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史论：城市、帝国及文明》：一部立足伊斯坦布尔的帝国史与文明史新著！

《伊斯坦布尔史论：城市、帝国及文明》

作者：刘义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页数：224页   定价：68.00元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ISBN：978-7-5671-4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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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上，人们经常会说，伊斯坦布尔是横跨欧亚、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这确实不错。在著名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两边，就竖立着两块分别写着“欢迎来到欧洲”和“欢迎来到亚洲”的路标。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独立大街上，游客们也时常发现，身着黑色罩袍的穆斯林妇女和穿着吊带衫的时尚女郎并肩而行。另外，在林立的清真寺之间，你还会看到鳞次栉比的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充满矛盾而又迷人的城市。这里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实际上，一直到很近的时期，英语世界的人们还是习惯称它的这个名字。即便在1453年被奥斯曼军队攻陷后，“君士坦丁耶” （Kostantiniyye）也只是其土耳其语的别称。直到1930年，“伊斯坦布尔”才成为这座城市的官方名字，其含义即“去那城”。无论是君士坦丁堡还是伊斯坦布尔，它确实配得上“那城”。正如诸多旅游手册经常引用的拿破仑的话——“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的伟大与壮丽基于其绚烂的色彩。著名人类学家简·加内特在其经典著作《土耳其的城乡生活》（Turkish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中曾描述道：

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组成了这一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分居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在忙完一天的生意后，或者是诚实的交往，或者是参照某种商业伦理，在日落时休憩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并因为语言、宗教、传统、民族自豪感或社会习俗而几乎彼此隔绝。本地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极少受到这些跟他们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影响。

当人们来到著名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会惊奇地发现，代表东正教文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代表伊斯兰文明的蓝色清真寺竟然只有百米之遥，而且看起来非常相似。人们所不太熟悉的是，除了从教堂变为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还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充当过一段时期的天主教的教堂。而蓝色清真寺之蓝，竟然跟来自中国的青花瓷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或者，当伫立在加拉塔大桥之上，我们竟然看到三股水的交汇——金角湾、博斯普鲁斯及马尔马拉海。它们隔开的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还有过去与现在。

然而，对于大部分的伊斯坦布尔人来说，或许只有在面对游客时他们才会想到这些。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只是安居于各自的小区，过着日常琐碎的生活。许多上班族每日都往返于旧城与新城、欧洲与亚洲之间；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像从上海的浦西到浦东一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在美丽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之下，你却会隐约感觉到两股不同的海水之间的涌动。黑海的深沉和白海的绚丽相交融，形成了伊斯坦布尔阴晴多变的天气，也造就了伊斯坦布尔人悠忽不定的性格。

有别于外来的游客，土耳其人确实对黑海与白海的交融有着深切的体会，并形塑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这超越了我们关于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的表面判断。中国作家莫言在评论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时说：“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不同空气和水流的交融，让莫言首先想到了中国背景式的生产。而对于生长在土耳其社会文化中的帕慕克来说，却形成了一种忧郁式的感伤。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这被表述为“呼愁”的主题。帕慕克认为，“呼愁”体现了“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它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是一种精神境界和思想状态。在小说家的笔下，它化为诸多纷乱而随意的景象，却又凝聚在某种具体的行为上。所谓“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然而，“呼愁”作为伊斯坦布尔人的一种集体气质，就决不会只是小说家个人多愁善感的情绪流露。相比于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所描绘的忧伤主题，帕慕克即指出：“差异在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处处可见。”这构成了“呼愁”最基本的历史资源——伟大的过去和不堪的现在。这是土耳其人在一战后的一种普遍情绪。“在废墟中寻找一个新土耳其”，成为近代以来土耳其人追逐的梦想。然而，作为小说家的帕慕克不同于作为政治家的凯末尔。他学会了欣赏这种废墟之美，甚至将此类比于他和哥哥之间的打架。为此，他将个人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呼愁”也体现了一种文学气质，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影响。曾经的佩拉大街几乎成了现代美好时光的象征。想想即便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一度在奥斯曼晚期最流行的译本是法语而不是土耳其语。法国文学对土耳其的影响更是可以想象。帕慕克阅读法国文学，也向法国作家学习。他特别提到奈瓦尔、戈蒂耶和福楼拜在伊斯坦布尔的情形。他未必赞同他们，却希望通过他们的眼光来了解伊斯坦布尔。而且，如帕慕克自己所说，作为一名既天真又感伤的小说家，他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小说的技艺，却还要比他们表现得更好。

