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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视域下的中国调解沙特伊朗关系观察 | 范鸿达
内容摘要 中国长期关注中东的安全与和平问题，并且正在实现从倡议到实践的转变。全球安全倡议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关切，与中东的安全与和平诉求高度契合；《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所阐述的具体安全与和平路径，与沙特伊朗的和解愿望非常吻合；中国调解沙特伊朗关系的成功，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相关冲突方是否有解决其冲突的强烈愿望、是否希望中国的调解，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大国对冲突的态度，是决定今后中国能否继续扮演国际安全调解者角色的关键因素。
项目来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当前伊朗对中国的认知及中伊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的直接调解下，中东长期对抗的两大地区强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和解协议，这既是中国积极推进世界和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它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有效性和《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的可实施性。本文尝试从中国全球安全倡议视角，对中国成功调解沙特伊朗关系进行解读。
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习近平主席的这番阐述，向国际社会清晰宣告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关切，以及对实现世界和平的理念。“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以和为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事实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探索世界和平之道。早在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多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理念也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之一，这也突出说明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持续探索。
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配合。在习近平主席公开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积极与其他国家就此进行了意见交换，并得到积极回应。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蓝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表示赞赏支持”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详细阐释了倡议的六大核心理念和原则，明确了具有鲜明的行动导向的20项重点合作方向以及合作平台和机制。这样，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的飞跃，成为中国应对和面对全球安全与和平问题的行动指南。
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件》着眼于世界安全与和平。就对安全与和平的需求程度而言，中东在世界各区域中肯定名列前茅。目前存在的中东国家大多是20世纪才宣告独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或地区运动的开展，以及英国等外部势力的撤离，是现代中东国家宣告独立的主要催化剂或背景。在中东国家走向其现代独立的过程中，充斥着西方列强的干涉与策划、阿拉伯家族矛盾的影响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导致的阿以冲突和战争等。而且，中东还存在主要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之间相当复杂的历史怨恨，中东大国之间的地区影响力竞争，以及某些世界大国对本地区事务干涉等不利于和平的因素。这些状况一起作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爆发了无休止的冲突甚至是战争。仅仅在进入21世纪的这20多年间，我们就看到中东的如下图景：美国及其伙伴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致使这两个国家至今仍然多有动荡；至今仍没有获得解决并事关地区安全的伊朗核危机；“阿拉伯之春”导致几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剧变，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至今都还没有摆脱多年战争对国家造成的严重伤害；巴以爆发数次军事冲突；伊朗和沙特断交；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家与同为阿拉伯国家的卡塔尔断交；等等。
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中东是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当地人民对和平最为渴求的地区之一。随着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件》的出炉，中国对中东安全与和平的关注度和行动力均会得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东外交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公平和国际法的原则上积极推动中东国家实现和平，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几次提出事关中东和平的主张、倡议及文件。2013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时，就提出了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一是应该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二是应该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三是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四是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同阿拉伯国家一道，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在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的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把“地区安全”作为双方合作的明确事项：“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此外中国政府还在巴以和平、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事关中东安全的诸多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对中东安全进行全面关切的基础上，2021年3月，在利雅得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明确提出了中国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一是倡导相互尊重；二是坚持公平正义；三是实现核不扩散；四是共建集体安全；五是加快发展合作。由此可见，中东对安全与和平的需求是强烈的，中国对中东安全与和平的关切是持续且程度是不断提升的。
