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沛：公元1~7世纪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统治模式的起源、演进与对抗机制论析

“地中海大一统国家”与“西亚大一统国家”是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努力实现并力图维持的帝国秩序形态。而理解两种帝国秩序冲突的根源，必须考察“地中海大一统国家”与“西亚大一统国家”分别是如何起源和演进的。汤因比曾将不同“大一统国家”在形成机制、统治模式和地方忠诚上的异同归因为两大要素：“大一统国家征服的速度”以及“被征服社会先前的历史”。而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由于其时空的相对同时性和各自的帝国/王朝承继关系，因而为验证汤因比理论的适用性提供了较好的“横向对比”和“纵向演进”兼备的双重理想模型。从国家构建上看，罗马帝国由城邦缓慢扩张为帝国，而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则是游牧民定居之后，再由王国迅速扩展为帝国。[15]罗马从建立共和国至统一地中海用时接近500年，而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均在10年时间内取代原宗主（分别为米底王国和帕提亚帝国），并迅速成为新一代西亚大帝国。即使是扩张速度较慢的帕提亚帝国，从建国到扩张至两河流域所用时间也仅为100年左右（前247~前141年），[16]远比罗马吞并地中海所用时间少。从帝国形成的速度和周期来看，波斯帝国比罗马帝国要快得多。因此和罗马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的扩张往往难以细分为几个渐进的阶段，而阶段性和渐进性是罗马帝国演进的显著特征。[17]

按现代学者的通行意见，罗马的扩张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拉丁姆平原期”、“亚平宁半岛期”、“西地中海期”和“全地中海期”。在罗马扩张的前三个阶段，罗马都只能算是区域性霸国，只有到“全地中海期”，罗马才具有了地中海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特征。[18]而罗马和波斯的帝国形成周期的快慢，根源在于地中海和西亚文明环境的异质性。地中海文明环境的核心特征是城邦林立，[19]而西亚文明环境的核心特征是大一统帝国的周期性更迭。罗马从城邦扩展为帝国，所需克服的困难和阻力似乎远远大于波斯。一是因为在地中海世界（除埃及外），大一统国家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在罗马帝国之前，无论是雅典、斯巴达还是迦太基，都未能形成跨区域的稳定的统一国家和等级制帝国秩序。尤其是城邦公民权的限制使得号称“雅典帝国”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徒有虚名，这些城邦联盟始终无法上升到更高阶段的政治形态。而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帝国对东地中海区域的统一基本来自对波斯的征服，而非“科林斯同盟”（Corinthian League）自身在政治结构上的“升华”。[20]二是因为，从观念上看，地中海地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需突破城邦国家“小国寡民”的身份认同，形成统一的跨城邦的世界公民身份观念。相比之下，波斯帝国的建立只需在继承前朝旧制（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的基础上进行变更或改良，便能再次将西亚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帝国之下。而被波斯征服的地区只需纳款投诚，便可以原封不动地保留其传统制度与文化。因此，正是地中海和西亚文明环境的差异决定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演进历程的根本不同。

理解罗马和波斯两种“大一统”或普世帝国形态的差异，有必要阐释为何罗马需经历四个漫长的扩张阶段，并在每个不同阶段中不断调整自己对被征服地的政策，才能缓慢扩张为一个囊括全地中海区域的大一统国家。如前述，地中海与西亚地区在文明环境上的根本差异为城邦意识及其形态的根深蒂固。为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城邦观念相区别，笔者将西亚地区流行的国家观念称为“王朝观念”。“城邦观念”与“王朝观念”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烈的平等性和反权威特征，[21]后者则倾向于顺从和依赖以王朝家族为依托的权威统治，具有明显的“家产制”（PATRImonial）特征，这也是“城邦”与“王国”特征的根本区别所在。从外部来看，城邦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对凌驾于其上的任何权威都无法适应和顺从。因此，城邦国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对内民主（Inner Democracy），对外自主（Outer Autonomy）”。由于“对内民主”，因此城邦国家的统治者难以在不经过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将国家拱手让人。民主制的运行机制使对外主张依附强权的统治者可能被主张独立的强硬派竞争者推翻。概言之，这样的内部治理机制使得一个城邦始终难以屈从于另一个城邦，城邦联盟难以发展出稳定的等级制帝国秩序。[22]而一旦城邦同盟的平等性和自主性遭到削弱，同盟成员的反抗和同盟自身的解体便随之而来。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提洛盟邦对雅典的反叛便是古典城邦与帝国观念互斥最有力的证明。[23]

