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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论争、演进逻辑与现实 | 赵跃晨、吴磊

转自公众号：西亚非洲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AwNDcwOA==&mid=2652485480&idx=1&sn=87457f1357f98a15ac8c42889dc577ea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
论争、演进逻辑与现实



赵跃晨  吴磊

内容提要  近百年的中东战争史是用石油串联起来的历史，这是大部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共识。这种把中东地区所有战争的驱动都指向石油的话语深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导致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抑制作用的探究被忽视。实际上，石油因素既能催化战争，亦能抑制战争。获取石油资源、石油权力的诱惑以及石油收入的支撑，增加了国家通过武力解决利益争端的意愿，而对占领成本、报复风险、外力介入的担忧和对合作收益的期许则是冲突双方放弃对抗与停止战争的重要考量因素,战争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国家对石油收益与战争成本的综合权衡。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两种作用，体现在利比亚与乍得战争、两伊战争等催化案例，以及巴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埃及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海湾战争的抑制案例之中。鉴此，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围绕中东石油资源控制权爆发冲突的频率是不确定的，但国家为获取该地石油资源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不大。未来，发动石油战争成本的边际化、石油产业相互依赖的常态化和域外大国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将有效避免利益相关方因中东石油资源而陷入“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
关 键 词  中东战争  石油  累积性资源  “石油战争神话”
作者简介  赵跃晨，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后；吴磊，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石油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不言自明。随着第二次能源革命的扩散，石油成为影响国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关键变量，进而影响全球合作和冲突的格局。由于石油资源具有转换为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其他国家核心资源的累积性，人们常常将围绕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视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动因。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石油被视为关键战略资源始，中东地区为争夺和控制石油资源的对抗乃至战争从未停止过。在国际层面，石油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以石油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方式体现。《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协约国就拟定了对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之后，为了确保在全球经济与政治角逐中的主导地位，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的武力干预和排挤斗争持续至今。在地区层面，中东地区的冲突无论是由历史积怨、地缘纠葛、教派冲突、族群纷争还是其他原因引发，只要有石油因素的介入，这些冲突往往都会被催化和放大。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十月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等事件中，石油因素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似乎过去一百年的中东历史是为攫取和控制中东石油资源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基于上述历史判断，在关于石油在中东战争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中，大多学者通过历史梳理和模型推演建构起中东战争诱因谱系中的石油催化话语，其基本假设是石油资源的经济利润和战略价值值得国家为之一战。基于此，石油催化战争话语成为分析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动因逻辑。事实上，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战争并非获取石油资源的唯一手段，且石油战争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和国际干预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承受。相反，持石油抑制战争话语者认为，鉴于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呈现相互依赖的态势，经过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的国家对通过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选项相对谨慎和克制，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石油贸易的多元和石油替代品的出现，国家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保障能源安全；二是国家通过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代价高昂，且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石油抑制战争话语的研究遭到忽视。在新旧能源交替和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变化之时，有必要对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剖析。
事实上，要准确评估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石油和中东战争的关系是什么?石油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国家间战争，又在多大程度上缓和国家间矛盾？催化战争与抑制战争背后的话语逻辑和作用机制是什么？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相关利益方尽早采取措施，及时止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因此，本文在梳理石油催化中东战争和石油抑制中东战争两种话语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以1912年至2010年中东地区石油争端和战争为数据样本，捕捉相关联的催化因素和制约因素，将中介因素的成本权衡与战争爆发和战争终止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案例分析，系统揭示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对中东战争现象内在动力机制把握的基础上，阐释石油因素并非诱发中东战争的直接动因，并强调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并不是颠覆和驳倒石油战争的现有理论，而是对现有主流理论所忽视的石油抑制作用进行补充研究，以深化我们对石油与战争之间逻辑关系的理解。其二，本文通过案例分析阐释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动态作用，其中案例的选择主要限定于中东地区与控制石油资源相关的冲突与战争，二者的区分在于双方冲突的伤亡人数是否超过1 000人。其三，本文的研究将涉及石油争端的国内冲突和国内战争排除在外，原因是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并且为不同的力量所驱动。



