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恒：“萨德尔运动”对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的影响

李睿恒

内容提要  “萨德尔运动”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于90年代，在2003年以来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中的角色愈加重要，现为议会第一大党派。它倡导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主张实行伊拉克国家主义与中央集权，反对外部干涉，保持战略自主。“萨德尔运动”通过多种路径参与战后伊拉克政治生活，对当下伊拉克政治力量对比、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在2021年大选后，“萨德尔运动”进一步谋求重构伊拉克政治格局，导致伊拉克出现2003年以来历时最长的组阁僵局。虽然“萨德尔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伊拉克政治生态的图景，但是难以撼动三大派并立的既有权力格局和分权模式。其兴起背后所反映出的政党间的深层次矛盾与伊拉克国家治理赤字的结构性问题，将使“萨德尔运动”持续成为影响伊拉克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性力量。

关 键 词  伊拉克政治  “萨德尔运动”  什叶派  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李睿恒，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研究员。

2003年，美国借“反恐”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与复兴党的统治。2023年系伊拉克战争爆发20年。在过去的20年间，伊拉克的政治生态与参政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的参政成为伊拉克政治发展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萨德尔运动”（Sadrist Movement）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是深度影响伊拉克政治进程走向的关键一方。在2021年10月的新一届大选中，“萨德尔运动”再次赢得多数议席，从而打破了历次换届组阁时政党间的既有默契，导致伊拉克出现2003年以来历时最长的组阁僵局。基于此，探析“萨德尔运动”来龙去脉成为政界和学界准确理解战后20年伊拉克政局发展的重要视点。从“萨德尔运动”的性质看，学界以2003年为分界点，2003年以前视之为什叶派宗教网络和草根性质的社会与政治运动，2003年以来为在保留既有属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武装团体与政治组织。在意识形态与思想主张方面，“萨德尔运动”被认为兼具现代伊斯兰主义、马赫迪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美主义的特点。这些成果对我们全面准确认知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洞见，但仍有待补足：其一，已有研究将“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个人与“萨德尔运动”相提并论。虽然萨德尔个人对该组织有着强大的领导力与动员力，但其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与组织特点仍对萨德尔个人理念的落实构成阻碍，导致这一政治力量面临现实困境。其二，学界对“萨德尔运动”的评价呈现两极化，失之偏颇。这主要在西方学界表现突出：一方面，该政治力量因其伊拉克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对亲伊朗政治力量的排斥，让诸多西方学者对其作用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其反美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话语也让政、学两界将其视为利益威胁和局势不稳定性之源。总体看，国内外学界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丰富可观的成果，但国内就此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鉴此，本文拟就“萨德尔运动”对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在梳理其兴起及演变逻辑的基础上，厘清其政治参与的动力与路径，以2021年10月大选后的政局演变为重点切入，归纳该政治力量对伊拉克战后20年间政治生态的重塑和影响，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萨德尔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在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交互影响下，历经兴起与初步发展、严重受挫与重现活力等不同发展时期。

（一）本土特殊环境促推“萨德尔运动”的兴起（1992～1997年）

“萨德尔运动”得名于其创始人、现任领导人萨德尔之父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ad Sadiq al-Sadr）。萨迪克出身的萨德尔家族是什叶派宗教学者中的世家望族，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均有分支。萨迪克1943年出生于巴格达，先后师从伊拉克伊斯兰达瓦党（Da‘wa Party.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Party）创始人之一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以下简称“巴基尔”）、伊拉克大阿亚图拉阿卜杜·卡西姆·胡伊（Abd al-Qasim al-Khoei）和曾在伊拉克流亡的霍梅尼。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他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与丰厚的著述，随后也成为阿亚图拉。在萨迪克求学与成长时期，什叶派内部就宗教学者该如何对待政治的问题形成了无为主义（quietism/al-hawza al-samita）和行动主义（activism/al-hawza al-natiqa）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而萨迪克同时受到胡伊的无为主义和巴基尔与霍梅尼的行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主张上，萨迪克认同巴基尔与霍梅尼的行动主义和伊斯兰国家方案；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于1972年和1974年的两次入狱经历以及遭受80年代萨达姆对什叶派的严厉打压，使他倒向无为主义，淡出公众视野。直至1991年3月海湾战争后发生什叶派起义，萨迪克才表明其行动主义立场，公开声援起义，但也因此再度入狱，并发表支持政府的声明。

