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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真、郭欣如：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嬗变

转自公众号：西亚非洲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AwNDcwOA==&mid=2652485340&idx=1&sn=d91108a64ed574de057a34ff4a6e8b65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
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嬗变




蒋真  郭欣如

内容提要  巴扎商人是伊朗历史上除王权、教权、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影响伊朗历史发展的第四大力量，该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也是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突出现象。巴扎商人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角色，构成该群体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从1891～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到1905～1911年立宪革命，巴扎商人均通过大规模罢工、抗议示威等方式深度参与其中，但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地位也经历了从领导中心走向政治边缘的位移。巴扎商人自身政治参与的局限性和逐利本质、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构成了巴扎商人群体政治边缘化的内在逻辑。而巴扎商人政治参与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则体现了传统经济阶层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深度与限度。
关 键 词  政治参与 伊朗  巴扎商人  烟草抗议  立宪革命
作者简介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欣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入侵，伊朗恺加王朝（1795~1921年）后期实施了一系列缓慢的政治、经济改革，伊朗历史舞台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参与度极高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既以纵横商界为标识，同时又广泛参与到近现代伊朗政治革命与社会运动之中，成为贯穿恺加王朝、巴列维王朝（1921~1979年）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这个群体便是伊朗的巴扎商人。
巴扎商人在伊朗近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治参与是伊朗独特经济传统、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其他历史文化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伊朗在由传统君主制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阶层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在近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极为重要的变量。所谓政治参与，就是普通民众个人或团体自愿从事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决策制定的各种行为，它包括进行投票、担任公职等正式活动和参加政治讨论、政治运动等非正式活动。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社会地位、收入、职业相近的人群是群体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基础之一，他将普通民众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看作是政治参与的核心要义，强调政治参与的目标必须指向政府。日本学者蒲岛郁夫在亨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主体地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政治大变革的背景下，伊朗巴扎商人依托其共同的经济利益诉求、以职业为群体性行动的纽带，通过递交请愿书、集体罢市、游行示威、参加议会选举等形式深刻影响了恺加王朝的政府决策，构成近现代伊朗普通民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典型代表。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巴扎商人在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参与问题有所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巴扎商人视为重要的经济群体，凸显其经济地位在伊朗历史上的起承转合；二是以巴扎作为空间载体，探讨巴扎商人在伊朗近现代的发展状况、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三是将巴扎—清真寺联盟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强调巴扎商人和乌莱玛在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联动作用。而国内学者侧重于将巴扎商人划分为中产阶级或是城市边缘群体的一部分进行整体性研究，缺乏对巴扎商人群体的专题性研究。此外，国内外这类研究多局限于社会政治运动本身，或者是社会政治联盟在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地位，忽视了巴扎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及特征。本文以巴扎商人作为独立研究对象，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伊朗历史上两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连续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即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又称“反烟草专卖运动”）和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中巴扎商人政治参与情况的描述，考察该群体在伊朗政治运动中所经历的社会角色转向和政治地位变迁，并分析这种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


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
社会基础


