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开运 杨田再杰：从语言共同体到种族主义象征——近代“雅利安”观念在欧亚大陆的流传轨迹

从语言共同体到种族主义象征

——近代“雅利安”观念在欧亚大陆的流传轨迹

冀开运 杨田再杰

内容提要 “雅利安人”作为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象征在近代世界历史中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然而“雅利安人”这一词语最早见于《阿维斯陀》《吠陀经》等古代典籍，是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自称，并无种族主义内涵。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赋予了“雅利安人”种族主义含义。从欧洲东方学衍生出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重新发现了古代“雅利安人”这一词语，并随之将其引入历史学与民族学的讨论之中。而从皮克泰、戈比诺到休斯顿·张伯伦等知识分子则不断将人种学与种族主义要素添加进对“雅利安人”的讨论中，并最终形成了希特勒的人种优越理论。“雅利安人”观念在欧洲的演变体现了近代欧洲知识界将来自“东方”的知识单向度化、片面化、狭隘化，并最终彻底嬗变为欧洲种族主义的一部分，与其本身面貌大相径庭。

希特勒用“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二分法，配合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思潮，将犹太人、斯拉夫人等民族视为注定要被奴役消灭的“下等民族”，这成为其开展种族灭绝的理论基础。然而足够讽刺的是，作为纳粹德国种族主义政治宣传的重要理论工具，“雅利安人”并非源于德国人的自称，在遭到近代西方知识界的扭曲之前，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种族主义含义。回溯历史，这一词语不过是印度—伊朗语族群（Indo-Iranians，或Indo-Aryans）古代典籍当中出现的古老自称，而为这一词语赋予欧洲色彩，并加上现代种族主义要素的，恰恰是近代以来的欧洲思想界，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们便以一种东方主义[3]的态度，运用语言学和人类学手段，创造出单一的“雅利安人”的形象，并将德意志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种族认定为“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后代，他们通过东方主义与神秘主义，将“雅利安人”变异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所利用的一面旗帜，最终写下了世界历史上黑暗的篇章。

正因如此，探究“雅利安人”观念的演变需要更深层次的讨论，不能只关注到某一时期“雅利安人”的所指就下定论，而应该关心“雅利安人”这个能指在历史时空中发生的演变。再者，由于“雅利安人”这一称呼在历史上更多指代印度—伊朗语族群，并且是通过西方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学术重新发现加以利用的，所以，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使用词源学方法，考证“雅利安人”的词源，辨析其词义的原初含义，之后再梳理其在西方的再发现与扭曲，展现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关于“雅利安人”的词源考证问题，目前可以参考的资料主要是伊朗和印度的古代文献整理本。这一方面的材料主要有一些整理后带有原文及批注的典籍，如英国工程师、伊朗学家爱德华·W.韦斯特（E.W.West）的《阿维斯陀》（阿维斯陀语）、巴列维语整理本《东方圣书》[4]（Sacred book the of East），以及拉斐尔·T.H.格里夫斯（Ralph T.H.Griffith）的经典翻译本《梨俱吠陀》[5]。此外还有一些网站提供印度—伊朗经典译注的电子版本，如国际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6]以及印度祆教徒创建的网站阿维斯陀文库（The Avesta Archive）[7]等。这一部分材料是研究“雅利安人”词源的主要参考。

关于“雅利安人”观念的重新发现与变异，法国历史学家列昂·波利亚科夫（Léon Poliakov）的研究[8]是开山之作，他比较详细地分析了“雅利安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狂热”从近代早期到二战前的演变过程。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阿尔维德森（Stefan Arvidsson）则详细地论述了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西方的兴起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关系。[9]美国宗教学家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10]从神秘宗教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构成纳粹党意识形态根基之一的“雅利安密教”。德国历史学家彼得·施陶登迈尔（Peter Staudenmaier）[11]则从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的角度探讨了“雅利安”种族主义。巴西语言学家马尔西奥·雷纳托·吉马良斯（Márcio Renato Guimar?es）[12]详细梳理了“雅利安人”观念的发生史，从语言学家本位出发，扩展了许多关于“雅利安人”在欧洲社会的演变过程的讨论。

国内目前关于“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观念的研究较少。由于历史上“雅利安人”与印欧语系的提出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印欧语系的发现标志着科学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所以其是语言学史上绕不开的话题，但也因此，国内学界对“雅利安人”和印欧语系的关注基本局限在语言学史，或探讨“印欧语言使用者”的史前历史。如杨文姣等以跨学科的视野考察了印欧人的起源与扩散，综合使用语言学、考古学等手段进行了综合分析；[13]刘欣如梳理了印欧语言学的发生史，并讨论了印度语言与“雅利安人”迁徙的关系。[14]但他们都鲜少关注印欧语言学与“雅利安人”观念的直接联系与历史影响，以及“雅利安”（Aryan）这一词语从语言学概念到纳粹意识形态的嬗变，更多地还是关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印欧人”。