从当时伊拉克的社会环境看，因长期的战乱和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施加的国际制裁，伊拉克经济民生凋敝，民众纷纷转向宗教以寻求慰藉。而胡伊的逝世为萨迪克提升个人影响力提供了契机。1992年8月，大阿亚图拉胡伊去世，伊拉克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的位置出现空缺。虽然胡伊弟子阿卜杜·阿拉·萨布泽瓦里（Abd al-Ala al-Sabziwari，1993年去世）和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相继继承该职位，但并未得到宗教学者群体的一致认可，其中就包括萨迪克。对他而言，胡伊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他有可能竞夺最高效仿渊源的地位，也意味着可以较少地受制于其导师无为主义的立场，实现行动主义的理念。但由于萨迪克长期深居简出和年纪相对较轻，他在纳杰夫宗教机构中的根基并不牢固，且他们大部分都是胡伊无为主义的追随者。鉴此，萨迪克采取积极行动，努力打造其最高效仿渊源的合法性。萨迪克反对无为主义，把行动主义原则诠释为宗教学者有责任引导和塑造信众的公共行为，因此在他看来，最高效仿渊源的评价标准不应仅有宗教学识，还有对这种知识权威的行动诠释。相应地，萨迪克重视建立与民间的密切联系，提供社会服务，改善民生，调解部落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间的分歧。这些举动虽在纳杰夫的宗教学者中引起巨大争议，却为萨迪克在城市中产、底层大众和部落中间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萨迪克建构宗教权威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海湾战争后，萨达姆开始注重打造复兴党执政的宗教合法性，发起“信仰运动”，鼓励并出资支持民众的信教行为，以此弥补入侵科威特导致的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不足。由此，在胡伊去世和最高效仿渊源换代之际，复兴党政府希望能代之以阿拉伯人，削弱伊朗的影响力，胡伊、西斯塔尼等人因伊朗人的身份始终让复兴党对其充满猜疑，萨迪克遂成为符合条件的最佳人选。1992年，伊拉克政府释放了萨迪克，承认他为最高效仿渊源，委任以胡伊生前承担的多项管理纳杰夫宗教教育的权责。更重要的是，1997年后，萨迪克被允许亲自领拜周五聚礼和发表演讲，并向数百个城镇指派其代表担任领拜人，此举成为萨迪克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亦进一步夯实了“萨德尔运动”的群众基础。

综上，“萨德尔运动”源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伊斯兰达瓦党的思想与活动，90年代以萨迪克为代表，凭借其家世身份、教育背景、宗教学识、追随者网络以及政府支持等优势创立并勃兴。

（二）“萨德尔运动”受复兴党政权的打击而受挫（1998～2003年）

虽然“萨德尔运动”在兴起之时得到了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策应与权宜支持，但这无法消弭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现实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及战略互疑。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德尔运动”实力的不断上升，萨迪克开始作出挑战政府权威的举动，如主张建立女子宗教学校、扩大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的受众面、批评宗教事务部等。更为重要的是，萨迪克在聚礼演讲中激烈地抨击美国和以色列，将其比作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并指出任何全球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作恶都离不开地方性暴君的配合，如伍麦叶王朝创立者穆阿维叶。萨迪克以此与复兴党争夺反西方政治话语的主导权，且通过类比美西方与拜占庭来暗讽萨达姆与复兴党的统治。不仅如此，萨迪克还拒绝在聚礼演讲中赞颂萨达姆。作为回应，复兴党从1997年开始陆续撤销萨迪克在宗教教育方面享有的权限，替换或逮捕其任命的聚礼仪式领拜人。1999年2月19日，萨迪克和他的两个儿子遭暗杀而身亡。复兴党政府被认为是此事件的幕后主使，但它则将暗杀归责于伊朗的情报机构。

萨迪克的遇害给“萨德尔运动”造成重创，其子萨德尔被他的追随者视为合法继承人。由于“萨德尔运动”成员遭到伊拉克复兴党的打击与迫害，该组织不得不蛰伏地下，秘密运作。由此可见，复兴党政权实际上构成了“萨德尔运动”发展和萨迪克落实伊斯兰化社会和打造伊斯兰国家理念最大的体系性障碍。1998年，就在复兴党改变对“萨德尔运动”支持态度的第二年，美国通过了《解放伊拉克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ion），正式确立政权更迭为对伊拉克的政策目标，并最终发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后复兴党统治的解体使“萨德尔运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教派—族群的分权制度与“萨德尔运动”政治影响力的提升（2003年以来）

2003年，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入侵行径给伊拉克造成严重的政治与人道主义灾难，且推翻了复兴党统治。美国根据其对中东和伊拉克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历史认知，并受海外反对派什叶派伊斯兰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伊拉克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国家转变为一个按教派—族群划线的多党制议会国家，伊拉克的政治体制相应地演变为一套教派—族群配额分权体制（nidham al-muhasasa al-ta’ifiyya），即伊拉克议长、总统和总理分别从逊尼派、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内部推选产生，并在政府组阁时，获得席位的三大派政党按照席位数相互协调，达成共识，来分配各部长职位。据惯例，在两个副总理和23个部长职位中，什叶派为11～12个，逊尼派为6～7个，库尔德人则为4～5个，少数群体代表获剩余的1个。因为在美国看来，上述方案可以显著而充分地体现三大教派或族群的利益诉求，是在践行政体类型中的“协和式民主制”理念，以此确保伊拉克各主要社会群体都能实现有效的政治参与，进而维护伊拉克的政治秩序与发展。更重要的是，美国分权的目的还在于战略上防止伊拉克中央政府再度形成如萨达姆时期的合力，挑战或威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地位。

