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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伊朗语文及波斯语在中国的传播
转自公众号：文汇学人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明代，中国与东亚以外地区，包括东南亚国家交往时，往往使用波斯语作为媒介。直至西方殖民者到来，波斯语才逐渐被葡萄牙语所取代。中国境内至今仍在使用的，或者说“活”的伊朗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所说的塔吉克语。
伊朗语文是说伊朗语的广大地区的文化和文明的载体，这里所指的广大地区，并不局限于现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是涵盖中亚、内亚、南亚、西亚、小亚和高加索。伊朗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该语族可以分为三个语支:印度—雅利安语、伊朗语、努里斯坦语(Nuristani)。伊朗语支中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波斯语(约6000万人使用)、普什图语(约5000万人使用)、库尔德语(约3500万人使用)、俾路支语(约800万人使用)，其他各种伊朗语使用人数相对较少。
印度—伊朗语来源于原始—印度伊朗语，这是一种被构拟出来的语言，时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之前，一般认为，它与考古学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 (Andronovo culture)有关。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200年间，操印度—雅利安语的印度—雅利安人进入西北印度，越过兴都库什山，向印度次大陆散布。操原始伊朗语的伊朗人则是向中亚的东西方向扩散，分布地域极广。希腊作家斯特拉波(Strabo)所描绘的、居住在黑海北岸(今天的乌克兰、俄罗斯、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一带)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很可能就是说某种伊朗语的人群。顿河、第聂伯河、多瑙河等名称即源于伊朗语。一部分伊朗人移动到了伊朗高原，并在那里建国。
一、古代伊朗语:主要包括阿维斯塔语和古波斯语，使用时间约为公元前1350年至前350年，使用地域为伊朗高原和周边地区，北至土库曼斯坦、里海沿岸和高加索山，东到印度河流域，南到波斯湾，西至美索不达米亚。阿维斯塔语是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传入中国汉地后称“祆教”，近年在国内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已引起广泛关注)圣书用语，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900年形成并经典化，它应该是产生在伊朗语世界的东部地区 (中亚和今天的阿富汗，中国新疆地区也可能存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早期遗迹)。现存的《阿维斯塔》，一般认为成书于萨珊帝国时代(公元224-651年)，古抄本包括《伽塔》(Gāthā)、《亚斯纳》(Yasnā)、《维斯帕拉德》(VIsparad)、《亚什特》(Yasht)、《万迪达德》(VandIdād)等部分，其年代则有晚至1323年的。此外还有小 《阿维斯塔》(Young Avesta，钵罗婆语作 Khodah Avestā)，它可以被视为《阿维斯塔》的精简本，在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时编定，供教徒在各种宗教节日和其他活动中祈祷使用。
《阿维斯塔》写本
古波斯语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的碑刻，属于阿赫美尼德王朝诸王。这些碑刻使用楔形文字书写，有些为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三体合璧。上世纪80年代国内曾有报道，故宫博物院藏有两片刻有楔形文字的马骨，被认定为古波斯语抄件，其中一件为居鲁士王泥圆柱文字的抄件(吴宇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楔形文居鲁士泥圆柱马骨化石铭文抄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34一36页)。经过国内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证明判断无误。
属于古伊朗语的还有米底亚语和上文提及的斯基泰语等，但可供研究的资料较少。
二、中世伊朗语:这些语言的使用约始于公元3世纪，延续至公元1000年左右或更晚时期。其中包括:(1)于阗语，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一些说东伊朗语的塞人部族在新疆和田绿洲定居后建立于阗王国，使用这种语言，它也被称为“和田塞语”。现存的于阗语文献的年代约为公元4至10世纪，用婆罗迷字书写。除了和田一带，喀什河下游托库孜沙来古城和图木舒克遗址发现过语言性质与于阗语非常 接近的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和段晴两位教授则依据出土地点，将这种语言定名为“俱史德语”，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俱史德语在1935年首先由挪威学者柯诺 (Sten Konow1867-1948)破译并公诸于世。根据最新统计，该语言文献分藏在德、法、英、俄罗斯和中国，总数不超过80件。(2)粟特语，该语言的使用地区相当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但随着粟特人活动范围的扩大，一度成为中亚、北亚的通行语言。