催化或抑制：石油与中东
战争的话语论争


回顾中东战争诱因的研究谱系，关于石油因素的探析是晚近之事。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世界大国和全球资本聚焦中东石油资源，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研究方才崭露头角。学界和政界对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的讨论十分活跃，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证话语：一种是石油催化战争的现实主义论证话语，另一种是石油抑制战争的自由主义论证话语。以下梳理包含两种话语的既有文献，以探寻两种话语生成的逻辑。
（一）催化话语：国家—供应安全观—石油战争
目前而言，关于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支持石油催化战争者占据大多数。从主体来看，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关注的主体为国家行为体。鉴于石油资源具有高度累积性，持催化话语者从权力的视角考察国际关系中的石油因素，论证石油资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形成攫取和控制石油资源是中东战争主要诱因的核心主张。在优先考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与生存的现实主义理论者看来，石油资源是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控制和获取石油直接关乎国家安全。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tlthau）基于“军事技术—自给自足—权力政治”的增长逻辑指出，“作为原材料的石油在军事技术的效能中发挥核心作用，决定了其对国家权力的绝对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控制石油这一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资源是影响国家战争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所言，“动用武力控制大多数原材料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但石油资源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是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战争目标之一。英国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的忠实信奉者，最早为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开辟新战场。随后，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谋求地区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一些国家纷纷加入争夺中东石油控制权的行列之中。
从观念来看，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的观念为供应安全观。供应安全、运输安全以及价格安全是石油影响国家能源安全的三大要素。其中，供应安全当属首位。中东是世界上石油资源分布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地区。欧佩克（OPCE）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为8 696亿桶，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56%。然而，石油消费主要集中在亚太、北美和欧洲地区，2021年上述3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6.2%。全球石油资源的分布、生产、消费在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了石油供应与需求的对立。尤其在“耗竭资源经济学”语境下，全球石油供需正以不可逆转之势接近临界状态的假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思维定式。受此影响，大多数国家将石油供需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无论是石油消费国还是石油生产国，甚至石油过境国在讨论石油供需问题时，均将其政治化和安全化。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石油消费末梢的民众对石油供应安全更为敏感。石油供需失衡所带来的原油价格震荡会转移到国内消费体系中，民众的恐慌与担忧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面对内外压力，依赖中东石油供应的国家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将外交施压、经济谈判等政治影响的手段扩张至对供应来源的直接军事控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缓解石油供应困境。
从行为来看，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的行为表现为石油战争。从国际层面看，域外大国围绕中东石油资源展开争夺的根源在于油权对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地位的支撑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各国因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激战正酣、相持不下之时，英国早已将宝贵的人力和物资投入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和海湾地区。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石油运输通道和获得海湾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圣雷莫石油协议》点燃了英、美之间对中东石油控制权的逐鹿。从美国挤进“红线协议”到建立中东石油秩序，中东地区一直回荡着英、美对中东石油垄断优势的争夺。其中，英、美两国围绕铺设阿拉伯输油管道问题钩心斗角，导致叙利亚于1949年连续3次爆发政变。1953年伊朗摩萨台政权的倒台同样是英、美争夺中东石油秩序的延续。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对英国的经济制裁和美国的政治干预，伊朗石油国有化行动最终以摩萨台政权的倒台和伊朗石油开采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而告终。进入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的石油争夺滑向了苏联对美国所主导的中东石油秩序的挑战。在亨利·马德兰（Henri Madelin）看来，苏伊士运河危机看似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因石油通道受阻而围攻埃及，实则是美、苏两大阵营围绕中东石油秩序的博弈。从地区层面来看，地区国家围绕石油资源动用武力的原因在于石油能够满足国家对战略资源和空间的追求。中东国家除了通过军事手段占领石油资源以扩张其领土和满足增加财富的欲望之外，还将石油战争视为一种改变地区地位现状的可行路径。石油战争的胜利可以改变国际社会对国家传统地位的认知，并赋予胜利者新的政治权力。无论是贫油国还是富油国，心存地区野心的国家极易受石油大国地位的诱惑而陷入战争的窠臼。伊拉克之所以将伊朗的胡齐斯坦省作为攻占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成功吞并石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省，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将大大扩充，成为海湾地区真正的石油霸主，这将提升伊拉克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二）抑制话语：系统—共同安全观—冲突管控
