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泽齐·阿尔坎：从坦齐马特至共和国时期的土耳其史学

19至20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面临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与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在史学领域也同样如此，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日益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也逐渐具有“现代性”。近代奥斯曼史学的发展与帝国的整体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对于帝国完整性的维护促成奥斯曼主义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土耳其主义日益兴盛，并最终占据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与日后土耳其主义主导下的史学研究不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各方思想争鸣时期，奥斯曼史学作品呈现出多元色彩，一些作品具有全球视野，呈现出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情况的深度思考。

自郁金香时代(Lale Devri)以来奥斯曼帝国各领域皆受到西方影响，史学领域同样概莫能外，传统的编年史模式不时被加以舍弃。当时，史学家们已经开始通过编译一些欧洲历史作品以创作独立著作。1819年被任命为修史官(vak’anüvisli?e)的沙尼扎代·阿塔乌拉艾芬迪(?anizade Ataullah Efendi)对西方语言甚为了解，而作为一名医生，他也在编著新的医学著作和找寻相应土耳其语医学术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沙尼扎代受到西方典籍的广泛影响。

坦齐马特时期是奥斯曼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史学研究出现新的模式，史学家们开始摒弃自帝国成立以来固有的宗教化史学研究方式。换言之，在这一时期，尽管史家仍常常以伊斯兰教历史为基础解释和评论相关事件，但开始出现以奥斯曼王朝本身为主体加以叙述的历史作品。诚如恩维尔·齐亚·卡拉尔(Enver Ziya Karal)所述，以此种方式理解与书写历史，其主要目的在于团结奥斯曼王朝周围的所有民众(halklar)，避免彰显血统(cins)与宗派(mezhep)差异，从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防止帝国走向瓦解。从这个角度讲，奥斯曼历史解读模式的转变与帝国整体上的现代化运动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坦齐马特时期以前便已开始进行的“语言简化运动”(dilde sadele?me hareketi)对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832年《事实日历》(Takvim-i Vakayi)出版发行以来，这一运动开始逐步发展。而在坦齐马特时代，公众被引导去关注重大事件，这也对土耳其语简化思潮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帝国已逐渐培养出一批掌握欧洲语言的历史学家，在对通史部分中的古代民族(eski kavimler)进行叙述时，他们往往更加强调欧洲的历史，甚至在写到与我们自身历史相关的作品时，这些史家也会提及同一时代欧洲历史的情况，并努力将这两者加以同步叙述。此外，不掌握西方语言的历史学家则通过向那些具备相关能力的人士请教，以弥补他们在此方面的不足。在这一背景下，萨哈克·埃布鲁(Sahak Ebru)于伊斯兰教历1271年（公元1854年）印刷出版了《对部分欧洲官员情况的翻译》(Baz? Avrupa Ministrolar?n?n Tercüme-i Hali)一书。

在谈及坦齐马特时期的奥斯曼史学时，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便是阿赫麦德·杰维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a)。他生于洛维奇(Lof?a)（今属保加利亚——译者注），在伊斯坦布尔的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并通过自学开拓视野，他与雷希德帕夏(Re?id Pa?a)同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重要的官员，是坦齐马特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参加过“改革委员会”(Islahat Heyetleri)，并曾出任省长(valilik)及部长(naz?rl?k)职位。杰维代特帕夏根据语法知识，使用我们自身语言的规则进行研究，并创作出首批相关作品。在法律史方面，他所创作的《准则与法典》(Düstur ve Mecelle)一书同样值得今人铭记。在历史著作方面，杰维代特帕夏的作品包括：《杰维代特历史》(Tarih-i Cevdet)、《特拉吉尔》(Tez?kir)、《穆鲁扎特》(M?ruzat)、《先知的故事》(K?sas-? Enbiya)等。有关他个人的简介如下：

1774年，“知识委员会”(Encümen-i Dani?)计划编写一部奥斯曼帝国史。在1825年，著名奥斯曼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默尔(Joseph von Hammer)离职之后，杰维代特接替了他的职务，并继续从事奥斯曼帝国史的编纂工作，他表示：“应该以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编写。”正因如此，《奥斯曼帝国史》(Vekayi-i Devlet-i Aliyye-i Osmaniyye)以通俗土耳其语进行创作。

经过近30年的写作，杰维代特于克里米亚战争(K?r?m Sava?)期间完成《杰维代特历史》的前三卷（共十二卷），并将其献给奥斯曼帝国素丹。哈默尔对作品的前两卷表示欣赏并为其写下赠言，在第三卷出版时，哈默尔也对其表示赞扬。尽管杰维代特帕夏从宗教学校毕业，但他没有对非穆斯林使用诸如异教徒(kufir)和不信教者(g?vur)这样的贬义性表述。杰维代特不久后从“修史官”一职离任，在任职期间，除了完成全册《杰维代特历史》外，他也对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记录，汇编为《杰维代特备忘录》(Tezakir-i Cevdet)。《杰维代特历史》的最后一卷于伊斯兰教历1302年（公元1884年）出版。后来，他将卷宗进行重新校对并确定了新的版本。伊斯兰教历1309年（公元1891年），这部著作以十二卷本的形式重新印制。

《杰维代特历史》是奥斯曼史学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杰维代特帕夏进行了广泛的文献收集与梳理以展开这项工作，他对编年史、杂志、草案、驻外使节的工作报告以及档案资料进行仔细研究，征询了事件亲历者们的意见，并在考证辨别后加以使用。每卷末尾都附加有关该部分的相关文件，官方文书、正式文件、法令及条约文本。尽管在类型方面，《杰维代特历史》与以往的编年史著作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内容方面与后者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其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对某个主题进行完整探讨，并按照适当的方式避免忽略相关细节。除政治事件以外，他对帝国的制度体系也进行了整体分析。正如艾哈迈德·哈姆迪·坦博纳尔(Ahmed Hamdi Tanp?nar)所言，杰维代特帕夏，“既考虑帝国的（整体）历史也考虑制度的历史。”而从制度史研究角度来说，帝国在当时并非处于上升时期而是处于衰落时期，此外，他对奥斯曼帝国西化过程中政治结构的转变情况也进行了深刻解释。

