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和平缔造：特朗普在中东及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协议｜国政学人

尽管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存有差异，民粹主义仍有一些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腐败的）精英”相对立于“（纯粹的）人民”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采取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理解民粹主义，将其视为“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世界观”，或者因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匮乏，将其作为一种“薄中心意识形态”。支撑这种“薄中心意识形态”的是对社会“最终分为两个同质和对立的阵营（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的理解，并认为政治应该体现为普遍意愿的表达”。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加入其它的意识形态成分，如新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等。

民粹主义还经常与政治强人及其个性化的政治和政策相联系，他们通常被视为“民粹主义超级英雄”。这些人具有非凡的品质，使他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民粹主义领导人热衷于证明他们作为政治局外人的地位，这让他们与“人民”更真实地联系在一起。此外，在民粹主义对外交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上，学界认为，民粹主义的领导推动外交政策的集中化和个性化，并导致外交部门和机构的弱化。也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者在构建外部敌人、全球治理架构和多边机构的竞争以及试图吸引国内受众等方面存在跨国共性。外交政策中“精英”与“人民”的对立关系被民粹主义者投射到国际领域，表现为对抗那些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精英们，并试图创造一个跨国的“纯粹人民”群体。学者们还研究了民粹主义与和平进程之间的关系，分析冲突一方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作为国际调解人，如何影响冲突动态、谈判和调解和平。

自冷战后初期以来，协商解决（negotiated settlements）已成为终止战争的主要形式。作为和平缔造的工具，第三方调解的使用显着增加。调解（mediation）是“一个冲突管理的过程……冲突中的人寻求或接受外部人员的帮助”以达成协议。调解人的任务通常是推动制定与所谓的“自由和平项目”相关的规范，这涵盖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以及诸如过渡时期司法、人权和民主化等主题。也有学者指出，全球政治的转变会影响调解实践，全球自由秩序的衰落导致了自由主义和平缔造的倒退。随着新兴大国试图重塑和平秩序，“自由的和平”这一共识开始瓦解，而“非自由的和平”逐渐在发挥作用。然而民粹主义和平缔造与这两种秩序都不相同，它具有以下三个要点：

（一）排斥和诋毁“缔造和平”的建制派和精英。在国际和平的议题下，民粹主义者们复制了其在国内的反精英言论。对建制派的排斥体现在对参与特定和平建设进程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如联合国或欧盟）采取敌对立场，这与民粹主义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机构的怀疑非常吻合。但他们的批评也同样针对国内“缔造和平的精英”，例如曾卷入解决冲突的专家、智囊团或前外交官和调解人。民粹主义调解人强调，作为没有专业知识或背景的“局外人”，能给他们带来优势。这种反建制的立场还表现在对既定规范、规则和最佳做法的无视，包括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以及传统外交做法的彻底否定。

（二）民粹主义和平缔造中常常使用夸张的话术和象征意义，将调解人而非冲突各方置于国际调解与和平缔造过程中的焦点，从而将国内政治也融入这一过程。它将民粹主义政策制定时的个性化和集权化、对民粹主义领袖美化为超级英雄强人等要素引入到和平缔造领域，同时使用夸张的言辞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用以满足国内选举需要。

（三）随着民粹主义领导人将“纯粹的人民”的概念扩展到世界，并形成对“人民”的“跨国理解”，民粹主义和平缔造者将这一点纳入他们的调解工作中，将他们的和平缔造定义为生活在冲突地区人民的普遍意愿；而旧有的规范、制度与机构则被视为是对人民真正需要的无视。

排斥既定规范、惯例和行为体的反精英主义；以调解人为中心的话术和象征；对普遍意愿的定义——构成了民粹主义和平缔造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可以用于分析在调解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和科索沃-塞尔维亚冲突时的特朗普政府。

