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文化解读 | 李兴刚 周烈

内容提要   阿拉伯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与多样化中，成就辉煌，贡献甚巨。在中世纪时期，阿拉伯文化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巨大，它不仅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与文艺复兴文化之间起传承之功，而且首显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形态。阿拉伯字母是除拉丁字母外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一套字母。籍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传播的速度、广度和韧性，更是其他文化难以企及。然而，辩证言之，游牧文化相关特性虽曾助推阿拉伯历史辉煌，增强阿拉伯人对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抵抗，但无助于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部落文化盛行不利于建构和增强国家共同体意识。误读甚至曲解教义易滋生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社会文化中潜藏的盲目服从、专制主义、崇洋媚外等特性掣肘国家发展与进步，且为外来干涉提供了可能。过度尊古，不仅排斥理性思维，阻碍创新，而且敌视现代化与世俗化。从阿拉伯世界动荡教训可知，21世纪阿拉伯世界要实现团结、稳定和繁荣，需要有一种更包容、开放且与时俱进的阿拉伯文化。

关 键 词   阿拉伯文化  沙漠游牧文化  部落文化 宗教文化  依附文化  尊古文化

作者简介   李兴刚，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周烈，浙江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百年来，阿拉伯世界内部可谓动荡与纷争持续不断，甚至呈现战火连绵不绝的局面。个中原因尽管颇为错综复杂，大体上可将之分别归类为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分析范畴，学者对此已有诸多研究。就导致阿拉伯世界长期动荡的内在因素而言，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阿拉伯人自身文化与思想观念方面的一些负面成分,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会成为内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这一判断是基于如此认知，亦即人类社会各个群体的“文化”对该群体的行为逻辑的塑造和影响是颇为广泛而深远的。作为人类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阿拉伯文化”，自然亦不例外，换言之，它会实质性塑造和影响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的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阿拉伯文化的辉煌一面积极塑造和影响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阿拉伯社会经济发展，阿拉伯文化中的消极方面亦会反向塑造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目前来看，在伊斯兰国家内部，阿拉伯文化和部落制度及其衍生的条款规则，对一切问题，小到家庭关系，大到社会治理，甚至是冲突的产生与平息，都产生着影响。”有关阿拉伯文化辉煌一面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学界多有探讨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和系统。然而，就阿拉伯文化的消极一面在阿拉伯世界动荡中的作用或影响问题，学界的研究和探析相对较为少见。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之进行一点粗浅的探索和分析。

在阿拉伯世界出现动荡过程中，对“阿拉伯文化”的消极一面的影响进行探讨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探讨本文分析的逻辑基础，亦即何谓“阿拉伯文化”？中国精通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著名学者纳忠先生对这一概念的外延进行了界定，即“阿拉伯文化”是可以等同视之“伊斯兰文化”的，甚至我们可以谓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就阿拉伯文化的内涵而言，一些阿拉伯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阿拉伯文化，抑或言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内涵应该包括如下三方面：其一是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观；其二是伊斯兰的价值观；其三是宗教制度。当然，随着阿拉伯族群不断地发展与演进、影响地域的拓展，阿拉伯文化的内涵亦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最初指代阿拉伯半岛居民的社会文化，然后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阿拉伯半岛新出现的伊斯兰文化，再则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内容的阿拉伯帝国文化，以及阿拉伯各行省、各王朝的文化，最后是阿拉伯世界各国的主流宗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阿拉伯问题研究学者刘月琴研究员亦认同“在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这一看法。在她看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事实上包括两大重要方面：一是宗教，亦即对《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等内容的研究；二是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学。

当然也有学者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等同，抑或可谓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其认为，“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个概念的范畴有异，因此将“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等同视之，似有不当。虽然“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这两个概念的范畴存在诸多重叠之处和异常密切的内在关联性，阿拉伯人当中的绝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但两个概念在实质上还是存在差别的。通常来讲，“阿拉伯文化”是指作为群体存在的阿拉伯民族，历经长久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发展，逐渐形成的一套有关生产与生活的形态、道德观念与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文化等的综合体系。然而，就伊斯兰文化而言，它虽为阿拉伯民族所初创，但其内涵并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民族的文化，而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的总体成就与概况。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文化”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伊斯兰文化”则是一个宗教文化概念。二者虽然存在高度的重合性，但在本质上仍不能同日而语。

