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定居及社会转型研究 | 高依宁

沙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定居及社会转型研究

高依宁

内容提要 作为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族群，贝都因人的定居安置问题对于整个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影响巨大。沙特家族从1912年开始采取诸多政策与举措致力于推进贝都因人的定居，从希吉拉的建立、定居工程的开展再到五年计划的实施，贝都因部落内部发生众多变革，贝都因人逐渐融入沙特社会，有利于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并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在现代转型中沙特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壳”已被打碎，但其长时期存在的部落历史积淀沉重而顽固，沙特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游牧部落的现代化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以及贝都因社会转型后与当代沙特社会的兼容问题成为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现实难题。

阿拉伯半岛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地区，贝都因人是该地区的重要族群，大多数学者认为沙特贝都因人是最接近阿拉伯部落的游牧民族，因而研究沙特贝都因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沙特贝都因人在建立沙特阿拉伯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致力于帮助沙特家族树立权威和控制纳志以外的地区。其次，沙特国家的理想、精神和实践与传统贝都因部落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有些贝都因部落因素仍存在于现代沙特社会之中。最后，沙特贝都因部落的定居可以被认为是当代中东游牧民族定居的一个独特案例，贝都因人的定居与合并是沙特国家维持社会稳定和实现一体化议程的重要一环，对中东其他国家游牧民族的定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前国外学术界对沙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研究主要着力于以下几方面。①探讨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的游牧生活、生活的转变以及与主体社会的融合，并分析随着沙特定居化进程的推进，沙特贝都因人的一些独特作用被逐渐削弱。[3]②沙特贝都因女性问题，集中探讨贝都因女性在定居前后身份与地位的转变，以及定居后现代技术的引入增强她们的幸福感与满足感。[4]而国内关于沙特贝都因人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并没有专著单独介绍沙特贝都因人，一些沙特阿拉伯通史专著也仅对沙特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稍作介绍，未作深层解读。本文主要探讨沙特阿拉伯贝都因游牧部落从游牧状态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贝都因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自6世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办伊斯兰教开始，贝都因人就在阿拉伯半岛四处游荡，贝都因部落分布在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区。据统计到19世纪末阿拉伯半岛上大小不等的贝都因部落约有100个，其中位于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贝都因部落主要有阿纳宰部落（Anazah）、舍迈尔部落（Shammar）、哈尔卜部落（Harb）、穆泰尔部落（Muntafiq）、苏巴伊部落（Subai）、卡赫塔尼部落（Qahtan）、巴尼哈里德部落（Bani Khalid）以及穆拉部落（Murra）等。[5]

实现沙特贝都因人的定居是沙特阿拉伯由不稳定的游牧社会向现代化、科学化、稳定化社会过渡并逐步改变牧区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的根本途径。[6]因而，沙特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是沙特中央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大力提倡和实践的过程，然而，官方处理“游牧问题”的方法向来不是统一的。在中东地区，政府在解决游牧部落问题时通常采用如下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领袖对部落的严厉镇压，倾向于彻底根除游牧主义，例如伊朗与土耳其；另一种方式则像沙特阿拉伯和一些海湾国家那样采用游牧民族定居的农业发展计划，消除与部落游牧主义有关的已知威胁（即自治和军事威胁），以安抚其部落群体，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传统游牧经济的衰落以及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趋势是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从伊本·沙特（又名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12年采取将游牧经济转变为定居经济的战略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定居化进程的基本结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希吉拉的建立：被动定居的开端（1912年至20世纪30年代）

伊本·沙特基于以下几点原因致力于贝都因人的定居。其一，贝都因人被认为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各部落之间为争夺对该地区贫乏资源（例如水资源）的控制权而进行周期性斗争，扰乱了贸易路线，使人们对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了怀疑和不安。[7]其二，从沙特政府的角度看，游牧经济是国家经济全面、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8]游牧经济的存在阻碍了沙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三，沙特王国是一个沙漠王国，其社会与政治体系都依赖传统的原则与实践，作为统治阶层的沙特家族的合法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部落力量与宗教因素的结合。[9]因而，伊本·沙特充分认识到若要维持沙特王国的统治权就需要充分地教化贝都因人，加强对过度流动的贝都因人进行控制，以此能够更好地征召他们参军和征税，使之对沙特家族保持绝对的忠诚。