继2022年全球安全倡议从理念上很好地回应了中东对安全与和平的需求后，2023年《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更加具体和可操作性地关注到中东安全。这份概念文件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对中东和平获取的落实计划，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外，该文件还明确提到“支持中东国家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积极势头和努力，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壮大维护地区安全的内生力量，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步骤推进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召开更大规模、更有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提到推动设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发挥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作用，支持中东安全论坛为深化安全领域交流合作继续作出积极贡献。此外，概念文件的其他一些议题也与中东安全密切相关。
在概念文件发布当天，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蓝厅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也对中东给予关注并进一步具体化，他说，“在伊朗核问题上，我们积极推动恢复伊核全面协议，维护有关国家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中东问题上，我们欢迎并支持包括沙特、伊朗在内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对话，自主搭建符合地区实际、兼顾各方利益的中东安全架构”。这清晰地表明，中国对中东安全与和平的关切，已经不仅停留在理念上，而是有了非常明确的行动方向和非常具体的问题解决之道。比如，在沙特伊朗关系方面，中国欢迎并支持两国开展安全对话。中国的如此良好意愿，正好契合了中东以及沙特伊朗的需求。
尽管中东国家也一直在努力探索改善自身安全的道路，域外国家也提出一些中东和平方案，但是中东的安全与和平处境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在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励精图治谋发展的当下，中东安全与和平环境之不足的短板日益被放大。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大国与中东的安全联系更为紧密，但是多年的发展现实已经让中东国家和人民看清楚，类似美国那种通过拉拢伙伴或盟友组团打压敌人或不友好国家的所谓“和平”之道，并不能给中东带来真正的安全与和平，因而也更不能给中东带来真正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东国家和人民对一直奉行不干涉主义的中国给予越来越高的安全期望，希望中国在发展与中东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加大对中东安全与和平问题的关注力度。
这样，中国和中东国家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共识越来越多，特别是在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公开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更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成功调解了沙特伊朗关系。
沙特和伊朗同为中东和西亚大国，也是多重矛盾交织的近邻。历史上（沙特）阿拉伯人对伊朗萨珊王朝的征服和对波斯文化的摧残，以及信仰上对互相争斗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不同选择，造成了伊朗人尤其是其中的波斯人和沙特阿拉伯人存在深深的心理隔阂。从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对地区影响力的争夺越来越成为沙特伊朗矛盾的新因素。多重矛盾的叠加，导致两国在过去的70多年间曾经三度断绝外交关系。本部分重点关注的是2016年1月最近一次的沙特伊朗断交，以及中国对双方和解的推动。
公元7世纪，兴起于今天沙特境内的阿拉伯人高举新伊斯兰教大旗，征服了伊朗的萨珊王朝，波斯人对（沙特）阿拉伯人的憎恨由此根植于心。这次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征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地理上，还体现在信仰上、文化上。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伊朗的本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波斯人的主流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教在16世纪初更是被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定为国教，至今伊朗仍然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大国，与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沙特存在教派或信仰的差异。萨珊王朝被征服后，波斯语和波斯文化也遭受严重的摧残，当前32个波斯语字母中有28个阿拉伯字母，就是一个明证。数百年来伊朗诗人菲尔多西及其巨著《列王纪》之所以被伊朗人特别是其中的波斯人推崇备至，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是一部用波斯语完成的记录伊朗历史文化的著作，对于波斯语和伊朗文化的复兴与传承起了重大作用。自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创建赫赫有名的波斯帝国（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波斯人就形成了非常骄傲的民族心理，但是在波斯人取得最为辉煌的文化成绩的萨珊王朝，却在文化和文明方面被波斯人视为远远不如自己的阿拉伯半岛游牧之民征服。被征服的苦难和巨大的心理落差，催生了波斯人对（沙特）阿拉伯人的深深憎恶，再加上双方信奉的教派本来就存在相当激烈的冲突，导致伊朗（波斯人）和（沙特）阿拉伯人之间的怨恨根深蒂固。
