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的复兴 | 沙曼礼 王泽壮 曾涛

伊朗地处东西方水陆两路的交会点，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和融汇的核心地带。作为世界三大陶瓷体系之一的伊斯兰陶瓷体系在继承萨珊王朝（224～651年）时期发达的陶瓷传统基础上，经过近千年的消化、吸收和融合，充分借鉴了阿拉伯、中国、拜占庭、印度等不同地区的制造工艺和装饰元素，直到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时期才真正发展到成熟阶段和顶峰。在促成这一时期陶瓷业复兴和陶瓷艺术全面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早期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外部因素似乎更显突出。在这一外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从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到全国各地陶瓷生产中心的普通陶工，从伊斯法罕专业化的皇家陶瓷作坊（karkhaneh）到地方制瓷业行会，无不重视对陶瓷生产的赞助和陶瓷技艺的钻研，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以最大限度迎合国际市场的需要。关于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瓷器艺术研究，国外学术界、博物馆界和收藏界从20世纪初迄今，已涌现了大量作品，但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几近空白。[3]鉴于此，笔者拟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结合国外已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萨法维陶瓷业复兴的背景、成就和意义进行阐述。

萨法维王朝历时230余年，除王朝初立到阿巴斯大帝上台之前大约80年的战乱动荡外，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伊朗中古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伊朗历史上对外关系最活跃、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朗陶瓷业在充分继承自己制瓷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借鉴、融合和创新，实现了从地域性的传统制瓷向全国性生产的全面转型，并对伊斯兰世界制瓷业产生巨大影响。在此过程中，除了其统治者身体力行支持和赞助艺术创作，营造有利于艺术创作的氛围这一主观因素外，也与伊朗陶瓷制造技术和工艺的深厚积淀以及外部市场的旺盛需求等诸多因素有关。细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朗深厚的制瓷技术积淀是萨法维王朝陶瓷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伊朗陶瓷传统十分悠久，早在约5000年前的埃兰时期，这里就能制作出精美的彩陶，并对两河流域和四周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生产陶瓷的窑口便开始不断增多，遍及伊朗各处。阿拉伯人统治期间即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和阿巴斯王朝（751～1258年）时期，由于伊斯兰教义倡导节俭，禁止穆斯林日常生活使用金银器，促使伊朗陶工另辟蹊径，开始生产品种各异、颜色艳丽的波斯陶瓷以满足上层统治者对日常生活的需求。到塞尔柱王朝（1037～1194年）时期，伊朗陶工在制胎、釉料和装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为解决胎土疏松、黏度不高导致陶瓷烧造成品率低的问题，陶工发明了熔块（frit ware）瓷胎的技术，“这是一种由碎石英、碎玻璃和黏土等制成的材料，可以降低瓷胎的熔点，使其能在较低的温度下被烧制”；[4]在釉料处理上，引入安达卢斯亚地区的一种名为“干绳法”（cuerda seca）技术用于瓷砖生产，将碳酸锰和油脂等混合物倒入拼接瓷砖的缝隙之处，用以防止不同釉料在烧造时发生晕散现象，并且此法能使瓷砖釉面充满光泽、减少褪色；在装饰图案上，帝王英雄形象、传说人物、书法艺术开始结合，阿拉伯风格的几何纹、卷草纹开始与波斯传统的鸟兽纹结合，伊斯兰瓷器装饰风格基本形成。此外，陶瓷品种显著增多，应用领域显著扩大，卡尚、内沙布尔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制瓷中心，尤以卡尚生产的彩绘拼贴装饰面砖（彩绘马赛克）影响最大，西到埃及、叙利亚，东到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其范围几乎覆盖整个伊斯兰世界。[5]波斯语彩色瓷砖“kasht”一词便来源于地名“卡尚”。

