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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洲|从独立到依附: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换与探索


转自公众号:中东研究编辑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kzOTI1MjY2Mw==&mid=2247489245&idx=1&sn=054140f34ebb38a9657d46fd8845aa52

 



中东经济发展问题



从独立到依附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经济发展道路转换探索


李芳洲


内容提要埃及现代发展进程中,阿里王朝时期经济发展道路既是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产物也是其谋求经济独立创新发展探索。由于不同时期世界市场经济反应不同,埃及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发展道路。穆罕默德·阿里实施强制性现代化,推动进口替代,以埃及帝国体系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伊斯梅尔的欧洲改革,使埃及放弃了自给自足,大踏步地融入世界体系英国占领时期埃及经济世界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但也催生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并开始探索经济自主与独立之路。虽然自由主义时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推动埃及现代民族工业发展,但外国商业精英依旧在埃及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发展道路最终宣告了不同程度失败,它们不仅未能使埃及实现复兴,反而将之带入边缘化的依附境地。综观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其利弊更多取决于不同时期国家企业家对世界市场的回应能力


关键词:埃及 阿里王朝 现代世界体系 经济发展 米斯尔银行集团

作者简介李芳洲,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旅游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中东现代发展进程中,阿里王朝18051953年)统治时期埃及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早期发展时期。这一经济转型既是宏观视域下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产物也是微观视角下埃及谋求经济独立与自我创新发展探索。此时,埃及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埃及近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埃及由东地中海的一支独立力量,逐步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并遭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后来埃及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昭示人们,像埃及这样的亚非国家,在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挑战情况下,既不能如同阿里时代那样完全拒之于千里之外,建构新的帝国体系与之对抗,也不能不计成本地强行融入。当然,埃及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塑造埃及本土民族资产阶级,为后来埃及的独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对近代埃及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研究,有学者文明交往现代国家体系为视角进行深度分析总结认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文明交往挑战与应战的交锋,是文明交往现代传统的交融,更是文明交往危机机遇的交织。[3]埃及应该怎样应对融入世界体系之后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从传统农业经济现代工业经济转型?本文结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尝试系统阐释阿里王朝经济发展道路,以便为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独立的“埃及帝国体系


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8051848年在位)以前,埃及奥斯曼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它既是奥斯曼帝国的粮仓,也是帝国境内大型贸易交易中心,其中咖啡过境贸易对奥斯曼世界体系和当地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加剧以及咖啡等转口贸易量的下降,埃及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农民赋税沉重,加上洪水和疾病的侵袭,18世纪中叶的埃及社会处于全面危机之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埃及又遭到英法等国的相继入侵面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穆罕默德·阿里应对方案建立埃及体系”或“埃及帝国”,[4]埃及的“帝国体系”去对抗欧洲的“世界体系”。于是,穆罕默德·阿里开启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和强制性现代化的进程埃及经济社会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变化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5]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致力于巩固统治地位和消灭异己,最后成功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马穆鲁克,成为埃及无可争议的领袖。关于埃及未来发展阿里深知抵御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推翻奥斯曼帝国埃及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是埃及人民的共同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埃及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农业,以富国强兵。阿里认为国人之所以能够发动征服埃及战争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武器组织,而这些因素都与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工厂制度有关[6]所以,埃及也要走工业和军事建设相结合道路,用强大的工业支撑军队建设,最终建立起一个脱离了农业社会经济现代国家。但是,无论是军工生产还是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埃及需要巨大的财政资源。为此,阿里着手改革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模式,以提高生产力,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7]


