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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地缘-文明视野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中亚关系

转自公众号：中央欧亚通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QxMzUwNA==&mid=2649225576&idx=1&sn=5d1231931736bc564f30790b851147ee


近些年，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十分抢眼。[1]远的不说，仅就2022年来看，举世瞩目的俄-乌战争[2]发生后，在欧亚（Eurasia）[3]的地缘政治风云变幻中，土耳其的表现极为突出，比如，是土耳其促成了2022年3月10日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级会谈[4]，也是土耳其与联合国一道成功协调了黑海粮食倡议（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5]开通了粮食走廊（Tahil Koridoru）。在俄罗斯面临西方日益严峻制裁的局面下，在土耳其建设新的能源中心的图景也显现了出来。[6]对这些现象，笔者还是延续长期的判断，即土耳其是利用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历史机缘，采取了积极务实主义的结果。[7]除了这些在其周边地缘政治上的操作，土耳其还长期积极推动讲突厥语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合作[8]，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进展是2021年11月，通过更名的方式将2009年成立的讲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升格为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9]，考虑到俄乌冲突引发欧亚地缘政治变动的时代背景，土耳其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种种积极表现，就更加值得玩味了。[10]

对于土耳其的上述表现，汉语舆论领域往往将是其视为某种不自量力，或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物的个性使然。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对土耳其在地缘政治尤其是它在中亚地区的种种表现，我们是否可以提出某种更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性解释，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一些新闻信息的简单分析？这是本文尝试的一个方向。简言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从历史的长时段与结构性的视角来说，土耳其在欧亚地区能够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因为其所处的地跨欧亚的特殊地理位置对欧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特别敏感，这是一个横向的观察，另外，历史地看，还有一个地缘-文明的（geo-civilizational）[11]分析视角，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地缘政治），也需要重视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文明-地理空间关系的演变，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很多国家的文明归属与认同，进而影响到其在地缘结构中的行为。对土耳其来说，具体表现就是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某些行为特征，比如，它在地缘-文明意义上的国家起源问题，奥斯曼帝国自1453年后即定都伊斯坦布尔，1517后的长达四百年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作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全世界逊尼派穆斯林的哈里发，共和国建立后又将国民身份和民族身份都界定为土耳其人（Türk），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它使土耳其人在建构论的意义上认同于古代突厥，并使其潜在地具备了申张在这个方面的主体性与主导性的可能。这些都是文明论意义上土耳其与中亚关系里不得不考虑的长时段因素。

一、奥斯曼-土耳其的起源与文明属性

公元1055年，有一支从中亚来的塞尔柱人，他们是操突厥语的游牧部族，一度控制了当时还是阿拉伯-阿巴斯帝国首都的巴格达，并获得了“苏丹”（sultan，阿拉伯语，本意为“力量”“治权”“裁决权”，后来有“权力”“统治”的意思）的称号。十六年后，也就是公元1071年，在土耳其东部，发生了曼齐凯特战役，当时的东罗马帝国跟塞尔柱人打了一仗，结果是东罗马帝国战败，皇帝还被俘虏了。这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进程，就是早期土耳其民族的形成，因为，有大量从内陆亚洲来的游牧民族进入到小亚细亚地区，开启了一个新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后来被称为奥斯曼人（Osmanl?）的群体，最初就是源于这其中一支讲突厥语的部落。他们吸纳了大量当地元素，在小亚细亚的西北地区，慢慢从一个小的诸侯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

法国学者库伯更为详细地解释了土耳其文明归属的复杂性：“历史上，从阿尔泰到维也纳，土耳其人所见到的是其祖先在一条绵延长远的迁徙之路上不断前进。在半路上，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与之相互融合。他们成为伊斯兰教的携带者与传播者，伊斯兰教也给了他们一份中东遗产。以前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后来又到过巴尔干的土耳其人，与这片土地的过去以及在其上所生活之人民必定延续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20世纪初便上演了一系列悲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混乱的土地关系（这一关系自身成为了历史故事的基础），在一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个认同的问题，而在历史教科书里，也有义务去面对这个问题。”[12]

