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维考量

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维考量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前进方向。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对现代化进行了艰难探索，展示了现代化道路演进的基本趋势与多样形态。“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经济基础、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筹国内外的发展趋势、遵循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它打破了将“现代化”等同于“欧化”“西方化”“美国化”的历史叙事和话语陷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图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广度，“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反观中东国家，近代以来所遇的挫折和困境使其尚未完成从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东国家现代化在政变频发、民众抗议、民生不善、族裔对抗、教派冲突、地缘政治、外部干预、代理战争、传统与现代、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相互交织与碰撞中举步维艰。21世纪以来，特别是阿拉伯剧变后，学界普遍认为中东国家现代化道路曲折是政治变革缓慢、经济绩效衰退和民主化诉求上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突出体现了中东地区国家政治结构缺陷和现代化发展困境。由于国家能力的薄弱，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巴勒斯坦哈马斯与以色列的高烈度冲突，均显示出中东形势的动荡与反复，中东国家政治秩序建构历程常常成为政治失序化过程，所谓“脆弱国家”等概念纷至沓来，展现了中东国家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动荡的现实。由此，政治现代化是考察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在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兴起的语境下，基于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3个维度可体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状况，故本文探究中东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纬、文化机理和面临的挑战，反思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现代化历程的起源看，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前，传统社会对中东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农牧业长期停滞和商业优势的丧失延缓了中东工业化的步伐；中东社会组织中的部落家族结构牢不可破，不利于中东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实现制度上的民主化、法制化和世俗化有巨大阻力；协调伊斯兰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任务艰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与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观有冲突；环境、资源等客观条件制约着中东现代化的进程。正是由于中东国家自身内生动力的软弱和不足，西方异质文明和殖民化的冲击与压力构成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启动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这种外源型的现代化，中东国家生产力要素和文化基因受外部影响较大，因此，中东外源型现代化的启动是通过效法西方、从以富国强军为核心的器物改革和以立宪运动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开始的。在器物层面上，改革内容主要是效仿西方军事体制改组军事建制，引进西方军事训练、作战方法和先进武器装备，建立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事人才；在制度层面上，宪政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主要内容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蓝本，设立议会，颁布宪法，限制封建君主权力，改革传统政治体制。尽管通过效仿西方所进行的器物改革和制度改革实质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无法从根本上化解中东国家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却为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以及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作了前期准备，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民族国家建构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

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国家建构是自上而下的、强化国家政权制度能力与合法化能力的过程，其主体只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国家进行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它是现代化的前提以及现代化发展方向与质量的基础，同时也是现代中东国家政治秩序建构的行为主体。正如福山所指，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和时机是决定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主要集中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海湾君主国相继立国。在这一过程中，中东地区先后出现两次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独立后探索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高潮。第一次是一战结束后，伴随奥斯曼帝国解体，中东地区相继出现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几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后，伴随埃及、新月地带、海湾地区以及马格里布诸国纷纷脱离西方殖民统治而完全独立自治，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全面形成，开启独立自主探索和抉择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新高潮，并逐渐发展出3种主要模式。

一是强人政治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923年土耳其建国后，作为魅力型领袖的凯末尔凭借个人威望以及共和人民党控制国家权力。以共和人民党为核心的一党政权颁布了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1924年宪法，为多党制的发展提供了法理框架，这对土耳其的国家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二战后，土耳其开始从一党政治向多党政治转变，伊斯兰力量回归，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权力角逐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场景，预示着土耳其多元化民主政治的进步与发展。在经济领域，土耳其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定位。伊朗巴列维王朝也是此类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典型。礼萨·汗时期,伊朗凭借军事力量巩固集权主义统治，整合社会认同，推进现代化行政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通过石油财富开启“狂飙突进”的现代化改革举措，包括土地改革、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提升妇女地位、实行森林及牧场国有化、建立扫盲大军、使工人参加企业分红等。二战后，伊朗现代化经历由“白色革命”到“全盘西化”的转变。

二是传统国家回归与石油经济混合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以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六国为代表。海湾君主制国家凭借石油财富快速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但由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相结合的政治精英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统治形式，在城市利益集团和部落权贵中分配恩惠和特权，以此维持利益集团的统一。此外，君主制国家还加强国内安全力量的发展，加之为本国民众提供了良好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而奠定了沙特现代化的基础。

