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报刊对埃及的关注并不多。英国在中近东地区推行的政策是通过自由贸易来维护帝国利益。由于修建苏伊士运河，埃及向英国举借外债，埃及陷入了债务危机，英国趁机成为埃及的主要债权人。同时，英国为了进一步控制近东局势，与法国一起在埃及建立了“双重监督体系”。英法两国各任命一名财政总监“监督”埃及经济。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抗，埃及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本土军官要求进行改革，逐步实现埃及的自治。1881年9月9日奥拉比发动兵谏，提出了三点要求：撤换政府、实行宪政、增加军队数量。在英国与奥拉比等人协商后，埃及局势恢复平静，但是却激起了英国舆论激烈的讨论。

（一）奥拉比九月兵谏与英国报刊的“自由讨论”

英国报刊对于奥拉比兵谏的讨论，出现了不同的论调，众说纷纭。一些报纸指出土耳其是英国处理埃及危机的关键，可派土耳其军队到埃及解决危机，这种观点可称为“土耳其干涉论”。这些报纸之所以强调土耳其的作用，是因为英土关系一直是英国维持地中海局势的重要支柱之一。英国希望通过奥斯曼帝国达到间接影响埃及的目的。《格拉斯哥先驱报》称“现在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最安全的方法是让素丹行使他的宗主权”。[5]《自由人报》认为埃及名义上是土耳其的附属国。“在英法两国的监督下，让土耳其干涉埃及名正言顺。”[6]《莱切斯特纪事报与莱切斯特郡信使报》指出要考虑宗主国的权益，“土耳其干涉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也不会损害任何欧洲大国的尊严”。[7]舆论认为土耳其以宗主国的名义出兵埃及最为合理。当然，舆论中也存在反对土耳其干涉的声音。《邓迪信使报和阿格斯与北方守护者》指出“土耳其肯定会提出条件，要求实际统治埃及，而不是现在名义上的宗主权。但是这种要求西方国家绝不会答应”。[8]《贝尔法斯特新闻报》指出“从表面上看土耳其是埃及的宗主国，我国必须要维持土耳其的这个地位。如果素丹对埃及有企图，英法两国应该采取措施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素丹干涉埃及”。[9]支持和反对土耳其干涉的声音都是存在的。

一些报纸提出“埃及自治论”，为了维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解决埃及危机的方式是“埃及自治”，让埃及自己管理自己。《劳埃德周报》指出：“英法在埃及的利益并不一致，虽然有英法双重监督体系，但是迟早会发生冲突。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条通往印度的水路必须安全。埃及自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10]舆论中也存在反对“保持现状”的声音。它们认为埃及危机并没有解决，对埃及现状表示不满。《艾克赛特旗帜报》指出：“目前解决埃及危机的形式只是一种临时的妥协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埃及问题。”[11]《特鲁曼的艾克赛特邮报》指出埃及的危机以妥协的方式结束，这种方法严格契合了格拉斯顿在南非所执行的路线。“我国不希望与法国引发不必要的争端，但是必须教训埃及这些暴民。”[12]该报认为保持现状并不能真正解决埃及危机。

发动兵谏的是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军队，因此一些英国报纸认为只要消灭埃及叛军，危机就会自动消失。要如何解散埃及军队呢？这些报纸认为英法两国可以派军舰到埃及以威慑的方式让埃及军队屈服。《贝尔法斯特新闻报》支持“武力威慑论”。该报指出：“英法两国应该派一两艘舰船去埃及解散埃及军队。”[13]该报同样强调英法两国采取武力威慑的方式绝对不是要占领埃及，而是要教训埃及军队。《波美公报》《晨报》等报刊反对“武力威慑论”。《波美公报》指出：“武力威慑的方法根本不能解决埃及危机，这种方式只会使埃及局势更加复杂。”[14]《晨报》指出：“如果英法两国能够共同执行这种军事示威政策是最好的。但是这种方式只会使埃及局势恶化，根本不能解决问题。”[15]该报明确反对“武力威慑论”。