另一方面，《杰维代特历史》并非仅仅局限于奥斯曼帝国本身。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主题都巧妙地包含在作品之中。从封建时代(Feodal d?nem)开始，到19世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到1821年的莱巴赫会议(Laibach kongresi)。杰维代特对欧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对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及革命后的发展进行了叙述。杰维代特帕夏不仅具有相当广阔的视野，同时也对历史具有深度的思考，他尤其关注对于当下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诸如：流行病、时尚潮流、火灾、十字军东征；火药和枪支的扩散，作战战术的变化，印刷机的发明及传播，海事史，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美洲白银向地中海世界的运抵，烟草的传播，奴隶贸易等主题都出现在《杰维代特历史》之中，他由此得出结论，相比其它历史事件，上述事件对于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更为深远。

在《杰维代特历史》中（尤其是第一卷），杰维代特帕夏试图表达其对社会及历史的理解。据我们所知，在这个话题上，他主要受到伊本·赫勒敦(?bn Haldun)的影响。此外，杰维代特帕夏将皮雷扎代·沙西普毛拉(Pirizade S?hip Molla)为该作所著的序言进行了翻译，并加以出版。除伊本·赫勒敦外，杰维代特帕夏还受到泰纳(Taine)和米什莱(Michelet)的影响。此外，据称他也受到德意志东方学家哈默尔、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Buckle)以及麦考利(Macaulay)，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tesquieu)的影响。正如阿里·约尔梅兹奥卢(āli ?lmezo?lu)所述，可以证明，杰维代特帕夏对历史的必要性及益处进行过深入思考。

对《杰维代特历史》进行批评的人士指出，杰维代特太过倚重于东方资料，对西方资料没有进行足够的收集。由此，批评者认为，杰维代特帕夏并未完全掌握相关西方语言。然而，相关资料证实，从杰维代特帕夏对由法语写作的《历史与卡万》(Tarih ve Kavan)一书的理解程度上可知，他已掌握这门语言。除此之外，法学家阿里·沙赫巴泽艾芬迪(Ali ?ahbaz Efendi)为杰维代特帕夏提供了相关西方资料，而另一位学者萨哈克(Sahak)也为他提供了相关西语材料。此外，“知识委员会”认为对西方档案进行翻译是必要的。因此，综上所述，《杰维代特历史》在西方资料方面并非薄弱。杰维代特帕夏提供了有关欧洲历史的相关知识，并且，他对西方世界及西方世界发展的理解也同样深刻。在对欧洲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及封建制度，阶级，以及议员等术语。而他对于相关术语的翻译切合本意，由此可见，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西语概念并不陌生。

有关《杰维代特历史》的另一种批判之声在于，“它充满暗喻与讽刺”，这的确符合事实。不可忽视的是，杰维代特对以往创作的编年史作品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在此情形下，可以说，对帝国衰落时期历史观念的形成来说，坦齐马特时期的史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阿赫麦德·杰维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a)

图片源于www.odevtest.com

除《杰维代特历史》外，杰维代特帕夏所创作的两部反映19世纪历史事件的作品同样熠熠生辉。《特拉吉尔》一书展现出杰维代特帕夏参与编纂史书后（1855）进行的活动以及直接参与的事件，并且展现出他的内心表达，以及他与这一时期相关政要间的关系，此外，有关接替他职务的阿赫麦德·吕提菲艾芬迪(Ahmed Lütfi Efendi)作品的情况也在其中有所介绍。《特拉吉尔》共有40个篇目，其中第40个篇目的内容为作者生平。第40卷篇幅较长，该卷由他人添加且并未寄送给吕提菲艾芬迪。《特拉吉尔》以4卷本的形式由杰维德·贝松(Cavid Baysun)出版，（安卡拉 1953-1967）。另一部作品名为《呈文》(M?ruzat)，其由反映阿卜杜勒麦吉德(Abdülmecid)、阿卜杜勒阿齐兹(Abdülaziz)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II.Abdülhamid)时期相关事件的5本笔记组成。很大程度上，《呈文》依据《特拉吉尔》进行创作。这两部作品包含了品质很高的记述。在一篇文章中，阿赫麦德·哈米迪·坦博纳尔(Ahmed Hamdi Tanp?nar)指出，杰维代特帕夏：“是一位有富有情志的回忆录作家。”

接替杰维代特帕夏担任修史官一职的是阿赫麦德·吕提菲艾芬迪，他将《杰维代特历史》剩余的部分，即发生在公元1825-26年左右的事件进行重新书写。在第一卷中，他采用财政部(Hazine-i evrak)档案、帝国议会(Divan-? Hümayun)及宰相府信件文书(Sadaret Mektub? Kalemi)等档案资料，并且在记录事件的同时，加入相关证据并提出他对此事件的评论。在此后的各卷中，吕提菲艾芬迪宽广采用《事实日历》(Takvim-i Vak?yi)及《新闻杂志》(Ceride-i Havadis’i)等报刊资料。他将这些报刊当做档案来进行研究，由此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穆可历明·哈利勒·伊南敕(Mükrimin Halil Yinan?)甚至认为，“没有一个我们的历史学家曾经做过或者展示过如（吕提菲艾芬迪）这样的无耻与无良，他将53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置于这般（不佳）处境或置于一片空白之中。”《奥斯曼纪年》(Sicill-i Osman?)的作者迈哈迈德·素来雅(Mehmed Süreyya)想要填补他所留下的空白，完成共计9卷的巨作（记述了1824年-1876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著作因伊斯坦布尔的一场火灾而化为灰烬。