由此，伊拉克参政规则出现本质性变化，政党力量也据此被划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阵营。由于什叶派占伊拉克人口的主体，什叶派政党相应地在议会中控制多数席位，成为2003年后伊拉克权力的核心。在这种权力架构下，同时作为什叶派宗教网络和本土草根运动的“萨德尔运动”，有着动员教派政治的天然优势，尤其在其他政治反对派长期流亡海外、国内根基薄弱的背景下，“萨德尔运动”的参政优势更加凸显，得以重返政坛，成为影响2003年后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3年以来，伊拉克进入战后重建阶段。“萨德尔运动”经历以马赫迪军（Mahdi Army）为依托的武装抵抗后，最终于2004年后期得到西斯塔尼和美国的政治认可，被纳入伊拉克的战后权力格局。自2005年大选起，“萨德尔运动”通过深度参与政治而迅速成为伊拉克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萨德尔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

第一，倡导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其父萨迪克一样，萨德尔原则上支持巴基尔与霍梅尼“教法学家监国”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思想，并把成为全穆斯林的领袖立为最终目标。这表明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继承了萨迪克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但与巴基尔和霍梅尼不同的是，萨迪克与萨德尔关于如何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没有清晰且系统性的理论。这与“萨德尔运动”政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其一，20世纪90年代末伊拉克对什叶派宗教人士施以严格的压制，争夺国家权力无法成为“萨德尔运动”开展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其二，在胡伊、西斯塔尼等政治无为主义阿亚图拉领导的纳杰夫宗教机构中，获取国家权力从来不是主流；其三，2003年复兴党被推翻后，伊斯兰国家理念也未能在伊拉克践行。因此，“萨德尔运动”难以获得阐释和践行“教法学家监国”与伊斯兰国家理论的公共和制度空间。

除特定的历史因素外，“萨德尔运动”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具有模糊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组织对阿拉伯人主体性的强调，这与对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地位的争夺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都由伊朗人担任，胡伊去世后，萨迪克试图打破此格局，这也成为他与信奉泛阿拉伯主义的复兴党合作打压纳杰夫宗教机构的利益交汇点。相应地，萨迪克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原则，但又反对接纳霍梅尼在伊朗成功践行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唯其如是，萨迪克才能在拒绝承认非阿拉伯人宗教权威的同时，继承其堂兄巴基尔的政治理念，维护阿拉伯人萨德尔家系自身的宗教与政治权威。由此，“萨德尔运动”在落实现代伊斯兰主义理念时面临困境，因为巴基尔的政治主张没有在伊拉克被践行，并且在萨迪克去世后，萨德尔较低的宗教学者地位和2003年后伊拉克的政治现实也使其无力去明晰和全面践行这些理念。例如，萨德尔认为，伊朗人“疏离于普遍的监国权及其合法领导”，而伊拉克人“服从于普遍的监国权和效仿渊源”，以此暗示伊朗“可能存在一个伊斯兰政府但其社会是腐化的”，而伊拉克则“可能存在一个笃信的穆斯林社会且有一个腐败的政府”。然而，萨德尔对于如何调和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政府两者间的关系，又没有具体的主张与论述。但无论如何，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构成了“萨德尔运动”思想谱系最原始的底色，并框定了其政治行为的若干界限。

第二，主张实行伊拉克国家主义与中央集权。诸多学者将“萨德尔运动”及其现任领导人萨德尔的政治思想主张界定为伊拉克民族主义乃至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底色决定了“萨德尔运动”在强调阿拉伯人身份时，很大程度上限定在什叶派宗教机构内部，有别于严格的民族主义政治内涵。同时，在萨德尔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对伊斯兰教的狭隘思想，是导致世俗主义与独裁主义泛滥的祸根。此外，伊拉克库尔德人造成的分离主义威胁也让“萨德尔运动”领导层对民族主义思想心存芥蒂。萨德尔在谈及库尔德问题和土库曼人问题时，都将其界定为“宗派动荡”（al-tawattur al-ta’ifi）而非民族问题，并反对伊拉克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原则，主张收回库尔德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重塑一个权力集中且强大的中央政府。萨德尔指出，“库尔德人、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等都是伊拉克人民，不应强调其宗派和族群身份，‘萨德尔运动’正是致力于消除上述区隔，避免伊拉克被分裂，追求伊拉克领土与人民的统一”。因此，以阿拉伯情结（al-nuzu‘ al-‘arabi）而非阿拉伯民族主义、以伊拉克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化而非伊拉克民族主义，来界定“萨德尔运动”的政治思想主张则更为贴切。