蒙古西征以及蒙古帝国的建立，使统治伊朗的伊尔汗国（1256～1335年）和统治中国的元朝（1271～1368年）在统一的政治版图下，东西之间的人员、物品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空前活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波斯“蓝”和蒙古“白”两种代表不同文化审美内涵的色彩实现了跨时空结合。青花瓷在元代大规模烧造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来自以伊尔汗国为中心的广大穆斯林的有力需求。伊尔汗国不仅直接输入元朝青花瓷产品，而且本地陶工也在极力学习中国的制瓷经验，至1300年前后即合赞汗统治时期，来自中国的龙、凤、莲花、云纹等传统装饰图案开始在波斯本土的虹彩瓷器上出现。[6]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兴起后，统治者又将叙利亚、伊斯法罕等地各类艺术工匠延揽至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等东部文化中心为帝国服务，同时与中国明朝之间频繁往来，瓷器交流十分密切。[7]通过这两个时期向中国的学习，伊朗本地制瓷业无论是在制瓷技术还是在装饰技法上都得到提升，为随后的萨法维制瓷业全面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萨法维时期后，尤其在阿巴斯大帝上台后，随着国内政治秩序的恢复，内外经济迅速走向繁荣。得益于这一时期空前活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外部市场的刺激，萨法维王朝的陶瓷在装饰主题、器型样式、烧造工艺等诸多方面均出现了有别于前代的崭新面貌，集中展现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密切交流和融汇的历史面貌。关于萨法维王朝陶瓷装饰中具体的中西文化元素，笔者将另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长久以来对中国陶瓷的仿制和借鉴是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复兴的关键因素。从唐末开始，海路勃兴，中国外销瓷的浪潮开始延绵不断，输入地区主要就是阿巴斯王朝统治下的中东伊朗地区，引发了伊朗陶工全力模仿中国陶瓷的第一个高潮。长沙窑（铜官窑）是这一时期向外输出瓷器最为活跃的窑口，成为早期对伊朗整体制瓷业影响最大的中国制瓷中心之一。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大规模采用釉下多彩装饰技术的窑口，对伊朗瓷器制造业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装饰技法，二是装饰素材。伊朗陶工在长沙窑产品输入前，对陶瓷的装饰仅简单地施以化妆土再绘制纹饰，并未掌握以透明釉覆盖多色釉料的技术。长沙窑产品输入之后，釉下彩技术也随之传入。在内沙布尔和萨马拉等地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者都发现了伊朗陶工已掌握釉下彩装饰技法的实物证据。[8]在装饰素材上，长沙窑为迎合唐朝繁荣的文化市场，生产了大量以五言诗歌、警句、谚语为装饰素材的产品，这些产品进入伊朗后，启发了伊朗陶工以书法装饰陶器，库法体、纳斯赫体、苏鲁斯体逐渐成为陶瓷装饰纹饰。除了对长沙窑釉下彩瓷的仿制以外，这一时期的伊朗陶工在黄褐色的胎土上施以用氧化锡做发色剂的铅釉，制成白色的瓷胎，并使用以钴蓝为主的颜料描绘出花叶等装饰图案，烧成仿造“唐白瓷”的“白釉陶”，但限于胎土和瓷工经验的不足，仿制并不成功。

伊朗陶工仿制中国瓷器的第二个高潮就是萨法维王朝时期。萨法维王朝的起始时间对应中国的明中叶至清朝中期。明朝输出到伊朗地区的陶瓷产品，尤其为中东伊斯兰地区所热爱的青花瓷对伊朗陶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按照英国陶瓷史学家亚瑟·莱恩的说法，萨法维王朝时期仿制中国青花瓷可细分为三个同步模仿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集中仿制明嘉靖（1522～1566年）和万历（1573～1620年）年间的青花瓷。这一时期明代青花瓷的生产和装饰以官窑为主，纹饰以云龙纹、凤纹、仙鹤纹、幼鹿纹等皇家传统风格为主。或许是因为“龙”在伊朗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内涵，萨法维王朝早期主要制瓷中心大不里士的陶工仿制了大量以凤纹为题材的伊朗青花瓷，伊朗传统文化中的神鸟西摩格（simurgh，伊朗凤凰）成为常见的瓷器装饰素材。同时，为了迎合欧洲市场需要，萨法维王朝陶工甚至连中国瓷器的年号款也加以模仿。[9]第二阶段约为1620～1683年。在这一时期，边境压力和财政危机导致明廷控制的官窑生产逐渐走向衰落，最终为民窑生产所取代，纹饰风格也呈现了特有的文人风格、民间风格和外销风格等多元并存的局面。外销风格中又以“克拉克瓷”为代表。克拉克瓷最受欢迎的图案是以植物纹为主题配以各类花草，开光之内绘有羚羊、鸟类、宝石、如意等，另有宝塔、山水景物和雅士形象。这类装饰均为伊朗陶工模仿，生产出的大量伊朗克拉克风格的青花瓷，其中有些非常接近原作，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10]第三阶段为仿制衰落停止阶段，相当于清代中期。这一时期萨法维王朝陶工仿制中国瓷器的样式较少，是因自阿巴斯一世之后的君主们多庸碌无为，内外形势动荡，各地窑口多陷入停滞。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清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巩固，景德镇逐渐恢复生产，以官方为主导力量的瓷器生产和出口重新恢复，伊朗萨法维王朝对中国瓷器的仿制也随之走向终结。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瓷业以同步模仿中国瓷器为主，形成了国家主导、制瓷窑口普及全国的繁荣局面。