而西亚的王朝国家与此恰恰相反，其特征是“对内专制(Inner DeSpotism)，对外服从(Outer Obeisance)”。[24]这样的政治形态使得王朝家产制观念可以轻易地凌驾于人民国家观念之上，从而极大地减小了大一统国家建立的阻力。[25]古代西亚文明也曾经历城邦林立的历史阶段，但在新亚述帝国数百年的铁血征服之后，王国和君主专制整体已发展为当地最普遍的政体形式，完全独立自主的城邦在之后的近东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难觅踪影。与之相反的是，王朝统治和等级制政治体自古埃及和阿卡德王国时期便已深深根植于近东政治理念与实践之中。[26]由于广大有产民众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因此由军事征服导致的政权更迭不需取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和同意。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一西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军事手段逐个击败西亚各王国统治者的过程，这也得益于亚述时期对近东城邦体系的系统摧毁。[27]与此同时，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中东城邦体制有所复苏，[28]但这一时期主要由希腊—马其顿裔军事定居者和罗马公民建立的城邦与海外殖民城市，更多是巩固王朝和帝国统治的手段而非对古典城邦政治理念与实践进行的空间移植。[29]希腊化时期城邦体制在中东的“复兴”导致帕提亚帝国的扩张速度相对较慢，最终由于罗马东扩至近东而止步于两河流域。帕提亚人可以在塞琉古势力衰退后迅速地制服伊朗高原，但帕提亚人在两河流域的扩张和统治则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前141~前111年）才得以彻底稳定下来，[30]其原因在于两河流域有众多完全自主的希腊化城市和半独立王国需要帕提亚人“逐个对付”。[31]而萨珊王朝能够迅速推翻帕提亚王朝建立帝国，则是因为至帕提亚王朝后期，两河流域的希腊城市已经大部分衰落或被“同化”，[32]因而萨珊王朝对帕提亚王朝的取代又成为西亚历史上传统的家产式的“改朝换代”。可以说，在古代西亚历史上，除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城邦体制仍然兴盛外，王朝国家的更替是当地历史演进的主导形态。由于西亚各王国的权力都掌握在国王和少数教俗贵族手中，因此政权的更迭仅仅是统治上层的更迭和权力关系的调整。西亚大一统国家迅速建立的秘诀在于，政权的合法性系于王朝家族的荣辱，普通民众无法掌握国家的命运，因而短期的军事征服可以立即产生新帝国和新王朝。[33]

与波斯帝国相比，罗马帝国的早期阶段缺乏西亚的家产制王朝观念和君主制大一统帝国传统，因此需要“另起炉灶”，重新摸索一套突破古典城邦观念局限并构建大一统帝国的扩张模式和统治政策。笔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形成和拜占庭帝国的延续，是罗马—拜占庭帝国构建的两个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在所需克服的阻力和可资利用的观念资源上都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罗马帝国形成阶段，大一统帝国构建所需克服的阻力主要来自古典城邦观念的反等级制传统，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则主要来自古罗马人的本土殖民（有别于希腊城邦的海外殖民）传统以及东方希腊化世界的君主崇拜。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世界的早期扩张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本土殖民传统，并从中构建出迥异于希腊城邦同盟的罗马—拉丁同盟（后期演变为罗马—意大利同盟），由此决定了罗马共和国极为特殊的扩张和统治方式。具体来看，罗马共和国发展到罗马帝国的过程，主要采取的扩张模式和统治手段为“订立盟约”和“海外殖民”，并辅以“强制外交”和“遗嘱继承”。“订立盟约”主要发生在“拉丁姆平原期”和“亚平宁半岛期”，主要对象是与罗马相似的意大利各城邦国家。被征服的意大利城邦通过与罗马订立盟约，成为罗马人的“意大利同盟者”(Socii Latini)，而意大利城邦通过在战时提供兵源换取其自治权。罗马和意大利城邦的同盟关系尽管不是完全平等的，却能够突破希腊城邦同盟的局限性，成为罗马对外扩张的坚强后盾，其原因在于罗马在其早期扩张阶段较为尊重意大利城邦，给予其自治权，以及在战争中罗马—意大利同盟并肩作战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均沾。而“海外殖民”则是罗马从“西地中海期”开始并贯穿到“全地中海期”的独创政策，其内容即在被征服土地上由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进行移民建立新城，从而把罗马—意大利同盟模式从亚平宁半岛扩张到西地中海的高卢南部、西班牙和北非的迦太基故地。在罗马扩张后期，退役老兵的安置逐渐取代城市移民成为“海外殖民”的主要形式，但通过移民传播拉丁—罗马文化在本质上则是相通的。

在罗马经略东地中海地区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新的扩张方式即“强制外交”和“遗嘱继承”，这是由东地中海地区希腊化王国和城邦交错分布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与经略西地中海期间和迦太基的长期鏖战不同，罗马在对东地中海的征服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希腊化世界的内部矛盾，从而以较少的决定性战役和强制外交相互配合实现了在东地中海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扩张。[34]在东地中海扩张期，罗马针对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王室的不同特点进行外交控制和分化，先后击败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并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等亲罗马的希腊化国家形成特殊的“依附”（Client）与“庇护”(Patron)关系，从而为亲罗马的希腊化王国以“遗嘱继承”的方式将国土赠予罗马（或被罗马以各种手段“合法”吞并）创造了条件。[35]实际上，罗马共和国在东地中海地区扩张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希腊化王国与城邦并存的特点和元老院的集体外交职能，将罗马打造为地中海世界国际关系的合法调停者、仲裁者乃至外交规则的制定者。[36]罗马的“强制外交”主要通过征服战败国的领土、削减其军力和财政惩罚来削弱其再次崛起并挑战罗马的能力，[37]并在必要的时候以第三方仲裁甚至单边吓阻的方式慑止敌国在第三国的军事行动。罗马人将自身独特的外交和法律观念（尤其是继承法）应用于地中海世界国际关系中，通过灵活运用“强制外交”和“遗嘱继承”等柔性手段发挥出了传统军事手段所不具备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扩张功能。[38]罗马对东地中海的征服虽然使其军事阻力大幅度减小，但却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地中海领土与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在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罗马殖民城市、罗马行省与大量地方世袭贵族、袖珍王国及传统希腊化自治城市的并存和交错分布使得当地矛盾丛生。[39]米特里达梯战争结束后，罗马在东地中海地区加快了行省建设和海外殖民的步伐，其目的即推动东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化”，以对抗帕提亚帝国对罗马东地中海地区的渗透和扩张。[40]而由于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东征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和城市化以及后来的“罗马化”，帕提亚帝国西扩的速度随着越来越靠近地中海而逐渐减缓，最终止步于幼发拉底河，从而形成了罗马和波斯平分西亚的政治格局。

