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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兄弟? “亚非拉大团结”背后, 一个重要事实被忽视了｜文化纵横

转自公众号：文化纵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M2NDcwMg==&mid=2664349713&idx=1&sn=c9812e0c0c4e24f8a4ddff6a59f359c5

其二，尽管非洲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福法克认为，非洲一直都是大国寻求全球影响力的地域，而且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日益明显，但与东南亚、东亚、拉美、中亚和中东等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地缘位置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等因素（如表3），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尚未进入大国激烈竞争的核心圈。

其三，非洲一直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提供援助的重要地区（如表4）。去殖民化以后，欧洲将在殖民地的建设援助转为发展援助，并一直是非洲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方。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对非援助占各自总援助的比例均高达30%以上。2009~2019年，中国的对非援助占中国总援助的比例接近45%。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也是各国兑现国际承诺，提升自身全球影响力的道德高地和发展经验的试验场。大量的援助资金进入非洲，一方面推动了非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非洲国家普遍存在“援助依赖”问题。

其四，冷战改变了非洲以往单纯依赖西方殖民宗主国的格局，苏联、中国开始为非洲提供援助，非洲的发展资源开始多元化。20世纪末期以来，非洲因为其市场的规模潜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很快成为包括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东地区等全球多元经济体经济合作的对象。非洲发展资源的多元化有助于放大非洲国家地缘政治资源存量的杠杆效应，客观上形成了非洲欢迎多元主体在非洲展开竞争的逻辑。

其五，对于非洲而言，冷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基本上属于有竞争、无伤害的有利态势。非洲国家利用自身作为不发达地区的道德优势以及市场和资源优势，获得了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和投资在内的综合性发展资源（见表2和表4）。无论非洲各国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单从获得资源的角度讲，非洲是后冷战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俄乌冲突极大地冲击了这一有利于非洲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对非洲的粮食安全影响巨大。2016~2018年间，非洲85%的粮食依赖进口，总额度高达350亿美元；到2025年，非洲粮食进口额将高达1100亿美元。[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一份快速评估报告显示，非洲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2018~2020年间，非洲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的小麦占其总进口额的44%（其中俄罗斯占32%，乌克兰占12%）。除此之外，根据2021年OECD/DAC的报告，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已连续两年出现下滑。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几乎达到美国以往年度对外援助预算的总额，这无疑会导致欧美主要国家对非援助的继续下滑。

福法克在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在地缘政治转变中，非洲再次成为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游乐场’”。“第二次冷战也许是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观点，表明非洲社会精英敏感地觉察到俄乌冲突对非洲的潜在风险。后俄乌时代，美国与欧洲势必会加强其在非洲的战略布局，非洲极有可能被迫卷入大国竞争，成为继亚太之后大国博弈的新战场，非洲将面临“选边站”的挑战，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可能会因为大国竞争进一步得到重塑。

▍从想象的兄弟到现实的伙伴：建构当代中非关系的两个认识框架

从中国的角度讲，当代中非关系的建构最初主要基于两个认识框架。

首先是基于“革命”的认识框架。20世纪初，列宁提出当时国际格局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判断，并在1942年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的观点。“二战”结束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的去殖民化和民族独立潮流成为自中国革命之后“世界革命”的代表。因此，当埃及遭遇帝国主义的制裁时，中国在自己还很困难的时刻仍然向埃及伸出援助之手。在这样的语境下，非洲被视为中国革命阵营的“同志”。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道：“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至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压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受旁人摆布，而且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催生了一个超越国界、民族和肤色的“想象的革命共同体”，共同体内部自当是“兄弟”。这是当代中国对非援助很长一段时间强调不附加条件、不要求回报的重要背景。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不复存在，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受到两个集团的战略封锁。在此格局下，新完成革命的中国更有理由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客观上，亚非拉各国的领袖们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看作是实现理想的榜样。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亚非拉人民的革命将会彻底摧毁旧世界，可以缓解中国被孤立的国际处境。为此，团结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就不再仅仅是“革命”理想，也成为中国基本生存的需要。这为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在革命理论的启发下，有着不同世界历史遭遇的中非被建构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第三世界”共同体。革命的理想和生存的现实生产出一个将“共同的历史遭遇”“当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来”连为一体的中非关系现代叙事，中非由此成为“想象的兄弟”。基于革命理论和生存需要衍生出的核心要素构成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基本成分，同时也形成中非“兄弟友好”的官方叙事。中非关系至此开启了战略性伙伴关系时代。