为了实现其经济与政治目标，伊本·沙特着手推进定居计划，主张建立一个符合18世纪纳季德改革家瓦哈布所倡导的社区，即在1912年执行定居营地计划。在定居营地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伊本·沙特通过利诱与强制双重手段将四处游荡的贝都因人纳入定居的营地之中。沙特政府分给某一贝都因部落或者某一贝都因部落的一部分一块有水的地方，在他们卖掉骆驼并迁移到那里以后，就给他们拨款修建住房，分配种子和树苗。[10]1913年伊本·沙特建立第一个营地——艾尔塔维耶营地，即穆泰尔部落的贝都因人结束追逐水草的游牧生活，移入嘎希姆地区的一处称作艾尔塔维耶的河谷，他们在那里建造房屋、耕种土地，其中定居的贝都因人约为3.5万人，这是沙特贝都因人的第一个定居点和原型，标志着沙特家族对贝都因人实施定居安置政策的开端。[11]伊本·沙特使用“希吉拉”（Hijrah）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些定居营地，希吉拉一词的意思是村庄或定居的地方，它标志着贝都因人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过渡，从劫掠向务农和经商工作的转变。这一概念唤起了一种有意义的仪式即离开不虔诚的生活和地方，而回到实行真正宗教的生活和地方。622年，穆罕默德离开麦加，搬到麦地那，在那里开始了伊斯兰历史的一个新阶段。[12]瓦哈比派欧莱玛援引先知时代的历史实践以及希吉拉的宗教概念，使得先知的事例被再一次唤起，致力于解释这一时期所进行的行动具备合法性，进而强调定居是摆脱蒙昧状态和获得真正信仰的必经之路，呼唤贝都因民众走出沙漠并走向定居。伊赫万运动著名的历史学家哈比卜评论：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迁徙预示伊斯兰时代的黎明到来，沙特贝都因的希吉拉模仿这一行动则代表着过去游牧生活的一去不复返，与过去游牧生活的真正割裂。[13]

与此同时，伊本·沙特还主张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获得贝都因人的经济支持与武力帮助，建立和传播伊本·沙特在贝都因游牧部落和沿海地区的政治权威，进而实现沙特家族对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因而，伊本·沙特采用瓦哈比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工具，派遣穆陶威（宗教教官）这一群体在贝都因部落以及希吉拉中进行瓦哈比教义的传播与教育，将教义编纂为简单易理解的典籍并进行通俗阐释，从而使贝都因人更好地理解和接纳，确保贝都因人得到适当的指导、监督和文化适应。在伊本·沙特实施定居计划之前，贝都因人主要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异教，他们崇拜与泉水、树木、岩石和其他无生命物体有关的神灵。[14]穆陶威教导他们重新依附伊斯兰教，鼓励他们定居，以便加强贝都因人与中央的联系和中央对贝都因人的控制。此外，希吉拉的性质是农业军垦组织，不仅扩大了沙特的农业生产，发展国家经济，而且还培养了伊赫万（Ikhwan，宗教上的兄弟）士兵，为伊本·沙特对外扩张提供了机动灵活、坚韧专注的军事力量。据统计，到1920年，伊赫万军队约有15万战斗人员，分布在200多个希吉拉定居点。伊赫万军队作为精兵强将对伊本·沙特收复国土和对外扩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26年1月，伊赫万军队协助伊本·沙特消灭希贾兹王国，实现了与希贾兹地区的合并。另外，希吉拉的定居者基本上由不同贝都因部落的成员组成，此举动有助于加速原有部落的消失，利于民族融合，从而保障了沙特政权的巩固与稳定。[15]希吉拉利用瓦哈比主义思想推进贝都因部落超越血缘关系，构建了现代沙特国家的雏形，这是贝都因游牧民族迈向定居的第一步，这一经历证明了部落间融合计划的成功，可以让一个贝都因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比部落或家庭更大的群体，即国家。

据文献和沙特官方叙述，1929年3月30日的斯比拉战役（the Battle of Sbillah）被描述为现代沙特王国建国前最后一次镇压贝都因部落起义与叛乱，其是部落与国家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第一阶段贝都因人定居化进程的基本结束。据统计，20世纪初的纳季德地区总人口为210万，其中贝都因人占62%，定居者占38%。[16]到20世纪30年代末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近200个希吉拉，生活在希吉拉的贝都因人约为15万人。[17]这一时期，包括纳季德和希贾兹在内的沙特王国总人口约为520万，其中贝都因人占58%，定居人口占42%。[18]

这一阶段沙特贝都因人的定居化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它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沙特政府实施贝都因人定居的目的已从政治方面转向经济方面，主要是改造贝都因游牧经济，使之过渡到现代定居农业。与此同时，贝都因人自身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他们逐渐由被动定居开始转向积极主动定居。