三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阿拉伯社会主义以付诸革命民族主义与中东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为典型特征。它主要包括埃及纳赛尔社会主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和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1952年的“七月革命”实现了以纳赛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组织对埃及的领导权，推行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塑造了高度融合的军政体系。1941年独立的叙利亚机械地移植法国国家机器的模式，制定宪法、成立议会，但最终出现“水土不服”，为复兴党上台创造了机会。1963年，叙利亚复兴党上台后，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决策体制的转化，表现出阿萨德个人集权的凝聚，但各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是在政府控制下实现的。1958年独立后的伊拉克在复兴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开启了国家建构进程。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构建了魅力型政治统治模式，开展石油国有化运动，建立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大力推动农业改革。1962年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本·贝拉确立了以民族解放阵线党为核心的一党制。1965年，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1976年，阿尔及利亚恢复国民议会，通过《国民宪章》确立了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956年独立后的突尼斯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制政体。1959年，突尼斯颁布第一部宪法，建立宪政体制，确立宪政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其民主化进程来看，以渐进回旋的方式呈现出“控制中的民主”到“总统的民主”特征。同上书。1969年独立后的利比亚开启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尝试，以卡扎菲的“第三世界理论”为指导走上了直接民主与民众革命的政治现代化路径。利比亚在经济领域开展农业革命，大力发展石油工业，为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赋能。

（二）政治体系调整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变动（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政治制度体系进入深刻调整时期。在政治结构上，土耳其、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现代官僚机构不断发展，各国的政治动员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均得到一定提升，但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限定在强人政治的框架之下。1980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它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联合政府更迭频繁、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混乱局面。在1982年宪法框架下，土耳其重塑其现代化基本秩序和原则，带有军方监管色彩的多党民主制得以确立，体现了土耳其对民主范围的收缩和对普遍自由的限制。祖国党以绝对优势主宰土耳其政坛，实现了多党民主制的良性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各党派之间势力相当，政治意识形态也愈发趋同，在机会主义相互妥协及脆弱的联合政府执政情况下，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进入较为波折的时期。土耳其政坛再次陷入联合政府更迭频繁、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同社会力量围绕宪法修订而展开的权力博弈也越发激烈。

埃及的情况与土耳其相似，但形势更为稳定。1970年继任总统的萨达特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埃及，国内政治派别林立、经济萧条、军事及外交形势严峻。在此时期，萨达特的现代化改革举措主要是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声言“撤销所有非常措施，确保法律、制度的稳定。”但此时萨达特所推行的多党制是严格控制政党活动的多党制，也有学者认为“与纳赛尔时代相比，萨达特政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个人独裁”。萨达特弱化了纳赛尔主义思想的实践，却没有提出自己鲜明的动员理念。萨达特的政治威望远低于纳赛尔，因此其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立足于政府权威之上。

在君主制国家中，阿拉伯半岛东海岸的酋长国纷纷建立，并将委任统治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政治模式予以制度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海湾乃至中东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化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断进行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的调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使得伊斯兰复兴思潮席卷中东地区，各君主国的政治合法性经受着较大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层面上的“天鹅绒革命”将民主化推向高潮，中东君主制国家中呼吁民主民权的运动也逐步增多。海湾战争的爆发将王权的治理不善与军事软弱彻底暴露出来。科威特的分配型政治改革引发传导效应，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制国家纷纷在政治体制中引入协商会议，颁布宪法或基本法，改革地方治理体系，以弥补合法性漏洞。除沙特阿拉伯外，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均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国家大多承接了传统的政治制度，但摩洛哥的王权势力受到改革派势力的掣肘，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家在建国之前已具有某种类型的现代行政体制，因此它们的政治制度创设要先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体系建设也较为深刻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与上述君主制国家不同的是，伊朗君主制的表层下有更为深刻的现代本质和世俗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官僚政治。

（三）地缘政治动荡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波折（2001年至今）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及西方盟友以“反恐”为由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并强行推动“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从外部深刻影响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向民众开放了政治参与渠道，吸纳更多的上层政治精英进入决策领域。伊朗哈塔米上台后也开启了“文明对话”，强调民众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土耳其政坛中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异军突起，逐渐控制了议会，埃尔多安开始走向前台，政治伊斯兰与土耳其现代化发展方向深入地交融在一起。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也在此时提出“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一揽子计划，推进政治自由化，此种革新风气也被许多西方评论者称为“大马士革之春”。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本质上与萨达特时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相类似，2005年的宪法修正案显示出政权支持下的政治自由化努力，以重建每况愈下的政治合法性。