本文拟在前人有关“阿拉伯文化”抑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概念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申和界定。“阿拉伯文化”这一概念主要聚焦的是“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是在继承了现在通称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黎凡特地区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基础上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种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政治文化，在发端于阿拉伯半岛之后，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发展与扩张，亦从阿拉伯半岛扩展到西亚北非地区帝国所及之境，乃至欧洲的部分地区，并与之扩展地区的本土文化呈现一种相互影响的态势。

不仅如此，作为闪族的后裔，形成于阿拉伯半岛上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阿拉伯人的性格与其生存和生活的环境、阿拉伯文化之间一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可以说，阿拉伯文化特质与阿拉伯族群性格特质都深深根植于阿拉伯半岛的这片沙土之中。

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异常光辉而灿烂的文化之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多样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欧洲大地尚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当中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下的穆斯林群体已经高举起知识与学术的火炬，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里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辉煌成就，以及其在增进伊斯兰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在五彩斑斓的人类文化组成中，任何一种文化在向世人呈现其辉煌一面、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亦存在可剔除的糟粕之处。中华文化如此，阿拉伯文化亦不例外。

本文基于这一辩证思维路径，在承认阿拉伯文化的辉煌成就和深远积极影响的前提和基础之上，选取阿拉伯文化中五个具有典型性的方面，亦即沙漠游牧文化、部落文化、宗教文化、依附文化、尊古文化中包含的负面因素，分析其在阿拉伯世界动荡中的消极作用和影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析和解读绝不意味着对阿拉伯文化伟大和辉煌的质疑或否定，也不是其全部内涵，而是基于对阿拉伯文化崇敬基础之上，力图更客观、辩证、理性地分析阿拉伯世界长期动荡背后的一些内在文化因素，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问题，希望阿拉伯世界能够更好地发展，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要是如下3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的产物：其一是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其二是伊斯兰教文化；其三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文化。而这其中，阿拉伯人固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沙漠游牧文化，换而言之，系沙漠环境下的游牧文化。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人的摇篮——阿拉比亚，亦即今日通称的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当时人类难以逾越的沙漠的阻隔而尚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生活在此的古代阿拉伯人可分为游牧人和定居人两大部分，其中游牧人占大多数。他们的经济生活支柱主要是骆驼和椰枣。这里的阿拉伯游牧人就是今天通称的贝都因人。

贝都因人的生存之境阿拉伯半岛横亘着的多是缺雨少水、一望无际的旷野和沙漠，其间零星散落着一些绿洲、几条商队往来留下的道路。生存于此种颇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的贝都因人，以游牧为生，经济基础亦异常脆弱。在无法自给的情况下，其往往以抢劫绿洲和邻近的农业区居民为生。在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虽然会有一部分贝都因人向外迁徙，但大多数部落则为争夺水源、牲畜和牧场而陷入持续不断的相互攻伐和仇杀之中，造就了贝都因人劫掠好战的尚武性格。沙漠生活的不稳定性、冒险性和各部落的分散孤立性，使贝都因人养成了散漫不羁的作风。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游牧文化孕育出人类强大的战斗意识和掠夺性，同时也具有极强的优胜劣汰、强者为尊、慕强之特性。在沙漠地区，好战心理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状态。比如，在中部阿拉比亚，同属盖特方后裔的阿卜斯人与其兄弟部族左卜彦人之间发生了持续几十年之久的达希斯和加卜拉战役。

从历史的视角看，沙漠游牧文化中潜藏的松散、随意、易怒、好战、掠夺、弱肉强食等因素，虽然在古代曾经助推过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在近现代增强了阿拉伯民众反抗西方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意志，但在阿拉伯社会的团结、稳定、和平和发展进程中亦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而且这种负面作用和影响并未时移世易，从古至今，几近一成不变。

著名阿拉伯问题学者希提亦深刻地指出这一点。他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谈到“沙漠游牧文化”时指出，游牧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群体类型，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和过去完全一样，将来依然如故。游牧人的社会模型永远都是一样的，变化、进步和发展都不在其愿意遵守的规律之列。虽然上述看法存在静态视角，但不容否认的是，潜藏在阿拉伯人身上的沙漠游牧文化这一特质在不当的政策刺激和特定的社会氛围下，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的助推器，阿拉伯世界动荡由此发生和持续。