《杰维代特历史》(Tarih-i Cevdet)

图片源于www.trendyol.com

19世纪中期，即《杰维代特历史》第一卷出版的时候，从奥斯曼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发生了很多引人注目的事件。印刷技术的推广带来了明显的进步，过去百年前写作的作品现在得以重新出版。因此，在史学史方面，很多史学家的作品都得以重现于世。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历1271年（1855年）经萨哈克·埃布鲁(Sahak Ebru)编排后的《对部分欧洲官员情况的翻译》一书出版，该书介绍了当时著名官员的情况，提及了欧洲的政治情况，也对西方不断演进的众多重要事件进行了评述。在此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史学受西方史学影响日趋明显。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史学已逐渐在某些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获得了现代性。哈依卢拉艾芬迪(Hayrullah Efendi)是其中的领头人，他在传统历史学与现代历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哈依卢拉艾芬迪在《历史国家奥斯曼帝国》(Tarih-i Devlet-i Aliyye-i Osmaniye)一书中，将每一位奥斯曼帝国素丹都列一卷；他还尝试将奥斯曼君主与同时代的其他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统治者进行比较。只是这部著作涉及的时间较短，从1617年开始，最后一卷写到1875年。

在创作其作品时，哈依卢拉参考了许多重要的西方作品（包括哈默尔及德拉克罗尼斯De la Croix等人的著作）。在《哈依卢拉艾芬迪历史》(Hayrullah Efendi Tarihinden)一书中，哈依卢拉将哈默尔的作品称之为：“非常引人注目的著作”。弗兰兹·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r)评价《哈依卢拉艾芬迪历史》为“世界史视角下的一次尝试”。可以说，此作品迈出了将奥斯曼历史纳入世界史研究潮流中的第一步。

在这一时期，除了研究奥斯曼国民(Osmanl? uyruklar?)之间的血统(cins)及宗派(mezhep)差异外，史学研究也在使奥斯曼人民在权力和义务方面取得平等，并且将新的理念注入奥斯曼民族(Osmanl? milleti)之中方面影响甚远。被命名为“奥斯曼主义”(Osmanl?c?l?k)的这一思潮旨在实现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vatan)，力图防止帝国分崩离析并维护现有疆界。在此方面，有必要对纳莫克·凯末尔(Nam?k Kemal)的历史作品进行探讨。对纳莫克·凯末尔而言，在使一个正在陷落的帝国注入新的灵魂，使社会融入现代思想方面，历史是一个突破口。从此角度，纳莫克·凯末尔选取帝国上升时期而不是帝国衰落时期的事件作为其作品主题，并将“爱民族”(milliyetperverlik)、“爱国家”(vatanseverlik)等思想融入其中，“除去科学以外，它还具有教学价值。”使当时的人们感受并回忆起帝国扩张时代的荣光。

纳莫克·凯末尔给奥斯曼史学带来了具有转折性效果的影响，他通过较小的事件构建出完整的历史叙事。伊夫拉克·佩里桑(Evrak-? Peri?an)及埃米尔·耐维鲁斯(Emir Nevruz)等英雄人物也出现在其作品中，而他并不满足于对英雄人物的选辑，也对相关事件进行了严谨的批判和筛选，但他没有对选取的相关话题进行新的解释。这些研究“都表现出一种对欧洲化心态的反制”。他选取并展示的英雄人物包括：萨拉丁·阿尤布(Selahaddin Eyyub)、法提赫(Fatih)、亚伍兹(Yavuz)、埃米尔·耐维鲁斯等，他试图阐明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的辉煌，他把上述人物当作自己道德理解的象征。

在寄居罗得岛(Rodos)期间，纳莫克·凯末尔便开始书写奥斯曼的历史。在作品的前言部分，纳莫克·凯末尔表示“历史并不只是写给王公贵族的，也必须是写给民族大众的”。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学科一样，历史也向“海洋一样”宽广；每种语言并非只为自己的国家，它也是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关的；与之相对应“我们的语言是……我们国家的全部事件……”从这个角度讲，他试图用自己撰写的历史来弥补在这一领域出现的空白。然而，纳莫克·凯末尔有关从亚伍兹去世到法提赫时期这段历史的作品直到1908-1910年才得以出版，因此，纳莫克·凯末尔的《奥斯曼历史》(Osmanl? Tarihi)在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并未产生较大回应。利用了一部分拜占庭时期档案的纳莫克·凯末尔对国外历史学家们（包括哈默尔在内）在作品中出现的错误，以及他们使用的档案资料进行进行了批评。纳莫克·凯末尔将杰维代特帕夏作品中的错误，以及可靠性较差的档案进行了新的阐释。除纠正了许多存在于奥斯曼历史作品中的错误外，纳莫克·凯末尔的作品用流利且简洁的语言进行书写，在奥斯曼历史作品中，他的著作被认为具有细致入微的特点。另一方面，厄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曾指出伊斯兰教对社会进步产生了一定的阻碍，而在第二次立宪后，纳莫克·凯末尔出版《雷南辩词》(Renan Müdafaanamesi)一书，其更倾向于将伊斯兰教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文明问题。

