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众号: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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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lad Ben-Dror,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犹太研究学院中东研究系副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集中于阿以冲突、联合国与阿以冲突、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中东恐怖组织。
来源:Elad Ben-Dror, "We Were Getting Close to God, Not Deportees": The Expulsion to Marj al-Zuhur in 1992 as a Milestone in the Rise of Hamas, Middle East Journal , Autumn 2020, Vol. 74, No. 3, pp. 399-416.
导读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Hamas)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罕见地冲破隔离墙对以色列实施大规模武装袭击。随后,以色列迅速对加沙地带发动报复性空袭,并将地面部队开进加沙。巴以新一轮战事持续至今,将原本早已边缘化的巴以问题重新推上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哈马斯,是如何兴起的呢?本文对此作出了解答。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哈马斯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发掘出1992年以色列政府将部分哈马斯成员放逐于马吉·阿尔-祖胡尔村(Marj al-Zuhur,以下简称祖胡尔村)附近这一历史事件,是日后哈马斯的崛起的关键。作者认为,1992年的这场放逐,首先使得哈马斯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扩大其在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其次,哈马斯成员在放逐之地的生活,将对以色列的抵抗精神与对伊斯兰的虔诚信仰结合,创造了伊斯兰社会的典范,对哈马斯精神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再次,放逐深化了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Hizbullah)和伊朗政权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外部援助;最后,放逐的经历塑造了哈马斯的领导集团,证明了其对抗以色列的能力,提升其在巴勒斯坦民众心中的地位,增强了哈马斯挑战巴解组织的实力。
引言
1992年12月13日,以色列边境警察Nissim Toledano在卢德市(Lod)被哈马斯成员绑架并杀害。作为回应,以色列安全部队拘捕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约1500名巴勒斯坦人,他们分别隶属于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Islamic Jihad Movement in Palestine)。12月16日,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其中415名被羁押者驱逐至黎巴嫩,并在两年内禁止他们返回巴勒斯坦。被驱逐者除了政治、军事人员外,主要是巴勒斯坦的各类知识精英,包括教士、学者、教师、医生和工程师。此次驱逐的目的在于打击哈马斯组织,并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正在进行的谈判。然而,事实证明以色列的驱逐行为最终适得其反。1993年,以色列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允许被驱逐者返回家园。驱逐非但没有实现打击哈马斯的最初目标,反而成为了哈马斯最终崛起的契机。
放逐的初期与营地的建立
被驱逐者在放逐之旅中遭遇的第一个磨难是无人接收。当以色列按原计划企图将被驱逐者送入黎巴嫩政府控制区内时,黎巴嫩政府禁止他们进入其领土,而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South Lebanon Army, SLA)则禁止被驱逐者返回。他们进退两难,只得留在三方控制区之间的无主之地。不过,被驱逐者表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进入黎巴嫩政府控制区,因为担心这将使返回家园的要求变得毫无意义。在被驱逐后的首个星期五早间祷告中,哈马斯创始成员兰提西(Abd al-Aziz al-Rantisi)表示,他们将留在此地,直到被允许回家。
当被驱逐者乘卡车前往放逐之地时,他们就做好了长期逗留的准备,并着手建立组织。这一方面源于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出于成员的宗教信念——建设符合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的理想社会。被驱逐者首先选出了由25名成员组成的营地领导委员会,此后营地又先后建立了20多个专门委员会根据营地成员日后的回忆,建立各类委员会有一个隐秘的动机——尽可能让成员们忙碌起来,以此避免他们陷入绝望、无聊和内讧之中。此外,营地成员也为附近的祖胡尔村提供志愿服务,医生负责照顾病人,神职人员负责处理争端,年轻人则负责帮助村民干农活。