部落众多是阿拉伯国家部族抑或社群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经常被描述为部落间的“较量史”。何为“部落”？中外学者的界定大同小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志斌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部落是基于相互依存的血缘、地缘和政治关系的传统社会组织。而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则将“部落”定义为“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

部落自治是中东地区独有的现象，它起源于游牧民族依赖大家族保护其成员生命安全的原生机制。可以说，深根固柢的部落文化及其孕育出的部落精神构成了中东阿拉伯社会的基本特质。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以血缘关系集结成部落，以部落为个人生存的根基和靠山。一个帐篷就构成一个家庭，而许多帐篷聚合在一起的地方就形成为了一个区域；相同区域的人员组成为一个氏族；几个有血缘亲戚关系的氏族就结成一个部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原本作为建构一个人出身抑或身份认同问题的氏族关系亦有其灵活的一面。换言之，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也可以成为某个氏族当中的一员，即与该氏族的人共餐或吮吸他的几滴血，他就成为此氏族的被保护人。获得解放的奴隶常这样做，以求变成同族兄弟。阿拉伯人的此种氏族归化文化与世界上其他社群的歃血为盟或者共饮血酒义结金兰这一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情形还有，力量和规模比较弱小的氏族亦可以自愿地取得某个强大氏族或部落的保护，而最终被后者吸收。这样，几个氏族就自然组成了一个部落。

同一部落的人，唯本部落酋长（亦即谢赫，又译为“舍赫”）马首是瞻，只服从其权威。作为部落的领袖和代表，谢赫是本部落中年高德昭、深孚众望、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成员。当选为部落酋长者，必须是本部落里有资格的长者。谢赫的任期长短则由全体选民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关法律上、军事上抑或其他公共事务的应对和处理上，部落的谢赫并非一言堂和独断专行，而是必须召集由本部落各户户长组成的部落会议共同议定。谢赫的职权是仲裁而非命令，是遵循而不是引导部落的统一意志。

按照阿拉比亚沙漠中的原始法律规定，部落间发生冲突，出现流血牺牲，是需要血债血偿的。除了报仇雪恨，无论什么惩罚都被视为无效之举。杀害了本族的人，谁都不会保护他。杀了外族人，大家都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阿拉伯文化中的氏族精神和部落文化。这种氏族精神和部落文化包含着对于本族人的永无止境、毫无条件的忠贞，从某种意义上讲，等同于极端的、狭隘的爱国主义。个体成员特别注重维护氏族和部落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的生存权利，氏族和部落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氏族和部落的整体利益，他们可以不问是非曲直，实施仇杀，舍得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流血牺牲。阿拉伯历史上两个同宗的部落伯克尔和台格利卜就曾仅仅因为一头母骆驼，相互征伐长达40年之久。在阿拉伯人的氏族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文化，是由氏族成员的个人主义精神特质发展而成的。在宗派主义观念下，本氏族抑或本部族自成一体，至高无上，能够独立地存续，同时，把其他一切氏族或部族都视为本氏族或本部族合法的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和伤害。

不仅如此，有的部落为了鼓励英勇杀敌，规定只有勇敢参战者和为部落牺牲者才能拥有财产继承权。在阿拉伯人看来，失去部落的庇护是最大的不幸，而切断血缘关系则是最大的耻辱。较之于异常浓烈的部落意识，阿拉伯人的民族观念相对淡薄。这种身份认同特点，在后来伊斯兰教的教派纷争、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期以及当代的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中，仍能窥见其负面影响。希提的如下看法亦可佐证之，阿拉伯人的性格特质在发展过程中，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非社会的性格特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凸显出来，并且终于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种文化的积淀与留存，在观察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国家间的动荡与纷争、利益角逐时，仍能感知其影响。

在西亚北非的很多阿拉伯国家，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上的隔绝，以及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仍在进行中，地方部落的权威往往胜于中央政府，影响力更为贴近普通大众，民众对部族的认同、忠诚和归属感可谓异常强烈。特别是那些民住在相对偏远地区的部落民众，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关心程度远远低于对部落内部事务的关注。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的认同和效忠，抑或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对本部落首领的效忠，远胜于对国家和军队的认同与忠诚。原因在于，他们把忠于部落看得高于一切！

