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额桑·雅沙特尔：伊斯兰教之前伊朗政治和文化历史回顾

   伊斯兰教之前伊朗政治和文化历史回顾

〔伊朗〕额桑·雅沙特尔  魏澜 译

摘要：从塞琉古帝国崛起，到萨珊帝国崩溃及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一千年应被视为伊朗民族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千年之一。在这段时期内，被军事征服的伊朗人逐渐站起来维护自己的种族和文化特征。他们不仅成功地保留了从米底人和波斯人那里继承的传统，而且还在许多邻近社会中宣传并传播其独特文化。最初，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征服和希腊的渗透似乎预示着文化方向的决定性变化。但回顾历史，最终希腊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伊朗位于地中海世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十字路口，是货物和思想交流的有效中间人。伊朗文化不仅强烈影响过中亚、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其影响还曾远至中国和罗马。

关键词：前伊斯兰时期  历史  伊朗  政治  文化

译者导语：本文作者是额桑·雅沙特尔（Ehsan Yarshater）是伊朗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创始人，也是《伊朗百科全书》的创始人。他曾主编《剑桥伊朗史卷三：塞琉古、帕提亚及萨珊王朝时期》、《波斯语文学史卷二：古典时期波斯语诗歌》等。于2018年逝世。本篇文章为他在1999年发表在《Iran Nameh》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为纪念已故伊朗古代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塔法奏里（Ahmad Tafazzoli）先生。在文章中他回顾了伊朗伊斯兰之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王朝、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的政治文化历史。他认为 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征服后希腊对伊朗的影响是短暂的。从长远来看，伊朗保留了足够的生命力和活力。不仅吸收了外来文化元素，而且影响了周边地区。例如：中亚、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罗马。以至于在伊斯兰之后，伊朗的文化遗产对丰富伊斯兰文明仍具有巨大价值。

塞琉古帝国

（图源：维基百科）

     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入侵之前的一千年里，伊朗见证了塞琉古，帕提亚和萨珊王朝三个强大王朝的崛起和衰落。在伊朗东部还有其他政权建立，包括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在同一千年中宗教领域，在伊朗西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神秘主义（诺斯底主义）崛起，导致摩尼教的出现和传播。琐罗亚斯德教也被确立为萨珊帝国正统的宗教。萨珊王朝晚期马兹达克派平等运动的诞生和镇压也发生在这一千年。与此同时，伊朗的希腊主义达到顶峰，然后落到低谷，这对伊朗的独特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伊朗的主要地区，都各有当地的文字和语言。在伊朗形成的官僚制度和司法体系，在萨珊王朝覆灭后，对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政权以及伊斯兰世界东部臣服于阿巴斯王朝的地方政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塞琉古政权对伊朗西半部的统治持续了约170年，在东部部分地区持续了约70年。但是，在塞琉古政权之后，希腊人在伊朗东部建立了政权。建立了以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安条克（Antioch）为名字命名的城市。在塞琉古政权势力衰落很久以后，希腊文明继续在这些地区传播。

     随着帕提亚王朝政权虚弱动荡，地方的领袖逐渐夺权变成部落首领。地方国王出现后，相互竞争，导致了政权的衰弱并不断战败于罗马帝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波斯的萨珊人的新生力量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决心恢复伊朗一直以来的名誉，正直和自豪感。该王朝的开创者阿尔达希尔一世于公元224年征服了帕提亚王朝，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统一伊朗。在公元230年和238年，为了扩大伊朗的疆土，他进攻罗马帝国的东部土地，占领了许多城市。沙普尔一世继承其父的传统，指挥其勇猛坚定的军队，占领了伊朗东部和西部的新土地。他将罗马人赶出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并于公元259年俘虏罗马的皇帝瓦勒里安。在鲁斯塔姆浮雕墓群的“琐罗亚斯德立方”（Ka’be-ye Zartosht）建筑上，记载着沙普尔一世从中亚和中国突厥斯坦征服到印度河谷，从安那托利亚和高加索征服到波斯湾南岸。

     在阿尔达希尔统治大约四个世纪之后，库思老二世闪电袭击了耶路撒冷并将其指挥官派遣到君士坦丁堡城门前。但是，这次辉煌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萨珊帝国具备了新的实力，无论是跟拜占庭人的一次重大失败，还是接下来的混乱和内部纷争的开始，这都表明萨珊王朝强大的时代已经结束，库思老二世统治的辉煌无非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多位自称王位继承者的出现导致了政府内部混乱和衰落。这使人联想起萨珊帝国崩溃的时期，在面对一支规模不大但坚定不移的阿拉伯军队入侵时，伊朗注定要被打败。之后新的伊斯兰体系不仅在伊朗盛行，而且在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的失去活力和力量的社会中也盛行。