在罗马共和国扩张为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公民权身份的突破和扩展是罗马得以维系被征服地区政治忠诚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性举措。尤其是在同盟战争结束后，罗马公民权和意大利城邦拉丁公民权界限的消失与海外殖民扩张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化进程。至罗马帝国建立时，一个以意大利和罗马城为中心，以地中海各行省上层精英和自治殖民城市为支柱的“城邦联盟型”帝国初步形成，而共和制瓦解后由军事独裁制演变而来的元首制使一个凌驾于地中海各大城市联盟之上的专制政府出现，从而使得跨越古典城邦界限的地中海大一统国家最终得以形成。考察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罗马在“亚平宁半岛期”、“西地中海期”和“全地中海期”的扩张中交替运用各种非军事手段辅助军事征服，使得被征服地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被纳入以罗马为中心的城市联盟体系和以罗马公民权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体系之中。[41]罗马扩张的渐进性和手段的多元性互为表里，残酷的军事征服（包括平叛后的毁城重建）和柔性的外交手段并用，在扩张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城邦国家形态的克服和超越，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地中海大一统国家。另外，罗马在征服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的过程中，也受到希腊文化以及近东王权观念和宗教传统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希腊化王国的君主崇拜、晚期希腊哲学和各种近东密教仪式，[42]无形中为罗马帝制构建提供了古典城邦和罗马共和传统所无法提供的合法性资源。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小亚细亚本土崇拜的输入，到庞培征服东方后获得“大帝”（Magnus）称号，至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制时，东方的君权神授观念、宗教传统和家产制原则已经全面渗透罗马统治阶层，[43]并与宣扬世界公民观念的斯多葛派（Stoicism）晚期希腊哲学一起成为罗马普世帝国认同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

而从西亚和近东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建立在继承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帝国和希腊化国家版图的同时，也进一步侵蚀了传统的西亚国际秩序。[44]由于西亚的小亚细亚、黎凡特地区是罗马帝国地中海领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罗马帝国的存在势必从外部影响甚至决定帕提亚—萨珊帝国在西亚的统治模式。[45]由于前伊斯兰时期伊朗高原腹地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帕提亚—萨珊帝国只能继续选择文明发育相对成熟的两河流域作为政治中心，这便导致了帕提亚—萨珊帝国政治中心相对于其版图中心严重偏西，而由此进一步造成波斯的西部安全疆域严重不足。[46]不仅如此，由于无法获得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东地中海诸省的财税支持，以及两河腹地农业经济在战时的脆弱性，帕提亚—萨珊帝国建立中央集权体系的努力便缺少稳定的经济支持（即使是萨珊帝国的集权也是有限的[47]），从而助长了东部高原腹地各大封建贵族的尾大不掉之势。从帝国的社会构成来看，罗马帝国可以看作由各行省自治城市精英为纽带、以君主和元老贵族为金字塔顶构成的层级庇护关系的混合体，代表了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而帕提亚—萨珊帝国则是王朝国家与封建贵族主义的结合物，其政治传统来自对古代近东帝国遗产和印度—伊朗人氏族部落观念的综合。如果说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东征标志着传统西亚大一统文明秩序的暂时解体，那么罗马帝国则完全实现了将东地中海地区从西亚传统秩序中剥离出来纳入地中海大一统秩序的历史进程。由此已经可以初步看出，地中海大一统帝国与西亚大一统帝国两种秩序在西亚表现出明显的互斥性和冲突性。帕提亚—萨珊帝国无论是出于自身生存的现实需要，还是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西亚大一统秩序的理想考虑，都必然要求从罗马—拜占庭帝国东地中海领土上打开突破口。[48]对帕提亚和萨珊王朝而言，即使无法征服罗马东地中海领土，也会尽可能在条件允许时以掠夺性作战和控制缓冲国的方式侵蚀罗马帝国的东地中海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并通过掠夺性战争弥补自身在财税和人力资源上的不足。而从罗马一方来看，帕提亚—萨珊帝国在两河流域的腹地屡屡成为罗马用兵的对象，但却始终不能被罗马征服，其原因除军事经济能力和地缘政治考量的限制外，还在于两河流域至黎凡特地区本地族群生态的复杂性以及当地民众对帝国认同的多元性。[49]因此，有必要在接下来分析族群认同对罗马与波斯在西亚帝国治理和彼此冲突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

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虽然都是古代世界由城邦或王国发展到帝国阶段的典型产物，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均具备“大一统国家”特性。然而，两大帝国在文明起源环境、帝国扩张战略和族群治理理念上均存在较大的不同，并由此导致两大帝国及其继承帝国（拜占庭帝国、帕提亚—萨珊帝国）迥然不同的“天下”观念与彼此认知。从时间上看，罗马人（作为拉丁人的一支）和波斯人（作为印度—伊朗人的一支）分别作为印欧语系东西分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1~前9世纪分别进入亚平宁半岛和伊朗高原定居，并在公元前7世纪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农业部落（波斯还有游牧部落）和早期城市据点（如罗马城的建立和波斯人对新埃兰王国既有城市如安善的征服和统治）。[50]但是后来的事实则是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后的数十年间迅速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而罗马的扩张及帝国的最终建立则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前夕才基本完成对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征服。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构建在时间成本上的巨大差异是两大帝国形成截然不同治理模式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则是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帝国建立周期频率的巨大差异，而帝国周期率的快慢必然影响到两个帝国完全不同的族群治理理念。