粟特语使用三种字体书写，分别是粟特字体(后形成佛经体)、摩尼字体和叙利亚字体，均源自阿拉美文。中国境内如吐鲁番和敦煌地区曾发现大量的粟特语文书，包括佛经、摩尼教和景教文献，还有世俗文书，如著名的“粟特古信”。在蒙古等地则发现有粟特语碑铭。前苏联于1932-1933年在穆格山获得粟特语文书70余件，年代不晚于公元722年。中亚的旁吉肯特、阿布拉西亚卜、布哈拉、七河流域等地也都出土过粟特文钱币、铭文和书有粟特语的陶器等。2006年，中亚考古学者收到了若干碑文照片，这些碑文是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经当代权威的中古伊朗语大家、英国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释读，确定为粟特语，年代系于公元2世纪或3世纪初，是该语文最古老的文书。(3)花剌子模语，这是花剌子模人国家的语言，该国位于阿姆河上游。(4)巴克特里亚语或称大夏语，这种语言以草体希腊字母书写，使用地区约略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对于它的研究，历来只有钱币铭文和少数碑铭题刻可以利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重要的巴克特里亚文书从巴基斯坦的古物市场中流散而出，辗转到达伦敦。这批文书内容极其丰富，已由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释读并刊布。(5)帕提亚语或称安息语，这种语言使用于里海东部地区，时代为萨珊王朝之前。(6)中古波斯语，或称钵罗婆语(Pahlavi)，它是萨珊王朝的官方语言，也是琐罗亚斯德教使用的语言。
粟特语摩尼教文书
以上各种中世伊朗语，除花剌子模语之外，中国境内均有文书出土。而花剌子模语的资料极其稀少，只有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几位学者在进行研究。
三、新伊朗语:从分布地区看，可以分为东北伊朗语、东南伊朗语、西北伊朗语、西南伊朗语。
大部分东北伊朗语现已消亡，上文提到的阿维斯塔语便是如此。残存的如高加索的奥塞梯语，被认为是古代斯基泰—阿兰语的后裔，至今还有人使用。
东南伊朗语现在还在一些地方使用，包括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虽然语言众多，如帕米尔诸语言，但使用人数较少。
西北伊朗语包括库尔德语、俾路支语等一些还在土耳其、中东、巴基斯坦等地使用的语言。西南伊朗语则有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和在伊朗使用的波斯语等。
在各种新伊朗语中，波斯语是跨越古代、中古和近现代三个历史阶段的语言，是教学和研究伊朗语的重点。它源自法尔斯省(Fars)，是古波斯语和中古波斯语的后裔，前者通行于阿赫美尼德帝国，后者则被萨珊王朝使用。
阿拉伯征服萨珊波斯后，波斯学者把呼罗珊东部地区的方言用阿拉伯字母记录下来，形成达里波斯语，这是原萨珊王朝的遗民到达东部后，将其语言和当地语言交汇之后产生的结果。达里波斯语使用的字母有32个，借用阿拉伯字母28个，又在阿拉伯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4个字母。该语言在公元8世纪末形成，到了菲尔杜西大约在公元1010年完成其不朽史诗 《王书》(Shah-name)时已经定型。
波斯语《王书》写本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波斯语吸收了大量来自阿拉伯语的借词。宗教用语往往直接使用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动词的许多词根来自阿拉伯语词，但动词的格和时态则用波斯语词表示。除大量借用阿拉伯语词汇外，到了近代，波斯语也借用了不少来自欧洲语言的词汇。
另一方面，波斯语也在多个层面上对阿拉伯语产生了影响。例如，阿拉伯语法著作就有不少是波斯人创作的。在阿拉伯文字的书法艺术方面，波斯人也有很大的贡献。
波斯语很早就传入了中国，根据英国著名俄裔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 (V.Minorsky,1877-1966)研究，现存早期波斯语文书 (12世纪初叶以前)中，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新疆和田、吐鲁番等地发现的。1901年，斯坦因 (A.Stein,1862-1943) 在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获得一件用希伯莱字母书写的波斯语文书，现藏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66。中国国家图书馆亦入藏一件波斯语文书，经过研究，国图所藏文书与英藏文书在用纸、书写、正字法、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其中出现三个相同或相似的人名、地名。可以肯定两件文书出自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甚至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文书最后一部分提到喀什吐鲁番人被杀事件，为文书断代提供了必要的线索，结合于阗文资料进行考察，确定文书写于公元802年于阗历法六月十日之后不久。