除了基于奥斯曼主义理念开展的历史研究外，纳莫克·凯末尔也从事土耳其主义(Türk?ülük)理念下的历史研究。在欧洲进行的突厥学研究(Türkoloji)，为土耳其-突厥人(Türkler)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的历史注入了新的血液。欧洲突厥学研究的成果通过那些派遣至欧洲的留学生学，以及其它交流渠道流入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突厥学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包括：J.德吉尼格斯(J.Deguignes)的《匈人，土耳其人，蒙古人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c，巴黎，1756至1758年）、亚瑟·戴维斯（Arthur L.Davids）的《土耳其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Turkish Language，伦敦，1832年；法语巴黎，1836年）以及莱昂·卡洪(Leon Cahun)的《亚洲历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sie)等。原名君士坦丁·博尔扎基(Constantine Borzecki)的穆斯塔法·杰拉莱丁帕夏(Celaleddin Pa?a)于1869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名为《古代和现代突厥人》(Les Turcs Anciens et Modernes，Eski ve ?a?da? Türkler)一书，他将在族源方面与突厥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以及欧洲各民族都称为高等民族，即“突厥-雅利安”人(Touro-Aryan)，他还进一步推导出与图兰(Turan)族群相关的旁支民族。这本书为凯末尔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杰拉莱丁帕夏认为，突厥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它影响了希腊语及拉丁语。希腊和罗马的宗教神明或女神大多出自土耳其/突厥(Türk)。杰拉莱丁帕夏指出，突厥人在人类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阿里·苏阿维(Ali Suavi)在巴黎《科学报》(Ul?m gazete)上发表文章并指出，土耳其人(Türkler)是古代文明的代表，并为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阿里·苏阿维的这篇文章主要参考了亚瑟·戴维(Arthur L. David)提供的历史资料（可在作品介绍中找到）。

纳莫克·凯末尔的《奥斯曼历史》(Osmanl? Tarihi)

图片源于www.bilgeyayincilik.com

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Ahmed Vefik Pa?a)拥有丰富的典籍收藏（其卷宗目录的副本已由副教授马赫穆特·沙克尔奥卢Mahmut H.?akiro?lu博士发现），他曾出任官职，将莫里哀(Molière)的作品翻译成我们的语言，此外，他也是采用新方法进行奥斯曼帝国历史研究的第一批学者以及科学土耳其主义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在执教期间著有《奥斯曼帝国历史概要》（Fezleke-i Tarih-i Osman?de，伊斯坦布尔，1286年）一书，该书记录了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上升及衰落等时期的历史。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涵盖之前提及的各阶段，并对各阶段进行仔细研究。他的这一分类方式被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编年史家，阿卜杜拉赫曼·赛雷夫(Abdurrahman ?eref)所采用，后者的作品名为《奥斯曼帝国历史》（Tarih-i Devlet-i Osmaniye，伊斯坦布尔，1892-1895，第2卷）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加以编写的。

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是第一个指出土耳其人(Türkler)及其语言并非只包含奥斯曼人的奥斯曼史家，他主张奥斯曼人是一个庞大而古老家族的西方分支，这一古老家族的足迹遍布整个亚洲直到太平洋。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将艾布勒加齐·巴哈德尔·汗(Ebulgazi Bahad?r Han)使用察合台语写作的《突厥世系》(?ecere-i Türk?)翻译成了土耳其语。他还曾编写过名为《奥斯曼方言》(Leh?e-i Osman?)的字典。

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Ahmed Vefik Pa?a)

图片源于www.topragizbiz.com

苏莱曼帕夏(Süleyman Pa?a)是与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同时代的作家。他在戴维斯(Davids)及其他欧洲作家的支持下为《世界历史》(Tarih-i ālem)一书写作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人(Türkler)部分。苏莱曼帕夏使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并在《土耳其语语法》(Sarf-? Türk?)一书中提出其相关主张。此前，杰维代特帕夏曾依据这一论题著有《卡瓦伊德·奥斯曼尼耶》(Kavaid-i Osmaniye)一书。苏莱曼帕夏在写给雷卡萨德·埃克雷姆(Recaizade Ekrem)的信件中指出，奥斯曼帝国只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以单数形式的“土耳其语”和“土耳其文学”(Türk dili ve edebiyat?)描述“所有土耳其人的语言”和“土耳其人的文学”(Türklerin dil ve edebiyatlar?)会更加正确。

苏莱曼帕夏(Süleyman Pa?a)

图片源于millidusunce.com

历史学家舍姆赛丁·萨米(?ernseddin Sami)也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通过字典以及百科全书的研究推动土耳其人自我认知的发展，并在这一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1899年舍姆赛丁·萨米出版其《土耳其语词典》(Kamus-? Türk?)，将突厥语置于重要地位。字典中土耳其语语句的数量为9917个，占到总数的34%。此外，他还著有《世界大辞典》(Kamusu’l-āl?m，伊斯坦布尔，1889-1898年）一书，这是一部依据东方和西方史料，以欧洲辞典体例书写的6卷本大百科全书。这部伟大的作品至今仍发挥着其价值。另外，根据上述莱昂·卡洪的著作，内西布·阿西姆(Necib·As?m)成功撰写了首部较为简明的《土耳其历史》(Türk Tarihi，伊斯坦布尔，1899年）。

舍姆赛丁·萨米(?ernseddin Sami)