巴扎是巴扎商人传统的中心活动区，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特有的空间结构特征。早在波斯文明兴起之时，巴扎就存在于伊朗城市之中，扮演着伊朗国内商业枢纽及丝绸之路商贸交换集散地的角色。米底王国时期（公元前671年~前550年），巴扎尚处于萌芽阶段，出现了进行商品交易的相关建筑设施。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0年）时期金属铸币的大范围流通，巴扎在波斯的城市中正式诞生，并成为波斯帝国重要的贸易和经济场所。帕提亚王朝（公元前247年~224年）时期，巴扎主要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分布，形成了连接各主要城市的商业网络。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年），巴扎已经发展成为伊朗城市内部分工明确、种类齐全的特定商业区域，内部有着各种类别的手工业行会，巴扎商人的经济活动也被纳入到由政府任命的市场监管员（wāzārbed）的监督之下，而这也是巴扎商人与政府官员建立直接联系的开始。7世纪后，伊朗进入阿拉伯人和突厥—蒙古人统治时期。早期伊斯兰时代的巴扎仍然沿用萨珊王朝时期巴扎的设计形式，具有萨珊王朝拱形建筑的传统特点。此时的巴扎商人为了礼拜的方便，往往在巴扎内部建一些小的清真寺。每个巴扎都有自己的清真寺，阿兰格·科沙瓦兹扬指出，“巴扎内部的清真寺不仅为巴扎商人提供了团结意识和归属感，同时也是他们骄傲和繁荣的表现”。在经历了漫长的伊斯兰化进程后，伊朗巴扎和清真寺的毗邻分布已成为其社会空间布局的典型特征。至萨法维王朝时期（1501~1736年），巴扎的空间结构与建筑形式渐趋固定下来。巴扎的屋顶大多呈圆拱形，拱顶上留有3～4尺宽的几何形孔用于通风和透光。它们一般分布在一条长长的主干道上，中间穿插几条短的次干道以连接居民区，售卖同类型货物的店铺通常排列在一起。除清真寺外，巴扎内还有咖啡馆、茶馆、澡堂、餐厅、伊斯兰学校等公共场所，这些场所密切了巴扎商人与伊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扩张和恺加王朝统治者纳赛尔丁（Nasīr al-Dīn Shah，1848~1896年在位）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之下，伊朗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巴扎在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控制力减弱成为加速巴扎商人政治化的重要催化剂。而与欧洲国家的经济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扎商人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被纳入行会（Anāf）之中，行会在调节政府与商人关系、进一步规范成员与行会间行为的同时，为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力量的聚合奠定了基础。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扎成为伊朗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阵地，不仅是伊朗特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产物，也与巴扎物理空间布局及其在伊朗国家传统经济构成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密切相关。这也构成巴扎商人群体在伊朗近现代历史上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现代商场建立以前，巴扎一直都是伊朗传统社会商品交易的中心，在维系民生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巴扎商人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无论农村、城市，还是部落，都存在不同规模的巴扎，巴扎为大多数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因而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命脉所在。13世纪，伊儿汗国君主曾效仿元朝强制推行纸钞，但这一举措遭到巴扎商人的联合抵制。人们拿着纸钞无法从巴扎买到任何日用品和食物，导致伊朗社会出现“城市里无人居住，人们纷纷躲到树林里吃果子”的乱象，贸易和征收关税完全停止，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最后政府不得不恢复金属货币的使用。进入19世纪，巴扎商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1801年，伊朗的对外贸易总额约为250万英镑，其中近一半源于巴扎商人承担的过境货物。到19世纪末，伊朗巴扎商人与欧洲的外贸总额翻了12倍。正如萨德·齐巴卡拉姆（Sadeq Zibakalam）所言，巴扎商人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其能够扮演政治角色的重要原因。除买卖商品外，巴扎商人还提供信贷服务，这一机制的正常运转对伊朗民众尤其是农民来说也至关重要。由于小农生产的局限性，伊朗的农村人口长期缺乏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其生产和消费的各种需求，他们必须求助于能够且愿意给他们提供必要现金和信贷的巴扎商人。信贷机制的运行通常是依靠贷款者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用和亲密关系，因而“这种交易往往发生在长期的合作伙伴之间”。这样一来，巴扎商人与中下层民众因密切的经济联系发展出一种双向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随着双方交往的频繁得到不断强化，在必要的时候构成跨阶层联合行动的重要条件。
第二，伊朗巴扎的内外空间布局为民众提供了公共活动的场所，密切了伊朗各阶层的社会联系，为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网络。茶馆作为巴扎商人和消费群体休息的地方，成为伊朗群众进行社会交流和文化娱乐的聚集地。早在陆上丝绸之路兴起之际，茶叶就已传入伊朗。至16世纪，饮茶开始成为伊朗的社会风尚，茶馆则成为社会贤达饮茶交流的常聚之地。在巴扎进行交易的人们习惯在事情办完后去茶馆消遣，他们通常围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谈论自己平日里的见闻。谈论的话题不仅涉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涵盖宗教、法律和政治等诸多层面。通过茶馆的交流场所功能，巴扎商人加强了其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共识。在交易者本身就存在阶级、地位、种族和年龄多样性的情况下，这种共识通过讨论者各自的生活圈散播开来，联结成一个无形的非正式性网络。巴扎的茶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政治讨论的温床和信息传递的枢纽，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二世（1642~1666年在位）甚至将其称之为“政治阴谋”的中心，并要求毛拉必须参与到这些茶馆客人的讨论之中，向他们讲授历史、诗歌或者法律知识，试图以此来转移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