像也门、利比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其部落势力极其强大。传统部落就是这些国家基本的社会形态。部落亦有自己的传统领地范围和武装力量，有的部落联盟能够动员多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规模的武装力量，这些部落往往保持着一定的相对于本国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在部落成员的身份认同排序中，国家认同是位居家族和部落认同之后的。他们对家族和部落的认同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对国家、政党的忠诚度很低。正因如此，部落与政治集团间的联盟大多是权宜之计，并不牢固，自然亦难持久。在这些部落中，集中统一的民族意识尚未觉醒和形成。正因为缺少形成国家意识的机制，对内难以形成基于国家认同的凝聚力，所以对外亦难以形成反抗外侵的有效力量。

在这些国家，部落是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倚重的对象。为维护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都十分注重同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在议会组成、政府阁员、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不得不把部落首领引入其中，如此现象亦导致政府权力受制于部落首领。这种部族势力强大、部落利益至上、国家意识淡薄的状态，无疑是也门、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乱局的重要成因。

毫无疑问，这种部落宗派主义不仅会损害国家的法律与制度，而且会阻碍一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是目前一些阿拉伯国家社会内部面临的颇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为外部的干涉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殖民者征服利比亚的过程中，格拉齐亚尼的政治官员利用该国部落间的传统对立，很快就使他们进行了一场被赛努西徒众谴责为“自相残杀”的内战。柏柏尔人、米沙沙人、里埃纳人以及有些乌拉德—布塞弗族人成为意大利的同盟者。他们与意大利殖民者共同对抗同属利比亚的津坦人。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状况孕育出了阿拉伯人与之相适应的部落文化属性与价值观念。部落文化和价值观念尽管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其狭隘短视、鲁莽冲动、反复无常、无拘无束、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部落利益至上、国家意识淡薄等特性，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如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政策有失公允，甚至出现明显失当，抑或面临外部干涉，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泛滥，部落文化中的上述特性易加剧社会不稳定。

在穆斯林看来，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这意味着，在阿拉伯世界，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界限常常会模糊不清，甚至互相冲突。这并非阿拉伯世界所独有。事实上，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治理中均面临着一个待解的难题，即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边界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国家身份通常还会与宗教、宗派和部落身份相冲突，并且往往会被后三者压制，从而造成结构性困境。这种结构性困境与地缘政治、区域权力角逐结合，往往会催生地区危机，甚至是地区动荡。当下的伊拉克和也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伊斯兰教对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客观、准确地认知和理解伊斯兰教显然有助于阿拉伯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有些人依旧停留在中世纪的意识和思维观念之中。他们忽视了《古兰经》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对经文的理解亦不够全面、客观和系统，甚至存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情况。以“圣战”一词为例，有学者就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使用的“圣战”概念很难被称为伊斯兰的，而是表达了一种战争神学传统，旨在为统治者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基地”组织及其在中东、非洲的各个分支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这一逻辑的。

即便是在伊斯兰教语境下，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对“圣战”（“杰哈德”，Jihad）一词亦存在误读情况。事实上，从始于七世纪的将任何教义妥协都视为错误的哈瓦利吉派群体，到21世纪的宗教狂热分子，都误读了“圣战”一词。根据早期的“圣训”，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将“圣战”分为两种：“大圣战”与“小圣战”。“大圣战”，亦即穆斯林个体为过上更圣洁的生活而进行自我的内心斗争，换言之，就是内省。而“小圣战”，亦即以真主的名义反对异教徒的行动。为了保护“温麦”，穆斯林必须首先清除他们灵魂深处的错误、骄傲和健忘。如此，“圣战”一词对不同的穆斯林就意味着不同的涵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圣战”概念已经成为有关“伊斯兰教真正是什么”这一辩论的“政治足球”。那些将伊斯兰教捍卫为真正的和平宗教的人士有一种解释，而那些对西方异教徒宣战的人，以及那些没有他们自己观点的穆斯林，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词，将之等同于暴力。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早期阶段，“圣战”一词的普遍含义就是其原初意涵——以真主的名义进行战争，开疆拓土，但绝非滥杀无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许多穆斯林人士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大圣战”亦即非暴力的内心斗争抑或自省，才是这个词最为基本的真正含义。