奥拉比为何要发动九月兵谏，有报纸怀疑有人在背后指挥奥拉比采取行动，目的是让埃及陷入混乱。《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埃及危机》的文章。作者乔治·P.巴杰（George Percy Badger）提出“埃及阴谋论”。巴杰指出有人暗中支持奥拉比等人，让埃及出现混乱局面，趁机浑水摸鱼重返埃及。他认为这背后的主谋是前赫迪夫伊斯梅尔。巴杰认为伊斯梅尔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私人原因。伊斯梅尔不甘心被逐出埃及。据说伊斯梅尔离开埃及时带走了大量钱财，他有能力操纵埃及的那些阴谋家”。因此解决埃及危机的方式是“消除伊斯梅尔的阴谋”。[16]

《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九月兵谏表明埃及赫迪夫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的赫迪夫陶菲克是靠西方大国扶植上台的，埃及人知道他们的赫迪夫只不过是英国与法国的工具。“有人认为这次军事示威是土耳其的阴谋，素丹想重返埃及。虽然军事示威并不针对埃及人民，但是军队要求实行宪政以及增加军队的数量却非常奇怪，因此军队背后应该有其他支持的力量。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可以看出埃及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17]这篇文章认为土耳其为了重新控制埃及，在幕后操纵奥拉比制造了此次兵谏，这种观点被称为“土耳其阴谋论”。

还有一些报纸提出“保持现状论”。他们认为奥拉比兵谏并没有损害英国的利益，埃及已经恢复平静，因此可以保持现状。“保持现状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英法两国合作可以解决埃及问题。英法关系是英国处理埃及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伯明翰每日邮报》认为既然危机很快过去，而英法两国都不想在埃及部署新的军事力量，那么“保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18]《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英国决不允许埃及陷入混乱。“如果赫迪夫不能维持埃及秩序。我们相信外国的压力足以解决问题。”[19]

从表面上看，英国舆论对于埃及局势进行自由讨论，没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实质上，对参与讨论的报纸进行研究会发现，虽然各报在英国的发行地点不同，但是信息来源非常局限。此时的英国报纸在刊登消息时都会注明出处，《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波美公报》《每日电讯报》《旗帜报》《晨报》《观察家》为主要信息源。英国的大多数报纸会引用一份伦敦大报或者几份大报的消息，它们的评论基本围绕着大报的观点进行讨论。整体来看，英国大多数报纸提出的看似独立的观点实质上受到伦敦大报的影响。随着埃及局势趋于缓和，大报基本上支持“保持现状”。虽然某些大报对于“保持现状”表示担忧，但是“保持现状”成了舆论的基本论调。

（二）奥拉比主政与英国报刊的论战

1882年初，英国与法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备忘录》让奥拉比等人认为英国与法国可能武装入侵埃及。在此局势下，以奥拉比为核心的祖国党成立新内阁。新政府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改革让埃及强大，逐渐实现自治，但并没有完全动摇英法的“双重监督体系”。

奥拉比新内阁的出现导致英国舆论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战争派”和“和平派”。以W.S.布伦特（W.S.Blunt）、W.H.格雷戈里（W.H.Gregory）为代表的“和平派”支持奥拉比领导的埃及民族运动。他们认为在英国的“监督”下，埃及通过自治的方式可以实现繁荣与进步。英国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战争手段。以《利兹信使报》《经济学家》《旁观者》等为代表的报纸支持“和平派”。《利兹信使报》指出“奥拉比是一位爱国者，我国的公众对于奥拉比有所误解。奥拉比领导的运动是一场‘民族’运动”。[20]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奥拉比及其领导的“祖国党”的行动。《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希望今后能够与祖国党友好合作，逐步实现埃及自治”。[21]《旁观者》认为“现在并不需要任何军事干涉，埃及有权利自治，同时履行国际责任”。[22]《普雷斯顿卫报》指出“从布伦特的信里我们得知奥拉比并没有推翻双重监督体系”。[23]该报对奥拉比及祖国党表示同情。《伯明翰每日邮报》同样认为“奥拉比新内阁并没有破坏目前的英法双重监督体系”。[24]对于英国政策，这些报纸支持“保持现状”。