     尽管发生过伊朗—希腊战争且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紧密，但是伊朗人对新统治者希腊人所知甚少，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和语言与伊朗人不同，他们熟悉不同的政府和政治制度。与从东北入侵伊朗的游牧入侵者不同，希腊人拥有灿烂的文化，他们不仅在政治和政府方面，而且在军事、艺术和建筑领域也成就斐然、领先世界，这让所有伊朗人羡慕不已。从塞琉古政权开始到帕提亚王朝结束，甚至在此之后的某些时期，希腊的文明和文化在伊朗留下了广泛的影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影响与黎凡特、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希腊文明的存在是不同的，因为希腊文明在这些国家扎根并提供了新的文化容器，而在伊朗仅或多或少地具有短暂的作用。换句话说，面对希腊文化和文明的因素，伊朗并没有失去其原本的文化身份。伊朗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大多是在其宗教价值观的背景下体现出来的。实际上，不久之后，伊朗人逐渐摆脱了西方模式，并在自豪的萨珊伊朗主义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垄断的帮助下，开始重建和确立自己的身份。

     希腊文明和文学的存在以及传播的后果之一是伊朗的官员和追求权力地位者学习希腊语的热情猛增。甚至在公元三世纪，当沙普尔一世试图在琐罗亚斯德立方的碑文上写下他战胜罗马人的描述时，他认为用巴列维语和帕提亚语两种语言写还不够，还有必要用希腊文书写铭文，这是塞琉古人被驱逐出伊朗四个世纪后这种语言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的标志。巴克特里亚国（巴尔赫）的铭文和硬币也使用了希腊文字。在巴克特里亚国被征服后，贵霜人在铭文和硬币中也使用了巴克特里亚文和希腊文。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硬币和铭文，包括用巴尔赫文和希腊文写成的阿富汗著名的Surkh Kotal铭文。

     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可以看到希腊文明的踪迹。“迪拉姆”和“第纳尔”成为主要货币，使用的也是希腊尺寸和重量标准。希腊语单词“ dang”很常用，意思是一个单元的六分之一，丝线（银）、钻石、贝壳和祖母绿也是由希腊语单词演变而来。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伊朗人不仅对希腊珠宝着迷，而且也对作为贵族生活和装饰艺术中心的希腊城邦国家着迷。

     即使在宗教领域，希腊人也有巨大影响力。从旁遮普到小亚细亚的许多城市都将建起希腊神庙和雕像。应当指出的是，对宗教圣像和雕像的崇拜是由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推广的。根据公元前四世纪初期的巴比伦宗教学者贝罗索斯（Berossus）记载，他是第一个用伊朗女神阿纳希塔（相当于希腊的阿佛洛狄忒和罗马的维纳斯）雕像装饰其帝国主要城市庙宇的君主。然而，对于许多琐罗亚斯德教原教旨的僧侣来说，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这种异端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他们只允许崇拜没有任何偶像和雕像装饰的火神庙。但人民效法国王，以其为榜样。萨第斯、苏萨和巴比伦等大城市为非伊朗文化中心，居住在这些城市的伊朗居民熟悉外国神像和图像，例如伊南娜或伊丝塔、沙马什和纳布（相当于金星，密特拉和提尔），促进了偶像崇拜的传播。

     希腊诸神进入到波斯诸神中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居鲁士崇拜他所征服的土地上的神灵，这很可能是他的政策之一，即通过宗教手段在他的臣民和邻国人民中赢得人心。但是，希腊化为伊朗的传统赋予了新的维度，从而使伊朗贵族和自由主义者得以实现：宙斯对应阿胡拉·马兹达，阿波罗或赫尔墨斯对应密特拉，阿佛洛狄忒对应阿纳希塔神，赫拉克勒斯对应巴赫拉姆神。一些希腊神的形象刻在帕提亚王朝的伊朗西南和东部政权遗留的硬币上并非是毫无理由的。

     但是也许希腊文明最大的影响体现在艺术领域。阿契美尼德艺术完全形成，被认为是古代东方民族的艺术高峰。它兼收并蓄，运用细腻的想象力，有意识地将东方艺术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已经适应并呈现出和谐而优美的形式，并停止以自由形式发展。这就是所说的艺术和美丽的极限。这种终极的艺术形式受到阿契美尼德国家世界观的影响，该世界观将世界视为由阿契美尼德国王统治下的统一元素的集合。希腊艺术及其相关艺术来源自另一类。根据丹尼尔·斯伦贝谢（Daniel Schlumberger）的说法，就在其中的一些传统元素的两千五百年历史传统（即阿契美尼德艺术）试图达到最终完美的时候，它以一成不变的方式确立了艺术。在爱琴海的岸边，艺术蓬勃发展，它不停地追求进步和理想的完美，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这种艺术的表现，被伊朗人视为“现代”艺术。在希腊城市的庙宇、陈列厅、体育场和政府大楼中都可以看到它们。这种艺术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视野，它通过不同形式展现了人体的美感，并寻求动力和机动性，在艺术中体现平衡的张力。在希腊征服者的名字和力量的帮助下，新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最终阿契美尼德的许多概念和艺术形式被遗忘。