阿契美尼德王朝领土扩张进程

与罗马在数百年的扩张中形成的牢固的依赖盟友、地方贵族和行省精英的体制化统治模式相比，波斯帝国的统治模式更多是在西亚原有各王国行政机构和族群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顶层“监领模式”，即由波斯人作为行省总督和军事长官统治由数十个行省覆盖的辽阔疆域。[51]这样的统治模式和伊朗民族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非扩张性[52]共同导致的结果便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并没有带来西亚各地族群认同的“波斯化”和帝国内部各族群认同的有效整合。[53]波斯帝国等级化、非接触的治理模式与罗马在扩张过程中不断整合非拉丁族群并将其融入罗马公民身份构建统一的罗马认同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在族群文化整合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势必影响两大帝国与其治下各族群乃至周边民族的相互认知，从而形成罗马与波斯迥然不同的帝国治理模式和“天下”观念，进而影响到罗马波斯战争中双方军事动员效率和地方忠诚度的差异。如果综合考察前伊斯兰时期波斯三大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便可以发现，波斯帝国治理模式具有以本族统治阶层为核心、严格限制社会阶层流动和族群整合、给予少数族群高度政治宗教自治权利的特点。[54]以阿契美尼德王朝为例，阿契美尼德王朝虽然表面上在大流士改革之后实现了行省和军政分权的制度化，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仍然遵循着以法尔斯（波斯人核心区）为中心，伊朗高原北部的米底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亚为第二环，伊朗高原以东地区和东地中海诸省为第三环的由近及远、由核心迈向外围的同心圆式的统治模式。[55]而波斯帝国的统治模式正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人对自身和周边各族的“等级化”认知的具体实践。

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人的帝国治理理念和对其他族群的观念认知，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有着经典的描述：“在诸民族当中，离他们（指波斯人）最近的民族，受到尊重的程度仅次于他们本族；离得远一些，则受尊重的程度也就低些，以此类推，离得越远，受尊重的程度也就越低。这种看法的依据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Hellip;&Hellip;对于波斯民族而言，就像米底人一样，都采用这种循序渐进、阶梯式的管理和统治方法。”[56]由此可见，波斯帝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已经形成了以本族统治者为核心，依地缘远近划分族群等级的帝国治理观念。这样的帝国治理模式导致波斯帝国内部各族群之间保持着等级化、清晰化的上下级关系和牢固的族群内部认同。[57]实际上，波斯帝国的等级化帝国族群关系构成了前伊斯兰时期波斯诸帝国的基本族群图景，并深刻影响到之后中东诸帝国的族群关系。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等级化“隔离治理”模式有利于构建井然有序的帝国内部秩序，但是无法加强帝国境内非波斯族群对帝国的文化认同。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尽管具有相对较高的军事动员效率，却极度缺乏较高的地方忠诚度和高效坚韧的立足于族群认同之上的统一军事体制，而这些缺陷在希波战争和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东征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58]

而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相比，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在疆域上全面退出东地中海区域，全力治理以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为核心的第二代“波斯帝国”。帕提亚和萨珊时期波斯版图的大幅收缩导致阿契美尼德时期非波斯人对波斯人的数量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波斯人（包括帕提亚人）对非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等）的数量优势。统治族群与被统治族群比例的提升使得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的统治稳定程度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相比大幅提高，延续时间也大幅加长，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波斯帝国“同心圆”式的“隔离治理”模式。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尽管在中央集权程度上有着较显著的差异，但两大帝国均严格限制伊朗人与非伊朗人的族群整合并循序渐进地完成了伊朗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对塞琉古时代希腊文化的排斥，导致“希腊化”的遗产在伊朗高原最终消亡。[59]另外，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治下的犹太人、基督徒等少数宗教民族团体延续了阿契美尼德时代的高度自治传统，两河流域的犹太社区和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更是在萨珊帝国时代迎来了它们在罗马帝国不可能享受到的繁荣发展局面。[60]帕提亚和萨珊时代的波斯人固守自阿契美尼德时代以来的隔离式帝国治理政策，虽然有利于保障帝国内部族群关系的相对稳定，但却不利于帕提亚—萨珊帝国的对外扩张。因为对非伊朗族裔文化整合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帕提亚—萨珊帝国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军事动员效率，使得波斯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少数宗教民族团体（尤其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和下层民众的军事力量。而后者所能提供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正是以本族骑兵为主的帕提亚—萨珊军队所需的。[61]为了获得优质的农业、手工业人力资源乃至长于工程的步兵，帕提亚—萨珊帝国（尤其是萨珊帝国）只能对罗马—拜占庭帝国东方诸省进行掠夺性作战，并在虏获大量战俘之后立即撤出对方领土，这样的战略使得历代帕提亚—萨珊帝国统治者所宣示的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遗产的豪言成为一句空话。[62]实际上，正是由于帕提亚—萨珊帝国的隔离治理模式，波斯人限制于军事资源、动员体制和战略技术，始终难以对罗马—拜占庭帝国东方领土进行有效征服，这在600余年的罗马波斯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63]