最后，官方重视和世界市场需求为萨法维王朝瓷业走向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萨法维王朝前几位国王对陶瓷生产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到第五任君主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阿巴斯一世从小就生长在艺术气氛浓厚的赫拉特，童年的艺术熏陶培养了阿巴斯一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感知力。为了复兴伊朗制瓷产业，更出于增加国家收入等目的，阿巴斯一世对陶瓷生产非常重视。1611年，阿巴斯一世下令重修先祖萨菲·丁陵寝时，将收藏的1162件中国元明瓷器捐献给阿尔达比勒祖庙，专修瓷厅（chini khaneh）用以展示。[11]除收藏外，阿巴斯一世还身体力行参与陶瓷生产实际过程，下令在首都伊斯法罕设立皇家陶瓷作坊负责陶瓷生产，亲自选定瓷器纹饰画本。在阿巴斯一世的表率下，王公贵族们纷纷效仿，[12]尤以呼罗珊总督卡拉恰卡伊·汗（Qarachaqay Khan）、克尔曼总督甘吉·阿里·汗（Ganj Ali Khan）等为代表。卡拉恰卡伊·汗为表对国王的忠诚，也向阿尔达比勒萨法维祖庙捐赠了约100件自己收藏的中国瓷器，其中质量最佳者刻有“卡拉恰卡伊·汗”字样的铭文，从传世至今的几件刻有姓名的藏品来看，这位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员确实具有深厚的瓷器鉴赏能力。也正是由于这种艺术上的天赋，他被派往皇家陶瓷作坊，代表阿巴斯一世负责监工督造。[13]1617年，他在担任呼罗珊省总督期间奉阿巴斯一世之命修缮第八代伊玛目陵寝（Haram）时，曾雇用了大量陶工参与装饰瓷砖的设计和生产。从此，马什哈德成为萨法维王朝境内东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与之相同的是，甘吉·阿里·汗总督在克尔曼省期间，曾修建规模庞大的甘吉·阿里·汗建筑群，当时也雇用了大批陶工到克尔曼。在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来自伊斯法罕的能工巧匠，部分陶工在完成工程后继续留在克尔曼，使克尔曼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陶瓷之都”。[14]法国珠宝商、旅行家巴蒂斯特·塔沃尼（Baptiste Tavernier）曾在这一时期来到克尔曼，目睹这里的陶瓷生产盛况和陶瓷质量，并感叹说：“克尔曼生产的瓷器真的很难与质量上乘的中国瓷器区别开来，瓷器色泽内外通白，类银似雪。”[15]总之，统治者的审美趣味和重视程度推动了陶瓷生产和技艺的全面进步，成为促使萨法维王朝陶瓷业走向复兴的重要内在动力。

瓷器作为一种产品，其被市场认可和接受程度首先取决于其实用性，然后是艺术性。依理，瓷器制造业盛衰同样首先取决于市场需要。从全球视角来看，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西方殖民者主导的商业航海活动，既是全球化开启之事，也是早期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出现之始。在此过程中，亚洲主要经济体明朝中国、莫卧儿印度和萨法维伊朗各自都以自己的市场要素参与和融入这一体系。从葡萄牙商人最早于1552年在中国东南沿海上川岛设立贸易转运站，到17世纪荷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东印度公司纷纷加入瓷器贸易的100余年中，中国瓷器在世界瓷器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作为世界市场瓷器供应最重要的来源地，中国明代的政局动荡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世界瓷器贸易格局。阿巴斯一世即位的1587年正值明万历十五年，是明朝陷入风雨飘摇、政局动荡的转折之年。随着明朝危机的加深，来自中国的瓷器供应货源日益吃紧，从而迫使西方贸易公司在亚洲四处寻找新的替代货源。一贯重视商业贸易的“商人国王”阿巴斯一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市场机遇。“他认为，伊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能够大大缩减西方东印度公司的运输成本，从而在出口贸易中占得先机。”[16]正是在这一外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从阿巴斯一世开始，掀起了全面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瓷器生产作坊和窑口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尤其邻近陆路商道的中心城镇发展为当时著名的制瓷中心。

总之，伊朗自身悠久的制瓷传统和深厚的制瓷技术积淀，历史上与中国发达的制瓷工艺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流和互鉴，尤为重要的是萨法维王朝建国正值早期世界贸易兴起时期，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这些主客观因素互相叠加，共同促进了萨法维王朝时期制瓷业走向全面复兴和繁荣。

