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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 从和谐与差异视角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韩震 | 文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等期刊编委会委员。出版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文章数百篇。

摘要：由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缘故，不同国家都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也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文明观，这就是文明的差异性之所在。特殊性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属性，而普遍性是作为共性的抽象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而西方一神论的传统却对多样性采取否定性态度。但是，中西文明并非相互排斥的，可以而且有必要进行交流互鉴。例如，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是建立在对差异性及事物之间连续性的认识基础上的，这种认识可以与中国“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找到契合点。在和而不同的语境中，差异性不仅应该是被尊重的现实性，而且它也具有积极的生成性意义，即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和谐。本文认为，西方应该从莱布尼茨哲学汲取智慧，走尊重差异的文明交往之道。

关键词：差异性；共同性；和而不同；人类共同体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之中，人类文明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冲突还是合作？封闭还是交流？相互学习借鉴还是彼此歧视与排斥？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世界之问。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点呢？西方文明冲突论的立论基础就是差异造成矛盾和冲突，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实际上，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差异不仅不是消极的因素，反而是积极的能动力量。一般说来，国际冲突往往起源于全球文化差异化的现实中，存在某些企图实现同一化甚至同质化进程的力量。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加强交流沟通，实现合作共赢，是避免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

一、从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看莱布尼茨的差异与和谐思想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不同文明间通过交流互鉴而互相促进的论断，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主张的当代延续和发展。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习近平，2023年a，第228页)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了文明差异的存在，而且也肯定了文明差异存在的积极功能。

显然，由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缘故，不同的国家孕育了自己的文化，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文明观。一般而言，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关于内部整合和对外部实施影响的某种理论或意识体系。意识形态肯定有历史性、阶级性，因而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是，由于内部整合的需要，它也有民族性特征，这方面更多是样态的差异。如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必定存在于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中。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告诉我们，在现实之中根本没有纯粹的“自然人”。既然文明差异不可避免，那人类就要考虑如何看待文明差异的问题。某些西方人主张用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踏平甚至铲除差异，而这种被认作“普世”的东西，实际上是源于西方特殊地理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特殊理解，却被拿来作为“普世”的原则强行推而广之，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其他时空体系或历史条件下的环境。中国主张的“和而不同”，在给不同文明以平等地位的同时，积极肯定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意义。面对中西文明观的差异，有些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双方根本无法相互理解，因而文明是不可通约的，也无法交流互鉴。笔者认为，不同文明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是有共性的，但是这种共性是寓于特殊文明形态之中的。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与中华文明观相契合的例子，如莱布尼茨就是一个代表，他能够欣赏地理解中华文明，而且在哲学层次上承认文明差异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实际上，当代某些西方人不承认文明差异性的意义，是西方中心论文明观遮蔽了他们的健全思维。如果他们能够从莱布尼茨哲学中汲取智慧的话，也就容易理解中国主张的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了。

本文将基于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观点，谈谈对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理解。莱布尼茨对他那个时代传入欧洲的中国哲学思想持比较欣赏的态度，主张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拓展和丰富了其思想。尽管已经过去三百多年的岁月，人类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从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与莱布尼茨的时代相比，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更加紧密。在一个信息网络技术日益把世界连接成为一个复杂系统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文化差异性的价值与积极作用。

作为基督教徒的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是以无限多可能的世界进行创造活动的，每一个可能世界都包含无限多的存在物，而且这些存在物都是彼此可以共存的。正是无限多的可能世界和每个可能世界中无限多的存在物的和谐共存，才能体现上帝的伟大。在莱布尼茨看来：“存在或许可定义为和更多的事物相一致的东西，而不是与自身存在不相容的东西。”由此，他规定了存在的共性。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存在是具有存在物或可能性的东西和某种更多的东西。”由此，他断定：“……存在是与大多数事物相一致的存在物，或者是最大可能的存在物，因而一切共存的事物都是同样可能的。”（转引自奥康诺，第437-438页）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存在于上帝完满的创造活动之中了，都应该有其不容否定的存在价值。如果否定任何一种存在物，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上帝的伟大和世界的完满性。如果像莱布尼茨认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树叶，那么这就意味着不仅人类社会充满差异性，而且整个自然亦是如此。差异性也许是世界最显著的同一性：即使相同的物质，也不会处在同一个空间中，并且也不会在同样的时间嬗变过程之中。正是不同和差异，才构成了气象万千、生机盎然的世界。

