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宇 张谦 | 19世纪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

19世纪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

任晓宇 张谦

内容提要：19世纪前期阿曼素丹国控制了波斯湾和东非沿海地区，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在西印度洋从事奴隶贸易。同期，英国在西印度洋打击西方奴贩，造成阿拉伯人主导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局面。在印度商人的资助下，阿拉伯人将奴隶从东非大陆带往桑给巴尔和波斯湾，填补当地劳动力缺同时，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建立了一套稳定的奴隶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奴隶贸易的发展口。随着西方国家对桑给巴尔丁香、波斯湾珍珠和椰枣的需求不断增加，阿拉伯人从东非大陆引入更多奴隶。与此，并于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19世纪后期，阿曼素丹国的分裂、奴隶逃亡现象的频发和英国加强打压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中作用的力度，导致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走向衰落。英国和德国借奴隶议题干涉东非事务，桑给巴尔素丹国及其东非领地沦为西方的保护国。

在19世纪中东国家的历史中，奴隶贸易曾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中东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加强了中东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阿曼素丹国表现得尤为明显。1806年，赛义德·本·苏尔坦（Said bin Sultan）继承了阿曼素丹之位，借助国家力量推动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促使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迅速兴起。大量阿拉伯人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利用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前往东非沿海地区，利用三条贩奴路线将东非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联系在一起。阿拉伯人以桑给巴尔为中转站，将东非奴隶贩卖至波斯湾、安纳托利亚和南亚等地，西印度洋地区形成奴隶贸易网络。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利用奴隶种植丁香、捕捞珍珠和采摘椰枣，然后将丁香、珍珠和椰枣销往西方国家，借此主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目前，学界对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关注偏重于探讨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中的经济因素，将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置于全球经济之中。[3]学界将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兴起归因于桑给巴尔丁香种植业的繁荣，桑给巴尔丁香价格直接影响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规模。事实上，经济因素是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兴起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因素。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是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兴起的原因？除此之外，学界对19世纪后期英国干涉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研究颇多。[4]学界普遍认为1873年英国皇家海军控制桑给巴尔海权之后，阿拉伯人难以组织大规模的贩奴活动。不过学界很少关注英国打击西印度洋奴隶贸易造成的社会影响。那么英国打击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对阿拉伯人和东非奴隶造成哪些社会影响？纵观整个19世纪，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奴隶贸易造成哪些影响？本文尝试以跨国史为视角，在丰富的文献和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基础上，阐述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历史演变，并从中解答上述问题，以期更深入地理解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

（一）阿曼素丹国及其领地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赛义德·本·苏尔坦

（二）英国打击西方国家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

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该法案将奴隶贸易定义为非法活动。同年，美国国会也通过的一项禁止美国人进口奴隶的法案，并由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签署生效。英国和美国禁止国民进口奴隶后，葡萄牙人取代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奴隶贸易中的位置，贩卖奴隶数量急剧上升。葡萄牙人将大量奴隶从非洲带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导致里约热内卢人口从 1803年的46944人增至1808年的54255人。[14]为遏制葡萄牙人贩卖奴隶，英国和葡萄牙于1810年2月19日签署《斯特朗福德条约》（Strangford Treaty），该条约限制了葡萄牙人购买奴隶。1815年1月22日，英国与葡萄牙再次签署限奴条约，要求葡萄牙人禁止在赤道以北的非洲购买奴隶，不过条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1817年7月28日，英国和葡萄牙签署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伦敦条约》，该条约赋予英国皇家海军干预葡萄牙人贩卖奴隶的权力。英葡两国在塞拉利昂弗里敦（Freetown）和巴西里约热内卢分别成立混合委员会法院（Mixed Commission Court），用于处理非法的奴隶贸易。1817年，英葡签署《伦敦条约》后，英西于1817年9月23日签署《马德里条约》，英荷于1818年5月14日签署《海牙条约》，这些条约限制了西方国家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

除了签署限奴法案，英国皇家海军还加大了在西印度洋的巡航力度，导致西方国家逐渐减少在西印度洋的贩奴活动。《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实施的第二年，英国皇家海军前往西印度洋制止奴隶贸易，重点关注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ne Islands）的奴隶贸易。马斯克林群岛的西方贩奴船经常在好望角和马斯克林群岛附近海域出没，被英国皇家海军拦截后带往好望角和毛里求斯。好望角和毛里求斯的副海事法庭（vice-admiralty court）负责审判奴隶贸易的案件，审判结束后将贩奴船上的奴隶释放。1808～1814年，英国皇家海军在开普敦附近海域拦截了至少22艘贩奴船，释放了1459名奴隶。[15]1807～1817年，英国皇家海军在路易港（Port Louis）附近海域拦截了至少32艘西方贩奴船，释放了1606名奴隶。[16]英国皇家海军在好望角附近海域拦截了6艘西方贩奴船，释放了275名奴隶。[17]获释的奴隶将作为契约劳工（Contract Labour），为好望角和毛里求斯雇主提供劳动力，以换取食品、服装、住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同期，阿拉伯人也在西印度洋贩奴奴隶，不过英国皇家海军对阿拉伯人的贩奴活动相对宽容。19世纪前期，大量阿拉伯人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利用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前往东非沿海地区贩奴，在每年的4月至6月利用西南季风从东非沿海地区返回波斯湾。1799～1801年，英国驻波斯代表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曾多次游历阿曼首府马斯喀特，看到阿拉伯人将大量努比亚人（Nubians）、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n）和西迪人（Siddi）带往马斯喀特，这些奴隶在巴扎被阿拉伯人公开拍卖。[18]为了应对阿拉伯人的贩奴活动，1805年英国政府发布公告，禁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阿拉伯人或西方人贩卖的奴隶带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孟买管辖区（Bombay Presidency）。不过，该公告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无法阻止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贩奴。

1820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米格南（Robert Mignan）声称阿曼与非洲斯瓦希里海岸之间存大规模的奴隶贸易，以至于阿曼每个家庭都购买了2个或者更多的奴隶。面对这一情形，英国不得不采取行动。1822年9月22日，英国代表费尔法克斯·莫尔斯比（Fairfax Moresby）和赛义德·本·苏尔坦签署了《莫尔斯比条约》，该条约要求阿拉伯人禁止向基督教国家贩卖奴隶。[19]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在19世纪20年代人手不足，无法有效监督《莫尔斯比条约》的实施情况。此后20年间，英国皇家海军很少拦截阿拉伯人的单桅三角帆船，与同期英国皇家海军在马斯克林群岛和好望角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皇家海军认为打击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会削弱阿曼国力，导致阿曼无力打击波斯湾贾瓦斯米（Jawasmi）海盗，贾瓦斯米海盗将威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西印度洋的利益。不仅如此，英国皇家海军还协助贩卖奴隶的阿曼打击贾瓦斯米海盗。[20]英国皇家海军在19世纪上半叶对阿拉伯人相对宽容，阿拉伯人因此得以持续在西印度洋贩卖奴隶。

（三）印度商人为阿拉伯人提供信贷

19世纪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和孟买的印度商人借季风往返于印度半岛、波斯湾与东非沿海地区，为西印度洋地区的阿拉伯人提供信贷。[21]同期，阿曼赛义德王室热衷于从事奴隶贸易，需要印度商人为其提供玛丽娅·特蕾莎·泰勒[22]（Maria Theresa Thaler）。为了笼络印度商人，赛义德·本·苏尔坦减免了印度商人的关税，以换取印度商人的贷款。1832年，赛义德·本·苏尔坦从马斯喀特迁往桑给巴尔之后，印度商人进一步资助阿曼赛义德王室在西印度洋地区进行奴隶贸易。为答谢印度商人对阿曼赛义德王室的支持，1837年赛义德·本·苏尔坦以15万玛丽娅·特蕾莎·泰勒的价格将桑给巴尔海关交给印度商人管理。[23]1840年印度商人完全控制了桑给巴尔海关，杰拉姆·希夫吉（Jairam Shivj）担任桑给巴尔海关总署首长，桑给巴尔主要港口均由印度商人管理。赛义德·本·苏尔坦并不在意印度人控制桑给巴尔海关，只希望从印度商人身上获得更多代管费和贷款。