第三，反对外部干涉，追求战略自主。对外部力量干涉的强烈反对，既是萨迪克试图打造的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权威性与排他性地位的逻辑延伸，也与伊拉克长期以来反殖民主义历史情结相契合。因此，萨德尔在坚定反对美国制裁和入侵伊拉克的同时，也强烈反对伊朗对伊拉克内政和什叶派群体的深度影响，反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行动和对逊尼派政治力量的支持，并声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力量对伊拉克99%的干涉行动产生了消极作用，且是反伊拉克人民的。但迫于2003年后大国博弈与中东地缘战略竞争在伊拉克不断加剧的现实，“萨德尔运动”无力独自主导局面，从而权宜性地在不同外部力量与阵营之间游走平衡，以图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萨德尔运动”的对外立场也因此呈现出些许的迷惑性、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但其反对外部干涉、追求战略自主的外交理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萨德尔运动”政治参与的路径

“萨德尔运动”依托什叶派草根社会运动、政治抵抗运动和参政与执政党三重角色，参与伊拉克政治发展。在这其中，该政治力量既遵循常规的制度性路径，同时也不放弃叠加动用非常规的冲突性路径。

第一，参加选举登记与投票。不同政治力量能否有效调动选民配合参与登记和投票，直接影响它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占比和职位分配。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分权体制不仅没能实现“协和式民主制”保障多元社会中各群体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理念初衷，反而成为三大派政治精英争夺和固化既得利益、建立各自庇护网络的合法途径，并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伊拉克政府无力回应社会人口的变化趋势，满足新兴群体的利益诉求，并提供有效的基础公共服务，这极大地降低了伊拉克民众参与选举登记和投票的意愿。伊拉克大选的投票率也从2005年79%的高点逐届跌落（2010年为60.6%，2014年为60.5%，2018年为44.5%），并于2021年10月大选时跌至43%。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萨德尔运动”成功发动其支持者参与大选投票。这一方面得益于“萨德尔运动”什叶派宗教网络自上而下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更在于该政治力量能为民众提供基础社会服务，及其成员入阁执政后可为支持者打造经济利益网络。在2018年和2021年大选中，“萨德尔运动”支持者的参投率分别为58%和71%，远超两次大选的总投票率。

第二，竞选议员与政府公职。受益于支持者较高的参投率，“萨德尔运动”一方面通过赢得更多席位以保持对伊拉克立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力、掌控力，另一方面则积极入阁，争夺核心职位，获取国家政治资源，反哺其支持者，巩固和扩大其利益网络。2005年至2014年大选前，“萨德尔运动”与其他什叶派政党联合参选；而自2014年起，“萨德尔运动”开始独立参选，其获得的议会席位持续呈增长之势，从2014年大选的34席（总328席）增至2018年的54席（总329席），2021年大选则获73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派。在政府公职方面，从2005年易卜拉欣·贾法里（Ibrahim al-Jaafari）的过渡政府开始，“萨德尔运动”在历届政府中可获得3～5个部长或副部长职位，即使在进行政治抵抗、拒绝参与组阁的情况下，“萨德尔运动”成员依旧能够担任多个主管核心资源的司长等次一级要职。

第三，组建政治联盟，开展集体行动。在2014年独立参选前，“萨德尔运动”基于自身的弱势政治地位与匮乏的参政经验，权宜性地与达瓦党、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ISCI，简称“伊委会”）等什叶派传统政党结盟参选，强调“什叶派团结”，共同组阁。2014年之后，“萨德尔运动”则转向和伊拉克抗议运动中的世俗主义力量组建政治联盟，于2018年形成“行走者联盟”，在同年5月大选中赢得最多席位，并在2019年10月开始的反政府抗议中予以配合，保护示威者免受“人民动员武装”（PMF）的武力镇压。而转至2020年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遭美国刺杀后，萨德尔放弃支持抗议运动，开始与“人民动员武装”合作，通过帮助解决苏莱曼尼去世后伊朗在伊拉克领导力的失序问题来换取伊朗的利益支持，同时这也被认为萨德尔为避免遭到美国暗杀向伊朗求救的自保行为。2021年10月大选后，萨德尔再次改旗易帜，结束与亲伊朗政治力量的联盟。可见，“萨德尔运动”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不断变换政治联盟并与其协调开展集体政治行动。这在深化“萨德尔运动”与各派政治势力联系、扩展其全国性影响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剧了伊拉克的政治分裂。

