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

图片来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

从衰落到复兴：

崩溃的奥斯曼帝国与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来自中国以北的草原游牧人，他们差不多是在一千年前迁徙到了小亚细亚，之后陆陆续续又有更多讲突厥语的部落迁过来。

其中一支由奥斯曼领导的部落后来逐渐强大，到16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人已经成长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近东一地中海帝国。

电视剧《帝国的崛起：奥斯曼》（ Ottoman Rising Season 2020）剧照。

由于统治了大片的欧洲领土，而且长期是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事务的重要“玩家”，奥斯曼一土耳其人于是成了欧洲人的“梦魇”。

到了近代，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奥斯曼帝国的相对衰落及连续战败，欧洲人（包括俄国）再也难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平等对手。如何肢解奥斯曼帝国就成了欧洲列强的“东方问题”。

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对土耳其人和伊斯兰文化的妖魔化，通过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欧洲人建立起了自己的认同。尽管作为帝国主人的土耳其人不断努力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但作为欧洲的“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终将难逃被肢解的命运。

先是帝国境内基督教领土（当然是在欧洲列强的怂恿、干预和支持下）分崩离析，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规模迅速缩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结果战败，土耳其人必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在“一战”后都有各自的扩张或独立的野心。

幸运的是，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打赢了独立战争，从而使得希腊帝国主义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某种幻想破灭了，库尔德精英们的民族独立进在上述历史脉络中，奥斯曼帝国被解体、土耳其被瓜分，就意味着“东方问题”的解决，对欧洲的历史叙述来说，这是一个长期被期待而又成为现实的理想状态。

图片来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

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也“分有”胜利者的这件“好事”。作为奥斯曼帝国主人的土耳其人最后失去了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经由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土耳其人与欧洲各方似乎达成一个能够彼此接受的结局。

土耳其共和国最终成为一个7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青海省面积那么大）的地区性中等规模的国家，尽管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土耳其也不算小国，甚至可以被称为地区大国和强国。

但相对于历史上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只能说，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对土耳其人而言不是最坏的结局而已。

“土耳其模式”：

如何评价土耳其的近代转型？

土耳其是在伊斯兰社会里最早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党人领导的世俗化改革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奥斯曼帝国一开始的改革不存在主义之争，它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富国强兵。但在和西方接触后日益发现，它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和人家竞争，这就涉及“我们是谁”的问题。

奥斯曼精英们尝试过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不成功，最后凯末尔党人选择了民族主义，生造了一个土耳其民族的神话出来，用这个理念把土耳其人团结到一起。

凯末尔

凯末尔党人的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神话发展的极致就是“土耳其史观”，这一史观是对“雅利安史观”的改造，认为土耳其人是发源于中亚的白种人，是当时最高文明的拥有者，数千年前因为气候变迁，土耳其人向世界各地迁徙，并将自身的高级文明传播给了其他民族。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束缚，但却又不至于丢掉民族的认同感，只要土耳其人民回到自己伟大的过去就可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开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悖论。

第二，凯末尔告诉大家，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文明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甚至西方文明也都源于土耳其，这样就从感情上解决了全盘西化可能遇到的抵触情绪，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就具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

那么土耳其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土耳其模式”，到底指什么？其实在不同历史阶段，它有不同的含义。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当时算是较早地在亚洲建立了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曾成为很多中国先进人士心目中的榜样。冷战结束，中亚国家想寻求榜样时，土耳其提供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样板算是一个“模式”。

再往后，美国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时，也将土耳其视为一个“模式”，指的是在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建立起世俗的民主政体，希望土耳其成为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榜样。

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上台执政后，在很多方面承继了20世纪80-90年代厄扎尔时代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比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搞以出口导向和私有化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土耳其不单单有世俗的民主制度。

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一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主导下，土耳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培育了保守的新兴中产阶层，这也是当下所谓“土耳其模式”的重要涵义之一。

总而言之，土耳其在近百年来，一直在中东、西亚、北非以及中亚地区具有某种“模式”效应。

那么在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的近代转型能否说成功呢？

这还要从历史的视角看。毕竟，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在动态地演变中。奥斯曼帝国晚期已经开始搞现代化改革。到共和国时代，仍旧是在延续现代化的命题。

军事上是模仿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政治上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奥斯曼帝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强调地方自治，架构上比较松散。