以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为代表的“战争派”认为奥拉比进行军事独裁，埃及根本不存在“民族运动”。英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武力解决埃及危机。《西部邮报》《真理报》《阿伯丁周报》等报纸支持“战争派”。《西部邮报》指出“在开罗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军事专制政权”。[25]奥拉比根本不惧怕英国与法国的威胁。英国政府陷入困境，根本不能采取独立的行动。《真理报》指出“奥拉比宣称自己是爱国者，为埃及的安全、自由和完整而奋斗。同时他认为军队数量必须增加，因为‘祖国党’相信军队能够维护埃及的利益，也就是说埃及军官和他的士兵准备控制埃及”。[26]该报完全不相信布伦特发表的祖国党纲领，认为奥拉比只不过是军事独裁者。《伯明翰每日邮报》认为“埃及落入军事集团手中，我们不能无视埃及存在的危险”。[27]《阿伯丁周报》认为“除了法国，其他欧洲国家都允许土耳其干涉埃及。现在土耳其已经准备了军队，只需要欧洲大国的同意便可行动”。[28]

“和平派”不断强调奥拉比的改革是埃及的民族运动，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支持改革。这些言论实际上就是维护英国首相格拉斯顿长期以来推崇的自由党的外交原则。“战争派”认为奥拉比在埃及进行军事独裁，埃及根本不可能出现民族运动。“战争派”所要维护的是英国保守党的帝国原则，该派认为奥拉比执政威胁了英帝国的利益。舆论的两大阵营为了维护各自的原则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阶段，双方“自由”辩论，可谓势均力敌。但是，英国的大报和小报仅仅是在这两大阵营中展开讨论，以七份大报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将决定舆论变化的方向。随着埃及局势的变化，舆论两大阵营也出现了变化。

（三）“埃及危机”与英国“舆论一致”的形成

奥拉比的改革措施损害了埃及国内一些军官的利益，赫迪夫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组织新的内阁，埃及国内进步人士支持奥拉比，奥拉比仍然留任国防大臣。随着埃及局势的变化，英国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有关“埃及危机”的报道。《泰晤士报》指出“埃及很有可能发生内战”。[29]另外，“据可靠消息，埃及军队要求赫迪夫迅速重组政府，中断与欧洲的通信联系。赫迪夫如果拒绝这些要求，他将被废除。埃及民众正在逃离开罗以避免在废除赫迪夫的请愿书上签字”。[30]该报认为奥拉比主政引发了严重的埃及危机。《每日新闻》指出“埃及局势不容乐观。据说赫迪夫有生命危险”。奥拉比背后有埃及军队和土耳其素丹的支持，“他只不过是土耳其的工具，用来对付在埃及的外国势力，目的是在埃及重新建立土耳其的统治”。[31]

对埃及局势的判断，导致战争舆论形成。“战争派”采取两种方式压制“和平派”。一是以“公开辩论”的方式打压“和平派”。“和平派”的观点遭到了全面驳斥。二是以“缺席审判”的方式打压“和平派”。此时，支持“和平派”的声音基本在英国的报刊上消失了，能读到的都是批评他们观点的文章。这种“缺席审判”的方式让“和平派”无从辩驳。

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骚乱使英国舆论聚焦埃及。对骚乱的报道，英国大报一开始就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骚乱的主谋以及英国政策上。大报在短时间内就确定了引发骚乱的真凶为奥拉比，其他报纸只是追随这种看法。虽然英国政府提出召开君士坦丁堡会议，与各国协商解决埃及问题，并没有确定英国要单独使用武力占领埃及，但是，英国的舆论已经“一致”，要求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7月英军炮轰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9月占领埃及。综观整个英国舆论的演变过程，伦敦的七份大报对舆论的变化起了关键作用。

在埃及的英国步兵卫队

（一）《泰晤士报》的驻埃记者

《泰晤士报》是此时英国报道国际事件最重要的报纸之一。该报一向以独立、客观的立场在新闻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泰晤士报》就向埃及派驻记者，希望能够更准确地掌握埃及状况。该报一直是英国公众了解埃及局势的重要窗口。

从1881年9月到1882年初，《泰晤士报》驻埃及的记者是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他同时担任埃及混合法庭的法官，负责审理埃及的欧洲人案件。莫贝利·贝尔（Moberley Bell）是他的助手。由于司各特担任法官事务较多，因此发回英国的文章大多数由贝尔执笔。1882年春季后司各特被派往印度，贝尔成为《泰晤士报》驻埃及唯一的记者。