不同于催化话语逻辑演进，赞同抑制话语者对石油市场的运行和管控机制抱有乐观态度，并认为全球相互依存的石油贸易关系使得石油战争既昂贵又徒劳。从主体来看，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者关注的主体为系统。他们跳脱了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的研究范式，而将研究主体指向与石油贸易相关的多种行为体。随着西方大国启动中东石油资源开发，民族国家、石油组织、石油公司、金融机构等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相继成为中东石油市场的参与主体，且形成一套完整的石油产业链。由于石油开发涉及各个层面的利害关系，这些行为体更愿秉持谋合作与负责任的立场。随之，各方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利益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作为石油贸易系统中的核心行为体，国家具有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理性计算能力。因此，国家能在各方围绕石油资源、市场、通道展开角逐与竞争之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适当调整，形成与全球石油市场运行机制相吻合的石油最优配置。尤其是在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者的商业和平论者看来，国家之间的石油贸易可以降低战争和冲突爆发频率。
从观念来看，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的观念为共同安全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石油供应问题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军事力量，而更多地体现在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上。在此背景下，中东石油的关键问题已不再是“资源枯竭”和“军事安全”，而是石油价格的震荡对全球经济的波及。石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决定了中东石油出口国与全球石油进口国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并形成制度共识。一方面，进口国的石油消费模式事关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价值和石油收入。另一方面，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产量和价格升降关系石油进口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1939年以前，国际石油公司在开发中东石油中就“反竞争原则”达成共识，这对行为者的产量预期和贸易行为产生约束性影响。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IEA）相继建立，为国家参与国际石油合作提供了平台，尤其二者的对话与合作推动了全球石油安全共享格局的形成。从制度成本和累积成本的视角来看，任何依赖石油的国家都应避免中东产油国陷入持续动荡，因为战争所带来的风险远超和平贸易所带来的红利。
从行为来看，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的行为表现为冲突管控。正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所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必须在“贸易国家”和“领土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关心如何通过贸易实现资本积累，后者则痴迷于通过军事扩张获取财富。在商业和平论者看来，将交织复杂的石油产业网络和石油贸易联系简化为单一的强权政治和军事竞争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为，制度成本迫使大多数国家放弃对中东石油的渴求，而累积成本激励国家寻求石油合作。其一，制度成本约束国家动用武力控制中东石油。国际石油机制对国家利己行为具有禁制作用，它限定了国家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行动。如果国家考虑国际石油机制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影响，那么在国家基于自己短视的石油利益而发动战争时，就会考虑战争决策是否与国际规范存在直接冲突，以避免因违反相关规定而招致军事报复和国际制裁。事实上，萨达姆在发动两伊战争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两国爆发战争，伊拉克的石油设施极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其二，累积成本激励国家探寻中东石油合作。石油作为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国际贸易商品，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合作是非零和博弈的，各国都可以在合作中获益。卡塔尔与巴林之间争夺石油争端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就在于两国未聚焦于短期相对利益，而是将眼光放至争端解决之后两国能够获得的长远绝对利益之上。
以上对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两种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将分散的观点进行整合，从“主体—观念—行为”维度对两种话语的形成逻辑进行归纳、整理及分析不难发现，支持石油因素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占绝大多数，而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抑制作用往往被忽视。形成这种失衡关系的原因如下：一方面，受资源战争思维定式的影响，现有研究缺乏对石油抑制战争案例的充分探讨。石油战争既具有资源战争的一般规律，又具有特殊规律。与其他资源战争相比，石油资源的高累积性会刺激国家冒险行动，同时也会让利益相关方阻止国家的控制行为。如果按照资源战争中“零和博弈”的逻辑去理解石油战争，而忽视石油战争可能变成征服者的累赘和全球对稳定高效的石油合作的追求，将无法客观评判石油的真正价值。中东地区作为石油资源最为富裕的地区，域内的石油合作成功案例本就少之又少，外加贪婪假说、怨恨假说和弱国假说的影响，对石油抑制战争话语的系统梳理更加贫乏。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过度关注世界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秩序的斗争，致使出现动机逻辑与结果逻辑对等的结果。无论是对冷战前美、英围绕中东石油控制权角逐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苏围绕中东石油秩序主导权博弈的思考，甚至冷战后新兴大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中东石油供应问题斗争的探讨，学界均充斥着“能源现实主义”的基调。大国博弈思维框架和话语体系犹如一把“修辞剃刀”，无形中强化了石油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世界石油秩序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偏颇论断掩盖了石油因素在抑制中东战争方面的作用。



演进逻辑：石油在中东
战争中的作用机制


任何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相关现象内在动力机制把握的基础上，分析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也是如此。欲了解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需进行实证分析。从1912年到2010年，世界各地共爆发180次围绕石油资源的争端，其中52次与中东有关。在52次中东地区的石油争端中，有些冲突确实是国家为石油而战，但伤亡人数没有超过1 000人，有些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石油野心并非是国家决策者发动战争的唯一动机。战争是一个利益主体（国家）做出的理性选择，必然涉及成本与收益问题。通过对52次中东地区石油争端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石油因素的介入下，两个存在激烈利益争夺的国家会通过成本权衡来选择处理危机的立场和方式；与此同时，在涉及石油控制权的地区冲突中，国家利益是自变量，发动石油战争的成本权衡是中间变量，而战争和缓和行为是因变量。
