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战争：解释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和结束｜国政学人

集体创伤的学术研究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严重程度和事件发生的频率。创伤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严重事件，这些事件攻击了固有的价值观，使人们并产生厌恶、羞耻、内疚或者焦虑等情感；在第二阶段中，集体会寻找新的“惯例”和“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的方法，并指望社会上假定的智者来解释和指明前进的道路；在第三阶段中，新的集体叙事形成。特定的严重程度在受伤群体中产生共鸣，而高频的再创伤性则使故事变得不可磨灭。

这种创伤框架——以事件的严重程度和频率为中心——有助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中战略叙事的出现和跨时间的力量。严重程度和频繁程度有两种方式可能削弱自由主义叙事。首先，当意识形态对手经历了一次失败或完全改变了意识形态时，叙事将会严重地削弱。其次，当意识形态对手的战略收益至少停止四年时，或者当一个意识形态对手采取缓和措施以缓解紧张局势时，也可能发生叙事弱化。

9·11恐怖袭击戏剧性地扭转了冷战后脆弱的自由主义国家环境。当9·11直接袭击造成外部创伤时，这个故事立即充斥了公共话语——印刷媒体、电视、国会议员以及乔治·布什总统的声明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严重袭击的频率仍然很高。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1世纪后期都把叙事作为政治攻击锤。例如，布什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政治对手描绘成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软弱的人，以赢得选票。到2006年，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取得新的进展，共和党人在这一信息上加倍下注，称民主党从伊拉克撤军的提议会帮助恐怖分子。

1. 奥巴马的第一次增兵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时，对向阿富汗增兵的请求保持犹豫，然而在一连串恐怖袭击的刺激下，激增的自由派话语阻止了奥巴马的观望态度，迫使他在2009年2月中旬批准向阿富汗增兵1.7万人。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投机取巧地使用反恐叙事，助长了强大的自由主义话语，以及不作为的高受众成本，迫使他在2009年2月采取行动。

2. 奥巴马的第二次增兵

2009年6月，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洛根·琼斯（James Logan Jones Jr.）告诉驻阿富汗军事行动负责人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将军（stanley McChrystal）：总统希望“减少美国的参与”，转向以援助为基础的战略。但奥巴马又一次屈服于反恐叙事的压力。2009年9月初，支持者们为增兵提出了强有力的自由主义言论，他们认为如果失败，就有可能再次发生9·11事件。对奥巴马来说，自由派的言论增加了不作为的代价，这促使他决定增兵。这种言论强化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在政治上，他承受不起“输掉”阿富汗并冒着再次发生9·11恐怖袭击的风险。

2011年击毙基地组织（al-Qaeda）头目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整个美国视为反恐的重大胜利（这是创伤框架中的积极事件），造成创伤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在2010年代初有所下降，反恐叙事削弱了。与军事领导人的利益相反，奥巴马总统在国内找到了政治空间，决定迅速从伊拉克撤出所有军队（71%的美国人同意这一决定），并努力将恐怖主义挑战重新描述为不存在的，美国人对此反应是过度的。

然而，这一改变叙事的举措并未取得任何效果，特别是从2014年年中开始，当时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造成了创伤，自由主义叙事再次风起云涌。当时ISIS （Islamic State）部队占领了摩苏尔（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和提克里特，宣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后来斩首了两名美国记者。因此，其他主要人物（主要是共和党人）又开始重提当时流行的反恐故事。

1. 特朗普和2017年的增兵

2010年代中期反恐叙事的激增塑造了奥巴马2014年秋季重新向伊拉克派遣部队的决定。由于担心被指责“输掉”阿富汗，奥巴马放弃了在2016年底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计划。这一叙事同样影响了特朗普。一开始，特朗普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主张撤军。然而最终，特朗普做了与他想要的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整个2017年，反对撤军者围绕阿富汗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自由话语。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尤其谈到了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危险，并鼓励采取比奥巴马更强硬的立场。许多人称赞特朗普扭转了“奥巴马政府不明智和不健全的政策”，2017年初采取的举措包括在阿富汗对ISIS使用高当量炸弹，以及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进行空袭，后者与奥巴马在叙利亚的回应形成对比。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近60%的国会关于阿富汗的声明集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教训上，85%的报纸出于反恐原因支持增兵。

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的失败和/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竞争对手的攻击，这些都是可能导致自由主义叙事被削弱的因素。在2010年代末，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反恐叙事在全国范围内失去了突出地位，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打开了政治空间。2010年代末叙事减弱的核心是ISIS哈里发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失败以及基地组织的持续削弱。

到2018年底，ISIS哈里发国崩溃。截至2022年，ISIS只是它以前的一个外壳。基地组织也是如此，在美国领导的反恐行动摧毁了其领导人之后，基地组织遭受了重大挫折。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严重和频繁事件的减少影响了叙事格局。它增强了温和派的克制。在2020年的竞选期间，没有候选人渴望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态度，特别是在正在进行的中东战争中。

1. 拜登2021年撤军

拜登总统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并没有被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考量所解释。在接任总统后，拜登没有面临两位前任所经历的自由主义叙事压力。2021年2月，7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继续在阿富汗驻军非常不利。

在内部辩论中，军事支持者继续敦促留在阿富汗，但削弱的反恐叙事让军事推动者别无选择。从本质上讲，在公众面前，软弱的自由主义话语使不作为的成本保持在低位，给拜登（和其他平民政策专家）留下了更多的政治空间——选择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观众成本的概念最初是从国际危机的研究中产生的。根据费伦的观点，国际危机中之所以产生观众成本，其重要的前提假定是：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是在国内政治观众（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面前发生的。国内观众可以观察到领导人处理危机的行动和表现，并且据此来评估领导人的能力。这是理解危机如何爆发以及如何展开的关键。参见：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90页。

战略叙事

strategic-narrative

集体创伤 

collective trauma

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基地组织

al-Qaeda

观众成本

audience costs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凌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