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巴勒斯坦派系矛盾的历史、症结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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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6期，注释略

在巴勒斯坦内部，有多达数十个政治和军事派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由于历史演变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组织特征，并因此产生诸多矛盾，使得巴以问题更加复杂。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结束巴勒斯坦派系矛盾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由于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派系弥合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2023年10月11日，以色列《国土报》报道称，哈马斯向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发射了远程导弹。图为当日以色列 “铁穹”反导系统拦截所在地区上空的火箭弹。（epa/IC photo图片）

1959年，法塔赫在科威特成立。1967年，法塔赫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共同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法塔赫是巴解组织的主导政治力量，法塔赫领导人同时兼任巴解组织主席。1974年，巴解组织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确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后，巴勒斯坦以巴解组织为核心组建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领导人也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主席和巴勒斯坦国总统，同时在立法委员会等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回顾历史，“海外流亡”经历和“世俗政治”理念，是法塔赫两个重要的标签。一方面，海外武装斗争经历，是法塔赫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法塔赫官方期刊《我们的巴勒斯坦》（Filastinuna）对海外武装斗争路线提出明确要求，即“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为我们深爱的祖国而死，要比在屈辱中生活更光荣、更高尚”。1968年，约旦河西岸爆发卡拉梅战役，法塔赫武装人员在约旦军队的协助下，击退以色列军队的进攻，声威大震。1970年约旦内战爆发后，约旦军队将法塔赫驱逐，法塔赫主力流亡至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法塔赫最终撤离至突尼斯。直至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后，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及巴解组织才最终回归巴勒斯坦，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海外流亡斗争。

另一方面，“世俗理念”是法塔赫及其主导的巴解组织的又一重要特征。1968年7月，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国家宪章》并提出未来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应当秉持世俗政治理念，具有宗教和文化包容性，“国家的宗教圣地保障所有人访问和礼拜的自由，不分种族、肤色、语言和宗教”，“巴勒斯坦人民信奉正义、自由、主权、自决、尊严和人民行使上述权力的自由”。1988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通过了《巴勒斯坦独立宣言》，提出“国家政治将基于社会正义、平等，不因种族、宗教、肤色或者性别而产生歧视”，巴勒斯坦国家“同所有国家和人民一道，确保基于正义和尊严的永久和平，保证人类的福祉”，“遵守《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决议，和平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

哈马斯由巴勒斯坦宗教人士艾哈迈德·亚辛于1988年在加沙地带创立。哈马斯一直保持着较为明显的“本土组织”和“宗教政治”的特征，主张通过宗教手段动员巴勒斯坦民众，抵抗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并建立一个以宗教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巴勒斯坦国家。哈马斯的成员大多是长期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军队进驻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等地，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长期生活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之下。1973年亚辛创立了宗教慈善机构，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分支机构。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以亚辛为代表的强硬派宗教人士顺势建立哈马斯。

在意识形态方面，哈马斯的宗教色彩更为明显。《哈马斯宪章》明确提出，哈马斯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遵奉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以《古兰经》为宪法”，“从宗教的角度看，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同敌人作战，超越一切其他的政治理念”，巴勒斯坦“是宗教土地之一，任何人不得轻易放弃”。而对于巴解组织，《哈马斯宪章》“赞许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斗争，但是不会放弃宗教理念而换取世俗政治理念”。哈马斯在2017年新版“纲领”中，进一步提出“宗教决定了组织的原则、目标和路径”，并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宗教主导的国家。

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秉持较为激进的政策，其高层不断批评法塔赫高层“软弱”。同时，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活动，严重影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导致法塔赫和哈马斯的矛盾激化。2005年3月，为修补派系关系，法塔赫、哈马斯、杰哈德等派系在埃及的斡旋下，签署了《巴勒斯坦开罗宣言》，重申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同时邀请所有派系通过选举方式，参与巴勒斯坦政治事务，为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奠定了基础。

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获得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阁的权力。但美国和以色列对这一选举结果表示反对，并威胁断绝对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财政援助。法塔赫高层也普遍反对哈马斯执政，两派武装人员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酿成2007年的全面冲突，形成哈马斯控制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割裂局面。

2007年10月17日，哈马斯与法塔赫一个下属派别在加沙城发生激烈枪战。图为次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城为一名在冲突中丧生的哈马斯成员举行葬礼。（图片来源：新华社）