伊赫万叛乱被镇压粉碎后，沙特家族强调通过进步、统一和现代化的概念建设国家，部落不再被视为威胁，相反它们的身份将通过定居的方式被融入新创造的沙特国家之中。1932年伊本·沙特建立现代沙特王国，整个沙特阿拉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诸多因素促使沙特贝都因人由被迫定居开始逐渐转向主动定居。首先，贝都因游牧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全国各地的干旱气候严重影响了牲畜的数量，降低了贝都因人的生产力，再加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草场逐渐退化，许多贝都因人处于饥饿的边缘，出现游牧危机。[19]游牧危机的出现使得贝都因人寻求定居点以维持生存。其次，汽车、电报等现代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加剧贝都因部落的颠覆，[20]尤其是汽车的出现排斥传统的交通工具“沙漠之舟”骆驼，导致其经济价值急剧下降，推动贝都因人走向定居以获得新的发展途径。[21]再次，沙特石油财富急剧增加，沙特石油产量从1946年的5990万桶上升到1950年的19950万桶，石油收入由1040万美元增加到5670万美元。[22]巨大的石油收入使得沙特政府为定居贝都因人建立和扩大其公共机构以及实行补贴和服务提供了财政支持。最后，20世纪50年代，羊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贝都因人从牧养骆驼向牧养羊群过渡，这一过渡改变了游牧群体的经济生产方式，由游牧经济向半游牧、定居经济转变，缩小了其分布的范围，加速了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23]石油财富的膨胀、水供应的改善、卡车的使用以及国内市场对于农牧产品需求的急剧扩大，打破了贝都因人封闭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促使贝都因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商品经济的潮流，贝都因人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定居。

此外，沙特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改革加快推进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第一，实行去部落化政策，即土地分配政策及土地改革。1959年沙特政府颁布皇家法令，宣布沙特农业部在一个土壤质量和灌溉设施都很好的地方准备5～10公顷的土地，分配给有需要的贝都因人，并根据伊斯兰土地原则，至少1/4的土地被开发三年后将完全归贝都因人所有。[24]此外，沙特政府于1967年通过一项法律否认贝都因部落对未被证实土地的所有权。1968年沙特政府又颁布《公共土地分配条例》（PLDO），该条例规定，所有未登记和未耕种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国家将部落土地收归国有再以国家名义对家庭个体单位进行分配。[25]国家鼓励个体经营小型农业，因而条例还规定每个人将得到至少5公顷到最多10公顷的土地，最多可以将400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任何一家公司；获得土地的人必须使用土地，以获得所有权。而且条例表明获得分配土地的使用期限为2～3年，如果不进行利用，个人就会失去他的土地利用权，土地就会归还给公共领域。[26]沙特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贝都因人成为获得土地的定居者以及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民，他们耕种国家土地并缴纳税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支配生产的权利，摆脱了对传统贝都因部落的依附，逐渐成为自主经营的小农阶层。第二，实行农业政策。政府设立农业水利部（1952）和沙特阿拉伯农业银行（1967），致力于为贝都因人的定居农业生产提供补贴、贷款与服务等。其中，农业水利部负责为定居农业生产提供全面的领导、指导和协调，免费向农业经营者分配土地，并针对肥料、马铃薯种子、枣树、动物生产和谷物生产等方面提供补贴；农业银行主要为贝都因人新定居点水井的开挖、防洪工程以及电动泵设备、灌溉设备和机械化农业设备等的采购提供贷款。沙特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得贝都因人毫不犹豫地趋向于服从中央权威，选择农业经济而放弃自己的游牧经济，服从伊斯兰教令并放弃任何的“贝都因”和“部落”标签，从而接受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之下，沙特政府致力于推进贝都因人定居工程的建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61年西兰河谷（Wadi Sirhan）定居工程以及1964年哈拉德费萨尔（Faisal）国王模范定居工程。西兰河谷定居工程起初是对生活在此的阿纳宰部落和舍迈尔部落贝都因人的一个救济举措，因为这两个部落在定居工程建设之前经历了连续七年的干旱，失去了90%的牲畜，处于大规模的饥饿边缘，于是政府在1959年对他们开展了救济项目，食品、衣服和现金被分发给了河谷中的363200人。[27]到1961年，西兰河谷农业定居项目正式启动，该方案包括为贝都因人分配小块土地，挖浅井，并分配给每10～15个农民一个水泵。1964～1971年，政府又在哈拉德完成费萨尔国王模范定居工程的施工，沙特政府在该定居工程中承诺对贝都因定居者进行持续的免费技术投资，并保证他们成为耕种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因此，这一定居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开垦沙漠土地，充分利用哈拉德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实现贝都因人之间的土地再分配。沙特政府计划开垦4万杜诺姆（4000公顷）沙漠土地，并在此基础上使1000户本地的穆拉部落成员定居，总人数多达36000人，每户家庭可分得约40杜诺姆土地，其土地面积足够机械化生产之需。与此同时，沙特政府还计划在该地区设一个大村、八个小村，各村拥有学校、清真寺、公园、商店和办公室。[28]在这一计划指导之下，政府在这些选定的地点逐步建造起福利房，并配备相应的公共福利和社会基础设施，如清真寺、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与娱乐场所等，使该地区逐渐形成现代化的定居发展中心。[29]然而并没有多少游牧民愿意迁入，已迁入的游牧民也未受到机械化操作的适当训练，因而此项定居计划遂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定居工程的结束，第二阶段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逐渐放缓，这一时期沙特阿拉伯出现单个贝都因家庭逐渐定居的现象，这所体现的个体化特征与伊本·沙特国王时期鼓励定居的集体化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定居人口数量已经超过游牧人口，贝都因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其中，在最重要的游牧地区纳季德，贝都因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0%，而在定居生活相对发达的希贾兹地区，贝都因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0%。[30]