不仅如此，印度商人还为阿拉伯人提供燧发枪、火器、布料、铜线和贸易珠等物品，鼓动阿拉伯人用这些物品交换东非内陆酋长的奴隶。19世纪40年代，英国外交官阿特金斯·哈默顿（Atkins Hamerton）称印度商人为前往东非内陆的阿拉伯人提供大量援助，用以购买或者抓捕奴隶。[24]1843年，阿拉伯人从桑给巴尔向地中海、印度半岛和留尼汪（Reunion）运送了10000名奴隶，赛义德·本·苏尔坦每年从奴隶贸易中赚取10000英镑的利润。[25]作为回报，阿拉伯人将一些奴隶交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每年将200名奴隶从桑给巴尔带往印度半岛。[26]印度商人的贩奴活动引起了英国不满，1843年英国禁止英国公民向印度半岛贩卖奴隶，矛头直指印度商人。为了应对英国的禁奴活动，一些桑给巴尔印度商人选择加入桑给巴尔国籍。印度商人在桑给巴尔利用奴隶种植丁香，将成熟的丁香卖往印度半岛和西方国家。19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印度商人涌入桑给巴尔，印度商人数量从1844年的500人增加至1859年的5000～6000人。[27]

1859年英国明确禁止印度商人使用奴隶，印度商人在1860～1861年释放了8000名奴隶。[28]此后，印度商人在桑给巴尔专注于借贷业，向从事奴隶贸易的阿拉伯人提供贷款，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大部分阿拉伯人因奴隶贸易而获得暴利，不过也有少部分阿拉伯人受制于各种原因无法获利，无力偿还印度商人的贷款，不得不在东非内陆协助印度商人寻找象牙，19世纪60年代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曾目睹印度商人穆萨·姆祖里（Musa Mzuri）将28000磅象牙从东非内陆带往桑给巴尔。[29]大部分象牙从桑给巴尔流向西方国家，用来制作美国钢琴、西班牙手风琴和英国家具等物品，印度商人从中赚取丰富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投到借贷业。19世纪60年代，印度商人成为桑给巴尔最大的借贷商，桑给巴尔素丹迈吉德·本·赛义德（Majid bin Said）欠印度商人杰拉姆·希夫吉54万玛丽娅·特蕾莎·泰勒。[30]

（四）桑给巴尔丁香种植业对奴隶需求旺盛

19世纪20年代，阿曼阿拉伯商人萨利赫·哈拉米尔·阿布雷（Saleh Haramil al-Abray）将丁香从留尼汪岛引入桑给巴尔，作为商品卖给西方人，获取十倍以上的收益。[31]于是，许多阿拉伯地主和商人创办种植园，专门生产丁香。[32]根据孟买贸易数据，早在1823年孟买印度商人就开始从东非沿海地区进口丁香，丰厚的利润引起赛义德·本·苏尔坦的注意。1828年，赛义德·本·苏尔坦在桑给巴尔考察期间，没收了萨利赫·哈拉米尔·阿布雷在桑给巴尔西部的基津巴尼（Kizimbani）地区的丁香种植园。1840年，赛义德·本·苏尔坦将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往桑给巴尔石头城，进一步推动桑给巴尔丁香种植业的发展。[33]赛义德·本·苏尔坦认为1822年《莫尔斯比条约》使阿拉伯人难以向西方国家运送奴隶，给他造成重大损失，需要通过种植丁香来弥补损失。

赛义德·本·苏尔坦规定，桑给巴尔丁香树的数量必须是椰子树的3倍，要求桑给巴尔居民大面积种植丁香。1830年一艘美国商船抵达桑给巴尔，以每弗莱泽拉[34]（Frasela）10玛丽娅·特蕾莎·泰勒的价格购买了大量丁香，为丁香园主带来丰厚的利润，促使丁香园主种植更多的丁香。1834年美国博物学家威廉·鲁森柏格（William Ruschenberger）在桑给巴尔西部的基津巴尼观察到多达4000棵丁香，每棵丁香的高度在5英尺到20英尺。[35]19世纪40年代初期，赛义德·本·苏尔坦名下的丁香种植园出产5000～6000弗莱泽拉丁香，19世纪40年代末达到2万～3万弗莱泽拉丁香。[36]同期，赛义德·本·苏尔坦还命人开发了桑给巴尔以北50公里的奔巴岛，奔巴岛上2/3的森林被丁香取代。1849年奔巴岛生产了1万弗莱泽拉丁香，产量仅次于桑给巴尔。[37]

桑给巴尔岛上的奴隶在采摘丁香 

种植丁香需要大量劳动力，19世纪30年代桑给巴尔和奔巴仅有17000名自由人，赛义德·本·苏尔坦不得不从东非沿海地区引进奴隶，弥补劳动力缺口。这一时期，阿拉伯人每年从基尔瓦（Kilwa）向桑给巴尔引入6000名奴隶，负责丁香种植园的日常维护。[38]1835～1845年，每个丁香种植园活跃着200～300名奴隶，阿拉伯人成为拥有众多奴隶的大庄园主。[39]19世纪40年代，美国商人贺拉斯·普南特（Horace Putnam）推测桑给巴尔和奔巴岛生活着6万～10万名奴隶，大部分奴隶从事丁香种植业。[40]伴随着大量奴隶被卖往桑给巴尔和奔巴岛，当地丁香产量急剧上升，1846～1847年丁香产量达到14万弗莱泽拉。不过，国际丁香市场难以完全消化这些丁香，导致丁香价格下跌，1847～1848年1弗莱泽拉丁香的价格仅仅2.85玛丽娅·特蕾莎·泰勒，远低于1845年的3.79玛丽娅·特蕾莎·泰勒。[41]尽管如此，赛义德·本·苏尔坦仍认为有利可图，在19世纪从东非沿海地区大量引进奴隶，用来扩大桑给巴尔和奔巴岛的丁香种植面积。

在印度商人的资助下，阿拉伯人持续从东非向西印度洋输送奴隶，并于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授阿卜杜勒·谢里夫（Abdul Sheriff）认为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与以往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明显不同，不能用大西洋奴隶贸易模式、理论和概念来理解西印度洋奴隶贸易。[42]纵观19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呈现以下特点。

（一）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贩奴规模庞大

由于缺乏保险收据、银行登记表和单桅三角帆船乘客清单，很难找到19世纪中期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具体人数。1861年，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克里斯托弗·里格比（ChriStopher Rigby）推测，每年有10000名奴隶被150艘贩奴船从东非运往北部，由于英国皇家海军人手不足，仅能在西印度洋拦截极少数贩奴船。[43]1864年，英国皇家海军上将莱奥波德·希斯（Leopold Heath）对印度洋奴隶贸易进行评估，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在西印度洋拦截了不到5%的阿拉伯贩奴船。英国皇家海军的记录显示，1866年英国皇家海军在西印度洋拦截了7艘单桅三角帆船，船上一共有721名奴隶。[44]如果英国皇家海军在1866年拦截的贩奴船占总数的5%，那么当年一共有14420名奴隶被奴贩从东非运往西印度洋各地。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阿尔佩斯（Edward Alpers）统计的数据，1862～1866年共有112147名奴隶被阿拉伯人从基尔瓦运往桑给巴尔。[45]