库伯表达了对土耳其文明属性的复杂性的理解，其实也是讲出了土耳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他把土耳其的历史文明属性追溯到来自阿尔泰的游牧民族，然后，他们有一个漫长的从东向西迁移的过程，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来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个帝国曾经两次围攻维也纳，这也是他们向西达到的最远点。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路线上，土耳其的文明和文化属性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我们必须说，这些变迁并不是丢掉一个旧的再换一个新的，而是一个不断累积、融合的过程。在原有的起源之地，他们带有的是内陆亚洲[13]文明的属性，即便是在今天，土耳其已经没有什么显在的游牧文明和文化的遗存，但仍有残留，并对此保留着深刻的记忆。历史记忆当然也是他们的文明归属多样性的一部分。另外，就是皈依伊斯兰教，操突厥语的游牧人群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相对比较晚（10-11世纪），我们都知道，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当然要早一些。但不管如何，操突厥语的游牧群体最终有了一个伊斯兰之根，从而成为中东文明的一部分。在迁徙到小亚细亚后，操突厥语的游牧群体就把这里作为根据地，并初步奠定了后世土耳其的初步基础，当然，他们又往西到了巴尔干，再以巴尔干为根据地，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这样，历史地看，土耳其人的文明属性当然非常复杂。

大体上可以说，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是曾经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虽然，从版图上来说，土耳其显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唯一继承者，但从主观意愿和他者视角来看，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最直接的继承者，毕竟，帝国的官方语言就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还留在土耳其境内[14]，小亚细亚是奥斯曼王朝的发源之地，这些因素都使现代土耳其不同于其他曾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地区和国家（阿拉伯、巴尔干），后者的主流民族叙事都是把奥斯曼帝国时代视为异族统治下的黑暗。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往往是话语权更大的，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民族（分离）主义战胜了力主帝国统一的奥斯曼主义，因此，后世的历史解释也就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了。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者持续向西、向南运动的结果之一。大体上可以说，在火器普及之前，欧亚大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主轴，就是内陆亚洲以游牧为主的北方部落社会和南方的定居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突出。奥斯曼-土耳其是内陆亚洲腹地的游牧人民/文明与其“南方”定居社会互动与融合的产物。这样的互动绵延甚久，其他的例子有匈奴/匈人、突厥汗国、蒙古帝国等。不同之处在于，就奥斯曼人的源头来说，讲突厥语的不同群体已经在大约10-11世纪皈依了兴起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这就使他们进入到“圣经”文明体系，从而有了更强的文明同化能力。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命题，就是蛮族的征服者往往是被那些被征服者的更高级文明所征服的。但接纳了伊斯兰文明的游牧人群是不一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但没有被周边定居的基督教社会所同化，而且还有较强的同化能力，他们不光是靠军事上征服了大片领土，而且，在他们占领和长期统治的东欧-巴尔干地区，按照学者的研究，历史上的高峰期大概有近20%的人口是穆斯林[15]，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结果，也就是造成了当地某种程度的伊斯兰化。即便是今天，尽管有历史上的悲剧性冲突和民族迁徙，当地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可以说，从土耳其到东欧巴尔干地区，伊斯兰文明的存在，主要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留下的历史遗产。笼统地说，这都是内陆亚洲文明与欧洲-地中海文明互动关系的产物。

自奥斯曼时代至今，由于土耳其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宗教，这本身也成为其现代民族身份的重要特征，由此出发，每当他们转向中亚的时候，当地不同民族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和土耳其人的接近，是可以被感知的，当然，也是可以被利用的。这是土耳其发展与中亚的关系时非常愿意强调的。虽然当代的基因测序并未在人种谱系的意义上支持土耳其人的宣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但在社会现实层面，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兰文明和现代政治的塑造与建构是强大的，土耳其人的主观认同已经是文明归属意义上的，短期是难以改变的。