第四，进行政治抵抗与街头示威。虽然“萨德尔运动”已转变为合法的参政党，并从2003年后伊拉克的政治体制中实际受益，但为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和进一步扩大既有利益，政治抵抗一直是其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该组织对2005年以前武装抵抗思路的延续和调整。由此，萨德尔本人从不亲自参选与任职，旨在避免其个人形象与现有体制相绑定或关联，折损政治抵抗行动的灵活性和在民众中的认可度。“萨德尔运动”的政治抵抗可以按政治架构为界分为两类：一是在政治架构内，诉诸下属议员拒绝出席议会、拒绝配合组阁、辞职三种手段。例如，2022年6月，该党派在与什叶派传统政党就新一届总统人选问题相持不下时，萨德尔命令下属的73名议员辞职。二是在政治架构外，“萨德尔运动”善于发动街头政治以阻断政治进程、倒逼政府妥协，以实现其政治目的。同样是在2022年7月至8月的组阁进程中，由于议员辞职的策略未能奏效，萨德尔转而号召支持者相继包围议会与最高法院，静坐示威，以阻止议会推进组阁，并抗议法院驳回萨德尔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的裁决。

（三）“萨德尔运动”政治参与的特点

“萨德尔运动” 的多重身份属性、多元政治主张、多维参政路径，使其政治参与特点呈现出复杂多元且相互矛盾的图景，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政治诉求的变革性与不确定性特点并存。无论对于伊拉克国内的三大派政治势力，或是对于深度影响伊拉克内政的域内外大国而言，“萨德尔运动”的政治思想主张与参政路径都有着极强的解构力，给它们在伊拉克既有利益的护持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在选举与现实政治的具体操作时，“萨德尔运动”无法以一己之力践行其政治理念，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妥协，其政治诉求与话语表达也随之反复易变，很难一以贯之。例如，在2015年与伊拉克抗议运动中世俗主义力量政治联盟的初期，萨德尔接受了后者关于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公民国家”（al-dawlat al-madaniyya）的理念主张，这被政、学两界的很多研究者视为“萨德尔运动”对伊斯兰主义理念的放弃和对世俗主义的接受，但萨德尔随后又否定了“公民国家”的概念，并在2020年双方联盟破裂后重申伊拉克各教派身份的重要性，直接站到抗议运动的对立面。此外，“萨德尔运动”政治思想本身的模糊性与系统性不足，也是导致其政治诉求反复易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与政治组织弱制度性特点并存。什叶派宗教网络及草根社会运动的属性，让“萨德尔运动”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构成其参选获胜和成功策动街头政治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萨德尔运动”又采用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和“多点分散”的基层管理模式，随之则伴生出组织向心力不足和弱聚合性的特点。萨迪克去世前，这一弊端在组织中并未充分暴露，因为作为大阿亚图拉和魅力型领袖的萨迪克有着无可争议的领导力，这也导致该组织在其统领期间未能得到系统性和制度化的垂直整合。萨迪克去世后，维系该组织权力体系的非正式纽带断裂，很多效忠于萨迪克的宗教学者都不愿对萨德尔予以同等的支持，因为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宗教学识来看，他都无法和其父相提并论，并且萨迪克去世前并没有将自己效仿渊源的地位指认给萨德尔继承，而是交接给其下属的阿亚图拉卡齐姆·哈伊里（Kadhim al-Haeri），这进一步弱化了“萨德尔运动”的中央领导权力。穆罕默德·雅库比组建的伊斯兰贤德党（Hizb al-Fadhila al-Islamiyya）和盖斯·哈扎里领导的真理派游击队（Asaib Ahl al-Haqq），就分别是从“萨德尔运动”中脱离而出的政党和军事组织。更重要的是，萨德尔频繁变动的政治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追随者对其政治原则性的信心。

第三，萨德尔本人性格的固执性与易变性特点并存。与弱制度化与低组织化特点相对应的，是个人因素和非正式网络在“萨德尔运动”政治参与中的显著作用，这在领导人萨德尔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在经历过父亲萨迪克遇害、复兴党政权长期打压与多年的地下蛰伏，以及在美军入侵和海外反对派回国主政的刺激下，萨德尔被认为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复仇、社会牺牲、反对侵略者和强调伊拉克内部团结的情结，这塑造了他固执和不愿轻易妥协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另一面，则是萨德尔性情和话术易变的特点。在他看来，唯其如是，才能充分保证他本人形象的独立性与神秘感，以此塑造其魅力型领袖的地位和政策调整上的灵活性。

总的来看，“萨德尔运动”三方面的政治思想主张为其政治参与的外延做了结构性限定，但在政体架构、选举政治需求、地区与国际局势发展及组织特点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些主张在运动政治参与过程中又有所调整与形变，服务其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

自2005年以来，“萨德尔运动”通过多种路径参与战后伊拉克政治生活，对当下伊拉克政治力量对比、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产生一定影响。

