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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代尧 |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哲学与叙事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主办


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哲学与叙事创新

孙代尧 | 文


作者简介


孙代尧,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学科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现代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科研成果曾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摘  要:在西方学界的文明史研究中,文明叙事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意义空间生产,在这一范式中,文明概念既是概念研究对象也是意识形态特征鲜明的思考“他者”的方式,并在现代化和现代理论呈现中国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经由理论抽象生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哲学,即中国现代文明观。这种总体性的新文明观在现代化的中国实践的前提下,形成了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框架,包括“文明的总体结构观”“文明延续更新观”“文明世界互鉴观”“文明人民立场观”,回应中国现代面对的难题和挑战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垄断,是一种术语革命与叙事创新。中国现代文明观的生成是科学与自主的产物,以理论呼应了现实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明观;文明哲学文明叙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主题,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关系,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决定》,第3-4页)这蕴含中国现代化更为深刻的认识,也进一步标识中国现代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塑造不断充实内涵历史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293页)由中国现代化所创造人类文明形态,既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逻辑结果,也可以通过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观加以把握。“中国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同上,第294页)中国现代化独有的“六观”,是基于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抽象出来理论表达,而其中的文明观既是从中国实践中创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哲学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创造相关联的范式重构,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一、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文明叙事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意义空间生产,是对文明内涵揭示与对文明形象的表达。但在西方现代理论现代观念中,文明叙事更多地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服务于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进程呈现出“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中国现代文明观是对具有复杂性的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提升面向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叙事,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哲学
(一)“文明”叙事
文明研究中,彼得·卡赞斯坦探讨了帕特里克·杰克逊区分的“重属性”和“重话语”两种研究范式。(参见卡赞斯坦主编,第8页)“重属性”的研究范式文明视作理性行为体和文化复合体,认为文明具有内在的本质属性,注重研究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如亨廷顿对于具有不同属性的文明体之间冲突的研究,将世界文明划分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诸种异质性的文明,并认为“不同文化实体人民之间的冲突”是目前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冲突。(参见亨廷顿,第7页)而“重话语”的研究范式意味着文明是话语性的实践……文明存在是互主性或集体信念的建构……文明具有传统过程和实践等特点,这些因素通过话语建构来创造社会意义边界”。(卡赞斯坦主编,第8页)换言之,“重属性”和“重话语”范式区别在于,前者将文明视作文明体,认为其存在于“客观划定的社会文化空间”(同上)中;后者则对文明的前提展开反思,将文明视作话语建构的意义空间。这一意义空间生产在叙事角度展开文明叙事,文明叙事的目的在于用标识性的概念和范畴去解读文明赢得话语优势,也由此分化出文明叙事的两种话语类型
按布鲁斯·马兹利什的区分文明叙事的话语,主要有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两种类型。在科学话语的叙事类型中,“文明”被视作概念研究对象,帕特里克·曼宁、菲利普·巴格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均从文明概念产生文明文化关系角度追溯了这一概念发生发展历史。西方学术认为现代意义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最早出现在法国思想家米拉波侯爵1756年出版的著作中。(参见曼宁;布罗代尔,第4页)文明意指开化,与野蛮相对立,开化野蛮者即为文明。这也说明文明一词从出现开始具有价值判断含义文明概念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路向是从文明文化关系角度去阐发文概念,在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文明这一概念的语义被等同于文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试图将文明文化分开来,这种区分似乎是由于人类社会需要一个词“借以概括人类集体行为的所有现形式”。(参见巴格比,第181-182页)由此文明具备了整体性与社会性的内涵
在意形态话语的叙事类型中,“文明概念是一种思考‘他者’的方式可用其断定一方是否拥有文明”(马兹利什,第47页)。文明概念意识形态化与城市进程和殖民主义扩张不可分。在语源学上,文明一词与城市(civic)是同构的,文明产生理解城市生活城市文化产生。但在西方主导的城市化叙事中,一开始存在一种“中心论”的理论预设。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文明具有强烈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认为唯有城市发展地方,才可能创造复杂的文明;而城市以外的地方不能够提供闲暇,不能提供人类之间不同的接触机会,不可能诱导观念和新发明产生。在这样的叙事中,“城里人”与“乡下人”泾渭分明。与之相应地,“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把欧洲欧洲以外的社会作出文明和野蛮的二分:欧洲是“文明”和有教养标志欧洲认为有同样的时尚、同样的情感、同样的生活方式欧洲以外被认为是“野蛮社会”,欧洲的对外殖民被认为是在政治上传播“文明”。对此曼宁批评道,欧洲的白人种族因其“文明优势”霸占了文明话语权,“随着‘文明’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注重种族观念现实中对种族差异概括以及由此对文明概括,简化成了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曼宁,第45页)。
(二)现代化与文明叙事
