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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伟：以纳税换自治：迪米人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法律地位与现实境遇
转自公众号：中东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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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伟
内容提要 在穆罕默德的政治与宗教实践以及后继的穆斯林统治者扩张与统治过程之中，伊斯兰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管理迪米人的律法与惯制。本文通过对《麦地那宪章》、迪米人体制的肇始与赋税（以吉兹亚税为代表）、《欧麦尔条约》以及迪米人政治生态的考察，展示了中世纪时期纳税与自治构成了迪米人与穆斯林主要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迪米人在宗教与政治依附穆斯林的状况下，通过更多的经济付出获取一定程度的自治，乃至宗教自由。穆斯林不断限制迪米人宗教以突出伊斯兰教优势地位，寻求在伊斯兰教与迪米人宗教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关系，并确保穆斯林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掌握。自穆罕默德时期开始形成的迪米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千年之久，直到1856年奥斯曼改革从法理上改变了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中迪米人的地位，实现了迪米人与穆斯林的地位平等，迪米人传统的律法与现实地位开始逐步瓦解。
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与阿拉伯人的扩张，导致在欧亚非地区迅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帝国的主体族群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同时还包括以犹太人与基督徒等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迪米人（Dhimmi）。从穆罕默德早年在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实践到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与统治，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一系列管理迪米人的律法与惯制。因此，考察中世纪迪米人在伊斯兰世界的律法与现实地位，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上伊斯兰教治下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了解当下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复杂关系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内外学界关于伊斯兰世界迪米人的研究主题比较零散，多就其中某一族群或具体问题展开。在国外研究方面，如马克·R.科恩（Mark R.Cohen）对中世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治下的犹太人进行了比较研究；[2]阿瑟·斯坦利·特里顿（Arthur Stanley Tritton）以《欧麦尔条约》（Pact of Umar）为中心对伊斯兰世界的非穆斯林族群进行了研究；[3]纳杰瓦尔-卡坦（Najwa Al-Qattan）对迪米人的律法自治以及宗教歧视等有所研究；[4]安拉·迪塔·穆兹塔尔（Allah Ditta Muztar）对迪米人缴纳的吉兹亚税（Jizya）等有所探讨；[5]穆尼·西尼（Mun’im Sirry）对阿拔斯王朝时期迪米人出任公职的情况有所探讨。[6]在国内研究方面，以哈全安与宋立宏等为代表的学者分别探讨了麦地那时期对非穆斯林管理以及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等。[7]上述研究各有侧重，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然而，以上研究中鲜见将迪米人的律法地位与现实状况结合起来，并历史地反映迪米人律法地位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以相关的伊斯兰教文献与希伯来文献为基础，从迪米人体制的形成、迪米人的赋税、宗教与生活习俗以及政治生态等方面，探讨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对迪米人律法地位的界定以及迪米人的现实状况。
一 伊斯兰教中的迪米人律法地位：从《麦地那宪章》到迪米人体制
穆罕默德（570～632年）时期，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据《旧约·耶利米书》（38：2）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但出去归降迦勒底人（新巴比伦王国的建立者）的必定存活。”[8]相传在第一圣殿被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前539年）摧毁之前，犹大部落中大约7.5万余人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也门。[9]历史上的示巴（Sheba）王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大致囊括今埃塞俄比亚与也门等地。以色列所罗门王（？～公元前931年）时期，示巴女王前往以色列拜谒所罗门王。《旧约·列王纪》（上10：1-2）记载：“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用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来见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想说的话对所罗门都说出来。”[10]这也被认为是阿拉伯半岛与以色列的首次官方接触。在阿拉伯半岛出土的亚述铭文也曾记载半岛北部的提马（Teima）、帕达库（Pa-dak-ku）、黑巴尔（Khaybar）与麦地那等地有犹太人。[11]第二圣殿后期，一些犹太人在反抗罗马失败之后，流亡、定居在半岛北部地区。1世纪著名的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Josephus，37～100年）在《犹太古事记》中记载希律王（Herod，公元前74～前4年）曾向恺撒大帝派遣5000多位犹太人随从；公元前25～24年，罗马将领艾柳思·加鲁斯（Aelius Gallus）试图征服半岛南部地区，将这些人带到红海周围之地，但征服此地的军事行动最终失败。[12]
6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已初具规模。也门黑马亚王国（Himyar Kingdom，公元前110～525年）阿萨尔·德·努瓦斯（Asar Dhu Nuwas，517～525年在位）统治时期，也门皇室甚至一度信仰犹太教。[13]7世纪，麦地那犹太人成为继阿拉伯人之外的最大族群，形成了纳迪尔（Nadir）、古来宰（Qurayza）与凯奴卡（Qaynuqa）三大部落。这三个犹太部落陷入仇杀之中，前两个犹太部落与后一个互相为敌。为了调和麦地那部落之间的仇杀，当地阿拉伯人奥斯（Aws）与哈兹拉只（Khazraj）部落邀请穆罕默德前往麦地那调节部落矛盾。622年穆罕默德来到麦地那，史称“希吉拉”（al-Hijra），即迁徙之意。穆罕默德来到之后，部分麦地那阿拉伯人宣布接受伊斯兰教，效忠穆罕默德及其律法，麦地那传统的部落状态随之发生变化。[14]
“希吉拉”（al-Hijra）
穆罕默德初到麦地那时立足未稳，还面临来自麦加的危险。为巩固统治、维持麦地那各部落之间的关系，穆罕默德和麦地那阿拉伯人奥斯与哈兹拉只部落以及凯奴卡、纳迪尔、古来宰犹太部落订立契约，史称《麦地那宪章》（Sahifah al—Madinah）。《麦地那宪章》的核心是在麦地那建立一个乌玛（Ommah），即穆斯林公社。《麦地那宪章》规定乌玛成员要以团结为重，严禁血亲复仇与部落战争，共同防御外敌；一切部落纠纷须由穆罕默德裁决。[15]
《麦地那宪章》中明确规定了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关系：“任何一位追随我们的犹太人都应得到帮助与安慰，不会被压迫、不会遭到敌人袭击。多神教徒不应保护古莱什族的财物与人，也不能为他的利益反对信教者（穆斯林）。当信教者战争时，犹太人应与信教者一起筹资。犹太人与穆斯林信奉各自宗教，除非他们错误行事、充满罪恶，并给他们及其家族带来灾难。犹太人的至交是他们自己。没有穆罕默德的许可，他们不能打仗，但不能阻止他们受到伤害时进行复仇。犹太人与穆斯林承担各自开支，但必须互相帮助，共同反对任何一位袭击缔约方（穆斯林与犹太人）；彼此应真诚、良好协商。宪章中的信徒（穆斯林与犹太人）应互相帮助，共同打击入侵麦地那的敌人。如果犹太人被要求和平（媾和），并一直保持，他们必须遵从。信教者如果被如此要求，……除了他们为了信仰而战。”[16]
《麦地那宪章》中提到了穆斯林、犹太人与多神教徒，其中追随穆斯林的犹太人免于被压迫，同时受到保护，并可以保持独立的宗教信仰。《古兰经》（2：256）记载，“对于宗教，绝无强迫”[17]，表示穆斯林不强迫他人接受伊斯兰教。同时，《麦地那宪章》中“犹太人与穆斯林承担各自开支”之语，表明犹太人具备独立支配收支的权利，显示他们以集体身份加入乌玛，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但是，犹太人必须承担战争筹款、与穆斯林共同抵御外敌以及保持和平等，追随并顺从穆斯林。因此，这个协定的本质在于“顺从”与“保护”的交换，即犹太人只有顺从穆罕默德的绝对权力，才会换取安全保护；被保护则意味着犹太人依附穆斯林的社会状态。[18]穆罕默德以《麦地那宪章》要求与犹太人保持和平的状态，并联合其与穆斯林共同御敌，巩固了他在麦地那的统治。
《麦地那宪章》区别对待多神教徒与犹太人。这源自《古兰经》中的规定：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宣布安拉的启示，多神教徒被视为“以物配主者”（《古兰经》9：2）。以物配主者，原意为使一物成为另一物的同伴，多神崇拜与偶像崇拜被视为以物配主，而伊斯兰教为一神教信仰、认主独一。因此，《麦地那宪章》中并未提及对多神教徒的保护，也严禁其反对穆斯林。《麦地那宪章》中所言“多神教徒不应保护古莱什族的财物与人，也不能为他的利益反对信教者”，即告诫麦地那的多神教徒不能与反对穆罕默德的古莱什族人串通一气反对穆斯林。