穆罕默德·阿里


18111815年,阿里启动土地改革计划,其目标是将农业剩余集中在一位全能“企业家”掌管的国家手中。[8]首先,国家垄断农田,废除包税制,采用新的税收制度,以村庄名义登记土地并且直接向国家纳税。其次,对农村城市土地(包括所有宗教地产)进行地籍调查,以评估它们的价值,根据不同类型土地确定不同的土地税。废除宗教地产免税的特权,还将一些土地分配给其家人、臣属,以及在政府任职的本土埃及人。任用曾经在马穆鲁克时期作为村落首领的埃及本地贵族,赋予他们收税和在村庄一级代表政府的职务。为了鼓励农村行政人员承担这些职能,授予他们每105费丹土地中大5%土地作为奖励。[9]这样,埃及土地国有基础上扩大了税收、强化国家权力,为埃及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阿里及其支持者鼓励扩大埃及农业出口,以便从种植的农产品及原材料中获利。阿里农业创新领域的首要举措是倡导引进新作品种,其中最重要的是1820年长绒棉的引进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埃及生产的既廉价又对外界没有任何吸引力的短绒棉的局限。由于长绒棉的纤维结实而富有弹性,用其生产的棉布质地精良,深受欧洲市场的欢迎,价格是短绒棉的24倍。在法国专家帮助下,埃及棉花的集约化种植模式提升棉花出口产量。到19世纪40年代埃及棉花出口增至24万坎塔尔(1坎塔尔=45公斤),[10]棉花成为当时埃及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农民也由此首次与政府直接接触开始了强制性劳动生产方式农村社会关系开始发生转变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确保获得持续农业剩余,阿里建立了用于灌溉和排水的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阿里时期修建水利工程(沿着尼罗河修建水坝和堰)是埃及农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使埃及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也将埃及的种植方式依赖尼罗河盆地的自然灌溉向常年灌溉转变。新灌溉的土地除了种植棉花外,还用于种植甘蔗、靛蓝和亚麻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作物。一些传统上庄稼一年一熟的地区变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更重要的是阿里强化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利用农业利润资本平衡政府在军队教育、工业等方面的支出。从1812开始,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购买农作物,然后以较高的价格转售给埃及消费者,再以更高的价格转售给外国商人。这样,阿里控制埃及95%出口,其外贸垄断利润(一半或更多来自棉花)提供了政府预算收入1/41/3。在进口方面,不允许与政府控制的工厂竞争的商品进口。[11]通过国家垄断,埃及政府显然是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12]当然,埃及农业发展已经逐渐向单一出口经济作物转型,满足欧洲工业化对原材料的需求[13]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早期改革目标并非改善埃及农业相反,其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国家一切改革基础阿里认为文明(至少是欧洲文明)是组织、武装和维持军队的一套手段也是维护独立的最好保证[14]所以,阿里按照欧洲军队模式埃及军队进行现代改革,聘用欧洲军官、招募农民入伍,并为军队配备最新的武器装备。阿里军队负有双重使命:一是通过军事行动获得外国土地,二是为当地工业产品获取销售市场。为了保障现代军队所需的技术和服务,阿里发展完善教育体系,在埃及兴办各类院校,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教育发展战略。尤其是埃及派往欧洲留学生,回国后不仅能从事新的职业,而且还要将在欧洲学习时的课本、讲稿和其他阅读作业翻译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阿里建立了一套欧式的公立学校体系,最初学校部分员工欧洲人,但逐渐都转变为在欧洲留学归来埃及人。与当时盛行的传统爱兹哈尔管理(Azhar-Supervised)的学校系统相比,穆罕默德·阿里的公立学校系统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15]当然,阿里看到引进技术的必要性,而教育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总之,穆罕默德·阿里通过改革农业和农田管理,为国家崛起调动财政资本;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以及获得对外军事征服所需的人力资本,依靠外国技能培训和教育当地人力。这一切努力使阿里成为当时埃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宏大工业发展计划又使他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工业企业家”。[16]在他看来,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解决就业和创造收入的唯一来源而是实现他雄心勃勃的政治帝国手段,或者说是他利用企业利润”实现政治目标的早期实践。阿里理想创造技术上与欧洲标准相当的新产业,他的工业计划不是凭空产生的,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阿里统治之前,埃及自己的小规模传统工业在全国范围内运作;二是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在开罗建立现代化工厂,生产面粉、啤酒、帽子、皮革和军火等一系列产品,其工业生产模式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了参与机会和经验;三是阿里受到了法国学者的影响。著名的《埃及描述》记载了法国学进行的广泛的实地研究理论工作,以评估和评价埃及自然资源、工业潜力农业项目。他们认为埃及能力成为欧洲商业和工业的一部分[17]

阿里的工业化计划立足本土,从民生需求入手。鼓励纺织厂使用本地生产棉花和亚麻,从叙利亚黎巴嫩引进桑蚕和桑树,扩大丝绸生产和制造;从印度引入克什米尔细毛山羊,以增加羊毛产量。[18]1830年,埃及已经建立起各种现代化工厂,可以生产棉花、羊毛、丝绸和亚麻纺织品、糖、纸、玻璃、皮革、硫酸和其他化学制品。更具创新意识的是,阿里的工业化模式并未止步生产消费品,而是在两个独立但相互依存的重工业方面进一步发展。一是生产消费品的机器和设备。除了从欧洲进口的原型机外,埃及每年必须进口大量铁和铜,用于造船、武器和机械工业。其中,纺织业需要的织机都是由当地工人在法国或意大利专家指导生产的。当时,上埃及纺织厂的设备几乎完全来自开罗的现代金属车间。[19]二是通过建立军工厂(开罗)和现代化的造船厂(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直接为日益壮大的军队服务。开罗的军事工厂是从生产弹药开始的,逐步发展武器备件的生产,然后是轻武器生产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造船厂也是从维修海军舰船开始的,逐渐过渡到生产零部件以及小型战舰。截至1838年,对工业设施的投资1200万埃镑,有3000040000人在工厂工作[20]

学者认为阿里的工业化战略世界体系结构下的被迫发展也是阿里军事扩张野心膨胀的结果。但是从工业化发展角度看,一旦军队需求得到满足,民用部门——尤其在城市地区——就会扩大现代消费品的数量,因为这些产品比传统的小规模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要便宜得多。因此,阿里王朝最初的工业现代化虽然是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相关的工厂最终还是为整个社会进行生产,将它们的受益范围扩展到了军队之外。例如,民用部门吸收了当地生产的大约80%棉花,以及几乎全部的糖、靛蓝、纸张、墨水、玻璃,更不用机器了。[21]通过示范效应,现代工厂系统生产的消费品具有大众性。在阿里统治下,其有序改革颇见成效,并为国家的壮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后劲