现代化赋予文明现代性,形成现代文明,并逐渐扩张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体。马克思认为,16世纪世界市场的开拓标志现代社会的开端。现代社会开始是地域性的,但资本增殖的逻辑使它无远弗届地拓展世界其他文明体,使许多国家被动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文明进程。艾森斯塔特将现代化的过程视为一种新型文明成形认为“这种文明扩张几乎总是并且不断地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扩张结合在一起,它施加给所到之处社会影响力比大多数历史情形下要剧烈得多”(艾森斯塔特,第20页)。因而,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现代化与文明二者关系的主轴。在这一主轴的延长线上,文明叙事表现出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扩张色彩,在实质上归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文明叙事类型
现代化语境下的文明叙事不仅在现代化的过程有着扩张色彩,而且与现代化的状态现代性紧密联系。马兹利什认为:“文明概念本质上也与现代性这一概念及其承载意义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文化文明展开争论时,很大程度上是在争论现代性的功过是非。”(马兹利什,第20页)现代性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精神生活上的理性化,并且理性化的文化精神个体的和社会的一般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上升为普遍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精神,是理性进程的内在必然性。因此,文明叙事是理性进程带来的总体上的意识形态结果,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关于文明叙事与现代化和现代性所呈现理论联系,突出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现代理论中。文明叙事在现代理论表现出“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特征。以经典现代理论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新出现国家现代化的需求,催生了经典现代理论经典现代理论对后发国家现代进程所作出的理论解释,往往是从先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出发的,试图以先发国家既定的发展模式矫正后发国家发展路径,并以之为标杆对后发国家现代化作出评价。蒂普斯认为经典现代理论试图“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现代理论家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和制度普遍化”(蒂普斯,第103-104页)。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世界发展是趋同的;这种趋同的发展趋势有着两极,一极是“传统”,另一极是“现代”,后者是前者发展方向。从这些理论提出发,经典现代理论将不发达国家现代进程通通置于“传统-现代”的“线性文明观”分析框架之下,这一分析框架将传统社会视为落后的状态,是缺乏理性社会传统社会要通过现代过程进入现代社会的应然状态传统社会摆脱其原始状态汇入到18世纪启蒙运动所带来理性潮流中,在知识经济社会等领域进入理性状态,隐含着西方文明是优等文明的“文明优劣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前提判断。譬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将不发达国家现代进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参见罗斯托,第4页),他假定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必然经历这几个阶段最终走向现代化的西方理想图景。
(三)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对一种复杂性现代化的哲学凝练
中国现代文明观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是对中国现代文明发生发展诠释。这一文明观或文明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文明视角对中国现代化的创新性抽象,是对于具有复杂性的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提升中国现代文明作为术语的革命兼具叙事上的创新,也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有力尝试,呼应了“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习近平治国理政》第4卷,第317页)的倡议。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对文明起源的“挑战—应战”解释范式:“在诸文明起源问题上,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他因素(本例中是临近因素)的决定原因。”(汤因比,第82页)汤因比阐述的重心更多地放在自然环境人类社会挑战上,中国现代化则面临更为复杂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这五个显著特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需要应对挑战,是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复杂性前提要素,因而也成为中国现代文明观的生成前提。
以“挑战—应战”模式观之,中国现代化首先面对的是起步条件弱势。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被动开启,其进程屡遭战争打断和破坏,到新中国建立前,现代化工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只占10%左右。发展基础的薄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规模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加大了后发赶超型现代化的难度。其次是中国大人规模现代化的独有难题。在世界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如此规模人口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范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把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广阔的发展纵深转化为现代资源问题。“人口规模不同,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同,其艰巨性、复杂性就不同,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现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二十多个,总人口十亿左右。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80页)最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并行的问题现代化是自农业文明城市发明以来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但也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生态环境破坏、殖民扩张掠夺等一系列现代后果”,呈现马克思在1856年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明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智慧生命,而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也包含资本扩张带来的“现代灾难”。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文明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294页)。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需要规避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老路和歧路破解世界现代化的诸多难题,这是中国现代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中国现代文明观的内涵理解框架