相比多神教徒被视为“以物配主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与萨比教[19]徒（Sabian）等则被穆斯林视为“有经典的人”（Ahl al-kitāb），即如穆斯林信仰《古兰经》那般信仰“天启”经书的一神教信徒。“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都是诵读天经的……信奉天经的人啊！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那么你们说：‘请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古兰经》2：113，3：64）[20]因此，阿拉伯半岛犹太人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远高于信奉多神教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归顺即可获取穆斯林的保护，多神教徒则并不享有此权利。
不过，《麦地那宪章》中犹太人的地位及其安全保障，只有在没有错误行为的情况下方可实现。在穆罕默德来到麦地那之前，犹太人并未参与到邀请穆罕默德的行列中，注定了其在之后新秩序下的尴尬地位，穆斯林与犹太人的关系也是在此种情况下开始的。[21]穆罕默德到来之后，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改宗伊斯兰教，绝大多数犹太人拒绝接受穆罕默德的宗教信条，甚至拒不服从穆罕默德的命令，很多拉比对伊斯兰教进行质疑与抨击。[22]因此，犹太人很容易招致穆斯林的不满，《麦地那宪章》模糊的规定也为穆罕默德后来改变犹太人的地位提供了律法便利。[23]624年，穆罕默德在半岛西部拜德尔（Badr）地区赢得了与麦加敌对部落的战争，地位逐渐稳固，遂转向对付麦地那犹太人。因此《麦地那宪章》实际上仅在很短时间内有效。最终，凯奴卡犹太部落也被迫离开麦地那，逃亡到叙利亚阿德里亚特[24]（Adhriat）地区。625年纳迪尔部落被驱逐，逃亡至黑巴尔，古来宰部落大部分犹太人则被迫害。至此，麦地那仅剩下零星的犹太人，不再构成威胁；这些犹太人最终也变卖家产，离开了麦地那。虽然麦地那犹太人最终没有获得《麦地那宪章》中规定的地位，但宪章所奠定的穆斯林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等“有经典的人”的态度与原则，即通过履行一定的义务而享有被保护的权利、保持宗教信仰以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却被穆斯林沿用，成为管理“有经典的人”的基本原则。
628年穆罕默德攻打黑巴尔犹太人，并迫使其投降。但是，黑巴尔犹太人并未被驱逐或屠杀，而以每年缴纳一半的枣树收成，换取穆斯林的安全与财产保障。黑巴尔犹太人的做法承袭了当地传统，当地人常以缴纳保护费的方式获取贝都因部落的保护。穆罕默德对黑巴尔犹太人的治理方式开创了先例，成为之后伊斯兰教对待犹太人与基督徒等“有经典的人”的惯用方法，这一做法被称为“黑巴尔条令”（Khaybar Treaty）。[25]630年穆罕默德完全占领麦加之后，成为阿拉伯半岛真正的主人。他将对黑巴尔犹太人的治理方式，沿用到对半岛其他地区犹太人与基督徒的统治，先后与半岛南部马奇拿（Maqna）犹太人与也门纳季兰（Najran）基督教徒签订契约，规定在他们缴纳一定贡物的前提下，保障其安全、宗教信仰以及自治权利等，并且不强迫他们服兵役。[26]于是，这些地区的犹太人与基督徒以每年一定比例的收成或一定数量的货物为新的主人交纳贡物。
此类贡物在也门等半岛南部地区被称为“吉兹亚税”（Jizya），原意指“赔偿金”，即在不服兵役的情况下为了获取安全保障而缴纳的赔偿金，因此也被称为保护税或保护费。[27]在穆罕默德到来之前，半岛南部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曾向为其提供保护的波斯人缴纳吉兹亚税。[28]穆罕默德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半岛地区“有经典的人”，但不同的是他之后将吉兹亚税的征收方式转变为以人丁征收。632年，他在写给在也门代理人的指示中表示：“任何一位犹太人或基督徒，真诚自愿地加入伊斯兰教、践行伊斯兰教，将会被视为信教者，拥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任何一位信仰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人，都不应被阻止接受伊斯兰教。每一位（犹太人或基督徒）成年人，包括男性与女性、自由人与奴隶，必须支付一枚足重的第纳尔（Dinar）或等值的衣物。任何一位履行者将会得到安拉与其使徒的保护，不履行者将会被视为敌人。”[29]因此，吉兹亚税演变为人丁税，但征收初衷仍与之前相同。穆罕默德的实践最终成为《古兰经》的圣约，即“穆斯林攻打有经典的人，直到他们规规矩矩地缴纳丁税（吉兹亚税）”（《古兰经》9：29）。[30]
这种通过缴纳吉兹亚税的方式获取保护的“有经典的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迪米（齐米）人（Dhimmi），统称为吉玛人（al-dhimma）——“Dhimmi”，即“受到保护的人”。[31]该词在汉语学界又被译为“顺民”，意为顺从穆斯林统治的人；此种译法并未遵循“Dhimmi”的原意，如纳忠等认为此种译法并不确切。[32]由于迪米人常与穆斯林以签订契约的形式明确这种关系，因此迪米人也被称为穆哈墩（al-mu‘āhādun），即签约人或盟约者。[33]至此，在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教迪米人体制得以确立。随着伊斯兰教不断向外扩张，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Zoroastrians）与撒玛利亚人[34]（Samaritan）等也被视为“有经典的人”，以缴纳吉兹亚税的方式获取保护，亦为迪米人范畴。712年印度信德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当地印度教徒与佛教徒甚至也被视为迪米人。多神崇拜与偶像崇拜的人地位比迪米人更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也常被穆斯林当作迪米人对待，通过缴纳吉兹亚税获取保护。[35]
二 迪米人的赋税：吉兹亚税、海拉吉税与商业税
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确立的迪米人体制被后世穆斯林继承，并成为惯制。如在征服过程中，穆斯林始终践行穆罕默德的圣约，穆斯林军队在攻打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与埃及时尚未进城便与当地迪米人签订契约，规定只要他们缴纳吉兹亚税，便可获得保护与生命、财产、安全等。[36]穆罕默德去世之后，穆斯林统治者逐渐只向成年男性征收吉兹亚税，不再向女性征收。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u Bakr，573～634年）时期，规定在新征服的巴士拉与安条克等地只向成年男性征收1个第纳尔，阿拉伯将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Walid，585～642年）在大马士革也如此征收；黎凡特总督阿布·乌拜达（Abu Ubaida，583～639年）则向成年男性征收2个第纳尔。[37]
由于阿拉伯帝国内各地经济、政治状况不尽相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又呈现动态变化，因此在不同地区与历史时期吉兹亚税的征收标准并不相同。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63～809年）统治时期，阿布·优素福（Abu Yusuf，735/739～798年）曾担任伊斯兰大教法官。他应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要求著《税册书》（Kitab al-Kharaj）一书，记载帝国各地的税收情况。阿布·优素福在《税册书》中记载了塞瓦杜（Sawad）、希拉（Hira）以及其他被征服地区的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拜星教徒与撒玛利亚人缴纳吉兹亚税的情况：“吉兹亚税只向成年男性征收，妇女与儿童不必缴纳。其中富裕的人缴纳48个迪拉姆（Dirhams）（相当于4个第纳尔），包括金融家、布商、地产拥有者、商人、执业医师与任何有职业或从事贸易的人；中等收入者缴纳24个迪拉姆（相当于2个第纳尔）；穷人、体力劳动者与农民缴纳12个迪拉姆（相当于1个第纳尔），包括裁缝、染工、鞋匠、修鞋匠以及其他类似职业。吉兹亚税每年征收一次，可以以同等价值的物品支付，除了伊斯兰教规定的不能宰杀的动物（如猪）以及酒和其他违禁物品之外。吉兹亚税不向以救济金为生的贫困人口、没有工作的盲人、长期患病与身体残疾的人征收，除非这些人有收入来源；有收入的宗教人士仍要缴纳……不能工作且无任何来源的老人、神志不清的人不用缴纳吉兹亚税。”
近代以来在埃及出土的纸莎草文书中，其中一些与迪米人的吉兹亚税有关。这些文书大部分集中于8～9世纪。编号为1427：5，1428：5、6、11的纸莎草文书记载显示，成年男子缴纳的吉兹亚税从2.5～4第纳尔不等；一份编号为670的817年纸莎草文书则记载一位面包师曾缴纳了0.5个第纳尔；一份编号为1420：3，146f的8世纪纸莎草文书记载了埃及不同地区迪米人缴纳吉兹亚税的人数与总量情况，分别为95人缴纳230个第纳尔、44人缴纳108.6个第纳尔、15人缴纳38.5个第纳尔、12人缴纳25.5个第纳尔、两个7人组分别缴纳20.5与17个第纳尔、两个5人组分别缴纳13与7.2个第纳尔。这份文书记载显示，8世纪埃及迪米人人均缴纳吉兹亚税约为2.6个第纳尔。在这些纸莎草文书中，没有看到关于妇女、儿童与宗教人士等缴纳吉兹亚税的记载。[38]在缴纳方式方面，呼罗珊地区以城市与近邻为单位集体缴纳，这又与穆罕默德以及塞瓦杜、希拉[39]与埃及等地以人丁方式的征收不同。[40]阿布·优素福与埃及纸莎草文书的记载以及呼罗珊地区吉兹亚税的征收数量与方式尽管有所不同，但基本代表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吉兹亚税的征收情况，即主要向成年男子征收，妇女、儿童以及老弱病残，甚至宗教人士也免于缴纳。
穆斯林经常任命一些正直、忠诚的人深入每个村庄与城市征收吉兹亚税，征收之后将其存入国库。阿布·优素福在《税册书》中提到穆斯林统治者要求税务官应仁慈地对待迪米人，不能殴打、体罚，不能让其在烈日下暴晒，迪米人在交清之前不能脱离监管，交清后方可恢复自由。[41]但是，迪米人在缴纳吉兹亚税时须保持谦卑的姿态，并亲自到府衙谦恭地缴纳，具体流程大致为：基督徒与犹太人等迪米人应在规定的时间，亲自前往吉兹亚税收官处。税收官正襟危坐在府衙中，迪米人来到他面前，将吉兹亚税放在他的手掌中。随后税收官举起双手，并在迪米人脖子上拍打一下，然后让其急促地离开。……普通公众被允许观看这一幕。[42]
1229年，基督徒医生阿布·阿里·马斯黑（Abu Ali b.al-Masihi）因医术高明享有特权，经常自由出入哈里发宫廷。他因病让其子代缴吉兹亚税，但被税务官穆伊·迪（Muhyi l-Din）拒绝，要他亲自前来缴纳。同样，犹太人耶希瓦（YeShiva）的主事者伊本·舒瓦赫（Ibn al-Shuwayh）晚上到穆伊·迪家里缴纳吉兹亚税也被拒绝，被告知必须白天在府衙缴纳。[43]在缴纳过程中，穆斯林税务官经常表现得盛气凌人，如穆伊·迪即高高坐在府衙之上，让迪米人站在他面前缴纳，迪米人对此感到非常沮丧。[44]在缴纳之后，穆斯林税务官会给迪米人颁发一个凭证。这些凭证有时带有羞辱性，如在支付者的脖子上盖印——前述税收官在迪米人脖子上拍打应是在脖子上盖印；另外一种是通常给迪米人颁发一个纸质的凭证“巴拉阿”（Bara’a），即赦免、赔偿之意。如果征收机关发现某人没有相关凭证，会要求其再次支付。[45]