第三，巴扎与清真寺、伊斯兰宗教学校在空间上的毗邻性、依存性和共生性，密切了巴扎商人与神职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他们形成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在政治运动中实现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的联结。在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中，巴扎商人需要定期前往清真寺礼拜、捐赠财物以表达信仰的虔诚，并借助乌莱玛的司法权来解决纠纷以及签订商业合同。巴扎商人在宗教上的虔诚性也增强了其与神职人员的互信度。据统计，1883年，德黑兰每43个商人中就有30个哈吉（Hājj）。而乌莱玛则需要依赖巴扎商人以宗教捐款等形式提供的财政支持，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经济实力并博取民众对其好感和支持度。此外，大商人（Tojjār）还会通过与乌莱玛阶层联姻来加强彼此的权力、影响力和互信感。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巴扎商人往往将子女送到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教育。由伊斯兰神职人员控制和指导下的教育体系，塑造了巴扎家庭传统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取向。一旦巴扎的经济利益或者宗教信仰受到威胁，这种共同的亚意识形态便会转化为反抗的精神基础。由此可见，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虽不属于巴扎商人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一部分，但双方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共生性使二者被纳入同一社会框架之内，将伊朗社会的世俗阶层与宗教阶层紧密联系起来。
总的来说，巴扎是伊朗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交活动中心，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与巴扎商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从而使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具备跨地区和跨群体维度。尽管缺乏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力，但巴扎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自身独特的内外空间布局，为伊朗巴扎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圈。这使得巴扎有着自身独特的信息交流方式、宗教文化心态和经济行为，而这种特殊性也影响了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目的、方式和效果。


烟草抗议中巴扎商人的
引领性政治参与


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是巴扎商人群体登上伊朗政治舞台的高光时刻。在这场运动中，巴扎商人充分利用其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实现了由传统经济角色向政治参与角色的转变。正如尼基·凯蒂所言，巴扎商人在此次反抗运动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作为运动的发起者和引领运动走向成功的主力军，巴扎商人在该运动中的中心参与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巴扎商人率先与恺加王朝政府接触，成为烟草抗议运动的主要发起者。烟草抗议运动最初是由巴扎商人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等和平方式展开。从1890年纳赛尔丁提出要与英国商人塔尔伯特（Talbot）签订烟草协议之时，巴扎商人就在商务部长的召集下面见国王，表示出对协议的不满之情，但这第一次与国王的直接接触以无果而告终。而早在开展第一次抗议运动时设拉子的巴扎商人在就与德黑兰的巴扎商人同行们进行了通信，双方达成了不允许国王执行烟草特许权的共识。因而，当塔尔伯特开始全面收购伊朗的烟草经营后，巴扎的一些烟草商在业内领袖（Malek al-Tojjār）穆罕默德（Mohammad）的领导下再次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称如果国王愿意放弃烟草专卖协议，他们可以向政府缴纳比烟草协议中更高的税率。但恺加政府坚信英方所谓的“垄断烟草有利于烟农和商人”的说辞，和平协商走向失败，巴扎商人遂开始在德黑兰的巴扎发起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这是烟草抗议运动转向暴力行动的开始。
第二，巴扎商人为抗议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商人在巴扎内的店铺张贴字报，引导社会舆论以进一步渲染革命氛围。当时，大不里士的巴扎商人在字报中宣称国王为了自己的赴欧旅游筹集经费而出卖国家经济命脉，并扬言要杀死英国垄断方的雇员，并将房屋出租给这些被视为垄断者的人。巴扎商人的大肆宣传和偏激性言论在增加伊朗民众对政府愤怒感的同时，也一度引发恺加政府的恐慌。据当时的伊朗首相阿明·苏丹（Amīn us-Sultān）在给国王汇报时称：“由于大不里士正在传播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信息，该镇正处于革命的边缘，欧洲人将面临被暴徒袭击的危险，甚至我们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法定继承人）的生命和财产也会面临威胁。现在受到攻击的不只是烟草特许权，而是我们政府的权威。如果我们让步，革命精神将传遍整个国家。”而后来参与运动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哈桑·设拉齐所颁布的“法特瓦”（Fatwah），也是在巴扎商人的广泛散布下而渗透到伊朗社会的各个阶层，该宗教法令甚至得到恺加王室后宫的妇女、侍臣的积极响应，从而使烟草抗议迅速变成一场全民抵制烟草运动。另一方面，巴扎里的茶馆也保持了它作为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为鼓动伊朗民众参与抗议提供了平台。抗议群体在茶馆中就伊朗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此时的巴扎已逐渐成为人们酝酿运动进程的重要场所。因担心反政府信息和谣言的传播，纳赛尔丁曾以“说书人和毛拉鼓励了下层阶级的懒惰和其他恶习”为借口，试图关闭德黑兰巴扎的所有茶馆，但未成功。
第三，巴扎商人作为抵抗运动的核心参与群体，成功利用其传统经贸网络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行动连成一线。由于伊朗各城市的巴扎在传统上就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各地巴扎商人通过频繁的日常接触，在巴扎群体内部发展出了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共情力和不可割断的利益纽带。在共同的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作用下，这种共同的心理、意识形态和思想成为巴扎商人集体行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从1891年4月开始，伊朗政府和英国商人的强势逼迫使巴扎商人开始意识到联合各地同行、组成统一反抗战线的重要性。根据时任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的东方事务秘书（Oriental Secretary）爱德华·戈登（Thomas Edward Gordon）的记载，当时著名伊斯兰主义社会活动家贾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在被驱离伊朗之前给巴扎商人留下了一个秘密组织，负责通知1891年春天发起的抗议行动。在该秘密组织的帮助下，原来形式各异且以自发为主的巴扎商人抗争行动开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逐渐形成了反抗烟草专卖的统一阵线。一方面，巴扎商人集体罢工，关闭集市。在设拉子的巴扎关闭了主要烟草种植区后，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马什哈德、亚兹德、加兹温和克尔曼沙赫等主要城市的巴扎商人纷纷响应，相约举行了大罢工以对抗恺加政府。另一方面，巴扎商人还多次撰写请愿书向纳赛尔丁国王联名请愿，动员自上而下各个阶层的商人都在上面签了字，以表达捍卫烟草权的决心。此外，巴扎大商人还合资建立了一家银行来对抗由英国控制的大英帝国波斯银行，并承诺将不再出售、也不会再从该银行购买票据。通过一系列联合行动，巴扎商人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运动连成一线，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力量。
