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味着在逐渐弱化部落、区域、宗教、族群等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这要求国家具备有效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层制组织、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居民的国家认同。20世纪初，在西方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分裂成为多个政治实体，中东地区自此面临着上述民族国家建构的挑战。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失效后，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尝试用世俗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及其社会动员取代传统伊斯兰的合法性。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中东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与政策摇摆，导致族群、宗教、家族、区域等传统社会纽带对国家政治运作和社会公共生活依然存在强大的影响。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东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导致其在探索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总是陷入外来的现代性与本土的传统性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烈到无法调和时，国家建构危机就会反复出现。

▍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建构的三种模式

哈里发制度是历史上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广泛接受的普世主义国家形态。奥斯曼帝国是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最后一个逊尼派哈里发帝国，持续了13个世纪。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制度的消亡，让中东地区面临着如何建立现代国家机构以及这些国家机构如何获得合法性的难题。虽然部分中东国家曾经短暂地想重建哈里发制度，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都只能选择追随当时民族国家建构的浪潮。尽管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形态与帝国不同，但它们依然继承了中东地区固有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继续保持了伊斯兰教的主流地位。如何处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成为中东现代国家建构中最主要的问题。由于各个国家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机缘不同，中东地区大致涌现出三种现代国家建构的形式。

第一种模式是独立战争与军人主导，典型代表是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直接结果之一。在“一战”战败后，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区遭到西方多国军队围攻，伊斯坦布尔的哈里发制度摇摇欲坠，前奥斯曼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地区重振军队，最终击退外军并收复关键国土。军官出身的凯末尔将土耳其军队置于其国家建构计划的核心位置。土耳其军队从此接过了凯末尔主义的火炬，深入参与并支持凯末尔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坚持对民族主义叙事的话语权。土耳其军队中的军官领导层大部分来自中低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意识形态各异，但都认同以社会公平的基调推动土地革命以及坚持世俗民族主义。这些军官是“自上而下革命”的精英，他们并没有通过动员大众来夺权，而是利用军队的建国合法性以及强力机构对旧政权进行了彻头彻尾的革命式改造。在中东地区，与土耳其最类似的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它们的军队壮大源于反抗英国和法国的独立战争，并在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军队主导的共和国。

第二种模式是统一战争与宗教主导。在反抗西方国家入侵时，伊斯兰教展现了与世俗民族主义同等的动员能力，两者在土耳其、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然而，最终将伊斯兰教的治理模式应用于国家建构的，只有沙特和1979年后的伊朗。二者在国家建构之初面临的问题不是击退西方列强，而是吸纳与融合本国土地上分散的穆斯林同胞，这本质上是国家统一的过程。沙特家族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德尔伊叶，它的国家建构实际上是对半岛其他家族和部落的征服。强调回归伊斯兰本源的瓦哈比主义，是沙特家族动员部落军队和收拢信众民心的重要手段；谢赫家族的宗教权威和辅助的宗教管控制度等，成为沙特家族统治被征服领土的有效工具。

伊朗1979年革命后的新生政权，很快就遭遇了来自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威胁。为了收复被占领的国土，当时业已成熟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理论成为伊朗唯一可能组织起有效武装的动员手段。在两伊战争中，革命卫队等各个政治伊斯兰部门的逐渐壮大，奠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建构形式。这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是伊斯兰教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它拥有一套通过清真寺、宗教警察进行基层治理的方式。因此，尽管沙特和伊朗的政体差异较大，但两者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依靠的核心力量都是宗教势力。

第三种模式是殖民遗产和执政联盟，以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疆界并非通过独立战争或者统一战争这样的军事手段奠定的，而是依据西方殖民者的协议规划和国内政治势力的协商而划定的。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主要依靠部落和商人的力量，缺乏军队或者宗教核心力量的支持。在国内人口构成方面，这些国家都缺乏同质性，各部落、教派和家族往往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之间有着历史恩怨。因此，这些国家在建国后都曾经尝试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统合国内各派别，但仍无法改变内部高度分权的本质。