总体而言，吉兹亚税对贫穷与中等收入的迪米人还是比较沉重的。在犹太社团中，富裕的犹太人经常帮助贫穷或无力支付的犹太人缴纳吉兹亚税。19世纪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一封11世纪犹太人戈尼萨文书[46]（Geniza Document）就记载了犹太人为穷人募捐吉兹亚税的清单，捐赠的数目从2奇拉茨（Qirats）（相当1/24个第纳尔）到2第纳尔不等。有时，迪米人社团甚至无力缴纳吉兹亚税。11世纪上半叶耶路撒冷犹太社团无力向穆斯林支付吉兹亚等税收，社团首领所罗门（Solomon）向埃及福斯塔特犹太社团致信求救，后者最终帮助他们缴纳了吉兹亚税。[47]
不过，当迪米人的确无力缴纳时，穆斯林也曾免除他们的吉兹亚税，甚至为迪米人的妇女、儿童与贫困人口提供穆斯林公共财政的救济。[48]如阿拉伯将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在征服希拉等地之后，致信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Umar ibn al-Khattab，634～644年在位），称如果有人穷困潦倒，可免除其吉兹亚税，并提供救济金，欧麦尔表示同意。[49]欧麦尔在弥留之际，也告诫继任者不要征收超出迪米人能力的赋税，以免加重其负担。[50]虽然，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并非完全遵循欧麦尔的嘱托，但是他的主张为后世穆斯林对待迪米人的态度奠定了基石。阿布·优素福在《税册书》中就不断强调穆斯林应善待迪米人，让他们免于被压迫，不要承担过重的赋税，不能随便没收他们的财产。[51]
但是，穆斯林如果无法为迪米人提供安全保护或迪米人参军时，一般不会向迪米人征收吉兹亚税。在阿拉伯将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与希拉的迪米人签订的契约中称：“如果无法提供安全保护，将不会征收吉兹亚税；当基督徒等迪米人服兵役时，也不用缴纳。”然而，迪米人服兵役的现象比较少见，有些穆斯林统治者严禁迪米人进入军队。阿拉伯将领、黎凡特总督阿布·乌拜达也曾因在与拜占庭作战中无法保证迪米人的安全，选择退还吉兹亚税。[52]因此，吉兹亚税虽然比较沉重，但一旦被征收便意味着迪米人有安全保障，这对于他们而言极为重要。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阿台迪德（al-Mu’tadid，854/861～902年）曾在他人教唆之下对犹太人行坏事，但又心怀愧疚，便宣见犹太人首领内逖拉（Netira），称愿免除吉兹亚税作为补偿。内逖拉坚称：“吉兹亚税是犹太人的义务、伴随其生活；如果取消，犹太人的生活则毫无意义，也不会看到未来的安全保障。对于犹太人而言最仁慈的事情莫过于按照哈里发的要求支付吉兹亚税。”哈里发便收回成命，让犹太人根据先知的习俗缴纳吉兹亚税。[53]一份戈尼萨文书（编号：ULC Or 1081 J 13）记载，11世纪一位自称生病、孱弱的埃及犹太人，因没有缴纳吉兹亚税被开罗的穆斯林税收官通缉，担心入狱被折磨致死，便写信向一位在穆斯林宫廷中担任要职的犹太人求救，期望他向税收官求情，将其登记为失踪人口，如此便不用再缴纳吉兹亚税。[54]这些事例说明迪米人在缴纳吉兹亚税之后往往比较安全，如果没有缴纳则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因此在安全与钱财面前，迪米人倾向以钱财获得安全保障。
1847年吉兹亚税收据
自穆罕默德时代以来，吉兹亚税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15世纪中叶，摩洛哥菲斯（Fez）地区4000余位犹太人向当地苏丹缴纳沉重的税收，甚至每月都要缴纳；苏丹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改变税收。[55]1577年奥斯曼苏丹签署命令，规定巴勒斯坦采法特（Safed）地区的犹太人不能按照之前的人丁税总额缴纳。由于近些年该地新增了大量人口，因此应按照重新统计的新的人口数量缴纳吉兹亚税。[56]18世纪晚期，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sh）地区犹太人每年都要向当地统治者支付吉兹亚税，而且根据需要随时被提高。[57]
除吉兹亚税之外，如果迪米人耕种穆斯林国有土地、经营商业贸易，还须分别缴纳海拉吉税（Kharaj），即土地税与商业税。这也是伊斯兰世界迪米人主要的税赋之一。阿拉伯军队在征战中所获的战利品，据《古兰经》（8：41）记载：“你们获得的战利品（Ghanimah）无论是什么，都应当以五分之一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赤贫与旅客。”[58]剩余的则分给阿拉伯将士，这类战利品被称为“加尼玛”（Ghanimah）。但是，土地等不可分割的战利品要作为全体穆斯林共有的财产，被称为“法伊”（Fay），其支配权在穆罕默德。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坚持征战所获土地不得被分配，土地国有制度得到加强。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穆阿威叶（Moawiya，606～680年）更是被称为第一个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哈里发。但是，阿拉伯人在征服某地之后，一般会选择把土地留给原来的耕作者，再从中收取土地税。
通常认为，阿拉伯国家从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开始系统征收土地税。[59]大体而言，基本的土地税收分为两类：一类为海拉吉税，即高额土地税；第二类为什一税（ushr）。阿拉伯穆斯林耕种公地者，仅缴纳什一税。异族穆斯林耕种者，缴纳海拉吉税，免缴吉兹亚税。包括迪米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耕种者，须同时缴纳海拉吉税与吉兹亚税。[60]Kharaj，意为“报酬”，《古兰经》中仅出现过一次，其记：“难道你向他们索取‘报酬’吗？你的主的赏赐是更好的，他是最善于给养的。”（《古兰经》23：72）[61]早期Jizya与Kharaj两个词经常可以互换使用，没有明显区别，Kharaj也没有土地税的意思。直到倭马亚王朝晚期，两个词才开始被区分：Kharaj专指高额土地税，按照田亩征收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包括粮食和牲畜等，税额一般为收成的40%～50%。[62]
伊斯兰教商业税征收标准也在哈里发欧麦尔时期被确立。阿布·优素福在《税册书》中记载了穆斯林与迪米人缴纳商业税的情况，其记：凡是经营商品总价超过200迪拉姆的商人皆须缴纳商业税，其中穆斯林须缴纳商品价值的2.5%，迪米人须缴纳商品价值的5%，伊斯兰世界之外的商人须缴纳商品价值的10%；总价值低于200迪拉姆的商品不征收任何税收。如果商品价值超过20个米斯卡斯[63]（Mithqals）（米斯卡斯与第纳尔等同），也依此标准征收商业税。穆斯林缴纳的商业税被用作萨达卡（Sadaqa）基金——Sadaqa源自阿拉伯语，意为慈善，即慈善基金；迪米人与外国商人缴纳的商业税被作为海拉吉税。[64]自哈里发欧麦尔时期，海拉吉税与商业税成为从事农业与商业活动的迪米人缴纳的主要赋税，并一直被沿用，尽管在伊斯兰教各地征收的数额不尽相同。
7世纪至近代，吉兹亚税、海拉吉税与商业税构成了迪米人向穆斯林统治者缴纳的主要赋税，其中吉兹亚税最具代表性。穆罕默德以吉兹亚税形式确立的契约制度成为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与迪米人最为核心的律法关系：穆斯林通过吉兹亚税实现对迪米人的管理，迪米人通过吉兹亚税获得了穆斯林的安全保障。中世纪，以缴纳税金换取安全保障的契约关系基本得到了维持，且有效实施长达千年之久，决定并影响了穆斯林与迪米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欧麦尔条约》是历史上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签订的法令，详细规定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637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占领的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地。基督徒作为这些地区的主要人群，在被征服之后为确保他们与后人财产、宗教的安全，以书信请愿的方式表示归顺，称愿意通过履行一些条件获取穆斯林的安全承诺。迄今所知流传两封请愿书：一封为写给哈里发欧麦尔，另外一封为写给叙利亚地区的穆斯林长官阿布·乌拜达。其中第二封书信应是由阿布·乌拜达呈递给欧麦尔的。通常认为，欧麦尔最终签署了基督徒的请愿书。[65]在伊斯兰教早期，很多法令都源自对各地请愿的回应，书信经常作为一种请愿方式。[66]因此欧麦尔签署的书信请愿书，便成为哈里发的命令，被称为《欧麦尔条约》。
迄今所知最具代表性的条约文本出现在12世纪图特什（al-Turtushi）的《国王之镜》（Mirror for Kings）中，尚未见到更早的文本。[67]因此，关于流传的两封请愿书以及《欧麦尔条约》是否真正出现在欧麦尔时期便引起了争议：有学者甚至认为该条约为后来的教法学家起草，在9世纪早期具备雏形，今天所看到的完整形式直到11世纪末才出现，应是借欧麦尔这位帝国政教体制创立者之名，让条约显得更有权威性。[68]虽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表明《欧麦尔条约》产生于欧麦尔时期，但是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虔诚的欧麦尔二世（Omar Ⅱ，682～720年）在位时期，即717～720年曾执行了与《欧麦尔条约》类似的一些规定，包括严禁新建任何教堂与犹太会堂，很多新建的教堂与会堂都被改造为清真寺或被破坏，并严格规定非穆斯林的着装等。[69]这便说明这些措施早已出现，因此不能排除该条约产生于欧麦尔时期的可能，且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在弥留之际亦曾告诫继任者要遵循“条约”的规定，惩罚那些袭击基督徒的人，并且不要征收超出其能力的赋税，以免加重其负担。[70]欧麦尔所言之“条约”似即为《欧麦尔条约》。
《国王之镜》中收录的基督徒呈送给欧麦尔的请愿书，主要记载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宗教与生活习俗方面达成的协定，并明确规定如果基督徒违反任何一个协定就不会得到保护，并以造反与煽动叛乱罪得到惩罚，被视为敌人与反叛者。[71]《欧麦尔条约》在宗教方面主要规定基督教徒不得在城市与郊区修建新的修道院与教堂等一切宗教场所，不能修复已经废弃的宗教场所，不能重修位于穆斯林区的宗教场所，不能教孩子学习《古兰经》，不能在公开场合举行宗教仪式，不会改宗任何人，不能阻止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不能在穆斯林大街、市场上展示十字架与圣经，这是因为很多东方基督教徒的宗教仪式在户外进行，故被条约禁止；基督徒在教堂里轻轻地击板，在教堂或穆斯林面前举行宗教仪式时不能发出大的声响；举办葬礼时须远离穆斯林等。[72]