     如今，尽管在伊朗留下的希腊艺术作品不多，但在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仍然有这种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人在伊朗和阿富汗主动建造的作品不应被视为希腊艺术在伊朗的影响力的标志。例如，最近在阿富汗北部发掘的纪念碑其中包括完全希腊化的艾哈努姆城。相反，应该指出的是，标志性作品是由伊朗人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在塞琉古人之后。就像在帕提亚旧都尼萨遗留下的文物，以及在锡斯坦的哈杰山（Khajeh）和伊拉克北部哈特拉城，以及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城所留下的文物。例如，在尼萨，尽管建筑融合了本土风格与阿契美尼德建筑元素，但陶器装饰和建筑细节体现出建筑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广泛影响。在哈杰山以及坎加瓦尔的著名阿纳希塔神庙或阿耳忒弥斯神庙中的壁画和装饰，尤其是在以坎大哈（Gandhara）艺术和贵霜艺术为代表的佛教艺术，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力。

     如果在这里结束关于希腊文明影响的故事是错误的。因为伊朗艺术的精髓在受到希腊艺术影响之后仍然非常活跃。最初在帕提亚时代撒播复兴伊朗民族身份的种子，然后在萨珊王朝时代收获果实，希腊主义就这样离开了伊朗。换句话说，希腊文明在伊朗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不长，这种文化在几个世纪后启发了西方文明，最终与伊朗人的风俗和生活方式不符。实际上，伊朗完全恢复了其原始身份，以至于人们有时忘记了伊朗曾经经历过以希腊和马其顿文明为主要文明的时期，伊朗上层社会曾经争风崇尚希腊风俗和文化。

     显然，伊朗对希腊文化的反应并非发生在一朝一夕。不幸的是，目前没有塞琉古时期的关于伊朗生活方式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塞琉古人相对来说无意在伊朗传播希腊文明或宗教，结合其他历史事件，因此可以认为，在伊朗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人们仍是以远离希腊文明影响的本土生活方式生活的。

     可以想象，在塞琉古时代，许多伊朗人虽然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并没有绝望，他们经历了失败的时期，渴望有一个救世主和拯救者的出现，让他们重返过去光荣的时代。因此，在此期间产生了与启示录以及救世主到来的作品。主要例子是《Zand-i Wahman Yasht》，顾名思义它可以追溯到阿维斯塔时代，谈及审判日，应许的琐罗亚斯德教先知和救世主到来人间，将惩罚罪人并为世界奠定新的基础。在中东其他地方，这样的文字被写成颂扬希腊人的统治地位文章，也提到审判日。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关地方或民族英雄的故事和传说在群众中传播。因此，虽然贵族和精英们着迷拥护西方希腊的生活方式，但沉默却充满希望的伊朗人民仍然忠于其悠久的传统。帕提亚王朝采纳了这群人的愿望和希冀，萨珊王朝实现了这个愿望。

     伊朗古代习俗稳定传承的主要证据之一是阿拉米文字的延续，这种文字不仅在帕提亚晚期的硬币中使用，而且在实际上在波斯和胡泽斯坦的独立政权的硬币中也被使用。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遗产。阿契美尼德人以楔形文字写下自己的碑文和铭文，在宫廷中让阿拉米语抄写员用阿拉米语写书信。抄写员首先将领导的语言拼写成自己的母语阿拉米语，然后用阿拉米语写书信。当信件到达目的地时，收件方的抄写员将其翻译成以其领导使用的语言（例如，米底或古波斯语或埃及语），供其阅读。因此，直到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大帝入侵和阿契美尼德帝国覆灭为止，阿拉米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在整个波斯帝国使用。在塞琉古时代，阿拉米语也一直作为通信、办公和法律语言被使用，但是随着阿契美尼德帝国对其关注的消失，阿契美尼德的标准阿拉米语字母在伊朗的各个地方演变成各种本地形式，包括帕提亚文、粟特文、巴列维文和花剌子模文。

阿拉米-叙利亚字母

（图源：bilibili）

     仅在巴克特里亚（巴尔克）地区的希腊政权，在塞琉古和帕提亚时期，阿拉米文字才最终给希腊文字让位。应当指出的是，阿拉米语的文字尽管比楔形文字更具优势，但因为不属于印度-欧洲语言系统的伊朗语族，所以相比之下希腊语的文字更胜一筹。尽管如此，伊朗各地仍继续遵守其传统的书写方式。当帕提亚王朝的米特里达梯一世征服巴比伦并将塞琉古人赶出伊朗时，为了统治新征服的土地及先进的人民，他需要利用在伊朗西部地区的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才能和天赋。因此，显然为了消除这些社会中希腊化民众的担心，并吸引他们与之合作，他在硬币上将自己的头衔写成“希腊人的朋友”。但是，随着帕提亚统治的建立，特别是在米特里达梯二世统治期间，对希腊人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了。碑文有时用阿拉米语写成，硬币上也出现了新的符号（例如星星或新月）。

