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殿霞 | 金融资本主义的幻相逻辑批判

金融是货币资金的融通，主要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相关的各种活动，如货币的发行、投放、流通和回笼；各种存款的吸收和存取；各项贷款的发放和收回等。在技术上，金融是市场主体利用金融工具使资金从盈余一方流向稀缺一方的经济活动。金融化世界是人类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历史的产物。在本质上，金融是人类基于信用对未来的买卖，是对人类未来生存资源的配置。“金融有三个重要基础，一是价值的跨时期转移；二是就未来结果达成的契约与权利；三是可转让性。”（戈兹曼、罗文霍斯特编著，第2页）理解金融创新比理解金融产品更为重要，金融创新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张雄教授认为：“随着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张雄，第4页）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历史发展阶段。金融资本主义以经济金融化及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特征，影响力渗透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融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揭示和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真实还是虚拟：金融资本主义之幻相出现

金融化世界是现代人存在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显现。金融范式、金融逻辑对经济领域的深度渗透，成为支配现代经济存在与活动的重要力量；金融价值观成为解读人类生存意义的重要依据，契约与信用成为金融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是构建和维护金融市场信任的基石。金融化世界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的，在其表象上，是一个幻相世界，幻相的秘密潜藏于真实与虚拟之间。

（一）金融化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真实的世界是靠人类欲望驱动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经验的、可感的实体性存在是根本。对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经济人”[页下注：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解释，“经济人”是指“在它的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第57页）这一定义有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特点，可以被称作“标准经济人”假设。]还是“社会人”[页下注：社会学把不但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称为“社会人”。人出生伊始，都基本上还只是一个“生物的有机体”,和别的动物没有多大差别。尔后，经过一定的社会交互作用，即社会化，才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人”,才能有效地投入到社会中去，适合某一社会或群体的需要，参与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行为。行为科学中关于“社会人”的观点，则是对“经济人”观点的否定。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所谓“经济人”观点基础上的，认为企业中的人只受经济因素的驱策，他们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需要，因此只需从经济利益上进行激励即可。早期的行为科学在创立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社会人”的新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际关系学说。“社会人”观点重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研究，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有机体”,企业员工都是社会存在的人，即作为某种团体的一员而进行活动，都与其他人发生社会交互作用，都具有追求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属性。]的思考。如果说金融化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作为“经济人”的真实，那么它相对于虚假的欲求而存在，是一个欲望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在这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理性的真实的价值实体的世界，二是作为非理性的真实的欲望的世界。说它是真实的世界，是对虚拟的世界反思后的结果，带有批判色彩，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及真实的世界时，我们心中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即真实的世界隐喻着虚拟的世界。相对于虚假的欲求，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第一，金融化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呈现，它是一个欲望的世界。1970年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出版《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被设计界称为经典之作，书中的核心概念“虚假的欲求”及其整个构架都颇具批判性，他认为“世界的资源都是一体的”（帕帕奈克，第35页），设计师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需要考虑“有限的地球资源的使用问题”（同上，第14页），并提出为“真实的世界”设计的主张，并以此展开他针对消费设计所引发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反思。关于真实的世界的讨论，是不断唤醒对欲望的确认、解剖、追问、反思。早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欲望就得到了确认，几百年后的今天，欲望不仅得到不断激活、流转、整合，而且在金融化世界中得到进一步放大。生存世界变成了欲望激活欲望、欲望整合欲望的世界。一个计划的实施以及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很好地激活人的欲望。一个企业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是如何最大化地激活消费者的欲望，使消费者去购买。金融资本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是如何最大化地激活更多人的投资偏好而使更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创造流动性，几乎每一项金融创新都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