这个阶段沙特社会的整体特征表现为财富的激增，尤其体现在1973年到1982年为沙特阿拉伯石油经济的繁荣发展时期，石油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一种商业产品，现在变成了最重要的战略商品。这一时期的沙特阿拉伯逐步实现了石油国有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得以支撑沙特家族实行贝都因人的定居化政策，促使贝都因人由农村定居走向城市定居。

1970年“沙特现代化之父”费萨尔国王正式颁布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通过教育、培训和提高卫生标准来开发人力资源；在经济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增进社会各阶层的福祉，促进社会稳定”。[31]第二个五年计划（1975～1980年）主要涉及农业补贴政策，主张“建立健全的农业部门并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种对战略粮食生产的需要和提高农业收入水平的机会构成了政府农业政策和计划的基础”。[32]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得定居贝都因人的通信、广播电视网络以及保健和教育都得以完善与发展。此外，石油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的发展，拓宽了贝都因人的就业渠道，为贝都因人打开了之前无法获得的就业机会的大门，使他们倾向于转向城市寻求新的职业，例如成为出租车司机、警卫，或者在国民警卫队、皇家卫队和皇室成员的私人卫队任职等。沙特政府还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体现在贝都因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在淡水资源方面，政府资助修建吉赞河谷大坝以及几座大型海水淡化厂，其中最大的位于红海沿岸的吉达和波斯湾沿岸的阿尔科巴尔，满足定居贝都因人的生活用水需要。医疗设施也得以完善与进步，使得定居贝都因人的死亡率大为下降，交流系统的日益完善则拓宽了贝都因人接触和获取信息的渠道，交通方面的重大突破缩短了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更为便捷。[33]这些进步使得大多数贝都因人逐渐远离乡村生活而迈向城市的中心以及新兴的石油市镇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寻求更高的收入和现代化的生活。

费萨尔国王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定居贝都因人数量的增多，整个沙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基本结束。资料显示，到80年代末，贝都因人仅占沙特全部人口的5%，定居者、半定居者占全部贝都因人口的95%，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城市。[34]也有数据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初，阿拉伯半岛约有85%的贝都因人已选择定居方式。20世纪70～90年代，沙特王国见证了沙特经济的迅速转变与发展，贝都因人与沙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有了更密切的联系，现代农业转型与城市建设为贝都因人提供了一个塑造新生活的机会，并促使定居后的贝都因人与他们范围内的定居者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贝都因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或已经取代传统的生活方式。[35]

纵观整个沙特贝都因人定居化的过程，其本质是为沙特家族的政治目的所服务。尽管贝都因部落实现定居后缺乏以往的社会凝聚力和独立性，但是贝都因部落因素影响下的某些政治、经济力量似乎仍得以保留。总而言之，面对沙特统治阶层的压力以及整个沙特经济社会的发展，贝都因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定居，这并不是巧合，这种形式的屈服妥协可以被认为是沙特现代社会的特征。[36]

二 沙特阿拉伯贝都因社会的转型

经过近一百年的努力，沙特政府通过施行强制与怀柔双重形式的政策使得贝都因人逐渐实现定居，定居的贝都因人与沙特原定居者混合在一起，成为沙特民族国家的一员。贝都因人的定居化是推动贝都因社会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再加上现代思想文化的渗透等因素，共同推动沙特阿拉伯贝都因社会的转型，其转型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三个方面。