然而,当阿里寻找新兴工业市场沿着传统商道向外征服和扩张时,引起欧洲列强的顾虑,它们担心奥斯曼帝国衰落埃及作为地中海东部一个强大力量崛起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当阿里寻求开发叙利亚资源时触犯了英国商业利益英国联手奥斯曼帝国及其他欧洲强国,迫使他从叙利亚撤兵,作为回报阿里家族获得了对埃及统治权。然而,埃及形式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更重要的是1840年和1841年,在英国的干预下,奥斯曼素丹和埃及政府的谈判限制埃及军队规模,迫使阿里结束了垄断贸易的政策。从那时起欧洲商人可以埃及所有的市场自由买卖。埃及唯一的商业经济功能就是欧洲工业提供原材料。[22]很明显,欧洲列强阻碍了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个以埃及为基地的伟大东方帝国野心

阿里改革开启埃及现代经济转型之路,使埃及19世纪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从而走在了中东其他国家的前面。马克思赞誉穆罕默德·阿里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23]他凭借自己的魄力和智慧、“远见企业才能”为埃及社会组建了新秩序,他在一个农业社会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带有相当大的风险。当时埃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少劳动力,工业化项目更加剧了人力资源的短缺。但是,他向数千名技术娴熟的外国打开埃及的大门,这些人帮助实现了他的工业愿景,培养了有天赋埃及年轻人发展了他们的技能。虽然,随着埃及工业化的停滞,很多外国技术精英先后离开埃及,但是也有部分人留了下来,把埃及当作自己的家。几十年后,他们的一些后代成了熊彼特所谓的“现代企业家”,并成为埃及未来几代人直至20世纪创业活动根源[24]


二 伊斯梅尔融入世界体系依附经济的生成


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其家族埃及的稳固统治应该建立欧洲式的改革之上。但是其继任者阿巴斯一世Abbas I)(18481854年在位)却反对埃及欧洲人的介入取得的任何现代进步,甚至规定外国人在埃及居留的条件。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Mohammed Sayy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虽然恢复阿里时期农业、灌溉等项目,但是他无法抵挡向欧洲金融机构借款的诱惑,结果给其继任者留下一笔不小的债务。他还授予法国领事费迪南德·德·雷赛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这就给1863上台的伊斯梅尔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但是雄心勃勃的伊斯梅尔通过投资大型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希望埃及走上快速发展道路,使埃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他坚信只有欧洲才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伊斯梅尔的经济发展路径遵循的理念是借助外部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于是,伊斯梅尔开始加快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步伐。