     从帕提亚希腊主义的一个子层面，出现了与古代本土宗教和文化有联系的迹象。这种联系在帕提亚王朝古达尔兹（Goudarz）创立的希尔卡尼亚（Hyrcaniya）分支中尤为明显这位国王打败了罗马人支持的帕提亚王子米特里达梯，这似乎表达了伊朗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这位公开谴责米特里达梯为罗马傀儡的国王，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一些后代，都被塔巴里和其他伊斯兰历史学家列入帕提亚国王谱系中。同样的这些历史学家没有提及罗马历史学家著作中提到的许多著名的帕提亚国王的名字。在伊朗民族史诗中，古达尔兹及其继任者吉夫（Giv）和比森（Bijan）也被称为勇敢而伟大的战士，他们在半神话史书记载的凯扬王朝时期捍卫了伊朗边境。讲述这些国王的英雄主义的故事，应该与他们反对某些推崇西方文化的帕提亚人，弘扬伊朗的理想和传统有关。包括莫拉维在内的一些诗人在古诗中提到过：传说，拉齐（Razi）和玛尔瓦兹（Marwazi）两位大学者之间互相敌视，敌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崇尚传统东方主义的古达尔兹支派与崇尚西方主义的卡伦家族之间观点和见解的差异。

     为了证实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我们还应提一下伊朗民族史诗中记载的事件，这些事件提到了帕提亚王朝的国王和王子，如吉夫、古达尔兹和米拉德（也就是米特里达梯）。尽管这一时期的文章或文学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但所有证据都表明，帕提亚王朝的史诗是继承了凯扬王朝的史诗，并在帕提亚统治期间添加了其家族的内容，使史诗内容更加丰富。并加上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外壳，传给后代且传播到其他地区，形成自己的民族形式，构成了伊朗民族史诗的基础。随着帕提亚军队的扩张和其统治的巩固，东部地区骄傲自豪的史诗传到了伊朗其他地区，并获得了全伊朗民族的认同和声望。随着米底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忆逐渐被遗忘，它们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文献中也被剔除，这些史诗成为伊朗民族历史的体现和代表。由于萨珊时期情况发生变化，在萨珊王朝结束时，这些史诗以《神之书》（Khoda-ye nameh）名字编纂而成。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就是根据这本书，再修改了其琐罗亚斯德教的主题后创作而成的，这部作品从而得以流传下来。

     这部民族史诗的故事，是伊斯兰前伊朗最重要的文学遗产，虽无历史记载，但却是伊朗人感情和情感的传递者，也是其世界观和持久思想的真正诠释者。

     塞琉古人曾经在伊朗广阔土地上拥有军事权力，自然而然地利用这种权力，对伊朗人民征税，通过扩张疆域来发展希腊化城市。塞琉古政府依靠其帝国的希腊公民来担任特殊职务，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权益。塞琉古政权的权力和合法性的主要基础是其帝国的臣民对其的满意和认可：换句话说“不是依靠制度性，而是依靠个人和情感”。但是，随着帕提亚政权的建立，帝国制度采用了传统形式，统治者通过证明与阿契美尼德王室具有血缘关系，而获得合法性。因此，帕提亚国王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一样，认为君主权力的源泉不是公民的满意和善意，而是上帝的恩典和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认为自己是人世间的代表。这样，尽管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王朝实际上都通过武力统治他们的领土，但他们各自的权威和合法性却基于不同的观点和哲学。在伊朗,与其他中东地区相似，政治权力是神授予的。神向人间派遣了先知，并任命了君王，在这方面百姓的意愿并没有发挥作用。古希腊既不是先知的故乡，也不是著名国王的故乡。与之相反，在西亚，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是由先知和国王决定的。

     这些证据，尤其是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都证明了帕提亚国王在他们臣民中享有的无穷权威和至高的等级地位。一些帕提亚国王自称“Mazdis Bagh”（崇拜马兹达的神），拥有神族的称号，但是这不符合伊朗传统和信仰。考虑到阿拉伯和伊朗历史学家对伊朗国王声称自己拥有神圣血统的言论保持沉默，并且根据琐罗亚斯德立方上的沙普尔一世的铭文，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说法仅出现在模仿塞琉古国王的仪式的过程中，而不是为了让人民敬拜国王。实际上，虽然（Bagh）一词可能表示神和领导者，但是之后的一种形式（beyg）则表示创始人和权威，在阿契美尼德时代末期可能完全没有神圣的含义。

     但是，即使我们接受这样的头衔只是礼仪性的，但帕提亚人和萨珊人的社会地位也远高于普通百姓的地位。在伊朗的父权社会中，父权群体的权威代表着祖先的崇高血统。国王的权威，不仅在他的部族之间，还在视他为父亲的臣民的眼中，这种思想源于伊朗人民长期以来对家族首领无上权力的坚信：琐罗亚斯德教也强调了这一信念。

     尽管有各种危机，对国王的人格神圣性和他无尽权威的深信不疑，是帕提亚和萨珊王朝长期统治的主要因素之一。《列王纪》是在萨曼王朝时期写的，与伊斯兰哈里发时期处于同时代，应被视为伊斯兰前伊朗君主的崇高神圣地位的又一真实证据。

     至少从阿契美尼德时代开始，古代的伊朗人民就分为三类：神职人员、战士或自由人、农民。在萨珊时代，由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宫廷的发展，这种传统的三阶层已不能满足新的需求。因此，“文员”即秘书和朝臣，显然主要是来自于神职人员阶级以及自由人（贵族）阶级，被添加到原本的阶层分类中。这个新的阶层包括宫廷医师、宫廷天文学家，乐师和其他类似的职业。巴赫拉姆五世迷恋宫廷乐师，以至于将他们提升为贵族阶层。骑士在伊朗伊斯兰前社会中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认，因为他们的男子气概、骑士精神和特殊才能，也可能跻身于贵族阶级。