在生活习俗方面，条约规定基督徒要为途经家门的穆斯林提供三天食宿，不得在教堂与家中藏匿间谍，也不能帮他躲避穆斯林；要向穆斯林表示尊敬，在他们坐下时起立致敬；不得模仿穆斯林着装，如锥状的帽子（Qalansuwa）、头巾（Imama）（阿拉伯人头巾被视为阿拉伯人的皇冠与伊斯兰教的徽章）等；不得梳穆斯林那样的分头，要剪掉额前的头发；不得模仿穆斯林说话；不得以坤雅思（Kunyas[73]）的方式命名，此种用法带有尊称之意，常用于著名的阿拉伯人物；[74]不得骑马、携带刀剑与任何武器；不得以阿拉伯文刻写印章；不准卖酒；遵循基督教徒传统的着装方式，在腰间系腰带（Zunnār）（非穆斯林一般使用皮革或绳制腰带，穆斯林使用棉布或丝绸腰带）；[75]不得占有穆斯林奴隶；不得建造比穆斯林更高的房屋；不得攻击穆斯林等。[76]
最终，欧麦尔在签署此条约时增加了两条，即禁止基督徒赎买被穆斯林囚禁的任何人以及任何故意煽动叛乱的人将会失去保护。基督徒呈送给叙利亚穆斯林长官阿布·乌拜达的请愿书与《国王之镜》中收录的《欧麦尔条约》内容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出现了“除了经营商业之外，基督徒不得成为穆斯林合作伙伴”以及“任何一位攻击穆斯林的人将会丧失他的权利”等规定。[77]
《欧麦尔条约》中一些对基督教的限定主要是为了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关系，将基督徒置于从属的地位，限制其发展，但是并未见对基督教在宗教神学方面的歧视。条约对基督徒服饰、姓名、语言与日常习俗等方面的限定，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区别，维护穆斯林习俗的独特性。这是因为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新征服地区，基督徒人数众多，穆斯林则作为少数族裔，这些限定有助于保持伊斯兰教文化的特性。这些限定在早期应没有太多歧视性的意味，如从要求基督徒系腰带的规定中便可管窥一二。腰带是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地基督徒一种传统的着装，早在伊斯兰教来到之前便已存在，甚至成为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拜占庭皇帝提比略二世（Tiberius Ⅱ，520～582年）时期，曾宣旨朝臣聆听对异教徒所犯罪行的控诉，警告凡是未出席者会被去除腰带，即表示被去除官职。[78]欧麦尔认可基督徒继续系此类“尊贵”的腰带，显然没有歧视的意味，唯一的可能就是想以此将基督徒与穆斯林区分开。条约中限定基督徒不得模仿穆斯林着装、说话，不得以坤雅思的方式命名等，也有此目的。
7世纪阿拉伯人虽以武力占领了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地，但是这些地区基督徒数量最多。因此为维持对新征服领地的统治，穆斯林需要被征服者保持忠诚，防止其与敌人共谋，最为重要的是基督徒所呈请愿书的内容与伊斯兰教法对“有经典的人”地位的认定大致符合，故被欧麦尔签署。《欧麦尔条约》的规定，旨在限制基督教等非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大，维护穆斯林主体地位以及穆斯林的特征与优越地位。尽管如此，前述欧麦尔在临终之际告诫继任者要遵循条约的规定，惩罚那些袭击基督徒的人，并且不要征收超出其能力的赋税，以免加重其负担，[79]显示穆斯林保证基督徒在其治下安全的义务与态度。虽然《欧麦尔条约》由基督徒请愿并得到伊斯兰教官方认可，但同样作为“有经典的人”或迪米人，包括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与琐罗亚斯德教徒等也适用于该条约的规定。[80]因此，《欧麦尔条约》成为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管理迪米人的基本规则。
自《欧麦尔条约》颁布之后，在不同时期与地区执行过程中内容也有所增补、变化，甚至出现了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大致呈现日趋严格的趋势。首次系统、严格地执行条约的规定，出现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欧麦尔二世时期。前述717～720年欧麦尔二世在位期间，严禁新建任何教堂与犹太会堂等，很多新建的教堂与会堂都被改造为清真寺或被破坏，并命令非穆斯林严格按照条约的规定着装，禁止使用穆斯林的头巾、穿戴丝绸衣物等。[81]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时期，规定迪米人以粗绳制作腰带、头带绗缝的高帽、凉鞋上须有扭曲的皮革，穿不同于穆斯林的鞋子，迪米人的鞍座后部须有两个如石榴般大小的木制圆球——这一规定显示此时迪米人已经被允许骑马，妇女骑骆驼时须用驮鞍。[82]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822～861年）命令基督徒与其他所有迪米人穿戴蜂蜜色的帽子或披肩以及腰带，允许他们坐在木制马镫的马鞍上骑马，但须在马鞍后部系两个球，以与穆斯林区分；穿戴不同颜色的锥状帽子，在上面系两个扣子；在迪米人奴隶的衣服上打两个补丁；如果妇女脱去面纱，要穿戴蜂蜜色的大披肩（Izār）[83]；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后所建的教堂与犹太会堂等一律拆除，迪米人家中1/10的财产被没收；在迪米人家门口贴魔鬼的图像，以与穆斯林区分；禁止在官府任职与经营官方商业；墓地须与地平线保持一致，不得与穆斯林墓地相仿。[84]
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哈里发哈基姆·穆萨·阿拉（Al-Hakim bi-Amr Allah，985～1021年）则命令迪米人穿黑色的衣服，犹太人与基督徒在脖子上分别戴木制的金牛犊与十字架，在浴室更是如此。据记载，摩西前往西奈山时，以色列人担心摩西不归便铸金牛犊为其引路走出埃及，因此金牛犊便成为被犹太人尊奉的圣物。[85]很多穆斯林编年史家认为哈里发哈基姆·穆萨·阿拉此举非常蛮横，对犹太人与基督徒带有明显的羞辱之意，显然违背了《欧麦尔条约》起初的用意。[86]另外，还规定迪米人的鞍座必须朴素，以梧桐木制作，缰绳必须由黑色的皮革制成；禁止迪米人妇女穿阿拉伯样式的鞋子，须穿长筒靴子，并且一只为红色、一只为黑色。[87]1345年埃及阿尤布王朝（1171～1341年）苏丹马利克·萨利赫（Al-Malik al-Salih，1326～1345年）为阻止迪米人担任官职，重新加强对《欧麦尔条约》的实施，并颁布了一些新的规定：迪米人必须穿蓝色与红色的服装，只能骑驴；基督教妇女在公开场合只能穿亚麻布的蓝色大披肩，犹太妇女穿黄色大披肩；迪米人进入公共浴场必须在脖子上戴着项圈，以示区别；迪米人不能从军、不能担任指挥穆斯林的官职，死者财产根据伊斯兰教法处理；迪米人妇女不得与穆斯林妇女一起进入浴场，必须使用不同的浴场等。[88]
自条约颁布之后，阿拉伯人经常以此为条件与被征服的迪米人立约，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证迪米人已有宗教场所的安全。如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后，欧麦尔确保耶路撒冷基督教堂不受破坏，并不被移作他用等。在波斯、埃及、巴勒斯坦的卢德（Lydda），乃至阿塞拜疆等地亦是如此。但是有时由于各种原因，如同中世纪其他地区的法律一样，《欧麦尔条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能够完全按照规定的内容实施，偶尔也会出现出入，甚至有些规定很少被执行。如在征服过程中，太巴列（Tiberias）、叙利亚的霍姆斯（Hims）与黑特（Hit）等地的宗教场所被穆斯林侵占；[89]阿布·乌拜达曾侵占大马士革半数的基督教堂；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John）教堂先后被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穆阿威叶、阿卜杜拉·马利克（Abd al-Malik，646～705年）侵占，直到哈里发瓦利德（al-Walid，668～715年）时期全部被穆斯林占据。哈里发耶齐德二世（Yazid Ⅱ，687～724年）则下令摧毁所有基督教堂，但是还未开始执行他便已逝世。[90]
中世纪时期，迪米人新建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等宗教场所的事件也多有发生，甚至建造比清真寺与穆斯林更高的房屋。尤其是早期穆斯林统治者对《欧麦尔条约》的执行较为灵活，经常不太关注新征服地区的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情况，甚至允许基督徒与犹太人新建教堂与会堂。如在被穆斯林征服的库法（Kufa）与开罗等地，新建的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比比皆是；在伊斯兰教宗教人士集中的巴格达地区也曾出现数座新建的基督教堂。[91]倭马亚王朝埃及总督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705年），还曾许可他的两位基督徒仆人与埃及基督教主教新建了两座基督教堂与女修道院。[92]白益王朝（934～1062年）统治者阿杜德·道拉（Adud al-Dawla，936～983年）也曾允许他的基督教徒大臣纳斯尔·伊本·哈伦（Nasr ibn Harun）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堂。[93]1300年，埃及穆斯林颁布的监管迪米人的法令中，曾提到当时犹太人与基督徒的房子比穆斯林的房子与清真寺还高，他们以坤雅思的方式命名，如阿布·哈桑等，还骑马、雇用穆斯林作为仆人，故有必要加强对迪米人的管理等。[94]诸如此类违反《欧麦尔条约》的事例曾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各地中，有些甚至免于处罚。与宗教方面的规定相比，《欧麦尔条约》关于生活习俗方面的规定大多流于形式，尤其对于上层的迪米人更是如此。前述欧麦尔二世、穆塔瓦基勒、哈基姆·穆萨·阿拉与马利克·萨利赫等穆斯林统治者尽管不断强调迪米人的着装法令，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被完全贯彻，仅是断断续续地执行，而且各地执行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条约规定迪米人不得模仿穆斯林着装，但是埃及法蒂玛与阿尤布王朝早期（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大多数犹太人与穆斯林的着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95]阿拔斯王朝时期，巴比伦地区犹太人则享有不用穿戴腰带的优待。[96]穆斯林统治者不断颁布规范迪米人着装的规定，更能够说明迪米人不遵守着装的事例太过普遍，且这些限定仅在有限的时间或地区发挥效力。“不得模仿穆斯林说话，不得以坤雅思的方式命名”等禁令，更未得到严格实行。为交流之便，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徒与犹太人常以阿拉伯语作为日常用语，犹太人甚至使用“犹太—阿拉伯文”（Judeo-Arabic Language）进行交流与书写（“犹太—阿拉伯语”即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阿拉伯语），因此不能模仿穆斯林说话的禁令几乎不可能被实行。不得以坤雅思的方式命名这一规定，似乎被完全忽略。[97]大量戈尼萨文书中就记载了以坤雅思方式命名的犹太人，如12世纪突尼斯犹太商人阿布·法拉吉·尼希姆（Abu l-Faraj Nissim）、阿布·兹克瑞·伊本·沙弥（Abu Zikri Ibn al-Shami）、阿布·兹克瑞·科恩（Abu Zikri Kohen）及其子苏莱曼·阿布·兹克黎·科恩（Sulayman b.Abu Zikri Kohen）等。[98]禁止迪米人骑马的禁令，也经常被打破，前述哈里发穆塔瓦基勒时期即允许迪米人骑马，但须使用木制马镫，并在马鞍后部系两个球，以与穆斯林区分。中世纪时期，一些重要的迪米人也被允许骑马。12世纪中叶，西班牙图德拉（Tudela）犹太人拉比本杰明（Benjamin）曾游历到巴格达。他在《本杰明行纪》中便记载巴比伦犹太人流散宗主[99]（Exilarch）但以理·本·哈斯德（Danile Ben Chisdai）经常骑马觐见哈里发。