桑给巴尔引进如此多的奴隶，并非全部来源于东非沿海地区，非洲内陆也是重要的奴隶来源地。阿拉伯人在19世纪中期从东非沿海地区进入内陆地区的贩奴路线一共有三条。第一条以基尔瓦和林迪（Lindi）为基地，一直深入尼亚萨湖（Lake Nyasa）周围地区，然后向西北方向前进，抵达姆韦鲁湖（Lake Mweru）以南的卡曾贝（Kazembe）。19世纪中期，桑给巴尔奴隶市场的奴隶主要来自这条贸易路线。第二条将巴加莫约（Bagamoyo）作为起点，途经坦噶尼喀腹地塔波拉（Tabora），然后抵达乌吉吉（Ujiji），最后进入刚果地区。根据1852年葡萄牙官员的报告，阿拉伯人已经深入刚果腹地，最远到达过安哥拉。[46]随着阿拉伯人主导的奴隶贸易深入非洲内陆，塔波拉和乌吉吉成为非洲内陆和沿海之间奴隶贸易的中转站。第三条从潘加尼（Pangani）、坦噶（Tanga）和蒙巴萨等港口出发，越过乞力马扎罗山，抵达维多利亚湖东岸。[47]

阿拉伯人抵达非洲内陆后，利用衣服和枪支换取约奥人（Yao）、尼扬韦齐人（Nyamwezi）和干达人（Baganda）在当地抓获的奴隶，然后将奴隶转运往基尔瓦或桑给巴尔。在押运奴隶过程中，阿拉伯人只允许奴隶每天喝1次水和吃4把干粮，导致奴隶死亡率超过20%。[48]健康的奴隶到达基尔瓦或桑给巴尔，1/4的奴隶留在当地的种植园，其余奴隶被阿拉伯人运往波斯湾地区。大部分奴隶留在波斯湾地区，少量奴隶转运至奥斯曼帝国。[49]另外一些奴隶途经信德（Sindh）、卡奇（Kutch）和卡提瓦尔（Kathiawar），最后抵达巴罗达（Baroda）、苏拉特（Surat）和孟买等印度半岛西海岸地区。在运送过程中，奴隶不得不长期生活在拥挤的单桅三角帆船内，潮湿的单桅三角帆船在雨天极易滋生病菌，不少奴隶在船舱内因感染病菌而死亡，死亡率高达10%。[50]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John Kirk）在1870年记录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年1艘单桅三角帆船在西印度洋航行，船上277名奴隶因感染瘟疫而全部死亡。[51]为了弥补损失，阿拉伯人尽可能多地贩卖奴隶，刺激了19世纪中期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进一步发展。

（二）阿拉伯人在东非建立了有效的奴隶管理体系

尽管阿拉伯人没有在非洲内陆建立类似于桑给巴尔一样的政权，但是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网络管理结构。第一，阿拉伯人控制了奴隶贸易路线上的重要城镇，并根据城镇人口数量建立不同等级的哨所。例如，阿拉伯人在非洲内陆最大的哨所位于拥有20000名居民的卡松戈（Kasongo），然后是拥有10000名居民的尼扬圭（Nyangwe），再次是拥有近10000名居民的基桑加尼（Kisangani），最后是拥有数千居民的姆托瓦（Mtowa）、基龙杜（Kirundu）和伊桑吉（Isangi）等地。[52]第二，阿拉伯人在奴隶贸易路线上的交通要道或者战略要地建立军事检查站，及时消除奴隶贸易路线上的隐患。19世纪60年代阿拉伯人在卢阿拉巴（Lualaba）河和洛马米（Lomami）河沿线布满了军事检查站，一方面作为奴隶贸易的中转站，另一方面用来威慑当地人。第三，阿拉伯商人在奴隶贸易路线上的村庄驻守，要求当地村长为奴隶贸易提供方便。

为了维持非洲内陆的奴隶贸易体系，阿拉伯人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阿拉伯人和纳格瓦纳[53]（Ngwana）拥有不平等的权利。阿拉伯人处于最高等级，享有各种特权，要求其他等级的人服从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拥有近万名奴隶的大奴贩提普·提皮（Tippu Tip）。[54]沿海纳格瓦纳的等级仅次于阿拉伯人，主要是来自东非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人，追随阿拉伯人在非洲内陆从事奴隶贸易。沿海纳格瓦纳充当阿拉伯人的搬运工、船夫、保镖和士兵，为阿拉伯人在非洲内陆扩张保驾护航。19世纪60年代，阿拉伯人和沿海纳格瓦纳势力范围扩张至刚果盆地东南部的马涅马（Manyema），不过由于过度扩张而导致人手不足。此后，阿拉伯人和沿海纳格瓦纳开始吸引马涅马人作为他们的随从，将马涅马人视为内陆纳格瓦纳。19世纪70年代，英国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观察到为数众多的马涅马人争先充当内陆纳格瓦纳。[55]不过，并非所有马涅马人都主动效忠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一些马涅马人是被迫成为内陆纳格瓦纳的。加拿大探险家威廉·斯泰尔斯（William Stairs）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阿拉伯人袭击并占领了村庄，尽可能多地俘虏男孩、女孩和妇女，将男孩培养为内陆纳格瓦纳、女孩培养成妾以及妇女用来交换象牙”[56]。

阿拉伯人任命内陆纳格瓦纳管理乌隆迪（Urundi）、乌维拉（Uvira）和乌布瓦里（Ubwari）等地的奴隶，虽然当地居民不承认内陆纳格瓦纳拥有类似酋长的权力，但是迫于阿拉伯人的权威，不得不接受内陆纳格瓦纳的管理。[57]内陆纳格瓦纳对待当地奴隶非常苛刻，甚至使用暴力。英国传教士爱德华·霍尔（Edward Hore）在姆托瓦看到乌尼亚尼扬贝（Unyanyembe）和乌吉吉的阿拉伯人雇用了一些内陆纳格瓦纳，内陆纳格瓦纳为了讨好阿拉伯人，手持棒棍对待奴隶。[58]德国探险家赫尔曼·维斯曼（Hermann Wissmann）认为当时奴隶的死亡率极高，平均仅存活1年左右。[59]为了弥补奴隶死亡造成的损失，阿拉伯人、斯瓦希里人以内陆纳格瓦纳为中介，鼓动当地酋长在尼亚萨湖周围抓捕更多的奴隶。

（三）阿拉伯人利用奴隶发展商品经济

19世纪50年代，赛义德·本·苏尔坦在桑给巴尔大力推广种植丁香，桑给巴尔和奔巴岛上的森林被当地人清除，改种具有商业价值的丁香。这一时期，桑给巴尔每年引进10000名奴隶给岛上的丁香种植园。[60]桑给巴尔的丁香年产量达到14000弗莱泽拉，为阿拉伯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1859年曾有35艘美国船、24艘法国船、23艘德国船和3艘英国船抵达桑给巴尔，购买当地的丁香。[61]19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的丁香种植园处于无序扩张状态，导致丁香在国际市场供大于求，丁香价格也随之暴跌。少数阿拉伯人因资不抵债，将丁香种植园出售给印度商人。不过，大部分丁香种植园仍然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人利用奴隶维持丁香种植园的正常运行。这一时期，桑给巴尔一共有20万名奴隶，而全岛仅生活着5000名阿拉伯人。[62]

除了种植丁香，阿拉伯人也利用奴隶采摘在美国市场广受欢迎的椰枣。19世纪波斯湾椰枣在美国市场非常畅销，美国椰枣销售商经常前往波斯湾采购椰枣，希望运回国获取丰厚的利润。与波斯湾其他国家的椰枣相比，阿曼椰枣易于保存，新鲜的椰枣在密闭容器中可以保存半年，干燥的椰枣能够保存1年之久，保证了椰枣在漫长的海运过程中不会变质。每年8月前后，阿曼最大城市马斯喀特的港口挤满了来自美国塞姆勒和纽约的商船，销售商将成熟的椰枣在圣诞节前运到美国，这些椰枣在美国市场大受欢迎。英国驻马斯喀特领事阿特金斯·哈默顿（Atkins Hamerton）记录的数据显示，1851～1852年，11艘塞姆勒商船装载在马斯喀特采购的椰枣，每艘商船装载1500～4000袋椰枣。[63]为保证美国商人能够按期买到椰枣，阿拉伯人在椰枣种植园和马斯喀特港口使用了大量东非奴隶，这些奴隶负责椰枣的收割、输送和包装。