总体而言，国外对“雅利安人”以及“雅利安人”观念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大都从已经被扭曲变异的“雅利安人”观念切入研究，或是聚焦于传统伊朗学、印度学研究最原初的“雅利安人”，较少从纵向讨论“雅利安人”观念的整体性的发生史。而国内目前针对“雅利安人”的研究侧重于印欧语系族群研究，鲜少讨论“雅利安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演变历史。因此，本文将尝试从材料出发，从原始文献中的“雅利安人”的概念考辨开始，抽丝剥茧，纵向梳理“雅利安人”的观念演变史。

一 “雅利安人”概念的源流考辨

“雅利安人”在其诞生的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色彩，它只不过是印度—伊朗语民族的自称。在宗教经典文献如《阿维斯陀》《吠陀经》中存在早期的记载，也反映了该词的原初面貌。

1.伊朗古代典籍中的雅利安人

“雅利安”一词，最开始是操印度—伊朗语人群的自称，类似于古代希腊人的自称“Hellas”（‘Eλλá?），是一种在族群交际中标定自我与他人身份的代称。这一词语最早见于祆教古代经典《阿维斯陀》和印度的四大《吠陀经》中。在现今流传下来的《阿维斯陀·万迪达德》（Vendidad）（阿维斯陀文）篇中即有“airyanem vaêj?”一词，[15]该词为宾格形式，原形整理后为Airyana Vaejah，意为“雅利安人之源”，指的是祆教的圣地，即祆教先知琐罗亚斯德创教之地，也是祆教神话中阿胡拉·马兹达最早创造的十六块土地之一。该词在中古伊朗文（巴列维语）祆教文献《本达希斯》（Bundahis）中的变形为“Airan-vêj”，[16]被认为是天地当中第一对雌雄动物（第一对牛）诞生的地方。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留下的著名古迹那克什·鲁斯塔姆（Naqsh-e Rostam）[17]中的铭文即《贝希斯敦铭文》中也出现过“雅利安”的概念：“Vi?tāspahyā pu?a Haxāmani?iya Pārsa Pārsahyā pu?a Ariya Ariya ci?a。”[18]［“（我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维什塔斯帕之子，是波斯人，是波斯人之子，是雅利安人，是雅利安的后裔。”（古波斯文）］这里出现的Ariya即Airyana的一种变形。

贝希斯敦铭文

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米底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模一样的。……在古时候，所有的人都把这些米底人称为阿里亚人，但是自从科尔基斯人米底娅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以后，他们就更改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米底人自己关于他们本族的说法。”[19]“阿里伊人配备着米底的弓……”[20]这里的“阿里亚人”与“阿里伊人”原文即为“’＇Aριοι”和“’＇Aρειοι”，因其后缀-οι为希腊语表示阳性复数主格的后缀，故其词干为“’＇Aρι-”及“’'Aρει-”，可与“Ariya”或“Airyana”对应起来。

“Airyana”在巴列维语中后来变形为“Eran”，之后成为伊朗（Iran）一词的来源。如萨珊波斯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的铸币称号即为“”（巴列维语原文），[21]转写为“Arda?īr ?āhān ?āh ērān”（雅利安的万王之王阿尔达希尔）；其子沙普尔一世（Shapur I）继续使用此称号，并扩展为“”，[22]转写为“?āhān ?āh ērān ud anērān”（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万王之王）。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只是作为族群称呼的标记，而没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内涵。无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还是萨珊波斯，其疆域内都统治着大量的非雅利安人，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主要行政语言也是通行于中东的亚兰语（Aramaic），一种亚非语系的语言，并不是伊朗语族的语言。居鲁士大帝在攻灭新巴比伦时也尊重巴比伦城的宗教习俗，称自己为马尔杜克神的信徒，使其城防不攻自破，望风而降。他将巴比伦奴役下的犹太人送回其祖居地迦南地区，并允许其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到了萨珊波斯时期，其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及其周边地区也有大量自阿卡德、巴比伦与亚述时代就生活在该地的非伊朗的亚非语系人口，他们在萨珊波斯覆灭后大体融入阿拉伯人。这都可以说明雅利安与非雅利安的关系并不是黑白分明、水火不容的。

