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庆：中东安全形势新变化及其困境

长期以来，除了本地区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外，中东地区受到域外大国的深度干预，安全形势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加沙地带大量平民伤亡并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且该地区出现明显的外溢趋势，中东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发展”资助计划（DF2023YS46）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安全形势虽总体稳定，但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中跌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出现严峻复杂的局面。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局部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安全威胁仍未根除。一方面，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国内的大规模战斗基本结束，陆续进入政治和解以及确定战后国家重建安排的阶段，但交战方之间仍不时爆发小规模冲突。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冲突并向全国多地蔓延。另一方面，中东地区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努力初见成效，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化整为零”继续盘踞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并寻机向北非地区扩散。

中东地区安全秩序仍处于调整和重塑阶段，域外大国持续调整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策略。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根本趋势没有变化，但仍是中东安全事务的外部主导者。拜登政府与伊朗就恢复《伊核协议》进行谈判的同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美国引入印度等新兴域外力量建立“I2U2四方机制”等做法表明，拜登政府欲通过盟友体系减少对中东安全投入，其本质仍是维持美国对中东的安全主导地位。二是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增加了对中东的安全影响力，与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埃及、土耳其等国不断深化在军售、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安全合作。三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也增加了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投入。2022年5月，欧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中东国家间出现“和解潮”，助力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但深层矛盾仍未完全解决。美国主导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上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与推动下，沙特与伊朗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结束了两国自2016年1月以来的断交状态。受益于此，沙特在2023年4月派代表团前往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谈判，也门和平进程取得突破。2023年5月，叙利亚时隔12年后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然而，中东国家间诸如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分歧等众多核心矛盾依然存在，为“和解潮”以及中东长期和平与稳定埋下不确定性。

此外，中东国家还面临着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粮食危机、毒品危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与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产生叠加效应，加剧了部分中东国家的安全脆弱性。受到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国际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中东国家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机构的报告显示，2021年阿拉伯国家有5 390万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较上年增加了500万人。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埃及、黎巴嫩等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中东国家受到严重冲击。此外，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增加，威胁中东国家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24年4月，极端降雨导致阿联酋、阿曼等海湾国家出现罕见的洪水灾害和城市积水，在阿曼造成至少18人死亡。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对加沙地带开展代号为“铁剑”的地面军事行动。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持续时间长、烈度高、破坏大，且向地区层面外溢，对中东安全形势产生深刻影响，中东安全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成为参与冲突的主要行动主体。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作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成员的亲伊朗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中东地区表现活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商船，严重危害红海航运安全；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与以军在黎以边境紧张对峙；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频繁袭击美军目标，特别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24年1月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一方面，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实现经济和政治利益目标，近期对美、以目标的袭扰与巴以冲突的走向高度相关，旨在施压以军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表示只要巴以停火且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后就会停止在红海袭击商船。另一方面，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间出现了一定的行动协调，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商船的行动提供了直接协助。伊朗通过“抵抗轴心”来增加在地区层面活动，表明伊朗不愿意正面介入巴以冲突，也不希望因巴以冲突而卷入与美、以之间的全面战争。当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袭击美、以目标也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意图通过展示自身军事实力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坚定支持，以巩固该力量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寻求更多的民意支持。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冲突形态。以色列国防军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运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来测绘加沙的地道网络，使用“福音”（Gospel）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加沙的建筑物目标，以及通过“薰衣草”（Lavender）人工智能数据库将多达3.7万名巴勒斯坦人标记为哈马斯成员。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则使用武装无人机密集袭击美、以目标，在增加后者防御压力的同时，部分无人机通过超低空飞行等方式绕过防空系统对美、以目标造成破坏。进攻性网络技术也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得到应用，除了以色列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之间的相互网络攻击外，众多国际黑客组织也根据各自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立场实施网络攻击，中东地区的网络安全形势恶化。新技术的应用增加了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减少了人员损耗和行动成本，在巴以冲突中呈现出的实战效果深化了中东国家寻求获得依托人工智能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意愿，同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获得这些新技术的风险也在上升。