图片源于edebiyatakademi.com

除了文化性质的土耳其主义外，政治层面的土耳其主义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1860年后，俄国人对中亚的入侵，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受到欧洲国家的统治，导致一些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部分，他们营造出一种氛围，使人们对中亚突厥人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此时需对《突厥斯坦与希瓦游记》(Türkistan ve Hive Seyahatname)的土耳其语译本，以及阿里·苏阿维的一些作品加以关注。相关作品使泛突厥主义(Pan-Türk?ülük)的发展得到振兴，特别是到第二次立宪时期(II  Me?rutiyet)，这一思潮得到了一次更大的提升。在受到高等教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中存在一部分突厥语学者，他们具有泛突厥主义思想，在他们到达土耳其后，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人士是阿克储拉奥卢·优素福(Ak?urao?lu Yusuf)，不论是第二次宪政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他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巴黎学习期间，优素福·阿克储拉在艾哈迈德·里扎(Ahmed R?za)出版的《协商》(Me?veret)报上就相关历史问题撰写文章。法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马莱特(Albert Malet)和德比杜尔(Debidur)对奥斯曼历史进行过消极评价，而阿克储拉则在1903年于巴黎发表《对奥斯曼国家组织的历史评论》(Osmanl? Devleti ?rgütleri Tarihi üzerine Bir Deneme)一文，恩维尔·齐亚·卡拉尔(Enver Ziya Karal)认为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以下几点：“一位土耳其作家，首次使用法语，试图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将这个主题及事件进行解释，在解释中他使用了一种严谨的方式进行批评和回应。他在论文结尾得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结论。青年土耳其党人夙兴夜寐为之奋斗的事业：试图形成一个奥斯曼民族的运动不过是空想。唯一的出路便是“民族主义”(Ulus?uluk，即土耳其民族主义。——译者注）。另一方面，优素福从一开始便舍弃了“奥斯曼民族”(Osmanl? milleti)这一词汇，他认为管理形式的改变不足以推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奥斯曼社会的现状，他试图证明大规模的革命对于奥斯曼社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1904年，优素福·阿克储拉于埃及发表《三种政策》(ü? Tarz-? Siyaset)一文，他指出奥斯曼主义(Osmanl?l?k)的政治理想已经死亡，建立伊斯兰教联盟极其不便，在亚洲大陆和东欧传播统一突厥人联盟的思想是唯一解救之道。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奥斯曼历史学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经过长期研究并以可靠方法撰写而成的历史作品之外，还可以看到“匆忙、未经研判、未经证实、不规范及未经分类”的作品得到出版发行。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尚没有科学且有效的研究环境。将档案加以系统化的想法并没有实现。作为公共机构的伊斯坦布尔图书馆管理混乱，没有清晰规整的书籍目录。不过，19世纪末，在伊斯坦布尔东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查阅并整理了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加拉塔(Galata)、埃于普(Eyüp)等地图书馆所存资料，编制和印刷了相关目录，名为《图书馆笔记本》(Defter-i Kütüphane-i)。尽管该目录存在许多错误之处，但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在这个领域迈出的第一步。在这种条件下，旨在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书籍收集，并向拥有大量藏书的人士申请协助。杰维代特帕夏表示他从什伊胡利斯拉姆·阿里夫·希卡梅特贝伊(?eyhülisl?m Arif Hikmet Bey)的私人藏书中受益匪浅。重要的文献集，例如《菲尔顿贝伊文献集》(Feridun Bey Mün?eat?, Mün?eatü’s-Sel?tin)得以出版。但是，除此之外，如果将在世纪末出版的《共识日报》(Muahedat Mecmuas?)排除在外，那么没有多少官方文件出版物具有重要价值。而《事实日历》和《年鉴》(Salnameler)难以满足历史研究者的需要。

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样，可以看出，除了快速编辑的历史作品外，还存在一些拼凑出来的历史作品，例如，教育部成员曼苏尔扎代·穆斯塔法·努里(Mansurizade Mustafa Nuri)帕夏写作的《事件成果》(Netayicü'l-Vukuat)一书（伊斯坦布尔，1878-1911年），这部著作从奥斯曼帝国建立一直写到1841年，但以不同笔法写作各个时期的历史。穆斯塔法·努里帕夏创作这部著作的初衷是，展现“每个世纪流行的政治问题、军队法规以及国家收支管理和其他细节”。穆斯塔法·努里帕夏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开始其创作，该理论认为，人类生活与国家的建立，发展和瓦解阶段之间存在相似性，他从六个部分考察了其所研究的时期。在总结每个部分的政治发展情况之后，它揭示出帝国在社会、经济、军事结构和行政领域内的变化情况。穆斯塔法·努里帕夏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并最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值得研究的是，穆斯塔法·努里帕夏从未去过欧洲国家，也没学习过任何西方语言。

穆可历明·哈利勒·伊南敕在其描写坦齐马特时期史学史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从坦齐马特到第二次君主立宪时期的所有历史研究作品，并介绍了一般和特殊的历史专著、历史词典以及翻译作品，他还涉及了对我们的语言所进行的部分主要翻译。经过详细考察后，伊南敕认为：“如同在我国所有社会文化科学领域中一样，历史科学著作的创作和研究是在宣布自由(Hürriyet)之后，即1908年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对奥斯曼历史进行了新的评论。其中之一是第二次立宪后闻名于世的穆拉德贝伊(Murad Bey)，他是《埃布法鲁克历史》(History-i Ebu'l-Faruk)的作者，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穆拉德贝伊因一份报纸而闻名，他被称为“天平者”穆拉德。就像纳莫克·凯末尔一样，他是“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穆拉德贝伊具有许多相辅相成的不同身份，例如，他既是记者、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回忆录作家，也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穆拉德贝伊在政治学院(Mekteb-i Mülkiye)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老师，他尝试根据欧洲方法处理这门科学，并根据法文和俄文资料撰写了六卷本的世界史，题为《通史》(Tarih-i Umumi)。除此之外，他写就了一部名为《奥斯曼历史》(Tarih-i Osmani)的作品。在第二次立宪后，穆拉德贝伊被流放至罗德岛，在此期间：“他尝试在《奥斯曼历史》的政治和文明方面奉献其智慧”，《埃布法鲁克历史》（伊斯坦布尔，1909-1916）便由此问世。