此外在著名古迹琐罗亚斯德立方体（ Zardo?t）[23]中沙普尔一世的三语对照铭文中出现了“ērān?ahr”一词，其铭文巴列维语转写为“，”[24]规范化转写形式为“an...ērān?ahr xwadāy hēm”（我是雅利安国的王）。这里的“ērān?ahr”即作为民族代称的“ērān”与作“城市、国家”义的“?ahr”拼合起来，指代“雅利安人之国”，之后在达里波斯语中，“ērān”发生了音变，变成了Iran。从萨珊波斯开始，伊朗人的自称便逐渐固定为由“雅利安”转义音变来的“伊朗”。之后统一伊朗的波斯政权都沿袭这一称呼。如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虽因其强烈的苏菲教团影响在早期使用“神佑之地”（mamalik-i mahrouseh）的国号，但自阿拔斯大帝（Abbas Shah Bozorg）开始，其自称逐渐成为“伊朗人之国”[25]（mamlikat-i Iran）。之后的恺加王朝，国号也是“伊朗至高国”（Dowlat-e ?liyye-ye Iran），此后一直到巴列维王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其自称都是“伊朗”[26]（Iran）这一源自雅利安人的词语。

2.婆罗门教与雅利安人

在古代印度地区同样存在着雅利安人。印度的雅利安人与伊朗人具有语言与文化的同源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从今天的南俄草原、里海沿岸等地向伊朗高原迁徙，一支分布在今天的伊朗高原与中亚地区。另一支则越过阿富汗的开伯尔山口，入侵南亚次大陆，定居于恒河流域，带来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与信仰体系和种姓制度，成为现今北印度及巴基斯坦诸民族的源头之一。这便是著名的“雅利安人入侵”事件，[27]这一时期以婆罗门教四大《吠陀经》［《梨俱吠陀》（Rigveda）、《娑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为代表，记载了雅利安人传统。

在《吠陀经》中同样出现了雅利安人的自称，即“”，在《梨俱吠陀》中这一词语大体可以指语言上使用吠陀梵语，宗教上信仰婆罗门教，特别是信仰其主神因陀罗（Indra）与阿耆尼（Agni）的群体，吠陀梵语还有专门的词语“āryāvarta”（雅利安之地）来指代其生活的地区，大概是亚穆纳河与恒河流域内，而“非雅利安人”主要是指不会说梵语的人，被称为“Mleccha”（蔑戾车）。如同希腊人对蛮族的称呼“βáρβαρο?”，指不会说希腊语的人。[28]在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并不代表人种上的区隔，非“雅利安人”可以成为雅利安人，只要他们接受雅利安的文化与传统。据荷兰印度学家弗朗西斯库斯·B.J.奎佩尔（Franciscus B.J.Kuiper）统计，《梨俱吠陀》中记载的雅利安人领袖中有35人其姓名的源头并不是梵语语源。这说明即使本身不是雅利安人，只要接受了“雅利安”文化，就可以成为雅利安人。[29]虽然一些后期的印度教文献以及佛教文献中雅利安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高贵”之义项，如“āryadésa”（高贵之地），与“蔑戾车”形成的转义“低种姓”对应了起来。但总体而言，“雅利安”并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婆罗门教实行种姓制度，但其种族压迫性更多是向内的，即通过内部的种姓与职业的联系产生压迫性，而不是通过泾渭分明的“我族”与“他族”划分种族。实际上，婆罗门教后来演变成印度教，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北印度的“雅利安”文化的腹地，而是传播到了德干高原以南的印度南部泰米尔文化区，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这足以说明其文化的相对开放性。

简而言之，无论是印度人还是伊朗人，雅利安与非雅利安的区隔主要是文化和语言上的。“雅利安”观念成为纳粹种族主义的象征，其原意被扭曲并变异，这一令人扼腕的转变却并不是由伊朗人或印度人实现的，相反，它与欧洲的“东方学术”存在着莫大的联系。

二 东方学与“雅利安”在德国的民族史叙事

在欧洲，与“雅利安”名称相近的记载除了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与部分古典作家（如斯特拉波、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等）的作品中曾出现之外，并不为欧洲人所熟知。但随着新航路开辟以及欧洲对亚洲的殖民扩张，关于“东方”的知识开始受到欧洲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印度，开始搜集整理各种古代典籍，以增进对东方的认知，更好地殖民东方。