第四，巴扎商人巧妙利用外国势力的威慑作用，使之助力于烟草抗议运动的成功。19世纪末正值英、俄在伊朗争夺利权的高峰期。伊朗宣布给予英国烟草垄断权后，俄国以该行径违背了《土库曼恰伊条约》的第一条规定为由，要求撤销已经授予的特许权，并告知设拉子的俄国商人和受俄国保护者可以无视烟草专卖权的存在，不受任何阻碍地买卖烟草。同时，俄国代办还试图鼓动巴扎商人群体起来反抗，但并没有成功。英国虽对俄国的态度不满，但为避免其强硬阻挠，所以在行动时一直谨慎采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任何从事烟草贸易的俄国臣民发生冲突”的策略。巴扎商人群体敏锐地捕捉到了英、俄的相对立场以及俄国驻伊朗代办的友好态度，他们巧妙地借用了俄国势力对国王施压。正如英国驻大不里士的总代办帕顿（Paton）在给德黑兰临时代办肯尼迪（Kennedy）的通信中所言：“商人们要求废黜塔尔伯特的烟草专卖权……巴扎商人们的请愿书并没有直接露骨地表达其强硬态度，而是暗示国王，如果不接受请愿，他们将要求助俄国人的介入。据说大约有60名（宗教学校的）俄裔学生已经表明了他们寻求俄国援助的想法……国王已经开始感受到他不仅面临民众抗议运动的威胁，还可能遭遇俄国的积极干预，开始紧张地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动乱和俄国干涉阿塞拜疆的强有力措施。”显然，巴扎商人成功利用恺加政府对俄国干预的畏惧，有效遏制了纳赛尔丁国王进一步推行烟草专卖权的行动。尽管巴扎商人与俄国人在表面上并没有达成任何反抗行动的共识，但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巴扎商人暗中借用俄国势力来威胁国王所达到的效果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在巴扎商人的推动下，巴扎—清真寺联盟首次联结，实现了世俗力量和宗教势力的凝聚，由此领导烟草抗议运动走向成功。如前所述，巴扎与清真寺在空间上的毗邻性、依存性和共生性决定了巴扎商人与宗教人士在政治运动中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同一空间形成了阶层联盟和利益联盟。1891年3月，德黑兰巴扎商人前往阿卜杜拉·阿齐姆清真寺“避难”抗议是双方合作的伊始；4月，设拉子的乌莱玛阿里·阿克巴尔（Ali Akbar）发声谴责烟草专卖，称这种行为使伊斯兰教名誉扫地，以配合法尔斯省巴扎商人的闭市抗议行动；5月，阿克巴尔被驱逐，设拉子群众在巴扎商人的带领下引发大规模动乱；8月，大不里士的乌莱玛向国王递交请愿书，公开指出烟草是不洁之物，禁止穆斯林买卖，甚至还声称要发动武装反抗。在阿富汗尼和哈桑·设拉齐通信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乌莱玛公开加入抗议运动，并逐渐与巴扎商人一起成为领导和推动抗议斗争发展的主力军。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的联合抗议行动使得烟草公司的业务陷入停滞，国王开始给大穆智台希德（Mujtahid）米尔扎·哈桑·阿什提亚尼（Mīrzā Hasan Ashtīānī）写信，指责他不但不取消禁令赞颂政府（取消了国内的烟草专卖权），反而纵容人们在巴扎发表反政府言论，并要求阿什提亚尼离开德黑兰。国王此举使抗议者深刻认识到暴力行动的必要性，在巴扎商人和乌莱玛的带领下，伊朗民众纷纷拿着武器涌上街头往宫廷进军。面对首都的完全失控状态，纳赛尔丁只好请阿什提亚尼出面制止，并同意将全面取消烟草专卖权。英国方面也担心事态严重会导致纳赛尔丁政权的倾覆从而给俄国以可乘之机，遂同意伊朗以50万英镑的价格赎回烟草专卖权，历时两年的烟草抗议运动由此结束。
总之，无论是作为烟草抗议运动的发起者还是领导力量，巴扎商人都在引领运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作为烟草抗议运动的主力军，巴扎商人在反对国王和与外国进行权利争夺的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认同，同时也拉开了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帷幕。中东史学家梅尔·里特瓦克（Meir Litvak）曾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伊朗出现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归结为民族主义的兴起，认为民族主义是伊朗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力。实际上，伊朗民族意识的空前增长，与恺加王朝末期巴扎商人由经济运转的幕后走上政治运动的台前，并聚合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息息相关。在近代以前，巴扎商人虽有过对当局政策的抗议和不满，但大多是因为税收等经济利益问题。然而，在反对烟草专卖运动的过程中，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不再囿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范畴，开始加入了一定的反殖民主义的元素。大不里士的巴扎商人在给纳赛尔丁的信中就写道，不愿意因烟草权的丧失而使伊朗变成第二个埃及（即把伊朗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此外，这场运动的成功也使得巴扎商人群体的领导力和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巴扎商人在这场运动中形成的斗争方式和抗争经验也成为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展开的重要基点。



立宪革命与巴扎商人
政治地位的下移


在烟草抗议运动的奠基之下，巴扎商人在伊朗社会政治运动中的核心参与地位一直延续到了立宪革命前期。然而，随着革命的逐渐深入，巴扎商人逐渐丧失引领地位，由联合发起运动的主演转为参与运动的配角。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下移趋向。
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下移最突出的表现是其作为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丧失。第一，在立宪革命前期，巴扎商人联合乌莱玛阶层共同在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一，立宪革命是由巴扎商人的抗议行动在宗教阶层的配合下而发起。1905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恺加王朝政府宣布延长向商人贷款的还款期限，伊朗海关事务顾问比利时人约瑟夫·诺斯（Joseph North）也借机提高商人的关税。在内外压力下，巴扎商人率先于1月发起抗议运动，集体关闭巴扎。巴扎商人的这一行动随即得到宗教人士的响应，他们不仅为抗议者提供避难所，同时还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使运动规模在宗教势力的影响下不断扩大，最终迫使穆扎法尔丁国王（1896~1907年在位）做出了解聘比利时官员的口头承诺。
