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客的记忆

以前人工收割小麦，也诞生一种职业，麦客，我们这里麦客多半是甘肃人。甘肃人能吃苦，割的麦茬低。

陕西的小麦成熟是从东自西，安徽河南开始，过潼关到陕西渭南，西安咸阳，到关中平原，宝鸡，最后到甘肃，甘肃有些地方，孩子放了暑假才收小麦，生长周期越长，温差越大，小麦品质越好。

甘肃人出来陕西关中一带收割小麦，赚点辛苦钱，多半以同村人，亲戚几个人一伙出来。

陕西对麦客特别好，自己家吃玉米这些粗粮，给麦客吃白面馒头，记得小时候。

我爷爷一辈子为人仗义，那怕家里揭不开锅了，自己出去村里借粮，给割完麦的下苦人一定要吃白面馒头，面条，晚上还得给麦客喝汤，烙油饼，不能亏下苦人。

等陕西小麦收完，甘肃那边也成熟了，在回家收小麦。

今晚看见关于同城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关麦客的文章，转载过来。

回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陕西关中平原及渭北丘陵地带的农村，每到麦收季节，都活跃着一支庞大的临时工队伍，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子——麦客。

随着时代的发展，麦客已经消逝在我们的记忆长河里。

但关于麦客的记忆，永生难忘怀，陕甘宁一家亲，感谢老一辈甘肃人的辛勤付出，这个用金钱无法衡量。

麦客也叫炒面客，炒面客不是贬义词，更不是骂人的话，起因是甘肃出来割麦的人，为了充饥，在家用小麦，杂粮面粉加盐巴等调料锅里炒熟，出来时带上，随时可以吃，天在热都不坏。

提到这个靠流血流汗出卖苦力的群体，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幕幕当年接触过的那些情景。

那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生产队是基层生产单位，小麦成熟了，生产队劳力不够，就依靠这些甘肃宁夏来的麦客们龙口夺食，争分夺秒地抢收。

尤其是我们插队的千阳县山区，一个小山村（生产队）总共也就七八十口人，面对几百亩瞬间变黄的麦子，劳动力根本不够。

因此，每年麦子成熟，全靠麦客来收，而村上的男劳力，就跟在麦客身后扎麦捆，码麦摞子。村里的妇女们，安排到临时开的大灶，为麦客蒸馍做饭。

陕西的麦子，是从东部紧邻河南的地区先熟，随着时间推移自东向西逐渐成熟。

从开镰起，一拨一拨的麦客就从甘肃和宁夏扒乘铁路货车到达了陕西与河南交界处的潼关陕县一带，从这些地方开始，边接活割麦边自东向西移动。

如天气晴朗，他们活路不断，能挣钱又有顾主管饭；如遇连阴天，麦子没晒透不能割，麦客们就惨了，他们从家乡出来，身上大多没有带路费和吃饭的钱，全家人收刮了所有存粮，给他们炒了杂粮炒面带上充饥。记得有一天，我去下楼坊（村）担水，在下楼坊（村）水泉边石台上，七八个麦客席地而坐，一手拿着残破的搪瓷缸子舀着泉水喝，一手从粗布干粮袋里抓出把炒面，小心翼翼地送到嘴里。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浑身装束已经退的看不出原来的布色。

他们都戴着草帽，背着用化肥袋子扎成的背包，背包里插着一把他们的割麦工具——镰刀。

我还看到过一个身体患病的老年麦客，瘫卧在草碧河边的草地上，边痛苦的呻吟着边捧着草碧河水喝……。

有一次我去草碧镇给生产队叫麦客时，和一位来自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姓张的麦客聊天中熟悉了，我看他穿着打满补丁退了颜色的蓝色中山装上衣，言语谈吐与别的麦客不太相同，就问他是否在外面当过工人？他边叹气边否认道“唉……，额哪还能当个工人啊……”，进一步打问，才大致了解到他曾经上过小学，还曾给村里的小学代过几天课。他有三个娃娃，家里生产队分的粮食半年不到就吃完了，为了老婆娃娃能有饭吃，每年夏收都和村上乡党结伴来陕西当麦客，割麦挣了钱买粮食。