其次是基于“发展”的认识框架。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独立、完成建国并逐渐转入建设时期，“革命”的全球性潮流渐渐减弱，加上中国在财力上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援助需要，因此中国的革命“中心”地位开始下降。1977年，邓小平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困状态，而不是致力于革命。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中国对外战略，极为智慧地摆脱了制约中国发展的外部地缘结构。中国与两大对立集团的关系开始大幅度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进入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逐渐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在此条件下，中国通过革命议程建构第三世界革命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大大下降，中国依靠非洲维持自身国际生存空间的必要性也趋于减弱。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在总体上也开始拥抱市场经济和民主选举政治，接受西方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中非共同步入面向市场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中非不再是曾经的“革命兄弟”，在发展的语境下，中非都放弃了过去的想象，回归到彼此都身处的不发达的现实境地，开始成为共同求发展的朋友。

21世纪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加大。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市场、资源、资本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资本、技术和产品的输出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既是世界的市场，也是世界的工厂。在此背景下，非洲再次成为中国开展合作的重要伙伴。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中非关系时代的来临，中非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阶段。中国与安哥拉、刚果（金）的投资换资源合作受到全球关注，显示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多元性。2000年之后，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自2013年就超过了美国。在中国巨大的投资/贸易/援助为一体的机制支撑下，中非之间的兄弟、朋友和伙伴关系也合为一体，呈现出中非官方宣称的“牢固不破”的友谊。

▍中非关系的未来想象

中非在过去20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互惠互利关系，既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得益于中非双方均未成为过去几十年各种国际冲突的利益相关方。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的战略重点长期不在中国和非洲，客观上没有从根本上干扰中非合作的发展。在当前俄乌冲突可能引发的全球地缘政治巨变和大国竞争日益凸显的语境下，非洲又被部分学者假设到了“未来”的场景中。他们基于东非大地上飞驰的中国列车，中国在非洲修建的一条条道路和一座座桥梁，一批批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这样的客观现实，构建出一个中国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共同建设新国际体系的“未来想象”，提出了一个拥抱第三世界是中国的历史宿命的命题。在西方围堵之际，推动建立一个维护第三世界根本利益的某种组织形态尚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考虑排除掌握全球经济命脉与创新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建立一个新国际体系的设想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试图将非洲作为这一蓝图中的基本战略资源的构想更需客观系统的研判。

首先，虽然非洲大陆依然处于全球发展的下位，很多国家内乱和政变时有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频繁，对外部援助依赖性高，但在经历了将近70年从去殖民化到发展的历程之后，多数非洲国家已经步入稳定发展的进程。非洲已经有了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利用发展黄金时代的经验和资源实现成功发展的榜样。非盟作用的日益增强也从非洲整体层面强化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制。多数非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站位，恰恰说明他们更加注重维护自身战略资源，显示了非洲国家对于任何“俱乐部”形态的合作均有可能保持敏感态度。

其次，如今多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及对选举有重要影响的年轻人普遍缺乏对于殖民主义的体验，而且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再加上包括宗教等因素的西方文化制度的长期影响，非洲社会在总体上不存在类似反殖民主义的与西方对抗的社会基础。有理由相信，非洲国家更倾向于接纳能使自己受益，且没有排他性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再次，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非洲作为中国外交正资产的整体性很强。中国在非洲没有历史“负债”，并且是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兄弟”和推动非洲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伙伴，这是稳固的中非关系的基础。尤其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投资/贸易/援助的组合型发展支持，是与美国和欧洲具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和投资相比更具优势的发展资源，这是左右当下和未来中非关系的重要战略工具。但是，我们也不能天真地将“过去的兄弟”想象成“未来的兄弟”，更不能忽视非洲内部日益明显的多元化和在现实面前“友好关系”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已经不再是非洲眼中的那个曾经的“穷兄弟”，非洲社会如今普遍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非洲是中国十几年打造出的重要外交资源，对于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不能因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和忽视非洲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动而透支这一稀缺的战略资源。切勿将第三世界的“过去记忆”简单地视为“未来选择”。在新的语境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基于新普遍主义的全球化比任何“俱乐部”的模式都更为关键。

最后，俄乌冲突之后的中非关系势必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冲击。可以预料，后俄乌冲突时代，美国及其盟友将会加大对中非合作的干扰，它们可能会通过价值观＋援助＋投资＋军事存在的组合拳，来阻碍和破坏中非合作的基础，更有可能联合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推动以民主为主线的经济发展计划。对于非洲而言，经济发展依然是非洲的核心关切。因此，如何提升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利用中国的发展资源的组合优势，打造中非合作的不可替代性领域，是强化未来中非合作关系的关键。一旦以往支撑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资源优势被削弱，中非兄弟关系的牢固性也必将受到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原题为《想象的兄弟，还是现实的伙伴？——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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