莱布尼茨进而提出了关于事物的“差异律”，即自然中根本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如自然界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是同类的个别事情，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质的差别，而不是量的差别。在莱布尼茨看来，事物的特异性和多样性是由构成它们的单子的质的差别所塑造的，确切地说是由单子不同等级的知觉程度所造成的。单子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就必然构成无限的差异性。单子不同程度的知觉活动所规定的事物本质上都是有差异的，在现实中就体现为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莱布尼茨的观点，给事物的差异、人的个性、文明之间的差别留下了存在论的根据。实际上，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即使同属于欧洲基督教文明，英、法、德、意、俄等各个国家都有相互区别的某些特征，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基于起源和地理上的原因，可能小于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与此同时，莱布尼茨还主张世界在造物主那里就已经是预定和谐的。单子之间尽管无法形成联系，但在造物主的安排中，自然万物是存在连续性的，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整个世界。他指出：“自然从来不飞跃。”（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第499页）他还说，“每一个单纯实体具有表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并且使它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同上，第486页）莱布尼茨的这些观点，已经为当代复杂性科学所证实。复杂性科学认为，人在个体禀赋和后天成长环境及教育上，面临很多的差异性。因此，譬如在教育领域，“……意识到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意味着学生感知到的复杂度也存在差异”。（巴尔-扬，第138页）承认人们之间元认知的差异性，实际上也就必须承认不同文明之间认知范畴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是在人类共同实践所决定了的共同性前提上产生的，它并非一定产生冲突，反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有机性。文明相互之间有差异，但也存在文明间的共同性，差异存在于连续统之中。在这里，莱布尼茨也为文明之间平等的交流互鉴提供了论证。

从莱布尼茨的哲学观点去审视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得到许多的启示。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不是必须排除的消极现象，而且是富有生成性的积极能动性力量。实际上，莱布尼茨关于差异性的观点，无非是对客观世界自身差异化存在的哲学表达，将它运用到人类文明关系中更能够体现其文化价值。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类个体之间存在很多不同点，禀赋着不同的体质、个性，拥有不同的兴趣和渴望，如果按照同一个标准去要求人们，限制人们的个性与自由，反而是不公平的，也是不人道的。同样地，出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原因，每个文明也必定有许许多多的特性。

二、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性理解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提出某些原则性理解。这些原则性理解，对于消除文明之间的误解、冲突，理解当代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所有的文化集体都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而且确认每一种差异化文明的存在理由或根据，这是文明间的共生共存之道。在自然界中，具体事物是现实存在的；而以“种”“属”形态出现的存在物往往是概念或抽象表达的产物。实际上，在存在的意义上，“不存在两个相同的东西，因为其他事物永远都不会相同”。（沃勒斯坦，第116页）在人类中，个体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每一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而社会共同体则是根据不同的划分进行的抽象表达。实际上，在类比的意义上，不同的文明也是如此：真正让人有感情的是具体的地方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文化。普遍的人类文明就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文明之中。沃勒斯坦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看作是由历史社会体系所构成，才能把握社会现实。这些历史社会体系本质上是独立发展、自成一体的实体，而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生命体。”（同上，第92页）就如西班牙学者胡里奥·里奥斯指出的：“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没有完美的制度，因此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断改进。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贺钦，第99页）尊重不同个体的自由和个性，能够让我们构建生机勃勃的社会；同样地，尊重不同文明的自有传统和独特性，也会让我们具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其次，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保持和谐关系，这是文明之间的交往之道。差异性是连续性的前提，连续性又成就了不同的差异性。更多的差异性造就了更大的连续统，更大的连续统也就能够包容更多的差异性。差异性是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前提，连续性让交流互鉴成为可能。问题不在于存在差异性或异质性，这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结构性事实，或者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问题在于，如何让差异性和谐共生，让异质性构成丰富多彩与和谐共生的有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的合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莱布尼茨对事物连续性和差异性的深刻理解，全球产业链大循环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截断这种基于差异性的连续性（即产业链），就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导致慕尼黑2024年安全论坛主题词的结果，即“双输”。这种理解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非常有益，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契合。《中庸》就强调人应该“道法自然”，像自然界对万事万物的包容那样，容纳差异性。“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而且中国人早就理解“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的道理。现实中，文明的差异与多样性不一定是消极的，反而是非常积极、能动的生成性力量。正如西班牙学者里奥斯指出的：“文明多样性不应受到思想单一性的冒犯，相反，应获得更多的认同、尊重和推崇。所有文明都具有高尚的普遍价值属性。”（贺钦，第100页）因此，和而不同是唯一合理的文明交往方式。就此，里奥斯还指出：“唯一行得通的方法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对话，因为差异不仅是近年来的产物，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每一种世界观都有自身合理性。”（里奥斯）实际上，里奥斯是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的。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无论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或文化领域，我们进行分析时都需要有更多的灵便性”。（沃勒斯坦，第116页）任何人、任何时代的认识都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的，不宜用限于一隅的自己的认识作为真理的普遍尺度，去衡量多种多样的他者，去衡量存在于另外时空体系中的人。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尽量去同情地理解别人，理解不同时空体系下的文明。