▍中东地区的两股政治潮流之争

在三种模式中，第三种主要依靠具有碎片化特征的商人和部落，缺乏稳定性和可复制性，且无法对建构统一的国家认同起到支撑作用。因此，中东地区国家建构主要是前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后，这两种政治潮流几乎同时产生，军队主导模式以青年土耳其党人和自由军官组织为代表，宗教主导模式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这两种思潮在中东地区都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合法性，二者也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同时包含了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思想。但它们所依托的核心力量不同，尤其是军队与各国世俗民族主义高度绑定，这导致两种思潮对于谁代表真正的本土利益和现代性存在竞争。近百年以来，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这两种政治潮流曾经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中东地区的主流国家建构思想。从政治愿景来讲，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强调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地域之上的民族独立性，而伊斯兰主义则超越部落血缘关系和民族关系，强调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因此，这两种政治思潮分别代表特殊性和普世性，天然存在矛盾。

虽然凯末尔创建的军队主导的国家建构模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形了，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东地区的国家才开始大规模地效仿这种模式。当时正值“二战”后殖民帝国实力衰退的年代，中东地区开始出现民族独立浪潮，而军队是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力量。在新兴的民族国家成立之后，军队常常主导政府，因为它们往往是阿拉伯社会中唯一可以带来改变和推动改革的力量。军队是武力和先进技术的垄断者，同时在高度等级化的系统中保持严明的纪律，具有远超其他社会组织的执行力。在阿拉伯世界中首先建立军政一体化体制的国家是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后的新政权，在国内的政治盟友主要是军队、官僚体系和执政党，这与旧政权以土地贵族和外国代理人为盟友截然不同。在纳赛尔执政的1956～1970年，发动革命的自由军官运动成员成为核心政治精英，不仅行政团队主要来自军队的政治任命，大部分的副总统、执政党领导人、部长和省长也都来自军队。随着纳赛尔在中东地区输出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纷纷效仿这种军队主导模式。

在军队主导模式下，伊斯兰主义运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军队掌握暴力机构，也是因为军队倡导的世俗民族主义更接近同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面貌。然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军队的战败，引发了中东地区人民对军队主导模式的质疑。与此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话语在冷战后期逐渐占据上风，中东的军队主导型国家被迫进行多党制改革和开放社会空间。这两个因素的同时出现导致了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里，政治伊斯兰力量借助民主化潮流，经营自身的选民基础，在多党制体系里站稳脚跟，最终在冷战后成为军队以外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伊朗的案例则更加特殊，霍梅尼将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理论付诸实践，在1979年革命后创造了把宗教权威和民主普选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并开始向中东其他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

进入新世纪后，受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影响，原本由军队主导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执政能力更加松动，军队与政治伊斯兰力量的竞争在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中达到高潮。伴随着长期执政的世俗民族主义政府遭到抗议示威，政治伊斯兰政党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局中崛起，如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埃及军队很快在2013年推翻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执政，中东地区也因这一事件形成了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土耳其、卡塔尔、伊朗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主张，埃及、沙特、阿联酋、巴林则倾向于打压穆斯林兄弟会的地区影响力。这种立场分野在卡塔尔断交事件中再次充分体现出来：2017年6月5日，阿拉伯四国封锁卡塔尔，土耳其和伊朗则给予卡塔尔及时的物资、安全以及意识形态支援。然而，伴随着全球和地区的新形势，中东地区政治潮流的竞争格局正在重新洗牌。