反观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治理模式，则会发现罗马—拜占庭帝国更为重视族群文化整合，并由此获得了稳固统治地中海（尤其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大生命力，从而能够长期抵抗亚欧各蛮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进攻。如前所述，早在罗马共和国向东地中海地区扩张过程中，罗马人综合使用强制外交、扶植地区代理人、遗嘱继承和海外殖民地建设等柔性措施辅助刚性军事征服，从而使得罗马帝国自建立伊始便形成了基于罗马文化认同之上的较高的地方忠诚度、较为通畅的社会阶层流动和军团—辅军模式的一体化军事体制。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在其著作《通史》（The Histories）中着力描述罗马是如何由一个意大利半岛国家发展成占领整个地中海的区域性霸国的过程，并指出了罗马人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平衡政体是罗马得以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64]实际上，无论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在政治体制上均综合汲取了希腊城邦和东方帝国的优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希腊民主制和东方君主专制的各自缺陷。[65]由于在政治体制和帝国扩张战略中对文化整合、阶层流动和精英权利的重视，罗马帝国在保障帝国内部各族群参政权利的同时也具备了较高的军事动员效率和较为高效的对外决策机制。另外，罗马对被征服民族的宗教文化采取全面吸纳、熔为一炉的政策，使地中海和东方各族神祇都进入罗马的“万神殿”（Pantheon）。[66]该举措的实质是罗马人通过“诸神混同”的方式将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同化为多元一体的罗马文化，进而形成统一牢固的帝国认同。[67]而在这一过程中对罗马帝国文化融合政策持消极甚至反抗态度的族群则容易被视为罗马帝国潜在的反抗者和颠覆者。而在早期帝国时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对帝国文化融合政策的不合作态度使他们成为帝国统治最大的隐患。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虽然都深受“希腊化”的影响，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如皇帝崇拜）均不能很好地与帝国进行妥协。[68]尤其是反抗帝国文化融合政策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的“被动隔离化”地位对罗马东方诸省的帝国认同和战略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内部威胁”。[69]

由上可知，与罗马帝国的强制同化融合政策相比，帕提亚—萨珊帝国的“主动隔离”治理模式更能保障少数族群不受干扰的政治宗教自治权利，因而波斯帝国式的治理方式更容易获得其治下犹太人和基督徒（君士坦丁时代之前）的认同。由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治理理念和族群整合程度的不同，犹太人在罗马波斯关系中对两大帝国的忠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后，这又成为构建罗马—拜占庭帝国认同的新纽带，并在与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在西亚的竞争中以其普世扩张性取得了相对优势地位（如亚美尼亚人放弃琐罗亚斯德教皈依基督教）。但与此同时，基督教化后的罗马—拜占庭帝国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帝国境内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异端的不宽容和排斥。[70]不仅如此，基督教自身的教派分裂（一性派和聂斯脱利派）又大幅削弱了罗马—拜占庭帝国东方诸省的地方忠诚和帝国认同，成为对抗波斯人和阿拉伯入侵时随时会引爆的不稳定因素，并最终导致叙利亚至北非诸省在7世纪穆斯林征服后对基督教帝国的永久脱离。[71]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拜占庭帝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帝国治理模式与波斯诸帝国始终一脉相承的各族群宽容自治相比，不管是在基督教化之前还是之后，都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继承者帕提亚—萨珊帝国有着显著的差异，同时又各自“利弊皆有”。

在考察罗马与波斯帝国族群—宗教治理模式的差异之后，再来回顾罗马和波斯“天下观念”的异同，并分析罗马和波斯“天下观念”对罗马和波斯关系演进的能动作用。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天下观念”可以分别概括为“大一统的地中海”和“大一统的西亚”，但两者的内涵和实质并不完全相同。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大一统结构和实践方式无论是在古代作家还是现代学者（如汤因比、皮朗等）的著作中都得到了较为丰富的反映和研究，[72]而古代波斯帝国的天下观念则较少被古代史家和现代学者所记载和讨论。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末统一整个地中海地区之后，将地中海称为“mare nostrum”乃至“mare internum”，意即“我们的海”和“内海”，以强调罗马帝国治下整个地中海地区政治文化的统一性和地理结构的连通性。但众所周知，古典时代的地中海从文化上明显地分为以拉丁语主导的西地中海和以希腊语主导的东地中海两大板块。而考察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观念，不能不分析由希腊、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构成的东地中海板块对罗马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东方战略（尤其是对波斯的战略）的意义。

从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历程来看，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地中海”其实经历了“古典地中海”和“基督教地中海”两个发展阶段，而东地中海地区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角色。首先，从宏观上看，东地中海诸省构成罗马—拜占庭帝国疆域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罗马地中海世界统一性的必要保证，而以以弗所（Ephesus）、安条克、凯撒里亚（Caesarea）和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里亚为代表的东地中海诸希腊化城市构成了罗马—拜占庭帝国东方统治的支柱和战略要地。[73]其次，东地中海地区在罗马帝国“古典地中海”阶段和“基督教地中海”阶段中均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74]由于东地中海地区作为希腊化世界的核心区，罗马帝国构建统一的希腊—罗马文化离不开东地中海希腊化精英的支持，[75]而安条克和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里亚则是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的重要发源地。[76]不仅如此，随着基督教在《米兰敕令》颁布后获得合法地位，耶路撒冷一改其犹太叛乱策源地身份，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母亲海伦娜的支持下上升为罗马帝国的“圣地”。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耶路撒冷继续被除尤里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外的历代罗马—拜占庭统治者所尊奉，之后又成为与安条克、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里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并列的五大主教区之一。在穆斯林征服之前，耶路撒冷一直被认为是罗马—拜占庭基督教普世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由耶路撒冷圣城地位带动的朝觐活动更是构建罗马—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地中海”认同的重要纽带。[77]再次，从经济上看，东地中海诸省繁荣的商业经济和东方过境贸易构成罗马—拜占庭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78]而东地中海诸省也是3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内部在经济和生产关系上仍然具有极大活力和发展空间的地区。最后，东地中海诸省是罗马帝国晚期被统治者重点经营的地区，并构成了拜占庭帝国的立国基础。[79]尤其是到5~6世纪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东部（包括亚美尼亚）成了拜占庭帝国对抗波斯的战略要地和罗马—拜占庭帝国政治军事资源（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大量的将军和士兵）的重要来源地，而埃及则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便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粮仓。[80] 