2002年埃尔多安当政后，凯末尔主义的动员模式被逐渐打破，土耳其步入了相对稳定的现代化道路，并在2017年的军人政变中赓续下来。2017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埃尔多安最终赢得总统选举，并表示“在共和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通过公民政治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制度”，推动土耳其政治体制从制衡的议会制向强有力的总统制转变。

2011年，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席卷中东，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80年代伊斯兰复兴主义之后，阿拉伯世界发生的第三次政治体制大变革。除君主制国家、土耳其、伊朗基本保持稳定外，埃及等共和制国家均受到民众运动的严重冲击。2011年“一·二五”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集权主义政权瓦解后开启艰难的政治重建进程。本·阿里、卡扎菲等政治强人也纷纷下台。在随后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叙利亚内战爆发，持续的战乱和美欧实施的经济制裁对叙利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政治和经济重建将是异常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利比亚、也门等地区仍然战火未消，更谈不上如何进行现代化。土耳其模式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埃及在具有政治伊斯兰背景的穆尔西开启短暂伊斯兰治理之后重回具有军方背景的集权主义领导人塞西的统治。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国继续深化改革，增强自身政治合法性。2021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强势崛起并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入主阿富汗，掀起国内外学术界对阿富汗身份政治的热切关注。

总之，2011年后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东政治现代化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都面临着诸多亟需变革的问题，也需要对未来现代化的方向加以抉择。但中东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强人政治模式容易塑造，但并不容易善终，解构动员模式和国家统治机器后，容易陷入政治秩序混乱。正如亨廷顿所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政治文化是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政治行为方式的文化、精神、情绪或价值理念。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在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文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行至关重要。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对现代化起到阻碍和消解作用。中东地区因其独特地理位置，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处，其政治文化也是古代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碰撞与交织的结合体。对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中东传统政治文化，即伊斯兰政治文化、强人政治文化和部落主义政治文化；另一类是中东现代政治文化，即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中间主义等文化思潮。中东政治文化作为地域性政治文化，既具有长久的“静水流深式”的稳定性，较少受到一时一刻的变革所影响；也具有表征属性上的变化性，从而在不同时期体现出影响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风向标特征。同时，中东政治文化作为观念性政治文化，它不仅关乎中东各个国家政权和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而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与规范着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形式、速度与方向。

（一）伊斯兰政治文化

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除以色列和黎巴嫩国内部分民众外，伊斯兰教与政治及社会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本地区主要的政治文化特征。较之其他宗教，伊斯兰教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而且也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制度文化和文明体系，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完成了对中东社会的塑造和整合。伊斯兰教自始就是统治者和民众共有的一种宗教政治文化。伊斯兰政治文化根植于伊斯兰教，其全部政治观点集中体现在《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法中，“这三件神圣的东西被视为伊斯兰国家理应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治国之本和穆斯林理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根本依据。”伊斯兰教产生之初，建立了以乌玛为核心的穆斯林共同体，它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管理形式，是神权与王权、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雏形，是由一个宗教团体团结在一起，超越部落、种族和民族认同的宗教纽带。穆罕默德不仅是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也是穆斯林共同体诸多世俗事务的政治领袖。四大哈里发时期，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体，哈里发也将自己塑造成既是全体穆斯林的最高精神领袖，又是不断扩大的阿拉伯帝国的最高世俗君主。伊斯兰教塑造了独尊安拉和尊崇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原则。无论是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哈里发，还是近代以来的各国统治者，只是代替安拉暂行伊斯兰世界中的统治，而非真正的统治者。此后，在西方民族主义观念输入中东地区之前，伊斯兰教长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成中东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也使宗教与政治的复杂矛盾贯穿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反殖民反封建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是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通过宗教复兴以达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是穆斯林各民族所共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与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伊斯兰教为争取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动员形式。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中东地区出现了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18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以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为领导核心，以正本清源、回归传统为目标的瓦哈比运动。19世纪下半叶，中东地区出现了以苏丹马赫迪运动、摩洛哥萨拉菲运动、利比亚赛努西运动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社会改革运动，涌现出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他们主张通过改革伊斯兰教，在科学与理性中探索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之路；援引伊斯兰政治文化中“舒拉”“公议”“创制”等传统文化资源论证建立伊斯兰民主制度的基础；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提出重建政教合一、贯彻沙里亚法、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理论构想。这一伊斯兰复兴思潮从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其中经泛伊斯兰主义，在理论渊源上通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标志着伊斯兰复兴思想由理论指导转向实践层面，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贡献伊斯兰力量。