从内陆亚洲的视角看，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都是往西走、向西看的，他们的政治中心在往西移动，但在文明和文化上，他们仍然与欧亚腹地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历史地看，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与内陆亚洲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影响，是有典型性的，对我们理解当代的土耳其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位置是有参考意义的。塞尔柱人的政治中心仍然在内陆亚洲，统治范畴一度涵盖了中东与内陆亚洲。作为塞尔柱人的后继者，奥斯曼人再也没有将内陆亚洲纳入自己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奥斯曼人的政治中心已经进入到欧洲，定都伊斯坦布尔，统治匈牙利一个半世纪，两度兵临维也纳。奥斯曼帝国在陆上和海上的版图是巨大的，长期坐落在欧亚非大陆和海洋贸易网络的中心。黑海沿岸成为奥斯曼人相对安全的边疆，在此防线之外，长期没有出现能够威胁奥斯曼人的国家，直到16世纪俄国崛起。长期以来，奥斯曼人的重心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在东边，奥斯曼人的边疆最远到达阿塞拜疆，但在西边，他们曾比较长时间深入到中欧。

与现代土耳其不同，奥斯曼人长期是不认同古代突厥的。不过，在文明的意义上，奥斯曼长期依然保留着对中央欧亚的记忆，那可以说是对一种比任何族群都更大的草原-游牧文明的记忆。比如，可汗(hakan)这个源于中央欧亚的称号，在奥斯曼帝国的帝王身上就始终在使用；还有学者指出，奥斯曼人曾经给与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这一系的后裔——克里米亚汗国的吉莱家族——以更大的荣耀和尊重，甚至认为他们有对奥斯曼王朝的继承权。[17]应该说，这些都是主观认同意义上奥斯曼人与内陆亚洲之间的文明关联。

不过，整体而言，内陆亚洲(特别是今天的中亚地区)对奥斯曼人来说，一直处在边缘的位置，他们间的联系是松散的，更多地是与穆斯林朝觐等宗教事务有关的精神性联系（详下），当地对奥斯曼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直到奥斯曼人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在西方的领土和臣民，他们才不得不日益重视东方的穆斯林社会。

二、距离、能力与精神联系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第九任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 1512-1520年在位）击败了刚刚崛起的什叶派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22年），然后又征服了阿拉伯地区。对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胜利，使同属逊尼派并面临萨法维王朝压力的中亚地区更加崇敬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征服，尤其是穆斯林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进入奥斯曼版图，也提高了奥斯曼帝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塞里姆一世获得了“两禁地之仆”（Khadim al-Haramayn）的称号。[18]在这之前，奥斯曼帝国的主要人口是基督徒，而现在穆斯林的元素和比重迅速上升了。[19]奥斯曼帝国成为穆斯林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心。1517年后,奥斯曼人的功业使其统治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哈里发这个头衔。

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关系，主要与萨法维人的威胁有关。在对抗萨法维王朝的过程中，奥斯曼人和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尤其是他们的伊斯兰知识阶层——乌莱玛/ulema）基于同属逊尼派的理由而相互支持。[20]中亚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愿意与被视为穆斯林领袖的奥斯曼帝国寻求联合。[21]面对萨法维王朝的威胁，塞里姆一世曾给乌兹别克人的乌拜德·安拉汗（Ubayd Allah Khan）写信，建议共同出兵，钳击萨法维人。面对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与中亚乌兹别克人似有联合之势。不过，乌兹别克人因忙于自身事务未能出兵。[22]

1517年后，管理朝觐工作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重要事务。作为哈里发和“两禁地之仆”，须要确保每年一次的朝觐能顺利进行，否则，就会有损奥斯曼人的威望。但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朝觐造成了困难。对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来说，奥斯曼人和伊朗人及俄国人之间的竞争，经常使朝觐路线不畅。[23]布哈拉的一位可汗在1789年给奥斯曼苏丹写了一封信，其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当地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与俄国人的激烈斗争之真相与朝觐有关；二是他提到1789年以前大约130年里，当地人民因为萨法维人的阻挡，没法进行朝觐。当然这种说法其实是夸张的。[24]

