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文化典籍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在《美学与世界政治》（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一书中，罗兰·布莱克（Roland Bleiker）以美学在理解过去20年重要国际事件（如恐怖袭击、战争、种族清洗、气候变化等）中起到的作用为例，论证了艺术与诗歌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分析这些事件中涉及的语言，罗兰·布莱克得出结论：诗歌是语言的核心，语言是人类的精华。若想通过检视这些事件来深入理解语言中蕴含的情感和政治动机，则诗歌是最好的媒介。人们在讨论国际关系时，通常不考虑情感因素。但是，重要的国际事件通常是涉及情感的，如恐怖袭击。布莱克引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特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部分观点，如“诗歌是灵魂与思想，回馈我们以梦想，让创造‘从未经历过的，生命中也不会有的形象’成为可能”等，他认为诗歌是“美学与政治联系的完美阐释，是可以观察美学作为一种微缩景观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途径”。

布莱克又对阿瑟·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的观点加以阐释，认为语言是主观的，语言的主观性控制着我们的思维。照这样推理，语言就成为思想与信念的缩影。他甚至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改成“我即思维”。布莱克认为，诗歌是思想的核心表现，是反映民族精华的一面镜子。由此可以推知，诗歌控制人们的思维，给予生命以意义，创造身份，塑造人们的敌友观念。布莱克写道：“诗歌的精华并非主要存在于其形式层面，比如节奏和韵律。诗歌的核心在于其中蕴含的自我意识，它能将语言与社会政治现实连接起来。”

诗歌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节奏或韵律，而是比喻及形象化的语言。尼采认为，语言是现实的隐喻体系，而诗歌是比喻的宝库，能够呈现真实可触的事件。与物体、事件及抽象概念本身相比，比喻可以让这些事物更加形象化地呈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在描述现实时，诗歌能够创造一种模糊空间，人们通过反复阅读来探索其中新的含义。通过这种方式，诗歌将生活与现实以新的角度呈现在读者面前，启发读者进行思考。由此可见，诗歌创造了含义与属性的有形体系，通过比喻和形象化的描绘，将文化作为一个“实体”展现出来。因此，诗歌不仅可以定义一种文化的身份，还定义了该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亲疏关系。

诗歌作为波斯文学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各个族群中都十分流行，吟诗已成为上至皇室、下到民间都流传甚广的文化符号之一，甚至连目不识丁的人都能将数百行诗歌熟记于心，在谈论某个事件时对诗歌信手拈来。因此，波斯诗歌在诠释民族身份、塑造文化形象时的重要性可能比其他文学作品和文化要素都要高。波斯诗歌中对中国的描绘并不多，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内容。大部分伊朗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源于具有千年历史的波斯诗歌。

此外，中国与伊朗在各个领域的交往由来已久，文化传播与交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伊两国人民都认为，文化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以中伊关系史为主题的书和文章也以两国古代的艺术和人文交流开篇。即便是涉及当代政治议题，如果仅从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视角出发，忽视中伊两国数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则其研究成果就是不全面的。约翰.W.加弗（John.W.Garver）在《中国与伊朗：一个后帝国世界的古代伙伴》（China and Iran：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2006）的开篇写道：“在深入研究中伊关系时，会遇到很多关于古代文明、千年友好交流、共同反对西方压迫的描述。”加弗在该书后面章节中强调，中伊双方对彼此的影响力表示尊重。由此可知，两国之间延续至今的文化交流及相似的历史走向是论述、分析中伊两国当代关系的基础。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亦是中伊两国文化交往的重要一环。加弗写道：“波斯诗歌影响了中国唐代的诗歌。马球从波斯传入中国，在朝廷广受欢迎。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庙’（Atashkada）中跳的祭礼舞蹈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波斯菜肴在中国大受欢迎，对中国烹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位权威人士曾说过：“在唐代，尤其是在8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痴迷于各种波斯物什和习俗，包括食物、布料、家具、音乐和舞蹈。”这些文化符号都以波斯诗歌为载体，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