得益于上述的历史条件和机遇，随着政治统治秩序的恢复和巩固，萨法维王朝的制瓷业与生丝出口、海陆过境贸易等行业一样，也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第一，窑口数量迅速增多，生产规模变大。萨法维王朝前期，王朝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导致陶瓷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从整体的规模来看，大体上延续了帖木儿王朝及白羊王朝（1378～1502年）时期的窑口数量。随着阿巴斯一世继位，在国王自上而下的支持下，伊朗陶工通过修缮和扩建废旧窑址，在全境范围的交通要道沿线和新兴城镇新建窑口，形成了以首都伊斯法罕为中心，呈不规则的“川”字形向四周发散分布的瓷器生产格局。尽管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正史和其他官方材料对窑口数量缺少记录，但仍然可以从当时的西方伊朗贸易档案和旅行家的游记中得以窥见。17世纪中期游历波斯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利里乌斯（Adam Olearius）说：“伊朗陶瓷窑口在萨菲一世（1629～1642年在位）时期已十分普遍，每个城市基本都有陶瓷窑口的存在，规模最大的在库姆，这里有手工艺品镀剑，最重要的产品还是各种装饰精美的瓷盘，这些瓷盘被行销到全国各大城市。”[17]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珠宝商夏尔丹曾于1666年、1673年两次游历波斯，并在伊斯法罕有过四年多的旅居生涯，是为数不多经历了阿巴斯二世（1642～1666年在位）和苏莱曼一世（1666～1694年在位）两朝的西方旅行家，所著《夏尔丹游记》内容包罗万象，具体而细致，堪称那个时代的波斯百科全书，对欧洲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18]长期的生活体验及观察能力使夏尔丹对萨法维王朝陶瓷生产情况记载得十分具体：“伊朗陶工在波斯各地制造陶器，但最好的陶器主要集中在波斯的大都市设拉子、马什哈德、亚兹德和克尔曼；若就陶瓷的质量而言，克尔曼省内的扎兰德（Zarand）小镇最为出色；在伊朗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有大量的窑口分布，主要的产品是蓝彩陶器。”[19]“在设拉子的一场宫廷饮宴上所使用的餐具大多数是陶瓷器皿，这些陶瓷比金银更有价值，有些瓷器颜色甚至是罕见的绿色，陶瓷样貌崭新，表面光泽如玉，欧洲陶瓷器皿与之相比是远远不如的。”[20]