其二，巴扎商人和乌莱玛在立宪革命初期的舆论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烟草抗议运动结束后，伊朗社会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Firqah-ī Ijtimāyīn-i Amiyfn）、革命委员会（Komite Enghelāb）等政治组织。在由5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中2/3以上成员出身于巴扎商人或乌莱玛家庭，他们通过报纸、杂志和宗教布道传播宪政主义和民主思想。当时，纳杰夫神职人员阅读的国外发行的波斯语报纸也是由巴库商人全额赞助购买，报纸上的社论直接影响到这一受教育阶层。可以说，巴扎商人在立宪革命前期是唤醒伊朗社会政治意识的主要力量之一。此外，革命初期在接受过自由宪政主义思想影响的神职人员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Sayyid Muhammad Tabataba’i）的帮助下，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巴扎商人和乌莱玛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Markaz-ī Ghaibi），由一名富商领导，负责进一步宣传自由思想和西方文化。尽管这些先进思想的背后有着知识分子的指引，但正是经过乌莱玛和巴扎商人的宗教—社会网络的广泛传布，才使得立宪革命的舆论导向渐趋成熟。
其三，巴扎商人群体和乌莱玛阶层在立宪革命前期的斗争中起着引领作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905～1906年间，伊朗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抗议和请愿运动，这些运动多是在巴扎商人和神职人员的组织、引导下进行的。由富商牵头成立的秘密会社在初期甚至“掌握了大不里士革命运动的脉搏”。这一时期，清真寺成了巴扎商人与乌莱玛定期召开集会、讨论革命事宜的主要场所，巴扎行会则负责组织抗议人群前往避难所，并与巴扎商人一起承担避难者（bastis）的给养，保护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迫于伊朗国内革命势力的不断膨胀，穆扎法尔丁国王最终答应抗议者的要求，并于1906年8月5日发布将召开制宪国民议会的法令（Farmane Mashruteh）。总的来说，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在伊朗立宪革命初期起到了引领作用，巴扎商人的核心地位也较为突出。当时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承认，“如果没有巴扎商人，就不可能会有革命（中期）的胜利”。
第二，立宪革命进入中后期以后，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地位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一，革命的主导权逐渐转移至乌莱玛和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宪政主义者手中。在穆扎法尔丁国王答应召开国民议会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运动中，他们受到民主目标的驱动，开始为宪法而斗争，而巴扎商人更多的只是配合行动。由于巴扎商人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知识分子开始取代他们继续引导社会舆论，并联合乌莱玛阶层就国民议会相关问题与恺加王朝政府展开斡旋。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还通过大量发行刊物逐渐把控舆论方向，推动立宪革命朝着更加组织化、深入化的方向发展。据统计，在第一届国民议会召开后的10个月里，伊朗国内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从革命前夕的6篇跃升至100多篇。以《自由的圣战者》（Mujahed）、《伊斯拉菲尔的号召》（Sur-i Israfil）为代表的宣传激进宪政思想的刊物，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对伊朗国内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第一届国民议会召开后，因政治取向不同，各代表也逐渐形成了保皇党（Mostabed）、温和党（Mo'tadel）和自由党（Azadikhaw）三大政治集团。由于起初保皇党人数较少且在议会不受欢迎，对议会程序干预较少，因而议会事宜的主导权掌握在以乌莱玛为主、巴扎商人为辅的温和党和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自由党手中。即便温和党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正如爱德华·布朗所言：“对西方宪法的了解深度和制定宪法的决心，使知识分子成为整个议会中的‘盐’。”乌莱玛则利用其宗教的感召力影响革命发展方向。因此，尽管随着立宪革命后期世俗目标和宗教目标分歧的不断扩大，乌莱玛与知识分子渐渐由联合走向分裂，但仍不可否认二者在立宪革命后期制定、维护宪法和反国王复辟的斗争中掌控着革命的话语权，而巴扎商人的政治力量则相应被弱化。
其二，选举权受限与议会代表席位所占比例的不断缩减，是巴扎商人政治地位下移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宪政主义者通过制定选举法，将大多数巴扎商人排除在政权之外。1906年9月9日，国民议会公布第一个选举法，根据阶级和职业给予符合要求的男性公民选举权。选举法规定，有资格的选民分为六类：恺加王室成员、贵族、神职人员、地主、小农、巴扎商人和行会成员。其中，法律要求参选的巴扎商人必须拥有固定的运营商店并已成为正规行会的成员，同时还需具备一些政治专业知识以及说、写和阅读波斯语的能力，由此许多巴扎商人的政治代表权被剥夺，导致他们不得不在正式选举之前根据要求将现有群体按照职业进行重新划分。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商人因受到了政治文化或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被排除在政治选举权之外。另一方面，随着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巴扎商人代表失去议会席位。在第一届议会中，巴扎商人代表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7.4%，并在议会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乌莱玛组成了议会中的温和党，且在第一届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然而，在1907年4月宪法补充法制定的过程中，商人代表阿明·扎尔布（Amin al-Zarb）曾针对商人阶级提出一些让步性建议，但因知识分子所提草案占上风而遭到忽视。尽管在大不里士掀起大规模罢工后，补充法承认了商人的平等地位。但第二届国民议会召开时，商人在议会代表组成中“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甚至不到10%”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了在立宪革命后期，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权力在不断被削弱。