公元8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化的推进，波及中国新疆等西北地区及内地。唐宋以来进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军士、使臣等及其后裔，使得波斯语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进入蒙元时代，由于东西方交流的道路通畅，蒙元统治者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总体来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波斯语成为沟通东西方的重要语言，中国境内的波斯语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套波斯语教学体系。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八月，置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内，除了波斯文、阿拉伯文之外，还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日本学者岩村忍(1905-1988)认为可能是“伊斯坦布(Istanbuli)语”，即拜占庭语的音译。韩儒林 (1903-1983)先生推测亦思替非文字是波斯文。还有学者认为亦思替非是阿拉伯文estefa’的对音，意为“选择”，指穆罕默德之文字，即阿拉伯文。1993年，伊朗学者巴赫蒂亚尔(Mozafar Bakhtyar) 撰文指出，“亦思替非”的本意是“获取应有之权利”，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而作为专有名词，其意为“财产税务的核算与管理”。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国家文书之中，有特定的写法和规则。国王及政府有关税收的诏书、清单单据、税务文书等都用这种文字书写，类似缩写符号或数字，只表意而不标音。这一说法提出后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赞同。近年还有学者引用前苏联汉学家龙果夫 (A.A.Dragunov,1900-1955)所介绍现存土耳其的《脉诀》译本，对比波斯语译文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汉语原文，认为汉语文本的发音反映了元代的大都方言，并且不使用波斯语里补充的字母，而包括几个特殊符号，这可能就是元代教习的“亦思替非”书写法。
到了明代，明成祖建立了亚洲诸国和地区语言、文字的翻译与教习机构“四夷馆”，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和会同馆还编纂了一大批总称为《华夷译语》的多种语言对译词书。其中的《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 就是有关波斯语的材料。《回回馆杂字》收录元明以来的波斯语、汉语对译词汇。该书先后由日本学者田阪兴道(1912-1957)、本田实信(1923-1999) 和中国学者刘迎胜先生进行了研究。现存还有一部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回回药方》，是明初抄本。原书是14世纪下半叶写成的，共36卷，现仅存4卷，分别是目录下、卷十二、三十、卷三十四，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书中有大量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药名、病名、生物组织名等。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内府刻本《回回历法》，是一部回回天文书的汉译本，其中提到一年十二个月份的大小和名称等，都是根据波斯语翻译转写的。
明清时期，除了官方的波斯语教育机构外，也有民间的波斯语教学活动。明代嘉靖年间，穆斯林学者胡登洲(1522-1597)创建经堂教育，开辟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新纪元，也对波斯语的教学和研究贡献甚大。《海瓦依·米诺哈吉》(Qewai’d-Mihaj) 一书为明清之际著名经师常志美 (1610-1670)所著，是学习波斯语语法的教本。该书最初盛行于山东一带，后来传播到各地，在海外也产生了影响。
波斯语文还对我国说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各族产生了影响。著名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在其经典性著作《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1919) 中，就已研究了蒙古语中来自伊朗语的成分。近年来，日本大阪大学的松井太教授结合 《马可波罗游记》等史料，研究了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共享的交通网络，指出波斯语世界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属突厥语的维吾尔语中存在大量来源于波斯语的借词，许多波斯语的作品被译为维吾尔语。突厥语和蒙古语也反过来影响波斯语。德国著名阿尔泰语学者德福 (G.Doerfer,1920-2003)著有名作《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Tǜ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Wiesbaden,1963-1975)，共四大卷，考察了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的波斯语词汇的历史源流。此后，他还曾在20世纪70年代数次前往伊朗考察，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
以上略谈波斯语在中国历代传播和使用的情况。其实不仅在中国，波斯语随同伊斯兰教，近代以前在西亚、南亚和东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明代，中国与东亚以外地区，包括东南亚国家交往时，往往使用波斯语作为媒介。直至西方殖民者到来，波斯语才逐渐被葡萄牙语所取代。
中国境内至今仍在使用的，或者说“活”的伊朗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所说的塔吉克语。
