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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巴鲁赫·基默林：受到两面夹击的学术史：以当代以色列的犹太史学为例

转自公众号： 新史学丛刊 2023年02月02日 10:00 江苏
原文译自《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杂志第7卷，1995年第1期，第41-65页。
译文刊于《新史学》（第二十七辑）。《新史学》为半年刊，每年6月、12月见刊，投稿邮箱：ch68@shnu.edu.cn；文中注释从简，若欲查看完整注释，敬请订阅本刊。
作者：巴鲁赫·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1939—2007），以色列著名历史学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
译者：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闫涛，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生。

受到两面夹击的学术史：

以当代以色列的犹太史学为例

译者导语：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下，以色列的史学呈现出批判性的趋势。以“新历史学家”为代表的后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对被掩盖历史真相的揭露，使得长期以来维持以色列认同的模式遭受质疑乃至否定，致使以色列传统史学的基础遭到冲击。巴鲁赫·基默林从移民定居者社会入手，从史学角度对以色列立国的起源和合法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强调在创建新社会和国家的过程中，以色列的史学处于两面夹击、腹背受敌的境地：一方面，历史学者致力于坚持追求历史真相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历史编纂成为塑造意识形态的手段以服务于国家构建的目标。在历史编纂与民族构建相遇时，究竟是要保持绝对的学术客观性，还是服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需要，这无疑是许多国家都会遇到的艰难抉择，尽管这种矛盾的对抗程度可能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体现得更为激烈。

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以色列史学的创立与移民社会的创建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个移民社会不断遭受对其基本准则的暴力抵抗以及相应而来的内部和外部合法性问题。历史编纂成为国家和集体认同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使该学科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忠诚和努力达到职业道德标准的双重压力,而历史学职业道德的基础是19世纪末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的否定意识形态影响的实证主义哲学。

关键词：以色列犹太史学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定居者社会

遗忘，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错误，是创造一个民族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研究的进步通常对民族性构成了威胁。事实上，历史研究常常揭露了那些发生在政治体初创时期的暴力事件，即使它们的结果是有益的。

——厄内斯特·勒南：《何谓民族？》

建设一个移民定居者社会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形成和出现于欧洲殖民时代前夕，在当时欧洲人定居在任何非欧洲的土地上被视为一项不言自明的权利。然而，与其他作为殖民目标的土地不同，“锡安”没有被欧洲人选中不是因为这块土地的质量、自然财富或政治可及性。而锡安之所以被犹太人选中，是因为它是唯一一块能够唤醒世界犹太人情感需要的土地，以便开展一场致力于移民和建设新社会的运动，这与为了个人和家庭拯救的移民北美活动相反。为了动员犹太人，诸多从犹太教中被挑选出的原始象征和神话经过部分的世俗化与民族化以适应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犹太教中被挑选要素的世俗化有助于创立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部分地重建和发明了过去（或者历史），以把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融合在一起。这些活动的显著目的是在这块土地的“犹太人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活动的当下状况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犹太人的过去”和历史被认为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用来宣示对这块土地的主权，并对抗当地阿拉伯人自称是这块土地唯一合法拥有者的反诉。

《何谓民族：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

黎英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图片为该书封面）

一些移民定居者社会，例如北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成功地消灭了土著人口；另一些移民定居者社会则设法把土著人口吸纳进新的分层体系并建立了新的同化民族。在其他事例中，例如阿尔及利亚、罗德西亚和南非，当地土著居民通过长期的血腥斗争，成功推翻了移民定居者的统治体系。然而，在犹太人—阿拉伯人（后来被称为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关于巴勒斯坦土地至今持续一百余年的冲突中，没有一方强大到足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冲突的行为模式、规则和手段在不时地发生变化，但是基本上维持着全面冲突的状态，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在这样一种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物质和人力资源（其中包括智力）都被进行了动员；历史、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也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这个原因，民族主义历史编纂不仅仅是作为国家构建努力的一部分而产生。凯杜里声称，这种“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对传统的观念做了一个微妙而又明确的改变。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犹太教不再是犹太人存在的理由，反而变成了犹太民族意识的产物。在巴基斯坦人的说辞中，伊斯兰教被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并被用来动员穆斯林反对印度。”而且，在这些事例中，历史编纂既是冲突管理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冲突管理过程中的武器。犹太复国主义史学（阿拉伯史学同样如此）的后果之一，如同卡尔所说的“如果无法对对方的想法做出一个富有想象力理解的最基本的估量，那么对方的言语和行为总会让人觉得是具有攻击性、愚蠢和虚伪的。”正如稍后将阐明的那样，以色列的历史编纂运用了许多精巧的策略，把历史变成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的强有力的工具：一条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犹太人内部与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另一条是在外部与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斗争。这两条“战线”都具有双重的目标：打击外部的敌人与需要在内部“支持者”中间促使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合法化，以避免内部的合法性危机。