     司法和行政事务官员属于特权阶层。在克尔地尔（Kertir）和阿杜尔巴德·玛赫拉斯旁德（Adurbad-i Mahraspand）等神职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了萨珊王朝的官方宗教，神职人员自己组织成官方政府机构，并获得了对司法和教育的绝对控制权，日益干预政治和政府事务。祭司坐在最高的司法职位上，头衔与伊斯兰时代的大法官相似。

     在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宗教机构被建立并逐渐被国王承认，该教从此获得了政治权力，并在国家政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元276年在神职人员克尔地尔的煽动下，摩尼被处死，这标志着这些机构在政府中势力扩大了。对包括摩尼教徒在内的宗教异端的镇压，以及对犹太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持续迫害，以及对诸如马兹达克这样的异端分子的打压，都显示了琐罗亚斯德教派的宗教机构为维持和扩大其在人民中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虽然朝臣与神职人员之间存在着团结合作的关系，但是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偶尔会出现紧张关系和意见分歧。尽管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资料来看，在此期间常驻朝廷的琐罗亚斯德神职人员的意见一般都会被听取，但宗教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沙普尔二世、巴赫拉姆五世和库思老一世因为其压制宗教异端以支持建造火神庙而被颂扬。但是，当国王为捍卫宫廷或人民的利益而抵制祭司们不断增长的影响和力量时，他们收获的不是赞美，而是批评和敌对。纳塞赫在抢夺王位的过程中，在克尔地尔的煽动下，遭到琐罗亚斯德教教士们的反对，就是因为他禁止了对摩尼教徒和基督徒的迫害。伊嗣俟一世也因其为限制教士和贵族的影响以及温和对待宗教少数群体而被称为“罪人”。宫廷与神职人员之间紧张关系最大化发生在卡瓦德执政时期，当时他支持反贵族运动和马兹达克平等运动，而被驱逐出境。

帕提亚王朝

（图源：维基百科）

     在帕提亚时期，西方对伊朗的主要威胁来自近东的罗马帝国的文明和野心。但是在各种战斗中，帕提亚人凭借其著名的敏捷的骑兵，向罗马人证明了他们有战斗精神和强大而坚韧不拔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边界和家园，他们是战场上值得一战的对手。在公元前53年的一场战斗中，帕提亚军队的指挥官苏雷纳（Surena）俘虏了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克拉苏（Crassus），并杀死并俘获了大量罗马士兵和指挥官。经过这场战斗，帕提亚人将伊朗的西部边界扩展到幼发拉底河，并赢得了巴比伦犹太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居民的尊敬。随着罗马皇帝马克·安东尼在亚美尼亚被击败，罗马该地区的野心再次受到打击。

     与罗马不同，帕提亚没有打算入侵其他国家，因此在塞琉古人被驱逐到叙利亚之后，帕提亚人并没有寻求扩大领土。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试图与帕提亚人达成和平协议时，他受到了帕提亚的欢迎，两国之间的和平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只是在尼禄统治期间，两个大国之间才爆发了争夺罗马统治亚美尼亚的战争。但是到了帕提亚时期末期，当他们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时，罗马人又可以沉重地击败他们，三度占领了西部首都泰西封，并将其摧毁。即便如此，帕提亚人并未投降，也未退缩。即使在政权的最危机的时期，也就是在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一世胜利的前夕，帕提亚人仍阻止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入侵其领土，并将罗马军队击败。实际上，帕提亚人阻止了罗马人入侵伊朗东部土地，并挫败了他们夺取之前塞琉古领土的计划，这种抵抗和成就彰显了伊朗社会的明显的团结。在帕提亚国王没有坚持完全控制其领土的时期，强大的地方统治者和贵族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治的，这就导致激烈的争端和内部冲突经常发生。

     萨珊王朝建立后，罗马人意识到在他们的邻国新政权上台了，他们的野心和能力比帕提亚王朝更强。毫无疑问，导致帕提亚王朝覆灭的因素之一是在他们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伊朗的接连不断和令人羞辱的失败。萨珊在对帕提亚的尖锐诋毁宣传中，试图利用受伤的伊朗人的情绪，称呼帕提亚政府为卑微而分散的部落集合，是马其顿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不详的遗产，完全不同于伊朗向强国的复兴。因此，萨珊王朝要求恢复伊朗的辉煌和统一。这种主张不仅可以从阿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的声明中清楚地看到，还可以从罗马历史学家的引用中清楚地看出。应当记住，萨珊王朝没有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故事、神话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被提到。除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之外，萨珊人不知道其他的历史。随着琐罗亚斯德教在整个伊朗的扩张，伊朗东部的庙宇遍及各地，当地的传统被抹去，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不被记得了。只有被马其顿的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击败的大流士，才被他们作为凯扬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被记住，萨珊人认为帕提亚人是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继任者。因为他们相信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文献记载，不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而是凯扬王朝代表了伊朗的光荣历史。