根据营地成员的回忆,营地内部始终保持着良好且团结的关系。来到营地观察的记者,将这种氛围归因于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和政治意识,即团结就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关于营地团结的说法并非完全可信。因为营地内部除了哈马斯成员以外,还有大约50位隶属于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成员。所以,当哈马斯成员选择兰提西作为营地发言人时,“圣战者”选择了一位他们的成员作为发言人。虽然两位发言人最终决定在面对媒体时统一口径,但是两个组织的成员依然会在不同的问题上产生争端。
1992年1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799号决议,谴责以色列的驱逐行为,并要求确保所有被驱逐者返回家园。驱逐事件由此成为全球新闻头条,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摄影师纷纷前往营地采访。为了处理公关活动,营地成立了媒体委员会,负责组织每日新闻发布会,由发言人兰提西领导。在一年时间内,营地举办了约1500场新闻发布会,其中不仅表达了对被驱逐处境的愤怒,还就其他政治事件,特别是与巴勒斯坦相关的事件发表观点。例如,哈马斯反对巴解组织的政治纲领,批评其与以色列和谈的行为。因此,巴解组织也难以无视以色列的驱逐行为,他们撤回了与以色列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的代表团。以色列原以为驱逐部分哈马斯成员能推动与巴解组织的谈判,最终发现结果恰恰相反。
为了维持国际媒体的关注,媒体委员会决定制造一些舆论事件。他们曾组织一场以穿越边境为目的的大游行,被驱逐者在神职人员的带领下,高呼口号,企图穿越边境回到巴勒斯坦。知道以色列士兵开火,打伤数人后,他们才停止前进。根据参与游行的人员会议,他们并没有被枪声吓倒,他们都渴望死亡和殉道。周五的祷告也成为了重要的公关工具,每次祷告都是政治演讲和媒体宣传的好时机,祷告的录音和录像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传播。营地的媒体宣传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驱逐者很好地利用了媒体来宣传驱逐事件和巴勒斯坦问题。通过广泛的报道,媒体提升了人们对哈马斯的同情,促使巴解组织与哈马斯进行对话。但是由于双方分歧较大,并没有达成任何具体成果。
因为驱逐事件,以色列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并最终在美国的施压下选择让步。当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制裁以色列时,以色列急需美国为其行使否决权,然而新上任的克林顿总统并不希望在执政初期就动用否决权,因此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被迫妥协,于1993年2月初宣布准备立即接回其中100人,并将其余人员的驱逐期限由2年减为1年。但是,被驱逐者断然拒绝了以色列的方案,他们只接受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巴勒斯坦的选择。
在被驱逐者的回忆中,经常强调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影响,宗教也是营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能感受到神的仁慈。有的被驱逐者将这场放逐之旅描述为一场“精神之旅”,并说:“我们正在接近神,而不是被送往远方。”对宗教的虔诚,一方面可以让营地成员忙碌起来,也有助于媒体公关,但就更深层意义而言,宗教是营地建设模范伊斯兰社会的核心。
为了避免让被驱逐者有时间去痛苦地思念家人,营地委员或决定以特别隆重和欢乐的方式来庆祝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节日,庆祝活动主要包括特别演讲和舞台表演。在节日的下午和晚间,营地里不同的帐篷内将举行宗教和其他主题的讲座,而营地内最不缺的就是演讲者,因为营地内有111位伊玛目和19名大学教师。此外,营地内的11位医生和17位工程师,也时常就各自的专业领域进行讨论。营地中还有88位学生因为被驱逐而中断学业,因此在被驱逐一个月后,营地中建立起了伊本·泰米亚大学(Ibn Taymiyya University)。伊本·泰米亚是13至14世纪的一位伊斯兰神学家,他是当今众多强硬派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Islamic extremist)的思想渊源,而且他本人也因为其不愿妥协的性格入狱多年,因此他十分契合营地的精神。
朝圣之地、真主党和伊朗
在被驱逐以前,哈马斯是个局限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组织,与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没有太多联系。但是,以色列的驱逐,以及被驱逐者组织的有效公关活动,使得营地成为一个朝圣之地。
在营地建立后不久,黎巴嫩的各类伊斯兰运动组织就开始造访营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黎巴嫩真主党(Hizbullah)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抵抗事业。真主党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也一直与巴勒斯坦合作。在早期,真主党在巴勒斯坦的主要盟友,是阿拉法特在巴解组织中的派系法塔赫(Fatah)。80年代末,真主党开始切断与法塔赫的联系,转而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等伊斯兰主义者。
随着巴解组织越来越多地推进与以色列的和谈,而真主党和它的金主伊朗企图破坏巴以和谈,因此哈马斯与真主党、伊朗的联合开始加速。1991年10月哈马斯和真主党都参加了一场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旨在抗议即将举行的马德里会议。1992年10月,在驱逐事件发生前的2个月,哈马斯派代表会见了伊朗最领袖哈梅内伊(Khamenei)。哈马斯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德黑兰设立了官方代表处,并派遣人员前往黎巴嫩真主党的基地接受军事训练。