其三，巴扎商人群体作为抗议和暴力行动的主要构成力量，在立宪革命后期的主体性地位渐趋边缘化。一则，巴扎商人以罢工和抗议为主的传统斗争方式在立宪革命中后期效果不佳。在1907年关于批准宪法补充法的斗争中，大不里士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地方“恩楚明”（Anjumans）的领导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荡的罢工运动，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运动甚至还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然而，这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没有让议会和政府妥协。议会代表们在发给大不里士“恩楚明”的电报中称，“大不里士的骚乱只会推迟批准补充法的进程……议会不会因为一个省的‘突发奇想’而改变如此重要的进程。”穆罕默德·阿里国王也秘密寻求部落土匪的帮助，洗劫了大不里士郊区，并雇人暗杀几名大不里士“恩楚明”的激进成员。最终，议会代表们也只是在英帝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妥协。而1908～1911年间巴扎商人举行的多次罢工和示威运动也多在英、俄的军事干预下被强行镇压。由此可见，巴扎商人的大罢工对伊朗统治阶级的威胁效力已逐渐减弱。二则，巴赫蒂亚里部落（Bakhtiari）和圣战者（Mujahidin）逐渐取代巴扎商人，扮演着革命武装力量和暴力革命者的角色。1908年6月穆罕默德·阿里国王政变后，大不里士成为革命的中心。在这段重建立宪政府的小专制时期，以萨塔尔·汗（Sattar Khan）为领袖的圣战者组织招募了一支4 000多名战士组成的部队破解大不里士围城之战，同时还组织了一支预备役部队守卫大不里士居民的安全。圣战者抵抗军曾多次挫败保皇派军队的袭击，并得到了巴赫蒂亚里等部落的支持，成为小专制时期最早一批捍卫革命精神的中坚力量。此外，1909年1月伊斯法罕建立自治宪政政府后，巴赫蒂亚里部落联合起来组织军队抵抗专制政府，并于同年7月与圣战者一起赢得了重新夺回首都的斗争。由此可见，面对残暴的专制政府，手无寸铁的巴扎商人已被基本排除在暴力革命的队伍之外。
综上，从烟草抗议运动到立宪革命，巴扎商人通过其广泛的社会经济网络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强大联盟。巴扎商人无疑是伊朗立宪革命的最初推动力，他们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联合乌莱玛阶层在立宪革命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第一国民议会成立之后，乌莱玛阶层内部的分裂、宪政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崛起，使得巴扎商人在革命中后期逐渐被政治边缘化。


巴扎商人政治边缘化的
内在逻辑


从巴扎商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社会运动的政治参与进程来看，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不断下移的过程，这一社会群体逐渐从领导中心走向了政治边缘化。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是巴扎商人作为社会群体性力量直接参与的第一场社会政治运动，正如尼基·凯蒂所言，该运动也为巴扎商人参与1905～1911年的立宪革命提供了一种抗议和参政方式的预演。在烟草抗议运动中，巴扎商人作为主导力量达到了政治参与权的顶峰，并联合宗教阶层再一次成为1905年立宪革命的发起者。从时间上来看，从1906年9月开始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地位呈下移趋向，至1907年4月，该社会群体逐渐被政治边缘化。从事件上来看，大不里士罢工运动有效性的丧失与巴扎商人在国民议会中所占比例的缩减成为其政治参与力量弱化的标志性事件。
那么，同样是作为运动的率先发起者和最初领导者，为何烟草抗议运动中巴扎商人群体能够一以贯之，联合乌莱玛阶层领导运动走向成功，并始终保持着运动核心力量的角色；而反观立宪革命，巴扎商人群体则开始走下坡路，不仅失去了领导中心地位甚至走向了政治参与的边缘？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地位经历了如此大的转变？
（一）巴扎商人自身的局限性
巴扎商人群体自身的特点是其政治边缘化的决定性因素。第一，巴扎商人作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其参与政治运动的根本目标更多的是追求经济利益。烟草抗议运动的爆发本身就与巴扎商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勾连。当时，在英国商人烟草专卖特权之下，所有从事烟草种植、包装、销售、贸易和出口的巴扎商人都必须获得由英国方面颁布的许可证方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伊朗国内从事与烟草行业有关的巴扎商人高达20多万人，烟草的进出口量年均940万公斤，许多人的生计都依赖于烟草种植或贸易。如果特许权生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直接丧失烟草贸易的收入甚至破产。因而，对巴扎商人来说，烟草抗议运动更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战。而立宪革命在爆发初期也与巴扎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一方面，罢免比利时海关顾问对降低商人关税大有裨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扎商人对不公平市场竞争的抵制；另一方面，维护被打糖商权益是对巴扎商人群体社会尊严的捍卫，因为伊朗的巴扎商人几乎采取的是内部通婚的方式，这也决定了一旦其中部分商人受到了屈辱，便会引发整个商人群体的愤懑之情。因而，在立宪革命前期巴扎商人纷纷奋起而战。
而当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革命的主要目标转移至构建新的政治体制和制定宪法，巴扎商人试图在第一届国民议会中提出“支持私有资本和财产、组织商业协会和发行公共报纸、保护公民企业和权利免受政府及外国代理人的侵犯”等方面的经济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还出现“议会操纵选举、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闯入商人家里”的指控。这对以中下层阶级为主的巴扎商人来说，立宪政府似乎与国王专制政府并无本质区别，也与他们参与革命的初衷不符，因而在后来保皇派与立宪派的斗争中巴扎商人大多处于观望立场。当1908年6月面对国王即将发起对国民议会的袭击时，部分巴扎商人表示，“为了避免被牵连，我们应当保持暂时的中立。”由此可见，权利受损是伊朗巴扎商人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原动力，而经济诉求则是巴扎商人的主要关注对象，该群体作为一个经济群体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在政治参与中的积极性会受到切身利益因素的影响。
第二，巴扎商人本身内部的组织结构复杂，涵盖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群体，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因而无法形成强有力且具有连贯凝聚力的领导核心和精英团体，其内部组织的等级性和权威性较差。在烟草抗议运动中，因以维护烟草买卖权为主要斗争方向，烟草大商人尚可勉强作为整个巴扎商人群体的主力把控运动的前进方向。而立宪革命缺乏明确的逐利重心，该群体内部在运动中始终没有出现中心领导者和权威人士，因而在革命领导群体出现道路分歧后，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着力点逐渐模糊，力量也渐趋涣散。而且，巴扎商人大多以传统工业品为营生，缺乏强大的工商业与金融资本的支撑和运作，由此在长时段的政治运动中容易陷入后劲不足的瓶颈，这在大不里士罢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巴扎商人罢市长达一个多月，他们不仅照常支付工人工资，还需要为普通民众提供生活补给，以此勉强维持罢工运动。然而，当阿塞拜疆受到掠夺时，居民的生活补给开始变得难以为继，大不里士罢工运动也受到冲击，甚至出现贫困妇女杀死商人的现象。另则，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方式皆以罢工罢市、递交请愿书、宣传舆论、为革命者提供物资等较为温和的方式为主，既不拥有宗教阶层强大的号召力和威望，也不具备以部落为代表的武装势力的暴力革命手段，由此在政治运动的参与中容易被边缘化。此外，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势力的发展，巴扎商人内部开始分化重组，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也是其政治参与度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