二战后，尽管民族主义取代伊斯兰教成为中东现代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伊斯兰教也为新生民族国家政权提供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需要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至少在社会政策方面不能与之偏离过远，宗教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国家则避免冒犯宗教的政策。在政治文化与民众及统治者心理方面，伊斯兰教的观念与原则限定了基本的政治形态，在国家宪法、法律体系、政党类别、革命形势等方面，体现出深刻的伊斯兰特征，甚至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发展出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政府神圣统一体的法基赫政治模式。在政党政治方面，以繁荣党、自由与正义党、正发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治党派上台执政，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方向上的深度融合。此外，20世纪以来，无论是巴列维执政时期的伊朗，还是众多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二战之后的中东国家大多都走上了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无不受到了伊斯兰思潮的回溯影响。1979年伊朗伊斯兰神权共和国的建立，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执政未果后使国家陷入长期内战。1996~2001年阿富汗建立塔利班伊斯兰政权，2002年土耳其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执政，2006年巴勒斯坦哈马斯执掌加沙地带。凡此种种，都与宗教的政治动员形式与民众心理上对于政府政策理想模式密不可分。阿拉伯剧变后，宗教政治文化所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革命形势的伊斯兰化，即世俗道路受阻而民众反抗强人政府时，某种程度上追求“原初的”伊斯兰政治社会形态，或借助于宗教的手段，使伊斯兰政治力量取得领导地位，进而转向“伊斯兰之春”。例如，突尼斯复兴党、黎巴嫩真主党、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它们或为议会第一大党，或为执政党，使得伊斯兰政治力量向合法化和政党化趋势迈进。

与此同时，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双重性使其对中东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实践也产生了对抗和消解的作用。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殊的宗教地域特色，导致其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宗教性，二者的此消彼长是阿拉伯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结构模式。新兴的世俗民族主义摒弃传统伊斯兰世界关于乌玛的宗教观念，采用现代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概念，着力阐述政党政治、公众参与、权力制约、责任政府、公民自由的基本原则，强调顺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公民的首要任务。但伊斯兰政治文化却塑造了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悖的宗教认同。伊斯兰政治文化中政教合一的宗教共同体“乌玛”和哈里发制度的概念及其形式承载着重要的伊斯兰历史和文化意义，并在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被极大地夸大，伊斯兰国家观与现代民族国家观的复杂关系弱化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能力与治理水平。当世俗强人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时，政治伊斯兰力量崛起，甚至伊斯兰政治文化中所承载的非宗教因素以政治化、军事化、暴恐化手段干扰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建设。

（二）强人政治文化

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不同，及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东亚、拉美、中东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强人政治力量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强人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主流。强人政治文化也就构成了战后一些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就强人政治形态而言，有西方学者曾提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或“大河文明”的说法，认为中东乃至整个东方都是滋生专制、独裁与集权的土壤。此种说法失之偏颇，甚至是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东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建构进程最终发展成为强人政治模式或强人政治文化传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求。

中东现代强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源自中东专制主义统治和由此形成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东方与西方古代政治道路的分叉路口在于，文明的悠久性以及对庞大帝国的神往。在所谓“萨珊专制制度”中，国王的作用是维护造物主赐予的社会秩序，该秩序并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流动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与种姓制度类似地将社会划分为神职人员、战士、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不可改变的等级的基础之上。与其说中东地区是专制和强人政治文化，还不如说是普遍对秩序观念的诉求。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再到伊朗高原；从波斯帝国到阿拉伯帝国，再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十余个帝国崛起又没落，相继为中东地区规制了数千年的帝国秩序。追根溯源，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早已在尼罗河流淌而过的帝王谷，古巴比伦王雕刻在黑色玄武岩上的法典等等一系列象征着权力运行与秩序塑造的遗迹中初现。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秩序不仅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对外交往的规则，还产生了庞大政治机器运转中必不可缺的权威意识，从而构成了集权和强人政治文化内核。西方流行的观念认为，权威只能通过选举程序授予某些人。与其观点有所区别的是，中东地区的权威更多来自遵循以往秩序，或建立一种新的可供发展的秩序，往往体现出强制性及“魅力型统治”的特征。此外，由于数千年来的秩序观念深入人心，传统政治权威的宗教、家庭和种族的属性逐渐融入现代政治权威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特征之中。在此种政治文化中，集权政治领导人乃至社会民众对于道统而非法统的现代化模式更易于接受，也更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的中东国家政治制度水平普遍低下的症结。