“呼愁”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土耳其的苏菲主义传统，特别是梅乌拉那·鲁米的《玛斯纳维》。帕慕克解释说：“对苏菲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接近真主安拉因为在这世上为安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感到对安拉的领悟不够深刻，所以他们倍感痛苦；但他们更大的痛苦却在于，因为不能体验到这种因不足而产生的痛苦。然而，帕慕克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之所以阅读了大量的土耳其经典著作、波斯和苏菲派经典，主要是基于一个世俗的层面上来读，而非宗教的层面。”换句话说，帕慕克重视的是它们的文学和思想资源。

帕慕克确实擅长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汲取资源。譬如，他多次提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其中的文学手法甚为钦佩。联想俄罗斯文化中深沉的东正教因素，以及君士坦丁堡曾经是东正教之都，或许从文化的层面上帕慕克都受到了影响。他也欣赏中国的山水画，认为其提供了一种类似小说的景象，并将其视为影响土耳其细密画的资源之一。帕慕克实际上到访过中国，不过他觉得中国读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

▲奥尔罕·帕慕克

2013年，因有着对伊斯坦布尔作为东西方桥梁的想象，也因有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惯性感伤，我踏上了土耳其的土地，背包里正好装着一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多次从浦东机场短暂离开上海这个第二故乡，但那一次我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独特感伤。在来到伊斯坦布尔之前，我仿佛已经披上了帕慕克的影子。

在伊斯坦布尔，我的工作和生活离帕慕克都不是那么远，但我们从未在任何场合有谋面的机会。这让我更多地可以从文学的场景而不是以个人来理解帕慕克。我工作的海峡大学的前身正是帕慕克曾学习过的罗伯特学院。帕慕克的哥哥和嫂子都在那里工作。他嫂子还曾担任海峡大学孔子学院的外方理事长。从婴儿湾到黄金地的海峡沿岸，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特别是在当地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就住在与尼山塔什一街之隔的波曼提。我们的一个教学点则位于许多中产家庭休假的海贝里岛。

帕慕克的小说《雪》也反映了一个不同于伊斯坦布尔的故事。那里有宗教激进主义者，也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当然还有流血与冲突。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确实十分敏感和危险，所以我一直无缘去实地看看。但我们依旧可以通过不同的作家了解土耳其的生活。在2013年的一次中土作家对话活动中，我们即通过穆拉特罕·蒙甘体会了土耳其的语言之美，通过拉蒂芙·泰金体会了棚户区人民的生活，通过杰克琳·切利克体会到了亚美尼亚裔的疾苦。无疑，土耳其有着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丰富的人群。

我之所以离开伊斯坦布尔是因为一份工作的结束，也慨叹于现实生活的无望。当土耳其再一次陷入政变，平民和士兵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扭打，再加上频繁的暴恐和不断贬值的里拉，我只得充满感伤地离开。但这却不是因为帕慕克所说的忧伤，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梁漱溟所反思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最直观的方式莫过于小说。除了帕慕克的自传体式记忆，《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是另外一部动人心弦的文学作品。佩拉本身就是伊斯坦布尔都市现代性的典型表征，而午夜则更是充满了法兰西式的扑朔迷离，让人浮想联翩。近期还有其他陆续翻译成中文的以伊斯坦布尔为主题的小说，如《伊斯坦布尔之仁慈七日》《伊斯坦布尔假期》《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这无疑让伊斯坦布尔在中国读者的心里更具吸引力。然而，我们如何能超越西方作家习惯性的东方想象，从一个真实的角度去理解当地社会？这一下子少了许多的浪漫，却是成年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相对于伊斯坦布尔的辉煌，眼前的这本书稿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我的关注兴趣，开始于小说激起的“怀旧的现代性”。书稿的写作，则基于一种文明史的考量。伊斯坦布尔可能最具备一个文明交会点的所有特征——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里最初就是作为一个希腊城邦而出现的，后来则演化为希腊化的帝国，并被抄袭和模仿。政治始终是城市生活的核心。本书稿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通史的角度梳理了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演变；第二部分集中分析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的各种思潮；第三部分则探讨了伊斯坦布尔与其他外来文明的交往。我的笔墨着重在这些文明的交会点上，如文明之间的更替、不同社会思潮的交错、外来文明的碰撞等。城市本身的描绘则点缀于文明史的宏大叙事中。故且以“史论”冠之，并附以城市、帝国及文明的副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