由上文可知，东地中海地区是罗马—拜占庭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发展过程中重要性不断提升，东地中海地区无疑构成罗马—拜占庭帝国“地中海认同”的核心地理依托。后来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亨利·皮朗和古代晚期研究者）也证明，由穆斯林征服导致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东地中海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碎裂是古典时代向中世纪时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标志。因此，和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相比，拜占庭帝国东地中海诸省被穆斯林征服更具备打破古典地中海世界统一性的历史效应。而丧失叙利亚至埃及诸省的拜占庭帝国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日益向“希腊认同”转型而淡化“地中海”认同，则可以证明环东地中海地区对以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为代表的“第一代地中海帝国”延续、发展和内部认同构建的重要意义。[81]东地中海板块的另一特性是它与西亚板块的“部分重合性”，因此东地中海区域不仅是罗马—拜占庭帝国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波斯诸帝国对外战略诉求、实现大一统帝国抱负的核心地区，因此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地中海”理念与波斯帝国的“大一统西亚”理念在东地中海地区是无法同时实现并得到满足的，这就必然导致罗马波斯体系在西亚的弱兼容性和强冲突性。

和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的转型模式相比，帕提亚—萨珊帝国对阿契美尼德王朝遗产的继承更多体现在治理模式上，而不是疆域结构上。由于本土史料文献的缺乏，波斯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往往通过对希腊、罗马方面的记载才为后人所知，但在民族神话、史诗和宗教文献中亦能体现出波斯对地中海文明认知和观念的微妙变化。关于古代伊朗人及波斯帝国的天下观念，可以从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和诸多中古晚期出现的波斯语文献中找到例证。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和叙述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9世纪波斯语文献《班达喜兴》（Bundahshn），古伊朗人将世界分为七大洲，其中最大的洲是赫瓦尼拉萨（Khvaniratha），而伊朗人的土地“Aryānam Vaejo”则位于此洲的中央。[82]这是因为，米底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建立帝国之前，古代伊朗人生活的核心地区位于伊朗高原东部和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由于尚未进入两河流域等文明中心，前王朝时代的伊朗人对伊朗高原以西的世界的认识尚且停留在模糊的阶段。伊朗高原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区，后来在波斯文学作品和伊朗民族历史记忆中以“图兰”（Tūrān）之名不断得到强化。[83]历史上“图兰”与“伊朗”的反复冲突固然对构建伊朗民族认同有着重要意义，但伊朗以西位于东地中海地区的罗马更是波斯人天下观念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古代伊朗的神话传说中，国王法里东（Fereydūn）将天下分为罗马、图兰和伊朗三部分以及兄弟相残、隔代复仇的情节可以说是历史上伊朗与“图兰”和“罗马”往复冲突和复杂恩怨纠葛的生动体现。[84]而伊朗人的“罗马观”便是在波斯诸帝国与希腊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的历史交往中逐渐孕育发展而来的。[85]从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东征到罗马—拜占庭帝国与帕提亚—萨珊帝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及由此带来的帝国命运的浮沉，使得“罗马”与“伊朗”的对抗与冲突关系在伊朗民族历史记忆中不断得到形塑和强化，“罗马人”（Rūmī）逐渐成为波斯文学作品中从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到历代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者的文化标签。[86]值得一提的是，为抹去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灭亡波斯帝国带来的民族屈辱和伤痛，伊朗人在口头文学、民间传说乃至民族史诗中一反琐罗亚斯德教文献对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诅咒和批驳传统，而是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东征的事迹“移花接木”为凯扬王朝内部的权力更替，由此实现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即伊斯坎德尔）形象在伊朗民族记忆中的正面化改造。[87]

“罗马观”的形成和演变与古代波斯诸帝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经营及由此带来的与希腊—罗马文明的长期冲突是密不可分的。波斯人天下观念中“罗马”与“伊朗”的冲突实际上源于古希腊和波斯的冲突，并在后来逐渐被“罗马”与“波斯”的冲突所强化和定型。[88]除了文化观念层面外，波斯人对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视还反映在帝国统治、对外战略乃至王朝兴衰上。随着米底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建立，东地中海地区愈益被纳入古代伊朗人的视野，并成为历代波斯帝国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地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所列行省中，在波斯、埃兰、巴比伦尼亚和亚述行省之后，以埃及、吕底亚和伊奥尼亚为代表的东地中海诸省先于伊朗高原以东各省列出，便可证明波斯帝国对东地中海区域的重视。而统计希罗多德《历史》中对波斯帝国各省赋税的记载后可以发现，波斯帝国20个纳税行省中，前六大行省——第一行省至第六行省均位于东地中海地区，而东地中海诸省上交赋税占波斯帝国赋税总额的25%~35%。[89]不仅如此，东地中海诸省在波斯帝国与希腊的斗争中处于前沿要地，因而得到波斯帝国统治者的进一步重视。在公元前492~前479年的希波战争中，以东地中海诸省的腓尼基水手组成的舰队一直是波斯海军的核心力量。公元前5世纪中叶，波斯帝国在埃及曾投入大量兵力以击退雅典入侵军以平定埃及叛乱。而为了应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城邦复杂的局势，波斯帝国自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 前465~前424）之后更赋予与希腊城邦接壤的小亚细亚诸省总督以极大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在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东征中，包括埃及在内的东地中海诸省也是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与波斯在最后决战前就已征服的地区，东地中海诸省的降服也提前敲响了波斯帝国的丧钟。