尽管早期穆斯林统治者对《欧麦尔条约》的执行较为宽松，而且在历史中也曾出现一些不遵守条约的情况，但是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根据条约对迪米人进行管理，尤其体现在对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的审查、管理以及限制新建与重修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等宗教活动方面。1038年，埃及福斯塔特一个犹太社团被指控拥有一座“新近建造”的犹太会堂，犹太社团领导在寻求到大批穆斯林证人的证词之后，方才通过了审查。[100]穆斯林也经常在条约规定范围内保护迪米人宗教场所。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迪（al-Hadi，764～786年）时期，埃及总督阿里·伊本·苏莱曼（Ali Ibn Sulayman）于785年拆除数座基督教堂。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时期，则根据条约规定对迪米人宗教场所进行了保护。[101]787年他免去阿里的职务，任命穆萨·伊本·伊萨（Musa Ibn Isa）为埃及总督，出资重修了这些教堂。这是因为这些教堂在先知的同伴（Companions of Prophet）时期[102]便已修建，即在《欧麦尔条约》颁布之前，因此穆斯林无权拆除。穆萨之举纠正了阿里的错误，保护了埃及的基督教教堂。1011年，埃及犹太人在埋葬一位犹太死者途中，遭到穆斯林暴民无端袭击与侵扰，埃及官方逮捕大量无辜的犹太人，并对其严刑拷打。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穆萨·阿拉得知此事之后，立即下令释放这些犹太人，保护了犹太人的安全。[103]
自欧麦尔颁布条约后，《欧麦尔条约》的效力一直延续至近代奥斯曼帝国时期（1299～1923年），甚至直到今日在也门等地仍被沿用。[104]中世纪巴勒斯坦采法特地区仅有3座犹太会堂，16世纪末却有32座，而且都比清真寺高；1584年，奥斯曼苏丹命令卡迪（Kadi，伊斯兰教法官）调查采法特地区犹太会堂的建造时间。[105]1598年，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教法官没收了耶路撒冷纳曼兹（Nahmanides）犹太会堂，称在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前后，犹太人都未曾在这里进行宗教活动。[106]在17～18世纪末的摩洛哥与也门犹太人中，仍然可以看到《欧麦尔条约》产生的效力。如摩洛哥犹太人虽然身穿阿拉伯的服饰，但须戴着黑色的披风与帽子，以示区别。[107]摩洛哥巴巴里（Barbary）地区的犹太人则禁止携带刀剑，不能骑马，只能骑驴。[108]18世纪末，也门当地政府拆除了也门首都萨纳（Sana）犹太人14座犹太会堂与高于84英尺的犹太人房屋，并下令禁止犹太人建造高于84英尺的建筑。[109]
从7世纪直到近代虽然《欧麦尔条约》几经修改与扩充，并且在伊斯兰世界各地被执行的情况不尽相同，尤其关于生活习俗方面的规定大多流于形式，但是条约原始文本的意义基本得到了保持，作为穆斯林管理迪米人重要的律法手段也从未被忽视。历史上每当穆斯林感受到迪米人的压力之时，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并实施《欧麦尔条约》。因此，《欧麦尔条约》深刻地影响、决定了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与迪米人的关系，尤其是宗教关系。
四 迪米人的政治生态：自治与入仕
伊斯兰世界迪米人的自治地位，最初源自前述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的实践，即迪米人通过“顺从”穆罕默德的权力以及履行诸如缴纳吉兹亚税等一定的义务而获得自治。穆罕默德逝世之后，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也强调对迪米人自治的认可，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即告诫穆斯林士兵不要迫害受保护的迪米人与其他宗教人士，让他们以自己的律法与习俗管理各自事务，保证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土地，依据与他们的协议收取贡物（即吉兹亚税）。[110]中世纪时期，迪米人的自治得以被延续。在阿拉伯人占领地区中，只要迪米人缴纳吉兹亚税并履行其他相关义务，穆斯林统治者便会承认迪米人的自治权利。[111]此处以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自治为例，说明中世纪时期迪米人的自治状态。
巴比伦地区犹太人历史悠久，相传在以色列流散的十个支派中就有犹太人来到巴比伦。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曾将包括祭司乃至王室成员在内的大量犹太人掠往巴比伦，该事件史称“巴比伦之囚”。70年罗马人征服耶路撒冷、摧毁第二圣殿，犹太人再次涌入巴比伦地区。早在帕提亚帝国时期（公元前247～224年），巴比伦地区犹太人已生活在巴格达、内哈德（Nehardea）、尼斯比斯（Nisibis）、马侯泽、普穆贝迪塔（Pumbaditha）、苏拉（Sūrā）、马褚扎（Machuza）、泰西封（Ctesiphon）与阿达什芮斯（Ardashiris）等地，[112]成为最大的一支流散犹太人群体。2世纪，巴比伦犹太人已具备一定的自治权利，巴比伦犹太人首领流散宗主（Exilarch[113]）管理犹太人内部事务。流散宗主在2世纪首次出现，常被追溯为大卫王的后裔。1世纪第二圣殿被摧毁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位日益下降，巴比伦犹太人则在帕提亚帝国与萨珊波斯统治时期处于一种较为和平、稳定的状态，影响力日益扩大，流散宗主也逐渐被公认为整个流散犹太人群体的首领。[114]
巴比伦之囚
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穆斯林认可了巴比伦犹太人的自治权利与流散宗主。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第一任流散宗主为博茨塔那·本·哈尼纳（Bostanai B.Haninay，589～638年）。阿拉伯王廷认可博茨塔那·本·哈尼纳的自治权利，对他极为恩宠与赞誉，其家族成员连续三个世纪都担任流散宗主一职。[115]流散宗主这一头衔一直存在至11世纪中叶，通常认为希西家（Hezekiah，？～1040年）为最后一任流散宗主。但之后又有巴比伦犹太人被零星地称为流散宗主：12世纪中叶西班牙图德拉犹太人拉比本杰明曾亲自到达巴比伦地区，并在《本杰明行纪》中提到了流散宗主但以理·本·哈斯德。[116]
在阿拉伯人征服过程中，巴比伦犹太人因协助穆斯林攻城有功被赋予更多的自治权。由于阿拉伯人的扩张在更广阔的疆域内实现了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流散宗主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此时，流散宗主的自治权利及其影响力，从本杰明的记载中可以管窥一二：“在哈里发统治下，流散宗主为所有犹太会众的大统领。哈里发授予官方印玺认可他的权力，并命令所有臣民都对他尊敬地致礼……否则就会遭受100次鞭刑。每次当他觐见哈里发时都骑着马，有很多随从簇拥……哈里发让他坐在专门的宝座上……流散宗主的权威波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呼罗珊、示巴、亚美尼亚、西伯利亚、突厥人领地、乌浒河流域、撒马尔罕与印度等地。流散宗主准许这些地区的犹太会众遴选拉比与首领，但是他们须亲自来到他面前得到授职以及正式认可，并奉上赠品与珍贵的礼物。”[117]本杰明的记载，清晰地反映流散宗主为整个流散犹太人群体最高的政治权威，对伊斯兰世界各地乃至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团皆有管辖权，穆斯林统治者也认可并授予流散宗主自治权利，并对其非常友好，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群体俨然组成了一个“国中之国”。12世纪中叶巴比伦犹太人虽仍旧保持自治状态，但已经是流散宗主权力式微的时期，也鲜有犹太人被如此称之，可想而知在11世纪中叶之前巴比伦流散宗主的自治权利应更加广泛。
中世纪时期尤其在11世纪之后，犹太人的自治在埃及体现得也尤为明显。10世纪，法蒂玛王朝开始统治埃及。法蒂玛王朝及之后的阿尤布王朝与阿拔斯王朝在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纷争，加大了埃及犹太人与阿拔斯王朝犹太人尤其是巴比伦地区犹太人之间的裂痕，其中法蒂玛王朝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阿拔斯王朝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071年在塞尔柱人入侵前夕，巴比伦地区与巴勒斯坦等地大量犹太人迁徙至埃及，埃及犹太人变得日益独立，遂产生了新的犹太人首领纳第德（Nagid）与自治机构“Nagid”，希伯来语为“”，意为首领或王子，阿拉伯人称其为“Ra’Is Al-Yahud”，意思是犹太首领。[118]
本杰明对12世纪中叶埃及犹太人纳第德的自治状态亦有所记：“君主的君主（王子的王子）拉比拿坦业（Nethanel）作为所有埃及犹太会众的首领，具有任命拉班尼姆（Rabanim）与管理者的权力，同时也是伟大国王的官员。他们服从阿里·本·阿比塔利布（’Ali Ben Abitaleb）宗派（即什叶派），反对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其国所有人被称为反叛者；他们彼此仇恨。”[119]其中“Rabanim”即“Rabbi”（，拉比）的不规则复数形式（）的音译；君主的君主或王子的王子，说明在阿拉伯人君主或王子的统治之下，埃及犹太人首领拉比拿坦业如同一位君主或王子那般对埃及犹太人进行自治管理。