（一）在政党力量对比方面，“萨德尔运动”打破了什叶派阵营内部的力量平衡

2003年后，无论是基于防止复兴党统治模式在伊拉克重现的共同利益，还是碍于各自既有实力的客观限制，或是因为2011年前美国驻军的威慑，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在最初3次大选中总体上搁置了各自阵营内部的分歧，强调内部团结，组建联合名单或党团共同参选。在2014年大选前，“萨德尔运动”也选择加入什叶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全国联盟（Iraqi National Alliance），联合参选，共同组阁，与其他什叶派政党维系着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但随着“萨德尔运动”实力根基渐稳以及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萨德尔运动”自2014年起调整政治参与策略，由此逐步打破这种平衡，表现为对什叶派阵营力量的分化和对党派分歧的激化两个方面。

在政党力量分化方面，“萨德尔运动”的独立参选切割了“什叶派家园”（al-bayt al-shi‘i）的既有票仓与席位，且幅度逐届增加。在2014年大选中，“萨德尔运动”脱离伊拉克全国联盟，组建“自由人士”运动独立参选；在2018年大选中以“行走者联盟”名义参选；在2021年中则以“萨德尔党团”为名参选。这对本由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uri al-Maliki）及其领导的达瓦党等传统政党所主导的什叶派权力格局形成直接且显著的冲击。此外，2015年至2020年，“萨德尔运动”与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联盟合作，其影响力得以快速提升，而什叶派传统政治力量则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如前总理海达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和阿玛尔·哈基姆（Ammar al-Hakim）各自领导的政治力量在2018年分别控有42个与19个议席，而二者在2021年大选中联合组建的“祖国国家力量”最终只获得4席。

在党派分歧方面，虽然2014年后“萨德尔运动” 调整政治参与策略对什叶派传统政党形成了挑战，后者在应对“萨德尔运动”威胁时利益一致，但这些政党并未因此团结合作，其内部的固有分歧反而被进一步激化。一方面，在应对“萨德尔运动”崛起的应因之策上，什叶派传统政党党内不同派系博弈领导权的争夺显著。以达瓦党为例，其内部就分为马利基领导的保守派和阿巴迪领导的改革派，两派对于如何回应萨德尔的政治诉求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相持不下。前者坚持决不妥协和全面排斥的强硬态度，后者则认为“萨德尔运动”从“什叶派家园”出走是马利基任内（2006～2014年）政策失败的结果，达瓦党应对“萨德尔运动”加大重视和施以引导，使其重返“什叶派家园”。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阿巴迪派系从2018年大选开始独立参选，以同马利基的“法治国家联盟”相区别，达瓦党的领导架构与政党力量也由此被分化与弱化。另一方面，“萨德尔运动”的崛起经验对什叶派相关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政党化转型产生了示范效应，进一步分化了具有什叶派背景的党际关系。例如，由伊委会的军事翼巴德尔军团发展而来的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从“萨德尔运动”由军事抵抗成功转向政治参与的做法中得到启示，借助2014年至2017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积累的民意支持，效仿“萨德尔运动”的反建制话语，在2018年大选中组建“征服联盟”独立参选，并与“萨德尔运动”联合组阁，极大地分化了伊委会的力量。

即使在2021年什叶派传统政党积弱结盟组成“协调框架”，以应对“萨德尔运动”一家独大的情况下，上述因“萨德尔运动”兴起而激化的党内和党际间分歧依旧难以消弭。以马利基和哈基姆为主的一派坚持“斗破”的思路，欲把“萨德尔运动”完全排斥在政治进程外，而阿巴迪、阿米里和现任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苏丹尼（Muhammad al-Sudani）一派则持“止损”思路，认为应该与萨德尔保持磋商，将其纳入新一届政府。可见，随着“萨德尔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什叶派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失衡持续加剧。

（二）在政治参与规则方面，“萨德尔运动”突破了伊拉克教派—族群分权的既有格局

如前所述，伊拉克战后践行了一套教派—族群的配额分权体制。在2003年后20年间的历届组阁过程中，虽然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派政治力量内外龃龉不断，在关键职位的人选问题上相互争夺，致使组阁效率低下，但都基本遵循了教派—族群分权的政治默契，赢得议席的政党都能通过协商分得相应职位，伊拉克政府也因此被称为“共识政府”（hukuma al-tawafuq）。就中短期的参政策略而言，“萨德尔运动”接受“共识政府”的既成事实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但从长期的战略考量出发，这有悖于“萨德尔运动”的政治思想主张，因在“共识政府”背景下亲伊朗什叶派传统政党的主政和库尔德人的高度自治，既不符合“萨德尔运动”强调阿拉伯人主体性的伊斯兰主义理念，也阻碍着伊拉克实现中央集权化并重拾外交自主权。