此外，阿拉伯人还在波斯湾要求奴隶捕捞珍珠。19世纪中期西方对珍珠的需求旺盛，促使波斯湾珍珠产量激增，采珠船也随之增加。采珠时间通常分为3次，分别是从4月中旬持续到5月下旬的“冷水潜水”（Cold Diving）期、从5月持续到9月中旬的“大潜水”（Great Diving）期和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中旬的“回归潜水”（Return Diving）期。船员潜入距离地面50～80英尺的海底，停留1分钟至2分钟，尽可能多地捕捞牡蛎。采珠船最初主要搭载自由人，随着劳动力缺口的扩大，东非奴隶在19世纪中期成为采珠船的主要成员。据波斯湾地区的英国皇家海军估计，该地区约有20000名东非奴隶捕捞珍珠。[64]波斯湾珍珠以优质而著称，比英属锡兰、南太平岛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珍珠更受西方国家、波斯湾地区和奥斯曼帝国欢迎。大多数波斯湾珍珠流向印度半岛的孟买，然后被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等地的欧洲商人带往西方国家。少量波斯湾珍珠流向巴林、阿曼和波斯等波斯湾沿岸地区，或者被亚美尼亚商人通过陆路带到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65]

19世纪中期阿曼素丹国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贸易税和商品利润，这两项收入均与西印度洋奴隶贸易有关。阿拉伯人将东非奴隶经桑给巴尔和马斯喀特中转至西印度洋各地，阿曼素丹在中转期间收取贸易税。与此同时，阿曼素丹通过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获得了大量奴隶，利用奴隶提高丁香、椰枣和珍珠产量，进而从西方人手里赚取丰厚利润。因此，这些利润深受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影响，而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与地区局势息息相关。19世纪后期阿曼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剧变，西印度洋奴隶贸易随之走向衰落。

（一）英国重点打击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

1856年，赛义德·本·苏尔坦去世后，其第六子迈吉德·本·赛义德（Majid bin Said）继承了他在东非沿海地区的财产，并成为主权独立的桑给巴尔素丹国。[66]1861年4月2日，英属印度总督厄尔·坎宁（Earl Canning）正式承认阿曼和桑给巴尔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67]1870年，巴尔加什·本·赛义德（Barghash bin Said）继承了迈吉德·本·赛义德的位置，成为桑给巴尔的新素丹。但其即位不久便面临英国在奴隶贸易问题上的施压。1871年7月10日，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召开专门调查西印度洋奴隶贸易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召集了一些重要证人，其中包括2名英国驻坦桑尼亚前领事、英属印度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和非洲传教士，不过没在当天宣布调查结果。8月4日，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声称英国应与桑给巴尔素丹签署一条全面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1872年英国外交部派前任英属印度孟买总督亨利·弗里尔（Henry Frere）前往桑给巴尔，代表英国与巴尔加什·本·赛义德协商全面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1873年1月13日，双方在奴隶贸易问题上谈判破裂，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封锁桑给巴尔。

亨利·弗里尔要求海军上尉阿瑟·卡明（Arthur Cumming）封锁桑给巴尔，扣押桑给巴尔的单桅三角帆船。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对亨利·弗里尔封锁桑给巴尔的行为充满困惑，一方面希望全面禁止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另一方面担心破坏英国与桑给巴尔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14日，格莱斯顿谴责亨利·弗里尔封锁桑给巴尔，认为此举会给英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格莱斯顿在第二天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如果巴尔加什·本·赛义德继续拒绝签署全面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英国将采取军事行动。6月3日，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John Kirk）向巴尔加什·本·赛义德转达了英国的立场，警告他不要妄图逃离桑给巴尔。6月5日，巴尔加什·本·赛义德不得不签署全面禁止奴隶贸易的《弗里尔条约》，并于次日关闭了桑给巴尔所有的奴隶市场[68]，随后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行为，禁止任何人在桑给巴尔和其他东非沿海地区地区从事奴隶贸易。

桑给巴尔虽然签署了《弗里尔条约》，但是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并没有完全终止，仍有阿拉伯人非法从事奴隶贸易。1874年“伦敦”号舰载艇在桑给巴尔附近拦截了15艘单桅三角帆船和695名奴隶。[69]随后，西印度洋奴隶贸易急剧萎缩，1882年英国船长珀西·卢克斯摩尔（Percy Luxmoore）称奴隶贸易已经崩溃。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派人驻扎在基尔瓦、林迪、蒙巴萨和拉穆等东非沿海地区港口城市，监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严防奴隶贸易死灰复燃。1884年“伦敦”号舰载艇退役后，西印度洋出现一些规模较小的奴隶贸易。1888年9月，英国皇家海军“水手”（Mariner）号、“企鹅”（Penguin）号和“格里芬”（Griffon）号舰载艇开始在桑给巴尔附近游弋。受此影响一些奴隶被迫滞留东非大陆。[70]1889年初，德英联合封锁了桑给巴尔，防止东非奴隶从东非大陆运往桑给巴尔。不过，封锁效果不太理想，仍有阿拉伯人利用较小的单桅三角帆船从事奴隶贸易。[71]1890年12月24日，英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查尔斯·尤安·史密斯（Charles Euan Smith）致电英国首相塞西尔，称英国有必要要求桑给巴尔素丹逐步废除奴隶制。[72]

桑给巴尔岛上的奴隶

1885年1月3日，“英国和国外反奴隶制协会”（British Foreign Ant-Slave Society）批评英国政府在桑给巴尔奴隶制议题上过于保守。[73]1897年4月5日，英国首相塞西尔派代表与桑给巴尔新素丹哈穆德·本·穆罕默德（Hamoud bin Mohammed）签署《解放法令》，该法令要求桑给巴尔废除奴隶制。与此同时，英国在桑给巴尔的女王法庭取代了领事法庭，该法庭专门用于监督桑给巴尔对《解放法令》的贯彻情况。4月8日，哈穆德·本·穆罕默德召开会议，会上公布了《解放法令》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伊斯兰历11月以后地方法庭不得以奴隶为由限制其人身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74]1897年《解放法令》还规定桑给巴尔的女王法庭和其他法庭将向任何希望获得自由的奴隶颁发自由证书，英属印度银行将补偿桑给巴尔奴隶主因解放奴隶而造成的损失，补偿的金额视奴隶的职业、年龄和身体状况而定。1897年4月至1901年12月，桑给巴尔的法庭为4315名奴隶颁发了自由证书，每名奴隶获得40～60卢比的赔偿金。[75]

（二）东非内陆出现奴隶逃亡浪潮

1897年《解放法令》颁布后，奴隶拥有了向桑给巴尔法庭申请恢复自由的权利，一旦获得法庭颁发的自由证书，便立即成为自由人。然而，1897年以前奴隶很难通过正规方式恢复自由，只能通过逃亡的方式获取自由，这类奴隶被称为瓦托罗[76]（Watoro）。早在19世纪20年代东非沿海地区大陆已经出现瓦托罗，不过人数较少，直到1873年1月亨利·弗里尔使用战舰封锁了桑给巴尔，瓦托罗人数激增。与此同时，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暗中支持瓦托罗，为瓦托罗提供庇护场所。1875年5月英国海外传道会在蒙巴萨建立了一个命名为弗里尔镇（Freretown）的自由民定居点，吸引当地瓦托罗加入。1879年100名瓦托罗抵达弗里尔镇，引起阿拉伯人的不满，要求蒙巴萨瓦利召回瓦托罗。[77]蒙巴萨瓦利就此事向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提出抗议。约翰·柯克则要求英国海外传道会遵守当地法律。

1880年6月，英国海外传道会传教士斯特勒（Streeter）鼓动蒙巴萨瓦托罗前往弗里尔镇寻求庇护。8月，斯特勒将一批史奈德步枪运往弗里尔镇，号召瓦托罗拿起武器袭击阿拉伯人。不过，几乎所有瓦托罗认为主动袭击阿拉伯人的风险太大，因而没人响应斯特勒的号召。英国政府也不支持斯特勒，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认为英国传教士应该遵守桑给巴尔的法律，反对斯特勒包庇瓦托罗。10月初，约翰·柯克抵达蒙巴萨，在一次公开会议中听取了关于海外传道会传教士包庇瓦托罗的指控。约翰·柯克告诫海外传道会传教士，如果他们继续包庇瓦托罗，将引来桑给巴尔军队的围剿。[78]

