巴蒂斯特·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庸俗性展开了批判。他指出，萨伊将劳动一般、生产资料和自然力特别是土地视为最根本的生产要素，认为“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是资本主义的永恒真理，但“三位一体”公式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其方法直观，仅将资本理解为物，看不到它所掩盖的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在工资、资本与土地当中，土地是最具欺骗性的资本形式。由于土地是无机的自然界，产品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地租常被理解为土地的直接获利。例如，在斯密那里，地租就被认为是土地生产物份额中超出利润的那部分“超过额”，工人劳动与地租的直接联系并未被察觉；在萨伊这里，土地甚至被理解为与劳动相分离的价值创造的独立形式。由于萨伊坚持劳动力、资本和自然力“协同进行生产工作”，地租被视为资本家借用土地这种能够创造价值的自然力向地主支付的报酬，“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做地租”。（参见萨伊，第77页）马克思反驳道，土地是无机的自然界，它并不具备自主生产能力，土地能为剩余价值生产提供可能性，但“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8页），代替不了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只有以人的劳动为中介，土壤肥力才能成为价值生产的要件。因此，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715页），是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土地所有者则是通过拉高农产品价值与生产价格间的差额d，即“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分配给这个资本的剩余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来无偿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即“p+d”的一部分。（参见同上，第863页）庸俗经济学家总是将资本理解为物，才错将地租视为土地生产力的报偿，止步于产品效用与租金这种“物—物”关系的表象直观，未能看清货币地租的“人—人”社会关系本质。实际上，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共同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二者与农业工人的关系都是剥削与被剥关系，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雇佣工人的两相对立的局面。

在马克思看来，“三位一体”公式谬误的根源并非在于其方法直观，而在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为基础的资本拜物教对人与物关系的颠倒。

首先，这种颠倒以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为前提。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劳动异化，在《资本论》中，异化的深层逻辑展现为：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长决定了剩余价值量的大小，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81页）；资本家受资本增殖本性的驱使，成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同上，第178页）；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所有权垄断获得地租，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条件之一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30页）。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经济交往的主体仅是表象上的有意识的个人，本质上却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4页）。

其次，这种颠倒以土地资本化为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由于土地的自然属性最鲜明，表面上与资本距离最远，它的资本化意味着人与土地之间的最后一丝天然联系被掐断，土地与剩余价值直接联系起来，也将剩余价值的来源彻底掩盖了，“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互相异化和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萨伊在将“工人劳动——价值+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利息/地租/工资”的因果关系歪曲为“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并列关系的同时，也将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雇佣工人两相对立的关系“合三为一”，实现了社会关系在物象之下的隐匿，土地资本化成为资本主义颠倒世界的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同上）

最后，这种颠倒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为基础。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作为一种历史的活动，无法摆脱历史本身的规定性，社会生产由此包含着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两方面内容，“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7页）。一方面，土地资本化实现了土地自然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合而为一，“土地和被私有权垄断的土地也变成了同义词”（同上，第934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空间开始成为独立的权力，显示出商品性与社会性；另一方面，土地资本化赋予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一同瓜分剩余价值的资格，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土地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以及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伴随社会生产被周而复始地再生产出来。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结果的权力的空间，已经反身成为这种生产得以持续的条件，而这种权力的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为基础，并逐渐成为这种再生产的重要内容。“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历史性自然与社会空间的反思性自我重构，而不是自然空间中的物的生产。”（刘怀玉，第102页）

随着剩余价值不同部分的异化和硬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也得以固化。在资本拜物教的遮蔽下，上述过程始终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进行着，并作为“答案”悬置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当中。通过开创性地将辩证法应用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完成了资本的祛魅，不仅在方法论层面，更在认识论层面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结了后者问题与答案长期“头足倒置”的状态，在经济研究领域贯彻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原理。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国家自身的辩证运动，也是这一运动的固有逻辑。”（周丹，第29页）这种立足于实践并以实践为指向的研究范式，也帮助无产阶级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视为扬弃拜物教、冲破生产关系束缚、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

四、“资本空间化”：经济危机空间叙事中的资本空间关系二重性批判

不同于近代形而上学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及其背后动因的超验解读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分析，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解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运动规律，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暂时性的论证围绕着资本逻辑展开，始终以经济事实为依据，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研究基础的现实性帮助马克思成功开辟出一条社会历史研究的“时间—空间”认识路径，并在理论上表征为一种时间与空间辩证交织的双重叙事。苏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察觉到阶级与空间的对应，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的研究不应彼此分离，而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在或许可以称为生产方式的纵向和横向两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辩证的联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已有所说明”（苏贾，第119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与发展始终贯穿着矛盾：大工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囿于私有制的限制，这些被激发出来的生产力以片面的且过度的形式显露出来，成为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不可能永久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会极力冲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枷锁”，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动荡不安状态。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二者对立的方面也充分显露出来。

一方面，对立表现为空间对资本的限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除了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以外，资本的流通时间也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即生产的劳动时间本身的要素加进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7页）流通时间往往被资本家视为价值创造的消极因素，意味着价值的丧失，因此它在资本周转过程中是以阻碍或限制条件存在的，即使信用制度在缩短流通时间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也仅限于通过货币资本的预先偿付来维持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的连续性。鉴于空间距离的客观性，流通时间对资本的限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为空间是确定存在的，不能因为资本积累受到空间阻碍而被消灭，资本只能在有限空间中进行无限积累。”（强乃社，第62页）