第三，乌莱玛一直作为巴扎商人的盟友出现在伊朗社会政治运动之中，使得巴扎商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乌莱玛的依赖度较高，因而乌莱玛内部的分裂会对巴扎商人产生影响。巴扎商人群体多为社会中下层民众，其受教育程度总体而言远远低于宗教阶层，再加上宗教阶层本身在巴扎商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争端仲裁者和公证人的角色，因而在革命面临重大决策时，巴扎商人习惯于顺从乌莱玛的决议与判断。对比烟草抗议运动与立宪革命可以发现，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之所以能够凝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引领烟草抗议运动和立宪革命早期的胜利，与乌莱玛阶层内部的团结一致有很大关系。到了立宪革命中后期，乌莱玛阶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分歧，对巴扎商人群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保守派乌莱玛带走了部分商人，削弱了革命者联盟，而保守派与温和派的斗争则导致巴扎商人等社会群体陷入了集体沉默。而巴扎商人群体与乌莱玛阶层在利益诉求上根本不同，也使得在长时段、阶段性的政治运动中传统巴扎—清真寺联盟的稳固性大打折扣。与巴扎商人追求经济利益不同，乌莱玛阶层更多的是追求宗教利益。烟草抗议运动中，乌莱玛的加入本身含有反对西方文明渗透、捍卫宗教权威的色彩，而立宪革命爆发之初与巴扎商人和乌莱玛利益直接相关，也构成二者再次合作的客观因素。但随着立宪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愈加凸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温和派乌莱玛，都关注宗教权威，这与巴扎商人追求世俗经济权益并不一致。这种根本性差异导致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下降，由此影响了政治联盟的稳固和效力。
总体而言，巴扎商人作为一个经济群体的特性，决定了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经济关注远远超过政治关注，而该经济群体自身政治参与方式的局限也构成其逐渐被边缘的内在动因。此外，巴扎商人政治参与中过度关注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当时伊朗社会寻求政治大变革的时代洪流存在反差。
（二）知识分子的兴起
知识分子的兴起是巴扎商人被政治边缘化的重要推动力。自19世纪中叶伊朗纳赛尔丁朝首相阿米尔·卡比尔（Amīr Kabīr）创办伊朗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以来，一批批学生开始被送往欧洲国家接受西式教育，现代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在伊朗萌生。在1851～1891年的40年间，该教育机构共培养学生千余名，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被归类到宪政主义者的范畴。由此到立宪革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伊朗政治运动中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相较封闭传统的巴扎商人而言，早期伊朗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方自由思想的浸染，拥有理性和民主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责任担当意识。他们的加入不仅为运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向，导致革命方向经历了由最初的建立“正义之家”（Adālat-kāna）到成立国民议会（Majleis Shora）的转变。而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深入了解也使得立宪革命中后期在宪法框架的制定、议会结构的组织和宪政蓝图的勾勒等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成为第二届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还能够扮演专制政府与立宪主义者之间的调解者角色。
另外，伊朗海外知识分子也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塑造上发挥了突出作用。由于伊朗国内的报刊在政治评论方面受到限制，而国外出版的波斯语报纸不在政府的审查范围之内，拥有期刊或担任编辑的流亡海外的伊朗知识分子便成为连接国内外立宪主义者革命思想的桥梁。不仅如此，一些国内神职人员也授权海外知识分子宣扬他们自己的思想，以实现伊斯兰框架之内革命话语的合法化。由此可见，拥有海外同业团体的跨国联动也是知识分子相较巴扎商人而言的显著优势。因而，从政治运动的参与主体及构成来看，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不再是伊朗社会政治运动唯一的选择，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构成了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下移的重要原因。
（三）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巴扎商人政治参与效力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19世纪下半叶，俄国向中亚进军的野心与英国巩固其在南亚统治的战略在伊朗和阿富汗相遇，伊朗和阿富汗成为欧洲两大国博弈的缓冲地带。继1857年《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签订之后，英、俄进一步加快对伊朗的殖民掠夺步伐。至19世纪末，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加剧，英、俄在伊朗的权力博弈和利益争夺在烟草抗议运动时期几乎达到了顶峰，英、俄双方都将其在伊朗利权的获取视为加强和稳定自身在伊朗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英、俄的这种对立态势不仅为烟草抗议运动时期巴扎商人假借俄国势力对抗英国提供了契机，而且也为这场运动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据称，烟草抗议运动的背后也有俄国人的推波助澜，当时大不里士的抗议火焰就是在俄国默许的态度下熊熊燃烧起来，并继续朝着更加暴力的方向发展的。