除窑口数量显著增多以外，在阿巴斯一世及后继君主的直接推动下，萨法维陶瓷生产规模也进一步扩大。阿巴斯一世在位时期设立的皇家陶瓷作坊，属于33大官方作坊之一。到17世纪下半叶，每个工作坊的专职工匠便达150人之多。[21]皇家陶瓷作坊中的制瓷工匠分为“制砖工匠”（kureh-pazan）、“制陶工匠”（kuzeh-garan）、“制瓷工匠”（kashi-pazan）三类，行会之上增设行政长官卡德科达（kadkhoda）负责管理陶瓷的生产质量、售卖价格、同行竞争及其他事项。[22]这样的组织结构不仅在伊斯法罕皇家陶瓷作坊中有所体现，更覆盖了伊朗各大周边城市，在克尔曼就存在这样一个陶瓷行会组织。[23]在精细化分工和管理下，萨法维制瓷技术高超者更是灿若星河，名留青史者有早期的穆罕默德·纳卡什（Muhammad Naqqash）和赫瓦杰·穆罕默德（Khvajeh Muhammad）等。前者曾为帖木儿皇室生产瓷器，后被延揽至伊斯法罕，以装饰各种精细的瓷器纹饰而著称；后者制作的瓷盘和梨形水烟壶至今仍然珍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供世人欣赏。[24]后期有代表性的陶瓷艺术家以克尔曼陶工赛义德·艾哈默德（Sayyidi Ahmad）成就最大，他以仿制中国瓷器而闻名，所仿制的瓷器有时甚至连行家都难以分辨，亚美尼亚商人更是以收藏他所生产的瓷器作为财富的象征。[25]总之，专业化的生产组织和人才辈出的制瓷工匠为萨法维王朝陶瓷生产规模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制瓷中心的地理布局更加合理。自16世纪初即全球化贸易肇始，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利用伊朗在联通环印度洋—西太平洋贸易中的有利位置，在霍尔木兹港设立大型贸易货栈，将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贩卖到东南亚、中东、东非和西欧一带。然而，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政局动荡，尤其是明代灭亡后清廷为了彻底解决盘踞闽台一带的郑氏集团问题而颁布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恰恰为瓷器贸易线路中的中继站之一伊朗全力发展制瓷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伊朗陶瓷产量激增并大量出口到欧洲、南亚、阿拉伯半岛和远东等地区正是中国处于外销瓷供应货源最紧张的时期。[26]为了满足多元和广阔的国际市场需求，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方便陶瓷出口与转销，萨法维王朝境内的制瓷中心重新进行了布局和调整。按照地理位置和出口市场对象，这一时期的瓷器生产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东南部地区，以霍尔木兹港（阿巴斯港）为基础，设立面向专事西方市场的制瓷中心。阿巴斯港从8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环印度洋海路贸易圈的枢纽之一，也是环印度洋圈与西太平洋贸易圈实现联通的主要中转站之一，16世纪世界海洋贸易兴起后直到18世纪中期，更是联通整个东西方贸易网络最重要的中转贸易中心。1622年阿巴斯一世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霍尔木兹港，直接打通了伊朗与英国、荷兰、法国、印度和中南亚各国的贸易线路。从此，阿巴斯港与萨法维王朝瓷器的出口息息相关，甚至将由此港输出的暗花白陶和玲珑陶称为“贡布隆陶瓷”（阿巴斯港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Gombroon”，明代文献译作“伽木隆”）。[27]阿巴斯港的兴盛直接促成了围绕阿巴斯港的内沙布尔、马什哈德、克尔曼外销瓷业的繁盛，其中尤以对克尔曼瓷器的影响最大。克尔曼不仅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仿制最新样式的中国“过渡瓷”，而且更是因为这里生产的瓷器器型多、数量大、胎质好、装饰精，[28]成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采购波斯陶瓷的首选之地。中部地区，以伊斯法罕为中心。在阿巴斯一世初期，中部城市亚兹德、伊斯法罕、卡尚等地已是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随着阿巴斯一世在伊斯法罕设立皇家陶瓷作坊，伊斯法罕的陶瓷规模便开始不断扩大，瓷工之间分工明确且专业化程度极高。[29]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新都伊斯法罕的崛起，大量新建的清真寺和学校对瓷砖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伊斯法罕陶瓷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伊斯法罕“官窑”生产的基础。在伊斯法罕的带动下，戈姆谢（Qumisheh）、亚兹德、设拉子等中部陶瓷中心一跃而起。西部地区，以大不里士为主。大不里士邻近奥斯曼土耳其、外高加索和俄罗斯等地，是伊朗高原中心区域通往这些地区的必经之地。此外，大不里士和阿尔达比勒都曾是伊朗古老的制瓷中心之一，这里的陶工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古伊朗陶器的制作工艺，到萨法维王朝时期又全面借鉴和融合了诸多中国瓷器的装饰风格，产品深受各国欢迎。今天在国际拍卖会上被国际收藏家热捧的所谓“库巴奇陶瓷”（Kubachi ware）实际上就是萨法维王朝时期在大不里士和阿尔达比勒一带出产并出口至外高加索、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朗青花瓷。[30]

第三，制瓷技术取得重要突破，陶瓷器型种类增多。随着萨法维王朝陶瓷业的恢复和发展，陶瓷生产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瓷砖制造方面，采用“七彩”（haft-rang）技术烧造瓷砖开始普及。这项技术“将纯黏土和少量沙子混合，制成瓷胚，素胚表面施以由白石粉和碳酸钠等混合物制成的釉料，反复进窑烧制三次，成品约16.51厘米见方，成品的瓷砖还需在拼接处不断修整，以确保完美的接合”。[31]虽工艺烦琐复杂，但以此法烧造出的瓷砖产品，能够抵挡住伊朗地区强烈的阳光而数百年不褪色。七彩工艺从此被后世所继承，赞德王朝（1750～1794年）时期兴建的瓦基尔清真寺（Vakil Mosque），恺加王朝（1779～1921年）时期兴建的莫勒克清真寺（Nasir al-Mulk Mosque，即粉红清真寺）、阿菲夫阿巴德花园（Afifabad Garden）所用瓷砖皆是七彩瓷砖。在瓷器装饰技法上，萨法维王朝陶工还发明了一种漆合技法（lacquer binding），其灵感来源于明嘉靖至天启（1621～1627年）年间生产的漆器。[32]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随后还被延伸到书籍装帧领域。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一本法特赫·阿里国王（Fath Ali Shah，1797～1834年在位）曾经随身携带的《古兰经》抄本，就采用了这项装饰技术。在陶瓷器型方面，一些新的陶瓷器型开始出现。这些新器型按应用范围可分为两类。一是适用于国内市场的器型。16世纪开始，咖啡、烟草等陆续传入波斯，伴随而来的是“咖啡厅”（Ghahve Khaneh）休闲社交成为萨法维王朝普遍盛行的社会时尚。萨法维陶工为迎合这种消费诉求，生产了诸如咖啡杯、水烟壶、痰盂等，这些新的器型样式装饰精美，既仿制中国的克拉克瓷，也有伊朗传统的虹彩陶瓷器型，种类丰富多样。二是适用于国外市场的器型。从17时期早期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木制模型不断地送往中国景德镇、沿海周边窑口进行生产，同时这些器型样式又被伊朗陶工所同步仿制。[33]随着伊朗与西方东印度公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式陶瓷种类逐渐增多：克拉普穆茨碗（klapmutz[34]bowl）、奶酒壶（possetpot）、鸡蛋杯（eggcup）、烛台（candlestick）、啤酒杯（jug）、瓷鞋（shoes）等层出不穷，集中显示出萨法维王朝陶瓷器型多样化背后的市场推动力。

