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暴力、忠诚与背叛：叙利亚的“合法地位解决程序” | 国政学人

本文探究了国家对于恐惧与暴力这一社会控制手段的使用将会如何影响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大屠杀与监狱集中营的使用并不是迫使公民臣服于国家的唯一手段，“合法地位解决程序”这一行政手段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这三种方法都通过激发公民对于政权暴力的恐惧的方式，来达到控制人群、促使公民遵守政府法令的目的。“合法地位解决程序（Settlement of Status）”是叙利亚自2016年起开始实行的一套行政手段，目的在于将反叛团体（rebel community）重新整合到国家共同体中去。尽管这一套程序在表面看来是行政性质的，但它强制要求几乎所有在“和解社区（reconciled community）”中的个体——不论是反叛战斗者还是平民——都亲自向叙利亚安全系统介绍他们的个人情况。叙利亚安全系统则会通过侵入性的背景调查和质询来检查公民的忠诚性，如果这种忠诚性因各种真实的或任意随机的原因而被认定为“不足”，那么公民就有可能遭受逮捕、拘留和肉体消灭。这种“合法地位解决程序”乍一看是行政性质的，也因此区别于大屠杀、监狱集中营等措施。实际上，这一行政程序在公民之间引发了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它的潜在逻辑就是将忠诚的叙利亚人和背叛者挑选开来。正因如此，它和大屠杀、监狱集中营等叙利亚政府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采取的确保政府权威的暴力措施一样，处在同一个连续的暴力区间里。

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本文回顾了Salwa Ismail、Yassin al-Haj Saleh、Lisa Wedeen等人的重要文献，研究恐惧和暴力是如何在不同时间塑造了叙利亚政权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本文展现了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lssad）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Party.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Party）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上台掌权，以及1963年“紧急状态法（Syria Emergency Law/Legislative Decree No.51）”的制订如何作为一种政府措施的原始模型、优先选择恐惧和暴力这一方式来形塑公民-国家关系（译者注：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叙利亚紧急状态法在反对派的和平示威下，于2011年4月21日废除）。第二，本文回顾了Wendy Pearlman、Smer Abboud的文献，指出叙利亚公民的恐惧心理在经过了2011年骚乱后将会怎样发生变化，以及在活跃的武装冲突后紧随而来的“和解协议（Reconciliation Agreement）”和“合法地位解决程序（Settlement of Status）”中，叙利亚的公民身份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在第二部分中，本文解释了这一“合法地位解决程序”可以被视为与大屠杀、监狱集中营一样，都是政府暴力的一部分；同时指出，它并非有效的政府暴力措施，因为这一旨在以书面形式将叛徒和忠诚者区分开来的措施，其区分过程本身就使得辨别忠诚变得不可能。第三，本文指出，这一“合法地位程序”可能会在叙利亚境内引发更广泛的异议，最后导致叙利亚政权的垮台。

暴力总是能够通过削弱人们的安全感来制造恐惧，然而同时，暴力和恐惧也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正常、可以预见的一部分。自从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Party.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Party）在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领导下上台执政以来，直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叙利亚爆发反对其子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暴动，恐惧就弥漫在叙利亚的国家-公民关系之间。然而，阿萨德政权宣扬恐惧具有一大特殊意图，那就是教育其国民待在忠诚和可以接受的话语界限之内。自从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制定叙利亚紧急状态法以来，叙利亚便处于一个“合法的内战（legal civil war）”状态，这一状态下，对那些不能被整合进政治体系的公民实行肉体消灭是被允许的。因此，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开始，叙利亚的公民身份从未与暴力、恐惧片刻分离过，而是被后者的存在所建构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早期执政以来，阿萨德政府就在不断地与各种政权挑战做斗争，这些斗争在1976-1982年的“事件（the events/al-ahdath）”中达到高潮。这些事件塑造了叙利亚政权通过使用暴力来稳固其政权的习惯。在这些年间，叙利亚政府日益感受到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s）”的威胁，穆斯林兄弟会是当时遍布叙利亚全国的穆斯林反对力量的总称。当时这些团体带来的各种攻击和挑战引发了阿萨德政权的恐惧，那就是它正在面对一股不择手段推翻自己的反对力量。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异议者和可能的挑战所打倒，阿萨德政权大幅增加了监视与镇压行动，并在反对力量超过政治和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时选择物理暴力的方式。不需要出示指控和明确的正当理由，公民就可以在任何时刻受到逮捕和拘留。

在“事件”中，作为一种惩罚性权宜之计的秘密特务机关和敢死小分队，导致了数以万计受到怀疑的叙利亚公民、活动家、政治意见不同者受到围捕和监禁。在叙利亚的许多监狱中，包括泰德穆尔军事监狱（Tadmur Military Prison）这一坐落于巴尔米拉（Palmyra，泰德穆尔的旧称）的最臭名昭著的监狱，关押着许多受到政治不忠诚指控的公民。在羞辱、折磨和落魄之中，他们成为了“分别的人（homo sacer）”——在法律之外不受保护的裸露生命。这种监视和怀疑不断高涨的环境在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Hama Massacre）中达到了高潮。在几周之中，公民受到系统和刻意的关押、挨饿、轰炸、杀害。如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的弟弟立法特·阿萨德（Rifaat al-Assad）所解释的那样，此举是为了清除国家共同体（body politic）的弊病因素。约20000-40000人在大屠杀中死亡，甚至不考虑政治忠诚度这一因素。