定居前贝都因人主要依靠放牧和劫掠为生，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以及贝都因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独特部落因素在沙特阿拉伯这片土地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定居后，贝都因人经济生活发生转变。首先，贝都因社会经济由集体所有制向个人所有制转变，由部落集体经济向单一家庭经济发生转变。沙特政府认为个人所有权对国家最有利，因而政府采取多种举措推动其过渡，最具代表的体现在土地改革方面。1925年沙特国王颁布一项土地法律“否认部落土地所有权，并注册所有前部落土地为国有土地，然后再以国家为单位分发给各部落，废除部落从事放牧和建立部落集中区的权利”。[37]此后在1967年、1968年又相继颁布了法律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公共土地权威，激发国家对游牧经济的干预，旨在否定部落土地所有权和扩大私人土地所有权，强调以个人所有制取代集体所有制，加速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38]此外，定居后的贝都因成员较少共同居住且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政治支持也减少，致使贝都因血统家庭社团性下降，而各个小家庭的独立性上升，他们存在不同的经济利益，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逐渐转向独立的家庭经济活动。家庭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例如招聘工资劳动力、现代科技发展、国家的支持、更高的收入并密切参与市场等，也导致贝都因社会传统经济实践发生显著变化，原部落集体经济向家庭经济转变。[39]

其次，贝都因人由从事单一的放牧经济逐渐向多元经济形式转变。基本实现贝都因人定居的沙特王国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石油等工业经济的转变，使得沙特王国由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单一性社会结构转变为由工人、外籍劳工、中产阶级等构成的多元性社会结构。[40]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定居贝都因人的经济生活发生转变，由原来的放牧和简单的农业生产开始转向复杂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从事多元化职业，致力于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财富。伴随着贝都因人定居化进程以及沙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沙特阿拉伯游牧劳动力逐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其转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贝都因游牧民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过渡；[41]第二阶段表现为贝都因游牧民进入现代部门。石油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的发展吸引贝都因人去往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特别是现代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吸引着大批的贝都因男人到城市中去工作。[42]进城定居的游牧贝都因人因文化素质低下以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未能获得现代部门中的关键职位，他们往往充当军人、警卫、看守、政府雇员和卡车司机等，成为现代化的陪衬。[43]但无论如何，定居的贝都因人可以选择的职位更为广泛，经济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贝都因人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44]

最后，贝都因人生活逐渐实现货币化和消费化。随着定居进程的结束，贝都因人以物易物的关系在沙特王国地区几乎完全消失，让位于广泛使用的沙特货币里亚尔，生活逐渐实现货币化；稳定的工资分配和沙特社会救助的发展为贝都因人提供了相对较大的货币供应，这导致其消费结构的演变和发展，他们工作赚取的钱财可以购买过去自给自足的产品，例如工业生产的毯子逐渐取代原来贝都因人的编织物品。另外，服务市镇的职能正在扩大化和多样化，每一个提供服务的贝都因小城镇几乎都下设办事处：市政府、警察、农业银行、医院等。服务市镇的发展使得贝都因人可以充分享受国家的服务，增加对舒适的追求，追求电视、冰箱和空调等现代电器的使用，现代电器逐渐进入普通的贝都因家庭，他们的生活逐渐转向现代化。因而从总体看，定居后贝都因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贝都因社会在政治领域的转变主要表现为贝都因人由依附部落转向对沙特中央政府的依赖。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超越部落的集权政权的诞生，贝都因人由定居前依赖部落首领谢赫而转向依靠沙特中央集权统治，其社会的部落色彩逐渐减弱。部落原控制的耕地在很大程度上随着1953年皇家法令的出台而被国家控制，其法令宣布通过政府开发现代国有水资源，原部落的迪拉合法地向任何想要使用牧场土地的人开放。[45]这一举措使得部落失去了保护和管理社区在获取资源方面的重要职能，削弱了贝都因社区的部落凝聚力，共同见证了部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衰落。[46]另外，沙特政府对定居后贝都因人的管理主要依靠政府任命的埃米尔，他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服从国家命令，维持地区的法律和秩序。这些埃米尔鼓励自己的儿子成为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为国家服务，而不是谋求独立的部落政权或者实现在部落成员中的领导化。[47]可见，贝都因部落政治独立性逐渐丧失，传统部落社会秩序趋于瓦解，其政治性意义已经下降。