▍新一轮国家建构危机和军队主导模式的回归

当前中东地区国家正面临着新一轮国家建构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复杂，且还在持续发酵当中，其状态比较接近20世纪50年代中东地区的形势。首先，世界格局动荡，现有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国家逐渐撤出，崛起大国对介入地区事务持谨慎态度。“二战”后，从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开始，到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传统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已经明显无力控制中东，而彼时的崛起大国美国和苏联对于介入中东持谨慎态度。与此类似，如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呈战略收缩态势，而其他世界大国尚未主动开始填补它留下来的真空。其次，20世纪50年代，旧时代的治理模式失效，中东国家开始经历持久、反复的政变和革命。与彼时的混乱状况相似，在当前中东地区，除了比较富有的海湾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频繁的民生问题和政变、革命、政府停摆、抗议示威等政治问题。再次，外部大国难以找到稳定的地区代理人，导致中东国家接收的外部资源减少。在20世纪50年代，中东各国的政权建设尚不稳固，且在美苏之间首鼠两端。与当时类似，如今多个中东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机，但是政府过于羸弱导致外部大国没有公开途径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家。最后，与20世纪50年代类似，由于以上危机，军队在中东各国内政和外交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军队作用增强的第一种情况，是在“阿拉伯之春”后出现政权崩溃或者政权弱化状况的国家中，军队主导了转型过程，以埃及、叙利亚、也门、苏丹、阿尔及利亚为代表。这些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抗议示威活动和政治经济动荡。民众在动荡后从革命诉求转向要求社会稳定，而军队是唯一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弥合纷争的暴力机构。许多中东国家采取全民征兵制度，士兵来自不同阶层，军队拥有足够的合法性站出来宣称自己代表这个国家全民的力量，可以超越国内碎片化的社会结构。而且中东国家的军队长期拥有较高的自主性，它们有自己的商业公司、技术官僚、军事法庭。因此，军队可以代替失效政府的部分治理功能，例如分配民生物资、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另一些发生社会动荡的中东国家，如黎巴嫩和突尼斯，虽然没有出现军队绝对主导转型过程的现象，但是军队已经成为执政者处理乱局时必须依靠的关键力量。

埃及是采用军队主导模式重建国家的典型案例。在2011年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被迫解散，政府部门零散凋敝，政党竞争进入混乱状态。此后三年里，埃及国内陷入持续的政治斗争，军队、穆斯林兄弟会、各政党及其背后的外国势力都参与其中，国家生活的政治化导致埃及无法集中精力解决当前棘手的经济发展问题。经历了几年的混乱，埃及人民普遍期望排除意识形态干扰，恢复国家的团结和安定，这是2013年塞西领导埃及军方夺权的大背景。为了平息国内的政治纷争，塞西将军队树立为民族主义的大众象征。他宣称军队本身不具有政治性，而是唯一有能力整合埃及国家机构的组织。在塞西时代，军队在埃及经济中的作用大幅度增加，其比例超过了穆巴拉克时代。此外，与穆巴拉克时期退居幕后不同，军队在塞西时代还深入参与了埃及的政府治理。其他政府机构目前都倾向于支持军队独大的局面。

2019年初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同样导致了与埃及类似的结局——军队接管局势，并成为国内政治事务的最终仲裁者。长期执政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和苏丹总统巴希尔在下台前都遭遇了持久的社会抗议示威，两国国内政治派别分裂，经济危机恶化。两国在转型时期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持续的社会动荡，抗议示威者不仅要求前执政者下台，还要求清算与前政权相关的人员。虽然在惩治贪腐方面，这些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两国的政治精英都意识到，无限制的革命式清算只会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威权式总统的下台导致文官政府失去制衡军队的能力，军方于是成为唯一有强大执行力的国家机构，政治精英只能接受由军方来保障国家的平稳过渡。尽管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两国的军方都在不同阶段将行政权力转移给文官政府，但由于两国国内政治力量呈碎片化状态，军队在转型中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它仍是所有国家事务（包括社会经济事务）的最终决策者。

军队作用增强的第二种情况，是在政权稳定的情况下需要强化国家认同，利用国民兵役制进行“国族再造”，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由于大量能源财富的支撑，这些国家并未受到严重的社会抗议的威胁，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们仍存在部落和家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问题，传统的社会契约不足以确保国家忠诚和凝聚力。目前，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提高本国居民的参军率，试图通过征兵制度强化国民认同，一度边缘化的军队在海湾国家内部的地位大幅度提升。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分别在2013年、2014年和2017年引入针对男性国民的征兵制度。这些国家还试图通过国庆阅兵、军事演习和烈士纪念，打破国内分散的权力结构，加强非核心部落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海湾国家的官方话语也强化了这种军事化的国族主义。正如卡塔尔国防部长哈马德·本·阿里·阿提亚所说，征兵有助于卡塔尔人成为“理想的公民”。在卡塔尔2017年国庆日向埃米尔（国家元首）发表讲话时，阿提亚指出：“所有这些部队都是您的儿子，是您为建立坚强盾牌保卫祖国和在世界上扬名所做的努力的成果。”根据阿联酋总理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的说法，阿联酋士兵体现了牺牲、归属感和爱国主义，这些品质使他们成为国家的“英雄”。在沙特阿拉伯，2016年国庆节的口号是“我们的英雄（指在也门边境服役的沙特士兵）在我们心中”。在这些话语下，海湾国家的本国公民甚至外籍居民都加入区别“自我”与“他者”的叙事，动荡的地区形势和外部威胁加强了他们与国家的绑定。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军事化的民族主义可以支撑海湾国家向后食利型社会过渡，增强公民参与和民族自豪感。