《泰晤士报》刊登贝尔从埃及发回的电报，对电报的内容并没有表示怀疑。主要原因在于贝尔从1865年起就开始担任《泰晤士报》驻埃及的记者。他思维敏捷，勤于写作，同时与埃及赫迪夫和英国驻埃及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很快获得了认可。[32]在1865～1890年，贝尔一直担任《泰晤士报》驻埃及的记者，只是由于各种事件，有过短暂的中断。即使1875年司各特成为《泰晤士报》驻埃及的正式记者，贝尔在此期间依然担任该报兼职记者，发回各种消息。

舆论中“和平派”的代表人物布伦特曾与《泰晤士报》的经理麦克唐纳见面，指出该报刊登的电报与埃及的状况不符，要求其增派一名驻埃记者，此要求被麦克唐纳回绝。麦克唐纳认为“本报驻埃记者工作认真，其观点也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完全没有必要增派记者”。[33]《泰晤士报》认为如果英帝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就应该采取战争行动维护帝国利益。贝尔的文章呼应了该报的帝国立场，影响了该报的舆论。

（二）《每日新闻》的幕后人物

《每日新闻》是自由党的喉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党。此时该报主编是F.H.希尔（F.H.Hill）。该报的战争舆论出现在1882年5月底。这个时期舆论出现变化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此时自由党并没有做出任何战争决策。那么《每日新闻》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在查阅档案时，笔者发现外交部副大臣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与《每日新闻》主编希尔有着密切的往来。[34]迪尔克的父亲曾经长期担任《每日新闻》的主编。而在迪尔克与希尔的通信中，我们会发现迪尔克在5月给希尔的信中写道：“埃及危机非常严重，奥拉比已经控制了埃及，必须让奥拉比下台。他只不过是素丹的工具。”[35]这种观点与该报5月底刊登的社论观点相似。希尔接受了迪尔克对埃及局势的判断才提出用战争方式解决埃及危机。

迪尔克为何会在5月认定埃及危机已经很严重？他的依据是什么呢？C.H.张伯伦（C.E.Chamberlain）认为迪尔克在英国占领埃及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6]当时作为外交部副大臣的迪尔克并不是内阁成员，但在外交部有重要地位。1882年1～5月，其间英国政府还没有考虑用战争方式解决埃及问题，此时迪尔克不断地阅读来自埃及的公文，他对埃及形势做出的判断与这些公文有密切关系。

给英国外交部不断发文件的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列特。他对埃及局势的描述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奥拉比主政之前，马列特一直宣称他有信心“管理”埃及民族主义者。[37]1882年2月4日，奥拉比内阁上台。自此后马列特写给外交部的公文有明显变化。马列特传给英国外交部的信息是整个埃及局势极其紧张。奥拉比政府控制埃及，损害了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要采取措施解决埃及危机。外交部多次提出希望更多地了解奥拉比政府并寻求与埃及政府进行协商的主张，马列特对这些提议给予坚决抵制。英国政府认为可以和平解决埃及危机，但是马列特认为必须采取战争手段。

马列特不断传送的公文影响了迪尔克对埃及局势的判断，进而影响了《每日新闻》的舆论。

（三）《波美公报》的神秘权威

当时英国的报纸上不会刊登记者的姓名。多年后，奥拉比事件早已成为历史。在《牛津名人传记词典》中记载了众多政治人物的生平，《波美公报》驻埃及的记者是克劳德特·科尔文（Auckland Colvin），此人在1881～1882年同时担任英国驻埃及财政总监。[38]

《波美公报》受到科尔文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该报舆论的变化与科尔文观点的变化具有同步性。科尔文对于埃及问题的看法体现在他提交给外交部的备忘录中。他的观点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奥拉比九月兵谏后，科尔文认为兵谏并没有改变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英国的政策可以保持不变。奥拉比组阁后，科尔文抛弃了以前的看法，他指出维持现状已经不能解决埃及问题，要采取镇压的手段解决危机。此后，科尔文在备忘录中不断强调埃及局势混乱。而《波美公报》也大量刊登了关于“埃及危机”的文章，科尔文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将这些观点传达给报纸。

其次，《波美公报》报道的重心与科尔文强调的内容一致。《波美公报》在讨论埃及问题时关注的核心是经济问题，而科尔文作为英国驻埃及的财政总监，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管理埃及经济事务。他不断向报纸灌输埃及发生经济危机的思想，这将产生严重后果。该报经常出现《埃及股票危机》《埃及债券崩溃的影响》等文章，评论埃及局势危险，可能对埃及股票市场造成严重影响。《波美公报》的观点基本与科尔文的观点吻合，极力鼓吹奥拉比政权对埃及经济的破坏。