另一方面，对立表现为资本的空间权力。资本总是努力压缩空间，以期尽可能缩短流通时间；与此同时，资本又总是竭力扩张空间，开辟更广阔的市场。资本在空间要求上的双向性，是同资本自身的二重性相符合的：作为社会关系，资本是狭隘的、排他的，通过“空间压缩时间”与“时间消灭空间”等策略，资本得以破除生产与销售环节的诸多障碍，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使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但是，资本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其本质的物（Sache）又需要通过工具、厂房和机器等具象物（Ding）显示自身才能参与到现实的社会总资本运动中，只有不断开拓更大更广的市场以克服形式上的规定性，资本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完成自身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因此导致生产过剩等问题。艾蒂安·巴里巴尔认为，资本对空间要求的双向性会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引发资本积聚与资本扩张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它们同时存在、此消彼长，共同成为利润率下降的中介环节。（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335页）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利润率下降成为必然，由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马克思指出，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考察的“利润率”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率，反映的是资本增殖部分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而资本家关注的则是利润总量的增长，他们都忽略了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利润率下降才是最应警惕的信号，资本的空间扩张则是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紧缩矛盾的缓解策略。资本的逐利性将会使社会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作为这种矛盾的强制性调节手段将会反复启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不仅土地空间，而且地下资源、地上空气和阳光、城市结构等全部纳入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成为空间中物的再生产得以实现的条件。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空间的生产并不能吸收或消除空间内部的矛盾，反而是扩大了矛盾的广度与深度，“面对空间的生产，空间中的物的生产也没有消失，它所造成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也没有消失。但是空间的生产，也包括上述讨论的‘要素’的生产，的确包含并拓宽了由物的生产所带来问题的范围”（列斐伏尔，2021年，第492页）。这一生产方式条件下，空间的生产成为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经济危机的前提和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也将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漩涡当中，加速自身崩溃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总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8页）

五、余 论

在一些研究空间哲学的西方学者眼中，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含空间维度，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并非是对马克思空间思想的丰富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空白的填补。列斐伏尔曾指出，由于《资本论》所关注的是空间中物品的生产而非空间的生产，才需要建构空间政治经济学以实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扩展、提高、转换”，使人们“不再把地理空间与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分开来”（列斐伏尔，2015年，第91页）。但是，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批判思想加以系统性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地理、经济与政治空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并未割裂，而是辩证统一于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空间不但没有在资本研究中隐匿，其商品性与社会性恰是在将它与资本的紧密联系充分阐明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空间生产构成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客观基础和重要前提，空间属性成为资本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邰丽华、李梦，第27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的资本与空间的内在联系，对人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认清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明确无产阶级空间革命的必要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空间构建与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角度理解共产主义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新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以对旧生产方式的辩证否定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在空间研究中我们不能作形而上学式的解读，而要贯彻辩证的否定观，将空间发展视为一个渐进式的历史过程，既看到新旧社会形态的空间差异，又要注重其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扬弃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的条件在于以下三点：社会的生产能力、社会的劳动以及世界市场。尽管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日臻成熟的，却为公有制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其一，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资本的狭隘性，但也成为资本家改进技术、扩大市场空间的内驱力，生产资料因此加速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其二，劳动协作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却也实现了劳动力的空间集聚与生产资料的空间集中，促使原本孤立的、分散的私人的劳动转化为社会的劳动；其三，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使世界交往成为可能，人们逐渐从地域间的片面交往扩展至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尽管这种扬弃是“在对立的形式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6页）

其次，应从资本与空间关系二重性角度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性。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较，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未消除。经济全球化增进了世界各国与地区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但这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全球化，以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增殖和权力垄断为目的；没有真正实现国家、地区间的均衡发展，而是加剧了相互间的不平衡发展状况。此外，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发起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哈维指出，新帝国主义条件下，以延长资本循环周期和“开辟新市场、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为目的的“时空修复”（Time-spatial fix）方案成为缓解剩余资本难题的重要手段。（参见哈维，2019年，第64页）但是，由于生产过剩并未得到遏止，时空修复也将引发两个后果：一是剩余资本仅能“偶尔得到吸收”，危机被转嫁至二三级循环中，为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二是过度积累将加剧资本积累中心之间的竞争，引发相对落后国家与地区的严重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同上，第70-71页）因此，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作为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暂时性策略，并不能根本消除经济危机隐患，而是为更具深度、更大规模、更长周期的系统性危机埋下了伏笔。

最后，从空间矛盾的残酷性角度明确无产阶级空间革命的必要性。苏贾曾指出：“马克思承认空间性是不透明的，能在其客观的表象的外衣下隐藏生产的各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他探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各种关系时更是表明了这一观点。”（苏贾，第192页）列斐伏尔也指出：“（社会）空间虽然在生产世界中作为结果、原因与理由同时发挥作用，但它也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列斐伏尔，2021年，第XXIV页）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同时意味着由其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的终结，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核心、以资本再生产为脉络铺展开来的空间批判就不仅包含事实性维度，更体现出规范性意蕴。“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用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王新生，第29页）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建造了乐园，却为无产阶级带来灾难。资产阶级凭借空间权力垄断完成了对无产阶级的空间规训，不仅通过空间分异使无产阶级分散化并服从自身制度安排，将工人抛离城市的政治中心与决策中心，而且通过空间隔离将破败、污秽、拥挤的贫民窟留给工人，他们自己则生活在富丽堂皇的街市与宽敞明亮的居所中，“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页）。由于资本主义空间失范有其制度性根源，无产阶级的空间行动就不应止步于城市权利或空间正义，而是要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目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由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决定的，而不是由城市生活的运行方式产生的”（余斌，第48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进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才能重拾空间权力，在空间发展过程中彰显自身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为共产主义做好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准备。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经由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完成的空间批判，不仅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实质及根源，而且为无产阶级在新历史条件下反对新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反抗空间压迫、重拾空间权力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的实践指引，使公平正义的空间不再是乌托邦中的价值悬设，而是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现实选择。

微信编辑：陈东宁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