1.印欧语言学与“雅利安”观念在欧洲的传播

法国印度学的先驱亚伯拉罕·H.昂克提尔（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较早地研究雅利安观念。他在1755年至1762年游历印度，与印度的祆教徒“帕西人”（Parsee）[30]接触颇多，从他们那里学习了祆教教义和阿维斯陀语，并将《阿维斯陀》翻译为法语，1762年在法国《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发表了其研究成果。他是向西方介绍祆教与《阿维斯陀》的第一人。他在1771年提到《阿维斯陀》中的“Airayana”与希罗多德《历史》中的“’＇Aριοι”是同一词源，并将之翻译为法语中的“aryen”。[31]这是在西方现代语言中，第一次出现“雅利安”。5年后，德国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克洛伊克尔（Johann Friedrich Kleuker）将其翻译为德语的“Arier”，[32]“雅利安”的观念在欧洲开始流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昂克提尔还是克洛伊克尔并没有将“雅利安”与任何欧洲现代民族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东方”知识，只限于描述印度—伊朗语族群，而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然而，18～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1786年，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英国亚洲学会致辞上发表的划时代之作[33]正式提出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哥特语及凯尔特语和古波斯语具有同源性，宣告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端，也成为近代语言学与科学的语言学方法的开端。此后随着德国语言学家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弗里德里希·施莱歇尔（Friedrich Schleicher）及格林兄弟（die Gebrüder Grimm，即《格林童话》的编者）等人对这种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完善，一门新学科诞生了。他们将语言的演变类比为人类的亲缘关系，提出了谱系树理论（Family Tree Theory），认为语言的发展如人类的亲族一样存在遗传迭代，而多种语言可以归到共同的起源，找到同源关系。[34]语言的同源关系也可以按照语言—语组—语族—语系[35]的层级划分，并最终上溯到一个共祖语言（Proto Language）。探寻语言同源关系的方法便是历史比较法（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比较各种不同的语言材料样本，逐渐找出语言变化的机制和条件，还原出语言演变的过程。根据印欧语言学家的工作，欧洲与印度、伊朗的语言被认为共同构成同一语系，即“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其中的所有语言都可以上溯到一个单一的，由一个民族使用的原始印欧语（Proto Indo-European）。这一概念由英国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于1813年提出，受到了广泛使用。[36]

随着印欧语言学的发展，一种将印欧语系特别是现代欧洲语言与古代“雅利安人”语言联系起来的观念在此时开始形成，其中尤以德语文化区为甚。作为印欧语当中最为古老的两种语言，吠陀梵语和阿维斯陀语中都反复出现了“Ariya”“Arya”“Airyana”的称呼，因此当时的欧洲人相信，共同使用印欧语的人一定也把自己称呼为“雅利安”。因此，“印欧语系”也开始被称为“雅利安语系”。这一概念主要由德国语言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提出。他在1819年首次提出了“雅利安语系”（Arisprache）的说法，[37]并提出“雅利安”一词（他使用了德语译词Arier）与德语的“荣耀”（Ehre）一词可以对应起来。[38]因此他认为“雅利安”可以理解为“高贵”“纯洁”之意。[39]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之后旅居英国的德国印度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思·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年）进一步扩大了“雅利安”一词的影响力。他是宗教学的奠基者之一，将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引入宗教研究。他也经常对流行的“雅利安人”概念发表演讲，当时的评论家曾提到其每次公开演说吸引到的人比当时的法拉第展示电磁效应的人还要多好几倍。[40]他开始比较频繁地使用“雅利安语系”的说法。从此，“雅利安人”的词义便开始发生变化，从一开始作为印度—伊朗语族群的自称，到指代“印欧语系”。但缪勒对这个词的使用非常谨慎，只是在形容语言时才使用，很少提到“雅利安人”的古代生活图景，并且十分警惕其概念的泛化（如扩散到种族与颅相学研究等，进而出现“雅利安眼”“雅利安血型”“雅利安种族”的说法）。[41]印欧语言学本身关注的中心和主题也一直都是语言在历时[42]层面上的演变与发展，很少关心人种、民族话题。

2.“雅利安人”在德国的民族史叙事

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将语言按照以类似家谱的方法分类。一旦将语言做出不同的区分，自然就会联想到人种与民族划分的可能。有一些从事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实实在在的，历史上曾经生存的“雅利安人”的生活，从而让“雅利安人”这一称呼超越了语言学研究，转向民族学研究。

这一研究的开创者是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阿道尔伏·皮克泰[43]（Adolphe Pictet）。他在1853年正式提出了重建“雅利安先祖”生活的世界的必要性，在其著作《论印欧人，或曰原始雅利安人的起源》[44]中，他首先根据共同印欧语词汇，研究了古代“雅利安”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以确定他们处于何种社会阶段。他认为，“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而不是农耕民族，几乎不懂锻造技术，并已经出现了国王的统治，其与战争相关的词语基本源于对牲畜的争端。[45]这构成了之后讨论“雅利安人”的民族研究的基础，也使得“雅利安人”是欧洲人祖先的观念逐渐被大部分欧洲人认可。受皮克泰的影响，德语区出现了一些研究古代“雅利安人”起源问题（Urheimat）的学者。提奥多尔·波什（Theodore Poesche，1825～1899年）和卡尔·彭卡（Karl Penka，1847～1912年）等人进一步深化了“雅利安人”与欧洲的联系。波什声称自己从事的是“历史人类学”，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雅利安人”源于白俄罗斯一些至今还有“白化病”的地区。全族有着“修长的身体、巨大的头骨，皮肤颜色较浅，一头金发或红发，蓝眼睛”，[46]他们在远古时期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彭卡则参考波什的研究，认为“雅利安人”是克罗马农人的北部分支，发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47]他们的研究年代太早，可供参考资料很少，因此错谬百出，但却将“雅利安人”的观念在德语区内传播得更广。