中国塔吉克族所说的语言，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赫拉特绿洲、巴达赫尚省与兴都库什山南麓塔吉克人所说的语言，同属伊朗语，不过存在明显的区别。中国塔吉克族虽然自称“塔吉克”，但其语言与塔吉克斯坦主体民族使用的塔吉克语出入很大:前者属于东伊朗语，不能与波斯语或标准塔吉克语互通。后者属于西伊朗语，可以与伊朗的波斯语互通。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居民日常交际的主要语言是色勒库尔语(Sarikoli)，汉语亦称“萨雷阔勒语”、“萨里库尔方言”、“中国塔吉克语”等。另有部分塔什库尔干居民以及莎车、皮山、泽普、叶城等地的塔吉克族使用另一种东伊朗语，即“瓦罕语(Wakhi)”。这种语言在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地也有人使用。
色勒库尔语是一种帕米尔地区东南伊朗次语支的语言，属舒格南—鲁善(Shughnān-Rushan)语群。该语群的诸语言分布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和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有“尸弃尼国”，“尸弃尼”即*?ikni/Shughnān（舒格南）的对音。《悟空行纪》作“赤匿”、“式匿”，《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作“识匿”、“瑟匿”。
色勒库尔语是现代伊朗语诸语言中位置最靠东的语言，并且保留了古代于阗语的一些词汇。关于该语言的语音，有元音14个，其中单元音6个，复合元音8个;辅音有30个，其中单辅音26个，复合辅音4个;单词一般为一至三个音节，词汇重音多放在末音节上，只有少数放在首音节上，没有声调或音高重音。色勒库尔语的语法基本与瓦罕语相同:名词区分单复数，但不区分阴阳性;形容词用于修饰名词或副词，没有数与格的区分;动词区分时、体、态，词尾均为辅音;代词包括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和反身代词;数词分基数词和序数词，均无性的区分。词汇总的来说与东南伊朗次语支的语言相当接近。
色勒库尔语没有正式的书写文字。尽管中国学者已经制定了“塔吉克语拼音方案”，但并没有创制文字，中国塔吉克族在学校学习时使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塔吉克族拥有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亦亟待系统地整理记录。
对于像色勒库尔语这样的中国境内的塔吉克语，向来研究者寥寥。首先对色勒库尔语进行记录的是英国人罗伯特·萧 (Robert Shaw)，时间是19世纪(1876年，1877年)。后有前苏联学者帕哈利娜 (T.N.Pakhlina)，她在1960-1983年期间刊布了关于色勒库尔语研究的著作多种，并编有《色勒库尔语—俄语词典》，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
对塔吉克语的研究，较为深入的有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高尔锵，著有《塔吉克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获中国社科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塔吉克汉词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此外当属中国塔吉克族学者西仁·库尔班和美国学者安潘明博士 (Pamela S.Arlund)，安氏因塔语研究于2006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美国人艾瑞克·彼得斯(Eric Peters) 和艾伦·彼得斯(Ellen Peters)夫妇在塔什库尔干县教授英语期间，曾对当地语言进行描写，不过研究成果尚未正式出版。
至于瓦罕语，因为使用者不限于中国，研究的学者相对多一些。高尔锵先生对瓦罕语的研究贡献也很大，但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充分参考和借鉴国外学界对瓦罕等语言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中国对帕米尔诸语特别是这个地区伊朗语的研究，目前还落后于世界水准。关于国际伊朗学界对东伊朗语的分类，可参看捷克学者诺瓦克(L.Novák)的论文:“Questionon (Re)Classification of Eastern Iranian Languages” (Linguistica Brunensia,62/2014,1,pp77-87)。
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伊朗学包括伊朗语的教学和研究，较之过去有了极大的进展。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宁夏等地高校先后开设了波斯语专业和课程。相关的研究机构，有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等，也纷纷开展了有关伊朗语的学术活动。但与那些拥有悠久学术传统的欧美国家及日本、以色列等相比，依然存在差距。从国际上看，伊朗本国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在伊朗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相当大成绩，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伊朗学重镇，在欧美国家的伊朗裔学者也已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如世界上第一部《粟特语词典》，就是由一位留美伊朗女学者编纂的(1995年)。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