在16世纪中，崛起不久的俄国人占领了里海北部的阿斯特拉罕，这对中亚穆斯林的朝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中亚的一些穆斯林领袖就请求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花拉子模的可汗也给塞里姆二世写信，称其为“全世界的哈里发、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朝觐路线的保护者”，他首先解释了在阿斯特拉罕被占领之前通过俄国和伊朗的朝觐路线的情况，他说：“只要一进入他们的领地，伊朗的沙就会逮捕我们的朝觐者；而夺取了阿斯特拉罕的俄国人更是不让通过，这都增加了朝觐的困难。”[25]可见，中亚的教俗精英都对奥斯曼帝国抱有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身的威望，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就不能不有所作为。苏雷曼大帝就曾禁止伊朗的朝觐者通过奥斯曼领土去麦加。1569年，塞里姆二世进军阿斯特拉罕，目的就是确保朝觐路线的安全。在进军失败后，奥斯曼人又努力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达成目标。[26]在伊朗处于纳迪尔沙（Nader Shah，1736-1747年在位）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曾与其达成协议，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确保中亚朝觐者经过伊朗到达巴格达的朝觐路线之安全。不过，该协议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7]

18世纪，在中亚地区，俄国与清王朝的影响增大，英国也在南亚建立了殖民地，为了确保自己的殖民利益，英国还入侵了阿富汗。这时的奥斯曼人也开始强化与中亚汗国的关系。18世纪初，布哈拉的可汗给奥斯曼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ad Ⅲ，1703-1730年在位）写信说：“诚如陛下所知，解决一些‘图兰领土（Turan ülkesi）’上的问题，是仰赖您的支持的，因为您是我们的哈里发。”[28]

进入19世纪，俄国在中亚地区大举推进，而奥斯曼帝国明显是收缩的，[29]直到奥斯曼帝国解体，它都没有解决自身的地缘政治安全问题。[30]来自中亚的朝觐者成为奥斯曼人了解中亚情况的重要信息源。中亚的可汗们也经常写信向奥斯曼人求救，希望能够联合对俄国。无奈的是，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在多次俄土战争中失败，也没有能力去援助中亚汗国。奥斯曼人在俄土之争中也曾向布哈拉汗国请求配合，但也被拒绝了。一些已经刊布的奥斯曼档案真切地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的这种现实状况。[31]虽然奥斯曼帝国和布哈拉汗国的关系已经不再紧密，但双方仍然有联系，而朝觐就是这其中的精神桥梁。[32]

在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后世不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简单说，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文明与奥斯曼-土耳其自身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奥斯曼人能力强的时候，能够在高加索与伊朗和俄国进行竞争，并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巴库。而与伊朗和俄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也使奥斯曼人更加关注中亚，只是由于地理上的遥远距离、自身的能力有限，又使奥斯曼人无法直接去经营中亚，也很难获得中亚对它的策应。更不用说，到奥斯曼帝国晚期，奥斯曼人只能在与中亚统治者的通信中直接说因为距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限制，无法给予面临俄国殖民的当地人以任何实质性帮助。这里面既有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又有能力和资源限制的问题。在文明的意义上，作为“两圣地之仆”和哈里发，又与中亚存在某种精神性的联系，甚至与自身的威望关系密切，奥斯曼人又不能不去关照中亚。在20世纪末，亨廷顿提到，土耳其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也面临自身能力的限制，但又能够通过文化来加强双方的联系：“土耳其与突厥语族各共和国的活动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原因在于土耳其的资源有限……然而，土耳其继续努力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他们最重要的活动中，他们与有关政府的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修建一条把中亚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境内晕倒地中海的输油管道。”[33]这与历史上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

三、余论

在俄乌战争引发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重大变动的今天，理解土耳其的角色，尤其是它与中亚地区的关系，除了上述的历史视角外，我们还可以把一些思想家的洞见作为旁证。笔者认为，有几个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20世纪初期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20世纪晚期波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理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以及当代土耳其学者和政治家阿合迈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lu）的“战略纵深”理论(Stratejik Derinlik)。

20世纪初（从1904年到20世纪20年代），麦金德提出了其被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政治地理学的理论，麦金德的理论与当时的海权与陆权理论的争论有关。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世界岛，并将从东欧到中亚的欧亚腹地称为枢纽地带，他最著名的表述就是“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34]实际上，麦金德有一个非常宏观的历史视野。他是从古代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与欧亚大陆的历史关系来阐发自己的理论的，[35]所以，他对我们理解奥斯曼-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但是，麦金德并没有提到奥斯曼-土耳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在没落之中，即便是后来有了个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它最初也没有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麦金德的历史视角，实际上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就需要接着麦金德所讲的，将其放在内陆亚洲游牧文明与地中海世界的互动中进行考察。