此外，贝都因社会的政治机构职能逐渐削弱，沙特政府的中央机构逐渐取而代之。沙特王国为实现以沙特家族为中心的统治而削弱贝都因部落的谢赫统治，致力于政治机构的改革，使得中央机构趋于完善，代替原贝都因社会的政治机构。第一，举行协商会议。沙特政府继承阿拉伯半岛“舒拉”的传统，举行协商会议，将定居贝都因人中的骨干力量与王室成员以及宗教人士集中在一起集体协商。协商会议的举行适应了沙特建国后地区的经济形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传递出沙特政权对部落传统的尊重，巩固沙特家族的统治。第二，建立地区机构。沙特政府致力于消除原有部落组织的界线，建立地区行政机构，以地区、市、县代替贝都因人定居前的以血缘关系为基准的部落划分。伊本·沙特当政期间，沙特王国划分为希贾兹和纳季德及其属地两大行政区域，下辖若干埃米尔区。1963年，沙特王国颁布“省区条例”，正式实行省区制度。70年代中叶，沙特王国修改省区制度，设立18个省，省区总督由国王任命。省区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沙特王国官僚机构的进步完善和政府权力的广泛延伸。[48]第三，立法改革。沙特政府致力于进行立法改革，使得伊斯兰教法成为整个贝都因社会得以尊重、履行的法律，逐渐去除其根深蒂固的部落习惯法。沙特国家机构的完善、政府职能的强化以及贝都因社会政治领域随之发生的转变都体现了沙特政府克服地域差异和部落结构的政治智慧，贝都因人更加依附沙特政府，贝都因人的力量紧紧地团结在沙特政权之内，这将有利于巩固新生政权。

（三）贝都因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转变

第一，贝都因人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倾斜，传统权威削弱。贝都因人经历了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现代社会规范的影响，其部落主导的集体主义文化开始向个人主义文化倾斜，随之贝都因家庭内部也发生改变，从一个僵化的家长制家庭单位向一个更平等的家庭单位转变，可见传统家长制权威的衰落导致平等主义的兴起。[49]汽车工业的普及、有偿就业的增长、沙特行政结构的建立、社会保障救助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扩大、现代媒体的发展等各种因素使得沙特经济活动稳定，并创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降低了贝都因家庭对部落组织的依赖，大型部落联盟逐渐被较小的家庭团体所取代，小型的自治家庭被看作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载体，这在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等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随着新一代贝都因人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以及独立性上升，他们逐渐在家庭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老一代贝都因人的地位被大大削弱，逐渐失去核心地位。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与住房方面，定居前“优等”贝都因部落通常会避免与“劣等”部落结婚，同宗族的婚姻十分普遍。但是，贝都因人实现定居后婚姻习俗发生改变，未来配偶的首选不受家族的影响，而倾向于自由恋爱。受过教育的沙特贝都因人开始倾向于一夫一妻制，因为他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更符合现代的生活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贝都因人居住区域的家族色彩也明显淡化，随着新城区的不断扩大，新式的别墅逐渐取代传统的家族式住所，新型家庭的形成反映了由于现代教育和代际冲突而导致贝都因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演变。

第二，贝都因女性地位有所提高。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被视为支持女性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方面解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婚姻方面，由于家庭环境中男女之间的人际关系发生改变，离婚变得不那么容易，因为男性害怕失去嫁妆或女性所创造的收入。[50]在思想方面，贝都因妇女的思想得以转变，创作诗歌作为沙特贝都因妇女发出自己内心声音的一种方法，在定居前，主要表达对爱的向往，但受到贝都因传统习俗的限制一直遭到排斥；定居之后，她们迎合这个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诗歌的内容，贝都因妇女通过创作诗歌表达她们对于技术的向往与渴望。她们欢迎社会的进步，并不认为科技是传统文化的破坏性力量。[51]可以看出贝都因妇女正在走向更为自由、现代化的社会。此外，在交流方面，妇女之间的住所变近，这为她们之间的见面交流创造机会，使得妇女可以彼此联络情感，她们通过交流与访问等社会活动创造出自己的荣誉与地位，形成自己的一种关系网以便逐渐融入现代社会之中。[52]总之，定居使得贝都因妇女获得了一定的独立与自由。