伊斯梅尔

伊斯梅尔统治初期恰逢美国内战时期,其间国际棉花价格飙升,这为埃及来了前所未有收入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对外资本输出竞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伊斯梅尔宏伟愿景的实现。为此,伊斯梅尔着手扩张性的公共财政以推进埃及现代化。[25]现代化的领域包括大型灌溉系统、交通运输、通信网络教育扩展,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伊斯梅尔深知埃及人不具备承担如此复杂的现代化工程所需的风险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因此,他向外国资本技术人才敞开了大门,并鼓励外国投资流入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开罗和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港。于是,拥有各种技能的侨民纷纷涌向埃及1872年涌向埃及欧洲人口8万人,[26]他们活跃在农业、工业、贸易、金融、运输等领域。
苏伊士运河设计实施和管理无疑是跨国性的。这项工程规模庞大,需要在数年内动用大量人力和资本资源。由于工程早期进展较慢,为了在计划时间完成这项工程,法国的工程师们决定使用更先进的机械挖泥船和蒸汽挖掘机进行挖掘。来自多个国家的大量熟练工人参与项目建设,其中法国人在工程和管理工作中占多数,意大利人、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基本从事维护、供应等方面的较低技能工作。但是,项目资本需求远非埃及所能满足,伊斯梅尔利用他在欧洲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庞大网络中的影响力,争取了一笔国际银团贷款为该项目融资。[27]参与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项目的除了法国,还有美国、奥地利、俄罗斯英国[28]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和奋战,地中海和红海的水域在100英里(1英里=1609.344米)的运河水道中汇合,运河开通。苏伊士运河修建和开通加强了埃及外界的联系,并提升埃及在国际航运中的地位1869年,埃及政府举行了精心设计的仪式来庆祝运河的开通,政府邀请欧洲政要,旨在表明埃及确实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的一个合法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不是伊斯梅尔在欧洲政治和金融方面影响力和人脉,这个项目不会在他执政期间完成[29]伊斯梅尔也因此获得领导力的光环。对于有抱负的欧洲投资者和金融家来说,伊斯梅尔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埃及成了他们投资场所。伊斯梅尔也进一步向国际投资敞开埃及的大门,并向他们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申了他的前任赛义德最初引入的外国优待条例(Capitulation regime)。这一条例包括免税和使外籍人士不受埃及法律管辖的特权。当然,这也阻碍埃及民族经济发展
起初,外国资本兴趣主要集中在棉花生意上,参与埃及棉花贸易的各个阶段——从收集、分拣、打包到轧棉、船运到国外的纺织厂。所有这些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这种经济扩张大地推动埃及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在伊斯梅尔统治期间,用于加强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大约为4000万埃镑,这些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国投资和贷款,条件往往对埃及非常不利。[30]据估计18621873年的借款约为6850万埃镑。[31]当然,交通和运输建设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共挖掘112条水渠长达13500公里、修建铁路1456公里、铺设电报和电话线4000公里,设立国家邮政总局以取代外国侨民开办的各种邮局以及开办埃及轮船公司[32]在不同的城市节点上建有400座横跨尼罗河的桥梁。此外,在18711873年,改进后的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好的港口,拥有566公顷的外港和188公顷的内港,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水域。[33]诚然,交通运输系统完善棉花这一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埃及开拓国内外市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斯梅尔试图把埃及建成世界主要产棉国和欧洲棉花的供应基地。在其统治期间,棉花种植遍及上下埃及棉花产量从1860年的50.1万坎塔尔增加1879年的312.4万坎塔尔,耕地面积从1862年的416万费丹增加1877年的474.3万费丹。[34]棉花出口量在18631865年翻了一番。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受美国棉花市场的竞争,埃及棉花出口减少1/5。但是伊斯梅尔不甘心退出国际市场,决心利用埃及良好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发挥希腊人在棉花种植方面技术[35]继续种植棉花,使棉花出口量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保持100万~300万坎塔尔。[36]但是,这也表明埃及越来越依赖“单一作物”经济。而且,他还利用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危机和蔗糖产量下降的时机,积极发展甘蔗生产。到19世纪70年代,仅上埃及就有5万~7.5万费丹耕地用于种植甘蔗,其中大部分种植在伊斯梅尔拥有的地产上。[37]甘蔗的大面积种植,为埃及现代制糖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伊斯梅尔依赖外国专家外国公司为他的工业企业建筑项目提供机械和其他材料。从1873开始,他着手恢复发展军工企业和与棉纺织业相关产业。其中发展较快的是轧棉厂和制糖厂。到1863年初,已经有近80家轧棉厂,能够加工1/3以上的农作物。[38]到伊斯梅尔统治末年,埃及已有64家糖厂。为了有效发展制糖业,伊斯梅尔在该行业生产的各个阶段都聘用了外国专家。但是,企业聘用的外国专家的薪金、进口燃料和原材料的价格也十分高昂,导致了这些工厂的高成本,意味着它们只能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基础才能继续存在[39]19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来自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希腊开始在开罗建立卷烟厂。正是这种类型的工业为埃及19世纪的工业发展奠定基础[40]
伊斯梅尔还十分重视行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许多外国银行被埃及蓬勃发展的业务所吸引纷纷到埃及开展业务,银行业活动密切了埃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金融联系。到19世纪下半叶,英法等国家多家银行在埃及建立分行,如盎格鲁—埃及银行(1864年)、奥斯曼银行(1867年)和里昂信贷银行(1875年)。事实上,一些埃及本土商业家族参与筹建本土金融机构推动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业相继发展起来。所以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埃及商业运作环境良好,在埃及建立不止一个交易所。
然而,伊斯梅尔融入欧洲经济的同时,也给埃及来了财政上的灾难。由于国家的大部分投资用于长期基础设施项目,偿还债务的能力在短期内明显不足,致使到期债务通过签订更多的贷款来偿还。然而,由于利息的增加,贷款数额越来越大。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撤回了对埃及很多公共工程的投资,无奈之下伊斯梅尔将他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卖给英国人,英国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40%),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1876年,埃及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当年埃及政府的债务达到7100万英镑,其中外债为6800万英镑,每年需支付利息500万英镑,超过埃及政府岁入的一半。[41]在这种情况下,伊斯梅尔被迫宣布财政破产,按照英法等国的提议成立了公共债务委员会。由英法两国负责监管埃及国库收支,以确保能够实现贷款的分期偿还并支付利息。1878年,英法两国代表埃及内阁担任财政部部长等要职,埃及的财政大权就此丧失。在愤怒的埃及民众的强大压力下伊斯梅尔被迫下台
伊斯梅尔作为国家领导者,其改革目标在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虽然耗资巨大但也确实为埃及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来了切实的成效美国的总领事在1876报告中说,伊斯梅尔于18641876年在埃及进行改革是显著的,没有先例。据统计,埃及的年收入1864年的不到500万英镑上升1875年的1.459亿英镑,同期出口2960万英镑增长到近6200万英镑。[42]不可否认,伊斯梅尔的欧洲改革现代持续发展方面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埃及意识到了现代世界优势。但是他也导致埃及经济发展依附性,并为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外围成员做了准备
综观伊斯梅尔经济改革之路,其依附经济形成具有必然性。一是完全外援内建理念。为了快速走上欧洲发展之路,伊斯梅尔没有充分发挥国人力和物力以及外汇收入发展强国之本的民族工业,而是过度依赖外来资本技术最后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当然这与伊斯梅尔的拜金主义意识与慷慨大方性格,如个人挥霍、贿赂、赠予等行为加剧了财政紧张密不可分。二是忽视了高成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也能推动生产提高生产率和利润,但是短时间内却没有国家财政带来直接利益。除了苏伊士运河,几乎所有其他公共工项目没有产生有效现金流。这也是当今新兴市场国家战略投资的一个重要教训。三是伊斯梅尔忽视国家经济管理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教训,即“枪炮与黄油”的问题。受埃及帝国思想影响,伊斯梅尔持续对外进行军事行动极大削弱埃及经济实力,尤其是18751876年的埃塞俄比亚战役对埃及来说灾难性的打击,其中他也低估现代世界体系规则的制约作用