二战后，独立的中东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需要应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元挑战，这也就为强人政治模式在中东地区的确立提供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确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它们在强人政治体制框架下，确立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大多以军人出身的魅力型领袖为权力中心，实行一党制，通过强有力的军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集中国家全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以国有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强人政治与国家资本主义彼此赋能，以实现国家对资本和资源的控制和利用，提高独立民族国家自主能力。在海湾君主制国家，强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在于政府通过石油国有化运动，再进行石油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开采，建立以石油工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因此，战后中东强人政治模式不仅可以迅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整合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分化，这对于刚刚经历民族解放运动洗礼的中东人民来说，强人政治模式是人心思定的民心之所向。

但从长远来看，强人政治根源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和社会势力的深刻对立，其实质是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进而推动新旧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经济上，由于先天内生发展动力的不足，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造成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政治上，如果集权政府政治权力运用失当，如垄断公共权力、严格控制的政党活动和有限的政治参与，则会使民众政治参与边缘化，抑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政治秩序从而滞后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在西方自由化经济改革和海外“民主”促进计划的外源型国家建构的干预下，强人政治的弊端出现于阿拉伯剧变的连锁反应之中。

（三）部落主义政治文化

部落主义政治文化是影响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中东传统政治文化和深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部落自治和认同为特色的部落主义政治文化，浸染了阿拉伯传统社会，内化为阿拉伯传统文化基调，成为划分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基因。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半岛地区，存在强调“平等主义”和“竞争的个人主义”的传统部落政治文化。正如以色列学者约瑟夫·科斯蒂纳教授所言，对于海湾地区的国家与部落、沙漠与绿洲、游牧与定居之间历史关系的二分法视角是毫无根据的。在西方或者“他者”的想象中，似乎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北非的一些部落民已经过着一种专制主义的生活。但美国学者查尔斯·林霍尔姆详细考证和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认为“共同拥有平等主义和竞争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一地区大量人种志资料和历史文献中都随处可见。”在政治分配原则上，贝都因人及其部落的每个亲族集团都不接受对资源的独占，基本上认为自己在威望、荣誉、地位和权利方面与其他集团是平等的。不仅贝都因人，普什图人也是如此，并且这种平等即使面对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差异，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

“竞争的个人主义”则在某种程度上排斥等级制度和特权社会，从而在阿拉伯半岛地区及部落组织化程度高的国家解构着国家秩序，阻碍着中央集权化的现代化道路，容易造成缺乏权威或权力核心过多的问题。对于这种悖论，有学者认为沙特阿拉伯代表了最典型的阿拉伯部落传统政治心态，它们看上去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没有领导者的话，则产生了其他传统社会中受西方教育的精英有时候造成的普遍的政治认同危机。事实上，部落政治文化所产生的一定秩序规范之下的平等主义分散聚合，构成了阿拉伯半岛上中东国家较为特殊的妥协性政治发展模式，对共识的追求并没有促进政治进步，却往往导致了核心政治问题的变革迟滞效应。然而，并非所有部落文化都如上文所述。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等级制部落传统，衍生了政治文化中自上而下的服从意识，使其政治结构更好地聚合于魅力型人物的领导之下。

部落作为中东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通过自治的文化传统和独立的武装力量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权力，推动着国家建构的完成，有利于中东现代化的外源型国家建构向内源型国家建构的转型与回归。但部落社会存在的狭隘部落认同削弱了国家认同，影响了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国家建构的聚合。在“平衡对抗”的原则下，以父权制、劫掠与血亲复仇以及荣誉观等为主要内容的部落主义文化，成为部落对抗国家、部落与部落之间、部落与地区冲突的根源，为“外部行动者”提供了可能性，有时也会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