进入20世纪后，伊朗在1925年开启了巴列维王朝，延续至今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在1932年宣告成立。1929年，巴列维王朝代表应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伊本·沙特的邀请访问麦加，也是在这一年双方签署友好条约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麦加朝觐引发的争端，伊朗巴列维国王在1944年切断了与沙特的外交关系，1946年两国复交。二战后沙特和伊朗均为美国在中东的密切盟友，整体来看这是两国关系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但是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诞生，两国关系进入激烈的对抗阶段。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等人对伊斯兰革命输出的热衷，对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多国的严厉批判，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随之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动荡，令沙特等国对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心存忌惮，并进而严加防范和对抗。在两伊战争中沙特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在穆斯林麦加朝觐期间，伊朗朝觐者也曾与沙特管理方爆发激烈冲突，这导致德黑兰发生冲击沙特大使馆事件，沙特遂在1988年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到1991年两国才完成复交。
此后的十几年基本是沙特伊朗区域战略地位旗鼓相当期，2005年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终结了之前两国关系的相对缓和期。随着2001年、2003年美国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接连发动战争，敌视德黑兰的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先后被推翻，东西部两大敌人的覆灭令伊朗的区域战略处境获得明显改善。内贾德总统上台后，伊朗外交对美等西方国家以及沙特等周边不友好国家表现强硬，伊朗核危机也随之形成。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陷入剧烈动荡时期，政局相对平稳的伊朗之区域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2015年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也就是国内俗称的伊朗核协议，这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区域战略地位在之后的近三年间达到顶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15年9月麦加朝觐又一次发生严重踩踏并导致数百名伊朗朝觐者死亡后，伊朗给予沙特王室猛烈且持续抨击；在2016年初沙特处决了包括一名什叶派领袖在内的40余人并因而招致国际社会强烈批评的情况下，伊朗发生冲击沙特外交机构的事件，沙特顺势立即宣布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如前所述，2016年初沙特宣布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既有两国即时冲突的因素，也有双方长期对抗的惯性原因。虽然长期对抗形成的心理隔阂不容易消退，但是即时冲突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消减的；如果各自国家以及所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即时冲突对双边关系的破坏更容易获得修复。
和1944年、1988年两国断交一样，2016年初沙特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也是在麦加朝觐等宗教问题的争执下发生的，而且后两次断交也都伴随着沙特驻伊朗外交机构受到当地人的冲击。因此，对沙特和伊朗而言，应对两国断交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除了自己的外交机构受到冲击外，转移国际社会对自己的较为普遍的批评，也是沙特在2016年宣布与伊朗断交的原因之一。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沙特宣布因为自己的驻伊朗外交机构受到冲击而切断与德黑兰的外交关系后，国际社会的批评目标几乎立即从利雅得转向了德黑兰，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因此受到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因为断交的直接导火线是一些激进的伊朗人冲击了沙特驻德黑兰等地的外交机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伊朗是处于不利的一方，所以断交后伊朗对缓和双方关系表现得更为积极。比如，2017年4月10日，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愿意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所有邻国建立良好关系，他说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前发生的事情是由一些鲁莽的人进行的，并受到所有机构的谴责。
不过从沙特伊朗各自状况、中东和国际形势来看，2016—2020年并不是沙特伊朗实现和解的时期。两国在叙利亚、也门战场上针锋相对，他们对待恐怖势力“伊斯兰国”的态度也有不同。2017年1月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总统在之前的大选期间就已经对伊朗发出不友好言论，这给予2017年6月被立为沙特王储并兼任国防大臣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更多对抗伊朗的信心。掌握国家实权的萨勒曼王储本就励精图治大力改革沙特，令这个中东和西亚大国迅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再加上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JCPOA并对伊朗祭出“极限施压”，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不了沙特伊朗之间的相对区域战略地位。更何况美国还积极拉拢沙特、以色列等国组建反伊朗的中东联盟。所以，在地区战略地位“沙升伊降”的背景下，沙特对伊朗的和解意愿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
但是，尽管有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尽管有以色列等国在反伊朗方面的配合，沙特并没有如愿取得相对于伊朗的竞争优势。在巨大压力之下伊朗通过“向东看”和“抵抗经济”等外交、内政方面的一些举措，不仅顶住了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在叙利亚战场上伊朗支持的力量还取得对沙特支持的力量的绝对优势。即使是在也门战场上，面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沙特也没有取得优势，反而沙特国内还一再遭遇无人机袭击。2021年1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也严重减损了沙特继续对抗伊朗的意愿，因为拜登早在总统竞选中就明确表示，他一旦当选就追求改善与伊朗的关系，而且他入主白宫后也的确很快就参加了全面恢复履行JCPOA的谈判。因此，多种因素叠加，迫使沙特决策者不得不接受伊朗是一个搬不走的邻居这一客观现实。在2021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沙特王储萨勒曼公开表示希望伊朗有更好的发展，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而内外交困的伊朗同样也在等待两国的和解。沙特伊朗在和解一事上逐渐达成共识。