（一）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催化作用机制
从中东战争的石油催化因素来看，石油领土、石油权力和石油收入的介入极易导致两个存在激烈利益争夺的国家走向战争。
第一，石油资源与领土收益的挂钩激发国家发动战争的欲望。石油是一种具有累积性的战略资源，它能帮助国家保护和获取其他核心资源。由于石油资源具有赋予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权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追求地区地位的能力，国家会非常坚定地保卫它们所拥有的石油资源，并努力为自己更多占有且阻止他国获取更多石油资源。石油争端极易成为全面冲突的潜在导火索，尤其在攫取石油资源与征服领土机会共汇时，国家当政者因石油储量(或感知到的石油储量）提高其征服领土收益的考虑，这无疑会增大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争议且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领土纷争情势，既会刺激国家冒险主义思潮涌动，也会促使利益相关方对冒险主义行为进行抵抗，从而引起国家间战争。在战争参与者看来，它们的入侵行为并非窃取他国石油，而只是在捍卫国家对潜在石油资源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每个争议地区的主权都是不确定的，所有战争的参与者都可以合法地声称拥有该地石油资源的开采权。在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看来，如果资源是高度累积性的，并且暴露在国家边境附近，那么和平是最脆弱的。
第二，石油资源与国家权力的锚定使其成为国家军事博弈的重点。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已经超越资源、燃料和商品本身，成为一种国际政治权力。正如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所言，“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对于全球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谋求者而言，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其确立和护持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地位的关键。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国家不仅需要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占主导地位，还必须控制原料与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对于地区大国的追求者而言，石油资源的获取有助于其突破等级制度的原有定位，获得新的集体承认。在众多战略家看来，在石油争端中展示军事实力和赢得战争是获得地位承认的重要途径。因此，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目的除了增加石油储量外，还力图通过展现军事实力来影响整个地区体系对其地位的重新认知，因为拥有石油大国地位就相当于在无形中具备了影响他国行为的权力。
第三，石油收入为国家的冒险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东产油国对石油工业实现国有化后，石油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一方面，石油收入降低国家发动战争的决策成本。国家作为石油收入控制和使用的主体，通过发挥石油财富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支撑功能，来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具体来说，石油财富极大地削弱政府对社会的依赖，并为统治者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维护国家稳定提供捷径。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言，“资源占有量与政治影响力存在潜在的正相关性。”统治者能够利用石油财富向民众提供福利，以获得民众对政治系统及其运行的支持和认可。这种关系使得富油国领导人比贫油国领导人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同时降低领导人因冒险主义而受民众质疑的风险。另一方面，石油收入为国家谋求地区主导权提供支撑。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国的念头。任何地区大国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不仅需要强烈的意愿，而且需要国家实力作为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物质性要素。石油收入的剧增在激发革命型领导人追求地区领导权野心的同时，也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杰夫·科尔根（Jeff D.Colgan）的研究表明，石油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10%以上的石油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更易卷入军事冲突。
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大于石油抑制因素的成本时，石油催化作用主要表现为诱发效应和强化效应。就诱发效应而言，国家间的竞争可以概括为对物质性利益的竞争和对象征性利益的竞争。其中，国家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体现为对领土的竞争，对象征性利益的竞争表现为对地位的追逐。石油资源的地缘属性和政治属性不仅能够助力于国家实现对领土的追求，还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特别是石油资源分布在争议地带时，侵略者进行尝试的代价更小，通过武力手段占领石油领土显得更具吸引力。因此，控制石油资源背后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等负面机制一旦发挥作用，两国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在所难免。就强化效应而言，尽管双方在冲突初期都对自己占领石油资源的能力和战争前景持乐观判断，但围绕石油资源的军事行动会使双方陷入“消耗战”。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拥有石油收入作为支撑的国家更愿意为了石油资源背后的权力竞争加大投入，进而导致战争规模扩大化和时间持久化。
（二）石油在中东石油战争中的抑制机制
从中东战争的石油抑制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占领成本因素。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目的在于占领油田，并将其转换为其他核心资源。武力打击和军事占领曾是国家攫取石油资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随着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他国占领本国领土的行为对当地民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所言，“在民族主义时代，军事占领行为已不再被容忍，且被视为非法。”与民族主义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对争议石油资源军事占领成本提高现象的出现。在民族情绪的煽动下，当地的反对团体会以多种形式袭击石油工业设施和干扰石油生产。对于复杂的石油生产系统而言，细微的事故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面对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和持续骚扰，占领者需要为有限石油利润而投入巨额的管理和运输成本，以维持其对占领石油资源的控制和开发。此外，与其他资源战争相比，对石油资源的攫取行为不存在“一次性掠夺”。换言之，即便成功占领争议领土上的石油资源，占领者也无法立刻将其变现。对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它们或许有占领争议石油地区的军事实力，但未必有重建石油系统的能力。为了收回占领成本并且实现盈利，占领国必须在石油生产项目中维持多年前期投资。石油系统的重建代价使得占领争议石油资源的收益边际化。因此，有限的收益和额外的转换折扣降低了国家动用武力占领争议石油资源区域的野心。