弗里尔镇面积较小，容纳的人数有限，大部分瓦托罗藏身于塔纳河（Tana River）流域。19世纪80年代，在谢赫艾哈迈德·西姆巴（Sheikh Ahmad Simba）的领导下，瓦托罗经常袭击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地区的种植园，有时甚至洗劫基皮尼港（Port of Kipini）。西姆巴因袭击阿拉伯人而名声大噪，大量瓦托罗前往纳河河口以北的维图（Witu），寻求西姆巴的庇护。不仅如此，一些不满桑给巴尔素丹的异见分子、负债人、强盗和冒险家也前往维图，巴尔加什·本·赛义德决定派兵收复维图。然而，维图的瓦托罗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猛，宁愿战死也不愿被俘后再次为奴，素丹不得不向其求和。1882年双方达成协议，素丹允许瓦托罗在潘加尼和维图两地定居。[79]此后，潘加尼和维图成为瓦托罗的理想之地，吸引周边种植园的奴隶，导致东非沿海地区奴隶数量减少，阿拉伯人不得不缩小贩奴的规模。

19世纪末期，阿拉伯人难以组织大规模的贩奴活动，在西印度洋的活跃度明显下降。1884年英国皇家海军“伦敦”号舰载艇退役不久后，“菲洛墨拉”（Philomela）号舰载艇曾在西印度洋拦截了一艘载有154名奴隶的单桅三角帆船，不过仅仅是偶发事件。[80]19世纪90年代，日本珍珠养殖专家御本木和美国农业部专家分别在日本三重县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培育出高质量的珍珠和椰枣，进一步打击了为波斯湾珍珠养殖业和椰枣种植业提供劳动力的阿拉伯奴贩。虽然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走向衰落，但其对西印度洋地区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一）西印度洋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

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马克松（Robert Maxon）认为19世纪以前东非内陆地区属于相对孤立的文明，很难与深受西印度洋文明影响的东非沿海地区组成共同体，该观点被大多数东非史专家所接受。[81]东非沿海与内陆地区被尼卡[82]（Nyika）所分割，阻碍了东非沿海与内陆地区居民之间的交流。虽然赞比西河、潘加尼河和鲁菲吉河途经东非内陆流向印度洋，但航运能力有限，船只难以将大量东非内陆居民运往沿海地区。1832年，赛义德·本·苏尔坦迁往桑给巴尔之后，东非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前往内陆的情况逐渐增多，这些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利用印度商人资助的燧发枪、布料、铜线和贸易珠等物品交换当地人的奴隶。纽约大学教授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认为，19世纪阿拉伯人将1651000名奴隶从东非内陆运往印度洋沿岸地区，其中769000名奴隶留在斯瓦希里沿岸地区。[83]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威廉·克拉伦斯·史密斯（William Clarence-Smith）估计，19世纪超过100万名奴隶被奴贩运往印度洋和红海沿岸，数百万奴隶在非洲内陆和斯瓦希里沿岸流动。[84]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夫·奥斯汀（Ralph Austen）推测，19世纪波斯湾地区有313000名奴隶，红海地区有492000名奴隶，整个阿拉伯地区有805000名奴隶。[85]尽管各个历史学家推测的数量各不相同，但均认为19世纪西印度洋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

阿拉伯奴贩将奴隶从东非大陆运往桑给巴尔，通常航行1～3天，遇到恶劣天气可能航行10天。19世纪英国皇家海军上尉费尔法克斯·摩斯比（Fairfax Moresby）称，在为期10天的航行过程中，食物和饮用水严重供应不足，300名奴隶之中仅有十几人存活。[86]贩奴船抵达桑给巴尔后，阿拉伯奴贩将东非奴隶带往奴隶市场，买家通常为阿拉伯人。除了玛丽娅·特蕾莎·泰勒，买家还可以使用布料、贸易珠、椰枣和火器交易奴隶。一些奴隶留在桑给巴尔，其余奴隶被转运至亚洲。在朝觐期间，红海地区的奴隶贸易异常活跃，阿拉伯人从麦加返回时途经摩卡（Mocha）、荷达台（Hudaydah）和吉达（Jeddah）等地，每人通常会在当地奴隶市场购买1～2名东非奴隶，这些奴隶被带回家充当用人。在椰枣丰收季节，波斯湾地区的奴隶交易量急剧增加，新买的东非奴隶被用来采摘和销售椰枣。在采珠期，大量东非奴隶涌入马斯喀特、布什尔（Bushire）和巴林等地，填补当地劳动力缺口。此外，伦格（Lingeh）、巴士拉和科威特也聚集着大量东非奴隶，这些地区的奴隶深受奥斯曼帝国素丹欢迎，男性奴隶和女性奴隶分别充当帝国素丹后宫的首席太监和嫔妃。1842年英国驻巴格达领事馆称，奥斯曼帝国臣民在巴士拉购买了大量东非奴隶，导致幼发拉底河沿线地区的奴隶贸易日趋活跃。[87]

阿拉伯奴贩不仅向西贩卖奴隶，还向东输送奴隶，最远可达南亚。1822年《莫尔斯比条约》生效后，英国禁止阿拉伯人向南亚输送奴隶。尽管英国皇家海军定期在西印度洋拦截贩奴船，不过收效甚微，仍有大量东非奴隶被阿拉伯人从波斯湾非法运往南亚各地，尤其是卡奇、孟买、卡提阿瓦（Kathiawar）、迪乌（Diu）、果阿（Goa）、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和海得巴拉（Hyderabad）等地。1838年以前阿拉伯人每年向卡奇输送不到150名东非奴隶，1840年东非奴隶猛增至1500人，孟买政府认为大多数东非奴隶来自红海和波斯湾地区。[88]同期，海得巴拉奴隶数量也急剧增长，当地官员称每名阿拉伯人带1～2名奴隶抵达海得巴拉。[89]除了非法运往南亚的东非奴隶，还有被英国皇家海军解救的东非奴隶，通常被安置在孟买。一些东非儿童被英国海外传道会安置在纳希克（Nashik）的“非洲收容所”（African Asylum）、班德拉（Bandra）的天主教孤儿院和艾哈迈德纳格尔（Ahmadnagar）的教会学校等机构，孟买政府为东非儿童提供食物、衣服和生活费。获释的成年奴隶没有东非儿童的待遇，只能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1864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孟买一共1441人将非洲作为出生地，他们当中有1076人被雇为海员或船工，336人被雇为劳工，其他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90]获释的成年奴隶处于南亚社会最底层，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吸食鸦片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将获释的奴隶从南亚遣返至东非，这些人被称为孟买非洲人。1873～187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巴特尔·弗雷尔（Bartle Frere）的建议下，英国探险家和传教士招募从南亚遣返至东非的孟买非洲人。1880年，3000多名从南亚遣返至东非的孟买非洲人，大多数分布在蒙巴萨的弗里尔镇和拉拜（Rabai），英国探险家和传教士从中挑选探索东非内陆的队友。[91]孟买非洲人西迪·穆巴拉克（Sidi Mubarak）曾陪同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探索尼罗河源头，为英国向东非内陆扩张奠定了基础。孟买非洲人阿卜杜拉·苏西（Abdulla Susi）和雅各布·温莱特（Jacob Wainwright）长期追随大卫·利文斯通传教，直到大卫·利文斯通在东非内陆去世。19世纪末期，英国探险家和传教士在东非地位稳固，孟买非洲人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与此同时，德国和英国严格限制东非奴隶贸易，从南亚遣返至东非的孟买非洲人数量急剧减少。