为何在德语区知识分子当中，“雅利安人”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在18～19世纪，德国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反对理性主义所代表的启蒙运动，这也与德国19世纪的早期历史有关。拿破仑战争时，德意志诸邦节节败退，加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全新“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冲击与震撼，使得德国的文化精英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痛惜德意志诸邦分裂的局势。“英国拥有海洋，法国拥有陆地，而德国只有‘思想的天空’”，因此德国人逐渐探索自身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以及民俗学。他们沉浸在浪漫的空间里，强调想象、感知与体验，而不是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与沉思。[48]

此时著名的德国文学评论家、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特别重视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失去爱国主义精神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整个世界”。他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只有一个阶级，即‘人民’，即便是国王，他自己也属于这个阶级”。此外，赫尔德还特别关注语言的作用，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中，他认为语言决定思想，语言是“思想的器官”。语言既是人与人一起思考的手段，也是人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表达。特定的语言塑造了其使用者思考与感觉的框架和模式，也塑造了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习惯。这正是后来洪堡、萨丕尔等语言学家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雏形。[49]因此，“雅利安”这样一个与德国语言文化具有某种联系，又具有深远历史传统的词语，能够在德国思想界形成共鸣。上文提到的施莱格尔、皮克泰等人都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文化与“古老神秘”的东方“雅利安”联系在一起。从此，德意志民族与“雅利安人”吊诡地完成了混合。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另外，“雅利安人”被认为可能是欧洲人的祖先，而其现在所展现出的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特性又给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是西方的他者与被殖民者，却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但东方现在所呈现的面貌却是被征服的、失语的、缺少主体性的。因此，西方正以东方的普遍衰落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宣称自己是文明的继承者，无论是《圣经》还是现在已经被发现的通过“雅利安人”所证明的语言同源关系，都不过是他们论证自身的工具，而就此想象出一个古代神秘而富有魅力的文明东方，和一个堕落腐朽需要注入精神的现代东方，就成了他们在下一个世纪的主要作为。

三 从戈比诺伯爵到纳粹：“雅利安”观念的种族主义化

从纯粹的语言学和民族学讨论变异为种族主义理论，“雅利安人”的观念还需要“惊险的一跃”，即从学术的象牙塔中逐渐跳跃出来，进入大众政治的领域中去。有趣的是，这一跳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不同的人“接力”完成的。他们成长在西欧不同国家，掺杂着影响他们的不同意识形态，从贵族种族主义，到国家种族主义，不一而足。但他们的行为却将“雅利安人”的观念逐渐彻底变异，最终形成了纳粹的种族理论。

1.戈比诺伯爵与“雅利安人”种族化的肇始

将语言学和民族学所讨论的“雅利安人”变异为种族主义理论的主要推手是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le Comte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年）。戈比诺是法国外交官与小说家，其父是路易十八的皇家卫队队长，曾历经拿破仑帝制、波旁王朝复辟与七月王朝的政治动荡，几次遭到流放，戈比诺本人也是在流亡中出生长大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戈比诺自然而然形成了对革命的敌视及对保皇党和精英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他在经历了1848年欧洲大革命后，更是感到极度的惊恐，从而逐渐产生了对“民主”的极端厌恶与敌视。此外其母亲与妻子皆出生于法国的西印度群岛，由于当时法国奴隶主有包养黑人情妇的习惯，使他对自己的血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怀疑，并演变为极其焦虑的情绪。在担任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官期间，他游历了许多国家，波斯让他十分钟爱。但他却对现代波斯的“衰败”与“堕落”颇为不满，特别是他认为波斯人竟然能接受黑人进入社会，这是“民主”彻底堕落的后果。与之相对的是波斯辉煌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代表的“雅利安人”创造的古代文明让他心驰神往。他经常在波斯波利斯流连忘返，并悼念这个“伟大的雅利安人文明”的消亡。这便是他提出“雅利安人”理论的主要诱因。