因此，在承认和肯定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社会稳定和谐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和作用这一前提下，亦需要指出的是，对伊斯兰教某些教义的片面理解和误读，甚至是曲解，不仅为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思想的温床，进而滋生了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阿拉伯世界动荡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且还会妨碍一些穆斯林民众理性、全面地认识其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现实世界。“伊斯兰国”的出现及其导致的动荡和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此外，在宗教信仰和教义的理解上，如果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没有发展的眼光，还可能使社会文化日渐趋向保守和僵化，让倾向于借助宗教来消解现实生活种种苦难的普通大众在思想上、行动上变得因循守旧，慢慢失去改变现实处境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这势必会降低通过发展来应对和解决阿拉伯世界动荡、增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可能性。

在阿拉伯世界，依附文化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根基。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人们依附于部落，依附于酋长。同一部落的人只服从于一个领袖即部落酋长的权威。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宗教对于阿拉伯信仰者而言，就是生活，就是一切。人们依附于宗教，依附于长老。阿拉伯信众对伊斯兰教长老发布的教令自然深信不疑，将之视为不容更易的安拉的意志的体现。信众原本应该具有的驱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辨、理性和审慎等特质在对长老无条件的盲从面前黯然失色，这显然无益于阿拉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以父权制为典型特征的传统阿拉伯社会里，人们尊重父权，依赖父兄。父亲在家庭中如同部落里的族长一样，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父亲的绝对权威的信仰，往往会助长对父亲权威的顺从。而对权威的顺从与顶礼膜拜毫无疑问为专制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大行其道提供了沃土。而专制主义统治力量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间的结盟，加深了社会危机与人民大众的不幸。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长期的殖民掠夺、压榨和剥削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贫穷和落后，从而导致其社会发展进程更为迟缓、艰难。而被纳入到西方殖民体系中的阿拉伯国家又不得不在屈从并服务于各宗主国殖民权益的前提下，制定和实施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政策。凡此种种造就了阿拉伯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普遍带有明显的殖民依附色彩。例如，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岛国科摩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该国的许多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均为殖民统治时期对法国的制度复制和移植。正因如此，一位科摩罗律师曾言：“科摩罗国家是从法国复制而来的，它是复制件。”又如，在北非国家摩洛哥，法国殖民者为了方便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在弱化阿拉伯语、扶持阿马齐格语等本土语言的同时，引入法语作为经贸与行政语言，并开办了大量使用法语教学的新式教育机构，推广在他们看来比摩洛哥原生的阿拉伯—柏柏尔文化更为“先进”的法国文化，以此对摩洛哥人实施文化植入和文化殖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暗中同化的效果。西方的文化殖民的确产生了效果。在摩洛哥等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少人仍以讲殖民国家语言比讲阿拉伯语流利而显耀、自豪。

依附文化中这种崇拜权威、盲目服从、专制主义、崇洋媚外、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等特质不仅影响到了阿拉伯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而且易为外来的干涉提供可乘之机。历史已经表明，外部力量对阿拉伯世界的干涉与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密不可分。例如，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沙特等国引入和支持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来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又如，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之际，一些利比亚人对北约的武装干涉表示认同，然而十余年后的利比亚依然深陷内部动荡与纷争之中。

在人类社会所有族群的文化中，均存在程度各异的“尊古”传统和特质。“尊古”文化，顾名思义，就是对过往历史上的辉煌时刻的记忆和回望，而且是念念不忘。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言之，包括制度、文化在内的万事万物，均因时因势而生，而且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进程中。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非常合时宜的制度和文化未必依然适宜于当下。因为世易时移，人类需要秉持扬弃之理念，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稳定、发展、繁荣和进步。

就以扬弃之理念待“古”而言，即对历史上造就辉煌成就的优秀制度和文化的选择性继承和发扬。这是因为，传统文化有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该民族内在的灵魂和血脉，是该民族的身份证明，是维系民族国家团结和统一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国家各个成员和睦相处、携手发展的共同的精神家园，是这个国家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显然，如果一个民族不尊重本民族的古人和传统，该民族不可能健康地存在，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正因如此，阿拉伯人十分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不过，阿拉伯文化中的这种“尊古”有过犹不及之感！许多现当代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亦承认这一点。对于阿拉伯文化中这种“尊古”的“度”，有阿拉伯学者亦给出了自己判断：“就受过去的影响而言，阿拉伯民族远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人们对过去顶礼膜拜，把过往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在人类社会不断趋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阿拉伯人这种过于“尊古”的传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观。正如有阿拉伯学者所言：“在阿拉伯伊斯兰思想领域，因袭前人、因循守旧的思想仍然在排斥理性思维，阻碍创新的仿效依然存在，古旧依然在同现代进行搏斗。”