第二，金融化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呈现，它又是一个价值实体的世界，一个感性的现实的世界，只是这个价值实体是包含着未来价值的价值实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构建了一个“需要的体系及其生产”的理论框架，而金融化世界已经演变成了“欲望的体系及其生产”的世界。一部分人不断创造出新的符号、景观、故事以拨动另一部分人的心弦；一部分人的欲求又推动另一部分人不断推出新的符号、景观、故事……以致无穷。这种激活、创造、联系、达成，构成了以“欲望的体系及其生产”为核心的现代人类生存世界。“欲望的体系及其生产”所生成的世界不仅相对于“经济人”而言是真实的，而且就整个生存世界而言，它也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对象性世界，一个活生生的感性世界。

（二）金融化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金融的实体化存在，发展到较高阶段，对象化为金融的虚拟存在。尤其是20世纪互联网所引发的原子世界进入比特世界，金融的意象性、数字化、抽象性成为理解虚拟世界的关键。金融化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非理性的虚假的欲求的世界，二是作为理性的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虚拟的世界。说它是虚拟的世界，是对真实的世界反思后的深层揭示。虚拟的世界是作为“社会人”的虚拟，它相对于真实的需要而存在，是一个既包含真实需要又包含虚假需要的世界。当我们提及虚拟的世界时，我们心中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相对于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处充满着被制造出来的虚假的欲求，它是真实世界的数据化、符号化、景观化。

第一，欲求是被创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如果说需要（即刚性需求）是短缺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挥棒，那么，在丰裕经济时代（譬如金融化世界）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挥棒，在某种意义上从需要转向了欲求。人们的刚性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如果没有新的需求，扩大再生产的商品就得不到很好的流通，经济也将面临停滞，所以“制造需要”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诉求。这种制造出来的需要便是欲求，它不一定是真实的需要。欲求与需要在范围和限度上有明显差异，需要是指人们生理、心理方面的“缺乏感”体验，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需要，都有一定的对象性、社会制约性和独特性；而欲求则大不一样，它打破了需要的范围和限度，不断向纵深发展。这种欲求是可以想象的，甚至是可以幻想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欲求的可激活性、可创造性和无限性，所谓“欲壑难填”正是表达了这种可激活和可创造的无限性，因为“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贝尔，第68页）。这里分析欲求的虚假性是有条件的，对欲求的虚假性揭示并不能否定欲求的存在，无论如何，欲求一旦有了，它就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的虚假性是相对于“社会人”而言的，这种被创造出来的欲求相对于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而言是虚假的。人们的思想一旦被数据、符号、景观所统摄，就变成缺乏思辨能力的集体无意识，欲求似乎也变成一种真实的需要。

第二，这个世界因为欲求的不断被创造而变为虚拟的世界，这个虚拟是对未来的虚拟，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叙事。在金融化进程中，欲望之所以能够被激活，就在于未来时间[页下注：时间在这里是指“抽象劳动时间”，即人与人之间通过生命时间的消耗而凝结成的价值形式，这种由抽象劳动时间凝结而成的价值可以在市场交换中得到提取和集中。在这里，时间与财富的内涵一致，二者可以相互替代。未来时间在这里是指未来可能创造的价值。]的激活，所以金融化世界是一个关于未来叙事的世界，这个世界普遍患上了“叙述蛊惑症”。这类“病人”的特点是身在真实的世界，脑子却还在“虚构的世界”，亦作“孟买水手症”。在金融叙事的“蛊惑”下，人们逐渐将未来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虽然未来作为一个“可能的世界”还没有转变为实体的存在，但它可以兑取现有的实体财富，它已经在现象上和人们的心理上变成了真实世界的一部分。金融叙事的过程同时也是“可能的世界”逐渐嵌入真实世界的过程，这一嵌入过程本身就是通过金融叙事完成的。这里的虚拟的世界在其过程上是指“社会人”的被创造出来的虚假欲求及其欲求体系的显现。虚拟的世界在其结果上是现实世界的虚拟，是生存世界数据化、符号化、景观化的结果。