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缔造

纳粹崛起之前的德国被认为是犹太研究最大的学术中心。当纳粹政权上台后，大部分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离开了德国，其中一部分移居到了巴勒斯坦。虽然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如尤金·陶布勒（Eugen Taeubler，1879—1953）和伊斯玛·埃尔伯根（Ismar Elbogen，1874—1943）前往了美国，但他们的大部分学生来到了巴勒斯坦。规模很小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及其犹太研究所只能为他们中的少数人和其他德语背景的学者提供教职。在希伯来大学内外（包括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系的创建者们）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讲德语或深受德国历史编纂的影响。其中包括被认为是犹太民族历史编纂的关键人物与希伯来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伊扎克·贝尔（Yitzhak Baer）和本·锡安·迪努尔（Ben Zion Dinur）。

从一开始，希伯来大学就受益于历史学和其他与犹太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的那些杰出而富有魅力的学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哈西德运动及其思想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希伯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研究犹太神秘主义及其历史的学者格肖姆·格哈德·索勒姆（Gershom Gerhard Scholem），曾在柏林大学接受教育。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出生于普鲁士，是柏林大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法学的毕业生。鲁平从1926年到1943年他去世一直担任希伯来大学“犹太民族社会学”讲席教授，他是一位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领袖，发起了当时巴勒斯坦的主要定居项目。以西结·考夫曼（Yehezkel Kaufmann）生于乌克兰，曾在伯尔尼大学学习，1939年被任命为希伯来大学的圣经研究教授；他曾在柏林花费大量时间致力于德文版《犹太百科全书》的编纂。撒母耳·雨果·伯格曼（Samuel Hugo Bergman）出生于捷克，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哲学专业，1928年被任命为希伯来大学讲师。尽管他没有被明确地界定为一个“犹太主义者”（Judaist），但他受到了布伯的影响，并致力于现代犹太思想的研究。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 Klausner），出生于维尔纳和在德国接受教育，专攻希伯来文学史和第二圣殿时代；他在希伯来大学担任这两个讲席的教授。该群体中还包括拉斐尔·马勒（Raphael Mahler）、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邦尼（Alfred Bonné）、塔木德学者E. E. 乌尔巴赫（E. E. Urbach）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过耶希瓦的传统宗教教育。

尽管存在研究主题、教育背景、个人气质和代际的诸多差异，但这个学者群体不仅享有共同的命运，即作为相对边缘的移民构成了在许多方面疏离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政治生活的巴勒斯坦社会精英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路径与现代犹太史学的奠基者海因里希·格雷兹（Heinrich Graetz）和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的路径相反。格雷兹和杜布诺夫强调了犹太教的民族特性，尽管他们把现代时期的犹太民族表征为一个非领土的实体。因此，以色列地被视为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但不是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种非领土形式的民族主义在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中是不可接受的，后者提出要以领土性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概念重构犹太历史。