英国殖民统治埃及经济主权意识觉醒


1882英国占领埃及埃及进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821922年),也加速埃及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到20世纪初埃及彻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43]英国占领埃及旨在保护其在埃及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作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英国希望运河沿线驻扎军队,以保护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作为埃及银行债务的主要持有人,英国希望确保偿还这些债务;作为一个工业大国英国希望保证原棉流向英国纺织业,并为其制造业产品垄断一个有前途的市场;作为一个殖民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国家英国希望参与埃及蓬勃发展商业、银行和金融活动,以进一步促进英国获得利益[44]因此,在经济上,英国埃及采取了一种“开明的利己主义策略[45]
英国先从整顿埃及公共财政入手进行改革避免欧洲强国干预埃及,以维系英埃关系稳定,独占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由于埃及财政混乱、管理落后,英国派遣曾长期印度任职并在财政管理方面表现出色的克罗默勋爵前往埃及兼任总领事,为埃及提供财政方面建议和协助财政工作。克罗默首先对埃及进行财政改革。简化行政账目,废除每年预计近200万埃镑的非生产性税收(盐税等)。其次是修改清算法。根据1880年的清算法,埃及的债务定为9837.7万英镑,财政受制于英、法、德、奥、意等强国,埃及政府只能自由支配收入的有限部分1885年在英国建议下,欧洲列强修改了1880年清算法,英国获得更多的支配埃及财政收入的自由。而1904年英法友好协定中清算法的重新修订,标志英国基本掌握埃及的财政大权。在克罗默的建议下,埃及经历18831888年“与破产赛跑”,1889埃及财政状况好转实现收支基本平衡。根据克罗默1902年的财政报告18821901年)数据埃及财政出现累计盈余1000万埃镑,占公共收入2.24%[46]。在接下来的十年,政府不仅还清了占领期间的所有贷款,而且还使伊斯梅尔时期欠下的债务减少了一些。
农业发展方面推行农业经济专业政策。为此,对埃及灌溉系统的改造至关重要,克罗默通过任用曾在印度供职的英国水利工程师让埃及重新控制尼罗河,修整了伊斯梅尔统治后期年久失修的水坝和堰。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翻新开罗以北的拦河坝,它控制着尼罗河三角洲南部省份的灌溉用水,1902年阿斯旺大坝建成后,为上下埃及提供了充足的灌溉用水。英国通过建造一系列的堤坝和运河,在埃及完成了将盆地灌溉系统造成常年灌溉系统的任务,也从根本改变埃及农民几千年来几乎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在埃及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三角洲地带,尼罗河每年的洪水不再发生农民收入相对提高埃及棉花产量由1886年的279.2万坎塔尔增加1914年的766.4万坎塔尔。[47]随着国际棉花价格的提高国家鼓励农民改进种植和施肥方法,进而提高棉花种植的单位产量。18821922年,埃及棉花出口量(按4年的平均值估计)增长了202%[48]当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棉花的种植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它造成了大量土壤肥力的耗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埃及人均农业产量开始下降,标志埃及农业快速扩张结束
英国不仅把埃及变为其棉花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也使埃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在英国占领埃及的早期,埃及几乎没有外国投资。但是在19001907年,随着大规模土地开垦,英、法、比等国纷纷在埃及成立各种股份公司,先后有160公司成立资本4300万埃镑。1914年,埃及股份公司实收资本92%外国公司控制[49]这些外资的46%来自法国,30%来自英国14%来自比利时,余下10%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持有。[50]在这些外国股份公司中,银行、抵押贷款和土地开垦这三大经济活动主导了埃及的股份制公司活动。它们在股份制公司资本中的占比分别为4%45%5%。相比之下,从事工业经营公司资本仅占总资本6%[51]
当时埃及多数工业仅停留在棉花及棉种出口前的准备阶段。原棉在埃及经过轧棉、清洗、压榨和打包后直接运往海外。这期间埃及工业只增加了两家盐厂、两家纺织厂、两家啤酒厂,以及一些小的香烟和食用油(从棉籽中提取)工厂。[52]最重要的工业是伊斯梅尔时期创立的制糖业,仅供应国内需求。在工业方面,克罗默勋爵的所作所为仅限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应该被划分成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专门从事具有天然优势方面经济活动,并在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秩序中与其他地区交换产品。埃及应该专门种植和出口棉花欧洲才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
但是在1907年金融危机影响下,埃及争取经济主权的意识日益觉醒,他们要求政府加大对股份公司的监管力度,打击高利贷,成立真正属于埃及人的国家银行。1913埃及商会在开罗成立,著名埃及民族主义企业家塔拉特·哈伯(Talat Harb)当选为商会副主席。商会的宗旨在于倡导埃及经济独立,以支持政治自治。后来,其他大城市也相继成立20多家商会,这表明埃及当地企业家的力量不断增强