巴比伦地区与埃及犹太人的自治状态，说明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准许迪米人以各自的宗教习俗与律法，独立管理群体内部事务，拥有自己独立的管理体系或机构，并对迪米人的首领颇为尊重。在日常事务管理中，迪米人的自治主要体现为宗教律法与法庭的独立。基督教、犹太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等迪米人的宗教律法，在各自群体中发挥效用，并被纳入伊斯兰教法框架中得到承认。不同的迪米人拥有独立于伊斯兰教法庭之外的法庭，并根据各自律法处理迪米人的纠纷与诉讼等事宜，如犹太人即以自己的哈拉哈法庭（Halacha[120]Courts）处理社团内部事宜。[121]但是，如果涉及其他宗教（包括迪米人的宗教与伊斯兰教等）、死刑以及危害公共秩序与安全等事务，则须由伊斯兰教法庭审理；迪米人的法庭与首领等无权判决死刑。穆斯林政府也因此对迪米人的法庭与首领等进行密切的监控。[122]
通常情况下迪米人的法庭都能够独立审理群体内部事务，而且伊斯兰教法官不会介入其中，除非迪米人主动邀请。即使如此，伊斯兰教法官还是会尽量选择遵循不干涉的原则，尤其当涉及迪米人内部事宜时。[123]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迪米人基本能够通过自己的宗教律法与独立的法庭，实现对群体内部事务的管理。由于伊斯兰教法庭更具广泛性，有些迪米人在遇到财产登记、商业交易与继承等问题时也经常选择去伊斯兰教法庭解决，很多迪米人常作为证人出席伊斯兰教法庭。[124]但是，这些并不影响迪米人对群体内部事务的管理与自治的实现。
虽然迪米人可以在群体内部的管理体系或机构中担任首领或任职，但关于其是否可以在穆斯林官僚体系中担任公职，却始终充满争议与矛盾。麦地那时期，穆斯林的统治仅局限于阿拉伯半岛地区。阿拉伯人对半岛环境极为熟悉，因此不需要犹太人与基督徒等迪米人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但是，当穆斯林占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大量领土后，为了维持对这些“陌生”领地的管理，迪米人出任公职的问题便日益凸显。
禁止迪米人出任公职的主张主要依据《古兰经》。《古兰经》记载：“信道者！你们不要以犹太教徒与基督徒为盟友，他们各为其同教的盟友；你们中谁以他们为盟友，谁是他们的同教。真主必定不会引导不义的民众。”（《古兰经》5：51）[125]《古兰经》中所反映的穆斯林在宗教方面与犹太人、基督徒的隔阂注定在伊斯兰教治下的迪米人不会被穆斯林信任，并受到很多限制与排挤。于是《古兰经》与穆罕默德的实践，便成为之后一些伊斯兰教法学家反对迪米人出任公职的主要依据。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穆斯林统治者也曾按照《古兰经》与穆罕默德的实践禁止迪米人出任公职。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库法总督阿布·穆萨（Abu Mussa）与当时的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曾任命基督徒协助税收管理与征收，但被欧麦尔拒绝。[126]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也曾将担任官职的非穆斯林人驱逐出去，[127]并命令各地总督不得授予非穆斯林任何权力，不得将犹太人与基督徒视为朋友，否则会对他们的背叛感到不安。[128]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也颁布敕令禁止非穆斯林在官府任职与经营官方商业。[129]欧麦尔、欧麦尔二世与穆塔瓦基勒的禁令，为后世禁止迪米人出任公职的主张，又增添了新的说辞。
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禁绝迪米人出任公职，而且这一现象甚至愈演愈烈。其实就连欧麦尔与穆塔瓦基勒等穆斯林统治者，对迪米人出任公职也经常自相矛盾，如欧麦尔在征服巴勒斯坦前夕就曾任命一些当地的非穆斯林俘虏出任公职，[130]穆塔瓦基勒也曾对禁止迪米人任职极为不屑，并亲自任命了基督徒担任建筑师与官吏、医生等。[131]后世的一些伊斯兰教法学家为了实现禁止迪米人出任公职，对此只字不提。
倭马亚王朝时期，穆斯林官僚体系中几乎随处可见基督徒。倭马亚王朝第一任哈里发穆阿威叶经常任命迪米人出任公职，他的一位财政大臣曼苏尔·伊本·萨尔琼（Mansur ibn Sarjun）便是一位拜占庭东正教徒，其子后来又继承他的职位。哈里发马尔万（Marwan，683～685年），曾任命两位基督徒大臣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与艾萨克（Isaac），前者后来成为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里亚的总督。[132]阿拔斯王朝时期，大量迪米人亦出任公职。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714～775年）曾尝试将迪米人驱逐出穆斯林官僚体系，并亲自将掌管财政的基督徒解职，但不久这些人又官复原职，因为他们的作用无法被取代，后来更是任命了犹太人穆萨（Musa）为税收官。[133]哈里发穆阿台绥姆（Al-Mutasim，796～842年）时期，也任用了大量基督徒，并给予基督徒萨尔穆耶（Salmuyah）与易卜拉欣（Ibrahim）兄弟大权，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同时还任命基督徒法德·伊本·马尔万·伊本·马德雅斯（Fadl ibn Marwan ibn Masarjis）担任维齐尔，这也是阿拔斯王朝首次任命迪米人担任维齐尔。哈里发马塔迪尔（Al-Muqtadir，895～932年）虽一度试图将迪米人排除在政府之外，并特地让他们在官府干一些粗活，以显示其低劣的身份，却又曾仍任命了四位基督徒大臣。[134]
迪米人出任公职的现象在科尔多瓦哈里发（756～1031年）时期以及北非穆斯林王国等地也比较常见，如10世纪犹太人哈斯代·伊本·沙普鲁（Hasday ibn Shaprut，915～975年）曾担任科尔多瓦哈里发的维齐尔，塞缪尔·伊本·纳戈拉（Samuel ibn Nagrela，993～1056年）曾担任北非格拉纳达柏柏尔人王国的维齐尔。[135]早在占领埃及之时，阿拉伯人便留任了一些拜占庭帝国的非穆斯林官僚，如掌管北部省份的米纳斯（Menas），埃及北部里夫（Rif）的总督申努提（Shenouti）、阿卡迪亚（Arcadia）或法尤姆（Fayyum）的总督费罗萨努斯（Philoxenus）等人。[136]前述倭马亚王朝时期，阿塔纳修斯曾担任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里亚总督。法蒂玛王朝时期，犹太人与基督徒等迪米人出任公职愈加普遍。哈里发穆兹（Al-Muizz，932～975年）甚至娶了一位基督徒为妻，据说他的宫廷完全离不开犹太人的帮助。其中许多迪米人在法蒂玛王朝身居高位，担任维齐尔。哈里发阿布·阿齐兹·比拉（Abu Aziz Billah，955～996年）曾任命了三位迪米人担任维齐尔，分别为犹太人雅库布·伊本·基利斯（Yaqub ibn Killis）、玛拿西（Manasseh）与基督徒以撒·伊本·聂斯托里（Isa ibn Nestorius），其中雅库布·伊本·基利斯位高权重，甚至被赋予独断之权；哈里发哈菲兹（Al-Hafiz，1076～1149年）亦曾任命亚美尼亚基督徒巴哈姆·阿玛尼（Bahram Al-Armani）担任维齐尔。[137]犹太人阿明·道拉（Amin ud Dawla）也曾被任命为阿尤布王朝统治者马利克·萨利赫（Malik Salih，1205～1249年）的维齐尔。[138]大量迪米人在法蒂玛王朝与阿尤布王朝出任公职，以至当时埃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此时的犹太人满怀希望、日趋强大，掌握权力与财富，顾问与国王从他们中诞生，埃及成为犹太人的埃及。”[139]
迪米人出任公职的现象日益普遍，11世纪在伊斯兰教法学家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著名教法学家马沃迪（Al-Māwardī，972～1058年）为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卡迪尔（Al-Qādir，947～1031年）统治的需要，著书《政府条例》（Al-Ahkam al-Sultania w’al-Wilayat al-Diniyya）。马沃迪在该书中从伊斯兰教神学的角度对政府理论，尤其是维齐尔的任命状况进行了阐释，这也是现存最早对该问题论述的著作。马沃迪将穆斯林官僚体系中的维齐尔分为两类，即授权的维齐尔（the Vizierate of Delegation）与执行的维齐尔（the Vizierate of Execution）：前者被哈里发授予全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与判断独立行使权力，只需让哈里发得知其行动即可；后者只能执行哈里发的命令，不能决断任何事务。马沃迪认为授权的维齐尔责任重大、拥有全权，不让迪米人担任，但是执行的维齐尔权力有限，在选任时不必过分严苛，因此迪米人可以出任，不过他们不能再寻求担任更高的职位。[140]马沃迪的主张主要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一是顺应了迪米人出任公职的现象，二是继续保持对迪米人出任公职的限制，即对迪米人“用但不重用”。与马沃迪相对实用与开明的主张相比，此时教法学家祖外尼（Al-Juwayni，1028～1085年）与阿布·雅拉（Abu Ya’la，990～1066年）则严禁迪米人出任公职。祖外尼依据《古兰经》（5：51），[141]阿布·雅拉依据欧麦尔等穆罕默德同伴的实践等，禁止迪米人担任维齐尔与其他公职。[142]马沃迪、祖外尼与阿布·雅拉等伊斯兰教法学家之间的争论，显示最晚在11世纪时一个强大的非穆斯林官僚群体已经出现，并在穆斯林中引起了巨大争议，非穆斯林出任公职成为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官僚体系显著的特点之一。[143]
《古兰经》、穆罕默德的实践、欧麦尔等对迪米人出任公职的禁令以及一些伊斯兰教法学家的主张，并没有阻止迪米人出任公职，反而由于阿拉伯人的统治需要，这一现象变得日益普遍。阿拉伯人在统治之初，作为少数群体对所征服地区社会传统并不十分了解，且很多地区都还在使用当地语言，如原拜占庭统治地区使用希腊语，萨珊波斯使用波斯语，并未以阿拉伯语作为日常用语。据称在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拉·马利克统治之前，许多政府记录仍使用希腊文、波斯文与科普特文等；阿拔斯王朝将领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718～755年）时期，伊斯法罕官方才首次使用阿拉伯语，[144]因此让阿拉伯人管理这些地区变得十分困难。但是，这些地区的迪米人熟悉当地环境，又没有语言障碍，尤其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迪米人。因此为了维护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阿拉伯人必须借助迪米人的帮助。在阿拉伯人征服地区，大多有既存的官僚体系，如拜占庭与萨珊波斯等地官僚体系发达，一些迪米人曾长期在其中任职，从事税收、财政与管理等工作，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与能力，因此更能帮助阿拉伯人维持统治秩序。[145]有时，穆斯林统治者为了避免穆斯林所引起的纷争、限制穆斯林权力，也乐意任用那些容易被操控的迪米人。[146]