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间的关系僵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一是伊朗和以色列在战争边缘“冒险”，但行动仍保持一定的谨慎克制。2024年4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建筑。4月14日凌晨，伊朗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了“真实承诺”报复行动，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美、英、约旦等多国协助拦截。伊朗袭击给以色列造成的破坏有限，后续以色列也未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报复，表明双方不寻求升级为全面战争的意愿没有改变。然而，伊、以对抗形态已经出现变化：一方面，这是伊朗首次从本土直接袭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展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荣誉的军事实力和远程投送能力，对以色列的威慑上升；另一方面，伊朗与以色列的攻防成本对比严重失衡。专家估计此次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成本约为8 000万~1亿美元，但以色列防御的成本可能高达10亿美元。二是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受阻。沙特冻结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突尼斯议会讨论了将试图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行为视为犯罪的相关法案。不过，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等依然维持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三是以色列与土耳其在2022年8月才恢复的外交关系也因本轮巴以冲突受损，土耳其于2024年5月宣布暂停所有与以色列有关的进出口贸易。

中东安全形势动荡导致外部大国对在中东安全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由于叙利亚、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且地区盟友要求美国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投入，美国不得不增加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美国在2023年12月宣布组建代号为“繁荣卫士行动”的国际护航联盟以应对红海危机，并多次在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空袭以进行报复和维持威慑。海湾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意愿上升，据称卡塔尔已与美国达成协议将美军使用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期限再延长10年，沙特与美国也接近达成历史性的安全协议。俄罗斯虽因乌克兰危机而减少了对中东安全事务的直接参与，但仍是叙利亚问题的主导国之一，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3年12月访问阿联酋和沙特，并在2024年2月邀请哈马斯、法塔赫等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前往莫斯科谈判，这表明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影响力。此外，英、法、印度等国也趁机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英国在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就宣布向中东部署两艘军舰和侦察机，法国也派遣了两栖直升机航母“迪克斯穆德”号（Dixmude）停靠埃及提供医疗援助，印度在2023年12月向阿拉伯海部署了3艘导弹驱逐舰。

巴以冲突的外溢也对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稳定带来冲击。一方面，部分阿拉伯国家民众不满政府对本轮巴以冲突的反应和立场。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中心的民调显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受访者不满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立场，如仅有51%的受访者对卡塔尔的立场持正面态度。多个阿拉伯国家都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游行，其中不乏批评政府巴以政策的标语和口号，这导致埃及、摩洛哥、约旦等国叫停了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活动并逮捕了部分人员。另一方面，巴以冲突使得部分中东国家的经济困境恶化。以埃及为例，巴以冲突及红海危机导致埃及的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收入显著下降，加剧了该国的外汇短缺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水平。

由于新一轮巴以冲突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局势的受关注度下降，政治和解进程放缓、局势出现反复。2023年10月以来，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政府军增加了对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武装控制区的空袭，而以色列国防军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也加剧了叙利亚的安全压力和人道主义灾难。在也门问题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关于结束也门战争的谈判在2023年9月后就未再进行，沙特担心也门局势升级而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保持行动克制。与此同时，苏丹局势再度升级，2024年1月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宣布拒绝与快速反应部队和解，苏丹内部武装冲突的长期化趋势愈发明显。此外，“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也趁乱卷土重来，增加了中东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2024年1月伊朗克尔曼市遭遇炸弹袭击，造成100多人死亡，“伊斯兰国”宣布对此事负责。此类袭击的阴影不时蔓延在中东地区的上空。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5月19日伊朗总统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使中东安全形势再临变局，伊朗与以色列关系以及伊朗与美国关系引起关注 。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中东安全形势的影响表明，巴以问题仍是关乎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核心所在。特别是持续半年多的加沙冲突何时停火止战，以及战后加沙地带的治理问题，都将继续影响巴以问题乃至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向。如果巴以问题不能得到公平公正解决，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命运不能确定，未来还会成为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不安全的风险所在。因此，本轮巴以冲突将加速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调整和重塑，域外大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加、对安全影响力的竞争加剧，域内国家之间通过不断分化组合来实现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但维持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然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