在构建新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时，这批学者依赖于德国新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重要要素。罗伯特·朱特（Robert Jutte）和撒母耳·阿尔莫格（Shmuel Almog）等研究者毫不犹豫地称这个团体为一个学派；而大卫·迈耶斯（David Myers）等其他学者则怀疑一个同质的“耶路撒冷学派”（Jerusalem School）是否存在。至少，索勒姆、迪努尔和贝尔对犹太历史有着共同的看法，即认为犹太历史是一个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特殊性的内部连贯的统一体，而无论犹太人分散在各地。犹太人被描绘成一个民族有机体，并由于其巨大活力和强烈历史意识而存活了几千年。他们强调“以色列地”在这种意识中的中心地位和必然性，并把流放（galut）置于与“以色列地”的辩证关系之中。他们认为流散犹太社区的政治组织及其相对自治是保护犹太民族性的另一种结构框架。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偏离，后者倾向于把流散犹太人说成是无权力的并力图否定流散地。1936年，该学者群体创办了一份名为《锡安》（Zion）的希伯来语学术期刊，该期刊划定了“法定的”、“恰当的”或“可接受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作品的界限。

这是作为学术正统的新犹太史学的历史思想背景和出发点，它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得到了具体化，并对以色列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辐射性影响。自很早的时期起，以色列史学既有深入的发展，也有多元的趋势。随着新的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竞争性的院系、学院和研究机构的创建，新一代的学者开始出现，犹太历史和当代以色列历史的几乎每一部分都被给予了研究和再研究。希伯来语和英语的新学术期刊被创办，各种类型的大量书籍和论文相继出版。随着新范式及其相关方法论的出现和消失，历史学作为一项职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考虑到以色列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分支领域都参与了以色列史学的缔造。

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雅法

（图片由艾仁贵老师提供）

换个角度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其范围和构成虽然发生了改变，但用来描述它的概念仍保持不变。在大学层面，新建的希伯来大学设立的首批教授职位之一是巴勒斯坦研究，它由来自匈牙利的拉比撒母耳·克莱因（Samuel Klein）担任（从1924年至1940年），他在布达佩斯和柏林的正统派拉比学院（在那里他对巴勒斯坦的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以及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接受教育。克莱因是一名正统的犹太人，他之后转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在他移民巴勒斯坦之前发表政治论文主张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排他性权利。他在希伯来大学的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用克莱因的话来说，“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见证，在世界上各民族面前，我们从未放弃过在我们的土地上生存的权利，这也证明了我们要求在那里建立一个永恒家园的正当性，就像那些居住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其他民族一样。”

目前，以色列的历史编纂仍然被迫面对这些观念，例如在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斗争的情境下讨论诸如犹太共同体的根本合法性等问题（如克莱因所阐述的），对犹太共同体生存的持续威胁，以及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及其意识形态与其他犹太事业和犹太流散地的关系。由于在过去90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该领土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集体身份的性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历史学家和其他相关“科学”领域的学者被委以提供即时答案的职责，而这些答案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和政治上的紧迫问题。换言之，从事历史编纂的人不仅需要保持作为历史学家的高度专业性（和学术标准），还需要作为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书写（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认为自己的）。

受到两面夹击的历史编纂

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没有哪个严肃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坚定的政治民族主义者，然而，对《圣经》字面真理的坚信者虽不能为进化论做出贡献，但却不能排除他们对考古学和闪族语言学的贡献。民族主义要求人们相信许多显然不是这样的东西……避免误解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专业责任所在，或者，至少得极力避免误读历史。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并深以其民族自豪——甚至是因身为爱尔兰天主教徒或爱尔兰新教徒而自豪——并不会有碍于此人研究爱尔兰史。但若是芬尼亚派或奥兰治派的信徒，我便认为他不适宜做爱尔兰史研究，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同样不适合做犹太史研究；除非这个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摒弃自己的信念。

以色列的情况似乎不同于霍布斯鲍姆断言的那样，因为当代以色列的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在创作他们的史学著作时“自豪地依恋于”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在这方面不亚于以色列史学的奠基者。与此同时，他们努力保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包括在海外受人尊敬的杂志和大学出版社发表与出版其作品。然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主要作品仍然只有可供利用的希伯来语版本（这与社会科学家出版的著作形成了对比）。由于该学术团体规模较小和以色列远离主要的学术中心，人们意识到了导致狭隘或宗派的“历史科学”的危险。然而，当意识形态的忠诚与客观公正的标准发生冲突时，通常“犹太复国主义方向”占据了优先地位。这种一般性论点必须被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以证明具体的技术、方法和实践可以用于产生一个异质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远非单一的世界观，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也有许多变种。然而，有两个预设是所有变种所共有的：（1）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明确权利（指这一权利的地缘政治边界长期存在争议，或成为谈判的主题）；（2）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和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是在被视为古老家园的地方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有时被称为“联邦”、“政体”或“民族家园”），它是此时此地（而非在弥赛亚时代或乌托邦式的未来）实现。

