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对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的研究 | 刘慧

内容摘要  相较于伊朗学的其他领域，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的研究在中国是比较薄弱的。近20年来，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与中国有关的波斯文史籍研究、波斯文伊斯兰教典籍研究以及新疆发现的波斯文手抄本研究。语言教学和跨学科合作改善了研究条件，产生了大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进而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宗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

关键词     伊朗学研究；波斯文；历史文献；宗教文献

作者简介  刘慧：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波斯语系系主任。

项目来源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欧收藏有关中国新疆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国际汉学》，2022年增刊第S1期。全文如下：

中国和伊朗（史称“波斯”）是地处亚洲东西两端的文明古国。两千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为两国架起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在数千年里，通过陆海两条古丝绸之路，中伊两国间民众往来频繁，商贸交易络绎不绝，先进的工艺技术得以互相学习与借鉴。物质文化的深入接触萌生精神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两国在文学、艺术、语言、宗教等文化领域均拥有斐然独特的成就，这些文明成果以商贸为媒介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经历碰撞、磨合、交融，或呈现出对方本土熏染的特点，或融合为对方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丰富了中国和伊朗各自的文化宝库。在密切的交往中，对方的生存方式、文化特征和活动具象，以及相互交往的状况被记录下来，以文献典籍的形式经历世代传承，最终凝结成整个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们亦是后人借以研究、释读两国文化与历史的宝贵遗产。

中国与伊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同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铁骑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带领下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帝国，旭烈兀（1218—1265）率军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建立了伊儿汗国（1256—1335），与大汗忽必烈所建的中国元朝联系非常密切，中西交通大开，推动中伊交流达到巅峰。这一时期的伊朗史学家们撰写的波斯文历史文献成为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的重要域外文献，甚至“具有与汉文文献同等的史料价值”。

伊朗是一个具有深厚宗教传统、以宗教为社会基石的国家。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它在传播宗教方面非常活跃。曾在伊朗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等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境内至今留有它们的文化遗存。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但波斯人也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重要传播者，他们借助波斯文宗教典籍，尤其是苏非神秘主义著述，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文明体系的重要来源与哲学基石。

由于波斯文历史文献对研究蒙古史、元史和民族史的互证、互补、比勘作用，波斯文宗教文献对研究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的探源作用，两者均是中国伊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在波斯语语言能力基础上进行跨学科文献研究，填补中国伊朗学研究的部分空白，贡献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伊朗学的专业化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在中国亦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主编的《中国伊朗学论集》对1911年至2007年间的中国伊朗学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索引，从该索引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几个特点：第一，中国的伊朗研究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1949—2007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占90%以上；第二，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伊政治、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两国学者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交流愈加频繁，中国的伊朗学研究步入全面发展时期；第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伊朗文学、伊朗政治、中伊关系、伊朗历史和伊朗宗教这几个领域。

尽管20世纪中国关于伊朗历史与宗教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历史方面基本集中在国别史、宗教史、文化史的撰写与译介，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评述和少量的考古发现，宗教方面则以介绍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伊朗宗教文化及其对古代中国的影响为主。这两个领域中基于波斯文文献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文献研究建立在对文献语言牢固掌握的基础上，要求研究者精通波斯语，研究古代与中古文献的还必须能解读古代波斯语和中古波斯语。虽然1957年北京大学开设波斯语专业，开始了中国波斯语人才的系统培养，但是直至20世纪末，中国懂波斯语的学者还是以文学、历史译介和语言教学为主要研究方向。

第二，文献研究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之上，历史宗教文献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文献校勘学、语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而这些学科领域的学者懂波斯语的实属凤毛麟角。

从20世纪末起，以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波斯语学者开始研究伊朗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中涉及中国的文献，越来越多的波斯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国内或赴海外攻读语文学、宗教学、历史学研究生，拓宽研究领域。同时，伴随着波斯语教学在中国的逐渐繁荣，历史学、宗教学界的学者也获得到各高校学习波斯语的机会，促成了学者间的跨学科合作。这些变化都为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的解读与分析创造了条件。

近20年里，中国学者关注的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基本分三类：波斯文史籍中与中国有关的史料；明清时期流传于中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波斯文宗教典籍；新疆发现的波斯文手抄本。