我们村叫麦客得跑到草碧镇街上，而且得赶天不亮就到，不然麦客可能就被其他村叫完了。

麦子黄了急待割，我半夜三更就起床，顺着弯弯曲曲的草碧河，摸黑赶二十里路在天亮前到达草碧镇。

有一次，我去叫麦客，后半夜的草碧沟，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从我们村子出来，走在草碧河滩上，河边山沟茂密的丛林里隐隐约约传出呜呜的狼叫声，我尽量走在远离山沟的河滩中间以防不测，但那瘮人的狼叫声还是令人不放心，为防止万一有恶狼窜到河滩，路过白村寺（村）时，我走进村里，从村头一家房子旁的柴火垛子里抽了一根水桃木棒，拿在手中以防不测。

天亮前我按时赶到了草碧镇街上，草碧镇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坐满了等待被叫的麦客，这些麦客都有头儿带领，他们推荐一个总领头儿，和草碧镇上的一个当地负责人商讨当天割麦的工费行情，他们根据麦子成熟的缓急情况讨价还价，最后定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每亩地工费，然后写在一块儿黑板上挂在公社“革委会“门前，所有来雇麦客的村子和麦客们都自觉按这公布的工费算账。

有一次在草碧镇，我竟然看到屈家湾村叫的麦客中还有两个女麦客，她们大约有三四十岁（当然也可能实际年龄只有二三十岁），和其他男麦客同样的装束，古铜色的脸庞带着女性慈祥的目光，我想，她们一定是家里劳力不足，只好抛下家里的孩子，和村上的男人们来陕西干这苦力活的。

写到这里，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场面，那是我被招工到宝鸡火车站工作期间，有一天中午政治学习结束去职工食堂吃饭的路上，看到几名“市场管理人员“，强行拉着满满一架子车袋装的化肥从我们车站东闸口往中山路方向走，一名衣衫褴褛的年轻妇女哭着手抓着车箱堵坐在车轮下，央求着那些人不要把她的化肥收走。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又是甘肃天水和甘谷县一代的农民，他们在家乡青黄不接时没有粮食吃了，只好把生产队分给的化肥扒货车背到陕西来，用化肥换成粮食背回老家，以使家里人不致于挨饿。可按当时的政策，化肥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不准个人“倒卖“，于是经常有宝鸡的市场管理人员守在车站东闸口外，专门查堵甘肃来换粮食的农民，我们常看到这像当年那个宣传阶级斗争的雕塑《收租院》里欺压农民的场面。

只见那位年轻的妇女被其他同伴劝着拉开从地上站了起来，这时又看到她摞满补丁的破旧上衣，已经被她溢出的奶水浸湿了半截，但她全然不顾，只是哭求着可恶的市场管理人员不要收走她的化肥。

可以想到，她一定是把正吃奶的孩子留在家里，自己背着化肥来陕西，好给敖敖待哺的孩子换回些赖以活命的粮食啊！那可诅咒的极左年代！

回到麦客话题上来，烈日当空，麦客们挥汗如雨，割起麦子来速度飞快，我们紧跟在后边忙不迭手地捆麦摞麦。偶尔会有个别麦客利用直起腰来擦一下满脸的汗水的间隙，朝着对面山坡上割麦的乡党发泄似的吼一两句粗俗话语的山歌，紧接着对面山上也会用骂人的歌词回上一两句“山对山来啊河对河，哪个鳖儿啊唱山歌……“，苦中作乐，挺感人的。

中午饭点，村里的女社员把饭送到地头来，只见麦客们顺手从地边薃草上折两段草棍当筷子，抓起藤篮里的蒸馍就大吃起来，有人还边吃边用自嘲地话语夸赞：“漕（我）来陕西过年来咧！……”在他们家乡，过年都难以吃上这白面馍馍啊！我亲眼看到有一个麦客，他已经连着吃了五个大白蒸馍了，嘴里还嘟囔着说“咋回事吗？漕这两天咋吃不动呀……”。

我们村的老乡惊叹“niania！（千阳县土话的惊叹语）五个馍馍吃下去咧还说吃不动！……”吃饭中，也有些麦客会趁人不注意，偷偷往身上塞几个馍，可能是给没活时无人管饭了留下点，也有的是想给自己孩子家人带回去点。

因为我们见到过，一些在村外河滩边休息的麦客拿出蒸馍晾晒成馍干再装进干粮袋里。对这种情况，宽厚的千阳山区老乡往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反正他们偷的是生产队集体的馍，又不是自己家的。

总之，不管是什么出发点，就让这些可怜的受苦人拿走些吧，全当是积德啦。

每当一天的活儿干完，由生产队长出头，和麦客头儿算工钱，他们一块儿用脚步丈量割完的麦田，计算亩数核算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