最后，科尔文通过《波美公报》对布伦特和格雷戈里等“和平派”的言论进行攻击。《波美公报》在4月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否定布伦特对埃及局势的介绍。布伦特曾指出埃及局势稳定，没有伦敦大报所说的“恐慌”“混乱”局面。该文认为“布伦特与奥拉比这些叛军关系密切。埃及人都支持赫迪夫，反对奥拉比进行军事独裁”。[39]《波美公报》称这篇文章来自一位“权威”人士的消息。科尔文就是那位“神秘权威”。[40]

（四）《旗帜报》《晨报》《每日电讯报》《观察家》中的影子人物

《旗帜报》是保守党最重要的报纸，《晨报》代表保守党中托利派的观点。《每日电讯报》是自由党报刊。《观察家》是独立报刊。这四份党派性质不同的报纸为什么会有一致的看法呢？

不同的记者对埃及局势的报道非常相似，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布伦特认为是由于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列特对新闻进行监督。此时的英国报业并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在国外新闻的传播中却存在隐性的“监督”。

布伦特写道：“发往伦敦的电报要受到马列特的监督。这种新闻监管的方式几乎存在于英国驻国外的所有外交机构中，而这成为误导国内公众的最有害的方式。这种情况在埃及尤其严重。据我所知，在埃及出现重大危机时，才会有众多记者进入埃及，新闻监督就会比较困难。而平时，英国国内报纸派驻开罗或者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记者极少。哪些新闻应该被发往伦敦，哪些从伦敦传来的新闻应该在埃及发表，这些都由我国驻埃及的官员控制。”[41]

另一个证据来自《每日新闻》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埃及危机》。作者H.P.罗什（H.P.Roche）指出驻外领事在控制信息中的作用。“在东方工作的领事们，有些人为了维护他们国家或者自己的利益，通过一些报刊的记者，将一些恶意的信息发回国内，刺激危机产生的力量往往掌握在一些普通人的手中。”该文接着指出“奥拉比想让世界知道，那些欧洲的领事们所拥有的隐形力量是如何刺激危机产生的”。[42]这里的“隐形力量”就是指控制信息的力量。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直接点名，但是间接地指出了埃及总领事马列特控制消息、煽动舆论的事实。

布伦特和格雷戈里之所以能够逃脱马列特的新闻监督，主要由于他们是独立的作者，也都曾经为外交部工作，非常清楚外交部门的新闻审查程序。虽然他们都为《泰晤士报》撰写文章，但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写作，没有使用记者的身份。马列特对付普通记者的办法在布伦特和格雷戈里身上并不奏效。布伦特指出“马列特会将消息优先给那些他信任的报刊”。由于平时只有几家英国大报在埃及派驻记者，这些记者基本上都从领事馆获取消息，因此，以上几份报纸虽然派往埃及的记者不同，报纸代表的党派利益不同，但是刊登的消息却非常相似。

比较马列特的公文与报刊上刊登的电报，布伦特的说法可以得到验证。《每日新闻》在1882年5月17日刊登了一份切尔克斯族军官的报告，这位军官详细叙述了他被奥拉比手下的士兵“虐待”屈打成招的过程。而这份报告的全文也出现在5月16日马列特给外交部的公文里，唯一的区别是《每日新闻》在刊登这篇报告时省略了作者的名字。[43]

虽然也存在逃脱监督的例子，但是马列特用其他的方式解决了此问题。《每日电讯报》在6月初特派一名记者到埃及了解情况。这名记者是德鲁·盖伊（Drew Gay）。此人到埃及后不久就向国内发回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奥拉比一再强调必须让马列特离开埃及，更换英国总领事。“奥拉比认为马列特既不懂埃及的语言也不理解埃及的状况。马列特必须离开埃及，必须由其他人代替，那个人必须少一些成见。”[44]该记者指出“奥拉比非常谦逊，对英国的态度良好。他获得了大量民众、大部分的军人和贝都因人的支持。如果让奥拉比离开埃及，必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45]总之，该记者对奥拉比报以同情。