军队作用增强的第三种情况，是在“阿拉伯之春”后地区影响力大幅上升的国家，在近期政治伊斯兰的软实力有所下降后，它们不得不转向依托军事化政策的民族主义，以土耳其和伊朗为代表。“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和伊朗的政治体制在阿拉伯地区备受追捧，因为两国都是伊斯兰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混合体。但从2013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下台以来，政治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各国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这部分源自各国政府的打压（如沙特、阿联酋等国），部分来源于其自身的执政失利（如政治伊斯兰执政党在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下台）。因此，当政治伊斯兰不再能帮助土耳其和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后，两国被迫从依靠软实力扩张的模式转为依靠硬实力，尤其是军事手段。与此同时，两国在中东地区挑战和填补美国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的姿态，导致它们在部分关键领域被西方封锁或打压，军队因此成为两国实现技术和经济突破的先锋力量。

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明显从“阿拉伯之春”之初的软实力政策转向硬实力政策，如2016年对叙利亚北部的单方面军事入侵，2018年在利比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行动，以及2019年在卡塔尔设立军事基地。埃尔多安总统在2016年10月对地方基层市长发表讲话时宣布，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自相残杀的斗争中失去了许多代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等威胁到达我们的边界。我们不会再等恐怖组织袭击我们；无论他们在哪里动员，我们都会将他们打死。”他还指出，新的安全政策采用了在土耳其独立战争（1919～1923年）中取得胜利的军事战略，即“领土防御层”的思想。军事化外交政策回归的根源其实在土耳其国内。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首次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在普世性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失去在国内政治中的绝对号召力后，正发党只能转而与民族主义行动党结成联盟，强化自身的民族主义色彩。在2016年遭遇未遂政变后，正发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民族主义来整合土耳其国内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分歧。

近年来，伊朗外交政策发生了类似的军事化趋势，同时也出现了民众宗教情绪消退和民族主义抬头的现象。伊朗文化研究学者赛义德·郭凯尔指出，伊朗年轻人的混合型后现代世界观正在挑战政治伊斯兰主导的官方话语，甚至连教士阶层也开始青睐伊朗民族主义。作为回应，伊朗领导层正在尝试将伊斯兰主义与伊朗民族主义相结合。这种宗教民族主义宣称，伊朗人是“被神所爱的民族”（mellat-e mahbub-e khoda）。作为“天选之民”，伊朗民族自然承担起了继承和传播“正统”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使命。与此同时，面对国内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伊朗民众越来越支持强力的军事领导人出面解决各类问题。例如，伊朗官僚精英的代表建设公仆党的成员赛义德·莱拉兹在2021年1月份的采访中公开指出：“反对派和政府内部人员现在都在谈论军人出身的前国王礼萨汗。既然革命卫队是最有凝聚力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未来伊朗应该通过这种军事主义来解决至少两个大问题：低效和分裂。”

自奥斯曼帝国瓦解以来，军队主导和宗教主导这两种国家建构思潮之所以达到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是因为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回应了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两波全球性政治潮流——现代化和民主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历程不同，普世性的天启宗教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建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经历了20世纪最严格的世俗化和现代化革命，国家建构过程仍无法改变中东地区的宗教底色。与其说中东地区的国家建构模式是在被动适应全球性的政治浪潮，不如说中东国家一直在主动探索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政治经济现代化之路。经过近百年的探索，中东地区的各类国家建构模式均暴露了自身的利弊，政治潮流之争尚未分出胜负。然而，不管是西方国家的战略收缩，还是全球气候变暖，如今中东地区正面临着百年来未曾经历的全新形势和挑战。在新一轮国家建构危机正在酝酿之时，大部分中东国家再次转向具有强力手段的军队主导模式。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经典的世俗和宗教分野已经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东地区。军队主导模式在中东地区的回潮，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世俗民族主义的回归，而很可能是带有宗教普世性质的民族主义的新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原题为《“军队主导”回归中东：对新一轮国家建构危机的回应》。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