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以及什叶派阵营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萨德尔运动”在2018年大选后开始尝试削弱马利基、哈基姆等亲伊朗力量在“共识政府”中的存在与影响力，如同年联合其阵营内的对手阿米里组阁、2019年支持示威者反对曾是伊委会成员的总理阿迪勒·阿卜杜·马赫迪（Adil Abd al-Mahdi）。需要注意的是，“萨德尔运动”的上述举动都未突破“共识政府”的底线，斗而不破依旧是伊拉克政治运作的基本特点。但是，2021年大选后，“萨德尔运动”开始谋求突破伊拉克战后遵循的教派—族群分权“共识”，以互不相让的对抗思路取代斗而不破的政治默契。其原因除了前述什叶派阵营内力量对比变化的持续加剧以外，逊尼派与库尔德人两大阵营内部力量对比亦出现一些变数：逊尼派“进步联盟”和“阿兹姆联盟”并立发展，提升了逊尼派政治影响力；在库尔德人内部，近年出现库尔德民主党（KDP，简称“库民党”）力量上升、库尔德爱国联盟（PUK，简称“库爱盟”）力量下降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萨德尔运动”首先选择与“进步联盟”结盟，支持穆罕默德·哈勒布希（Mohammad al-Halbusi）连任议长，并通过支持罕贾哈米斯·罕贾尔（KhamIs Al-khanjar）副总统，成功整合“阿兹姆联盟”与“进步联盟”组建“主权联盟”。在库尔德人中，萨德尔与库民党结盟，支持其竞选总统一职。最终，“萨德尔运动” “主权联盟”与库民党结成“三方联盟”，以175席超过议会席位的半数。与此对垒的另一方，是马利基主导的“协调框架”，主要以什叶派传统政党和“征服联盟”为依托，并与以库爱盟为主的其他政党联合。

依托于“三方联盟”，萨德尔号召放弃“共识政府”惯例，主张组建一个“多数派政府”，即以“赢者通吃”的方式从“三方联盟”中产生新一届伊拉克政府。这意味着议长、总统、总理都将分别由逊尼派“主权联盟”、库民党和“萨德尔运动”指派。换言之，“萨德尔运动”提出“多数派政府”最为核心的诉求，是分化马利基领导的“协调框架”并将其彻底排除在权力之外。2022年1月，“三方联盟”凭借议席过半的优势，成功推选哈勒布希连任议长。而在总统提名环节中，“三方联盟”推选库民党的霍什亚尔·泽巴里（Hoshyar Zebari），以阻碍时任总统、库爱盟候选人巴尔哈姆·萨利赫（Barham Salih）连任。但按照2003年后库尔德人间的政治默契，伊拉克总统一职由库爱盟选派，而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和地区政府总理均由库民党出任。这表明，随着库尔德两党实力差距拉大，库民党试图进一步争夺库爱盟的既有利益，把库尔德人享有的最高职位全部据为己有。对此，“协调框架”予以强烈回应。2022年2月，立场上偏马利基阵营的伊拉克最高法院作出两项裁决：规定只有在2/3以上(220名)议员出席的情况下议会才能进行总统选举投票，而非此前的1/2占比（165名）；以涉嫌贪腐为由撤销泽巴里的候选资格。这直接从程序上阻断了“萨德尔运动”的组阁进程。

尽管如此，“萨德尔运动”坚持组建“多数派政府”，继续推举库民党的里巴尔·艾哈迈德（Rebal Ahmed）竞选总统；而“协调框架”则要求延续配额分权的组阁惯例，拒绝出席议会选举总统，换届进程由此陷入僵局，两个阵营互不相让，但又无法独立推进。2022年6月，“萨德尔运动”下属73名议员集体辞职，以逼迫对方让步，但“协调框架”并未挽留“萨德尔运动”，而是让替补议员宣誓出席，独立开展组阁。7月至8月，“萨德尔运动”支持者相继包围议会与最高法院，静坐示威。8月29日，萨德尔进一步宣布“彻底退出政坛”，其支持者在巴格达开展大规模暴力示威，冲击政府与驻外机构所在的“绿区”。

无论是在三大派政党力量之间或是各自内部，“萨德尔运动”的崛起都让伊拉克教派—族群分权的政治“共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乃至被突破，“破局”开始成为2021年大选后伊拉克政党格局演变的新线索，伊拉克也因此面临2003年后历时最长的组阁僵局。

（三）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萨德尔运动”的反对外部干涉内政思想有助于推进伊拉克国家治理的自主性

2003年复兴党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失去地区大国地位，其策应各方的地缘重要性和战后权力失序的客观条件使伊拉克成为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域内外大国地缘战略竞夺的焦点国家，该国的战后国家重建因此受到深度影响。伊拉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基于自身分化弱势的局面，也不惜配合引入并依附于外部势力，以实现打压异己、争夺政治权力的目的。一般而言，伊拉克世俗派政党力量、战后在美国扶持下建立的反恐部队（Counter-Terrorism Service）和军情系统，选择依附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组织机制，如在伊拉克角色不断凸显的法国及其所属的北约驻伊拉克特派团（NATO Mission Iraq）；“法治国家联盟”“智慧运动”和“人民动员武装”等什叶派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主要以伊朗为后盾，这既是两国什叶派群体共同信仰带来的天然纽带，也是伊朗长期精心经营的结果；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则重点获得土耳其的支持。但是，面对域内外各大国在伊拉克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伊拉克相关政治力量事实上也力图保持平衡，采取较为审慎灵活的做法。例如，库民党与库爱盟虽然分别倾向土耳其和伊朗，但同时也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依赖关系。