回到欧洲后，在各种思想的杂糅之下，他在1855年完成了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50]（Essai sur I’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开始了现代“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的构建。他将种族冲突视为人类发展的原动力（Engine），认为“纯血”民族是高尚、真诚的，而民族一旦混血（Miscegenation）便会导致“民族衰败”。他观念中的“种族”首先是文化上的，以语言区分开的，同时他又援引了体质人类学的概念[51]，即认为“种族”是具有共同遗传起源的人类群体，并因其共同起源，拥有共同的身体特征，特别是体形、肤色的一致性。在这种自圆其说般的定义之下，他将人种三分法下的“黑人”、“白人”和“黄种人”赋予先验的区别。他错误地认为黑人的身体非常强壮，但缺乏理性与智慧；而黄种人（专指东亚人），则是身体和智力都很“平庸”的种族，但思想上有很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从而创造了一点文明；白人则是三个种族中最优越和最伟大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充满智慧地思考，创造“美学”与文化。[52]白种人内部又可以分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其中，雅利安人（即印欧人）又是更优越的。只有雅利安人种才是文明的承载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是“雅利安人”创造的，“雅利安人”一次次为各地区“输入文明”，从印度的雅利安人入侵到罗马帝国的建立，无一不是“雅利安”为世界传播文化的“光辉篇章”。而就算有些文明是典型的“非雅利安”文明，如埃及文明、中国文明[53]、美洲古代文明等尽管有着强烈的本地特色，却也必然是由雅利安白人统治阶级建立的，与“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导致了他们的“混血”，并因为混血导致文明的衰败。有鉴于此，戈比诺特别忧心欧洲的“混血现状”，他忧心忡忡地讨论欧洲因为“混血”与“民主”所导致的衰败。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戈比诺所谓的雅利安人其实完全就是欧洲的非犹太白种人。

但戈比诺的著作对“雅利安人”观念“贡献”最大的其实不是其对种族概念的强调，而是“雅利安”与“非雅利安”从人种衍生到精神上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二元对立，以及其利用的“科学”手段。他在著作当中不厌其烦地论述“雅利安人”如何将一切优秀品质包揽下来，而“非雅利安人”如何作为“雅利安人”的反面拥有一切负面特质。

另外，在“先进”“文明”的西方那里，他们已经通过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现代人文学科证明了自己作为“雅利安人”后代的优越性。借助“科学”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他们将这一概念包装得密不透风、高度自洽。这样一来，作为“非白人”的亚洲与非洲人便是“聪慧”的白人的反面，是“懒惰、肮脏、毫无创造能力、永远处于落后地位的下等人”——正如印度—伊朗种姓制度下的不可接触者“贱民”，而贱民是绝对不允许与“高贵”的“雅利安”种族通婚的。总而言之，戈比诺的种族主义思想可用“贵族种族主义”一词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戈比诺作为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概念的始作俑者，其著作却给予了犹太人极高的评价：“而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犹太人是什么民族？我想再强调一次：他们是一个对自己的事情特别上心的民族，一个自由、强壮、聪慧的民族，虽然他们悲惨地失去了手中的武器，失去了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却为世界提供了和其商人一样多的智者。”[54]这一点主要是由于犹太人坚守文化自觉与严厉禁止族外通婚，对此他赞赏有加，但他也依然认为犹太人还是欧洲文化的异类，同样导致了“雅利安人”的衰弱，只不过对比起黄种人和黑种人，他们某种意义上还是“自己人”。

19世纪的欧洲犹太人

无论如何，在其著作发表之后，戈比诺得到了非常多的响应，然而其著作在德语区受到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欢迎，特别是围绕着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作者、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形成的“拜罗伊特[55]圈”（The Bayreuth Circle）［由瓦格纳的第二任妻子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以及一些热爱瓦格纳歌剧与音乐的作家组成的群体］。戈比诺与瓦格纳在一次旅行中相识，并成为好友，在读完戈比诺的论著之后，瓦格纳成为其坚定支持者并在圈子中传播其观点。瓦格纳本来就热爱德意志—日耳曼古代文化，他以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为蓝本制作、创造了大量音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拜罗伊特圈”也吸引了一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随着瓦格纳对戈比诺种族主义的介绍，他们被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观念深深吸引，而其中的成员路德维希·舍曼（Ludwig Schemann，1852～1938年）甚至在1894年创立了“戈比诺协会”（Gobineau Vereinigung），专门传播戈比诺的种族主义思想。

2.纳粹德国对“雅利安人”的种族主义阐释

戈比诺的学说虽然受到了这一批德国知识分子的推崇，但他们却对戈比诺对犹太人的暧昧态度持保留意见。欧洲的反犹主义根深蒂固，一开始主要是宗教原因，在中世纪后期时就有过几次排犹事件以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犹主义的理由变成了“无法与欧洲精神相融”“欧洲的寄生虫”等，形势愈演愈烈。瓦格纳本人就是这种反犹主义的拥趸，也被认为是现代反犹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他于1850年发表的《论音乐艺术中的犹太人》（“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代表了其反犹思想。他认为犹太人专务投资放贷，反对德意志精神，进而反对德国文化，并称他们是德国的“寄生虫”。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犹太人实际上早就已经被解放了，只要金钱仍然是我们所有行为和交易的衡量物，犹太人就会一直统治世界。”[56]受此影响，尽管戈比诺本人对犹太人并无太大恶意（因其恶意主要集中于亚洲人），但其著作的德国版本却依旧带上了强烈反犹主义色彩。