由此可见，无论从地理区位、经济赋税还是对外战略上看，东地中海诸省在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时代便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与东地中海诸省相比，伊朗高原以东诸省虽然幅员更加辽阔，但更像波斯帝国的“战略大后方”，而东地中海诸省的稳定与得失直接关系到波斯帝国的国运。帕提亚帝国与萨珊帝国建立之后，虽然东地中海区域落入罗马—拜占庭帝国治下，但东地中海地区对波斯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帕提亚—萨珊帝国对东地中海事务的关注和投入绝不少于对中亚事务的关注和投入。“罗马”和“图兰”对波斯而言不仅仅是两种宿敌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更有波斯的“前线”与“后院”之别。因此，前伊斯兰时代波斯诸帝国的地中海和“西亚大一统”情结如同幽灵一样左右着波斯人的帝国战略和对外政策。早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罗马扩张至东地中海沿岸之前，处于极盛时期的帕提亚帝国便开始通过外交手段向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地区渗透。至公元前1世纪初，帕提亚帝国更通过财政支持与王室联姻的方式与处于强盛时期的本都王国和亚美尼亚王国结成“西亚轴心”。[90]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 前124~前91年在位）死后，由于帕提亚王室的持续内乱和亚美尼亚王国对前宗主的反噬导致三国同盟解体，罗马人在米特里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和之后的一系列东方战争中没有遭到更为有力和持续的抵抗。[91]

从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相遇的那一刻起，地中海与西亚两种文明传统的对抗和彼此的强化便已经凸显出来。[92]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历史悠久的当地族群不仅保存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宽容统治的历史记忆，更将这种记忆间接传承给了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93]在公元前1世纪末以前，罗马在东地中海诸省的统治并不稳固，从小亚细亚到黎凡特地区众多的附属王国和部落尚未真正被罗马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所征服。罗马对其东方诸省的重税剥削和民族压迫，加上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频繁内战，实际上为帕提亚帝国插手罗马东地中海事务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公元前40~前38年帕提亚帝国对罗马东地中海领土的大规模入侵，[94]不仅是对公元前53年克拉苏（Crassus）东征帕提亚的回应，也是帕提亚人恢复波斯帝国西亚旧疆的一次重要尝试。[95]尽管此次入侵最终以惨败撤军收场，但却给罗马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一度被帕提亚征服的东地中海诸省民众将帕提亚人视作“解放者”的事实让罗马上层深刻地意识到，帕提亚对罗马的威胁绝不是空穴来风。对帕提亚的复仇和征服梦想也延续到奥古斯都时代及其后的拉丁文学作品中，以至于公元前后地中海世界对普世君王的期待被寄托于世俗统治者对帕提亚的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96]如M. 拉希姆·沙耶甘（M. R. Shayegan）所言，帕提亚帝国的“阿契美尼德计划”（Achaemenid Program）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一方和现代学者主动“构建”和“解读”的结果，[97]但“观念往往会演变为事实，而事实反过来塑造着观念”。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敌意不仅会诱发罗马一方“模仿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Imitatio Alexandri）举兵东征，也会反过来强化帕提亚人的西亚/波斯正统观念。伊朗高原境内阿契美尼德王朝留下的众多遗迹时刻提醒着帕提亚人一个伟大帝国的过去。[98]尽管这种记忆是非常模糊的，但却在无形中影响着帕提亚人的帝国观念与文化认同。不仅如此，世居两河流域的犹太社区和巴比伦祭司书吏集团还扮演了为伊朗高原后继王朝保存和延续阿契美尼德王朝记忆和身份的角色。[99]帕提亚统治者通过与当地犹太人和巴比伦祭司交流诱发其重新采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权观念、仪式符号乃至文字体系，[100]而“王中之王”称号的再现、纪念岩刻的开凿和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的复兴便是帕提亚帝国恢复古代伊朗乃至西亚传统的明证。[101]

从帕提亚帝国到萨珊帝国，波斯帝国“立足西亚”“图谋东地中海”的天下观念与帝国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战略实践则发展为从罗马帝国掠夺资源以加强本土统治，并为最终将罗马帝国逐出西亚等待战略时机。萨珊人之所以能够在3世纪初迅速取代前宗主成为伊朗新帝国的创立者，与帕提亚在与罗马长期战争中国力的不断消耗与衰退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帕提亚帝国晚期内部纷争加剧导致实力衰退，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成为2世纪三次大规模帕提亚战争的发动者，而频繁的战争和劫掠进一步削弱了帕提亚帝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央权威。公元217年与罗马军队进行的尼西比斯会战（Battle of Nisibis）耗尽了帕提亚帝国最后仅存的有生力量，从而为萨珊家族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在116年、165年和197年三次被罗马军队攻陷，图拉真（Trajan, 98~117年在位）也一度将美索不达米亚设为行省，[102]但帕提亚人能在每一次失败之后卷土重来收复失土，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如上文所述，罗马帝国东地中海领土与帕提亚帝国在两河流域的核心区均分布着大量的西亚本地族群，其中犹太人的向背对双方战争进程的走向多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115~117年爆发于埃及、昔兰尼和两河流域的犹太人叛乱可以说是迫使图拉真从帕提亚前线撤军的直接原因。[103]在2世纪罗马帝国对帕提亚发动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中，帕提亚在两河流域的附庸国也发挥了重要的阻滞和抗击作用，其代表便是拥有坚固要塞的哈特拉（Hatra）王国，该王国曾在2世纪三次击退图拉真和塞维鲁（Severus, 193~211年在位）的御驾亲征。[104]而萨珊帝国建立之后，曾经作为帕提亚属国的哈特拉倒向罗马，由此直接威胁到了波斯腹地的安全，波斯因此采取计谋将该城夺取后夷为平地。[105]