第三，贝都因人的教育观念发生转变。在定居前，贝都因人的教育主要依赖长者的口口相传，目不识丁的贝都因人可以流利地背诵《古兰经》的章节和民歌、民谣，使自己的文明代代相传。随着定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教育的发展，贝都因人逐渐认识到自身与原定居者之间的差距，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及其对就业的重要实践作用。对贝都因人关于教育认识的调查显示，有95.2%的贝都因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并且给出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许多人（16.3%）说，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多地了解社会而适应社会；几乎同样多的人（15.3%）说要学习一些实用性课程；9.1%的贝都因人认为，接受教育是为了拥有一个更好的职业生涯；12.0%的贝都因人是为了赚更多的钱。[53]总而言之，贝都因人对教育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其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仅仅是想要了解他们的宗教和伊斯兰生活方式。[54]定居后的贝都因人日益重视教育，从追求知识性、完善道德的社会性功能逐渐转向综合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全面性功能，而且贝都因现代家庭越来越倾向于教育他们的女儿甚至妻子，贝都因人文盲比例大幅度下降。沙特现代教育的发展为社会下层，尤其是刚定居的贝都因人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机会。

第四，贝都因人现代观念的发展。随着沙特市镇的发展、交通的完善以及市场、媒体的发展，定居的贝都因社会成员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生活，已普遍有了“只要有手艺，不怕没饭吃”的观点，愿意进入职业培训中心受训，以便掌握一门或两门手艺，紧追社会的发展潮流，他们逐渐抛弃了那些曾阻碍他们自食其力的旧观念和旧习惯。[55]除此之外，在新媒体以及西方思想的冲击之下，贝都因人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渐转变，开始吸纳西方文明。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自觉地影响并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参与意识在沙特流行，更多贝都因人具有了现代政治观念，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增强。[56]

从定居的贝都因社会所发生的诸多转型来看，沙特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逐渐的去部落化过程。定居后贝都因社会的转型与整个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其存在于整个沙特国家的历史发展、互动之中，积极推动沙特的城市化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贝都因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仍未完全抛弃其传统部落因素，定居的贝都因人在融入当代沙特社会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陷入现代转型的困境之中。

三 沙特贝都因社会现代转型的困境

沙特贝都因社会的转型使得贝都因社会内部发生变革，贝都因人逐渐融入沙特社会，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共享其发展的丰硕成果，生活十分困苦，逐渐被抛弃在公共领域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雇主对工人家长式的管理，这与贝都因传统家族色彩密切相关，即工人在谋取职业、实现升迁及处理工资纠纷和其他个人事务时，不是通过国家或者企业的机构等正式渠道完成，而是依赖企业领导个人；工人忠诚的对象是领导个人而非企业，企业领导在任用提拔方面任人唯亲，其决策因人而异，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57]企业领导在任命提拔等方面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定居的贝都因人则失去了自主择业与提升的机会，处于经济边缘化的地位。

另外，定居贝都因人从事的职业边缘化，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多为大众化、技术水平低的职业且不被社会所重视，例如警卫、司机等，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地位乃至社会地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这也与他们本身的传统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学者阿德曾提及：“贝都因人不重视体力劳动，这是他们在生活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忠诚与现代生产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的。”[58]20世纪70～80年代沙特学者易卜拉欣·法乌德·戈费利对沙特贝都因青年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和研究也有力地证明了贝都因传统价值观念对他们职业选择和经济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被调查者中80%的贝都因人厌恶体力劳动，64%的人喜欢政府工作，80%的人希望在家庭和亲属家附近工作，58%的人希望在城市工作，64%的人认为享有某种特权是工作的动力。[59]贝都因人认为各种类型的体力劳动是不受尊重的，而且他们认为例如冶铁、木工、剪发、裁剪等具备技术含量的工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定居的贝都因人对工商行为活动也十分鄙视，缺乏严格的时间观念，散漫自由，认为不必受到时间的制约和压制，缺乏劳动纪律以及会出现性别隔离，即成年男女不得出现在同一个场所。因而定居的贝都因人被剥夺了拥有许多职位的可能性，也阻碍了他们自身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沙特的城市化进程中，尽管沙特阿拉伯劳动力一直十分紧缺，但贝都因人的就业范围仍比较受限，存在大量失业人员，这主要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外籍劳工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埃及人、约旦人、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在邮政、电报和电话部领域工作的占60%，大学和学院的几乎所有讲师以及许多官员都是外国人；沙特阿美公司也雇用了许多外国人。[60]因而，沙特本土劳动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与劳动力结构的外籍化，成为沙特阿拉伯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出现象，外籍劳工与定居的贝都因人就会形成一定的竞争，而贝都因人会逐渐被忽视，处于经济边缘化地位，陷入社会转型的困境之中，其沙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正逐渐凸显。