     萨珊王朝统治初期，巩固了伊朗的西部边界，并取得了对罗马人的非凡胜利。沙普尔一世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将这些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居民迁移到了伊朗。对这些胜利的描述被记载在波斯省的琐罗亚斯德立方上的沙普尔铭文上。沙普尔于公元260年将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俘虏，这个事件成为伊朗人的喜悦和骄傲的源泉，因此，沙普尔下令，将可耻的罗马皇帝的形象刻在大岩石上，包括鲁斯塔姆浮雕在内。

     随着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在公元334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此后帝国被分为西方和东方两部分，伊朗和罗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因素。东罗马帝国，或在伊朗邻国新建立的拜占庭帝国，声称要支持其边境地区的基督教居民。在伊朗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土地上众多最古老的基督教信徒聚集区。随着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教派在这两个邻国不断巩固，它们都认为真相站在自己的一方。当隔在两个国家中间的一些政权消失，萨珊王朝对伊朗的基督教徒和边界上的一些国家失去了信任。特别是随着与拜占庭的边界争端升级，萨珊开始怀疑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忠诚。因此，拜占庭对伊朗基督教徒的权利和自由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在东罗马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镇压，仅代表了拜占庭的政治意图，除此别无其他。相互猜疑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分歧并加重了对宗教少数派的镇压。实际上，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所包含的一项承诺就是避免这种镇压。

     伊朗和两个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战争和冲突，尽管在当时，记事者和历史学家更多地关注此类事件。实际上，伊朗和拜占庭意识到了双方作为西亚的两个大国共同拥有的资源和特殊地位，所以在和平时期建立了友好的、正式的且谨慎的关系，互派使者，相互通商。他们共同管理了高加索地区的水坝，这是抵御入侵部落的屏障。

东部战线

     伊朗在此期间与东部邻国的关系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因为该地区的人民与伊朗西部地区的人民（如罗马人和希腊人，基督教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不同，并未留下大量书面作品。此外，东方游牧民族对伊朗的不断入侵，或发生在伊朗东部边界以外的事件和事态发展，只有当对西方的生活和事务发展产生切实影响时，它才会引起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甚至罗马历史学家起初对帕提亚帝国在霍拉桑地区崛起这件事并不知情，他们在多年后才暗示这一点。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提到的事实是，由于该国东部边界的突发危险事件，伊朗国王有时会被迫放弃包围的西线的城市，忽略某些战役的胜利或接受与对手的本不必要的和平条约。例如，米特里达梯一世在公元前148年和公元前141年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前夕，被迫派遣部队前往伊朗东部边界，以对抗沙漠的入侵者。费拉特斯二世和阿尔达班一世都在抗击塞人中丧生。沙普尔二世还不得不离开西部边界的战场，以驱赶匈人。卑路斯一世和卡瓦德一世击败了嚈哒人，霍尔木兹四世曾与东部的突厥入侵者作战。

     尽管在伊朗人的民族史诗所描绘的伊朗和图兰（Turan）之间的敌对根源，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之前的伊朗史诗历史，但是在萨珊王朝时期，东部沙漠部落的不断入侵使这种敌对的记忆更加痛苦和深刻。在《列王纪》中，古代的图兰人与突厥人被视为等同，但是后者到公元六世纪才与伊朗人接触。这说明了后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情感如何为古代神话和传说注入新的生命。

    根据多数伊朗研究学者的说法，在罗马及其下属国家有许多追随者的密特拉教，起源于伊朗。但是，罗马密特拉教的习俗与《阿维斯塔》关于密特拉神的记载之间没有太多相似之处。欧洲密特拉教的演变阶段尚未被完全了解，似乎该宗教首先通过安那托利亚的伊朗社会到达西方，并在公元一世纪传播到罗马帝国。可以说密特拉教被用作在罗马帝国中传播伊朗人思想和精神价值的有效工具。库蒙特（Cumont）认为，“在所有东方宗教中，没有一个宗教像密特拉教那样坚定不移，没有一个宗教在精神上达到了该宗教的最高境界，使人们的心灵如此着迷。” 虽然学者们对于基督教与密特拉教之间关系的看法有差异，但是毫无疑问，许多基督教信仰和仪式，包括对基督的神性的信仰，都根植于密特拉教。伊朗在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宗教影响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直接和明显。

     最近的研究表明，亚美尼亚人直到公元四世纪改信基督教之前，都信仰类似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在格鲁吉亚的影响也已经根据文学证据和文物得到证明。也有一些作品证实了萨珊时期伊朗宗教在阿拉伯部落中的影响力。伊朗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存在和渗透，甚至到达麦加和麦地那，使该半岛的许多人，特别是希拉城（Al-Hirah）人民，了解到伊朗人们的宗教观点和观念。一些宗教史学者指出古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与一些古兰经诫命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天使的存在、死者复活和审判日、天桥、天堂和地狱。他们认为这些观点和信仰是从伊斯兰先知所熟悉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借用的。