第四，萨法维瓷器行销范围广，出口量大。伊朗地理位置特殊，东西方贸易往来、内陆各地的商品贸易流通非经伊朗难以为继。17世纪，正处于欧洲与亚洲陶瓷贸易稳步增长的时间段。在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萨法维王朝陶瓷自阿巴斯港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持续不断地出口到国际市场。关于亚洲地区，结合陶瓷考古出土信息及当时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来看，萨法维王朝陶瓷是17世纪伊朗输往印度的主要商品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载：“萨法维王朝陶瓷运往印度的卸货港口主要集中在南亚的锡兰和印度的科钦、马拉巴尔等海湾，其中在1680～1681年有一大批萨法维王朝陶瓷被运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随后被销往印度。”[35]除此之外，萨法维王朝陶瓷还被远输到阿拉伯半岛沿海和腹地，已为也门、巴林等地出土的萨法维王朝陶瓷残片所证实。[36]关于欧洲地区，萨法维王朝瓷器主要通过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销售网络和贸易商船辗转扩散。精细的萨法维王朝瓷器在欧洲一度作为奢侈品在上层社会广受欢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常常将萨法维王朝陶瓷同日本、中国陶瓷混淆在一起，以求高价。另外，从数量上来看，在1625年之后的25年时间里，伊朗陶瓷每年向巴达维亚出口约1600件，总计约4万件。[37]但17世纪伊朗陶器的实际输出量应大于此数，因伊朗陶器不仅出口到巴达维亚，而且还输往其他亚非各地。[38]这一时期，欧洲贸易公司在伊朗的采购量明显增多。从1629年开始萨法维王朝陶瓷便开始大量出口，当年便有4000件瓷器被装上船运往阿巴斯港出口，到1635年陶瓷销售数量达到顶峰，近10万件咖啡杯被运往欧洲，1638年虽有减少，但输往欧洲的陶瓷数量仍超过33000件。[39]除海上运输以外，英国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于1627～1629年在伊朗旅行期间，曾目睹大量由印度、中亚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驮马商队陆续从伊朗运出瓷器。[40]换句话说，萨法维王朝陶瓷出口不仅借助海路，而且还利用四通八达的陆路贸易网络不断地输出到周边地区。