这一杂糅进一步体现在瓦格纳的女婿，同样是旅居英国的德国人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年）身上，他为“雅利安”种族主义的发展加上了自己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于1899年出版的专著《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消化吸收了戈比诺的种族学说，同样继承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基于本质主义的二分法。他认为，“雅利安人是天赋最好的种族……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所有其他种族突出”，他们是金发、高大威武的，且是拥有大量“权力意志”[57]的种族，在欧亚大陆上驰骋，征服了所有民族，带来文明。和戈比诺一样，他认为雅利安人是全世界唯一能够创造艺术和产生伟大思想的人种，所有的“大家”，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到康德和贝多芬，全部都是雅利安人。因此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主宰种族（Master Race）。[58]张伯伦也和戈比诺保持一致，认为“雅利安人”的现代遗存是欧洲的非犹太白种人，他又将德国“日耳曼人”［或者条顿人[59]（Teutonic）］视为“雅利安”的文明遗珠（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认为德意志人从罗马人手中拯救了文明（指4世纪民族大迁徙，毁灭了西罗马帝国），他们代表了更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没有受到“犹太主义”的污染（指罗马帝国的开放包容所带来的犹太人社区）。[60]

此外，他还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首的观点：“有些人天生自由，而有些人则是奴隶。”如何定义什么是自由呢？他所说的“自由”，只是指那些具有“建国”（State-buildings）能力的种族。这种能力是犹太人完全缺乏的，他们很容易出现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两种人是自由的对立面。他认为自由的基础是忠诚，是日耳曼人的卓越美德，因此是日耳曼种族的命运，是其留给人类的重要财富。[61]这样一来，“雅利安人”与“日耳曼人”便结合在了一起，成为“日耳曼雅利安人”，这一20世纪最为可怕的概念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作为“日耳曼雅利安人”的反面，犹太人却是“极其狡诈的”，他们是贝都因人和赫梯人的混合体，从赫梯祖先那里继承了“可敬的平庸与强大的生命力的混合体，比起非凡的征服能力，他们拥有更多的耐力而不是力量”。另外，犹太人从贝都因人那里继承了智力破坏的倾向。[62]张伯伦还主张犹太阴谋论，说“耶稣基督是‘雅利安人’，却被犹太人钉死”，“民主制度就是犹太人的阴谋，犹太人发明了资本主义，又发明了社会主义许诺民主和平来掩盖资本主义”，诸如此类。[63]

有趣的是，虽然张伯伦的呓语恰似戈比诺的暴论，但张伯伦并没有强烈的贵族种族主义思想。相反的是，他沿袭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将国家视为一个“思想整体”的概念，在为民族精神赋予种族主义色彩后，便形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与种族纯净主义，也就是将民族国家视为特定的种族纯合体，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文化。德国就是这样的“日耳曼雅利安人”纯合体，这个纯合体内部的所有人必然存在相同的精神文化特质。这样与戈比诺伯爵的“征服”—“混血”理论相比，张伯伦似乎还有所“进步”。不过到这里，原初发源于印度—伊朗的雅利安观念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颇为滑稽的是，张伯伦将犹太人的祖先追溯到赫梯人和贝都因人完完全全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当时对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赫梯遗址的发掘以及赫梯语泥板楔形文字文书的破译仅仅处于最初阶段，还没有人能对其民族文化族属做出判定。一直等到张伯伦的著作出版20余年后，经过捷克学者赫罗兹尼（Bed?ich Hrozny）的考证，[64]破译了赫梯楔形文字之后，人们才发现赫梯语也是印欧语的一支，只不过其与其他印欧语的分化时间过早，在很多形式上有着较大的不同而已。这么一来赫梯人也讲印欧语，自然也应该是“雅利安人”了，而作为其后裔的犹太人怎么又不会是“雅利安人”呢？就这一点而言，其理论就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尽管如此，张伯伦的观点却在德国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特别是其对犹太人和民主制的观点契合了流行的“犹太共产主义”阴谋论，为君主制下保守的德国军队、教育界以及许多文化机构所钟爱，开始将犹太人视为德意志精神的“他者”，开始了新的一轮排挤犹太人的运动。[65]一战德国战败之后，甚嚣尘上的“背后捅刀理论”（Dolchsto ?legende）[66]也有这种运动的色彩。但张伯伦在“雅利安”种族主义传播中的更大作用还在于他是希特勒的“导师”（Mentor）。在德国战败之后，张伯伦感到极度痛苦，对霍亨索伦王朝的灭亡、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他直言不讳为“犹太人的阴谋”，魏玛共和国就是“犹太共和国”。[67]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反犹思想越发强烈。