法塔赫和哈马斯全面冲突之后，为弥合巴勒斯坦派系矛盾，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展开了一系列斡旋。2007年2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在沙特的斡旋下，于麦加签署“麦加协议”，同意停止军事冲突，并商讨组建民族团结政府。2008年3月，在时任也门总统萨利赫的主持下，法塔赫和哈马斯领导人在也门首都萨那签署《萨那宣言》，宣布将结束冲突，组建联合政府，开启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改革。2009年2月，在埃及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于开罗达成共识，推动落实“麦加协议”和《萨那宣言》，随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萨拉姆·法耶兹辞职，为组建新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阁奠定法理基础。但在随后的谈判中，法塔赫和哈马斯在是否承认以色列、如何分配政府权力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谈判无果而终。

2011年4月，在埃及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再次于开罗举行对话，商讨组建过渡政府事宜，并同意在2012年举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2011年5月协议草案被法塔赫和哈马斯批准，但是遭到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协议会增强哈马斯的影响力；哈马斯也表明未来的政府将不会向以色列作出任何领土让步。与此同时，法塔赫和哈马斯在过渡政府总理人选问题上分歧明显，法塔赫要求由萨拉姆·法耶兹继续担任总理，而哈马斯则要求根据2006年立法委员会选举结果，由哈马斯领导人马沙阿勒担任过渡政府总理。最终开罗的对话会议于2011年6月无果而终。

2012年2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多哈展开对话并签署了“多哈协议”。根据协议，法塔赫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将继续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统，负责组建过渡政府的看守内阁，通过组织立法委员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结束政治纷争。但是阿巴斯坚持要求由萨拉姆·法耶兹担任过渡政府总理，而哈马斯坚持要求由马沙阿勒担任，随后双方唇枪舌剑相互指责，协议无果而终。

2012年5月，在埃及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开罗签署新的和解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推动在“多哈协议”基础上达成的和解事项，同时开始登记巴勒斯坦选民信息为未来举行的选举做准备。但协议签署后，法塔赫要求哈马斯放松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而哈马斯则要求法塔赫停止同以色列的对话，协议最终未能得到履行。

2014年4月，在埃及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达成新的“开罗协议”。根据协议，法塔赫和哈马斯同意组建新的过渡政府，计划在当年12月开启立法委员会选举和总统选举。2014年6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由哈姆达拉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开始组建，但是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就政府部长人选出现巨大分歧，最终导致协议未能生效。

2016年1月，在卡塔尔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多哈举行对话，商讨重启2014年“开罗协议”。在对话开启后，法塔赫要求哈马斯放弃在加沙地带的主导权，哈马斯则要求法塔赫放弃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共识。

2017年10月，在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开罗举行新一轮对话，签署新的“开罗协议”。在这一轮对话中，哈马斯作出较大让步，允许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恢复在加沙地带的边境管控和民事管理权，双方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并在2018年开始立法委员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协议签署后不久，法塔赫指责哈马斯破坏协议，未能交接加沙地带管理权力；哈马斯则指责法塔赫未能及时拨款给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府，双方矛盾再次激化，协议因此未能落实。

2017年10月12日，在埃及开罗，法塔赫负责和解事务的官员阿扎姆·艾哈迈德（前右）与哈马斯谈判代表团负责人萨利赫·阿鲁里（前左）在签署和解协议后相互致意。（新华社图片）

2020年9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宣布，双方达成新的和解协议，计划在2021年5月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以结束派系争端。然而，2021年4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由于以色列阻挠在东耶路撒冷设置投票站，因此推迟选举日期，此次协议再度无果而终。

2022年10月，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在阿尔及尔签署协议，约定在一年内举行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并由阿尔及利亚牵头组建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监督此次选举。但由于以色列拒绝在东耶路撒冷设置投票站，协议无法履行，选举无限期推迟。

法塔赫和哈马斯的结构性矛盾

2024年2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变更，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开始在国际社会帮助下进行新一轮的接触和对话，似乎巴勒斯坦派系和解将迎来新的希望。然而，历史地看，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已经形成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第一，法塔赫和哈马斯就是否承认以色列，出现原则性分歧。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接受联合国第181号决议的决定，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为推动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阿拉法特在1993年9月签署《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函》，提出“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和平与安全存在的权利，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案和第338号决议案”，以此为前提同以色列达成《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等协议，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开启巴以“奥斯陆和平进程”。