即使在阿拉伯人统治稳固之后，一些迪米人仍旧在穆斯林官僚体系中发挥作用。但是，穆斯林统治者又因为不信任迪米人，经常对迪米人出任公职持一种矛盾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伴随历代穆斯林统治者，尽管一些独立的伊斯兰教法官竭尽全力阻止迪米人出任公职，但穆斯林统治者仍然需要迪米人。[147]因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谓禁止迪米人出任公职的主张实际上并未实现，而且迪米人出任公职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穆斯林的猜忌，一旦迪米人大权在握就很容易因不被信任而遭到处死。很多出任公职的迪米人为求自保，选择改宗伊斯兰教，这些人在埃及被贬称为穆斯马尼（Muslimani），而非穆斯林。[148]因此，中世纪时期出任公职的迪米人始终在穆斯林官僚体系的夹缝中生存，处于较为弱势地位，宛如戴着镣铐的舞者。
结语
中世纪时期，伊斯兰世界的迪米人通过缴纳吉兹亚税获得穆斯林的安全保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管理。纳税与自治构成了迪米人与穆斯林主要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尽管此种关系在某一时期或地区会出现波动，如穆斯林有时也会寻求从迪米人中榨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对其进行迫害。[149]在宗教与穆斯林官僚体系层面，尽管穆斯林保证迪米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强迫其改宗伊斯兰教，也并未全然禁止迪米人出任公职，甚至有些统治者会大量任用迪米人，但是通过《欧麦尔条约》以及伊斯兰教法学家对迪米人出任公职的激烈争议，便可看出穆斯林仍旧寻求在伊斯兰教与迪米人宗教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关系，限制迪米人宗教以突出伊斯兰教的优势地位，并确保穆斯林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掌握。由此可见，中世纪时期伊斯兰世界迪米人的律法与现实地位，主要表现为迪米人在宗教与政治依附穆斯林的状况下，通过更多的经济付出获取一定程度的自治。
自穆罕默德时期开始形成的迪米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千年之久，直到1856年奥斯曼改革法令（Ottoman Reform Edict）的颁布才开始出现松动。1856年奥斯曼改革法令作为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的一部分，由奥斯曼土耳其第31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mejid I，1823～1861年）颁布。该法令规定帝国境内所有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在教育、出任公职与司法行政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所有宗教彼此平等、信仰自由，皆可自由修复、新建宗教场所，所有诉讼不分宗教派别皆在“混合法庭”审理。[150]1856年奥斯曼改革法令至少从法理上改变了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少数族群迪米人的地位，迪米人获得了与穆斯林平等的地位，迪米人传统的律法与现实地位也开始逐步改变。
注 释
[2]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4] Najwa Al-Qattan, " Dhimmis in the Muslim Court: Legal Autonomy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sat Studies, Vol. 31, No. 3(1999), p. 429.
[5]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 70.
[6] Mun’im Sirry, " The Public Role of Dhimmis during Abbasid Time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2011), pp. 194-195.
[7] 哈全安：《麦地那国家（622～661）的非穆斯林臣民——吉玛人》，《南开学报》2001年第2期, 第62～67页；宋立宏：《释“顺民”：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学海》2010年第2期，第128～134页。
[8] Wayne A. Meeks, ed. , The Harper Collins Study Bibl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 1182.
[9] Reuben Ahroni, Yemeite Jew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5.
[10] Wayne A. Meeks, ed. , The Harper Collins Study Bibl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 532.
[11] Reuben Ahroni, Yemeite Jew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6.
[12] Josephus, Antiquities, XV, IX,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Paternoster Row, 1895, pp. 423-426.
[13] 也门黑马亚王国由希腊与罗马人所建，525年被阿克苏姆王国所灭，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3-4。
[14]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8-10.
[15] 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142～143页。
[16]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15-118.
[17]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20页。
[18] 哈全安：《麦地那国家（622～661）的非穆斯林臣民——吉玛人》，《南开学报》2001年第2期，第63页。
[19] 萨比教，为中东地区一种一神教，又被称为“ 拜星教”，其教徒即圣约翰派的基督教徒，详见〔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卷），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第213页。
[20]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8、28页。
[21]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8-10, 119-120.
[22]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3.
[23]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3.
[25]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8-10, 18.
[26]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 67；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9.
[27] Muhammad Hamidullah, Muslim Conduct of State, Lahore: Sheikh Muhammad Ashraf, 1945, p. 108.
[28] P. Bearman, Th. Bianquis,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and W. P. Heinrichs, eds. ,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E. J. Brill, 1960-2005, pp. 1951-1952.
[29] Ibn Hisham, Al-Sira al-Nabawiyya, Vol. 2, Cairo: Dar al-Fajr lil-Turath, 1995, p. 596.
[30]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93页。
[31] 迪米人、齐米人皆为Dhimmi对音，分别详见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 第303页；宋立宏《释" 顺民" : 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学海》2010年第2期，第128页。
[32] “顺民”的译法，详见〔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卷），马坚译，第213页；宋立宏《释“顺民”：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学海》2010年第2期，第128页。纳忠将之音译为吉米人，详见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303页，注释1。
[33]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 65.
[34] 撒玛利亚人为古代以色列国的后裔。公元前740年，亚述帝国灭亡以色列国，并把外族移入以色列地区。这些外族与当地犹太人所生的后裔被称为撒玛利亚人。由于其与异族通婚，并混合了外族的宗教崇拜，因此不被南部的犹大国所接受，被视为以色列人的一个旁支。
[35]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 68.
[36] 纳忠: 《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304页。
[37]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04.