塔拉特·哈伯(Talat Harb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促使埃及政府和有识之士对埃及经济发展进行了新思考。他们意识埃及的工业品完全依赖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于是在1916成立埃及工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埃及政治家和企业家伊斯梅尔·西德基(lsmal Sidqi)、塔拉特·哈伯以及一些外国本土的重要经济人士组成。委员会呼吁埃及实现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单一商品出口依赖。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是进口替代产业。委员会强调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保护,但变革的引擎是私人资本[53]这一报告埃及经济转型过程具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未来埃及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为后来的埃及民族企业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奠定基础1918年,该委员会发表报告被视为埃及工业化的路线图,而这些委员则成为推动埃及经济转型的活力群体。
发展民族经济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埃及企业家们冲在最前面。在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企业家塔拉特·哈伯看来,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否则政治独立就是空话,而经济发展的首要举措是建立埃及人自己的金融机构。所以,他一直关注思考埃及经济发展问题。早在1911年他就向埃及国民大会提交了第一份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详细提案大会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得到了与会成员尤其是大地主和大商人支持1920年在民族主义热情的推动下,他募集了8万埃镑资金,成立了米斯尔银行(Bank Misr),该银行拥有来自地主阶层的124个股东。这是埃及第一家由埃及人筹资和管理的银行。该银行的既定目标就是利用银行资本创造产业实现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多样化。米斯尔银行后来形成米斯尔集团,并成为埃及民族工业发展核心力量。米斯尔银行与随后成立的埃及农业总会(General Agricultural Syndicate1920)、埃及工业联合会(Egypti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1922[54]称为前纳赛尔时代埃及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机构[55]
总之,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埃及完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当地外国商业精英和本土地主阶级作为埃及两大社会力量不断增长,他们成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二者之间潜在的利益对抗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外国商业精英在灌溉、运输、抵押和信贷银行、贸易和棉花种植、附属工业以及农业机械和肥料进口等方面建立各种企业,他们攫取了巨额经济利润,并且享受免税特权最终激发埃及人的经济民族主义热情。在20世纪20年代,埃及出现了工业企业家阶层,他们通过将在土地商业获得的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经营民族企业。尽管他们只是部分群体,但是却为埃及人更广泛地参与始于自由时代现代工业创造条件