如果我们自满于传统，认为传统是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是无上的骄傲和荣光，应该以祖辈的文化遗产为据来解决今日所有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最好的时代就是过去的时代，只有这个民族的先贤才能拯救这个民族的当下，塑造这个民族的未来，这显然有悖事实。这种故步自封实际上也有违与时俱进这一哲学的内在逻辑。

在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文化界的杰出学者哈桑·哈乃斐看来，阿拉伯人的这种过于“尊古”的态度有三大特点：伪善、无能、自恋。他进而深刻地指出：“传统并非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凭吊，并非用对前人功绩的自豪与骄傲来补偿我们在当下所受的失败之苦痛和沮丧，进而使我们逃避现实。对一个民族而言，传统的价值和意义绝非自满于过去的辉煌，并因此衍生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如果一味强调过往，过于尊古，过于看重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会弱化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开拓创新之精神。往往前进受阻就往后退，走回头路，走过往的老路。这其实就是对现实的逃避，是自尊和自卑双重性格的表现。客观而言，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不容回避的缺陷，都有其让人诟病的糟粕。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思想、等级尊卑观念、保守僵化、不善开拓，极端主义等消极成分与阿拉伯世界目前的状态不无关联，应予以摒弃。

2014年6月29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在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公然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并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向他表示服从和效忠。显然，巴格达迪企图将奥斯曼帝国覆亡后被废止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再度复活”。这是阿拉伯文化中过于尊古及其负面影响的例证。因为“伊斯兰国”在教义上，遵循的是萨拉菲主义的逊尼派；在信念上，是让文明重新回到公元七世纪时的教法环境下；在教俗关系上，不仅嘲弄现代，而且反对世俗，认为世俗化代表了社会和道德的沦丧；在路径上，认为“圣战”的运用是合法的、必须的，只有“圣战”才能挽救伊斯兰教。概而言之，“伊斯兰国”的宗教信条就是要建立一个排他的、复古的、一切按照它所理解的宗教信条进行统治的世界。从本质上讲，“伊斯兰国”就是要用“国家”这一外在的形式实施复古性的统治。

任何一种文化，如果无视其不合时宜的内容和缺陷，则易陷入故步自封而难以创新发展的困境之中。对待任何传统文化，惟有坚持“扬弃”之精神，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价值。正视并批评缺点，其目的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也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改变是为了立足时代，古为今用，古今结合，推陈出新。

就阿拉伯社会显现的某些需要改进之处，观念与思想的落伍是其重要方面。滞阻阿拉伯民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弊端不能不提。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主编苏莱曼·易卜拉欣·阿斯凯里之言可谓一语中的：“其实所谓改革，就是要改革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和宗教的理解偏差，并非要改革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本身。问题不是出在宗教信仰本身，而是出在现在人类对所信宗教的理解和态度上。”

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文化界的杰出学者哈桑·哈乃斐，对传统和更新亦即变革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民族和文化责任的起点是传统，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进行重新诠释则是更新。传统是路径，更新是目标，功能在于取得现实的发展，解决其中的问题，消除其中的障碍，解除任何阻碍发展的藩篱。”他在《当前的阿拉伯危机》一文中还指出，我们的体制变得不合时宜，处在了历史的边缘。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思想家阿多尼斯更是直言：“尽管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已超过15亿，但今天我们却见不到有哪一位现代伊斯兰哲学家能以他的思想和观点与西方哲学家媲美。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有成千上万的宗教学者。他们没有任何改革和创新，只知道盲目地、无知无觉地效仿古人。”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认为：“对中东所有的穆斯林而言，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位优先的课题，就是重新解释伊斯兰教古老纯朴的传统启示，以决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去扬弃十四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阿拉伯民族创造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光辉而灿烂的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文化在积极塑造和推动阿拉伯民族更好发展的同时，也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多样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阿拉伯文化不仅曾在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近代文艺复兴文化之间发挥着传承作用，而且从公元八世纪起，以阿拉伯文化为核心，在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的相关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经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形态。阿拉伯字母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佐证。“除拉丁字母外，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一套字母。使用这套字母的语言，有波斯语、阿富汗语、乌尔都语和一部分突厥语、柏柏尔语、和马来语。”除此之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持续性也是其他文化难以企及的。在这一文化中，知识、技术和艺术风格在广阔的地域里反复传播。