1.与中国有关的波斯文史籍研究

中国学者对波斯文历史文献的研究集中在蒙古史、元史、中外关系史领域，以互补互证或校勘注释为主要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对波斯文蒙古史文献的了解始于19世纪末晚清外交官洪钧撰写的《元史译文证补》，书中引用了欧洲人所译关于蒙古史的波斯文文献，如拉施特（Rashid al-Din Fazl Allah，1247—1318）的《史集》（Jāmi‘al-Tawārīkh）、志费尼（Ata Malik Juvayni，1259— ？）的《世界征服者史》（Tārīkh-I Jahāngushāy）和瓦萨甫（Abdallah ibn Fa?lallah Sharaf al-Din Shīrāzī，1265—1328）的《瓦萨甫史》（Tārīkh-i Wa??āf）。直至今天这三本史籍依然是中国学者研究蒙古史、元史的重要域外文献。

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是中国最早专攻波斯语史料的当代学者之一。他利用波斯语文献研究波斯语在东亚的教育与使用情况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中国明代官办波斯语教材《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进行校勘研究，逐字将波斯语原文进行拉丁转写并注释。此外，他在对蒙古史尤其是察合台汗国（1222—1683）史的研究，以及海上交通史的研究中，引用《史集》波斯文合校本、《完者都史》（Tārīkh-i Uljaitu）波斯文刊本、《世界征服者史》波斯文校刊本和《瓦萨甫史》的波斯文原文进行论证和比勘。

2013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波斯语文献与蒙元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中外运用波斯文献研究蒙古史、元史的重要学者，他们围绕《五族谱》（Shu‘ab-I Panjgāna）研究、波斯文史籍研究、蒙古史研究、地理和地图研究、名物研究共5个议题发表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次研讨会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波斯文历史文献研究现状的集中展示。

毫无疑问，14世纪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依然是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波斯文史料。作为“研究中世纪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元史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以及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史集》在百余年里被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笺证与研究。但由于语言限制，多数治蒙古史、元史者参考利用的是它的英语、俄语译本。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余大钧、周建奇等人根据俄译本转译的四卷《史集》汉译本，供国内史学界参考。但由于主译者不能使用波斯文原作，汉译本中仍有不确之处。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是第一位从事伊朗历史文献研究的中国波斯语学者，鉴于《史集·中国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由西域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她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着手该部分文献的研究，2006年出版了《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首次将《史集·中国史》从波斯文直接译成汉文，并做出精湛的校勘与注释。近年来，以《史集》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学术项目有两项，即内蒙古大学朝克图教授的“元代波斯文蒙古史史料研究：拉施德《史集·部族志》诸抄本比较研究”（2008），该项目主要研究《史集·部族志》所记载的蒙古部族概念及相关问题；沈阳师范大学魏曙光博士的“波斯文《史集·成吉思汗纪》整理与研究”（2015），该项目通过波斯文与蒙古文资料的互勘，不同版本和译本的《史集》的互相校正，对《史集·成吉思汗纪》进行译注和研究。魏曙光博士还基于波斯语史料《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探讨蒙古帝国前期的诸多历史问题，并翻译了《史集·成吉思汗纪序言》和《大汗贵由致教皇英诺森四世书》的波斯语录文，结集出版了《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由于《史集·部族志》对研究中古时期北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正寅研究员在进行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根据苏联波斯文集校本对《史集·部族志》中的乞儿吉思、巴儿忽剔诸部、斡亦剌部分进行汉译，并通过勘比蒙、汉文资料，对文中涉及的名物制度和史实进行考订。

