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觉中的自我和他者：有关鼻子的国际政治 | 国政学人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认为，“外交政策”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外交政策指所有区分自我和他者的行为。第二种含义是，外交政策是国家对前者所构建的身份进行复制的表现。因此，外交政策的用途是捍卫外交政策下的社会关系所划定的领土边界。这两个含义都表明，外交政策是关于身份区别和领土边界如何相互塑造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与其替代品——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是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外交政策实践在流行文化和世界政治交汇处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当然，像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会驳斥国际政治中对文化的倚重，他们认为这只是试图掩盖国际安全困境中真正的现实物质政治的宣传口号。作者引用秦亚青的话给予反驳：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不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而是解释主义的“身份困境”（identity dilemma）——谁是中国，它如何看待世界？因此，无论现实主义者（和其他人）是否认真对待文化因素，当中国有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从身份和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未来时，学者们都应该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和视觉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外交政策。

很少有学者分析中国如何通过定义外国人完成自我身份构建，甚至更少有人考虑过视觉图像和国际关系如何在中国相互渗透。作者旨在通过研究如何用不同类型的鼻子来建构中国外交的自我和他者关系来填补这一空白。其论点是，定义他者的“大鼻子”特征是塑造中国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的IR理论家看来， “面孔”（face）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地位意义决定了它在中国社会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鼻”的汉字字体中包括“自”，代表了自我和对自我的定义。因此，当中国人提到自己时，他们往往指向自己的鼻子，而不是他们的心；这里的鼻子具有“正义之座”的规范价值。另一方面，他者是根据中国流行的概念来定义的——“深陷的眼睛和高鼻子”——该观念将古今中国外交政策实践中区别自我和他者的行为可视化。

虽然“深目高鼻”的概念已经持续了1500年，但它并不是指中国文化本质亘古不变。相反，在前现代时期，“深目高鼻”指中亚人；自十八世纪以来，它往往指欧美人。与遵循种族逻辑来寻找中亚人和欧裔美国人之间的生物联系相比， “高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定义了自我和他者。因此，作者的目标不仅仅是分析这些图像内容并将其归类为中亚人或欧美人，还要了解这些图像如何通过他者创造自我身份。

视觉国际关系的三大用途是，1）视觉，尤其是视觉转化为在社交媒体上跨国传播的图标时，具有将国际议题纳入国际议程的能力。在二十一世纪，将地方政治暴力转化为全球政治事件时需要视觉效果（视频、照片、卡通等）; 2）关注视觉能够突出意义众多的表征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因此需要分析者的积极解释；3）视觉可以动员情感共同体以撼动和连接人心，唤起人们心中的爱、恨、恐惧或焦虑。

唐朝在中国通常被视为其文明的顶点，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国际化的时代。在公元七世纪初，唐帝国不仅在领土上扩张，将“西部地区”（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收入囊中；更在在人口上扩张，囊括了来自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各种中亚民族。公元647年，唐太宗以官方宣言形式庆祝这种种族间的和谐：“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当时，许多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住在唐朝首都长安（今天的西安），那里有15万多名来自中亚的外国人（通常被称为胡人）作为艺人、商人和战士工作。唐朝的人们为外国面孔着迷，工匠们为统治者制作了数千个胡人俑。

学者对这些雕像有着不同的解释。作者指出，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胡人雕像被展示为中国持续的种族和谐的历史证据。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雕像展示了中国和胡人关系的和谐：两个中亚人和两个中国人一起奏乐，另一个胡人跳舞。这五个人物都在一只非常大的骆驼上，这是异国情调的另一个象征。因此，胡人雕像代表了唐朝种族政策的成功。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雕像展示了中国人如何根据外表使社会差异可视化。这些雕像的目的不是准确代表中亚人的面孔；相反，他们夸大了各种特征（高鼻子、深陷的眼睛、浓密的胡须等），以创造和传播刻板印象。这种观点解释了唐帝国的多种族社会实际上是如何在统治精英中产生焦虑的。通过这种方式，太宗皇帝的名言并非仅仅描述了不同种族相处的喜悦；相反，它凸显了一种新情况，即分裂的种族群体只能在他的仁慈统治下聚集在一起。因此，这些雕像展示了唐朝社会如何在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之间创造明显的差异，其中胡人因其差异而受到重视。深陷的眼窝和高耸的鼻子表明他们是凶猛的战士，因此可以被招募为帝国护卫。这表明胡人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被纳入唐朝社会，他们是种族等级制度的一部分，仅限于特定的身份角色。胡人被纳入到重视他们特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却同时也被排除在外。