在文化上的变革体现为西方化和世俗化，首先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变原来伊斯兰帝国中穆斯林地位高于非穆斯林的状况。

这些举措自奥斯曼帝国19世纪前期的“坦齐麦特”（Tanzimat）时代就开始了，到土耳其共和国时代算是顺利完成，从这个视角看，土耳其的近代转型应该说是成功的。

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标准来看，美国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将土耳其和日本并列称为两个成功地实行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以其他的具体指标比如市场经济、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等来衡量，土耳其相对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从另外的视角看，这种“成功”的现代化转型是有很多代价的。

首先，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并没有带来民族国家体系下的长期和平，相反，在巴尔干、阿拉伯等奥斯曼帝国原来统治过的地区，总是动荡不断，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其次，从土耳其社会内部来看，激进的世俗化是对穆斯林传统的强制割裂，也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后来出现伊斯兰保守主义复兴的重要原因。

“土耳其榜样”与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在民国时代把土耳其当作榜样，可为什么中国最终没有走上土耳其这条路呢？

的确中国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康有为专门写过介绍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文章，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也一直在关注土耳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段时期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

康有为曾作《突厥游记》赞赏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运动。

说实话，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并不比土耳其更保守，比如当时曾经有过“纪年之争”，围绕到底是用孔子纪年还是黄帝纪年争论不休，当时人们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还有个“中华文明西来说”。

所以，中国也像土耳其一样需要一个民族构建的过程，双方的动力是一样的，只是过程和细节上有些不同而已。尤其是中国有个反满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汉民族主义，章太炎就曾坚持中国应主张汉代的传统疆域，后来又有人提出五族共和等主张。

当然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是通过权力让渡的方式取得的，清帝退位后把统治权让渡给了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从法理上继承了清王朝的国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清帝退位诏书

但中国和土耳其不同的是，中国经历了十四年抗战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这两件事对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而在文化改革方面，两国都曾进行了激进的变革。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被有的学者称为“文化自宫”。比如，土耳其把文字都改了，换成了拉丁字母，但不能否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比较快地消灭了文盲，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素质。

胡适曾经说过，你说要100％的全盘西化，最后也就能得到个50％，所以一开始需要矫枉过正，必须坚定不移地朝那个方向努力。你看土耳其最终也没有变成西方国家嘛，事实上，土耳其和日本的民族传统恰恰是保存得非常好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开始逐渐瓦解，中国虽受列强瓜分，主体部分却能被继承下来，这又是为何？

原因很复杂。但首先是地缘政治，中奥两国地缘政治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近代中国的东部开始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崛起之后的日本。虽然我们多次被打败，但最终中国是胜利的一方。这是中国得以保持主体部分比较完整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在欧洲以奥地利为代表的强国以及在地中海上的欧洲多国力量，长期与奥斯曼竞争。所以，奥斯曼面临的外部威胁要远比中国更严重。

其次，从民族的角度来说，中国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具有绝对的地利和财政占优势的、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这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大一统。

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宗教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比中国更复杂。很长时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境内近一半的人口是基督教徒，而且奥斯曼帝国有大片领土在欧洲，有很多欧洲邻居，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与欧洲国家关系密切而特殊，离心力越来越强。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内忧和外患是结合一起的。

再次，因为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缘位置极为重要和敏感。欧洲其实有一个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也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

土耳其加入欧盟长路漫漫，图片来自央视新闻

最后，奥斯曼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这也无疑改变了它的命运。一战后，在民族运动的过程中，土耳其人和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类似，也决定抛弃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现代的共和国。

因此，中国最终没有走上与土耳其相仿的道路，但是土耳其的发展经验却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其实，土耳其的近代转型也是“被逼无奈”的产物，在外部压力下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从奥斯曼帝国转变为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是它主动选择的结果。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对于西方而言，是作为欧洲的一个所谓“东方问题”而存在的，面临被肢解的命运。在“一战”后才有了凯末尔领导的独立革命，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上的和今天的人说土耳其革命了不起，无非是有前述的某种先验立场，这个立场无论是从土耳其革命的还是从欧洲历史的书写来看，就是预设奥斯曼帝国的被肢解是一个正常的、应然的历史趋势。

对欧洲人来说，这是面对和解决“东方问题”的逻辑，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一个被强加又只能“欣然接受”的逻辑，它被发展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和现代共和国的逻辑。

所以，关于土耳其的所谓“成功”或“模式”，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你如何看待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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