最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间相互促进的发展繁荣之道。莱布尼茨在与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的通信中，了解到《周易》的八卦系统，并且将“阴”与“阳”的演进系统理解为其“二进制”的中国版本。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对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接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展望。他指出：“或许天意注定这样安排，因而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距离最远的民族向彼此伸出手臂时，二者之间所有民族都会被引入某种更好的生活方式。”（Leibniz,p.45）平等对话、相互理解与合作是创造未来的可能性的基础，以自身作为尺度去裁剪他者，只能造成冲突与对抗，影响人类的福祉与发展前景。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只关注生存竞争。实际上，中国先哲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道理。而现代科学的复杂性研究否定了丛林原则的可行性：“近年来的研究展现了进化更微妙的方面：合作与竞争必须共同作用。……真正有用的是竞争和合作的结合。”（巴尔-扬，第61页）实际上，在莱布尼茨之后，18世纪的启蒙学者也曾经“满怀深情地注视着中国文明，探讨它错综复杂的社会和精美优雅的文化”，这种欣赏地关注“为后人开辟一条更为宽广的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新路”。（麦克尼尔，第730页）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借鉴，如宗教宽容、世俗文化以及对中国开明君主的“想象”，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为西方文明的跃升提供了动力。就此，法国学者艾田蒲（Rene Etiemble）指出：“确实，1700年标志着欧洲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关键性一年。此后，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到处都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圣人，中国杰出的大圣人：孔夫子。”（艾田蒲，第3页）与之相反，中国当时的闭关自守却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沉沦与落伍。这是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也是当代中国人应该谨记的地方。

但是，莱布尼茨的思想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仍然是在神学思想的控制之下阐释某些新思想。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是事物在时空体系下展开的必然结果，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产物。可是，莱布尼茨将其解释为上帝创造世界时的“预定和谐”。另外，不同认知主体之间的相互认识与沟通，本来是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莱布尼茨却将其解释为单子之间神创的外部一致。显然，这是莱布尼茨思想中的神学遗迹。

三、在差异与和谐中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在日益复杂化的当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关系变化不断相互纠缠的今天，差异化也许更适合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交往空间和深度的拓展，必定让全球性问题更加需要差异化。譬如，一方面，世界各国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可能整齐划一。美国学者巴尔-扬指出：“区域差别也会导致发展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形式。往往有人认为全球化和统一性是一回事，然而这一点并非不证自明。当我们关注到世界各地间和人群间的差异时，就知道这显然不对。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对另一个国家而言不一定是成功。复杂系统的视角意味着系统部分的多样性对于系统迎击挑战的能力而言是重要的。假设人类将在未来面临挑战，那么人类内部的多样性将会极其关键。”（巴尔-扬，第180页）另一方面，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世界安全问题等，就必须采取集体行动，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合作才能成功，而合作成功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方都得到充分尊重，都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自觉参与者，而不是被他者逼迫的。只有大家都愿意参与全球集体行动，才能达到莱布尼茨所说的“预定和谐”的效果。

实际上，莱布尼茨所处的德国，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比较注重特殊性的，德国文化中也比较强调文化个性和民族传统的特性。德语中的Volk一词，实际上就包含具有内在差异性的意蕴。哲学家费希特和狂飙突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对此都有论述。另外，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也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政治学；现在人们所称的政治科学，不能视为是各种范畴的系统及其继续的演绎；也不能照着这些范畴去观察个别的国家”。（德罗伊森，第108页）每个国家的存在都是特殊的，必定有特殊的自我感。“没有这个自我感，没有这个对国家特殊性（individuelles Wesen）的敏锐感受，就不可能产生出政治原则。”（同上）笔者认为，那些来过中国的德、法、英、美等国的西方同行，对真实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人的认识也必会有所改变，而不只是受西方模式化了的媒体观点的影响。有些人总认为自己“是”，他者“非”；自己是普遍性，而他者是“特殊性”。实际上，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非”，其自身就属于身陷偏执之中的“特殊性”。

面对差异，各方都应该放弃文明优越感，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认可对方文明价值观的特殊性现实。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坦承交流的前提。我们必须“在一个本质不确定的世界中作出实质性的合理选择”。（沃勒斯坦，第118页）而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确保繁荣发展与和平，除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交流沟通、争取合作共赢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文明上的优越感，更不能把这种优越感转化成为道德上的傲慢，从而对他者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应该通过对话找到和谐共处的路径，通过合作促进各自的繁荣发展。