朝鲜战争时期的宣传海报同样被用来可视化以塑造国内外的朋友和敌人。此时，“西方人”的语境从唐朝西北边境的中亚人转变为在东亚的欧美人。中国海报上欧美式的大鼻子形象与唐代胡人雕像上的鼻子形象产生了联系。中国彼时的俄罗斯盟友如胡人一样，被尊为强大的战士，因而具有高耸的鼻子形象；相反，美国的外敌则被大鼻子代表，而非高鼻子。

在作者看来，用“大鼻子”形象构建竞争对手的意图在宣传海报中非常明显。要成为美国人，戴山姆大叔式的帽子是不够的，男孩还必须戴一个非常大的带血鼻锥；同样，在中国的朝鲜战争电影中扮演美国士兵的中国演员也会装饰着滑稽的、刻意放大的假鼻子。因此，“美国式鼻子”是敌人形象的可视化，其目的不仅仅是帮助人们区分敌友，它们还动员愤怒、恐惧和感到威胁的集体情绪，在视觉上形成新的反美情感共同体。

作者认为，通过高鼻子和大鼻子的区别，可以看到战争中代表正义和邪恶的等级划分。然而1960年中苏分裂开始后，中国的宣传海报中的俄罗斯人也失去了英俊的高鼻子。过去十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传播媒体上再次出现了代表俄罗斯人的漂亮的高鼻子形象。

对于朝鲜战争的另一端而言，鼻子也很重要，韩国人开始关注外表。在朝鲜战争中，许多亚洲人遭受了严重的面部创伤。为此，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开发了一种新的面部重建手术，在亚洲面部上建造欧美式高鼻，这随后被商业化以用于整形隆鼻手术。美国海军陆Handu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战队外科医生D·R·Millard解释说，这种隆鼻手术被称为“去东方化”（deorientalize）方法：自从美国军队进驻远东以来，西方面孔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些韩国隆鼻手术患者并非是想给他们的韩国同胞留下深刻印象。相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作为译员、战争新娘、基督教徒等更好地融入美国生活。这种种族化的美容标准逻辑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西方化即现代化”观点的一种表现。

女权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对这种标志着军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结合的“去东方化”整形手术进行了批评。批评者认为，在东亚推广欧美美容标准是一种持久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形式。因此，分析者和活动家寻求将美容行业非殖民化，以捍卫“正宗”的亚洲鼻子。

然而，研究整形政治的韩国学者So-Rim Lee认为，与其将韩国人视为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不如更多地了解人们为何积极选择进行美容手术。Lee解释说手术后患者不会看起来像“西方人”，而是看起来像接受过美容手术的韩国人。中国台湾外科整形医生Chang Hsin Jen博士也说，“东亚外观”比任何欧美风格的鼻子都更受欢迎。

并且，作者认为美容手术也是社会迈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证据，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人们改变自己的外表，以增加他们在就业市场和婚姻市场上的机会。正如上海的一位年轻女性解释她为何接受隆鼻手术时所说，“这是一项终身投资，将帮助我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和理想的伴侣”。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选择整形的人还会超越唯物主义范畴，追求宇宙学的力量。许多亚洲人认为，你的脸揭示了你的人生命运。

聚焦到中国的整形美容方面，作者认为，在中国，美容手术是民族主义的场所，“美丽的中国女性的形象成为民族主义代表，象征着现代性和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同时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作者还将中国人对整形过的韩国人的批判态度定性为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因为他们会称呼接受了整形手术的男人为“娘娘腔”。

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世界观，研究精英和非精英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是有帮助的，包括他们如何塑造外国人。这篇文章采用解释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如何被自我和他者关系下的非官方外交政策所塑造。

外观和外部关系的视觉关联显示了意识形态“世界观”和美学“世界观”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篇文章的视觉IR分析表明，人们如何审美地看待世界（例如，他们如何可视化外国人）塑造了他们的集体世界观。因此，关注视觉IR，使我们能够通过中国官员和学者对世界的看法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世界观”。需要说明的是，审美观和世界观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唐人雕像、战争宣传海报和美学隆鼻术都更多地在情感层面发挥作用，以连接人们内心。这种情感政治更多地通过视觉间共鸣，而不是线性论证来发挥作用。

深目高鼻

deep-set eyes and high-bridged nose

身份困境

identity dilemma

去东方化

deorientalize

表征政治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校对 | 赵逸然 周谷子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张心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