总之，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统治者积极利用世界市场机遇的有利时机下，在生产规模、制瓷技术、品种多样化和出口量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伊朗陶瓷业在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为萨法维王朝国力的强盛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而且还一度作为世界瓷器市场的替代品填补了市场空白，甚至对伊朗乃至整个伊斯兰艺术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的复兴不仅是王朝经济繁荣的表现，也是王朝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萨法维王朝建立以来，就与周边邻国和地区战争不断，常年的战争使王朝的国库收入一度陷入困境。在塔赫玛斯普一世（1524～1576年在位）统治的最后14年里，政府的整个岁入从16世纪50年代早期的500万金币，下降到1571年的300 万金币，其孙阿巴斯大帝继位初期，甚至一度出现了用羊皮刻字代替军饷的悲惨状况。[41]然而，作为萨法维王朝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阿巴斯一世自然不会放任萨法维王朝的经济每况愈下，他采取了诸多政策来恢复伊朗的经济。例如，他扶植伊朗的本土棉花种植以减少对印度棉布进口的依赖，限制境内金银贵金属的外流；垄断了伊朗生丝的生产和出口，通过对亚美尼亚人有计划的移民和专门委任等手段，建立高度国际化、专业化的生丝原料和丝织品营销网络，以提高国家的外贸收入；等等。[42]尽管同伊朗传统的生丝贸易出口量相比，伊朗瓷器的出口总值在对外贸易量中的占比并不大，但随着欧洲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英国、荷兰、瑞典和法国等贸易公司的加入，尤其中国瓷器出口短缺造成了欧洲市场空白，为素以转口贸易著称的伊朗萨法维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阿巴斯一世以及随后的继任者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实现了伊朗陶瓷产品对外出口的空前剧增。从目前保存完整的英国、荷兰两国的东印度公司贸易档案来看，1665～1681年的16年间是伊朗瓷器出口欧洲数量最大的时期：1665年为4646箱，1668年为2268箱，1669年为4832箱，1670年为6638箱，1675年为1960箱，1676年为1900箱，1677年为3921箱，1681年为4556箱。[43]当然，萨法维王朝瓷器因质地精美，加上酷似中国瓷器，输出地并不限于欧洲一地，还销往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非洲沿海城市等地，这些地区的博物馆至今还保存不少萨法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展品。[44]萨法维王朝瓷器不仅出口数量大，出口地点多，而且售价也十分可观。1666年，从巴达维亚开往好望角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维斯特伍德”号商船上有一张伊朗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售价清单：“在这艘船上共运输了两类伊朗陶瓷，一类为40件精瓷，其中14只大盘，每只售价为0.5弗罗林（florin）；14只中盘，每只售价为0.4弗罗林；12只小盘，每只售价为0.3弗罗林。另外一类是民用器，包括100只陶盘，每只售价0.2弗罗林；25只陶碗，其中8只大碗，每只0.5弗罗林，8只中碗，每只0.4弗罗林，9只小碗，每只0.3弗罗林；20只小碟，每只售价0.1弗罗林。[45]1674年，从巴达维亚开往孟加拉的“克拉弗斯克”号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文件记载：“现在从亚洲获取到质量上乘的瓷器很难，运送的130件粗制伊朗陶器，其中包括48只盘子、62只碗和20只小壶，每只价格分别为1.5、0.8和0.6弗罗林。[46]从1666年到1674年的8年内，伊朗同类瓷器的售价上涨了3倍。今天我们难以对伊朗萨法维王朝瓷器出口总收入得出准确的具体额度，但通过西方贸易档案的零星记录加上对行销区域的广泛性进行估算，应该是一笔相当丰厚的国家收入。正是外销利润的有力刺激，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瓷器能够与生丝、地毯一度成为三大主要出口产品，对伊朗跻身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三大帝国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其次，萨法维制瓷业的繁荣有效地填补了因中国政权动荡造成的全球瓷器市场的空白，弥补了世界贸易体系供应链的断层。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16～17世纪既是全球贸易的兴起阶段，也是全球化市场的肇始。自欧洲殖民者发现美洲伊始，西方商人便将新大陆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源源不断地输往亚洲，以换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印度的棉布和靛蓝、伊朗的生丝和地毯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羊毛和皮货等，亚洲四大经济体都以强大的供货能力源源不断地为西方贸易公司提供货源。然而，中国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经济衰落和随之而来的全面社会动荡直接造成国际瓷器市场的货源短缺和枯竭。在中国瓷器货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地方，越南、日本、伊朗等制瓷传统悠久的三个国家便迎来了各自的繁荣期。越南和日本制瓷业深受中国影响，越南从14世纪末在明朝青花瓷的影响下开始生产青花瓷（“安南青花”）；日本从明朝末年开始仿烧自己的青花瓷（“染付”“芙蓉手”）；伊朗在帖木儿时期也开始仿烧青花瓷，但三个国家制瓷产业化、规模化并大量进入国际市场都是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上面提及的伊朗瓷器出口量最大的16年，从时间上来看，正处于世界陶瓷史上的所谓“过渡期”[47]，完全对应清初因时局动荡而出现的中国瓷器外销空白期。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和统治秩序的恢复，以景德镇为主的全中国瓷器生产和外销也逐渐走向正常，由此引起的市场连锁反应便是伊朗陶瓷出口量呈锐减之势，到萨法维王朝结束时西方贸易公司的文档只有零星输出的记载了。中国瓷器生产和出口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恢复，不仅对伊朗萨法维王朝的瓷器生产和出口进行挤压和打击，越南制瓷业从此也一蹶不振并淡出历史舞台，唯有日本制瓷业在借鉴中国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能根据市场变化而推陈出新，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得以生存和延续。总之，在全球市场形成的早期，因中国瓷器供应链中断而造成的市场空白，对上述三个国家制瓷业来说既是有利的外部诱因，也意味着难得的市场机遇，萨法维王朝正是抓住这一机遇才实现了制瓷业振兴，而且还卓有成效地填补了国际瓷器市场空白，为萨法维王朝深度参与和融入早期世界经济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最后，萨法维王朝瓷器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载体，成为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世界各地文明互学互鉴的典型案例。萨法维王朝伊朗瓷器品种繁多，如果说米纳依彩瓷、“库巴奇陶瓷”是伊朗本土瓷器品种的代表，那么这一时期在国际市场上深受欢迎的伊朗青花瓷则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属于真正的具有跨文化属性的产品。元青花是中国和伊朗两国瓷工直接合作的产物，明青花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批量地进入伊朗，到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明青花输入伊朗的数量更大。[48]阿巴斯大帝为了提高伊朗整体制瓷水平，远从中国招募300余名制瓷匠人定居伊斯法罕，实地指导伊朗陶工进行生产。[49]得益两地面对面的制瓷技术的交流，萨法维王朝青花瓷几乎采用了中国明代青花瓷的所有装饰图案。2007～2011年伊朗和中国考古学界在伊朗里海沿岸古城法拉哈巴德的夏宫贾汉纳马宫（Jahannameh Palace）遗址发掘的伊朗青花瓷实物中，就有精仿中国“八仙过海”的装饰图案，蓄浓须，着飘逸长袍，其中以铁拐李的形象尤为逼真，头戴发箍，手拿葫芦状的法器，衣摆之处以淡淡的波浪纹勾勒。[50]值得一提的是，伊朗陶工为了追求“逼真”，还精准地模仿了汉字“大明成化年制”钴蓝六字款。如果说中国文化元素在萨法维王朝青花瓷装饰上的集中呈现是中伊两国瓷器文化长期交流的自然结果的话，那么西方装饰元素为萨法维王朝青花瓷所采用，则完全是由全球化早期世界市场兴起的历史契机促成的。自1622年起阿巴斯大帝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回霍尔木兹港之后，西方的东印度公司便得以在这里直接设立大型商栈。伊朗陶工为了迎合日益扩大的西方市场需求，有意识地将西方纹饰绘制在瓷器上，“许德拉”（hydra）纹瓷碗为其中典型。“许德拉”本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九头水怪，巨大的身躯代表力量、多头则代表强悍的生命力，是西方盛行的传统装饰图案。从现存的伊朗“许德拉”碗来看，碗内壁分为8个开光，开光内绘“石中松”，碗心绘“骑驴过桥图”，背景辅以“火焰纹”。“许德拉”纹饰图案前后对应，绘于器腹外壁，主题纹饰“许德拉”之间以伊朗传统的如意纹、莲花纹、涡卷纹等辅助纹饰相隔。碗心“骑驴过桥图”是嘉靖和万历时期中国青花大碗上常见的装饰题材，但骑驴者却为欧洲人形象。这种由伊朗瓷工绘制烧造，自带本土元素，兼采中西风格而将三种不同文化元素集于一身的“许德拉”碗，既是伊朗瓷工有意迎合西方市场需要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和互鉴空前活跃的产物，鲜明地体现了萨法维王朝青花瓷的时代特征和伊朗伊斯兰艺术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