第二是报复风险。报复是愤怒的一种表示，通常是国家在地位受到侮辱时的一种应激反应。大多数复仇战争都是上一场战争中的失败者对丧失领土的反应。处于失望和愤怒状态下的失败者会做出诉诸武力的报复决策。受历史恩怨和殖民遗产的影响，中东国家之间存在诸多民族瓜葛和边界纠纷。尤其涉及石油争端时，深藏在个人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愤怒情绪会重构和强化国家维护石油资源的决心，并为国家领导人使用武力重新夺回在上一场战争中被占领的资源提供口实。国家的报复方式众多，包括军事封锁、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方式便是“一报还一报”的军事报复，即通过军事力量摧毁对方的重要设施，使对方的作战能力成为无源之水，迫使对方因各种压力而放弃对争议油田的占领。军事报复的风险不仅增加了国家占领争议石油资源的代价，而且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反向积累”。多数情况下，战争的发动者在面对军事报复时，不仅被迫放弃占领的资源，而且丢失更多资源和领土。基于这一历史经验，国家领导人极力避免在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中浪费过多“鲜血”和“财富”。
第三是国际干预。国际干预使得军事占领争议石油资源的成本变得昂贵。一方面，攫取他国石油资源违反国际规范。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行为作出严格限制。根据现代国际法确立的有关原则，凡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或占领的领土，均为非法取得或占领。同时，《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明确规定，每个国家对其所有自然资源拥有自由行使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使用和处置。这就直接否认了武力征服占领争议油田的合法性。国际社会不会承认占领国武力攫取争议石油资源的合法性，而且还会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裁。为了迫使占领者撤出被占石油领土，国际社会会通过断绝外交关系、贸易制裁以及中止国际组织成员国资格等手段向其施压。另一方面，石油市场参与者无法容忍扰乱市场的战争行为。与所有国际资源市场一样，石油市场对战争和动荡非常敏感，尤其是产油区的冲突与暴力活动，直接威胁各国的能源安全和消费模式。正是对石油战争所带来的市场震荡的担忧，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在防止石油战争爆发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国际石油市场一直依赖于一种逻辑，即主要市场参与者被要求使用武力来捍卫和维持其运转，具体表现为对石油垄断行为实施军事制裁。如果一个国家控制大量全球石油储备，就可以操纵石油生产和定价，并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因此，无论石油进口国还是石油出口国，在面对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的任何企图时，均倾向于通过军事干预来阻止垄断石油资源的军事冒险行为。
第四是合作收益。由于油气资源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对国民经济的不可或缺性，各国都试图在保证本国石油供给安全与全球石油高效利用之间找到一条路径。在世界石油资源丰富地区十分有限的背景下，国家间不可避免地会争夺石油资源。但随着全球化潮流进入世界石油市场，国家能够通过石油合作行为获取比对抗更大的收益。一方面，石油合作存在累积性。国际合作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多回合博弈，而不是一次性博弈。存在石油争端的国家的共同目标都是将争议石油资源转化为国家财富，但这个目标难以通过恶性竞争甚至战争来实现，解决争端或共同开发才能实现共赢，与之相伴的将是显而易见的长期绝对收益。在长期多回合博弈以及累积效应的作用下，谋求长远利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激励国家突破围绕石油控制权的“零和博弈”思维。另一方面，石油合作存在互补性。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作为相关联的对象，谁也离不开谁。在此背景下，任何一方选择通过对抗或战争的方式获取石油资源，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石油安全问题，应对石油危机的真正全球化解决办法是加强合作。双边互补的石油合作模式能够保障双方长期的供需合作，缓解石油短缺或油价暴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小于石油抑制因素的成本时，石油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为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并展现在战前和战中两个阶段。在战前阶段，如果国家认为无论投入多少成本，国家利益因战争而受损程度是固定的，那么国家倾向于选择搁置石油争议。尤其是冲突双方认为和平解决石油争端的收益明显时，停止军事行动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与此同时，任何关于石油资源的信息或行为都会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它们会部分地、间接地对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决策施加政治压力，进而促使双方采取温和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在战中阶段，围绕石油控制权的军事行动伴随着物质资源的消耗，而双方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消耗战”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控制石油资源的成本使双方陷入相互损伤和报复的僵局，持续消耗的代价超出双方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停止战争将成为双方共识。与此同时，如果国家间围绕石油控制权的争夺波及地区石油秩序和触犯大国石油利益，或将争夺双方拖入到与另外一个大国的冲突或战争之中，那么双方则倾向于中止战争，以避免外力反制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换言之，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小于自我克制的收益和外力介入成本时，存在利益争夺的两个国家会选择规避战争或中止战争。


实证案例：石油在中东
战争中的作用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催化或抑制作用，具体体现在诸多中东战争案例之中。现选取利比亚与乍得战争、两伊战争的催化案例和巴林与卡塔尔哈瓦群岛领土争端、埃及与以色列“六日战争”、海湾战争的抑制案例，以展现相关因果机制在具体战争中是如何运作的。
（一）石油催化作用为主导的案例
第一是利比亚与乍得战争。1969年至1991年正值利比亚政治革命高峰时期，为寻求泛阿拉伯的统一与团结，利比亚卷入了多场地区冲突和暴力斗争，包括与埃及、坦桑尼亚和美国的国家间军事化争端。其中，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4次边境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地区影响最大。此次边界战争并非因石油而起，但石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一方面，利比亚对奥祖地带石油资源存在占领野心。奥祖地带是一块狭长的沙漠地带，沿利比亚和乍得边界横亘东西。自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该地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乍得独立后继承了1957年法国与利比亚达成的边界协定，对奥祖地带进行管控。但随着奥祖地带发现大量石油资源，利比亚开始觊觎此地。1973年，卡扎菲以1935年签订却从未生效的《罗马条约》（亦即《赖伐尔—墨索里尼条约》）为由，出兵占领奥祖地带。此举公开挑战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后殖民地边界不可侵犯的基本共识。1975年乍得向利比亚提出归还奥祖地带的要求，但遭到卡扎菲的拒绝，后者声称奥祖地带是利比亚领土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石油收入推升了利比亚的侵占野心。卡扎菲执政初期，通过与西方石油公司的对抗与谈判，将利比亚石油产业调整至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方向。1970年1月，卡扎菲警告在利比亚运营的21家石油公司负责人，除非满足利比亚政府公布的石油价格和税收标准，否则将终止它们在利比亚的石油生产。西方石油公司只能同意提高20%的特许权使用费。从1971年末到1974年，利比亚打破政府与石油公司利润平分的原则，并掀起一波将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的浪潮。至此，利比亚步入石油繁荣发展期。卡扎菲将大量石油收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并将发展核武器提上议程。在1973年至1983年的十年间，利比亚的武器购买金额达到28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由此可见，在利比亚与乍得的边界战争中，石油因素起到了强化冲突的作用。