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前，大屠杀和监狱集中营的存在与威胁都是叙利亚政权用于划分敌友的主要方式。从2016年年中开始，调解协定（reconciliation agreements）和合法地位解决程序（settlement of status）都是叙利亚政权用来在反叛地区的领土和公民上施加权威的方式。例如，老霍姆斯（Old Homs，译者注：坐落于叙利亚西部的第三大城市，在阿拉伯之春中是政府军与反叛军的交战重镇，被誉为“革命之都”）的调解协定规定其公民需要“解决其事务（settle affairs）”；在达拉亚（Daraya，译者注：坐落于大马士革西南的西古塔地区，紧邻叙利亚政府军的迈宰军用机场，这里因在阿拉伯之春早期举行将玫瑰花绑在矿泉水瓶上的“水与玫瑰”和平示威而扬名世界），公民需要“固定他们的合法状态（fix legal position）”；在南部叙利亚，人们需要“合法化政治异见状态（legalization of the dissidents’ status）”。

在实际操作中，“解决中心”通常坐落于大镇与大城市，配备了叙利亚四大安全机关的人员。在合法地位解决程序中，公民对于政权的可感知忠诚度，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人身安全，都是待价而沽的。当公民在解决中心出席时，他们通常要在一份文件上填表、签名、画押。而这将会启动一个针对公民的反叛倾向、国际网络的背景调查，通常要花费两周的时间。许多叙利亚人报告说这一表格的绝大部分在他们踏入解决中心之前就已经填好了。而这显然涉及到一个朋友和亲戚出于人身安全恐惧而告发检举个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包括签名披露这些个体在抗议中的参与情况，他们的家庭成员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诸如护照号码、电子社交媒体账户等个人信息。

尽管合法的位解决程序和使用原始暴力的大屠杀和监狱集中营有着本质不同，这个程序也是建立在强制控制这一相同逻辑之上的。然而，这一程序并不如大屠杀和监狱集中营这两个措施同样有效。这是因为（1）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人们对于国家政权的恐惧形式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更加批评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对于悲惨的经济和生活状况、糟糕的安全状况、暗杀数量的增加、以及被拘留和消失的人们公开表达不满；（2）解决程序本身存在着内生性问题。绝大多数的叙利亚公民和前战斗者都居住在反叛军把持的区域，他们表面上需要在安全机关那里解决他们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样一个解决程序永远都是未完待续的，叙利亚政权可以在任何地方逮捕任何人，尽管这个人已经走完了整个程序。在走完“合法地位解决程序”之后，政权能够以此为借口、制造一个合法的陷阱来拘捕人们。比如，根据叙利亚公民的报道，政权可以请来在战争中牺牲的政府军战士的遗孀和儿子，要求他们签署一份针对前反叛势力的司法申诉，在这一准合法（quasi-legal）的托辞之下，政权可以逮捕和拘留前反叛军战士，尽管这些战士已经解决了他们的合法地位、并被认为是忠诚的了。

与此同时，尽管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安全机关下解决他的合法地位，但是这种解决程序对于其他安全机关来说是不够的。比如，一个前官员指出他的朋友在陆军安全处解决了他的安全状况，但是却在一个检查点被空军安全处叫停了下来。尽管他的朋友出示了合法地位解决文件，但他们依然逮捕了他，借口是他在陆军安全处登记了但是还未在空军安全处登记。不过，通过贿赂来辅助解决程序依然是可能的，公民可以给每一个安全机关花费大约500美元来保证安全覆盖，这是一个很少叙利亚人才能承受的价格。目前叙利亚国内存在的经济危机只会加大这种贿赂的趋势，从而激励安全机关从有能力支付贿款的人那里敲诈更多。

在叙利亚当前的环境下，政权通过微妙的信息和模糊性的构造来散播恐惧。除了状态的解决，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很有可能变成有人身安全风险的问题。诸如像“我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上”，“我需要做什么来解决我的状况”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几乎关系到一个叙利亚人的生与死。支撑这种政治暴力的基本原理是将国家共同体划分成极化的我们和他们。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在叙利亚播撒下异见的种子，并且有可能最终导向政权的垮台。

尽管本文关注的是叙利亚的国家-公民关系，但是以上分析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有关专断、暴力的行政手段的问题，这些手段时常在威权国家中制造忠诚和归属感。政治忠诚、怀疑、背叛对于理解政权的构建和崩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指出叙利亚的“合法状态解决程序”旨在使叙利亚人变得忠诚，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削弱了政权的确定性，从而创造了想要成为叛徒的人。

校对 | 刘睿洁 聂涵琳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杨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