一战后的德国街头

就这样，张伯伦在1921年偶然接触到了纳粹党，并认识了希特勒。他被希特勒深深吸引，同时希特勒也特别喜爱瓦格纳的音乐，这使得两人一拍即合。之后，张伯伦开始将希特勒视为将德国从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下拯救出来的“拯救者”，[68]并成为纳粹党党员。1923年，张伯伦成为第一个公然为希特勒站台的名人，这引发了轩然大波。希特勒也颇受其感染，他与张伯伦有过多次深入交流，成为张伯伦的忘年交，在1927年张伯伦去世之后，希特勒还参加了其葬礼。在写作《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时，希特勒经常引用张伯伦的观点，他的“雅利安人”与种族主义观念基本全部来源于张伯伦的论著，比如希特勒将“雅利安精神”视为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69]使德意志人成为卓越的“建设者”，并依靠土壤、工作和传统而生活；[70]“犹太精神”则是“雅利安精神”的反面，它是一种充满质疑的精神，因此是反理想主义的，是“破坏性的”，这种精神促使这个没有土地，不事生产的民族专务商业和投机，因而是破坏者与寄生虫，[71]这些论述足以说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学说几乎继承了张伯伦的“种族纯合体”观念，而不是来自其真正源头戈比诺伯爵的“贵族种族主义”。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纳粹的党徽选用了存在于古代各种文化中特别是印度—伊朗地区的卐字（swastika）符号，以表示自己是“雅利安人”的继承者。在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之后，更是通过《纽伦堡法案》等立法一步步地走向了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最终在1942年的万湖会议中，决定了对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走向了种族灭绝的道路。而“雅利安人”也成为“德意志人”的同义词，甚至出现了“雅利安科学”“雅利安心理学”与“犹太科学”“犹太心理学”[72]等学科的对立。已经没有人关注“雅利安人”印度—伊朗语词源，其成为“日耳曼民族”“德意志人”的同义词，这个词与近代史中最黑暗痛苦的历史片段联系了起来。

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人类最终消灭了纳粹法西斯政权之后，“雅利安人”一词成为十足的禁忌。今天，这个词已经退出其之前的使用范围，除极右翼分子外，没有德国人会以“雅利安人”自称。印欧语言学学者对这段历史也做了一定的反思与教训，学理上将使用印欧语的先民称呼为“雅利安人”本来就缺乏根据。正如我们不能依据儿孙辈的姓名称呼父辈，下代语言也不能够指代其祖先语言。因此今天所见到的印欧语言学著作都不再称呼印欧语的原始使用者为“雅利安人”，而是直接称其为印欧人（Indo-Europeans）。此外“雅利安”一词也被排除在了印度—伊朗语的研究之外，原本使用的印度—雅利安语族（Indo-Aryan Languages）的称呼现在也被更加直接的印度—伊朗语族所替代。“雅利安人”观念在近代欧洲的传播也终于告一段落。

结语

“雅利安人”与“雅利安观念”的演变历程正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的完美例证，体现了近代欧洲知识界是如何将来自“东方”的知识单向度化、片面化、狭隘化，并最终彻底嬗变为“他者”的过程。这个过程好比制作显微镜切片的过程。他们利用语言学这种科学手段，选择性地强调某一特征，比如“雅利安人”的所谓高贵性，从而直接忽视无论是印度还是伊朗古代人群并没有以种族主义区分人类的事实。而这样的结果，就是“雅利安人”一词失去了其真正的含义，并成为流俗与卑鄙的争斗旗号。无论是戈比诺的贵族种族主义，还是张伯伦的浪漫主义式种族主义，他们虽然似乎还在讨论“雅利安人”的问题，却早已不再过问原初的印度—伊朗人到底在何种语义场下使用这些词语，他们知道“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区别，但并不在意词语的真正意义，而只是一步步地继承与强化这种区别，以至于形成了黑暗的种族主义的结果。

究其原因，始终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其毒害性十分大，它不仅可以扭转东西方文明的传播之间的关系，把作为文明的接受者的西方重塑为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尽管祖先来自东方，却只有在西方的土地上才可以创造文明；他们也可以让被统治的东方恭恭敬敬地接受这一理论。正如1935年将外交国号从“波斯”改为“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虽然号称是要正本清源，认为“波斯”只是法尔斯省的历史名称，只有“伊朗”可以代表全国。然而，礼萨·汗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国家才是“雅利安人”的源头，契合巴列维王朝西化的观念，与欧洲人“攀亲戚”。因此，礼萨·汗改名后的第一封电报直接发往了纳粹德国外交部。[73]历史在此完成了一个轮回，真正以雅利安自称的民族与变异后重新构造出的“雅利安人”，伊朗与纳粹德国政权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微妙的联系。虽然“雅利安人”早已面目全非，然而这一词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依然能让人浮想联翩，在不自觉中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规训，从而继续丧失自己文明的主体性，依附西方的思想秩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雅利安”问题与其揭示的“东方主义”命题，依然能让我们谨记保持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