事实上，石油抑制因素在利比亚的入侵行为中同样发挥着作用，但在力图成为纳赛尔遗产守护者和泛阿拉伯运动领袖的卡扎菲看来微不足道。1980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关闭和1981年埃克森等美国石油公司相继撤离利比亚，使得利比亚石油产业蒙受巨大损失。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从每日1 800桶骤降至1 200桶。当时的利比亚官员显然意识到用武力解决石油争端的代价，但无法动摇卡扎菲成为地区大国的野心。当时任利比亚外交部部长阿里·奥加利（Ali Aujali）被问及利比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外交决策中是否考虑到石油产业的影响时，他回忆道:“官员们当然知道会有代价，但那个时代属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利比亚确实因石油抑制因素的影响而考虑过避免战争，但为了追求地区大国的地位而选择承担入侵成本。
第二是两伊战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想象力，即将伊斯兰教中长期致力于反世俗国家的理念变成了现实，这直接动摇了阿拉伯世界中世俗政权的统治权威。在萨达姆看来，伊朗伊斯兰革命是恐惧与机会的结合。一方面，萨达姆担心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会追随霍梅尼革命的脚步，危及其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正好为萨达姆践行地区大国野心提供了“机会窗口”。如果伊拉克能够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该国就有可能成为继埃及之后又一个新的“阿拉伯世界领袖”。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全面入侵伊朗。其中，石油因素发挥着火上浇油的作用。其一，石油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成为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诱惑。胡泽斯坦省位于阿拉伯河下游地区，其石油储量占伊朗全国储量的90%，是伊朗重要的石油产地，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十分重要。伊拉克之所以选择将胡齐斯坦省作为进攻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成功吞并石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省，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将大大扩充，成为海湾地区真正的石油霸主，进而提升伊拉克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其二，石油收入为伊拉克的冒险行动提供支撑。萨达姆执掌政权后，立即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伊拉克的石油产量迅速提升。此时恰逢1973年石油危机，全球油价的飙升使得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增长了8倍。其中，近40%的石油收入被萨达姆政府用于军事装备采购。在1973年至1980年期间，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是世界上军费支出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购买武器外，萨达姆政权还利用石油收入巩固军事力量。从复兴党上台执政至两伊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军队人数由8.2万人增长至24.2万人。受此鼓舞，萨达姆对武力占领胡泽斯坦省充满信心。
毫无疑问，石油抑制因素力图缓和两国之间持续恶化的冲突，但这些抑制因素被其他因素所掩盖。其一，战争减少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入侵伊朗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从1979年的350万桶/日下降到1981年的90万桶/日。其二，伊拉克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的报复袭击。为了报复伊拉克多次发动对伊朗游轮、货轮的袭船战，伊朗对伊拉克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油轮运输生命线进行轰炸。如此高昂的石油战争成本并未降低双方的战争欲望，最终导致双方陷入长达8年之久的消耗战。根据美国军方获取的档案资料显示，萨达姆和他的高级顾问在战前就已经意识到双方冲突的升级可能导致伊拉克石油出口中断，但他们仍然认为发动战争的利大于弊。
（二）石油抑制作用为主导的案例
第一是巴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1936年，美国旗下的巴林石油公司和英国名下的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就巴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底石油勘探权进行谈判，就此拉开两国围绕石油资源长达65年争夺的序幕。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在没有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情况下，双方希冀通过大国协调的方式解决争端。1980年3月，巴林确认在哈瓦群岛和其他有争议的领土周围有数万亿桶的潜在石油资源，并同意美国石油公司勘探开发该岛石油。随之，卡塔尔政府对此极为不满，声称该岛是卡塔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两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1986年巴林在迪巴尔岛建立海岸警卫队站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卡塔尔。卡塔尔向哈瓦群岛派遣武装力量，并扣押巴林29名相关工作人员。巴林以严重警告作为回应，并向哈瓦群岛部署军队，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但是，巴林和卡塔尔最终选择将哈瓦群岛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进行仲裁。避免双方冲突走向战争的原因在于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的施压和石油经济利益的激励。一方面，海合会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冲突扩大化。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阿曼外交大臣苏尔坦·卡布斯以海合会主席的身份分别向两国埃米尔进行口头劝说。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双方相继把各自军队撤出争议区。随后，在海合会的推动下，双方将哈瓦群岛领土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另一方面，解决哈瓦群岛领土争端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为双方和解提供激励。巴林曾两次试图在这些岛屿附近海域开采石油，但均以失败告终。在此过程中，两国意识到只有领土争端得以妥当处理，争议地区的石油资源才能转化为国家财富。两国在1997年建立外交关系后认识到石油合作比石油战争更有利于两国发展和地区稳定，进而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事实证明，巴林与卡塔尔确实从冲突缓和中获得了各自需要的经济利益。2001年两国领土边界争议得到解决，哈瓦群岛被划归巴林之后，巴林在获得石油收入的同时，收获了价值数百万美元旅游经济收入。作为对卡塔尔的补偿，巴林放弃对卡塔尔半岛北部祖巴尔地区的主张。正因为此，卡塔尔才得以顺利开发北方气田（North Field），巩固了该国作为全球天然气出口量第三的位置。因此，巴林与卡塔尔并未因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而走向战争，符合石油抑制机制中关于战前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的假设。