这种历史编纂，除了其内部的差异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在对七种主要方法的隐性和显性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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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概念

众所周知，词语和概念塑造了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以色列历史学家使用了两个关键概念——主要是用希伯来语——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他们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先决条件，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使用这些概念的深远影响。第一个基本概念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渴望目标的土地的名称，“以色列地”（Eretz Israel）。该术语的字面翻译当然是以色列人的土地（或犹太人的土地），它被不加区分地用于所有历史时期，包括没有犹太人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时期和该领土被其他国家统治的时期，例如“拜占庭时期的以色列地”、“十字军时期的以色列地”或“奥斯曼时期的以色列地”之类的表述。通过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一概念，历史学家们赋予犹太人对这块土地的永久性权利，而无论是谁居住或统治该领土，即使在这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第二个关键概念是希伯来语术语“阿里亚”（aliyah，字面意思是“上升”）。它在现代希伯来语中有两层主要含义，与它在史学中的含义重叠。第一层意思是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以色列地/以色列国的行为。有人会补充说，这意味着阿里亚不仅仅是移民活动，而是一场由意识形态或宗教驱动的活动。然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移民以色列都是阿里亚。希伯来语中指代移民的词汇是“hagirah”，这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自愿人口流动。阿里亚一词的第二层使用是指1882年至1939年间官方认可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五次移民浪潮中的任何一次（这在下文将给予讨论）。

然而，阿里亚一词的起源纯粹是神圣的或宗教的。它最初指的是在第二圣殿时期每年举行三次的朝圣行为，在这三大主要节日里，犹太人必须登上耶路撒冷圣殿，向上帝和他的神圣仆人圣殿祭司献上贡品和祭品。进入大流散之后，该术语在两种情况下被使用：在犹太会堂里召唤某个人阅读《圣经》被称为“朝向托拉的阿里亚”，是亲近神圣的最高行为；那些主要是为了埋葬的目的而成功移居以色列地的人的朝圣行为，也被称为阿里亚。犹太复国主义的术语合并了以各种形式移民以色列地或以色列国的术语，以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移民，尽管大多数犹太移民的动机并非犹太复国主义信念（这并不是说他们随后没有将犹太复国主义信念不同程度地吸收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中）。

除了极少数例外，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采纳了这个术语，甚至在外语出版物中也经常例行使用它。此外，还系统地使用了其他带有偏见或诱导性的术语，尤其是在涉及阿拉伯人和阿犹冲突时。任何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殖民活动的反抗都被描述为“暴动”、“骚乱”甚至“集体暴乱”。对“集体暴乱”（pogrom）一词的使用意在将犹太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有关这块土地的民族冲突转变成受迫害的犹太人和反犹的非犹太人之间的传统关系，从而通过在不同但看似更方便的历史、概念和政治背景下使用术语来重新界定阿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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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分期

任何一种历史分期，或将过去划分为不同类别的行为，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过去（也可能是现在）的模式和内容。犹太复国主义史学采用了三种分期方法。第一种是基于划分为两个时期的方式——拥有独立主权的以色列国崛起之前和之后。这种历史分期的几个后果将在后面给予探讨。第二种历史分期方式是基于五次主要的移民浪潮：第一次阿里亚（1882—1903），第二次阿里亚（1904—1914），第三次阿里亚（1919—1923），第四次阿里亚（1924—1931），第五次阿里亚（大约从1932年到1945年或1948年）。第三种历史分期方式的基础是阿以战争（例如，1948—1956、1956—1967，等等）。

就其本身而言，依据几次阿里亚进行分期是有意义的，因为每一波移民都改变了共同体的构成、范围和主要议程。然而，这种特定的分期形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带来了几个隐性的结果：