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经济本土发展的初步尝试


随着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以及现代民族金融机构米斯尔银行的建立英国埃及政治权威以及欧洲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在自由主义时代19231952年),[56]埃及政治家们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完全独立的权力,而在经济领域埃及领导人努力寻找国家之外的创造来源构建经济民族主义,并利用私人财富资源土地和当地工商业资本)使经济多样化,以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
1923埃及颁布新宪法,埃及各个阶层都希望政府重塑埃及政治经济埃及本土企业家强烈呼吁国家以关税保护和补贴的形式援助新兴产业废除外国优待条例,实施新的税收制度,推进民族经济发展。但事实上,埃及政府很难将其政治议程转化为经济行动计划,以解决埃及社会经济弊端。因为当时埃及政治精英没有想从根本摆脱欧洲资本关系,他们认为外国人在埃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华夫脱党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埃及政治独立。所以,埃及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一个清晰的经济愿景。
虽然政府没有选择在重大问题(关税、投降和税收)上挑战西方国家,但在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上也在寻求自主性,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为本土企业敞开了大门,开启埃及经济本土尝试。其中最具活力的是企业家塔拉特·哈伯领导的米斯尔集团,尤其是该集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为埃及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性、民族性和工业性资本主义积累的战略框架。这也是埃及自近代以来首次由私人资本主导构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尝试[57]虽然该集团的工业化努力仍然处于萌芽探索阶段,但是它成功地推进了埃及经济多样化,提出农业发展与工业增长相平衡的理念。
米斯尔银行成立后一直支持工业的发展,在塔拉特·哈伯看来,米斯尔银行应该成为埃及经济特别是工业变革的先锋。他明确表示利用银行的财政资源创建产业,进而推动埃及经济的多样化发展。米斯尔印刷公司是米斯尔银行投资的首家公司1924年,米斯尔银行投资了米斯尔纸业公司和米斯尔贸易与轧棉公司,这标志着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形成[58]1925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又先后投资了米斯尔航运公司、米斯尔灌溉公司和米斯尔电影公司[59]这些公司从事棉花采购、轧棉和营销等相对简单的经济活动,并不需要大量资本和复杂的技术,米斯尔集团只是聘请少数外国技术专家,以确保公司的“国民性”。到1926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棉花收购商,此前棉花收购规模13家银行中仅居第12位。[60]同年,米斯尔银行集团业务拓展到国外,成立了米斯尔—法国(Banque Misr-La France)银行,其目的是为在欧洲埃及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1927年,米斯尔银行集团的业务开始涉猎其他工业领域,相继成立了米斯尔纺织公司、米斯尔丝织公司、米斯尔亚麻公司和米斯尔渔业公司。这些公司埃及工业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资本规模并不大。1929年,该银行发表了一份工业化发展报告提出了一项十年发展计划,并呼吁建立一个由政府经营的工业发展银行。该报告建议成立由金融企业家、政府及理论家组成的常设机构,为申请资助的工业发展项目提供审批;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呼吁埃及企业建立纺织、化学、皮革、玻璃等工业企业。同时,规划新产业发展,拟定了一份拟成立28家股份公司名单,并强调产业必须立足国家实际需求,主要用于满足国内消费。[61]报告援引的统计数据表明,人口增长正在超过农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工业化才能解决人口问题。但是,由于埃及政府主要忙于恢复农业项目致使报告中的多项建议都被忽视。米斯尔银行集团继续商业银行的身份发挥工业信贷银行的作用[62]米斯尔银行集团开展大型工业项目,迫于技术上的需求,也开始外国资本进行合作1929年,塔拉特·哈伯与德国棉花出口商雨果·林德曼(Hugo Lindemann合作成立了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这标志着米斯尔集团与外国资本合作开始
塔拉特·哈伯还积极响应埃及财政部的号召,组建埃及商会联合会,以便各商会在争取埃及经济独立中采取一致行动,同时联手工业联合会敦促政府给予本土产品以优惠待遇,降低原材料运费以及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等举措。20世纪30年代,关税改革影响埃及经济的重大议题。1930年,西德基政府推出了新的关税法案,以保护国内投资的新兴产业,让大地主将他们的农产品出售给埃及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63]修订后的税法要求对必需品实行名义关税或减征关税,对半成品和成品实行中等关税,对所有其他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64]其中进口工业品的关税由原来的8%提高15%25%[65]政府严格限制小麦和面粉的进口,1932年小麦和面粉的进口关税翻了一番,棉花纺织品的关税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稳步提高,并为国内生产商保留了越来越大的本地市场份额。此后数年间,西方诸国强加于埃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款相继被废除,尤其是1937外国优待条例被废除后,埃及扩大了财政税收来源埃及现代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有所改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不断扩张的制造业中,有三家公司处于核心地位国家缫丝厂[66]、米斯尔纺织公司和制糖公司。它们的总资本1937埃及工业股份公司全部资本投资的近40%19301937年,米斯尔纺织公司国家缫丝厂的棉织品产量从600万平方米增加6800万平方米。其中,米斯尔纺织公司很快发展成为中东最大的纺织公司[67]1936年,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成为埃及重要的棉花出口公司之一。由于米斯尔银行集团参与棉花生产的各个环节,它在“货物、票据、证券和其他抵押贷款”方面的资金额由1930年的4887232埃镑增加1936年的8153737埃镑,增长了66.8%。到1936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已成为埃及第二大商业银行,也是国内最大的控股公司[68]
由于保护关税政策实施及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英国采取了灵活战略尝试埃及组建合资公司埃及民族企业家基于资本技术需求,于1932成立了第一家航空公司——米斯尔航空工程公司Misr Air Works Company)。该公司初始资本2万埃镑,其中40%的股份为英国公司持有。[69]对于米斯尔银行集团来说,这家公司不仅从事埃及国内的航空服务,还将成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邻国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1934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又相继与英国合资成立了米斯尔保险总公司、米斯尔海上航运公司、米斯尔船运公司以及米斯尔旅游公司双方合作20世纪30年代末达到顶峰标志事件1938北大染坊公司和米斯尔精纺公司成立。由于这两家公司生产的布料质量非常好,埃及的纺织品产量大幅增加。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埃及棉花源自本国的供应量从当地收成的1%提升12%19311941年,市场份额从12%提升75%[70]说明英国资本主义在这场经济战斗中输给了埃及资本主义[71]
米斯尔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是艾哈迈德·阿布德Ahmad Abbud),他是二战期间最有活力、最成功企业家。他参与了政府几乎所有的重大投标,1941年接管了糖业公司,后来又创立埃及化肥公司。此外,他还开发新的电力资源,在埃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能源制造业。赛义德·亚辛(Sayyid Yasin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他创立了一家玻璃制品公司,该公司在他去世后几十年仍在成功地运营。这时期见证了叶海亚(Yahya商业帝国出现,其是米斯尔集团的重要竞争对手,主要依靠外国人提供专业技术合作成立企业集团,创立的第一家公司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生产和贸易公司。叶海亚随后创建了压榨、保险和航海公司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发展埃及工业奠定基础,进口替代产业发展迅速。埃及本土制造商基本上能够满足埃及人的需求1939埃及生产的酒精、香烟和糖的比例为100%靴子和鞋子、水泥、肥皂、油布和家具的比例为90%,火柴的比例为80%,啤酒的比例为65%[72]在战后的五年里,糖业公司的精炼糖产量每年增长约10%水泥产量在同一时期增长了2.5倍。[73]此外,埃及企业精英开始埃及工业发展潜力进行调整。在20世纪40年代末成立的米斯尔人造丝厂和埃及化肥厂一上市就受到了全额认购。19461954年,投资于股份公司7236.6万英镑的新资本中,近2/3流向了工业公司[74]
当然,战后埃及工业发展依然面临很多问题。一是制造业仍然集中在非耐用消费品、纺织和食品几个部门,工业发展没有像其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尽管米斯尔银行集团做出了促进工业发展的努力,但为工业调动资本的专门金融机构尚未发展起来。二是埃及人力资源基础建设落后,劳动力质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本土企业精英仍然是少数群体,对企业的贡献有限。一人在多家董事会任职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说明埃及缺乏管理与创业人才
总之,在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工业通过国内外复杂的合作、竞争和冲突得到发展埃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高涨,民族主义运动增多。19381951年,埃及工业产值增长138%,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75]埃及经济转型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是,在这个时代,真正推动结构变革的力量是居住在埃及的少数外国商业精英1948年,埃及国民仅持有该国股份公司资本39%[76]就是说,现代企业创业精神仍然掌握外国少数商业精英手中。这也是1952年纳赛尔上台后驱逐外国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


