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的二十年：迈向新的区域架构 | 国政学人

中东国家陆续独立后，在其既定的区域等级制度中形成了一种规范化、可识别的关系模式。这是由更广泛的冷战框架所维持的权力制衡的一部分，其中某些国家，如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海湾地区作为新兴的食利国（rentier states），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国的力量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苏联则为阿拉伯共和国，如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提供支持。

这种共识和权力平衡在冷战结束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后来的埃及和约旦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秩序；伊朗革命、两伊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东和平进程（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MEPP）的兴衰及极端主义伊斯兰运动的兴起都对地区秩序构成了多重挑战，最终导致了911事件的发生。但这些都没有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那样使中东地区全面走上新的道路。

与海湾战争不同的是，伊拉克战争并未获得联合国授权，该地区内外的绝大多数国家也从未认可过这场战争且从一开始就对战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对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和声誉产生了重要影响。长远来看，伊拉克战争对之后的事件发展中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如ISIS的急剧崛起，叙利亚内战（它反映并肯定了新的地区力量的平衡的重要性），正在进行的也门战争（它暴露出了一个新的地区竞争环境，沙特和伊朗的竞争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及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崛起（它们并没有取代美国，而是抓住了伊拉克战争提供的经济和安全机会，成为了地区国家的新盟友）。总之，伊拉克战争确实成为了一个使中东地区在区域秩序和国际关系方面发生转变的临界点。

本文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文献，采用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s）等概念来解释地区制度模式的连续性和变化。此处，“机制”（institution）指的是规范行为的规则和实践的持久集合，例如在区域秩序中；“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s）是指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的反复发生 （本文指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为行为创造了限制和机会，并使行为体走上新的道路，其中 “自我强化使得逆转难以发生”。通过审视国际、区域和制度领域，本文确定了与中东有关的变革的关键特征，认为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使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走上了新的道路，让中东地区不可能恢复先前的秩序。

1. 全球影响

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伊拉克战争同时标志着 “单极时刻 ”的结束，“美国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衰落”和 “民主扩张”的失败。它预示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性质发生了从高强度到低强度的明显变化，突出表现在美国从伊拉克和后来的阿富汗撤军，以及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问题发挥更多的作用上。

尽管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承诺和对海外的路径依赖仍不容忽视。然而在伊战后，美国使用传统硬实力资源的意愿已经下降，更倾向于轻度军事存在、空中力量或 "代理人"战争，而采用这些手段的后果在声誉和结果上都是不可预测的。在降低直接干预欲望的同时，美国的软实力资源显然也受到了削弱，包括其作为地区大国的信誉和地位。同时，伊战暴露了欧洲在中东政策方面的分歧，从而削弱了西方采取统一对策的可能性。后来的阿拉伯起义表明，欧盟和美国一样，终究不是 "民主化的朋友"；此外，在欧洲各国处理难民危机的新分歧中，民粹主义的反弹削弱了欧盟宝贵的规范性力量。中东国家逐渐意识到欧洲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其政治力量太过薄弱。

对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来说，他们基于支持主权和联合国优先的立场而站在“正确的一边”，更成为了在物质和战略两方面都能从伊战及其后续影响中获益的受益者。中国主要得到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济机会，该地区成为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到2020年，中国已成为该地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中东石油进口大国，同时也处于核能合作的前沿。伊拉克战争同样鼓励了中国 "放眼全球"，摆脱孤立主义，享受作为扩大的国际社会的成员的好处。

而俄罗斯则获得了经济、战略和政治方面的机会，这让普京总统得以重建自1960年代以来失去的地区立足点。俄罗斯对 "阿拉伯之春 "的回应，尤其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外交、政治和军事支持，都代表了俄罗斯在该地区力量和影响力的重大回归。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不仅基于自身外交政策取向的变化，也基于美国在伊拉克事件后干预的欲望下降。因此，对中俄两国而言，伊拉克战争有助于破除西方全能的神话，使中东成为经济和战略机会的竞争空间。