在这篇文章中，奥拉比反复提到“马列特对埃及有偏见，必须让马列特离开埃及”。这种说法激怒了马列特。他在给格兰维尔的信中写道：“《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德鲁·盖伊来到埃及，他成为布伦特和奥拉比之间的联络人。事实上，奥拉比仇视我就像他仇恨赫迪夫一样。盖伊采访了奥拉比，他在文章中诋毁我。”[46]此后在《每日电讯报》上再也看不到从埃及发回的同情奥拉比的文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七份大报的观点受到了幕后推手的影响。《泰晤士报》的舆论受到了驻埃及记者的影响。《每日新闻》的观点受到英国驻埃及官员的影响。《波美公报》驻埃及记者就是英国驻埃及财政总监科尔文，科尔文对报纸施加影响。《旗帜报》《晨报》《每日电讯报》《观察家》虽然都各派记者到埃及，但是受到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列特的新闻监督。

在奥拉比事件中，英国舆论处于“自由”状态。此时的英国报界还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报业垄断”。英国报业垄断要等到20世纪初才形成。一份数据显示，1910年的英国晨报销售量，诺斯克里夫的公司控制了33%，皮尔森的公司占到12.4%，《晨报》集团占到15.5%，占晨报总销售量的60.9%。这三个公司也控制了82.6%的晚报销售量。[71]英国报业垄断的现象在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段报业垄断并没有形成。此时英国废除了“知识税”，因此也不存在国家完全控制报纸的情况。

奥拉比九月兵谏后，“自由”的英国报刊曾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各种不同党派、团体、个人的利益。这充分显示出摆脱了政府控制的“自由”报刊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种“自由”意见的表达是在没有危害某些人利益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时，英国舆论的中心是少数大报。只有少数大报拥有消息源，其他的报纸通过各种方式追随大报。“自由”的报界受到了报业本身机制的限制。

奥拉比执政后，舆论出现了变化。在埃及的少数当事人认为奥拉比执政会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对舆论进行“引导”，导致舆论两大阵营的出现。随后的“自由”讨论都只是在这两大阵营的范围内进行。当埃及局势进一步“恶化”，少数人对舆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战争派”通过各种方式压制“和平派”，使战争舆论成为舆论的主流。“自由”讨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此时的言论“自由”局限在“战争派”内部。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骚乱促使“战争派”内部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从表面上看，“舆论一致”是通过“自由”讨论形成的。实际上，舆论“自由”是被操纵的。舆论一致只不过是少数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制造出来的。

在奥拉比事件中，少数人能够利用媒体达成“舆论一致”，这实质上是由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在英帝国政策上的“趋于一致”造成的。舆论中的“和平派”支持自由党的政策，他们认为英帝国要维持现状，不需要占领更多的领土。舆论中的“战争派”支持保守党，他们认为英帝国不能保持现状，需要占领更多的领土，进而瓜分世界。最终“战争派”成为舆论中“唯一的声音”，它所体现出来的帝国情绪是对自由党帝国政策最大的打击。而自由党最终决定占领埃及，使两党在帝国问题上的立场趋同。

“舆论一致”在英国政府出兵埃及之前已经形成。正如张伯伦所说“整个英国舆论界都希望英国政府发动战争解决埃及危机，我们要顺应这种要求”。[72]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成了顺应“舆论”要求的行动、顺应“民意”的行为，具有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关键在于这种舆论如何能代表“民意”！

对埃及奥拉比事件中的英国舆论进行研究发现“自由”的舆论并不自由，舆论一致也不是在“自由”的讨论中形成的。这跟西方主流媒体理论相违背。这一理论宣称“自由的媒体对公众负责，让公众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从而推动民主发展”。[73]这一理论的基点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强调媒体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光明前景上。在实践中，这一理论经常可以为政府所用，以“民意”的“自由”形成来掩护政府的政策。当然在奥拉比事件中，少数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采取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这种“舆论一致”并不是掩护政府的政策。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这一理论的实质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维护这一理论的学者们将自己视为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道统的维护者，因此即使这一理论存在理论与事实相悖的缺陷，他们通常也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74]虽然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广播、电视、网络等成为重要的媒介，但是理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西方主流媒体理论获得了最为广泛的支持。[75]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当现实中出现“舆论一致”现象时，该理论就会指出媒体具有独立性，能够自由地发现并且报道事实。舆论是在媒体的自由讨论中形成的，舆论一致代表着大多数的“民意”。但事实上，至少在埃及奥拉比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民意”是少数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