1.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对缔造和平的精英、专业知识和既定做法的排斥：特朗普部署的和平团队在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上缺乏经验，并不具备外交与和平缔造领域的专业知识，但团队领导人，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此描述为他们的优势。他使用了“精英”和“人民”之间的民粹主义二分法，认为“专家们之间的分歧甚至比巴以两国人民间的分歧更大”。特朗普主持的以巴以和平协议《从和平到繁荣》中还批判了国际公认和制度化的规则和规范，包括作为“精英”的缩影的联合国。这种对既定原则的否认转化成了一些戏剧性的步骤：特朗普在2017年12月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承认该市为以色列首都，且于2019年3月正式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的一部分。这些做法均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引发全球谴责。

强调民粹主义和平缔造者的突出作用：特朗普尤为强调他作为巴以冲突调解人所发挥的个人作用，强调除他以外没有人能解决好巴以冲突。特朗普还用夸张的言论，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向（以巴）和平迈出的一大步”。但实际上，特朗普关于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言论持续了三年，而在这期间特朗普政府并未能将各方带到谈判桌上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将和平协议与美国的国内政治联系在一起。

和平缔造是为了人民的“普遍意愿”：特朗普在任期间，他部署的和平团队一直强调他们关注的是“纯粹”人民的“真正”需求。团队成员库什纳介绍被称为“世纪协议”的和平计划中的经济部分时，把“人民”和令人失望的“精英”之间做对比，将特朗普描述为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朋友。

2.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冲突 

对缔造和平的精英、专业知识和既定做法的排斥：2018年，特朗普任命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冲突进行和平调解。格雷内尔的斡旋充分体现了民粹主义和平缔造的特点：他没有外交风格，排斥原有的和平框架，也不采纳欧盟的调解方式。他强烈批评过去的调解人所做的努力，并感谢特朗普对传统调解的挑战，以及赞扬从局外人角度思考的方式。这体现在特朗普政府最终促成的《华盛顿协议》中：协议的部分内容与欧盟的政策和国际共识相抵触。

强调民粹主义和平缔造者的突出作用：签署了《华盛顿协议》之后，特朗普开始自吹自擂，声称：“我的政府提出了一种弥合分歧的新方法；通过关注创造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来推动两国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他还吹嘘自己“切断了几十年的流血冲突”，因此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自我为中心的调解人特征，还让特朗普政府将与冲突地区完全无关的国内政策重点，如关于5G供应商的条款等纳入了协议。

和平缔造是为了人民的 “普遍意愿”：特朗普政府尤其强调《华盛顿协议》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协议。格雷内尔声称，“塞尔维亚人民和科索沃人民对这一协议欣喜若狂，他们非常感谢有一个外国政府来解决冲突，而不是做典型的政治事务。”库什纳在谈到特朗普作为政治新手的有利地位时说，“特朗普总统有着与其他政客不同的视角，他真正考虑‘如何才能切实地做一些事，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让人们找到共同的利益和机会’。”

作者在本文中介绍了民粹主义和平缔造的概念，即民粹主义“精英与人民”的对立观如何投射到和平缔造之中。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民粹主义和平缔造的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三个核心要素，这个分析框架可用于研究民粹主义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缔造和平的新现象。这是不同于自由主义或非自由主义的和平调解。

民粹主义和平缔造的突出特点是拒绝专业知识，破坏既定的外交惯例，并将其说成是为了生活在冲突地区人民的普遍意愿。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相联系，对民粹主义政治如何溢出到国际领域进行了分析。虽然民粹主义和平缔造侧重于言辞、表现和象征意义，但它仍然可以对冲突动态和调解过程本身均产生切实的影响。它拒绝接受最佳做法和排斥专业知识，是对自由主义和平认识论的又一挑战。鉴于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中并对国际调解有明显的兴趣，有关民粹主义和平缔造的研究将对学界产生重要意义。

民粹主义和平缔造

populist peacemaking

协商解决

negotiated settlements

调解

mediation

校对 | 董诗 何伊楠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张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