布热津斯基认为，土耳其由于具备特殊的地理位置，起着地缘政治支轴的作用。他认为，土耳其向欧亚大陆的发展主要考虑的是里海能源，若要伸向更远的中亚地区，则需借助精神纽带，比如语言、宗教、民族的联系。布热津斯基预言，土耳其有成为地缘政治战略旗手的潜力。这一论说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后中亚-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数个讲突厥语的新兴民族国家。布热津斯基已经提到，基于土耳其与中亚各国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认同感，这种联系的发展，使土耳其可能成为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36]

布热津斯基的观察和前文我们已经引述过的亨廷顿的分析是一致的，若说区别，布热津斯基更多是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横向结构中看问题的，对欧亚大陆的定位，他也是更多地继承了麦金德的思想。而亨廷顿更多也是更自觉地以文明作为分析问题的范式，他把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等国视为“无所适从的国家” （torn country）。他发现这些国家对于文明的定位并不清晰。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着重探讨了土耳其的情况，这经常被用来说明土耳其在文明认同上的某种撕裂特征，尤其是1923年土耳其建国以来，国家主导下的世俗化运动使得土耳其在所谓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软实力可言。[37]在提到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时，他也提到了土耳其更多是利用“文化亲缘关系”。

“战略的纵深”理论，有时也被外界称为“新奥斯曼主义”。[38]此说更关注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整合了以往学者的智慧和观点。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阿合迈特·达乌特奥卢曾经做过土耳其高官（总理的外交总顾问、外交部长、总理），现在是一个新政党的领导人，他已经比较多使用了“地缘-文化”的概念。与亨廷顿不一样的是，被亨廷顿视为文明定位模糊的现象，在达乌特奥卢那里则被视为优势。比如，谈及中亚地区在冷战后新兴的突厥语国家，达乌特奥卢主张土耳其应该主动复兴历史和地缘-文化身份，同时利用其伊斯兰身份，去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39]

在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发表他们的著作的时代（1990年代末），他们更多地是看到了土耳其面临的问题，比如资源的有限性、软实力的匮乏，等等，同时，他们也提到了土耳其的潜力，以及在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时的特殊文化亲缘关系。不过，时代变化很快，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经历了一个重新崛起的过程。随着自身力量和定位的变化，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俄乌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更是突出了土耳其的地位。透过突厥语国家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它们共同编写历史的种种努力[40]，我们或许可以接续布热津斯基的分析，在当今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变动中，可能也需要将土耳其同时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进行分析了。进一步说，在进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分析之同时，我们需要同时重视历史长时段视野下土耳其的地缘-文明角色，因为它具有弹性很大的可外溢性。由此，对土耳其的某种欧亚主义（Avrasyac?l?k），就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来说，对土耳其这个案例的分析，可以促使我们尝试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文明视野/范式去探讨如何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原刊《东方学刊》，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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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昝涛：《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

[2] Eugene Rumer, “Putin’s War Against UkRaine: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2/17/putin-s-war-against-ukRaine-end-of-beginning-pub-89071 【2023-02-19】

[3] 在本文中，“欧亚”(Eurasia)不是简单地将欧洲与亚洲加起来，也就是说，欧亚不是指整个的欧亚大陆，我们更多地是遵从了俄国政治学者的用法，也就是说，欧亚包括了俄罗斯的中部和西部、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高加索的一部分。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Eurasia 【2023-02-19】在本文中，东欧、土耳其、伊朗的部分地方也可以被包含在欧亚的范畴内。

[4] “Türkiye-Russia-UkRaine Trilateral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ttps://www.mfa.gov.tr/turkiye-rusya-ukrayna-uclu-disisleri-bakanlari-toplantisi--10-mart-2022.en.mfa; https://www.sohu.com/a/528715246_162522?tc_tab=s_news&block=s_news&index=s_4&t=1646901920737  【2023-02-08】

[5] “Joint Coordination Centre opens in Istanbul to facilitate safe export of commercial foodstuffs and fertilizers from UkRainian ports,” https://reliefweb.int/report/turkiye/joint-coordination-Centre-opens-istanbul-facilitate-safe-export-commercial-foodstuffs-and-fertilizers-ukRainian-ports 【2023-02-08】

[6] “Turkey can become an energy hub—but not by going all-in on Russian ga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Turkeysource/Turkey-can-become-an-energy-hub-but-not-by-going-all-in-on-russian-gas/ 【2023-02-19】

[7] 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356页。

[8]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in Turkey: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second edition, 1995, chapter 7.