（a）把从1882年到20世纪初的移民浪潮定义为“第一次阿里亚”，这种前后连续性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带有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定居活动早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事实上，第一波移民浪潮是犹太宗教冲动的结果，它与十年前德国圣殿骑士团移民巴勒斯坦的行为没有太大不同。这场移民的锡安化（Zionization）加深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源；毕竟，这些早期定居者之后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史学通常没有把这一群体包括在内。

（b）第二波和第三波移民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的强烈驱使，他们构成了新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第四波和第五波移民是从波兰和德国来到巴勒斯坦的难民，这主要是由于美国通过了极其严格的移民法。无论这些移民浪潮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受意识形态驱使），而统统使用同一个术语“阿里亚”构建了一种对于所有移民都共有的“事实”，即他们被认为都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这反过来限制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和问题。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

（图片来自半岛电视台）

（c）这些阿里亚运动与英勇的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相联系，这种精神是牺牲、禁欲和开拓的精神，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塑造一种新型犹太人（妇女在这个“故事”中处于边缘地位），需要与自然、人性和外部政治力量展开伟大的斗争。自1945年或1948年以来，至少有五次进入以色列的移民浪潮，每一次都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把阿里亚运动分期的终点设定在1948年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后来的移民被认为不能与英勇的早期移民相提并论，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奠基者们所获得的文化殊荣。其次，通过转向另一种分期准则——主权国家建立之前与之后的二元历史分期——暗含着国家构建和社会构建的过程通过前五次的阿里亚运动已经结束，此后发生的变化只是1882年至1948年间确立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的延伸或改善（甚至恶化）。无需说，这种历史的社会建构被用来加强基本社会政治秩序和现存统治精英的“稳定性”，以及尝试在随后的世代中复制这种秩序，尽管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d）向这种以战争为基础的历史分期转变意味着强调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社会的“国家主义”性质。正如蒂利指出的那样，“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通过几场战争，主要是1948年、1956年和1967年的战争，以色列国无疑得到了巩固。战争成为“以色列人”核心的集体和私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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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的论解释

目的论的解释从历史事件对其他事件可能产生影响的角度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并从历史可能走向某种“命运”的角度赋予了它们的意义。总的来说，以色列或建国前伊休夫的犹太人创作的绝大部分世俗史学，导致了对“犹太人问题”的国家主义版“犹太复国主义解决方案”。一种包括纳粹大屠杀在内的整个犹太历史的优化版本，被用来引导史学的受众得出排除任何其他选项的必然结论。一些“正统的”史学事业证实了这一点以及这里提到的其他技巧，例如《希伯来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Hebraica）中的绝大多数条目（尤其是关于以色列地的条目），以及计划出版的四卷本著作《自第一次阿里亚以来的以色列地犹太社团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Eretz Israel since the First Ali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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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外主义

不少历史学派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甚至每个“个案研究”都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而其他历史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往往从比较的理论框架来看待历史事件。有鉴于此，以色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唯一得到实施的乌托邦，尽管它仍然遭受着许多问题的困扰。大多数以色列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明确或含蓄地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历史例外性和独特性辩护。主张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存在了3000年时间（原文如此！），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案例（那么吉普赛人、希腊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呢？）。反犹主义被作为一种独特的仇恨犹太人现象加以描述和分析，它也包括纳粹大屠杀。通过“召聚流亡者”（ingathering of the exiles）而建立的以色列国，以及它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对巴勒斯坦和“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胜利，不仅被描述为独一无二的，而且经常以超自然或神话般的词汇加以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倡的这种独特性路径直接借用自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手册，而它是在犹太教许多派别中存在的排他倾向的强烈影响下编写的。

反对将以色列社会与任何其他现存社会相比较的行为在以色列史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将他们的材料先验地界定为一项独特的事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再需要将以色列社会描述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类型。历史比较的方法将以色列定义为一个移民定居者社会，一方面与北美和南美国家、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相比较，另一方面与阿尔及利亚、罗德西亚或南非布尔人的社会相比较。因此，这将迫使历史学家面对以色列的殖民遗产，而在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史学中提及此点都是一个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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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同体的边界