受传统部落因素的影响，贝都因女性的世界似乎是“传统价值观”和贝都因“意识形态”发挥最大作用的舞台，她们的处境未发生质的转变，仍处于社会的下层地位。石油开采前，沙特贝都因妇女从事农活、织羊毛、做手工和饲养牲畜，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经历石油繁荣之后，男性成为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外出工作的女性数量急剧下降，她们在劳动大军中的参与逐渐边缘化。[61]她们在自己的家庭空间里变得对社会毫无用处，失去了她们在传统社会中所拥有的任何经济生产力的遗迹，丧失了创造生产价值的能力。与此同时，虽然定居后的贝都因妇女教育水平得以提高，她们可以进入新的就业领域，但是她们的职业领域范围仍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教师等行业。她们缺乏外出工作的技能，国家也没有为她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场所来适应贝都因人的习俗，其结果是大多数贝都因妇女仍被限制在一个充满家务活的世界里，只剩下妻子和母亲的角色。[62]在经济和文化的交叉压迫下，贝都因妇女被剥夺了流动性，活动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因而可以看到，定居后的贝都因妇女是贝都因社会快速变迁的最终受害者，传统在她们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贝都因人的身份困惑

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归属感的需要，对国家、种族、民族或其他社会身份的自豪感，在一个文化日益同质的世界中维持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以及反对变化的一种反应，即认为其变化对维持存在的连续性有害等因素的驱动，人们所寻求的身份可以是国家的、种族的、民族的、区域的，也可以是两种或全部特征的组合。[63]对于身份人类都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身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人类将会与他的过去割断联系。以沙特贝都因人为例，贝都因社会融入沙特社会并经历转型之后，定居的贝都因人认为部落文化的坚守与传承至关重要，不愿意与其过去的部落生活完全割裂，保留了浓厚的部落色彩与部落归属感。另外，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成员，承认国家的存在可以享受更多的国家福利，因而定居的贝都因人处在贝都因传统的部落认同与对沙特国家的国家认同的徘徊与困惑之中。

沙特贝都因人的定居使得部落组织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但这并不等同于部落和亲属因素从沙特阿拉伯社会完全消失，定居后的贝都因人仍存留着传统的部落色彩，且家族色彩浓厚，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贝都因人居住的区域和住所格局。在区域方面，新的都市生活形式和社会交往并没有导致传统立即或普遍崩溃，相反，传统文化和社会关系被引入城镇，同一部落和家庭的成员都居住在附近成为邻居，许多公寓楼都是以住在那里的家族命名的。[64]住所的格局则表现为房屋的上层是妇女和儿童的住所，下层是男人的活动空间。社会活动是男人的特权，妇女的活动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贝都因部落色彩除了可以从部落成员社区的房屋中看到以外，他们的汽车车牌也有所显示：车牌上有一个三位数的代码代表着司机的部落，例如，111代表哈尔卜部落、305代表穆泰尔部落、501代表阿纳宰部落等。[65]人们可以在公共场合看到车牌，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展示其原部落成员身份。沙特贝都因人对传统部落因素的坚守使得贝都因人的部落认同逐渐强化，保留着“游牧部落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失去所依赖、归属的部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而长期以来，贝都因人只知有家族部落而不知有国家，“血永远不会变成水”的部落团结和凝聚力（“阿萨比亚”，Asabiyya）为贝都因部落的纽带和情结，这种依附性的血缘关系和血统的纯洁性对于在沙特定居的贝都因人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但定居的贝都因人被强行纳入新建立的沙特国家之中，在沙特政府眼中，定居的贝都因人都是国家公民，有义务携带国家身份证，并被允许在选举中投票，定居的贝都因“游牧民”和定居居民之间已不再有任何官方区别。[66]作为公民的定居贝都因人享受着沙特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他们逐渐依赖政府的救援与补贴，普遍的补贴制度在贝都因人中间发展成一种坐等援助心态，使得他们逐渐失去对自己与周围的控制能力。

因而，从定居后的贝都因人自身角度看，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一定的疑惑，效忠并依靠传统的家族、部落还是转向效忠与服务沙特国家，他们陷入矛盾的困境；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发展和迅速的社会变革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贝都因部落通过参与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新的身份和作用，从而引发冲突，这将不利于沙特阿拉伯的社会融合与国家建构。目前，沙特阿拉伯国家正在利用伊斯兰教来重塑伊斯兰身份认同以取代部落身份认同，以重塑国家认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国家利用伊斯兰身份以去除部落因素，伊斯兰身份也并不等同于国家身份，国家成员的身份始终与部落联系在一起，部落身份认同仍然是沙特城市和农村身份的核心，这是沙特阿拉伯需要为之而努力改变的。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