[9] 2021年11月12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的“讲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土耳其文：Türk Dili Konu?an ülkeler ??birli?i Konseyi）第八届峰会上，宣布将“讲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改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土耳其文：Türk Devletleri Te?kilat?）。这次更名的原因，据相关方自称，是近些年来他们的合作已经深化和扩展，在世界局势、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地区层面的国际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更名是对这一现实的反映，也就是说，相关方面希望提升国家间合作的层次。相关方面还发布了两个重要文件——《突厥语国家组织第八次峰会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Eighth Summi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和《突厥语世界2040年愿景》（Turkic World Vision - 2040）。“Türk Konseyi Devlet Ba?kanlar?ndan 8. Zirvesi'nin ard?ndan ortak bildiri,” https://www.trthaber.com/haber/gundem/cumhurbaskani-yardimcisi-oktay-kktcnin-kurulusunun-38-yil-donumu-torenlerine-katilacak-625631.html; https://tccb.gov.tr/assets/dosya/2021-11-12-turkkonseyi-bildiri-en.pdf; https://turkicstates.org/assets/pdf/haberler/turkic-world-vision-2040-2396-97.pdf. [2022-11-15]

[10] 短期来看，土耳其在周边和欧亚的战略与行动，取决于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土耳其实力的改变。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对外走向多元主义；苏联崩溃后中亚-高加索地区出现多个讲突厥语的独立国家，使土耳其有了向这些地区拓展的空间、机会和动力。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土耳其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的互动与主动作为，大概与对俄罗斯影响力下降的预判有关。

[11] 本文不对文明做特殊的界定，当然，笔者也没有像亨廷顿那样直接将宗教作为文明的本质和标准。笼统地说，本文更多地是在历史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意义上以及在主观认同的意义上来使用文明这个术语的。

[12] étienne Copeaux, Tarih Ders Kitaplar?nda (1931-1993)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slam Sentezine, Istanbul: Tarih Vakfi Yurt Yay?nlar?, 1998, p. 7.

[13] 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与内陆亚洲（Inner Asia）可以被视为同义词。这个地理单元的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游牧文明的。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troduction.”

[14] 在伊斯坦布尔之前，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中心分别是布尔萨和埃迪尔内，这两个地方也在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反而是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老家（萨洛尼卡）还在希腊境内。

[15] 昝涛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1页。

[16] “Turkish DNA Project calls for boycott after Ancestry.com highLights many Greeks were Turkified,”

https://greekcityTimes.com/2021/06/01/turkish-dna-project-greeks-turkified/; “Turks Enraged as Ancestry.com Reveals the Truth: Most of Them Are Greeks,”

https://www.1lurer.am/en/2021/06/11/Turks-Enraged-as-Ancestry-com-Reveals-the-Truth-Most-of-Them-Are-Greeks/493494. [2023-2-19]

[17] Dariusz Ko?odziejczyk, “Khan, Caliph, Tsar and Imperator: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Ottoman Sultan,” in Peter Fibiger Bang and Dariusz Ko?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77-178. 关于hakan的意思，可以参看Midhat Serto?lu, Osmanl? Tarih Lügat?, Istanbul: Kurtuba Kitap, 2015, p. 205.

[18] 这个称号最初是在十字军时期的萨拉丁·阿尤布（An-Nasir Salah ad-Din Yusuf ibn Ayyub，1137-1193年）第一次使用的。【土】易卜拉欣·卡林：《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夏勇敏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74页。

[19] 昝涛：《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第101页。

[20] Ali Merthan Dündar, Pan-?slamizm’den Büyük Asyac?l??a: Osmanl? ?mparatorlu?u, JaPONYa ve Orta Asya, Istanbul: ?tüken, 2006, p. 26.