（四）混合型政治文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也融入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因素，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具有传统政治文化本质特征与现代政治文化发展趋向的混合型政治文化。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中东现代混合型政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的结果，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与东方阿拉伯传统素材如种族、语言、文学、传统、地域等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复合性特征。20世纪初期，特别是二战前后，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在民众中汇聚成一股思想潮流，并且成为一种谋求民族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作为战后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它是“阿拉伯人意识发展的结果，这一意识迸发在1 400年前，在阿拉伯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得到发展，并于现时代完成自我认识。”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过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指导阿拉伯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的主要意识形态,但民族主义也具有双重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国家民族主义，成为阿拉伯民族分裂的制约性因素。与此同时，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中东强人政治模式相结合，使得“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提供思想启蒙，而是沦为政治控制的工具。”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和集中体现，主要存在于阿拉伯政治精英的中上阶层，特别是领导阶层的政治文化之中，属于政权主导并进行动员的文化类型。它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构成，带有浓厚的阿拉伯—伊斯兰特色，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发展中，“阿拉伯社会主义”提供了集权主义政权用以动员民众及运转国家机器的政治文化，普遍具有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取向，并依此建立了整套的政治制度，为独立探索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道路与模式。但阿拉伯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在犹豫不决的民主化政治治理结构、进退两难的市场化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徒有其表的市民社会网络中，与多元化的全球治理和独特的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渐行渐远。

伊斯兰中间主义发起于现代性伊斯兰主义者，源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临的时代挑战，并在思想上成功地把这种挑战转化为主要以伊斯兰宪政主义（Islamic Constitutionalism）、新伊斯兰主义（Neo-Islamism）等为表征的伊斯兰社会和政治思潮，是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结合的最典型例证，也是伊斯兰教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潮主张以伊斯兰教为基础奉行中正之道；重启“创制之门”实现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以渐进原则贯彻伊斯兰教法；借鉴西方积极的民主元素与伊斯兰民主相适应；反对极端主义倾向等。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是伊斯兰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伊斯兰复兴主义所做的全新的理论建构。从思想内容来看，它与阿富汗尼、阿卜杜、里达等人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具有继承性和一致性。从政治目的来看，它是伊斯兰主义自身反省和调整的反映，它没有放弃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却为伊斯兰民主治理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现代化的软实力，国家建构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力量作为支撑。中东政治文化对民众及统治者具有政治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在国家形态、政权属性、体系建构及角色定位方面表现出正向促进和阻碍消解的双重属性。因此，在建立中东现代国家民主制度时，当政者要积极引导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相适应，尽可能地消除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因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

政治危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挑战

从社会科学的系统理论角度看，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问题，涉及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性革新。而且伴随全球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加速走上西方发达国家近500年才渐进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在探索和实践中普遍面临着政治矛盾、经济震荡、民众异议、外部干涉、社会演进等多重挑战和困境。许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政治体系尚未建立完善、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较低之时，便面临着民众要求政治参与、广开言路、分配物质福利的压力。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鲁恂·W.派伊的观点，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可归纳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六大政治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在中东国家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以上六重危机和挑战。

（一）国家认同危机

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识，能够对国际关系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群体归属的一种认知和情感依附，民族、种族、宗教、语言、风俗等都是身份政治的重要媒介，也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国家认同通常指生活在某一个国家之内的公民，基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热爱基础上而建立起的认同。不同的国家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并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在发展政治学视域下，国家认同危机可以表述为存在于文化、心理决定意义上的个人—群体认同和政治异议上的共同体认同之间的紧张。中东多数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东地区从来不是一个步伐统一和目标一致的整体，它被宗教派系、种族认同、部落纷争等因素分割成了零散而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单元。民众的认同意识处于非同质化环境，地区内既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库尔德、普什图、科普特、柏柏尔等民族，又存在着基督教、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及其分支等一系列教派，形成了多民族、多教派的族群意识结构。此外，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大多为政治强人推动，曾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与扰乱，具有偶然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国家建构速度明显快于民族建构，从而形成了国家—民族（State-Nation），缺乏循序渐进的认同过程，使得自我认定的族群意识较为强烈。中东的现代化因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与隔阂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不利于社会的凝聚，并且人为地抛弃了互利思想，在社会资源竞争中更多地表现为短期利益交换甚至“零和博弈”。