以色列历史学家中间的犹太中心论（JudeoCentric）趋势不仅是一种心理或文化特征，而且正如稍后阐明的那样，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塑造着不同的社会政治控制体系。例如，在英国殖民时期（1918—1948），犹太社团（即所谓的伊休夫）的主要社会政治努力，是为了建立一个尽可能独立于英国殖民当局的国家体系（不包括安全和执法部门）和供应商品与劳动力的阿拉伯多数群体的独立的、分开的政体。该政策被制定为一项战略，旨在创建一个准国家，或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国家机构，以填补英国人撤离后的权力真空并控制大部分土地，尽管犹太人口在这个殖民国家中处于少数地位。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历史编纂忠实遵循了这一逻辑，将共同体（即研究和分析的主题）的边界描绘成一个几乎完全排他的“犹太圆形罩”（Jewish bubble）。从概念上讲，英国殖民国家和阿拉伯多数人口不被包括在这个集体的边界内。当谈到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时，他们被视为外部力量和剩余类别，就像希腊悲剧中的“机降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样进入和退出分析。

1948年战争后，大约有15万阿拉伯人仍留在以色列的停火边界内，并被给予正式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1949年至1966年间，这些阿拉伯人被军管政府以极其严格的控制和监视手段排斥在“以色列社会”及其劳动力市场之外。相应地，在以色列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以色列阿拉伯人几乎被一致忽视。当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分析“以色列社会”时，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只包括犹太人。当对以色列的多元主义和社会流动进行研究时，其研究对象不言而喻都是犹太人。直到最近，甚至民意测验也只包括了犹太人的样本。这似乎与政治和法律观点相一致，即以色列是居住在其境内和境外的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其公民（包括阿拉伯人）的国家。因此，以色列集体边界划定的方式可能包括比实际上是该国公民更多的人口，但它也部分地排除了非犹太公民。以色列的历史编纂和社会学研究都反映并强化了这种社会政治现实。

1967年战争后，使用和滥用边界划分变得更加突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大约有200万巴勒斯坦居民被纳入以色列的控制体系，他们都没有公民权利（与巴勒斯坦人的不同协议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大多数被占领土没有被吞并（为了避免巴勒斯坦人对公民权利的要求，或者甚至是将他们部分纳入任何“边界”而使他们有资格提出与权利相关的声索）；然而，这些土地成为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的前沿空间，多年来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宝库和以色列产品的市场。为了排他的目的，划定了这个共同体的族群—民族边界（以色列国），而为了包容的目的，为巴勒斯坦人确定了强制性的军事控制边界，这与原始的犹太人边界（以色列地）相吻合。保持对被占领土的控制和定居，同时将巴勒斯坦人口排除在共同体的边界之外，使以色列把国内的游戏规则继续伪装成民主的并符合公认的西方政治标准成为可能。因此，它有可能避免将整个控制体系认为是统一的社会政治实体，这使以色列更像一个统治民族的民主体制，而非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以色列的历史编纂和社会学研究几乎完全采用了这种排他性的政体模式，这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方便并非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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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代史

作为移民定居者国家史学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着重强调犹太民族在以色列地的古老之根，它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历史层面上，而且是通过重构和发明特定的神话，例如马萨达神话或哈尔卡比所谓的巴尔·科赫巴综合征（Bar Kokhba syndrome）。对于巴勒斯坦“土著居民”来说，他们被迫发明和创造一个反神话。这块土地被称为巴勒斯坦，其名称来自公元前1190年定居在这个国家沿海平原的非利士人和其他迦南人，但他们在一系列激烈的战斗中被大卫王打败。这些发生在3000—3500年前的半历史和半神话的事件，在目前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争夺中，仍然作为“历史编纂”被利用和滥用。现在，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他们是迦南人尤其是非利士人的直接继承者。