伊拉克内政深度依附于大国势力的外交局面，与“萨德尔运动”保持战略自主性的外交主张相背离，同时也构成其重塑中央集权的外部阻碍。因此，“萨德尔运动”既曾践行武装抵抗美军的直接路线，打乱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政治部署，同样也在政治参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开展渐进式的政治抵抗，致力于弱化和排斥亲伊朗、亲土耳其和亲美政治力量在伊拉克政局中的影响力。例如，在2021年大选后，萨德尔就明确要求将马利基的政治力量全面排除在新一届伊拉克政府之外，以削弱伊朗的影响力。作为回应，伊朗则试图借助什叶派网络对“萨德尔运动”带来的挑战予以反击。2022年8月末，在伊朗的影响下，居住在库姆的“萨德尔运动”效仿渊源阿亚图拉哈伊里一反什叶派的传统，以年老体弱为由，突然宣布放弃自己效仿渊源的地位，转而号召萨德尔本人及其追随者效仿哈梅内伊。这无异于是通过否定萨德尔本人的宗教权威来消解其政治上的影响力，并成为萨德尔宣布“彻底退出政坛”的直接动因。无论如何，“萨德尔运动”倡导的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内政，对于伊拉克实现国家治理的自主性是一个积极因素。

“萨德尔运动”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复兴党执政期间先得到默许后受到打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逐渐发展为影响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走向的一股关键力量。虽然“萨德尔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伊拉克政治生态的图景，但是难以撼动三大派并立的既有权力格局和分权模式。换言之，“萨德尔运动”是伊拉克成功的政治反对派与解构者，但绝非成功的改革派与建构者。其一，“萨德尔运动”可以挑动精英间的分歧，却无力创造革新性的精英共识。从“萨德尔运动”建构“三方联盟”的方式和遵循既定的组阁流程来看，教派—族群的分权思路未被破除，而只是限定在“三方联盟”的范围内来践行。2022年10月底，在“萨德尔运动”与抗议运动力量集体缺位的情况下，伊拉克成立“协调框架”主导的新一届“共识政府”，这表明三大派政治精英事实上无意破除既有权力格局。其二，“萨德尔运动”不是核心政治资源的掌控者。目前，其策动资源的优势更多在于提供基础社会民生服务等“低政治”领域，而非油气经济、国防安全、大国支持等核心资源，这使之既无力整合精英，也很难拓展其支持者。其三，“萨德尔运动”虽然有着较为牢固的社会基础，但很难突破伊拉克现有的教派—族群藩篱，并且萨德尔个人不断的政治冒进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其什叶派支持者民意走向。其四，“萨德尔运动”组织内部扁平化与弱制度性的结构特点，导致萨德尔个人权威和领导力在关键时刻容易受到挑战，甚至面对最坚实的支持者，萨德尔也掌控乏力。例如，2023年4月其部分狂热支持者宣称他为复临的伊玛目，迫使萨德尔在什叶派宗教机构内部面临巨大压力，从而宣布无限期暂停其运动。其五，“萨德尔运动”可以在大国博弈中寻求利益空间，但其造成的局势动荡和对大国在伊拉克利益的冲击，也让其难以得到任何一方大国坚实的外部支持。

尽管如此，“萨德尔运动”得以兴起并重塑伊拉克政治生态的各类因素依然存在，三大派政治精英间理念与利益分歧严重，战后伊拉克国家治理赤字和掣肘于大国干涉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这决定了“萨德尔运动”可继续利用关键事件与时间节点重新引发伊拉克的政局动荡。伊拉克的案例表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保障公民的基本安全和社会权益应是战后国家重建政府的基础性关切，而非如美国一味强调“协和式民主制”和分权制衡理念的政治正确，进而导致多元社会中各教派、族群认同的政治化和利益固化，削弱政治重建中所亟待打造的强有力的国家认同。在这一态势下，适时的妥协合作与长期激烈的竞争将是“萨德尔运动”与伊拉克其他政党力量关系发展的基本特点，并重点围绕政治人事安排、外交政策走向、经济资源分配和军事安全等核心议题逐步展开。同时，能否有效解决自我组织内部的分裂性问题，打造跨越什叶派、对伊拉克多元社会特征具有包容性的建构性政治话语和发展方案，以及平衡美国、伊朗和土耳其等大国干涉和地缘战略竞争带来的消极影响，将决定“萨德尔运动”未来的作用和伊拉克的政治重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