穆拉德贝伊试图通过《埃布法鲁克历史》从奥斯曼历史事件中汲取文化和政治原则，并以这种方式阐明奥斯曼历史哲学，将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批判迁移至过去的几个世纪。《埃布法鲁克历史》受到穆可历明·哈利勒·伊南敕的抨击，他指责穆拉德贝“无知、贪婪、毁辱民族历史并侮辱祖先”；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个人是我们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从今天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位‘政治和知识分子’的作品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近年来对“天平者”穆拉德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毕饶·艾米勒(Birol Emil)指出，穆可历明·哈利勒·伊南敕的思想中存在“需要解释的观点”，他举出例子，说明伊南敕发表的这些严厉批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第二次立宪时期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阿里·凯末尔(Ali Kemal)，在其所著的一本简明小册子中，他对我们历史学的过去进行批判，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关注现状，同时，他也更为关注穆拉德的作品。事实上，阿里·凯末尔写了以下有关“穆拉德离世的新闻，但他们没有勇气进行报道”（1917年）“我们的老师穆拉德是历史和历史学中的唯一存在。”穆拉德贝伊是第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将我们的期望汇编成册，写就了《奥斯曼历史》(Tarih-i Osmani)一书。

在阿里·凯末尔和穆拉德所著的历史中，“不存在与科学，逻辑，理智相矛盾的种族，宗教”，而他们的历史克服了“部落、宗教等情感因素”，直至今日，我们的历史学家仍陷入于“主观偏见”之中。在其有关这一主题的一篇论文中，韦达·贡约尔(Vedat Günyol)总结道：“从一位诚实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位体面公民的角度出发，这幅精美作品从历史学家的严谨角度出发，批判性地解决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宫廷圈子问题。”

在第二次立宪时期，报刊和杂志经历了一次较大发展。来自边远地区的压力也使得这样一个进展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专制时代(?stibdat devri)被压制的思想自由有了新的活力。学校的历史教育课程产生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带有批判色彩的出版物正在大量增加。回忆录形式的文章数量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米德哈特(Midhat)帕夏（由他的儿子创作），赛义德(Said)和克米尔帕夏(K?mil)创作的回忆录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

与此同时，第二次立宪也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土耳其主义运动创造了环境。喀什葛尔·马赫穆德(Ka?garl? Mahmut)著名的作品《突厥语大辞典》(Divanü Lügati’t-Türk)在第二次立宪时期得到了印刷，突厥学研究也开拓了新的视野。1908年12月24日，“土耳其学会”(Türk Derne?i)在伊斯坦布尔创办，该协会于1911年出版了一份具有7页篇幅的杂志，名为《土耳其祖国》(Türk Yurdu)。杂志的创始人包括：迈哈迈德·艾敏(Mehmed Emin)、埃尔奥卢·艾哈迈德(A?ao?lu Ahmed)，侯赛因·阿里(Hüseyin zade Ali)、阿克储拉奥卢·优素福(Ak?urao?luYusuf)等。随着齐亚·格克阿勒普(Ziya G?kalp)的加入，《土耳其祖国》这一杂志的地位得到提升，该杂志成为讨论泛突厥主义的重要平台。1912年，为了提高土耳其人的国民教育水平和经济素质，学会成立了“土耳其火炉协会”(Türk Oca?? derne?i)。

“土耳其火炉”很快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这一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也投身于这项运动或加入到这些组织之中。“土耳其火炉”迅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焦点，它将男女民众聚集在一起。格克阿勒普、欧麦尔·赛尔费丁(?mer Seyfeddin)和艾哈迈德·希卡梅特(Ahmet Hikmet)等土耳其主义运动的活跃成员在塞萨洛尼基(Selanik，今属希腊——译者注）组织出版《青年笔者》(Gen? Kalemler)杂志，这一期刊是简化土耳其语的重要一步。哈利德·埃迪普(Halide Edip)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图兰》(Yeni Turan)的政治小说。出色的传记作家，布尔萨的迈哈迈德·塔赫尔(Mehmed Tahir)对土耳其的“学者与古人”(“ul?m ve fünuna”)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方面，由齐亚·格克阿勒普主办的《新杂志》(Yeni Mecmua)也于1917年出版。

《突厥语大辞典》(Divanü Lügati’t-Türk)

图片源于www.idefix.com

公元1915年（伊斯兰教历1331年）《伊斯兰及民族考察调研杂志》(?slamiye ve Milliye Tetkik Encümeni Mill? Tetebbular Mecmuas?，伊斯坦布尔，1915年第5期）出版，其创始人包括：侯赛因扎代·阿里(Hüseyinzade Ali)、阿高格鲁·艾哈迈德(A?ao?lu Ahmed)、科普律吕扎代(K?prülüzade)，穆哈迈德·福阿德(Mehmed Fuad)、社姆赛丁(?emseddin)等。应当指出的是，科普吕律·扎代·福阿德(K?prülü zade Fuad)在该协会及其出版的杂志中占有重要地位。科普律吕在《民族研究》(Mill?? Tetebbular Mecmuas?)杂志（第5期）上发表题为“塞尔柱时期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文明”(“Sel?uklular zaman?nda Anadolu’da Türk Medeniyeti” )的研究报告，他在文章中抱怨道：“只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讨论安纳托利亚突厥/土耳其人(Türkler)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前所经历的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他表示，这方面的主要责任属于当今的历史学家，他们不了解“史学史”。“对于像他们这样通过幻想及抽象的方式从事研究的学者来说，8世纪之前的历史毫无价值，因为他们完全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影响他们的各个阶段分开；在试图理解语言、文学、风格、道德和‘帝国尊严’表现等方面，他们只谈论瑟于特(S??üt)及其周边的情况，只有“卡伊(Kay?)”部落(a?iret)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来自中亚小部落的民族可以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个强大的政权。但就像古时对奇幻梦境进行诠释一样，今天仔细研究热爱钻研的人们，却只凭着美好的梦想解释中亚小部落人民在短时间内组建机构和有效政府的奇迹，并妄想在安纳托利亚的四百顶帐篷中寻找土耳其语言和文学。”