耶路撒冷

（图片来自搜狗百科）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关于谁先谁后的这个奇怪的“历史性种族”问题，还带来了其他不那么具有传闻性质的后果。由于缺乏概念性或比较性的框架，约书亚·波拉特对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历史的开创性和出色研究无法说明这种民族运动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性质又是什么。武断地说，波拉特所写的巴勒斯坦历史或多或少始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建立，这整个的殖民事业把巴勒斯坦集体置于一个反历史的背景中。然而，当一部把巴勒斯坦人集体活动的开端置于犹太人对这个国家的殖民活动之前的巴勒斯坦人社会史的著作出版时，它在以色列引发了道德的恐慌，并激起了一场关于历史本质、犹太复国主义性质及其与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关系的前所未有的公开思想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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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目的vs.结果

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倾向于强调定居者的内在和外在目的。从内部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而不会对另一个共同体造成伤害。尽管这块土地并非如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在殖民进程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是“空地”（empty），但犹太人定居点被期望是一项慈善事业，它将会为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带来进步和繁荣。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当地居民完全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事业，是缺乏对它将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带来福祉的了解。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降低冲突的策略，在他们仅占人口中一小部分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活动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的后果，即以牺牲当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建立一个国家。这块土地的零和特性与人口构成的不断改变（作为犹太移民活动的结果）都被给予了强调，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入”，尤其是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以来，等同于欧洲殖民者对圣地的“十字军东征”。

一些结论

大体而言，历史编纂尤其是学术话语被嵌入到一种活跃的知识形式中，通过在不同的过去（被恢复的、被想象的、被发明的和被故意构建的）之间架起桥梁并为共同体创造意义和边界，来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在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动员化的社会中，以及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建一个文化上异质的移民定居社会并在此后不久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创造“过去”的代理人占据了中心位置。不同精英群体（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上的）的内部斗争加大了史学“产出”的范围，每个精英群体都有不同的人物和“名流”，他们都急于确保自己在国家构建史诗中的地位或粉饰各种“恶行”，更愿意将责任推卸给对手。军队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部门”，其目的不仅是记录军队中“发生的一切”，并且是为争议事件“确定真相”。数十个隶属于不同政治派别或政党的非学术机构，保存私人和公共档案并参与了“史学生产”。还有许多非学术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们创造了大量“关于过去的知识”。一种额外的类型是广泛发展起来的私人回忆录写作，它通常与“宏大”的国家叙事有关，如先锋精神、纳粹大屠杀、营救犹太人、战争或间谍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关于过去的知识被积累下来，而它们是基于神话、主观事件和虚构故事的复杂混合。

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化的历史编纂和社会学研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日常的活动之外，他们还扮演着“最高历史法庭”的角色，从所有积累的“过去的片断”中解读出适合纳入正统的国家历史叙事的“真实的”集体记忆。

然而，学术性的历史编纂不是一个独立于其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知识体系。历史编纂，任何历史编纂，都是社会政治 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一部分，并致力于为其服务。本文阐述了以色列的历史编纂不仅是塑造犹太复国主义 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过程中的一个活跃的核心角色，而且也是这一塑造过程的主体。只有意识到这些局限性，历史学家才能部分地克服它们的影响。

在个人以及专业团体层面，以色列的历史学者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他们致力于从假定的专业自主性中得出某些职业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献身于民族共同体的最高目标，这一点并不比他们“耶路撒冷学派”的前辈们差。澄清这一点似乎很重要，即历史学家的承诺不是一种被动员的科学（例如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而是历史学家为一个更大的和公正的事业自我动员的正确性信念的一部分。然而，这种现象更加危险，因为它是社会政治 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一部分。在一个由文化精英直接控制的日丹诺夫体系下，尚有可能通过地下出版（samizdat）系统传播反文化。而在社会政治 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情况下，精英的自我招募是潜在的，它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和“政治正确的”。因此，挑战一个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知识体系远比与政治精英的斗争复杂困难得多。有谁比研究犹太和以色列历史的历史学家更应该更了解和关心自己民族的“命运”，并对他们共有的集体身份感到个人的责任？任何不和谐的声音（“修正主义者”？）都被认为是对民族主义者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游戏规则的威胁。世界秩序、中东局势和阿犹关系中最近发生的实际和假定的变化，使得以色列历史学家获得了听从伯纳德·路易斯建议的最佳时机，“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他的职业和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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