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观,即是在文明视角下对上述复杂性现代化的哲学凝练,也是现代化的“世界之问”的历史性解答。从文明发生发展规律来看文明的内部结构文明阶段发展环节间的承继关系文明同外部文明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文明价值理念都是理解一个文明内涵预测文明生命力的重要要素,而中国现代化在上述要素层面呈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基于此,我们可以初步概括中国现代文明观的理论内涵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明观的理解框架。
(一)文明的总体结构
中国现代文明观是多维度有机构成的总体文明观。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现代文明人类文明形态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性文明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向度,经历了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再到发展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过程形成在“五大文明维度上的全面展开文明整体发展理念被应用现代化建设布局设计,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概括为“五位一体”,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文明的总体结构强调现代政党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首要位序,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引领力量。“政党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298页)现代领导力量的缺位或政党领导力软弱,是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通病。中国现代化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确保中国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和凝聚建设中国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质保证了它不受任何利益集团所左右,能够作出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国家整体及长远发展利益战略决策。从建国初期的“四个现代化”规划到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党的十九大对建成现代化强国作出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再到党的二十大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构建,都体现中国共产党锚定现代目标科学规划现代步骤,摹画现代化图景的自主性和领导能力,并在实践中取得举世目的发展奇迹
(二)文明延续更新
文明延续更新认为中华文明具有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中国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以“断裂论”界定了对现代研究的总体立场,讨论了现代带来文明断裂问题认为传统现代之间的断裂体现在“现代性到来的速度”“现代性变迁的范围”以及“现代制度的全新性”三个层面。就现代性到来的速度这个层面来说文明的断裂表现为“传统文明形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速度却是更加神速”(吉登斯,第5页)。近代以来,中国在外来现代性的挑战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劫难。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明中蕴藏的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所激活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文化历史结合造就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尽管现代化的冲击如此深刻,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习近平2023年a,第2页),使之成为延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文明延续更新认为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以及现代文明自身,都有着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继承。我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建设性的理念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其中蕴含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2022年a,第18页)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资源基础上,“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6页)。现代文明自身的发展也有着理念和制度资源继承接续性。中国共产党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独立自主和思想解放的精神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鲜明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中国变为“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观点,旨在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探索形成中国式的自主工业化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邓小平提出中国事情要按照中国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强调在积极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发展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在制度资源上,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创设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架构,在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得到继承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制度保证,为创造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
(三)文明世界互鉴观
现代化的普遍性在于它同世界历史形成相联系,世界历史带来的视野拓展使得对于文明理解从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因而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本身就有着“去文明中心化”的逻辑结果。但是直到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才被用作复数,“使用复数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这个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进步信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布罗代尔,第8页)。尽管“文明”一词被用作复数代表观念进步,但是单数形式的“文明”仍然被惯常地使用着,这是因为工业化的浪潮使它的策源地——西方文明强势地使世界接受它的进步,西方主导的文明叙事没有逐渐式微。也有西方学者对这种西方文明主导的叙事进行了反思,如艾森斯塔特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是现代性不等同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艾森斯塔特,第38页)。换言之,西方现代化在时序上的地位并不构成现代模式的完全解释权,而是仅仅作为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参照物而存在所谓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化秉持的文明互鉴观,是对另一种现代性的抽象概括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文明世界互鉴观作为一种复数互鉴观,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和相互成就,倡导相互贡献文明发展经验但不输出文明发展模式。具体地说,第一,中国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结合中国历史现实国情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形成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现代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70页)党的二十大报告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成就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结合本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各国可以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道路。第二,文明世界互鉴观认为文明是多样的,不同文明之间是平等和包容的,主张“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习近平2023年b)。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个国家民族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79页)中国现代化既立足于自身,又积极借鉴吸收其他文明发展的有益经验。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人类创造的重大制度文明成果,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手段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共同富裕的价值目的结合,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创造中国现代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第三,文明世界互鉴观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优先,强调世界历史视野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推进文明创造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的全新发展理念;“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核心的新安全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新文明发展理念。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三大倡议集中体现了“我们追求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望同广大发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307页)的开放担当中国现代化不追求风景这边独好”的现代化,而是百花竞放的共同现代化。中国现代文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世界明朝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习近平2022年b)。中国在兼收并蓄中贡献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秉持文明交流互鉴而非“模式输出”和“意识形态输出”,与试图输出自现代模式、扩充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四)文明人民立场
文明人民立场认为人民现代化的主体,人民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和推进动力。中国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有大的优势大有大的难处。“超大规模人口,既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也带来系列难题和挑战。光是解决十四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还有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问题,哪一项解决起来不容易,哪一项涉及人群都是天文数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81页)基于此,“我们党深刻认识中国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智慧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现代不断向前发展。”(同上,第61页)现代化的人民主体观,创新了现代化的动力学。以往的现代理论将内生性知识或外部性的秩序压力作为现代化的动力,但是都没有现代化的动力和中心转向人民中国共产党则挖掘了在现代化中的人民智慧人民力量,并以具体的制度设计支持人民主体性的创造发挥。例如,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设计,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和选举以外的参与民主相互补充,人民既有投票选举的权利,更有日常政治生活持续参与的权利,有效激发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重要的是,文明人民立场观突出现代化价值追求人民性,强调人民是现代化成果的分享者。“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幸福安康。”(同上,第296页)中国现代化致力于在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基础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人民共同享有、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同上,第89页)“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同上,第99-100页)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人民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共享逻辑体现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三、中国现代文明观生成的哲学经验与指向