     马兹达克运动在公元六世纪初的卡瓦德统治时期达到顶峰，应被视为扩大伊朗宗教影响力的另一个基础。根据一些伊斯兰资料，许多麦加居民曾经皈依了该宗教，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初，仍然有马兹达克人居住在这座城市，他们被称为异教徒。什叶派极端派（Ghulat）的一些教义来自马兹达克教和非伊斯兰信仰的一些教义，这证明了马兹达克教教徒对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的渗透。无论如何，毫无疑问，马兹达克的宗教观念是在萨珊覆灭后复兴的，影响了特别是在艾布·穆斯林被暗杀之后或之前出现的各种伊斯兰教派或类似伊斯兰的教派，例如胡拉姆丁派（Khurramites），穆克纳（Al-Muqanna）派以及和阿法里德（Behafarid）派。

     伊朗宗教不仅渗透到西方，还渗透到伊朗东部的一些社区。尽管佛教是由印度人创造的，但其随后的发展表现出受到伊朗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古老形式“上座部佛教”（Theravada）相信个人的救赎，而不是寻求他人的传播和救赎，是佛教僧侣特有的派别。它逐渐走向救赎他人的趋势，以及对“菩萨”（Bodhisattvas）的信仰，他们在达到完美境界并接受知识之光后返回指导人们，导致了佛教的“大乘佛教（Mahayana）”分支的出现。学者们普遍认为产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受到了伊朗文化的影响。这个佛教支派，在印度北部传播并通过阿富汗和中亚传播到远东地区。也是由于伊朗-希腊文化的影响，该宗教本来是抽象的寓言，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土地上，后来逐渐图像化，释迦摩尼的画像和佛像、众神和众魔的雕像也进入了其中。在伊朗对佛教产生影响的例子中，我们应该提及“弥勒菩萨”（Buddha Maitreya），他具有琐罗亚斯德教徒应许的救世主索什扬（Saoshyant）的特征。

     伊朗文化对佛教的影响与该文化对坎大哈艺术和佛教艺术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影响也可以在伊朗装饰元素和形式以及坎大哈的佛像雕塑中看出，该类型佛像从阿富汗和中亚传入中国，并成为大乘佛教的象征。敦煌石窟壁画也很明显地体现了伊朗艺术的影响力。这些画作可以被视为“从五世纪初到六世纪末一直存在的伊朗-中国绘画流派”。波斯艺术对中国佛像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萨珊王朝结束。伊朗对唐代时期日本壁画和屏风也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现在在奈良正仓院中收藏的三面唐代屏风。

     在伊朗各民族中，粟特人不仅开拓了与中亚和远东地区的贸易关系，还向这些社会传播思想，并在文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使维吾尔突厥人信奉摩尼教，并将马兹达克教带到远东土地，直至中国的塔里木河。粟特基督教传教士还在这些地区宣扬聂斯脱里教派（Nestorianism），而信奉琐罗亚兹德教的粟特人向中国人介绍了琐罗亚兹德教。中国宫廷在六世纪初正式承认琐罗亚兹德教，而唐初有琐罗亚兹德教寺庙被建立在中国西部地区。当时，中国渴望安抚其边境人民，没有镇压琐罗亚斯德教，因为该宗教中亚人民的宗教之一。直到公元845年，琐罗亚斯德教徒变成中国仇外情绪的受害者，也失去了其合法性和威信。

     摩尼教也于7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直到维吾尔突厥政权壮大后，该宗教被正式承认。但是由于在九世纪维吾尔政府衰弱，摩尼教也成为一种非正式和秘密的宗教，因此在十四世纪的中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摩尼教徒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在伊朗的一些数学和天文学的概念和文章。

摩尼教

（图源：维基百科）

     伊朗对罗马人民生活的影响虽然影响不大，但却不容忽视。罗马人称赞了帕提亚人在平原上的战法，并模仿了帕提亚的骑射手以及仿制了其军队的武器。此外，罗马人学习了一些伊朗的耕种和灌溉方法。罗马人还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伊朗的一些农产品，包括大黄、开心果、桃子和杏子（后两种水果由中国传入伊朗）。伊朗影响力的持久与扩大取决于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因此，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尽量维护商业贸易的安全，并充分利用其军事能力来确保商旅路线，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伊朗的艺术品和农产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古代世界的西方和东方，从罗马到中国。中国从伊朗进口或通过伊朗进口的商品包括羊毛纺织品、地毯、宝石和香料。众所周知，在有品位的中国朝臣眼中，伊朗的手工刺绣并不比中国同类商品便宜。伊朗东部各省的居民，包括霍拉桑、巴尔赫和粟特，相比于波斯人和米底人，更晚形成部落，也更晚城市化。伊朗西南部人民向由东向西方迁徙的部落和氏族（包括塞人、嚈哒和突厥人）传授了城市化方法。我们说过，尤其是粟特人通过商品贸易和派遣宗教传教士向中亚社会介绍了一些元素伊朗文化。粟特商人以其精明而著称，他们在从中亚到中国的漫长道路上建立了贸易中心和基地，代表了伊朗人民的繁荣和财富。