哈马斯成员被驱逐到黎巴嫩南部,进一步加强了它与真主党、伊朗的联系。在被驱逐者到达营地的首日,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的人员就到访了营地,伊朗为营地捐赠了电视机、发电机、两辆汽车等物资。在斋月期间,伊朗驻黎巴嫩高级官员率领革命卫队成员来到营地,宴请营地人员享用开斋宴。有许多研究认为真主党实际控制了营地,将它变成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的恐怖分子学校。后来被捕的哈马斯成员的证词表明,该组织的高级成员曾在1993年前往伊朗,接受了武器操作、制造炸药和情报收集等方面的训练。
尽管哈马斯属于逊尼派(Sunni),真主党、伊朗属于什叶派(Shia),双方存在教派分歧,但是祖胡尔村却成了弥合教派纷争的地方。在被驱逐以前,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Shaykh Ahmed Yasin)经常谴责伊朗的宗教统治模式,但后来哈马斯便不再发表类似言论。数百名哈马斯成员被驱逐到黎巴嫩,是给真主党和伊朗的一份礼物,但是更重要的是哈马斯获得了壮大自身的机会。
由于媒体关注开始消退,恶劣的条件也不利于成员的生活,此外巴解组织恢复了与以色列的谈判,此举公开违背了此前的承诺——在被驱逐者返回之前不恢复谈判。因此,营地成员继续逗留已经失去价值。
1993年,被驱逐者同意接受以色列的条件,返回家园。当营地成员们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时,大量群众夹道欢迎。加沙伊斯兰大学(Islamic University of Gaza)的校长萨拉马(Salam Salama)在欢迎演讲中说道:被驱逐者的坚韧不仅使他们回家,而且将保护所有巴勒斯坦人今后不再被以色列驱逐出境。虽然不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力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以色列此后一直避免进行类似的大规模驱逐。除了最初的发言外,关于祖胡尔村的神话,此后进一步在各类著作和哈马斯的内部会议中发酵。
1992年的驱逐事件被描述为对哈马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事件,营地的经历是将哈马斯塑造成一个更强大运动的过程。在被驱逐者的回忆中,主要涉及三个主题,它们构成了哈马斯关于巴勒斯坦人民与以色列斗争的叙述基石。第一个主题是Sabr(??????,阿拉伯语,意为“坚韧”)。正是因为坚韧的精神,确保成员们在营地恶劣的条件中未曾陷入绝望。在2010年哈马斯的一场活动中,前营地成员,2006-2007年曾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的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a),总结了他认为祖胡尔放逐给巴勒斯坦人的宝贵财富是:最有价值的目标只能通过牺牲、宽容和Sabr来实现。第二个主题是全心全意为国效力。这一点是相较于巴解组织而言的,哈马斯成员认为他们与巴解组织的价值观不同。当黎巴嫩人拜访被驱逐者营地时,经常拿哈马斯与巴解组织比较。巴解组织在1960年至1982年间,以黎巴嫩南部为攻击以色列的基地,而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声名狼藉。因此,起初祖胡尔村民对于初次到来的被驱逐者十分警惕,当地人甚至禁止他们的女儿离开村庄。但哈马斯成员在当地不仅主动帮村民干活,而且还注意不与妇女接触,因而村民们很快便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哈马斯成员日后将村民们的赞扬,作为他们能够取代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及哈马斯更能赢得与以色列的冲突的证据。第三个主题是模范伊斯兰社会,哈马斯将营地作为未来乌托邦国家的试验场。被驱逐者认为营地的组织架构都是建立在伊斯兰原则基础之上,这提高了他们的声誉,确保了他们在于以色列的斗争中取得胜利。除了上述主题外,被驱逐者还认为驱逐提升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公众中的形象,并在阿拉伯世界扩大了哈马斯的影响力。
驱逐还促进了哈马斯新的领导群体的形成,营地的经历使得哈马斯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政治组织。正是因为营地的经历,许多哈马斯成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声誉,这使他们在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其中不少人成为了巴勒斯坦的高级领导人。例如,2006-2007年出任外交部长的马哈茂德·扎哈尔(Mahmud al-Zahhar);2009年以色列杀害的内政部长赛义德·西亚姆(Said Siyam);议会议长杜威克(Abd al- Aziz al- duwayk);还有此前提及的前总理哈尼亚,他于2017年成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后来哈马斯在祖胡尔村外的营地上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经常参观营地,曾经的营地成员也时常故地重游,进一步强化了祖胡尔的神话。当此后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Mahmud Abbas)发生争执时,他总会特别强调服从哈马斯领导的重要性,以及超越分歧、保持团结的必要性,因为这些价值观都源于1992年的放逐之旅。哈尼亚似乎意在表达:一个尽力过放逐的磨难,并以此打败以色列的组织,更有能力领导巴勒斯坦人民。
词汇积累
Hizbullah
黎巴嫩真主党
Jihad
圣战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sharia law
伊斯兰教法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Fatah
法塔赫
Sunni
逊尼派
Shia
什叶派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