（三）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互渗透生成“可能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就其现实性而言，是同一个世界，导致其真实与虚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通过不断创新，创造出一个处于不断变动的、以价值跨时空转移为基础的“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之所以是可能的，在于未来时间的激活。这个未来虽然只是来自设计、想象、意象，但也不是绝对的虚无缥缈。真实的世界与虚拟的世界之边界正是由于未来时间的激活而变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模糊，未来的时间成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在金融化世界中，真实与虚拟已经巧妙地合二为一了。在二者之间寻找差异及其尺度，必须回溯到人的本质这一本体论追问：如果从“经济人”角度认识这个世界，那么没有什么如同今天这么真实；如果从“社会人”角度审视这个世界，那么那些被创造的欲望、被创造的流动性……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它的虚拟性，所以关于真实与虚拟的甄别最终依靠的是对人的本质的认定，即现实的个人究竟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深度反思。

第一，在真实与虚拟之间存在着一个以“可能的世界”为中介的过渡机制。“可能的世界”是人们向往并为之努力的、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世界。真实世界成为实现虚拟世界的基础，虚拟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变为真实的世界，其中最必要的环节在于虚拟通过与真实进行交换而剥离出让自己真实存在的价值，更确切地说，虚拟通过剥夺真实而存在。

第二，虚拟虽然与真实相对，但是它可以撬动真实，并以此成为真实。在金融化世界中，“可能的世界”作为一个中介使虚拟过渡到真实，但是这种过渡不是虚拟直接变为真实，而是虚拟经过数据、符号、景观等为自己着相，为自己着色，使自己足够美、足够好、足够有盈利预期，而且盈利足够多，以致于可以撬动真实为其赴汤蹈火，当所有的真实都为其活跃、被其统摄时，虚拟也就不再是虚拟。虚拟不在于它本身的真假，而在于它能让真实为其改变。在金融化世界中，真实与虚拟合二为一，数据、符号、景观等这些本质上虚拟的存在，显现出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存在性，它作为一种力量无孔不入地投射在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以致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日益变得暧昧不清和令人窒息。代表对世俗生活整体拒绝的幻象天堂不再投向苍天，而被植入世俗生活自身”（德波，第7页）。尼采笔下那个“真实的世界变成了寓言”中的“寓言”，经过精心装扮后直接显现为“真实的世界”，尽管它可能是一个虚拟化的“真实世界”。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下，真实的虚拟化与虚拟的真实化融为一体，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神秘莫测。

二、金融资本主义之幻相生成机制：权力脱域与新的偶像崇拜

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虚拟的世界通过剥夺真实的世界而使自己成为真实的存在。它之所以能够剥夺真实，其核心在于资本权力实现了脱域，并统摄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真实的世界与虚拟的世界一起构成了金融化世界。

（一）资本通过虚拟化实现权力脱域

真实的虚拟化与虚拟的真实化构成这个世界的生存图景。真实世界的资本权力借助虚拟成功实现脱域。

首先，权力在真实的虚拟化中吮吸能量，侵蚀实体财富。马克思在论述货币通约问题时指出：“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5页）在金融化世界中，几乎所有的财富都可以借助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而通兑为货币，并抛到资本金融权力体系[页下注：所谓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指以资本金融为主导而形成的结构化权力体系，它盘踞于整个经济体系的顶端，在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中实现空间生产和时间激活，进而不断宰制人的生存世界。（参见刘纪鹏，第26-27页）]之中去，再出来时还是货币，但是它的量值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当这种量值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时，就具有极为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常常被比喻为“酸蚀”。酸蚀原意是指物体表面与酸性介质发生化学反应而受到损坏的现象，金融资本以高额的、不劳而获的收益预期不断推进着真实世界的虚拟化，酸蚀着实体财富世界。世界经济的“脱实向虚”无处不体现着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酸蚀作用。

