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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永恒的战争：“管理”而非“解决”冲突的悠久历史
转自公众号：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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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在埃及方面的斡旋下，以色列提出了两阶段的新停火方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也表示正在“以积极态度”进行研究。然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高票通过“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给冲突解决的长远预期增加了不确定性。有评论指出，由于若干关键问题难达成协议，持续的停火似乎难以实现。那么，过去一百年来，为何所谓“两国方案”始终难以落地？若巴以双方能够达成停火协议，究竟能维持多久？关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作为一名出生于1945年的犹太人，历史学家Tom Segev经历了以色列的建国初期以及此后的数次巴以（阿以）冲突，长期观察和研究犹太人对于巴勒斯坦的问题的真实态度。他在本文中指出，从始至终，巴以双方最深刻的诉求不是具体的利益和精心策划的策略，而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宗教信仰，包括暴力原教旨主义、“弥赛亚式”的偏见、幻想、抽象符号以及根深蒂固的焦虑。正是冲突的这种非理性特征，让双方的矛盾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近百年以来各个版本的所谓“两国方案”也并没有回应这个根本冲突。
作者认为，自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以来，以色列精英一直都清楚问题的症结。因此，以色列人的主流实操就是：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多地获取土地，并在其中安置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对于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必须严格控制其数量，可以将其“转移”到其他地区，最终实现一个无阿拉伯人居住的领土。此后，以色列在数次战争中的军事优势，也与其宗教和民族情绪相互激荡，最终导致了其占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致命决定——这是巴以双方几乎无法妥协的底线。
然而，本文也指出，是阿拉伯人的软弱，而非以色列的“强大力量”，导致以色列能进一步占领土地。随着埃及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实质上放弃了对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使其成为了中东地区“永恒的孤儿”。与此同时，缺乏绝对的力量压制，这也意味着地区冲突无法被完全解决，唯一能做的就是“冲突管理”，现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表现相比所有前任都尤为逊色。出于傲慢和自大，内塔尼亚胡试图用金钱收买哈马斯领导人，但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却被用于购买火箭弹，成为危害以色列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复国主义”承载着巴以人民各自的信仰，这些绝对的立场正是集体身份的核心，任何形式的妥协都可能被视为对民族和宗教的背叛，会遭到重要选民的谴责（乃至刺杀）。若要试图调停当前加沙战争，各国不应再追求一种所谓“持续的和平”，而要引导巴以双方重新找到一种相对安全的共存方式。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三，编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4月23日最新文章《以色列永恒的战争：“管理”而非“解决”冲突的悠久历史》（Israel’s Forever War: The Long History of Managing—Rather Than Solving—the Conflict）。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2024年第15期 总第187期
▍这里是我的“应许之地”
图1. 1933年，巴勒斯坦地区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图2. 1947年，联合国提出了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方案，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将由国际社会托管；图3. 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包括西奈半岛在内的领土，这些地区最终在1982年返还给了埃及。来源：英国政府档案、联合国文件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的资料。
▍未能落到实处的收益
1948年，以色列军队向加利利地区的一个阿拉伯村庄开火。来源：路透社
▍四战之地
2024年2月，加沙城中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旁的以色列士兵；来源：路透社
历史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偶尔展现出至少部分妥协的意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平的希望似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不仅让双方领导人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还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成就也未能持久。仅仅一年后，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在希伯伦的一座清真寺内杀害了29名巴勒斯坦人，引发了巴勒斯坦人新一轮的恐怖袭击。紧接着，另一位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这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在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后被本国狂热分子暗杀的情形惊人地相似。双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导致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终结，而从后见之明来看，这一和平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成功的可能性。
这些国际和平努力的共同缺陷在于未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不接受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力量从未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用来阻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造成的系统性人权侵犯。
然而，冲突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也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而是两个民族对于一片不可分割土地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这些绝对的立场已经日益成为双方集体身份的核心，任何形式的妥协都可能被视为对民族和宗教的背叛，从而遭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要选民的谴责。
显然，基于相互对立的国家构想所形成的存亡冲突，不可能通过双方都不支持的宏大解决方案来终结——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的背景下。然而，这样的冲突仍有可能通过或多或少合理的手段得到处理。如果一个世纪的失败尝试已经表明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实现最终和解，那么加沙冲突则揭示了冲突管理不当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随着战斗的结束，进行富有创意、机智和同情心的冲突管理，对于双方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对于美国和其他主要强国而言，不应该继续将资源和政治资本投入到那些极不受欢迎且不可持续的和平方案上，而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以确保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能在一个缺乏和平的环境中，找到更为安全和容忍的共存方式。
在解决冲突的漫长过程中反复失败，已经催生了一种假设：似乎只有圣经级别的灾难，才能促使双方中任何一方重新审视他们关于国家的幻想性信念。以色列和加沙当前的事件可能暗示，双方目前所承受的苦难还不足以引发这种反思。不过，或许也因为这种宗教性的假设本身，也并不完全基于现实。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三，编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最新文章《以色列永恒的战争：“管理”而非“解决”冲突的悠久历史》（Israel’s Forever War: The Long History of Managing—Rather Than Solving—the Conflict）。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