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就是一场早期的现代化运动。它以抑制和避免边缘化为肇始,以初步处于边缘化为低点,以反边缘化努力而结束。根据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观点,一个处在融入过程地区,其融入理想状态就是它的国家机构不要太强大也不要太脆弱。如果太强大,就可能不顾及世界经济体系资本积累的最大利益,而是根据自身考虑阻止必要的跨境流动。如果太脆弱,就没有能力阻止其他人在它们的领域,对流动进行干扰[77]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响应国际体系游戏规则”的政府,才能世界体系获得根本利益。综观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其利弊更多取决于不同时期国家企业家对世界市场的回应能力

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埃及第一位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他通过改革农业和农田管理,为国家调动财政资源;通过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奠定国人资源基础;在资本与劳动技能基础上优先发展重要的进口替代产业,为了保护这些新兴产业,他实施贸易禁运。所有这一切以国家垄断为手段,以埃及帝国体系核心,但是“大炮与黄油”的原则结束阿里的强制性现代化。伊斯梅尔追随祖父现代脚步,他通过国际信贷为雄心勃勃的项目融资,依靠外国技术人员参与建设诸多基础设施项目,试图融入世界体系。但是过度依赖外来资本招致债务奴役,其欧洲道路最终让位于英法对埃及控制英国埃及经济政策继续按照伊斯梅尔时期路线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农业,但是工业发展却留给外国企业英国的开明利己政策外国商业精英主导埃及经济提供了条件,许多外国银行和现代公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然而,这也客观上培育了埃及经济主权意识,促进了埃及民族企业家的出现和新经济组织诞生推动了自由时代现代企业创新发展。而自由主义时代开明的国家政策培养了现代企业创新精神,向企业家(本土外国敞开大门,尤其是企业家塔拉特·哈伯倡导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推动埃及现代民族工业发展,但是外国商业精英依旧在埃及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通过对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经济现代化转型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认知:适度开放经济体系埃及内部发展与外部获利的结构基础外国商业精英影响埃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革因素;过度依赖外来资本技术是制约埃及经济发展根本因素;不平等的商业条款(外国优待条例、关税等)是限制埃及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国家企业家的目标相异是埃及经济发展无增长的重要原因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有其自主性。



责任编辑:龙沛]



[1]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开放课题“依附与自主——埃及阿里王朝经济发展道路选择”(21YDYLY03)的阶段性成果。也是2022年度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青年教师创新能力计划项目成果之一。同时,本文也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提档升级世界史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
[2] 李芳洲,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旅游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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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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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ohammad A.Chaichian,“The Effects of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on Urbanization in Egypt1800-197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20No.11988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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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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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哈全安:《中东6102000》(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505页。
[42] P.J.Vatikiotis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Fourth Edition),Baltimore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1991p.78.
[43] 刘会清、王泰:《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交往特征》,《西亚非洲2007年第9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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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埃及工业联合会的成员主要是在埃及外国金融家和实业家,到1925年,其90个成员(埃及不到1/4)的资本估计超过3000万埃镑,雇用大约15万名工人。参见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59
[55] Robert L.Tignor,“The Egyptian Revolution of 1919New Directions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12No.31976p.41.尽管创始人大多是居住在埃及欧洲商人寻求并在某种程度获得埃及在该协会中的重要代表性,但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主导着这个组织。联合会代表埃及资产阶级的不同工业派别,它们推动相关政策实施,如保护性关税、对新兴产业的减税以及有利的劳动立法,以创造产业。该组织领导埃及犹太人利维(Levi)在促进当地工业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56] 1923埃及颁布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从此开始历史上的君主立宪时期,直到1952年纳赛尔上台。制宪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埃及建立现代议会制度的初步尝试引起学者兴趣,称之为“自由主义时期”,也有人称之为“宪政实验”或“自由试验”。
[57] 李芳洲:《米斯尔银行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构建19201939年)》,《西亚非洲2021年第4期,第120页。
[58] Eric DavisChallenging Colonialism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1920-194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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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Robert L.TignorState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1918-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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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国家缫丝厂董事会的总统成员是米歇尔·C.萨尔瓦哥(Michel C.Salvago),他是希腊埃及的商界领袖。总经理莱纳斯·加舍(Linus Gasche)是一位在埃及服务多年、备受尊敬的纺织专家。其他董事会成员,如H.E.巴克(H.E.Barker)、A.I.劳(A.I.Lowe)和J.罗奥(J.RoIo),都是住在埃及的最杰出的外国人。
[67] Eric DavisChallenging Colonialism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1920-194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134.
[68] Eric DavisChallenging Colonialism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1920-194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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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Roger Owen & Sevket Pamuk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1998p.44.
[71] Robert L.TignorState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1918-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62.
[72] Roger Owen & Sevket Pamuk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1998p.44.
[73] Robert L.TignorState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1918-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00.
[74] Robert L.TignorState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1918-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00.
[75] Robert L.TignorState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1918-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51.
[76] Robert L.TignorState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1918-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94.
[77]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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