（二）政治合法性危机

政治合法性指政府的决定基于正常的信仰以及做出决定的正确方式被社会民众接受的基础和程度。也有学者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政治体系有能力培育并坚定这样的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于社会需要的，一个特定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依赖于政治体系自身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中东国家强人政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决定了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共识主要依赖于加入某些动员因素，或者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的政治文化感召力。即使在黎巴嫩这样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被宗教及教派之间的分裂性政治文化所衍生的矛盾而削弱。因此，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合法性存在两方面主要问题。一方面，政府通过给予不同社会阶层人士进入政治体系的机会，承认其平等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为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提供一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基础。依此而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还远算不上牢固。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始终面临着政治转型中的合法性重构问题，几乎每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模式转换时，要么陷入传统政治的冲突局面，要么处于政治派系争权夺利的混乱之中。在新旧政治体制解构与建构的巨大鸿沟中，许多中东国家仍未找到平稳过渡的路径，也预示着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之路必将漫长、坎坷且充满波折。

（三）政策贯彻危机

中东国家政府政策推行和向社会渗透能力较弱，导致其治理手段与效能明显弱化。此外，政策贯彻实施可以被看作是政府意图向行动的转化，有时是作为政府系统对施加给它的压力和向它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有时则是政府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然而，政府的行为并不全是遵循政策而为，即使遵循，其结果也常常同期望有所出入。在政治学中，此种政策贯彻所面临的问题被称为“实施失败”或“实施偏差”。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中的政策贯彻危机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弱，政策目标的可实施性较差，政府办事人员的素质水平较低，无形中增加了治理成本，导致政策无法推行；二是政府机构的整合度较低，特别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及海湾君主国，不仅缺乏横向的部门联动机制，还极易在纵向政策贯彻中出现“闭塞”现象；三是社会整合程度较弱，特别是叙利亚等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脱节，在社会群体差异的基本情况下，强行推行统一政策或诸地采取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均不够理想，甚至产生不利的政策反馈。因此，从长远看，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政策贯彻危机需要通过民众广泛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加以解决，但现阶段国家尤其需要强化政府能力和政策实施手段，理顺政府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科学制定并落实各项政策。

（四）民众参与危机

民众参与危机是在扩大民众参与的政治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利益集团对现存政治体系的容纳和承受能力所提出的挑战，在近年来中东各国政治发展中颇具表征性。有西方学者称中东地区为“民主的沙漠”，这在某种程度上或与该地区遍布的集权主义政权有一定关系。在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参与是公民分享政治权利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保障政治稳定、制衡政权领导人、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工具。然而，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中东多数国家民众政治参与状况并不理想。当中东地区国家的集权主义政权缺少了政治参与的“减压阀”，在其政治转型的道路上必然不会平稳顺畅。同时，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也间接地预示着阿拉伯剧变及诸多抗议示威活动爆发的必然性。概括起来，除土耳其、黎巴嫩等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较高外，中东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参与普遍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严格限制政治参与，排除异己，只允许符合领导人意愿的政党有限度地参与选举、分享政权，以埃及最为典型。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国视政党为非法组织，传统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和效力性较弱。另一类是以土耳其军政府时期和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多元政治中严格限制伊斯兰政党参政。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由于以上国家严格限制政治参与，世俗反对派能力羸弱且在民众中威望有限，致使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成为势力最大的反对派，也使得第一类与第二类国家的政党发展趋势出现合流。此外，即使是土耳其、黎巴嫩这样的国家，民众参与也不能保证政治发展的良性和平稳，反而因为参与程度高于制度承载范围而导致了政坛混乱局面。

（五）政治整合危机

政治整合危机主要涉及政府活动与大众政治互相关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有效而妥善地处理政府政策贯彻和民众政治参与问题。中东多数国家的政府对行政机构、社会各团体很难进行有效组织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及体系化存在大量缺陷，行政机构缺乏联动机制；二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动员模式具有压制性特征，需要社会各团体依循政治精英所谋划好的政策进行组织，造成了多元化水平较低的“虚假”社会组织；三是社会各团体，甚至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取向差异较大，并且在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政治精英们缺少平衡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或干脆压制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及政治诉求，而非将其组织成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21世纪以来，包括土耳其等政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整合危机困境，其原因关键在于政治一体化的基础并不牢固，政府有效性与整合性发展并没能达成共进关系，并且人为地忽视了社会中的多元诉求。未来中东各国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政治体系及社会子系统的整合与共同体塑造，并将有效的措施和机制加以制度化。