其次，资本权力在虚拟的现实化过程中脱域，并进一步强化虚拟化的进程。那个虚拟的世界经过金融叙事的演绎逐渐转向真实，这与德波笔下的景观世界高度一致，真实“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孤立的伪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作为生活具体颠倒的景观，总体上是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德波，第3页），“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同上，第10页）。当景观成为资本时，权力成功脱域。脱域的权力进一步加速世界的虚拟化，非生命之物似乎也开始自发运动。直接存在的财富与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富，都尽可能多的进入金融叙事的演绎程序，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人与真实的物的颠倒，在当今转变为真实的物与虚拟的物的颠倒。人似乎不再是被真实的物所奴役，而是被虚拟的物所奴役，被意象性存在的物所奴役。那个凝结在商品中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权力，借助虚拟化过程成功实现脱域，摇身变为一种感觉、一组数据、一套符号、一种景观，凌驾于人的生存世界之上。

最后，过度的金融化必然带来财富的分化与权力的极化。脱域的资本权力能够更全面、更深刻、更彻底地吮吸社会财富并使其加速极化，资本权力的脱域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资本收益率高启与财富的极化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最具普遍性、最具深刻影响的本体论问题。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资本的一极积累，当劳动的一极也趋向于资本一极时，作为资本积累的诸多负面效应似乎只是经济增长的契机，而与贫困积累无关。财富的分化与权力的极化过程，事实上就是资本酸蚀世界的过程，酸蚀反应不断向人类生存世界穿透、传导，在另一极（负极）上同时会出现资源的消耗、经济秩序的紧张、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等一系列贫困积累的现象。权力脱域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资本意志最大化与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理性最大化的叠加及其对生存世界的操控。金融权力不再是货币金融意义上的“时空延展”，而是将整个生存世界架构于其中的资本金融的“全时空延展”，其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更加隐蔽更加便捷地宰制人类的所有时间和空间。

（二）脱域的权力成为一种新的偶像

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祛魅”在于祛除君权神授中的神性以及对神的崇拜，与之相呼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人们的目光从天国降到人间，人们的信仰从神性降到俗性，对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同时与此相反，人们又在“向自然宣战”的过程中赋予以物为载体的商品、货币、资本以神性。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更偏好于在尽可能多的时间、尽可能广的空间、尽可能叠加的时空中，实现资本意志最大化。同时，金融理性最大化的核心要义是追求金融收益的最大化，它把整个人类生存世界网罗在一个隐秘的金融架构之中。资本在数据的记录、符号的映射、景观的布展中显现为新的最高崇拜对象。资本主义过度金融化导致原本服务于人的金融颠倒为人为其服务，而且这种颠倒随着金融化的普遍性推进而取得了明显的现实性。财富积累过程变成了自动累进过程，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和吮吸也成为不费吹灰之力的自动过程。如果说“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那么金融幻相变成新的支配所有财富的权力，是在幻相世界变成真实世界的金融化进程中生成的。在金融化世界中，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就是一架巨大的机器，拥有“主人”的绝对权力。在这架“巨大的机器”面前，普通个人的感性存在只是为这一体系服务的工具，是微不足道的附属品。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57页），那么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就是以每个人实现“有限自由”为基础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所享有的吮吸所有财富的自由。

（三）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新的偶像崇拜

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当今的资本表现越来越趋近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总体性描述，人的生存世界被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所支配。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新的殖民手段随着金融化时代的到来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周围。（参见刘福堆，第43-45页）当今的金融殖民与当年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大不一样，因为资本已经从它的局部生产上升到了初步的总体生产。当年的英国殖民通过设立总督府、派遣总督、使用英国女王头像货币等物化存在宣扬“日不落帝国”的存在，以此证明大英帝国的占领。而金融资本主义的殖民不再需要这些物化的条件，到处是“金玉满堂”“雍容华贵”的丰裕，到处是所谓“民主”“自由”的进步，然而所有的财富、利益、价值偏好都在这种环境下汹涌地流动着，资本在这里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地行使着它作为“主人”的权力。高倍杠杆率、精巧金融叙事在智能化的驱动下使资本权力更具脱域性：人的劳动被锁定、实体经济被定义、生态资源被掠夺等等。金融资本乃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28页）。工业时代那些强制的物化形态又一次变回了“温情脉脉”，然而表面的“温情脉脉”掩盖的是内在的不断酸蚀，具体统治转向了抽象统治。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叠加实现了资本抽象统治“加速”，即抽象统治的全球蔓延。正如哈维所说：“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哈维，第331页）意象性的物、观念的物、精神上存在的物成为新的崇拜对象。