从这些极其有力和一贯的观点出发，科普律吕在发表于上述杂志和《知识杂志》(Bilgi Mecmuas?)上的文章中指出，从（土耳其历史）的开端到我们的时代，整个土耳其历史和土耳其文化历史都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整体考察”。他在1919年出版题为《土耳其文学中的首个苏非派》(Türk Edebiyat?nda ?lk Mutasavv?flar)的著作（这部作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在这部著作中，他证明塞尔柱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与中亚的文化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他于1922年发表在《文学学院学报》(Edebiyat Fakültesi Mecmuas?)上的题为《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教》(Anadolu’da ?sl?miyet)的研究中指出，不能将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宗教历史，与安那托利亚周围的地理区域，以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运动分开理解。正如哈利勒·伯克泰(Halil Berktay)所说，在共和时期的史学发展中，科普律吕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齐亚·格克阿勒普以法国涂尔干社会学为基础，对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新的解释，试图以土耳其化(Türkle?mek)，伊斯兰化(?sl?mla?mak)，现代化(?a?da?la?mak)的方式调和帝国思想领域内的各种趋势，并优先考虑语言和文化问题。齐亚·格克阿勒普的作品除了在社会学领域以外，在历史学方面也占据特殊地位。齐亚·格克阿勒普站在土耳其主义思潮前列，他一直在思考土耳其人的历史应当从哪里开始，并且一直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新杂志》（第33页）中，他写到，“我们中的一些作家想从苏美尔人、斯基泰人 (?skitler)、米底人(Medyal?lar) 、萨卡人(Saka)那里开始书写土耳其的历史。我们认为，将这些未知其语言和部落归属的古老社群视为土耳其历史的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而且，即使它们与土耳其人有关，我们也不能通过它们来启迪土耳其的历史。”格克阿勒普在“寻找土耳其部落的起源”时并没有实现“从未知开始走向已知”，而是转而同意“从未知走向未知”。使用这种方法，齐亚·格克阿勒普表示，“中国人所称的‘突厥’(Tukyu)是额尔浑土耳其人(Orhon Türkleri)，而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Huyong-Nu)”。直到新的资料显示出存在更古老的土耳其王朝之前，他试图争论土耳其王朝是在匈奴王朝建立之时开始的。不过，齐亚·格克阿勒普也时常将苏美尔人(Sümerler)和赫梯人(Hititler)视为土耳其部落。

齐亚·格克阿勒普是第一个强调土耳其历史研究方法的奥斯曼学者。他在《小杂志》(Kü?ük Mecmua，第11期）中发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Tarih ilim mi, yoksa sanat m??”)一文。他指出，实际上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物质的）客观的历史，另一种是民族的历史。格克阿勒普认为客观的历史完全是科学，而另一方面，格克阿勒普强调“民族历史”的目的则完全是教学上的：“国家历史：纯粹是教学目的。”使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家园，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最佳方法是教给他们祖先的美德，祖先的英雄主义，祖国的光荣和荣耀历程。通过历史可以给儿童灌输更好的思想。“理想主义之树的根须可以深入到过去，其未来结出的花朵和果实将变得更加暗淡抑或繁荣……”

应当指出的是，格克阿勒普创作了许多作品，特别是诗歌。格克阿勒普满含热情地描述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突厥国家，以及诸如阿提拉(Attila)、成吉思汗(Cengiz Han)、帖木儿(Timur)和巴布尔(Babür)等土耳其伟大英雄的成就。他毫不犹豫地向其中增加了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尽管，海德(Heyd)认为，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格克阿勒普在《小杂志》上发表《历史程序》(Tarihte Usul，第12期）、《历史证人》(Tarih Usulünde ?ahitler，第13期）、《历史传统》(Tarih Usulünde Ananeler，第14期）、《文献》(Vesikalar，第16期）等文章，显示出他在19世纪初的历史科学水平。

1910年，“奥斯曼历史协会”(History-i Osman? Council)/(History-iOsman? Encümeni)/(Tarih-i Osman? Encümeni)成立，这是在土耳其开启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一步。“奥斯曼历史协会”发行的第一期杂志《奥斯曼历史杂志》(Tarih-i Osman? Encümeni Mecmuas?，TOEM)中写到：“关键要素是现实奥斯曼帝国对于立宪的决心，并以同样的力量维护……联合意愿(telfik-i ?mal)以及民族建构(vatan-? mü?terek)努力的信心，这表明学习历史的必要性。”从上文可以理解，《奥斯曼历史杂志》被认为是联合帝国的纽带。奥斯曼帝国素丹也为该协会的工作提供了拨款。“委员会的职责是创作一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历史，并整理、出版和发行关于奥斯曼历史的杂志，文件和档案。尽管在当时此任务仅适用于《奥斯曼历史》(History-i Osmaniye)的创作，但可以在将来得到推广”。从此可以理解，该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撰写一部“详细而完善的”奥斯曼历史。该协会的常任理事(Sürekli üyeleri)是那个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如阿卜杜勒·拉赫曼·谢里夫(Abdurrahman ?eref)、艾哈迈德·特维希德(Ahmed Tevhid)、艾哈迈德·提菲克(Ahmed Refik)、穆罕默德·阿里夫(Mehmed Arif)、尼西普·阿西姆(Necip As?m)等。