由上文可知，波斯诗歌中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比喻和描绘揭示了伊朗文化对中国形象进行定义的方式，而其本身作为伊朗文化的重要符号，也在历史上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出以及在深化中国与伊朗两国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波斯诗歌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及波斯诗歌赋予中国和中国人的特征；波斯诗歌所体现出的中国在古代伊朗人世界观中的地位；从中国传入伊朗的理想挚爱形象影响两国关系的原因和方式；伊朗的绘画艺术与中国的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是如何得到进一步阐释的。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在伊朗文化中，其他民族（如中国）的形象首先是通过诗歌来进行塑造的，之后普及至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诗歌是我们了解中国在伊朗文化中的呈现方式的途径，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对中伊两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  波斯诗歌对中国最初的定位

在伊朗文化中，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波斯诗歌塑造的，尽管也有一些老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形象是通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所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2塑造的。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其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各种文化呈现在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人们对自我及周围环境的描述与文化观念息息相关。受伊朗文化的熏陶，伊朗人的世界观在本质上以伊朗为中心，以世界其他地方为边缘。这一世界观的引申含义是：伊朗人是世界最有天赋、最美丽和最强大的民族。“伊朗中心论”的观点从波斯诗人内扎米·甘哲维（Nizami Ganjivi，1141-1209）的叙事诗《七美人》（Haft peykar）中可见一斑：

中文译文：

这种思想背后的逻辑是波斯的“七国说”，其在伊朗文化中是常见的世界地理划分方式。根据这种学说，世界分为七个国度，由海洋、森林或山脉分隔开，伊朗位于世界的中央，比其他六个国度加起来还要广阔、繁荣、富有。伊朗人认为，人类诞生于伊朗地区，随后迁徙到其他国度繁衍生息，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中央国度的国王可以统领其他六个国度。在希腊人看来，“七国之王”，也就是“王中之王”的表达是由伊朗人创造的。

在这种地理划分体系中，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由伊朗统治。中国皇帝是伊朗“王中之王”的一个封臣。中国的具体区域不明确，但通常是从中亚到大地东边的一个地方。这种划分体系试图理解世界及伊朗周围的环境，但有时会随社会政治与宗教发展版图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地区会进入世界中心，有些地区则会被排除出世界中心。比如，阿拉伯通常被定义为“七国”之中的一块独立领土，尽管从11世纪起，阿拉伯的宗教圣地麦加就成为世界中心，但其仍然被认为是伊朗的一部分。这种地理划分体系也体现了“各国”之间的强弱关系，而不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尽管中国是“七国”之一，但中国有自己的统治体系和疆土。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遥远的国度，神秘莫测，到处都是异域面孔。

在波斯古典诗歌中，理想挚爱的形象来自中国。波斯诗歌无数次提到中国的挚爱形象。

波斯诗歌描述中国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大量的意象、隐喻和寓言将中国和中国的建筑艺术联系起来。在早期的波斯诗歌中，就出现了一些体现中国元素的词，如中国宫殿（Ivan-i-Chin）、中国房屋（Khana-yi-Chin）等。如今，在巴尔赫（Balkh）、加兹尼（Ghazni）和巴米扬（Bamiyan）这些伊朗文化圈东部的城市都可以看到中国寺庙。11-12世纪的波斯语诗人安萨里（Unsari，1058~1111）曾创作了一部浪漫作品《红白偶像》（Surkh-but u Khing-but），其中就描写了“巴米扬悬崖边的巨大石佛”，这座石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

关于中国壁画的典故在波斯诗歌中比比皆是。笔者已经在其他地方阐述过波斯宫殿中的壁画以及波斯诗人是如何尝试用文字来描绘图像的。或许部分参考文献是间接的，但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证明在宫殿等建筑中确实装饰着丰富的画作。有关中国建筑的绘画典故在早期伽色尼王朝（Ghaznaviyan，962~1186）时期的波斯诗歌中就出现了。