三、金融资本主义之幻相本质及批判

金融资本主义之幻相本质在于俗性上升到神性，而且是唯一的神，变成以俗性为基础的一种信仰，是基督性的再一次显现。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了，新的物神统摄着人的生存世界，世俗化的基督性[页下注：“世俗化的基督性”这一表述来自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所著《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他指出：“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施特劳斯，第158页）世俗化意味着，在圣经信仰丧失或者萎缩之后，保留具有圣经起源的思想、感受、习惯。基督性是指在完全的世俗化中与世界、saeculum［世间］达成和解。“世俗化了的基督性”是他从政治哲学层面对现代性本质的概括。]逐渐显现。

（一）基督性及其由来

基督性(Christianness)源于基督教，是指神对人的定义，是人们深层的、内在的、精神的、倾近于耶稣基督的一种宗教属性。基督性的核心在于信仰，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表现。基督是属天之城最高的权威，是集圣父、圣子、圣灵于一体的全能的神的形象，是众神之上的最高神，是神性的极致体现。

对基督性的理解需要从认识基督教的起源开始。基督教起初为犹太教的一种异教运动，因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行动而兴起。耶稣的传道生涯、对律法的诠释，以及对恩典与救赎的强调，构成了早期基督教社群信仰的基础。早期基督教发展历经复杂过程，一般认为有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希腊多神教时期。希腊多神教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背景。其次是罗马帝国的宗教融合时期。罗马帝国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罗马的万神庙象征着帝国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接纳，而这种政策也为基督教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后是真正实现统一的基督教时期。经历了地缘政治变迁和内部教义争论，基督教确立了统一的教义和教会结构，形成了真正统一的基督教。

中世纪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11世纪以后基督教进入鼎盛时代，基督是众神之神，是最高的神。这个众神之神在中世纪上升为基督性，以致于中世纪的任何事务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披上宗教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0页）。基督精神就是这种趋向于神性的整体主义精神。中世纪历史的中心在于基督精神，哪里有精神，哪里就有基督的覆盖。这种基督精神统摄生存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其现实性上形成了基督性。这意味着树立一个神圣的主体，这个主体与其他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创造与被创造、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即神权。主体对其他存在事物产生一种绝对支配关系，反过来被支配的存在又在精神上对这种主导的权力有一种想象、依赖、崇拜。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回到俗性，资产阶级需要释放欲望。追逐世俗利益在中世纪是不允许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逐世俗利益成为一种信仰。

（二）世俗化与金融资本主义世俗物神的统治

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词根世俗（Secular），其拉丁文的原意是指“时代”与“此世”，代表着宗教改革过程中属地之城的世俗权力对属天之城的神的权力的战胜。基督性的呈现，有一整套体系化、系统化、逻辑化、文本化的教规教义。近代文艺复兴的本质就是破除这一切形式的东西，用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把人和自然从宗教和神学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世俗化的开始，其核心是祛魅。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建立与自己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9页）这个宗教和神学最终归结为基督信仰，所以基督性的宗教色彩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来解释。随着启蒙运动不断深化、资产阶级壮大和革命兴起，原有的宗教组织同新生的社会权力机构及其代表之间出现高度的紧张与矛盾，世俗一词正是表达了不断生成的此岸世界与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对立关系。“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贝格尔，第128页）世俗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天堂、上帝在此岸世界的式微过程。世俗化不仅是一个主观的社会意识的活动过程，而且是一个客观的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和整个社会观念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过程”（同上）。政治的逻辑预设逐步明晰，社会制度从自然秩序上升为管理技术，现代国家意识逐步生成。宗教作为组织形态和社会实体的压倒性地位逐渐同国家政治及社会教育相分离，并被局限于一个单独的、自我维持的机构性宗教领域。