伊朗制瓷业的历史源远流长，自身技术积淀深厚，同时又善于借鉴和吸收外来有利因素，因此伊朗制瓷工艺历代均有所创新。但直到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伊朗制瓷业才迎来全面的复兴，传统制瓷业向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方向转型和升级，在窑口数量、生产规模、器型种类、出口数量、行销范围、艺术成就等方面较以前均有大幅提升，这一时期，伊朗制瓷技术超过同时代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代表了伊斯兰制瓷水平的巅峰。

伊朗萨法维王朝制瓷业的复兴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得益于自身悠久的制瓷传统，更有赖于对外部因素的借鉴、吸收、融汇和创新。一方面，历史上伊朗与中国在制瓷工艺方面长期保持频繁而密切的交流，在装饰风格上相互借鉴；另一方面，16世纪是全球市场和全球贸易的肇始，伊朗凭借特殊的地理区位在中国瓷器出口短缺的背景下，及时抓住市场机遇，大力生产瓷器以填补市场空白，换言之，旺盛的世界市场需求构成了萨法维王朝制瓷业复兴的外部刺激因素。

总之，萨法维王朝制瓷业的复兴，既得益于自身悠久的制瓷传统和技术积淀以及统治者的重视，更得益于早期全球瓷器市场因中国货源紧张而带来的外部市场机遇。既是机遇，即意味着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因为随着17世纪后期中国清朝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出口供货能力的恢复，世界瓷器市场供货不足的现象不复存在，萨法维王朝的制瓷业和越南、日本的制瓷业一样都失去了因填补空白而造就的短暂繁荣，再加上萨法维王朝后期内忧外患，维持萨法维制瓷业繁荣的内外部有利条件均永久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