除《史集》外，拉施特完成的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也深受关注，主要有《五族谱》《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Tanksūqnāma-yi īl-khāndar Funūn-i‘Ulūm-I Khatāyī）、《迹象与生命》（Asār va Ahyā’）。《五族谱》记载了“突厥–蒙古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富浪人和中国人等5个民族君王的系谱”，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我国边疆民族志的重要史料。王一丹教授继《史集·中国史》之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波斯文《五族谱》的整理与研究”（2010），完成了对《五族谱》波斯文原文的录写、转写、汉译和注释整理。参与此项目的复旦大学青年学者邱轶皓博士撰写了名为《〈五族谱〉与伊利汗国史——〈五族谱·伊利汗世系〉译注与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3），基于《五族谱》的记载讨论伊儿汗国的结构和成吉思汗家族的世系，并收录了对《五族谱》手稿的释读和译注。《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主要介绍中国的传统医学和典章礼仪，目前留存下来的只有关于中医脉学的部分，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时光博士将其译成中文，并比照其汉文资料来源进行校注，完成了专著《〈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对中外交流史研究、中医史研究意义重大。《迹象与生命》是拉施特关于农业科学的传世之作，书中特别介绍了出产于中国的20种植物，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博士陈春晓正着手对《迹象与生命》进行译注与研究，在其论文《来自中国的消息——拉施都丁〈迹象与生命〉所记中国植物》（2013）中全面梳理了书中有关中国植物的记载。她还综合利用拉施特的著述和波斯语史料《世系汇编》（Majma‘al-Ansa?b）、《武功纪》（Zafarnameh），对伊儿汗国的汉人移民进行研究。

伊儿汗国另一位历史学家卡山尼（Abu alQasim Abdallah Qashani，?—1337）所著的《完者都史》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伊儿汗君王完者都时代的历史，是为数不多的研究完者都汗的史料。从事蒙古史、元史和中西海上交通史研究的复旦大学邱轶皓博士正在对《完者都史》进行完整译注与研究，目前已公开发表“七〇四年纪事”一章的汉译及注释。他擅用多语种（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其专著《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便是对读、分析汉文史料和以13—14世纪波斯文史料为主的非汉文史料的学术成果。该书引证了12部主要波斯语史书和5部地方史志，涵盖《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完者都史》《瓦萨甫史》《世系汇编》《纳昔里史话》（Tabaqāt-i Nāsirī）、《选史》(Tārīkh-i guzīda)、《史集续编》(Zayl-i Jāmī‘al-tavārīkh-i Rashīdī)、《班纳卡提史》(Tārīkh-i Babākatī)、《谢赫·兀外思史》(Tārīkh-i Shaykh Uvays)、《木因历史选》（Muntakhab al-tavārīkh Mu‘īnī）等研究蒙古史、元史主要利用的波斯文文献，足证其波斯语史料文献的使用功力。

除了上述史籍名作外，兼具文学审美价值和史料文献价值的波斯文史诗也于近年引起关注。北京大学波斯语系青年学者刘英军博士通过挖掘波斯文史诗里有关中西交通的内容，拓宽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材料视野。他以诗人伊朗尚·本·阿比·黑尔（īrānshān b. Abī al-Khayr，生卒年不详）完成于12世纪初的波斯史诗《库什王纪》（Kushnameh）为文献基础，复原了从伊朗到中国的几条主要的交通路线。

由上述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波斯语学者开始着手波斯语历史文献的校译，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掌握波斯语等多种语言能力，基于多语种一手史料进行学术研究，兼采各原始文献长处，充分发挥不同史料的优势，拓宽了研究维度和视野。

2.波斯文伊斯兰教典籍研究

相较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近20年来波斯文宗教文献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屈指可数，基本集中在明清时期流传于中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教典籍。

波斯文伊斯兰教经籍在中国的流传历史悠久，但是由于多数散落在民间，至今未有完整的梳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经过系统整理的流传于中国的波斯文经书和文献资料目录由18世纪的回族学者刘智完成，他的两部《采辑经书目》——《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和《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提供了66种18世纪中国常用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的简要目录。此后，中国一直未有新的目录出现。波斯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尤其是“波斯四书”——贾米（Nūr alDīn‘Abd al-Rahman Jāmī，1414—1492）的《勒瓦一合》（Lavāyeh）与《艾什尔吐·来麦尔台》（Ash‘at al-Lama‘āt），纳萨非（‘Azīzoddīn Nasafī, ?—1287）的《默格索徳》（Maqsad-i Aqsā），拉齐（Najm al-Din Razī，1177—1256）的《密迩萨德》（Mirsād al-‘ibād）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重要读本，并由明清时期的中国回族学者译成了汉语，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先生在其著述《苏非主义在中国》中，以汉译本、英译本为基础，首次对“波斯四书”的内容与思想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受制于波斯语文本的语言要求和苏非经典晦涩深奥的内容，以波斯文原典为基础进行的中国伊斯兰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相当匮乏。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国外学术界对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为代表的学者立足于比读波斯语原本和汉译本，来研究儒学语境下的伊斯兰哲学思想。受此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涉猎该领域。贾米的《勒瓦一合》因简练清晰的语言尤其受重视。宁夏社会科学院的丁克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元文琪研究员、北京大学沈一鸣博士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刘慧博士均以波斯文文献为基础，从语文学和宗教哲学的角度对贾米的《勒瓦一合》与《艾什尔吐·来麦尔台》与刘智、舍蕴善的汉译本《真境昭微》《昭元秘诀》进行比较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丁克家的论文《汉语语境中的文化表述与中伊哲学的交流——论〈勒瓦一合〉和〈真境昭微〉的中伊哲学思想的融通》，元文琪的论文《贾米和他的〈拉瓦一合〉》，沈一鸣的英文博士论文《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伊斯兰教文本研究：以贾米波斯语苏非散文的中文翻译为例》（2015），刘慧的专著《丝路文明对话：刘智对贾米思想的诠释》。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严重不足的。宗教学学者通波斯语的不多，而那些在中国流传的波斯文伊斯兰教典籍中的宗教术语和理论对波斯语学者来说又过于艰涩，不易理解与释读，这是很现实的研究掣肘。