（二）英国和德国借奴隶贸易在东非扩张势力范围

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以干涉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为借口控制了桑给巴尔，在桑给巴尔事务上拥有最终决定权。桑给巴尔军队由英国皇家海军中尉劳埃德·马修斯（Lloyd Mathews）指挥，外交方面听取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的建议。[92]不过，英国在东非的扩张活动仅限于沿海地区，很少涉及东非内陆地区。对英国人而言，东非内陆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稍有不慎将感染疟疾。然而，19世纪70年代末期，阿拉伯人、斯瓦希里人和尼杨韦齐人[93]（Nyamwezi people）在东非沿海和内陆地区频繁往来，以及东非内陆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从东非沿海地区前往内陆并非难事。在英国传教士和反奴隶制十字军（Anti-slavery crusaders）的鼓动下，英国决定向东非内陆扩张。[94]1877年英国商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获得巴尔加什·本·赛义德的特许权，可以开发桑给巴尔在东非内陆的领地。19世纪80年代，东非内陆地区沦为英国的原料和人力资源供应地，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为了进一步控制东非内陆地区，大量英国传教士以解放奴隶的名义涌入东非内陆。[95]圣灵教父（Holy Ghost Fathers）和英国海外传道会分别在巴加莫约和蒙巴萨建立据点，为英国下一步殖民扩张奠定基础。

1884年，英国探险家亨利·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在乞力马扎罗山区与当地酋长签订保护条约，并写信敦促英国对该地实施殖民统治。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认为对东非内陆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有损英国的国际形象，提议将乞力马扎罗地区交给桑给巴尔代管，该提议得到部分英国内阁成员的支持，不过遭到首相格莱斯顿的反对。同期，德国对东非内陆的兴趣比英国更强烈，德国宰相俾斯麦声称有权拥有部分东非领土。[96]1884年11月，德国探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抵达东非内陆地区，要求乌斯古赫（Useguha）、恩古鲁（NGuru）、艾沙加拉（Ijsagara）和乌卡米（Ukami）等地酋长签署保护条约，次年2月俾斯麦将这些条约作为统治东非的依据。1885年6月12日，巴尔加什·本·赛义德致电俾斯麦，称德国在东非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他的利益。[97]6月27日，约翰·柯克致电英国外交部，称德国正在东非进行殖民扩张。[98]虽然德国在东非地区扩张损害了英国及其盟友桑给巴尔的利益，但是英国在埃及和阿富汗陷入当地人起义的困境，不希望与德国在东非发生军事冲突。6月28日，英国外交部回电约翰·柯克，要求其谨慎处理与德国在桑给巴尔的关系。[99]1886年10月25日，英国和德国达成分治协议，该协议规定桑给巴尔素丹统治桑给巴尔、奔巴、马菲亚、拉穆以及纵深10英里的东非内陆地区，英国和德国则以乌姆巴河、维多利亚湖和乞力马扎罗山为分界线划分势力范围。[100]

1886年东非分治协议生效后，不列颠东非公司派威廉·麦金农前往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干涉奴隶贸易为名义进行委任统治。东非传教士抱怨不列颠东非公司只顾扩张势力范围，没有对东非奴隶贸易采取大规模行动。[101]威廉·麦金农不急于彻底废除英属东非保护地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认为彻底摧毁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严重损害了桑给巴尔素丹的利益。不过，在英国国内废奴运动的压力下，1888年9月英国皇家海军大力度打击西印度洋奴隶贸易，“水手”号、“企业”号和“格里芬”号舰载艇均在桑给巴尔附近游弋。[102]1889年初桑给巴尔素丹哈利法·本·赛义德被迫让步，宣布从1890年1月1开始全国新生儿均为自由人。与此同时，德国也借奴隶议题干涉东非事务，1月19日德国帝国议会批准200万马克用于打击东非奴隶贸易。[103]1891年德国首次颁布关于解放东非奴隶的法令，规定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奴隶有权通过德国官员赎回自由身。[104]同年，德国将德属东非保护地改为殖民地，由德皇威廉二世直接统治。[105]

（三）阿拉伯人成为桑给巴尔素丹国的特权阶层

19世纪以前，桑给巴尔人口以非裔土著为主，阿拉伯人约为300人。[106]这些阿拉伯人势单力薄，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区，很少与非裔土著接触。1817年赛义德·本·苏尔坦平息波斯湾叛乱后，将利润丰厚的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视为首要事务。不过，为了保障奴隶贸易顺利进行，赛义德·本·苏尔坦亟须巩固其在东非沿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西印度洋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桑给巴尔。1828年赛义德·本·苏尔坦要求桑给巴尔最有影响力的哈迪姆人（Hadimu）承认其宗主权，并与哈迪姆酋长进行直接谈判。与此同时，赛义德·本·苏尔坦将载有数千名士兵的海军战舰部署到桑给巴尔近海，迫使哈迪姆酋长签署和平条约，其中包括哈迪姆人承认阿曼的宗主国地位、提供劳动力和缴纳人头税等内容。1832年，赛义德·本·苏尔坦迁往桑给巴尔之后，大量阿拉伯人涌入桑给巴尔，逐渐蚕食哈迪姆人在桑给巴尔的土地。历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阿拉伯人通过法庭变更土地所有权，迫使哈迪姆人将肥沃的土地转让给阿拉伯人。[107]此外，阿拉伯人根据1828年条约要求哈迪姆人为其劳动，引起哈迪姆人对阿拉伯人的不满。

虽然哈迪姆人处境艰难，但仍在土壤贫瘠的东部地区占据小块土地，凭借农渔结合的方式勉强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桑给巴尔奴隶的处境更为艰难，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每天需完成丁香种植园的工作。工作期间，桑给巴尔奴隶需佩戴铁链，稍有懈怠就会招致残酷的惩罚。一旦奴隶因生病和年老体弱而无法工作，极易被阿拉伯人抛弃，在桑给巴尔自谋生路。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1840年桑给巴尔首次爆发奴隶起义，持续时间长达6个月，最终被阿曼素丹从哈德拉毛（Hadhramaut）调来的军队所镇压。[108]19世纪60年代末，奴隶在布拉瓦（Brave）和鲁菲吉三角洲（Rufiji Delta）再度发动起义，这些起义很快被赛义德·本·苏尔坦镇压。不过，桑给巴尔素丹不得不改善奴隶处境，先后通过了《弗里尔条约》和《解放法令》，逐步恢复奴隶人身自由。然而为避免桑给巴尔经济崩溃，获得自由的奴隶必须与前主人签署一份契约。该契约规定，每名获得自由的奴隶被法院要求须在指定的丁香种植园每周工作3天[109]，如果获得自由的奴隶拒绝工作，法院有权惩罚他们。[110]这种契约制度早在1820年就出现在英属毛里求斯，并广泛应用于英属澳大利亚和圭亚那，属于变相的奴隶制。[111]对于新解放的桑给巴尔奴隶而言，这种契约制度再次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与1897年《解放法令》规定的内容背道而驰。

1895年英国直接统治英属东非保护地之后，将桑给巴尔视为阿拉伯素丹国，支持赛义德家族继续管理国家。不过，英国官员发现桑给巴尔素丹难以有效管理国家，腐败、裙带关系和资金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于是，英国对桑给巴尔政府进行了彻底重组，成立了税收、预算、会计、卫生等部门。这次重组使桑给巴尔政府规模急剧扩大，桑给巴尔政府招募了大批阿拉伯裔行政人员，新解放的奴隶和哈迪姆人组成的非裔土著被排除在外。1914年英国在桑给巴尔成立保护国理事会（ProtecTorate Council），桑给巴尔素丹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英国人担任副主席，成员由3名官方代表、4名阿拉伯人和亚洲人组成。[112]1926年英国在桑给巴尔成立立法委员会，英国官员和阿拉伯人拥有大多数席位。虽然非洲裔本人占桑给巴尔总人口的3/4，但在立法委员会无一席之地，直到1957年才有非裔土著进入立法委员会。[113]