萨珊帝国建立后，不仅逐步摧毁了包括哈特拉在内的前帕提亚附庸国，而且随着波斯正统观念的进一步加强和帕提亚—萨珊贵族的合流，萨珊帝国在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也采取了比帕提亚时期更为强硬的姿态，乃至在公开外交声明中要求罗马帝国“退出亚洲”。在早期萨珊君主的岩刻铭文中，“伊朗和非伊朗之王”（?āhān ?āh ērān ud anērān）称号凸显了萨珊帝国的普世主义特征。[106]但在萨珊帝国的战略实践中，包括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内的“伊朗”本土才是统治者真正关注和重视的地区。面对陷入3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作为萨珊帝国统治阶层的帕提亚—萨珊贵族采取了对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掠夺性进攻和战俘强制迁徙战略，从而加强自身在国内的统治，而不是谋求在罗马攻城略地之后拓展“非伊朗”地区的疆域。[107]随着沙普尔一世（Shapur I, 240~270年在位）去世后萨珊帝国对外扩张的暂缓，一度可能被沙普尔用以构建伊朗普世帝国的摩尼教意识形态迅速失去后继波斯君主的支持。[108]从宏观上看，3~4世纪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掠夺性侵攻和战俘迁徙，其本质是以罗马帝国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损失为代价发展波斯在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城市和农业经济，即通过削弱“非伊朗”的方式来发展“伊朗”本土。[109]这其实是针对晚期帕提亚王朝以来两河流域屡遭破坏的城市和灌溉系统进行的必要修缮和发展措施。而随着罗马帝国结束其3世纪危机并于4世纪奉基督教为国教，萨珊帝国转向对传统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排他性扶持以对抗罗马的“基督教普世帝国”，[110]由此导致了沙普尔二世（Shapur II, 309~379年在位）对波斯基督徒长达40余年的“大迫害”。[111]因此，早期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战略与国内宗教政策，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特点，其“西亚大一统帝国”的理想战略诉求虽然在外交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示，但并未转化为不切实际的大规模征服战争。[112]

实际上，在萨珊帝国建立之初，面对帕提亚王朝留下的残破局面，并不存在可以实现所谓的以中央集权化为特征的“萨珊革命”（Sasanian Revolution）发生的条件。恰恰相反，萨珊帝国正是通过对罗马帝国的掠夺性战争才极大增强了波斯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帕提亚世家贵族对王权的向心力，[113]从而使得建立由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集团和贵族世家共同支撑的稳固中央权威成为可能。进入5世纪后，罗马和波斯在欧亚游牧民族的双重压力和威胁下捐弃前嫌，遂保持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和平局面。[114]与此同时，随着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异端派别的发展和聂斯脱利派东传波斯并于5世纪末取得合法地位，萨珊帝国再次具备了建立普世帝国的宗教资源。可以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以其普世性在萨珊帝国后期扮演了琐罗亚斯德教所不能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成为萨珊帝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宗教“抓手”和获得波斯海外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后期萨珊君主更是积极介入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内部事务，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俨然成为萨珊帝国的“第二国教”。[115]然而，萨珊帝国内部多元宗教并立的格局使得帝国的对外扩张面临族群认同的严峻挑战。在有着完备一神教义、救恩许诺和强烈传教冲动的基督教面前，作为波斯国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只能不断趋于保守和僵化。萨珊帝国后期，琐罗亚斯德教已经越来越难以扮演帝国内部宗教和族群冲突的管控和调节者角色，其自身的合法性也不断遭到基督教的侵蚀，而萨珊帝国的西亚一统大业也最终毁于帝国内部族群认同的撕裂。[116]

经过数百年的战和，进入7世纪初后，萨珊帝国终于迎来了收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旧疆的战略机遇，并在602~628年的罗马波斯战争中利用东罗马帝国的内部混乱攻占了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的绝大部分地区。面对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 610~641年在位）的求和，萨珊王库斯洛二世（Khosrow II, 590~628年在位）一反历代萨珊君主“见好就收”、与罗马/拜占庭皇帝“称兄道弟”的姿态，将希拉克略一世和东罗马帝国分别视为卑贱的奴仆和波斯的属国。[117]萨珊帝国的世界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野心至此彰显无遗，并在626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出要灭亡东罗马帝国的态势。事实上，萨珊帝国离实现其“西亚大一统”目标看似只差一步，实际上缺乏恢复并稳固统治阿契美尼德王朝疆土的绝对实力和文化资源。萨珊帝国不仅未能在罗马波斯战争最后阶段排除中亚游牧势力威胁造成的两线作战困局，也没有在所征服的拜占庭领土上展现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宽容气度，而波斯军队在战争期间对耶路撒冷的暴力洗劫更是与居鲁士大帝释放“巴比伦之囚”的仁慈善举背道而驰。在这次决定双方国运的最后大战中，萨珊帝国内部多元制衡的宗教与教派格局反而成为被罗马/拜占庭一方利用的软肋。面对希拉克略皇帝的“圣战”政策，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还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均无法成为凝聚和归化波斯国内和征服领土上不同族群认同的可靠意识形态，反而与波斯境内的犹太教和亚美尼亚基督教一性派表现出相互掣肘的态势。这种意识形态的危机最终在战场上表现为战争后期波斯军队的瓦解和将领的叛离。由此可见，萨珊帝国后期的西亚普世帝国实践由于过度的战略透支和“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缺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留下后人无尽嗟叹，因而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需要指出的是，萨珊帝国后期的扩张虽然昙花一现，但仍然是伊朗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瞬，并直接影响到后世伊朗人对其祖国“伊朗沙赫尔”（Iranshahr）地理范围的认知。[118]如在7~8世纪成书的波斯语文献《伊朗沙赫尔诸省府志》（?ahrestānīha-ī Erān?ahr）中，从河中至埃及的广大领土都被纳入“Iranshahr”，[119]便深刻体现出波斯亡国后伊朗知识分子对萨珊帝国后期辽阔疆域的历史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