伽色尼王朝诗人萨纳伊（Sana'i）在他的抒情诗和教诲诗中大量提及中国。他在代表作《真境花园》（Hadigat al-haqiqa）中描绘春季时，指出了波斯帝国的东西方。在西部边境，恺撒将女儿嫁给波斯王子以化敌为友，而处在波斯东部的中国早已成为与波斯帝国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

中文译文：

诗中所提的情况很难找到对应的历史事件，但它们确实能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伊朗人对中国的印象。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得知，波斯国王霍斯鲁·帕尔维兹（Khusri Parviz，590~628）逃到拜占庭帝国，寻求莫里斯皇帝（Emperor Maurice，582 ~602）的帮助以对抗军队指挥官巴赫拉姆·楚宾（Bahram Chibin），为此，他与玛丽亚姆（Maryam）完婚。根据波斯语资料，玛丽亚姆是莫里斯的女儿。显然，这是一场旨在改善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关系的政治婚姻。这些典故强调波斯人如何看待周边的世界，也使读者对“敌人”和“朋友”形象的构建更加明确。萨纳伊的这首田园诗描绘了春天来临时人们的喜悦，还强调中国壁画以及拜占庭公主怀中的恋人形象。

波斯人常将绘画艺术与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Mani）联系在一起，他将自己的绘画教学称为“Ardahang”，甚至有关他的书名是Artang-i-Chin。一般来说，绘画被视为中国艺术。如果不讨论“中国和希腊画家之间的较量”这一典故，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呈现中国艺术在伊朗的分量。这个最受欢迎的讨论话题最早出现在12世纪，由多才多艺的穆罕默德·卡扎利（Mu hammad Ghazali）（公元1111年）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随后，内扎米（Nizami）的《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大帝之书》（IsHandar Nama）和鲁米（Rumi，1207 ~1273）的《玛斯纳维启示录》（The Mathnawi：The Spiritual Couplets of Jalaluddin Rumi）也提及这个话题。内扎米的史诗《荣耀颂》（Sharaf-nama）提及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作为伊朗人和穆斯林的大帝曾访问中国。在宫廷的一次节日聚会中，朝臣们讨论世界上哪个民族聪明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各个地区的人都有独特的才能。其中一个希腊人赞扬本国人在绘画方面的卓越才能，这引起了一位中国朝臣的反对，一场较量就此展开。双方画家被邀请在两个相对的穹顶上作画，作画区域用布隔开，以防止他们看到对方的作品。双方画家同时开始作画，当画作完成、帷幕升起时，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大吃一惊，因为这两幅图像完全相同。于是，为了表扬两位画家，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便说希腊画家在绘画上更胜一筹，而中国画家在抛光上是一流的：

中文译文：

鲁米充分认识到精神层面的含义，认为这是讲述精神“成长”的寓言。鲁米认为中国人的绘画技艺水平更高，而希腊人则更善于抛光。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悖论，它强调“神秘经验胜过后天所得的知识”。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抛光”较好，则“镜子”可以反映任何现实，其中包括神性。然而，这种反映的水平并不高于绘画（神性），但一定高于后天所得的知识。

笔者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波斯文化中，其他民族主要是通过诗歌来定义和传播的。因为在波斯语中，诗歌是表述外界身份的主要媒介，它使我们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其他方式都无法做到的。历史上，中国是伊朗神话世界观的一部分，作为伊朗统治下的七个国度之一，中国因“理想挚爱”的形象以及艺术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形象。这样的表述为伊朗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提供了宝贵的来源。我们在对比波斯诗歌中中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形象时发现，阿拉伯人的形象是负面的，充满了对伊朗的偏见；而中国人则具有积极的形象。美学在这些话题中的参与能够使我们理解和评估一个民族在某种文化中的定位，这对建立互相了解的国家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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