1806年，赛义德·本·苏尔坦继承了阿曼素丹之位，利用国家力量在西印度洋进行奴隶贸易，导致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迅速兴起。1832年阿曼素丹前往桑给巴尔定居之后，持续将奴隶从东非内陆运往波斯湾和桑给巴尔，直到19世纪末期。纵观整个19世纪，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阿曼在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中占据主导权。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荷兰、葡萄牙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主导西印度洋奴隶贸易，将大量奴隶从马斯克林群岛运往巴达维亚、马斯喀特和古吉拉特等地。19世纪前期英国打击西方国家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导致阿曼取代西方国家在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中的位置，并主导西印度洋奴隶贸易。阿曼素丹资金雄厚，又有印度商人资助，有能力派遣大量阿拉伯人深入东非内陆寻找奴隶。阿拉伯人返回桑给巴尔和马斯喀特途中，阿曼海军负责阿拉伯贩奴船的安全，保障了奴隶贸易的顺利进行。

第二，19世纪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深受全球经济影响。18～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中产阶级有能力购买进口商品。19世纪桑给巴尔丁香在西方国家盛行，1859年曾有35艘美国船、24艘法国船、23艘德国船和3艘英国船抵达桑给巴尔，收购奴隶种植的丁香。同期，阿拉伯人利用奴隶在波斯湾采集的珍珠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随着产量的上升，此时的珍珠已失去了贵族独有的标签，成为西方中产阶层能够拥有的商品。西方国家对桑给巴尔丁香和波斯湾珍珠的收购，刺激了当地丁香种植园和珍珠采集业对奴隶的需求，维持西印度洋奴隶贸易的长期存在。

第三，19世纪西印度洋奴隶贸易与英国外交政策息息相关。19世纪上半叶，英国多次在波斯湾遭遇贾瓦斯米海盗，希望波斯湾国家镇压贾瓦斯米海盗。同期，阿曼素丹赛义德·本·苏尔坦借奴隶贸易积累了大量资金，利用这些资金组建了波斯湾最强大的海军。[114]因此，英国依赖阿曼海军打击贾瓦斯米海盗，对阿拉伯人的奴隶贸易持宽容态度。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可以绕开波斯湾抵达英属印度，贾瓦斯米海盗对英国的威胁减弱。英国转为重点打击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促使西印度洋奴隶贸易走向衰落。

                                 〔责任编辑：申玉辉〕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项目批准号：18ZDA213）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批准号：202106970019）的阶段性成果；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德国‘丝绸之路’研究”（18JK0749），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西部基金项目“兰普莱希特史学研究”（17XJC770001）的阶段性成果。

[2] 任晓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张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

[3] 代表作主要有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BeATRIce Nicolini，Makran，Oman and Zanzibar：Three-Terminal Cultural Corridor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1799-1856），Leiden：Brill，2004。

[4] Hideaki Suzuki，Slave Trade Profiteer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Su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7；Richard Wolff，“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Science & Society，Vol.36，No.4，1972；舒运国：《阿拉伯人与东非奴隶贸易》，《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舒运国：《赛义德·萨伊德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发展演变》，《西亚非洲》1988年第4期。

[5] Richard Allen，European Slave Trading in the Indian Ocean，1500-1850，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14，p.9.

[6]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28.

[7] 瓦利是代表阿曼素丹管理斯瓦希里沿岸城镇的地方官，有时也称为里瓦利。

[8] 马兹瑞人是18世纪至20世纪统治着东非肯尼亚某些地区的阿曼阿拉伯氏族，18世纪他们占领蒙巴萨和佩特等地，反对阿曼赛义德王朝统治东非斯瓦希里沿海地区。

[9] Bhacker Reda，Trade and Empire in Muscat and Zanzibar：The Roots of British Domination，London：Routledge，2014，p.27.

[10] 榕树商人指的是在服装、宗教和文化饮食选择以及进行贸易的方式上与一般印度人明显不同的印度商人，与阿曼王室关系密切，广泛参与阿曼在西印度洋的贸易网络。

[11] 舒运国：《赛义德·萨伊德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发展演变》，《西亚非洲》1988年第4期，第46页。

[12] 〔阿曼〕穆罕默德·叶海亚：《素丹赛义德·本·苏尔坦统治时期英国对阿曼的态度及其影响》（阿拉伯文），《艺术与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89页。

[13] Marguerite Ylvisaker，Lamu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and，Trade，and Politics，Boston：Boston University，1979，p.71.

[14] Daniel Domingues，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1780-18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24.

[15] Daniel Domingues，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1780-18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276.

[16] Daniel Domingues，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1780-18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276.

[17] Daniel Domingues，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1780-18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276.

[18]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p.28-29.

[19] Hideaki Suzuki，Slave Trade Profiteer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Su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7，pp.44-45.

[20] 〔土耳其〕侯赛因·西姆塞克：《英国在波斯湾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以巴林为例》（土耳其文），《和平与冲突》2020年第1期，第84页。

[21] 〔伊拉克〕侯赛因·阿里·法利赫：《1806～1870年阿曼素丹国东非属地的印度人》（阿拉伯文），《基础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21期，第337页。

[22] 玛丽娅·特蕾莎·泰勒是一种以18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女性领导人玛丽娅·特蕾莎命名的货币，19世纪广泛流行于欧洲、中东和东非地区，4.75玛丽娅·特蕾莎·泰勒相当于1英镑。

[23] Chizuko Tominag，“Indian Immigrants and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Vol.43，1996，pp.298-299.

[24] 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The Economic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Red Sea Slave Trades in the 19th Century：An Overview，” in William Clarence-Smith，ed.，The Economics of the Indian Oc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89，p.12.

[25] Lawrence Sakarai，“Indian Merchants in East Africa Part I the Triangular Trade and the Slave Economy，” Slavery & Abolition：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Vol.3，No.1，1980，p.323.

[26] Lawrence Sakarai，“Indian Merchants in East Africa Part I the Triangular Trade and the Slave Economy，” Slavery & Abolition：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Vol.3，No.1，1980，p.309.

[27] Jagdish Gundara，“Aspects of Indian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Zanzibar，” South Asia：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Vol.3，No.1，1980，p.15.

[28]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p.65-66.

[29] Lawrence Sakarai，“Indian Merchants in East Africa Part I the Triangular Trade and the Slave Economy，” Slavery & Abolition：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Vol.3，No.1，1980，p.270

[30] Bhacker Reda，Trade and Empire in Muscat and Zanzibar，London：Routledge，2014，p.166.

[31]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49.

[32] 舒运国：《阿拉伯人与东非奴隶贸易》，《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第104页。

[33]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达耶姆：《19世纪桑给巴尔城：中非和东非阿曼阿拉伯人的前沿》（阿拉伯文），《阿拉伯历史》2019年第2期，第376～378页。

[34] 弗莱泽拉是19世纪斯瓦希里沿岸地区广泛使用的重量单位，每弗莱泽拉在桑给巴尔相当于0.157吨。

[35]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p.50-52

[36]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51.

[37]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54.

[38] Charles Cornelius，A History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Scotts Valley：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pp.63-73.

[39] Bethwell Ogot，“Population Movements between East Africa，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ris：UNESCO，1979，p.178.

[40]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60.

[41]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62.

[42] Abdul Sheriff，Vijayalakshmi Teelock，Saada Omar Wahab，Transition from Slavery in Zanzibar and Mauritius，Dakar：Codesria，2016，pp.12-14.

[43]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p.37-38.

[44]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37.

[45] Edward A.Alpers，Ivory and Slaves：Changing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Central Africa to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238.

[46] Ibrahima Kake，“The Slave Trade and the Population DRain from Black Africa to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ris：UNESCO，1979，p.167.

[47] Ibrahima Kake，“The Slave Trade and the Population DRain from Black Africa to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ris：UNESCO，1979，pp.165-167.

[48] Joseph Harri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18.

[49] 〔土耳其〕米格·阿克珀纳尔：《非裔土耳其人：特点、传统和身份》（土耳其文），《民俗与文学》2020年第1期，第78页。

[50] Joseph Harri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18.

[51] Abdul Sheriff，“Localisation and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1858-1873，” in William Clarence-Smith，ed.，The Economics of the Indian Oc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89，p.138.