[38] 以上有关吉兹亚税缴纳的埃及纸莎草文书以及记载, 详见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197-198。
[39] 塞瓦杜即指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地区，希拉在今伊拉克中南部地区。详见阿布·优素福的记载， Abu Yusuf, " Kitab al-Kharaj, " in Norman A. Stillman, ed. ,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59-161。
[40] 纳忠: 《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326～327页。
[41] Abu Yusuf, " Kitab al-Kharaj, " in Norman A. Stillman, ed. ,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59-161.
[42]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27.
[43] YeShiva，源自希伯来语“”，原意为坐下，指主要学习、研究传统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以及犹太律法的犹太人学校或研究机构。伊本·舒瓦赫的事迹，详见Ibn al-Fuwati, " Al-Hawadith al-Jamia, " in Norman A. Stillman, ed. ,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80。
[44] Ibn al-Fuwati, " Al-Hawadith al-Jamia, " in Norman A. Stillman, ed. ,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80.
[45] Shelomo Dov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384.
[46] Geniza一词源自波斯语，意指仓储或宝藏， 《圣经》中指典籍，后演变为仓库之意。在犹太人心目中，以上帝名义书写或带有上帝字样的希伯来文被视为圣书。即使这些文字资料不再被使用，也不应被焚烧或丢弃，而是先临时存放在戈尼萨中，然后再下葬到墓地。埃及福斯塔特（Fustat，即旧开罗）犹太会堂的戈尼萨中所藏犹太人的文书有幸被保存下来，并在19世纪被发现约25万件。这些资料因此被称为戈尼萨文书，时间从10～19世纪不等。此封戈尼萨文书的记载，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95-197。
[47] 戈尼萨文书（编号: TS 13 J 11, f. 5）对此有所记载，详见Jacob Mann, The Jews of Egypt and Palestine under the Fatimid Caliphs,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 186。
[48]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p. 68-69.
[49]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p. 67-68.
[50] Muhammad Muhsin Kha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Sahih al-Bukhari, 6th, Vol. 4, Lahore, Pakistan: Kazi Publications, 1983, p. 182.
[51] Abu Yusuf, " Kitab al-Kharaj, " in Norman A. Stillman, ed. ,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59-161.
[52] Thomas Walker Arnold, The Preaching of Islam, London: Luzac, 1945, p. 61, 108.
[53]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1.
[54]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94.
[55]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287.
[56] Uriel Heyd, Ottoman Documents on Palesti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pp. 121-122, no. 71.
[57] William Lempriere, A Tour from Gibraltar,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and sold by J. Walter, J. Johnson, and J. Sewell, 1791, pp. 188-192.
[58]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89页。
[59]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97.
[60] 纳忠: 《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326～327页。
[61]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174页。
[62] 详见〔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卷），马坚译，第156页；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326～327页。
[63] 米斯卡斯为贵重金属的单位，8～19世纪在阿拉伯国家使用，与第纳尔等值，常互换使用。
[64] Abu Yusuf, " Kitab al-Kharaj, " in Norman A. Stillman, ed. ,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62.
[65]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5-8.
[66] Samuel Miklos Stern,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Medieval Arabic Petition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1990), p. 8.
[67]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4-55. 《国王之镜》收录的《欧麦尔条约》英文版，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57-158。
[68]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7；宋立宏：《释“顺民”：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学海》2010年第2期, 第130页。
[69]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8, 63.
[70] Muhammad Muhsin Kha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Sahih al-Bukhari, 6th, Vol. 4, Lahore, Pakistan: Kazi Publications, 1983, p. 182.
[71]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57-158.
[72]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57-158.
[73] Kunyas，指阿拉伯人以第一个孩子的名字自称的命名现象，以阿布（Abu，意为父亲）或乌姆（Umm，意为母亲）表达，如阿布·哈桑（Abu Hassan），即指哈桑的父亲。
[74] Qalansuwa, Imama, Kunyas的意义，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57, n. 2-4。
[75]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Atheneum, 1981, p. 14.
[76]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58.
[77]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6-8.
[78] R. Payne Smith,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0, p. 223.
[79] Muhammad Muhsin Kha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Sahih al-Bukhari, 6th, Vol. 4, Lahore, Pakistan: Kazi Publications, 1983, p. 182.
[80]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Atheneum, 1981, p. 13；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57.
[81]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8, 63；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16.
[82]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117-118.
[83] Izār，指穿在外面、形状似床单的大披肩。关于Izār的解释，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167。
[84] 关于迪米人在政府任职, 详见下文论述。穆塔瓦基勒的新规定, 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67-168。
[85] 《旧约·出埃及记》（32：1～4）记载：“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制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详见Wayne A. Meeks, ed. , The Harper Collins Study Bibl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p. 137-138。
[86]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4.
[87]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20.
[88] 迪米人担任官职的情况，详见下文分析。马利克·萨利赫的规定，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273-274。
[89]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38-39, 44.
[90]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41-43.
[91] 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 70.
[92]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38-39, 44.
[93] Ibn al-Athir, Ai-Kamil-fit-Tawarikh, Vol. VIII, Leiden: Brill, 1862, p. 518.
[94]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271-272.
[95] Shelomo Dov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286-288.
[96]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3.
[97]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271, n. 5.
[98] Shelomo Dov Goitein and Mordechai Akiva Friedman, India Traders from the Middle Ages: Documents from the Cairo Geniza, Boston: Brill Leiden, 2008, pp. 241, 310-370, 473.
[99] 巴比伦犹太人流散宗主，即巴比伦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关于巴比伦流散宗主，详见下文介绍。本杰明的记载，详见《本杰明行纪》（希伯来文本）。
[100]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89-191.
[101]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36.
[102] 先知的同伴，指见过先知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先知的同伴时期指穆罕默德生前与死后不久的时期, 详见Allah Ditta Muztar, " Dhimmis in an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udies,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 Vol. 18, No. 1(1979), p. 71。
[103]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201-203.
[104]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Atheneum, 1981, p. 13.
[105]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300.
[106]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301-302.
[107]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304-305.
[108]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312-314.
[109]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322-323.
[110]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37.
[111] Mark R. Cohen, " On the Origins of the Office of Head of the Jews in Fatimid Empire, " AJS Review, Vol. 4(1979), p. 28.
[112] 内哈德，位于巴格达西北，为著名的犹太教中心；尼斯比斯，即今天土耳其南部边境地区努赛宾（Nusaybin）；普穆贝迪塔位于巴格达附近；苏拉位于巴格达南部、幼发拉底河以西；马褚扎，巴比伦古城；阿达什芮斯，位于今伊朗德黑兰附近。关于帕西亚时期以上诸地犹太人之情况，详见Hayim Hillel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75。
[113] Exilarch，源自希伯来语“”，意为“流散宗主”，指在“巴比伦之囚”期间与70年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流亡到巴比伦地区的犹太人首领。
[114] 详见Solomon Katz, 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and Frankish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 Cambridg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7, pp. 76-77；Hayim Hillel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75。
[115] 博茨塔那·本·哈尼纳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第一位犹太流散宗主，详见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 30。
[116] 详见《本杰明行纪》（希伯来文本）。
[117] 详见《本杰明行纪》（希伯来文本）。
[118] Mark R. Cohen, " On the Origins of the Office of Head of the Jews in Fatimid Empire, " AJS Review, Vol. 4(1979), pp. 40-41.
[119] 详见《本杰明行纪》（希伯来文本）。
[121]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4.
[122] Najwa Al-Qattan, " Dhimmis in the Muslim Court: Legal Autonomy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sat Studies, Vol. 31, No. 3(1999), p. 429；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36.
[123]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4.
[124] Najwa Al-Qattan, " Dhimmis in the Muslim Court: Legal Autonomy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sat Studies, Vol. 31, No. 3(1999), p. 436.
[125]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55页。
[126] Bat Yeor, The Dhimmis, Jews and Christians under Islam, London, Toronto, Ont. : Associated Uiversity Press, 1985, p. 181.
[127]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6.
[128]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2.
[129]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79, pp. 167-168.
[130]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8.
[131] Mun’im Sirry, " The Public Role of Dhimmis During Abbasid Time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2011), pp. 194-195.
[132]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19-20.
[133]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2.
[134] Mun’im Sirry, " The Public Role of Dhimmis During Abbasid Time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2011), pp. 194-195.
[135] 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6.
[136]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9.
[137] Mun’im Sirry, " The Public Role of Dhimmis during Abbasid Time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2011), p. 194.
[138]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93.
[139]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5.
[140] Mun’im Sirry, " The Public Role of Dhimmis During Abbasid Time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2011), pp. 188-189.
[141] Mun’im Sirry, " The Public Role of Dhimmis During Abbasid Time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2011), p. 190.
[142] Nizam Al-Mulk, The book of Government or Rules for Kings, London: Routledge, 1960, p. 164.
[143] Wadi Zaidan Haddad, " Ahl al-dhimma in an Islamic State: The Teaching of Abū al-Hasan Al-Mawardi’s Al-Ahkām al-Sutāniyya, "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7, Issue 2(1996), p. 175.
[144]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9.
[145] David D. Grafton, The Christians of Lebanon: Political Rights in Islamic Law,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3, pp. 35-36.
[146]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9.
[147] 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2.
[148] M.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8.
[149] 关于中世纪穆斯林对迪米人的迫害以及经济掠夺，详见Arthur Stanley Tritton, 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venantof U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127-133。
[150] 土耳其语Tanzimat，意为“重组”；坦齐马特改革，指1839～1876年奥斯曼土耳其寻求国家现代化的改革进程。1856年奥斯曼改革法令，详见Roderic H. Davison, " Turkish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9, No. 4(1954), pp. 844-864。
CSSCI集刊（2021~2022）
END
编 辑：张千硕
责 编：张向荣
审 核：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