第二是埃及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以色列就企图控制意大利公司在西奈半岛的石油生产，以缓解以色列的能源缺口压力，但在大国的干预下只能作罢。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将西奈半岛伯拉伊姆（Belayim）、阿布鲁代斯（Abu-Rudeis）和摩根（Al-Morgan）附近的油田占为己有，其中后者原油产量占埃及总产量的76%。在意大利石油公司的帮助下，以色列每年从这些油田大约获取600万吨石油，几乎可以满足整个以色列的石油需求，甚至有余量可供出口。自此，埃及与以色列围绕西奈半岛石油资源展开激烈斗争。两国不断恶化的关系看似不可转圜，但最终却在石油因素的作用下走向和解。
从占领成本来看，以色列面临埃及猛烈的报复行动。纳赛尔在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归还西奈半岛无果的情况下，于1967年至1970年间对其发动“消耗战”，旨在迫使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消耗战”不仅导致以色列士兵伤亡人数节节攀升，而且加剧了联合政府内部矛盾，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以色列军队被长期牵制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他阿拉伯武装组织趁势发展壮大，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形成战略钳制。1973年埃及与叙利亚合谋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和石油控制权。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前线国家获得了利比亚、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并将石油作为军事武器，阻滞西方大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结束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从国际干预来看，美国通过石油贸易的第三方担保力促两国走向和谈。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举行两轮会谈，其中石油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同意放弃西奈半岛及其油田所有权，以换取和平。作为交换，以色列要求埃及做出具有约束性的军事承诺，并长期向以色列出售固定数量的石油。由于双方缺乏战略互信，谈判很快陷入停滞。为了打破僵局，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前所未有的石油保证，以换取双方的和解。石油贸易的达成加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以色列与埃及围绕石油资源从对抗走向合作的过程符合石油抑制机制中关于战中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的假设。
第三是海湾战争。1990年的海湾危机常常被视为“典型的石油战争”，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其一，科威特的石油倾销行为加剧伊拉克经济危机。科威特与其他阿拉伯债权国不同，不仅要求伊拉克偿还战争债务，还向国际市场倾销过剩石油。对于伊拉克而言，每桶石油价格若下降1美元，其每年就要损失10亿美元。其二，征服科威特有助于缓解伊拉克的地缘压力。在萨达姆看来，吞并科威特既能提升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储备，又能获得现代化的出海良港，这将改善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战略位置。其三，战争胜利有助于重塑伊拉克的大国地位。如果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接受伊拉克兼并科威特这一事实，那么萨达姆将在阿拉伯世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显然，以上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萨达姆选择通过战争来缓解国内外压力和改变地缘环境。虽然科威特武装部队很快被击溃，但伊拉克也在多国联军的迫使下接受停火。其中，外力约束在防止海湾危机走向失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起初，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石油禁运，但收效甚微。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不到一周，联合国安理会为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先后通过多项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及空中封锁。这些决议为国际社会解决此次危机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此背景下，伊拉克石油的日出口量从1989年的247万桶下降到1991年的4.2万桶。随后，石油消费国和输出国协同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报复。对于石油进口国而言，除了保障自身的石油安全以外，干涉海湾危机的目的在于稳定国际石油市场，防止出现灾难性的油价暴涨。正如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所言，“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之手，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都将蒙受灾难。”对于石油输出国而言，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周边国家的石油安全产生了直接威胁。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34个国家组成联军对伊拉克发动密集的空中轰炸。在此过程中，伊拉克90%的石油工业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国际干预和军事报复使得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石油的成本高于其获得石油所带来的收益。最终，伊拉克被迫撤出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海湾危机的化解行动就是体现石油制约机制中外力反制作用的典型。



余论：走出“石油战争神话”
的话语窠臼