3.新疆发现的波斯文手抄本研究

目前中国学者正在研究的发现于新疆的波斯文手抄本按其内容与性质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吐鲁番出土的波斯文文书残卷，以摩尼教文献居多，目前大量收藏在德国、日本和英国，包括摩尼文古波斯语文书、摩尼文中古波斯语文书、古波斯语文书、中古波斯语文书。外国学者对这些文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非常少。目前北京大学的博士后胡晓丹正在对2016年新出土的摩尼文中古波斯语文书残片进行释读，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摩尼教占卜书中的东方传统——吐鲁番中古波斯语写本M556再研究》、《吐鲁番吐峪沟新出摩尼文中古波斯语残片释读》。

另一类是20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在新疆收集购买并带回欧洲的波斯文手稿和文书，例如目前由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雅林特藏（The Jarring Collection）”手抄本。“雅林特藏”的这批新疆发现的历史文献时间跨度是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共600余函，语种包括察合台文、维吾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中国学者以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为首席专家组成项目团队对这些抄本进行整理研究。“雅林特藏”中有波斯文抄本98函，涵盖语言、文学、宗教典籍、宗教法律、民俗等领域。从这些抄本可以发现，16—20世纪初，中国的新疆地区流传着大量的波斯文文学、宗教作品和字典，如鲁米（Rumī，1207—1273）、哈菲兹（Hāfez，1320—1389）、内扎米（Nezamī，1141—1209）的诗歌，贾米等宗教学者撰写的苏非哲学名著，波斯语字典等。研究团队正在对这些抄本进行梳理，确认文献的来源及内容，并对其中的重要文献进行解读与研究。

应该说，新疆发现的波斯文抄本以宗教文献居多，是丝绸之路上中伊宗教交流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研究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也是囿于语言能力，解读者不多。北欧这批抄本是研究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原始资料，中国学者首次通过全面研究，力争实现自己的学术贡献和话语权。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注意到近20年来国内学界在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研究方面的显著变化。首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包括波斯语在内的丝绸之路研究所需的多语种人才在国内有了较好的培养和储备，波斯语语言学习的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次，历史研究者在继承史料对勘比较、对音法、译文与调查相参证等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多语种一手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拥有语言学、文献学等专业知识以开展实证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尤其是青年研究者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波斯语学者借助自身的语言优势参与波斯文历史宗教文献的整理与释译，并与历史、宗教学界的研究者合作，实现多领域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从而为中国伊朗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这些变化带来的好处尤其体现在史学研究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域外史料及重要论著由波斯文直接译成汉文，国内学者更易准确掌握一手资料，而不再“拾人牙慧”。

同时，也可以明显感觉到，相比历史文献的研究，波斯语宗教文献在国内的研究要滞后得多，归根结底还是兼具多语种语言能力和宗教学专业素养的人才匮乏，宗教学领域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及多领域学术合作亟待加强。此外，波斯文宗教典籍及新疆发现的波斯文抄本，或因内容艰涩，或因手写和多语种混合的缘故，解读和校勘工作难度大，有必要搭建与相关领域的伊朗学者合作研究的平台，充分挖掘和利用域外原始资料，完成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翻译，从而使这个中国伊朗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得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