（六）政治分配危机

分配危机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执政者运用政府权力分配商品、服务和价值时遇到的问题，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压力如何实现有效缓解、现代化发展成果如何实现全民共享。总体而言，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强。埃及、伊朗等国家能够向社会配给一定的商品及服务，但政局动荡和遭受经济制裁等因素导致供给的有效性与土耳其等国家存在差距。叙利亚以及内战时期的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战争局势，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极为有限。事实上，中东地区无论是分配水平高还是分配能力低的国家，均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公共产品和财富没能进行公平地分配。数据显示，2011年之前的中东地区，5%的人口支配着社会80%的财富，约1/3的中东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近4 000万人每天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阿拉伯剧变后，社会分层扩大现象并没有根本性好转，2013年中东18个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676，属于极端不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其中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均超过了0.7。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所言，“过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对穷人产生显著影响。贫困问题深深根植于制度框架之中，特别是深植于制度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增长不是公平地达到穷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伴随着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当。”另一方面，中东国家特别是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还存在着商品及服务是否分配合理的问题。一般而言，海湾地区的石油君主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配资源，但福利国家造成了分配过当的问题，不利于激发民众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显著的“食利者心态”和资源浪费现象。这使各国政府背上了愈发沉重的财政负担，从长远看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稳定。

由于各国发展条件和环境存在差异，上述政治危机出现的次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同。中东国家需要审慎地处理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六大危机，选择好解决发展困境的先后顺序，更为重要的是需重塑或巩固有效的政治秩序。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生态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进程，政治领域则是考察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历经不同演进阶段和艰难探索，在取得不同程度成就的同时，也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从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3个维度反思和总结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借鉴和启示。

第一，建立并完善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是中东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大体而言，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隐含的主要政治缺陷包括：一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行动者”的影响，西方殖民者人为划定的地理边界给中东国家现代化造成诸多民族、宗教及社会问题；二是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建立伊始便在某种层面上忽略了政治体系的整合问题，导致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持续性波折，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并不表现为一种共进关系，反而弱化了政治制度的效能。在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国情基础的不同，没有现成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可以照搬。但多数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习惯将西方的政治模式视为必须模仿的“模特儿”和榜样，以为可以从中得出应当由各人类共同体都必须效法的标准、指数和原则。但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隔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中东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发展历程也证明，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中东国家都未能实现真正的政治治理现代化目标。因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构建，不仅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紧密联系和内在逻辑的自身特色。只有选择了适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治理路径和模式，才能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点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第二，中东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是影响中东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由于中东地区宗教的具有地域特征和强烈涉世性特征，在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它表现为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时至今日，中东国家仍旧没有处理好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理性、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教合一的历史遗产和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建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的并存导致中东各国在回归宗教与坚持世俗问题上陷入深刻内耗和博弈。现代化不是脱离传统的空中楼阁，要想取得现代化的进步，就必须“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的发展”，即最大限度地保留利用传统中的有益部分，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持自身的宗教特征与民族特性，保持自身对伊斯兰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混合型政治文化最大程度的尊重。此外，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因此，必须要实现人的思想解放。

第三，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制度水平仍然是中东国家建构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中东国家在提升政府政治治理能力时，需优先解决行政机构的整合危机和政府政策的贯彻危机。在此基础上，扩大政府对社会的公共产品分配，特别是对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公平有效且合理地分配，从而加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还要依照自身国情，坚定、缓步且不间断地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避免民主化诉求对政治发展的侵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为第三世界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树立了正确典范，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其结果是引发政局动荡，陷入大量外援和外债陷阱，进而丧失经济自主权和发展决策权。这种把基于西方现代社会、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发展模式，照搬到第三世界容易引起“水土不服”，也难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文明的多样性、国情的差异性决定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都不会是同步的、相同的。因此，只有跳出西方政治模式的“窠臼”，以自身社会经济和国情民意为基础，通过自身的实践，才能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