然而，1907年《英俄协定》的签订改变了国际势力在伊朗境内的立场。在《英俄协定》之下，英国承诺将远离伊朗北部，俄国则承认伊朗南部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由此，英、俄两大敌对势力的握手言和、互不干涉，对伊朗社会政治运动来说可谓是致命打击。烟草抗议运动时，巴扎商人尚可借助俄国的反英立场狐假虎威，而到了立宪革命时期，英、俄政府已开始沆瀣一气。相比于建立拥有独立意识、有理想的立宪政府，它们更愿意去扶持一个任之摆布的傀儡政权，而这种利益共识促使英、俄双方与伊朗专制政府达成合作。在英、俄殖民列强的帮助下，巴扎商人与宪政主义者开展的多次大规模抗议和公开示威均被纪律严明的哥萨克旅所镇压，立宪革命最终也在外国力量的强势干预之下走向失败。由此可见，伊朗境内国际力量的变化不仅使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能力下降，同时也是伊朗国内政治运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影响因素。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殖民主义渗透和恺加王朝内部社会结构的发展使伊朗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矛盾，伊朗巴扎商人群体逐渐从经济支柱角色脱胎成为除王权、教权、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影响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力量。巴扎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核心，因其独特的物理空间特征和社会经济功能形成了自己的阶级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利益和政治参与模式。在传统经济功能上，巴扎商人响应了大多数伊朗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传统社会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网络。巴扎商人和民众之间持续不断的社会联系所培育出的集体归属感和团结意识，也是后来巴扎商人在伊朗历史中承担重要社会政治角色的关键。多个世纪以来，伊朗社会虽几经变革，但巴扎一直保留了它作为城市商业和生产活动中心的功能，仍然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经济中心地位的延续性，在传统性和现代性力量相互交错之下随着外国资本力量的扩张、国内专制政府的不保护政策而中断。在19世纪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巴扎商人的政治化也是伊朗本土社会力量与外国殖民势力之间矛盾激化下的产物，伊朗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和日益增长的斗争意识是巴扎商人开始和继续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根源。巴扎商人这一经济群体的社会角色转向，集中体现了近代伊朗传统社会阶层在面对社会变迁和外部势力渗透时的命运激荡，同时也构成了一个观察伊朗近代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绝佳透视点。
从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到1905～1911年的立宪革命，巴扎商人的政治斗争手段可以说是激烈与平和兼有，传统性与开创性同在。向国王递交请愿书、与政府和平谈判、宣扬舆情等，均为巴扎商人所惯用的斗争手段，而组织全行业罢工、关闭所有巴扎、号召游行示威等激烈的方式也为商人们所广泛采用。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的建立在奠基于巴扎—清真寺这一传统社会空间结构的同时，实现了对“伊朗之前历史上不存在任何由商人与其他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阵线”之传统社会格局的突破。然而，巴扎商人这种相对平和的非暴力手段和斗争方式，也使其在长时段的政治运动中和面对强大的外部势力时显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因而，在这两场连续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角色也在这种局限性之下出现了一些变化：巴扎商人群体由革命的联合发起者转变为配合革命的行动者；选举权和议会代表席位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走向政治权力结构的边缘；参与政治运动的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呈现出由中心走向边缘的趋向。而政治运动目标的变化、殖民列强的干预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也构成了巴扎商人群体参与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外在诱因。巴扎商人群体自身追求经济利益、受教育程度低、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英团体的内在特质，则为其走向政治边缘提供了历史必然。这也体现了传统经济阶层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深度与限度。
进入现代以来，巴扎商人群体仍利用其社会影响力深度参与了1951～1953年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尽管在这两场运动中该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有所回升，但随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其在社会运动中的相对边缘性政治地位也愈益凸显。石油国有化运动后，巴列维国王有意削减巴扎商人在伊朗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力，建立各种小商店和合作社以抢占巴扎的市场份额，并对其实施打压性商业政策。这导致巴扎商人群体在内部不断分化的同时也彻底走向政治边缘化，甚至与政治权力几乎分离。而这种边缘化地位也直接推动了巴扎商人群体广泛参与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之中，并在宗教阶层的领导下成功助推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但巴扎商人群体在伊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就已显现出的政治参与特征和局限性，也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该群体在现代伊朗国家政治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从属地位提供了历史依据。尽管巴扎商人曾在革命中为社会动员做出重大贡献，但该群体在伊朗第一届伊斯兰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巴扎商人被置于伊斯兰巴扎行会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s of Guilds and Bazaar）的监督之下，以确保该群体对政权的忠诚。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巴扎商人也曾针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掀起了数次抗议浪潮，但多以同业商人群体为抗议主体，政治影响力有限，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尽管巴扎商人群体在伊朗政治领域的参与度有所下降，但其在经济上仍与伊斯兰政府保持着一定的互动与合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金融机构和大型商场的出现使得传统巴扎商业形式影响式微，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新冠病毒的肆虐更是加剧了这一态势。总体来看，相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扎商人的高度政治化，在经历了数次社会变革之后，巴扎商人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又回归到了传统社会经济角色中去。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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