2. 地区关系

伊拉克战争除了对美西方在该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权威构成挑战，并缩短了单极时刻且打击了自由国际主义的自负外，对中东本身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地区国家，伊拉克地位下降并面临着分裂，且中东地区广泛的教派暴力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国（ISIS）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崛起。此外，伊拉克与伊朗在什叶派轴心上的结盟日益加深，随之带来了地区力量均衡的调整，这包括其他海湾沿岸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地位和竞争力的逐渐提高。

沙特和伊朗及其各自的盟友和代理人迅速成为 "塑造中东的斗争"中的主要地区对手，这种竞争随后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海湾地区和其他地区展开。以色列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也更加强硬，因为在中东和平进程失败后，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带来了新一轮的地区不稳定。最终，这种不稳定和 “伊朗威胁”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靠拢，进一步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共识。

伊朗在中东有一些支持他的盟友，特别是叙利亚；在世界范围内，他作为“南方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受到了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欢迎。但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限，且布什政府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一样列入"邪恶轴心"的决心对将两国关系牢牢引向敌对的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正是美国的这一政策及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稳定环境，促使伊朗在 2005 年解冻了其休眠的核开发计划。

伊朗核计划的发展和遏制该计划的多边努力（最终形成了奥巴马在2015年促成的核协议）都反映了伊朗的新能力，这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持续安全焦虑。在特朗普决定退出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后，伊朗的核野心及其有影响力的地区立场仍然存在——尽管美国的制裁和新冠疫情对该国造成了沉重打击，成为了地区权力平衡中的一个重要和持久的因素。

3. 区域机制 

在区域机制层面，伊拉克战争最终破坏了阿拉伯地区组织能够作为集体决策机构，在解决地区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伪装。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做出的，并或多或少受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但他们在执行或决议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这导致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动荡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引发区域制度的危机、不稳定及重塑。

正式区域主义的表象在战争结束后依然存在。在西方的推动下，阿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都批准了联合国第 1973 号决议，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支持也门和叙利亚的谈判；并开始孤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然而，这些举措对加强阿拉伯机构起到了反作用。它们是来自外部参与者和主要地区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的压力的影响，揭示了地区架构的变化和任何阿拉伯共识的削弱。事实上，随着地区秩序陷入危机，阿盟只是“将其职责外包给北约和联合国，邀请他们推翻阿拉伯政权或干涉他们的内政”，从而再次否定了其作为一个对”阿拉伯集体行动与安全”负责的机构而存在的理由。

土耳其则通过加入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寻求与俄罗斯和邻近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2004 年，伊朗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准成员，并于 2021 年获得正式成员资格——此举被称为“重大外交胜利”；与欧亚空间的其他联系也在迅速推进。很明显，更新的机制协定已经出现，以填补经济和安全差距并建立未来的合作途径，同时映射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变化。它们不仅揭示了该地区现有机制架构的局限性和新的地区大国的能力，而且还揭示了该地区如何超越其后殖民边界进入其毗邻的次区域。简言之，伊拉克战争使区域机制面临的挑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缺乏任何有意义的区域安全对话或共识，旧机制被降级而新的机构框架出现，这些导致制度安排和调整发生了巨变。

本文将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视为构建新区域架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分析了伊战的一些关键影响，阐释了这场战争的深远后果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于未能完全实现伊战所预期的主要目标，并且误判了伊拉克的意图和能力，伊战严重损害了西方的利益和信誉。

伊战还催生了新的不稳定和紧张局势，加剧了国内、区域和全球层面安全格局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变化由战争本身引发，然后反映在地缘政治、新的权力分配和区域机构形式的变化中。新兴的区域秩序或机构存在相当大的动荡，以至于很难恢复到先前的秩序；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足鼎立”的中东地区力量制衡格局，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间的联盟，以及在扩大的地区框架内区域机构与制度的分裂和重构态势。

“关键时刻”

critical juncture

食利国

rentier states

中东和平进程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MEPP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校对 | 陈熙芮 陈想

审核 | 施榕

排版 |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