正如著名的美籍黎巴嫩裔阿拉伯问题学者希提所言，“在中世纪时代，任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比不上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话的各族人民。”希提所言非虚，如下三点可一定程度上凸显这种成就和贡献的辉煌一面：一是阿拉伯人推动了人类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阿拔斯帝国时期，阿拉伯商人曾通过连接中国、印度、非洲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市场，推动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产品与来自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的产品相互交换。二是文化的更广泛传播。纸张为文化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原动力。中国的造纸术亦在公元751年怛罗斯战役后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到公元900年，纸张开始出现在西班牙，其时西方社会依然依赖莎草纸和羊皮纸。在下一个世纪里，造纸术已经传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生产中心位于中亚的撒马尔罕和西班牙的巴伦西亚。三是在前伊斯兰时代与定居农业无太大联系的阿拉伯人颇为罕见地扮演了农业革命的催化剂。八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扩张到信德后，人类开始从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印度向肥沃新月地带、埃及、非洲和伊斯兰化的西班牙移栽农作物。稻米等粮食作物、甘蔗、柠檬、酸橙、香蕉、椰枣树、菠菜、茄子以及作为工业原材料的棉花均是由阿拉伯人从印度带到了伊拉克，然后散播到从北非到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区。阿拉伯人开启的这场农业革命，一方面对人们的衣着、食物以及大多数人组织其生产生活的方式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文化亦扩展到所及之境。不仅如此，社会经济的发展亦促进了阿拉伯艺术科学和文化在其权力所及地区的繁荣和传播。除诗歌和装饰艺术外，阿拉伯人亦对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化学发展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强调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辉煌以及其促进阿拉伯民族自身发展和繁荣、对人类文化多样化做出不可或缺贡献的同时，亦需承认，阿拉伯文化中亦存在可以剔除的一些糟粕。纵观阿拉伯民族抑或阿拉伯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在作为群体存在的阿拉伯族群内部，存在不团结甚至纷争现象。纳忠先生亦指明，在阿拉伯人中间，互相侵犯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就早期阿拉伯人的历史发展而言，在阿拉伯人中占多数的游牧人群体，即贝都因人中间，不时出现部落之间甚至部落内部的相互攫掠行为、纷争与火并之举。再如，倭马亚族和哈希姆族的世仇根深蒂固。早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百余年，两族即战祸相寻，势不两立。而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后，尤其是在哈里发奥斯曼遇刺后，在其继承人问题上，阿拉伯人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分歧，逐渐演变为不同部落派别间的争斗与分裂，并最终演化为伊斯兰教内部教派间的分化。当下，阿拉伯内部不同国家间战火不断，如沙特等国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甚至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冲突持续不断，如利比亚内战。

不团结只是阿拉伯文化中需要扬弃的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沙漠与游牧文化、部落文化、宗教文化、依附文化、尊古文化中亦存在需要扬弃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方面宜剔除的糟粕绝非驱动阿拉伯世界动荡的内在因素的全部，有些因素甚至仅仅是最终导致动荡的潜在条件且不会必然导致动荡情势，亦非表明外部因素无足轻重，更不意味着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和辉煌的否定或质疑，而是基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热爱和崇敬的基础上，力图更加客观、辩证、理性地分析阿拉伯世界长期动荡过程中文化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和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问题，更精准地确定导致其动荡频发的内外因素，进而更好地促进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

从阿拉伯世界动荡教训可知，21世纪阿拉伯世界要实现团结、稳定和繁荣，需要有一种更包容、开放且与时俱进的阿拉伯文化。一个团结、统一、稳定、发展、繁荣的阿拉伯世界不仅有利于阿拉伯各国人民，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阿双方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更好地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实践，同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