百年来，人类对石油的依赖被证明是福也是祸。自20世纪初始，全球大国和全球资本开始聚焦中东石油，石油因素逐渐与中东战争挂钩。无论冲突双方因历史积怨、地缘纠葛、教派冲突、族群纷争还是外部干涉而走向对立，只要有石油因素的介入，冲突即随之扩大化、激烈化，甚至走向战争。在此背景下，中东战争中的“石油战争神话”逐步构建，并将战争归因于国家的石油野心。“石油战争神话”的拥趸以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和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护持等理论为支撑，运用“石油供需失衡论”“运输通道受阻论”和“石油金融操控论”等话语，影响国家政策且广而传播。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由于石油在世界地缘政治斗争、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构建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中东国家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追寻大国地位，域外大国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和谋求全球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不惜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夺取和控制石油资源。基于此，石油因素成为分析中东战争诱因最具影响力的解释逻辑。但事实上，石油因素除了在中东战争爆发中起到冲突强化的效果，同时也对战争具有抑制作用。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上文分析不难发现，几乎没有哪一场战争单纯因为石油资源争夺而爆发。在各种因素非线性交汇作用下，石油因素对国家冒险行为起到了催化作用。在“石油战争神话”语境下，动机逻辑则等同于结果逻辑，实际上掩盖了其他“有效因”的作用，这种错误引起了相当多本可避免的中东冲突和战争。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如何避免陷入“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对于中东石油利益相关各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增加石油战争的边际成本。列奥纳多·莫盖里（Leonardo Maugeri）在其资源传记《石油时代》（The Age of Oil）的序言中指出，“在整个历史中，石油引发人们对神话的痴迷和对现实的恐惧，由此形成的国家政策极易给世人带来负担。”换言之，沉湎于“石油战争神话”的国家往往低估石油战争在招致别国敌意时所起的作用，进而激发国际冲突呈螺旋式上升。尽管石油资源的累积性极具诱惑，但各国对以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对克制的。一方面，在地缘政治新格局下，由于武力解决石油争端缺乏道义支持且风险较大，国家通过军事侵占争议地区的石油资源不再有利可图。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间石油运输手段的多样、供应主体的多维和贸易形式的多元，无论石油供应国还是石油消费国在面对石油安全问题时选择退出的机会成本更富弹性。因此，在面对因石油资源问题引发的边界争端时，国家决策者不应受到“石油战争神话”的干扰，仅在有限评估的情况下决定通过大规模军事冲突解决石油争端，而应该重视发动石油战争的成本和代价。未来，围绕石油争端的解决手段将从军事干预为主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并体现在政治博弈、经济对抗和科技较量等领域。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个领域的优势并将其投射在石油资源争夺中，哪个国家就能在避免外部干预的背景下掌握话语权。“竞争下的合作”将是未来世界石油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
第二，深化石油产业的国家间合作。当下，全球石油格局处于一种理性主义主导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合作的绝对收益带来的共赢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冲突。石油出口国和石油进口国对石油安全的理解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石油利益的定义不一，因此就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平衡点，加强动态合作博弈。其中，石油产业的对称互惠共享合作可以提高石油资源在市场上的配置效率，使国家石油合作关系更为稳定和高效，降低石油催化战争因素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延伸石油产业链，增加国际石油合作的绝对收益。国际石油产业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国产业链上的互补和耦合。就全球石油产业链而言，发达国家拥有高端装备技术，广大发展中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二者在石油产业链上中下游可进行有效对接，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促进包容发展。另一方面，营造石油产业合作环境，实现优势互补。面对国际能源复杂多变的形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能源自给和能源独立，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确的背景下，各方应朝着互惠共生的石油合作方向发展，推动合作国互利共赢。
第三，丰富石油治理的参与机制。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革命正在弱化石油资源的累积性，与之相伴的是各方获取石油资源手段的改变和石油战争引发的国际制衡反应，但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石油仍将是全球经贸格局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为了规避石油战争所带来的危机与风险，国际社会需重新思考如何发挥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通过争议的解决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体系和安全保障一直依赖于西方大国的军事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和联盟体系，这种不对称的合作模式虽然使得各方石油贸易合作得以维系，但这种非国际协商的产物不仅面临不菲的军费开支，而且石油问题的军事化只会加剧地区动荡，无益于地区安全，更不利于世界和平。油权大国主导的石油安全保障机制和实践正变得日益勉强，但为中国参与国际石油合作和处理石油争端提供了经验。作为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中国而言，应从时代背景以及自身情况出发，在增进与中东国家石油合作的同时，利用好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积极融入中东石油治理机制，在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全球能源共享体系，推动能源争端解决机制向高效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建立良好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走出“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石油利益相关方更能在全球能源结构震动时期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态势，使各方利益得以兼顾且风险最小。
对战争的执迷以及对合作的坚信，是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对石油战略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思考。无论是石油催化战争话语还是石油抑制战争话语，其产生均有其历史背景，并折射出中东石油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关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石油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地位一再被神化，石油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解释逻辑。随着全球能源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国际能源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人们对中东石油的看法回归商品属性，石油安全共享格局逐步酝酿，石油抑制中东战争的话语也随之被重视。作为不可忽视的补充性行为逻辑，石油抑制战争的作用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背景下相关利益方围绕中东石油的行为逻辑则至关重要。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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