哈马斯则始终反对巴勒斯坦派系向以色列作出妥协，坚持解放东起约旦河、西至地中海，南起埃拉特、北抵戈兰高地的所有“巴勒斯坦土地”。在1988年的《宪章》中，哈马斯提出“努力在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上举起安拉的旗帜”；在2017年“纲领”中，哈马斯表示“巴勒斯坦事业的核心是武装抵抗，是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重要原则和战略选择”，“拒绝任何方案来替代彻底解放巴勒斯坦的蓝图”，“‘奥斯陆协议’及其后续文件，违反了国际法相关原则，其中涉及的许诺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第二，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哈马斯和法塔赫存在巨大分歧。根据“奥斯陆和平进程”，以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为核心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安全部队，数万长期流亡海外的巴解组织成员纷纷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参与当地的政治、治安和社会事务。

哈马斯则认为，“奥斯陆协议”只是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的政治文件，并未征求哈马斯的同意，“只是代表了流亡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观点，而非生活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意愿”。尤其是大量从突尼斯等国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解组织成员，纷纷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行政职务，引发哈马斯的不满。

第三，在相互关系上，法塔赫希望将哈马斯纳入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的一部分。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已经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核心，也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法塔赫希望通过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等方式，将哈马斯纳入法塔赫主导的政治架构，理顺巴勒斯坦派系之间的关系”。

哈马斯则希望能够实现同法塔赫的平等关系，共同主导巴勒斯坦政治局势。在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后，哈马斯在叙利亚组织了“民主和伊斯兰民族阵线”，联合“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抗衡巴解组织的影响力。哈马斯多次拒绝阿拉法特提出的加入巴解组织的邀请，希望保持组织的独立性。尽管在2006年的多个协议文件中，哈马斯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哈马斯希望能够在改革后的巴解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而非成为法塔赫的“小兄弟”。

中东复杂的地区政治，深刻影响了巴勒斯坦派系关系。2011年后，中东地区形成了以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伊朗为中心的多个阵营相互竞争的态势。其中沙特—阿联酋阵营囊括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卡塔尔阵营主要支持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政治组织，伊朗则同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关系密切。

尽管2023年初随着伊朗与沙特关系和解，中东国家间的阵营对抗态势趋缓，但在巴勒斯坦派系问题上仍存分歧。沙特、阿联酋、约旦和埃及等国家认为，应当依据“奥斯陆和平进程”，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巴以问题。同沙特关系密切的埃及、约旦、苏丹和摩洛哥等国，都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沙特在2002年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议”，许诺在实现巴以永久和平后，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在此背景下，沙特等国支持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鼓励巴勒斯坦温和派系主导巴勒斯坦内部权力。

伊朗、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国家同哈马斯关系密切。伊朗和以色列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支持强硬的哈马斯，同伊朗关系密切的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也同哈马斯保持着密切联系；卡塔尔和土耳其，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网络关系紧密，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演化而来的哈马斯，也因此受到支持。

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巴勒斯坦派系纷争，强化在巴以问题上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以色列通过兴建犹太定居点和军事检查站，蚕食法塔赫主导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拒绝同哈马斯进行直接对话和谈判，长期对哈马斯主导的加沙地带实施封锁。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裂痕，使得巴勒斯坦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既无法有效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欺凌和压力，又阻碍了巴以谈判中巴方统一立场的形成。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纵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尽管中东国家普遍反对以色列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但是无法提出统一有效的人道主义救助方案，也无法弥合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分歧，巴勒斯坦派系纷争依然难解。

2024年6月5日，巴以冲突持续，以军坦克从加沙地带返回。（reuters/IC photo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延宕半个多世纪，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必须尽快还巴勒斯坦以公道。”2024年4月下旬，应中方邀请，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北京就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展开协商，并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情况备受世界瞩目。作为中东矛盾的核心问题，巴以问题涉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巴勒斯坦派系关系、中东地区政治和大国中东战略等，这些议题彼此交织，进一步影响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巴勒斯坦各个派系来说，如何解决历史上形成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方面的矛盾，构建理性积极的政治态度，是影响巴勒斯坦政治团结的一大难题。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能否构建积极的共识，鼓励和帮助巴勒斯坦各派系结束纷争，也是影响巴以问题走向的重要变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的国别区域学术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3BGJ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平台编辑 | 吴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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