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阿卜杜拉·侯赛因·扎林库布：当代伊朗的史学

当代伊朗的史学

关于当代伊朗史学,据我所知,尚未完成全面而详尽的批判研究。我的意思是,当代伊朗是伊朗近代史上的一个时期,该时期大致开始于恺加王朝末期,实际上囊括了伊朗历史的最后70年,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史学家将之称为当代时期。

与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一样,史学在历史学家所处环境的影响下发展,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史学家对史学的理解和品位受到某些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因此,在当代伊朗史学的一些先驱者例如穆罕默德·哈桑·汗·埃特迈德·奥尔萨尔塔奈(Mohammad Hassan Etemad Al-Saltanah)、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汗·扎卡赫·奥尔莫尔克(Mirza Mohammad Hussain Khan Za-kah Al-Mulk)、马赫迪格里·汗·穆罕巴尔·奥尔萨尔塔奈(Mahdi Qoli Khan Mukhbar Al-Saltanah)等的作品中也出现了恺加王朝早期史学的迹象。反之,恺加早期的史学受到萨法维史学和包括此前在内的早期流行文学传统的影响。

在伊朗到达现代前的那个时期,史学仍然受到恺加时期的史学和诗歌表达方式的影响,这也是这一时期部分史学家如编年史的作者和《拉泽·萨法·纳西里》(Ruzeh Alsafai Nasri)的作者受到现代主义先驱者严厉批评的原因。他们的作品因缺乏清晰和可靠的信息而受到特别批评。

但是这种史学方式却受到恺加王朝统治者和神秘主义的鼓励和支持。随着威权主义君主专制信誉的衰落及恺加末期立宪运动的兴起,这种史学方式逐渐没落,不再被接受。

在伊朗恺加立宪运动开始的前几年,伏尔泰 (Voltair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和乔治·拉彭森(George Ralpenson) 等一些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被翻译成波斯文,它们的出版为历史爱好者和史学爱好者打开了新视野。事实上,西方流行史学的模范们为知识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建立高等和中等学校,例如政治科学小学、中央师范学院;开设当时欧洲学校惯常的历史课,包括欧洲政治史课程。伊朗新时代的史学家从此开始对伊朗和世界的事件进行分析,并意识到有必要对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及影响进行思考。

随着宪法制度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局势的发展,恺加王朝摆脱了外国的阴谋和挑衅,被君主制取代,该君主表面上接受了宪法制度,但并未真正遵守宪法原则,实行威权主义,从多方面强化了西方文明成果。从这一时期开始宣传的思想和理论包括进步思想、现代主义理想和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思想。受土耳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Kemal Atatürk in Turkey)统治风格的影响,伊朗统治政权要求逐步与恺加和萨法维时代传统的遗产切断联系,这显然也受到种族抱负出现如德国雅利安人种的崛起的影响。

尽管不同政治派别和革命的反对派团体在这一时期早期仍然活跃,宗教阵线在库姆和马什哈德拥有相对牢固的基础,对新领导人在建立内部安全和民族文化方面的不同意见导致新伊朗逐渐倾向于复兴一些被遗忘的伊斯兰前的传统,鼓励爱国主义情绪,致力于鼓励发展思想。这样,史学就像当时文学的一部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反对派有限而无形的反应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即使是中立派和温和派如穆罕默德·卡兹维尼(Mo-hammad Qazvini)和穆罕默德·阿里·福鲁伊(Mohammad Ali Forui)之类反对史学的这些趋势,在政权崛起期间他们均被视为异己,有时也被视为堕落的保守主义。

二战期间,在列强占领伊朗的同时,当代伊朗史学一方面受到当时流行的无拘无束、庸俗新闻的影响,超出了批判性科学原理的范围;另一方面,与当代历史有关的新问题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民众关注的棘手问题包括对新政权的合法性研究、恺加王朝的神秘衰亡以及俄英竞争在攫取违背国家利益的特权和非法垄断方面的作用。史学界还出版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记录,而这些历史记录距离学术研究还很远,其中一些只是匆匆写成,几乎没有对既有文献进行研究,实质上是出于个人目的而写,这致使那个时期的史学非常简陋。

在新闻和出版物中实行审查制度,尤其是在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统治结束之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这使得史学很难进行。这一时期的伊朗史学更加关注恺加王朝的后期历史和立宪的发展,新闻界实行的审查制度使这一时期对历史的研究更加敏感,史学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从史学转向翻译外国对伊朗的研究似乎是这些限制加剧的自然结果。因为研究中心高度重视对旧历史文本的更正(偶尔出版且没有批判性内容),史学发展承受着严重的阻力,这也体现了时任政权不人道的要求。

在之后与伊朗历史有关的外国研究中,一些著作被翻译成波斯文。旅居国外的伊朗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这些出版物常常对伊朗读者具有启发性,同时也刺激了当时科研领域的史学人才的进一步发展,并赋予了它一种新颖而有趣的色彩。

在当代伊朗史学史上,最初就有编写伊朗历史出版物的必要,但在这方面,阿巴斯·伊克巴尔(Abbas Iqbal)在半年后才迈出第一步。在几年间,他的月刊以“纪念”(Yadegar)为名出版了对塞尔柱、萨法维和恺加等时期相对准确的历史研究文章。但是由于审查制度的加强,导致我们当代伊朗历史研究出现明显中断。多年后,伊克巴尔的朋友兼仰慕者贾汗吉里·加姆·马格米(Jahangir Ghaem Maghami)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的期刊,他的工作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他指出,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合时宜的中断研究是不幸的。

当然,这一论述对正确评估当代伊朗史学的成就是不够的,从现存的证据来看,总体而言,伊朗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和演变要比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取得的进步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