[21] 乌兹别克人最初是与“冷酷的”（Yavuz）苏丹塞里姆一世建立了正式的联系。Yusuf Kü?ükda?, “Osmanl? ?mparatorlu?u’nun ?ah ?smail’in Anadolu’yu ?iile?tirme ?al??malar?n? Engellemeye Y?nelik ?nlemleri,” in Osmanl? 2, Ankara: Yeni Türkiye Yay?nlar?, 1999, p. 275.

[22] Alan Mikhail, God’s Shadow: Sultan Selim, His Ottom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20, pp. 255-256.

[23] Mustafa Güler, “XIX. As?rdan Günümüze K?rg?zistan’da Hac Olgusu ve Osmanl? Devleti’nin B?lge Hac?lar?na Yaklas??m?,” in Afyon Kocatepe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Cilt 18, Say? 1, 2016, p. 3.

[24] Mustafa Güler, “XIX. As?rdan Günümüze K?rg?zistan’da Hac Olgusu ve Osmanl? Devleti’nin B?lge Hac?lar?na Yaklas??m?,” p. 4.

[25] Mehmet Alpargu, Serkan Yazici, Fikrettin Yavuz, “Arduous Journey to Hedjaz: Turkestani Pilgrims, the Caliph and Istanbul (16th-20th Centuries), ” in Ankara üniversitesi Dil ve Tarih-Co?rafya Fakültesi Dergisi, Vol. 54, No. 1, 2014, p. 407.

[26] 阿斯特拉罕在17世纪发展成为俄国进入东方的门户。这里商业发达，来自波斯、印度和中亚的商人们往来贸易，使此地成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

[27] Mustafa Güler, “XIX. As?rdan Günümüze K?rg?zistan’da Hac Olgusu ve Osmanl? Devleti’nin B?lge Hac?lar?na Yaklas??m?,” p. 3.

[28] 转引自Mehmet Saray, Rus ??gali Devrinde Osmanl? Devleti ile Türkistan Hanl?kar? Aras?ndaki Siyasi Münasebetler,1775-1875, Ankara, 2000, p. 15.

[29] Ali Merthan Dündar, Pan-?slamizm’den Büyük Asyac?l??a: Osmanl? ?mparatorlu?u, JaPONYa ve Orta Asya, p. 38.

[30] 18-19世纪，欧陆强国法国在竞争中失败（七年战争之败及之后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使得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改变，主要体现为英国的全球扩张和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博弈”（Great Game）。波兰失去法国的支持，多次被俄、普、奥瓜分；法国也长期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法国的衰落、俄国的强大，使本来可以支撑得住的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地缘政治的优势：1768-1774年的第五次俄土战争 ，奥斯曼惨败，失去了克里米亚（1783年被俄国吞并）和黑海屏障，从此北方再无安全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各民族在奥斯曼帝国战败和境外势力的不断干预下，掀起了民族革命，直到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 ，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分离主义挑战，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精力。

[31] Ali Merthan Dündar, Pan-?slamizm’den Büyük Asyac?l??a: Osmanl? ?mparatorlu?u, JaPONYa ve Orta Asya, pp. 38-39.

[32] Ali Merthan Dündar, Pan-?slamizm’den Büyük Asyac?l??a: Osmanl? ?mparatorlu?u, JaPONYa ve Orta Asya, pp. 41-42.

[3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 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34]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9, p. 186.

[35]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3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117、176-177、196-199页。

[3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53-160页。

[38]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 2006, pp. 945-964.

[39] Ahmet Davuto?lu, Stratejik Derinlik, Istanbul: Kure Yay?nlar?, 2009, pp. 486-500.

[40] 国内学界已经注意到的《突厥通史》，但这个书名的翻译可能不太准确，按照土耳其语的字面意思，应该是《共同突厥历史》(Ortak Türk Tarihi)。https://www.aa.com.tr/tr/egitim/ortak-turk-tarihi-ders-kitabi-okutulmaya-baslandi/1740358 [202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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