世俗化的本质在于祛魅。中世纪是神对人高度控制的时期，随着启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洗礼，神性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能力逐渐衰弱。正如韦伯所言：“我们时代的命运打上了理性化和知识化以及首先打上了‘对世界不再迷信’的烙印。准确地说，终极价值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韦伯，第32页）经济、政治的理性化逐渐驱逐了思想中的巫术、鬼神、宗教、上帝，取而代之的是富有事业心和工于算计的现代精神，因为只有高效组织生产才能有高额利润可图，资本才可以更好自我保存。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马克思所讲的“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页）成为当时的现实问题。

世俗中心论从英国开始蔓延至全球，造成西欧文明中心论，乃至西方文明中心论。世俗化的物神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现了新的崇拜。崇拜与神秘联系在一起，凡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神秘领域都成为被崇拜的领地，就算是科学能够解释只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亦成为崇拜的归属地。新的意象性的物、观念的物、精神上存在的物成为崇拜对象。其次，崇拜的仪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传统的仪式让位于更加多元和异质化的表现形式，过去宗教庙堂之内的仪式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新的仪式以更加隐蔽且普遍的方式，渗透进日常生活。最后，崇拜的功能渗透到整个生存世界。世俗化的生存世界是一个万物皆可交换的商品化的世界。当以往对神的崇拜发展到对意象性的物、观念的物、精神上存在的物的崇拜时，这种崇拜也反过来推动了资本的金融化。属天之城的神降落到属地之城。

（三）世俗物神的基督化：金融幻相的本质与新的一神教

如果说“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670页），那么金融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基督性的。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简单不过地说：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施特劳斯，第158页）马克思在论述生息资本时说：“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43页）这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时代的典型特征。在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从一般的物上升为物神，是那个想象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如果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即GG'，一个主体，一个可出售的物”（同上，第442页），那么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流通虽然还是GG'，但是它取得了纯粹的意象性形式，意象性存在成为“一个主体”，成为“一个可出售的物”。资本的运动被彻底简化了，所有的中介过程被超越并省略。在GG'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同上）。生产关系的最大颠倒表现为意向性存在的资本的生息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意向性存在僭越物的地位，上升为它自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这种既独立于再生产之外又能增殖的能力显然已经成为神性的一次复归，亦或是基督性的再一次集中显现。金融化的时间生产与空间生产的结果似乎彻底离开实体经济而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资本好象一个摩洛赫，他要求整个世界成为献给他的祭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05页），就连“社会关系”也最终成为物同它自身的关系。

金融资本主义把上帝之城的基督性降临到世俗之城，意味着新基督性的诞生。它不仅拥有通约财富世界的至高权力，而且拥有变蛮荒为现代都市的神奇，其高效性、便捷性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全球范围的金融化偏好。所以，资本金融化本质上是西方近代以来祛魅之后的一次返魅，所不同的只是这个基督不在上帝之城而在世俗之城，不在天国而在人间。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过去的基督有一个物化的条件，有一个范式，有一个形式的东西；现在的基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它在行走中，在视觉感受中，在心理坐标上，虽然没有了形式化的存在，但是在内容上、在生活方式上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世俗问题反过来化为了“神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页）。金融资本意味着绝对权力，这种权力使整个经济过程体现在交易的一瞬间，以致于在感觉上它的交易价值甚至高于生命价值，这必然导致人们对生命意义及其价值认知的错位，甚至颠倒。这是金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金融化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不断异化的深层根源。透过世俗化的基督性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所遭遇的那些所谓“最好的”和“最坏的”，都与金融幻相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结语

微信编辑：朱昱翯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