     从帕提亚时代开始，波斯语词汇在邻国的渗透也应被视为伊朗文化影响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尤其是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伊朗语词汇在阿拉米语和叙利亚语中的存在也是数百年来与阿拉米语和叙利亚语社会交往和贸易的结果。阿拉伯人还直接或间接地从叙利亚人和阿拉米人那里借用了中古波斯语词汇。这些词汇大部分与伊朗生活有关，这也是吸引阿拉伯人之处。但是，由于伊斯兰前阿拉伯社会留下的书面作品稀少，其中某些单词进入阿拉伯语中的日期尚不清楚。为了封赏，许多著名的阿拉伯诗人转向伊朗控制下希拉宫廷。在这些诗人的诗歌中，提到伊朗帝国宫廷及其贵族的方面并不少见，包括先进的武器和精美的衣服、王冠、珠宝、贵重的织物和乐器。在伊朗东部，通过粟特语的广泛传播，可以看到他们贸易和宗教宣传活动的广泛程度。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粟特语一直是中亚地区的一种通用语言和交流手段，尤其是在维吾尔突厥人的上层社会以及其铭文中。维吾尔文字以蒙古文字为原型，改编了粟特文字母。维吾尔语的许多单词和称号证明了粟特的文化和宗教影响。在突厥语中广泛使用的后缀“ kand”表示城市，例如：塔什干（Tashkent），彭吉肯特（PanjaKent）等，源于粟特单词“ Knidh”，是中亚西部地区伊朗式城市化的象征。此外，突厥人从粟特人引用了的一些与度量和重量有关的术语，这表明粟特商人在帮助突厥人建立经济体系和货币经济中发挥了作用。

     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征服和塞琉古的统治，以及希腊文明的影响曾经改变过伊朗的文化。但事实是，希腊人并未对伊朗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尽管伊朗精英阶层和贵族阶层在一段时间内采用了希腊生活方式，并且融合伊朗和希腊文化后出现了一种新文化，特别是在宗教和艺术领域。但是，最终伊朗民族的内在力量充满活力。它能够通过吸收外国文化的某些元素，并排斥其不想要和不兼容的元素来重新确立其文化的原始身份。

     帕提亚人和萨珊人接连成为具有独特宗教、著名艺术和特殊社会和政治结构特征的文化的火炬手。一方面，在这种文化中，对永恒二元性的信仰确认了善与恶两种力量的现实。另一方面，一神教是社会制度发展的基础，也是君主权威的基础。通过这种权威和权力的集中，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们并肩生活在广阔的土地上，即使被座座高山和漫长的干燥山谷所分割。

     伊朗成为在欧洲南部地区之间，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货物交换的必然通道。伊朗文化不仅对中亚、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渗透到中国和罗马的遥远地区，甚至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后，它成为培育伊斯兰文明的强大因素。

     这一成功是伊朗人内部勤奋而充满活力的结果，尽管曾经被亚述人和马其顿人击败，但他们拒绝接受统治者文明中的无能和衰败，并重新崛起。

     虽然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语，并且《古兰经》及其传播语言也是阿拉伯语。但是，伊斯兰文明和其教义实践，需要比阿拉伯人更先进的人民的思想，这主要是非阿拉伯穆斯林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伊朗人。在伊斯兰文明发展时期，希吉拉历第二、三和四世纪（公元八，九和十世纪），大多数伊斯兰学者甚至在古兰经研究领域，都是伊朗人，或是来自伊朗文化背景。

     这个时期在公元十世纪后结束，除少数例子外，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通常不再致力于科学进步。此后不久，尤其是在蒙古人入侵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覆灭后，它们陷入了政治和文化衰落，之后被奥斯曼政府统治。但这并没有发生在伊斯兰哈里发统治的东部地区，即在伊朗及河中地区（Transoxiana）。从希吉拉历第三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初（公元九和十世纪），在这两百年中有一股力量生存在阿拉伯政权统治下，并致力于吸收消化新的要求自己创造的新教义。它发源于霍拉桑和河中地区，并因萨法尔人的勇气和萨曼人的努力，伊朗的习俗以新的面貌得以复兴，同时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创造了良好氛围。比鲁尼、伊本·西拿、鲁达基和菲尔多西都诞生于这种环境和文化中。《列王纪》是这种回归本身的崇高表现，也是伊朗人民不败团结的表现。

     在萨曼王朝时期发生的一切标志着伊斯兰文明新篇章的开始，从土耳其西海岸到孟加拉湾，数百年来一直主导着整个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诞生和创造的这个阶段，与伊斯兰国家的西部地区和阿拉伯社会的停滞和萧条时期相吻合，所以被称为该文明的“伊朗阶段”。该伊朗文明及文化环境的培育者主要由突厥、蒙古和鞑靼人组成，他们也是伊朗文化的传播者。波斯语成为突厥语民族、安纳托利亚、伊朗和印度统治家族的文学和行政语言。这种文明的某些表现形式一直持续到公元十七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直到阿巴斯大帝时期的主要画家都表现了该文明形式。可以将这一阶段的文明视为穿着伊朗外衣的并接受伊朗特征的伊斯兰文明的形式，反之亦然，即穿着伊斯兰外衣的伊朗文明形式，这一点值得研究人员们注意。

译自额桑·雅沙特尔的期刊文章：《伊斯兰教之前伊朗政治和文化历史回顾》（Ehsan Yarshater, A short Survey of Iran’s Pre-Isla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ran Nameh, Vol 66, 1999），第185-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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