[52] Francois Renault，“The Structures of the Slave Trade in Central Af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in William Clarence-Smith，ed.，The Economics of the Indian Oc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89，p.148.

[53] 纳格瓦纳是斯瓦希里语“绅士”的意思，最初指效忠阿曼阿拉伯人的斯瓦希里人，后来泛指阿拉伯人在非洲大陆的代理人。

[54] BeATRIce Nicolini，Makran，Oman and Zanzibar：Three-Terminal Cultural Corridor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1799-1856），Leiden：Brill，2004，p.124.

[55] Melvin Page，“The Manyema Hordes of Tippu Tip：A Case Stud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lave Trade in Eastern Afr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7，No.1，1974，p.72.

[56] Melvin Page，“The Manyema Hordes of Tippu Tip：A Case Stud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lave Trade in Eastern Afr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7，No.1，1974，pp.72-73.

[57] Philip Gooding，“Slavery，‘Respectability’ and Being ‘Freeborn’ on the Shores of Nineteenth-Century Lake Tanganyika，” Slavery & Abolition，Vol.40，No.1，2019，pp.156-161.

[58] Melvin Page，“The Manyema Hordes of Tippu Tip：A Case Stud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lave Trade in Eastern Afr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7，No.1，1974，p.79.

[59] Francois Renault，“The Structures of the Slave Trade in Central Af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in William Clarence-Smith，ed.，The Economics of the India Ocean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89，p.157.

[60] 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7，p.60.

[61] Charles Cornelius，A History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Scotts Valley：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pp.60-80.

[62] Bethwell Ogot，“Population Movements between East Africa，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ris：UNESCO，1979，p.178.

[63]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55.

[64]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100.

[65] 〔土耳其〕塞尔达·扬：《17世纪至19世纪鲁赛女性使用的珠宝和配饰》（土耳其文），《土耳其与伊斯兰学术研究》2017年第24期，第231～232页。

[66] 〔约旦〕塔贝特·奥马瑞，贾布尔·哈提布：《1895年阿曼叛乱研究》（阿拉伯文），《马纳拉期刊》2016年第2期，第565页。

[67] Earl Granville to Sir E.Malet，January 14，1885，Confidential Print：Africa，1834-1966，Adam Matthew Digital（hereafter cited as AMD），Wiltshire：Adam Matthew，Marlborough，2019，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93.

[68] R.J.Gavin，“The Bartle Frere Mission to Zanzibar，1873，”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No.2，1962，p.146.

[69]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157.

[70] Vice-Admiral Sir E.Fremantle to Admiralty，February 25，1891，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107.

[71] Memorandum communicated by Count Leyden，January 4，1889，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117.

[72] Sir C.Euan-Smith to the Marquis of Salisbury，December 2，1890，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139.

[73] 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January 3，1895，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208.

[74] Abdul Sheriff，Vijayalakshmi Teelock，Saada Omar Wahab，Transition from Slavery in Zanzibar and Mauritius，Dakar：Codesria，2016，p.52.

[75] Abdul Sheriff，Vijayalakshmi Teelock，Saada Omar Wahab，Transition from Slavery in Zanzibar and Mauritius，Dakar：Codesria，2016，pp.52-54.

[76] 瓦托罗是斯瓦希里语“逃跑的人”的意思，最初指通过改变效忠对象、相貌或地点寻求生存的人，19世纪专指从索马里、马拉维和索马里等东非大陆地区逃脱的奴隶。

[77] R.M.Githige，“The Issue of Slavery：Relations between the CMS and the State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rior to 1895，”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Vol.16，No.3，1986，p.212.

[78] Fred Morton，Children of Ham：Freed Slaves and Fugitive Slaves on the Kenya Coast，1873 to 1907，London：Routledge，2020，pp.76-77.

[79] G.A.Akin?la，“Slavery and Slave Revolts in the Sultanate of Zanzib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Vol.6，No.2，1972，p.227.

[80]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159.

[81] Robert Maxon，East Africa：An Introductory History，Morgantown：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2009，p.XIII.

[82] 尼卡（Nyika）是斯瓦希里语，意为“灌木”或“腹地”（东非沿海），特指东非内陆和沿海之间覆盖着大量灌木和半荒漠植被的地貌景观。

[83] Hideaki Suzuki，Slave Trade Profiteer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Su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1.

[84] 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The Economics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Red Sea Slave Trades in the 19th Century：An Overview，” Slavery & Abolition：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Vol.9，No.3，2008，p.1.

[85] Matthew Hopper，Slaves of One Master：Globalization and Slavery in Arabia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39.

[86] Joseph Harri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31.

[87] Joseph Harri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38.

[88] Joseph Harri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p.71-72.

[89] Purnima Mehta Bhatt，The African Diaspora in India：Assimilation，Change and Cultural Survivals，London：Routledge，2018，p.93.

[90] Joseph Harri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72.

[91] Purnima Mehta Bhatt，The African Diaspora in India：Assimilation，Change and Cultural Survivals，London：Routledge，2018，p.96.

[92] SARAH Longair，Cracks in the Dome：Fractured Histories of Empire in the Zanzibar Museum，1897-1964，London：Loutledge，2016，p.181.

[93] 尼杨韦齐人属于东非图班族，生活在坦噶尼喀塔波拉、辛吉达和希尼安加等地，善于经商。

[94] Robert Maxon，East Africa：An Introductory History，Morgantown：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9-120.

[95] 〔土耳其〕杜穆斯·阿卡林：《英国从英属东非帝国公司接收乌干达以及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的反应（1887-1894）》（土耳其文），《历史研究》2017年第36期，第142页。

[96] 〔土耳其〕埃米纳·达班：《坦桑尼亚独立进程中的朱利叶斯·尼雷尔 因素》（土耳其文），《学术印象》2020年第2期，第242～243页。

[97] The Sultan of Zanzibar to Prince Bismarck，June 12，1885，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94.

[98] Sir J.Kirk to the Marquis of Salisbury，June 27，1885，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304/94.

[99] Sir V.Lister to J.Kirk，June 28，1885，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304/94.

[100] Emile Groot，“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in Zanzibar：Consul Holmwood’s Papers，1886-1887，”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25，No.2，1953，pp.120-121.

[101] Richard Wollf，“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Science & Society，Vol.32，No.4，1972，p.460.

[102] Bear Admiral Fremantle to Admiralty，September 10，1888，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304/107.

[103] Extract from the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January 19，1889，AMD，UK National Archives Number：FO 403/117.

[104] Thaddeus Sunseri，“Slave Ransoming in German East Africa，1885-1922，”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6，No.3，1993，p.488.

[105] 〔土耳其〕凯雷姆·阿尔斯兰：《非洲移民族群与后殖民时期公民身份》（土耳其文），《替代政治》2012年第2期，第214～215页。

[106] Michael Lofchie，Zanzibar：Background to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40.

[107] John Gray，History of Zanzibar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5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67-168.

[108] G.A.Akin?la，“Slavery and Slave Revolts in The Sultanate of Zanzib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Vol.6，No.2，1972，p.223.

[109] Saada Omar Wahab，“Emancipation and Post-emancipation in Zanzibar，” Saada Wahab，Abdul Sheriff，Vijayalakshmi Teelock，Transition from Slavery in Zanzibar and Mauritius，Dakar：Codesria，2016，p.58

[110] 〔土耳其〕侯赛因·古纳尔斯兰：《坦桑尼亚印度侨民：印度工人的斗争》（土耳其文），《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70～171页。

[111] 〔土耳其〕侯赛因·古纳尔斯兰：《新奴隶制：廉价的契约劳动力》（土耳其文），《历史研究》2019年第38期，第514～515页。

[112] Lord Lugard，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Hove：PSYCHOlogy Press，1965，p.34.

[113] Michael Lofchie，Zanzibar：Background to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p.63-66.

[114] 〔伊拉克〕阿尔德·穆罕默德：《19世纪上半叶阿曼素丹国的军舰和海军力量》（阿拉伯文），《女子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762～7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