中国现代文明观的生成是科学与自主的产物,不同于追求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明具有复杂的内涵体系提出了对“现代中国”何以可能的多面理解揭示了这一复杂性现代化的文明意涵,因而这一术语革命追求的是社会科学概念与范畴的解释力;作为一种叙事创新旨在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现代文明形象,并不谋求文明扩张意识形态能力,从而超越文明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在更高程度上复归文明研究科学话语类型。而西方社会科学现代理论研究始终与意识形态输出挂钩,如美国学者雷迅马认为:“在欧洲殖民主义秩序瓦解过程中,为了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威胁,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把现代作为一种用来提高自由世界力量手段……现代化被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度以及各种形式文化表述之中,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资源及其开明的监护”(雷迅马,第333页)。
中国现代文明观的生成是对中国面对现代化难题及其应对理论抽象,也超越了既有现代理论文明的预设性理解中国现代文明观中的“文明的总体结构观”体现中国现代化的多维文明向度,概括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规律认识提升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文明延续更新观”立足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悠久传统破解了“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线性文明观”。“文明世界互鉴观”从世界现代化多样性的历史经验出发超越了“文明优劣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偏见。“文明人民立场观”秉持人民中心立场,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旨归,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逻辑
中国现代化的展开过程是一种新文明形态生发和创造进程,从中抽象出的中国现代文明观,必然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
其一,中国现代文明蕴含成功文明发展经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经验基础。这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为中心、遵循平等开放文明观、取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向世界分享中国文明发展经验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12页)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发展经验也需要在创新中积累,在积累中创新,以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问题时代声音中国现代文明具有充分的问题意识,是具有指导意义文明哲学。要在回答现代化之问”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现代文明观的凝练、总结提升,在实践探索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其二,中国现代文明观是立足中国经验的文明哲学,它的中国本位要求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凝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力量。“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同上,第5页)“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时代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内嵌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之中。“第二个结合”通过对两种来源不同但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文化体系资源调用和整合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坚定的自我,就有了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同上,第7页)“第二个结合”与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实践相携而行顺应时代的呼唤,必然指向与中华民族复兴适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
其三,中国现代文明观消解了“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理解范式,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跃升提供了条件。“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发现代化处境下的文化之争。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近代洋务派思想提出“中体西用论”,设想在保留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技术条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同于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全盘西化论者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区分发挥到了极致,西方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举凡“古今中西之争”,都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下将中西之分等同于古今之别。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拓展理论创新,“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2023年a,第11页)。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把“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思维化为中国现代文明实践的整体思维形成既融通中外又贯通古今体现时代精神文化成果。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形态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艾森斯塔特,2006年:《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巴格比,2023年:《文化历史》,夏克等译,商务印书馆。
[3]布罗代尔,2017年:《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传承交流》,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
[4]《邓小平文选》,1993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
[5]蒂普斯,1996年:《现代理论社会比较研究批判》,载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亨廷顿,1998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7]吉登斯,2000年:《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8]卡赞斯坦主编,2012年:《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9]雷迅马,2003年:《作为意识形态现代化:社会科学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0]罗斯托,2001年:《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12]马兹利什,2017年:《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商务印书馆。
[13]曼宁,2021年:《1756年以来的文明概念世界历史框架下的反思》,载《全球评论第2期
[14]《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15]汤因比,2010年:《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6]习近平2022年a:《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年b:《坚守初心共促发展开启亚太合作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载《人民日报》11月18日第2版。
  2023年a:《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年b:《习近平向首届“良渚论坛”致贺信》,载《人民日报》12月4日第1版。
[17]《习近平治国理政》,2022年,外文出版社。
[18]《习近平著作选读》,2023年,人民出版社。
[1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年:《习近平关于中国现代化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人民出版社。


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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