在当代，与主张“和而不同”理念的中国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强调普遍性、一致性。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强势崛起，使其习惯于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西方人受其一神教宗教文化的影响——既然只有一个神，那么也只能有一个真理，在国际上只能有一种正确的文化形态和生活理念。正如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梅卓琳所说，中国人“强调中国是不同的、独特的。这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害怕不同，所以害怕中国。了解文化对争议双方的影响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双方平等的地位”。（梅卓琳）梅卓琳的评论充分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心理定势。在西方人看来，文明价值应该是普世的，而这种普世性应该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准，与之不同就等于是另类或怪异的特殊性。

西方最近几百年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更多地是对其他文化进行介入，或者说，看起来似乎“这种交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从西方向非西方流动”（麦克尼尔，第749页），然而，这只是外观和表象，或者说，只是一种大体上的趋势。“的确，当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天生优越，并且这一信念坚定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尤其是这一信念常常可以通过坚船利炮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时，很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就变得更加不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如其18世纪的先辈们那么开通。”（同上）作为美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沉浸在自我优越感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所焦虑的更多是失去这种优势地位。

实际上，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也是有历史性差异的存在。这不难理解。正如左胳膊与右胳膊不同，二者才是互补的；胳膊与腿不同，二者才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如此，创新和发展都是通过追求差异而实现的，因此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往往都是有个性的存在。西方进入现代性就是通过对人的个性的追求和张扬而展开的。实际上，在生活多姿多彩和有活力的社会，甚至女士们穿衣都唯恐“撞衫”，追求个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西方人执拗于每个人自己的特殊性，却自认为西方的文化是普遍的，这也许正是其问题出现或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

另外，我们提倡尊重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但不是否定普遍性，而是认为所有文明的普遍性是从所有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共同性。因此，我们所讲的“特色”不是囿于自身的特殊性中无法自拔，反而是立足特殊性而追求超越时空的全人类共同的善。一方面，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本身就是认可文明间的共同性，这种认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习近平，2023年b）实际上，“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最好证明。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这一立场的明证。与此同时，正是这种基于“和而不同”理念对待差异和特殊性的立场，才能持有尊重他者的可能性，从而为了一个共同的善、共同的利益在一起合作。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所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历史长河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弘扬起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价值共识，汲取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优秀成果，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最后，我们可以设想，西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摆脱宗教神圣一致性传统的思想解放活动，并开启了追求个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而让西方文化获得了近现代以来的强势崛起；由此看来，追求国际社会不同文明体相互尊重且保持和而不同包容性的中国，也就具有了世界性崛起的文化力量。中国目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就是证明。近来阿联酋媒体人拉姆齐·巴鲁德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几十年一直被视为榜样。但是，西方人习惯于把中国视为附庸，甚至看作“野蛮国家”。丘吉尔在1902年就曾经说，中国应该被瓜分，统一的中国会威胁西方“文明国家”的世界支配地位。（参见巴鲁德）显然，一个愿意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生的国家能够赢得国际尊重，而一个总是希望维持自己优越地位而对其他文明采取支配性政策与态度的国家，不可能获得世界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有可能西方国家所担忧的不是中国特色或特殊性，而是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会削弱西方所谓“普遍性”主张的合理性。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压制其他文明的光彩，反而会给各种文明的发展进步创造条件。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另外一种文化 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产生，因为中国历史上不是单一神宗教文明，而是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尊重差异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实践和文化规范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原则。首先，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互惠性。所谓互惠性就是，每个文明都可以在与其他文明的平等交流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营养，从而丰富发展自己的文明内涵。其次，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生成性。所谓生成性就是，文明的融合可以形成更大范围的文明，如中国古代中原文明与周边文明之间的融合形成中华文明，欧洲不同区域文明在融合中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性的欧洲文明。最后，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超越性。所谓超越性就是，文明之间的交流塑造了文明发展的跃升。例如，西亚北非等地中海文明长期演化的成果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崛起，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崛起则建立在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基督教文明和古典文明基础之上，其近代超越也借助了东方文化的资源。面对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莱布尼茨说的“预定和谐”必须靠上帝的存在来保障；但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和谐不是事先预定的，“和而不同”是人们合力追求的结果。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拉开了人类文明崭新形态的序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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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沃勒斯坦，2006年：《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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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3年：《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载《光明日报》9月27日第10版。

[15]Leibniz,G.W., 1994, “Novissima Sinica”, in D. J. Cook and H. Rosemont (trans. and eds.), Writings on China, CHICAgo and La Salle: Open Court.

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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