2020年5月，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出任伊拉克总理，他努力在伊朗和沙特两大邻国之间保持平衡关系，而且他本人与英国美国也有相当好的关系。在沙特伊朗都希望和解的情况下，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成为了两国谈判的中间人。2021年4月9日，沙特伊朗在巴格达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到2022年4月下旬，两国共进行了五轮和解谈判，其间还传出阿曼也有意推动沙特伊朗关系正常化。虽然在第五轮谈判结束时约定两国将继续围绕也门等问题进行第六轮谈判，尽管穆斯塔法·卡迪米总理在沙特伊朗之间也做了一些推动工作，但是沙特和伊朗再也没有回到巴格达的谈判桌上。2022年9月伊朗爆发民众抗议后，德黑兰指责沙特干涉了伊朗内政；10月底伊拉克总理更迭，新上台的苏丹尼总理对继续发挥伊拉克调解人的作用兴趣不大，而且他也没有像其前任那样获得沙特的信任，于是沙特伊朗和解的伊拉克通道关闭。
客观而言，经过在伊拉克的多轮直接会谈，沙特伊朗已经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基本立场，影响两国和解的障碍也已经克服了很多，因而在2022年4月第五轮会谈结束后，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对沙特伊朗复交表示乐观。但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心理隔阂是非常深的，双方的互不信任十分强烈，而伊拉克或阿曼自身的实力或影响力又不足以令沙特和伊朗放下心理芥蒂，因为即使签署了和解协议，沙特和伊朗也从伊拉克或阿曼那里获得不了协议能够执行的担保或保障。所以，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情况下，第五轮会谈之后沙特伊朗迟迟不能进行既定中的第六轮直接谈判，两国和解进程也因此陷入困顿。
显而易见，沙特伊朗越是临近和解的达成，越是需要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世界大国作为外部调解者。因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长期糟糕关系，美国没有成为沙特伊朗关系调解者的可能，美国的亲密盟友们也没有可能。不管从意愿还是从国家实力来看，已经深陷于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亦没可能调解沙特伊朗关系。遍观当今世界大国，唯一有可能对沙特伊朗关系进行调解的，只有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而且，中国也有帮助中东国家达成和平的强烈愿望。
迄今中国沙特伊朗三国官方都没有向外界详细阐述中国调解沙伊关系的过程。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习近平主席2022年12月的沙特之行中，中国领导人建议2023年在中国举行海湾国家会议，海合会六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高级官员都参加。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建议获得海合会领导人的赞成，然后中国把这一建议传达给伊朗，并且也获得伊朗的认可。也是在习主席的这次沙特之行中，沙特方面请求中国调解沙特伊朗关系，伊朗对中国传来的这个信息同样持欢迎态度。在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达成由北京调解沙伊关系的共识后，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本·穆罕默德·艾班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分别率领沙特和伊朗代表团，于2023年3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根据3月1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方联合声明》，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启动上述工作，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两国还同意将激活双方于2001年4月17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和于1998年5月27日签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总协议。随着三国联合声明的公布，中国成功调解沙特伊朗关系的和平努力遂被世人所知。
五、结语
在中国的调解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了和解协议，这引起全球舆论的强烈、广泛且持续关注。沙伊和解本身当然是关注焦点，中国调解则是更受关注的话题。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的普遍看法是，中国重视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而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涉入意愿不强、涉入程度不深。这次在中国突然成功调解了长期对抗甚至是敌视的沙特伊朗的关系，而且这两个国家不仅是西亚、中东地区大国，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中国的这次外交努力震惊了国际社会，它的确是中国外交特别是中国的中东外交的一个突破。
如前所述，中国对中东安全与和平的关切是久已存在的，而且，中国对中东安全的关切已经完成了从理念到具体行动的跨越。所以，在沙特伊朗都有和解需求、伊拉克和阿曼等国际力量已经为两国和解作出一些努力与推动、沙特伊朗都希望和愿意接受中国调解的情况下，依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所体现的精神与具体路径，中国顺势而为，最终调解了沙特伊朗关系，帮助两国达成和解协议，这其实也并非难以理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相比较从前侧重于对安全与和平的呼唤表达，中国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行动意愿和能力，这也充分表明中国对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件的践行。
类似调解沙特伊朗关系这样的行动，一定会增强中东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信任与信心，也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调解者角色给予更多期待。基于全球安全倡议的精神，中国肯定愿意为世界和平作更多贡献。接下来中国会不会或者能不能继续成功扮演调解者角色，这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相关冲突方是否有解决其冲突的强烈愿望；二是冲突各方是否真的希望中国的调解；三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与冲突密切相关的世界大国的态度。一次成功的国际调解肯定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世界和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创造与维护。中国需要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