“奥斯曼历史协会”提供了有关如何以现代方式评估历史材料，如何寻找来源，如何以科学方法处理文档的示范。“奥斯曼历史协会”一方面出版了各种专著，同时也侧重于研究最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文献，尤其是《阿舍克帕夏扎代历史》(A??kpa?azade Tarihi)。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方法（“批判性评论”）是首次应用在我国的，该方法通过将现有手稿相互比较以找寻最接近古老文本的版本。《奥斯曼帝国历史杂志》也在增刊中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除奥斯曼法律书籍（穆罕默德二世，苏莱曼大帝）等法律书籍以外，杜尔森(Dursun)的《克里托沃洛斯历史—素丹迈哈迈德萨尼汗》(Kritovoulos’un Tarih-i Sultan Mehmed Han-? Sani)等作品也包含其中。可以说，这些“附带成果”极具收藏价值。另一方面，在留存于土耳其不同地方的塞尔柱(Sel?uklu)时期、列国时代(Beylikler)以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碑刻等遗迹都得到了编译和发行。哈利勒·埃德海姆(Halil Edhem)在开塞利(Kayseriyye，伊斯坦布尔，1918年）的调研取得了显著效果。几乎每期《奥斯曼历史杂志》上都刊登有涉及碑铭的重要文章。

如上所述，“奥斯曼历史协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著作一部宏大的奥斯曼帝国史。《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第1卷由耐吉布·阿瑟姆(Neci b As?m)和迈哈迈德·阿里夫(Mehmed Arif)撰写：“土耳其人和奥斯曼人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七次征战且对该地统治者及部落的征服已成定局。在此之后，奥斯曼政权初期的第一位素丹奥斯曼·汗·加齐(Osman Han Gazi)便宣布在此建立政权。”因此，在本卷中，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被视为土耳其通史中的一个部分，并且通过调查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前，安纳托利亚，鲁梅利亚和拜占庭的状况，揭示出帝国建立的相应历史条件。遗憾的是，本书的其他卷未能出版，这一重要进程被迫中止。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奥斯曼历史协会”被更名为“土耳其历史协会”(Tarih-i Osman? Encümeni)，而《奥斯曼历史杂志》(TOEM)以《土耳其历史协会杂志》(Türk Tarih Encümeni Mecmuas?)的名义继续出版。

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趋势的伊斯兰教，在第二次立宪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归伊斯兰教的基本主张是这一思潮的主要论点。而该思潮的传播力度达到了其他思潮难以比拟的程度。诸如《正义之路》(S?rat-?M üstakim)、《大路与正途》(Sebilü'r-Re?ad)、《学校及宗教学校》(Mekatip ve Medaris)、《公开正义》(Beyanü'l-Hak)、《旗帜与伊斯兰》(Liva-y??slam)和《封闭之地》(Mahfel)等杂志是代表此趋势及各个协会的重要宣传平台。不过，《伊斯兰日报》(?slam Mecmuas?)仍是土耳其主义者的媒体阵地，他们主张将宗教赋予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期刊中刊登的文章包括有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历史的研究，但意识形态仍然是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正如坦齐马特时期一样，在第二次立宪时期，也未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伊斯兰历史体系。杰维代特帕夏的《先知简评》(K?sas-?Enbiya)和《太瓦里西·胡莱法》(Tevarihi Hulefa)仍然是该领域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种空白，或向“陷入从西方学习其宗教科学史的穆斯林们”展示穆斯林应如何书写这一历史。阿卜杜拉·杰维代特将荷兰东方学家R.多泽(R.Dozy)的《伊斯兰教历史》(Tarih-i ?sla-miyet，埃及, 1908--1909）一书译出，这一译本引起伊斯兰主义者(?sl?mc?lar)的强烈反应。他们主张，政府有义务根据伊斯兰教教法的要求收缴此书。《正义之路及正直道路》(S?rat-? Müstakim ve Sebilü'r-Re?ad)以及《伊斯兰历史》(Tarih-i ?slamiyet)的书写及翻译工作也引起轰动，批评者认为这部作品“使用错误的标题，反对高贵且伟大的伊斯兰教信仰”，该作品被高贵的教士伊斯玛仪·哈克(Ismail Hakk)弃置一旁，他表示“其没有使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撰写出完整的伊斯兰历史。”阿卜杜拉·杰维代特(Abdullah Cevdet)博士面对这些反应有所退缩，但他向伊斯兰教总长(?eyhülislaml?k)建议，将意大利东方学家利昂·卡塔尼(Leone Caetani)用天主教徒眼光撰写的《伊斯兰纪事》(Annali dell'Islam)一书翻译成土耳其语（这本书中的10卷由侯赛因·贾希德Hüseyin Cahid在1924-27年间出版，全部作品并未出版）。

在第二次立宪时期，西方语言译著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塞尼奥博斯(Charles Seignobos)所著《文明史》(Tarih-i Medeniyet，译者：A.莱菲克A.Refik，伊斯坦布尔，1328年，第3卷）、《政治史1814-1896》(Tarih-i Siyas? 1814-1896 ，译者：阿里·雷莎德Ali Re?ad，Istanbul，1324-1326）等首先得到翻译。恩格哈特(Engelhardt)的著作《土耳其与坦齐马特》(Türkiye ve Tanzimat )由阿里·雷莎德翻译成我们的语言（1328年，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泰(Mehmed Ata)根据哈默尔的法语译本将著名的《奥斯曼帝国史》(Osmanl? Tarihi)翻译成土耳其语，并试图通过重新审视该部著作所引述的东方文献来弥补、纠正其中的缺陷与错误，最终完成共计10卷的《奥斯曼帝国史》(Devlet-i Osmaniye Tarihi)译本（伊斯坦布尔，1329年，1337年），而其第11卷，使用了新的土耳其文字母，（伊斯坦布尔，1947年）。

在立宪(Me?rutiyetten)之后，我们的历史学，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步入了民族化与现代化阶段。

|《新史学》为半年刊，每年6月、12月见刊，投稿邮箱：ch68@shnu.edu.cn，竭诚欢迎各界人士赐稿；文中注释从简，若欲查看完整注释，敬请订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