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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游记里的明代中国
摘要：在中国和伊朗频繁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波斯人通过陆路和海路到过中国，并进行贸易活动。其中有的波斯人记载过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通过古代波斯人所写的中国游记，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本文以两部明代波斯人写的中国游记，即《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与《中国纪行》为基础，探讨古波斯人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状况，考察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并分析这两个游记所记载保留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中国游记; 波斯;《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国纪行》;明代中国;
明前期波斯和中国的往来，主要以帖木儿王朝为中心来进行。这一时期，波斯与中国明王朝的交流很频繁，双方通过使节的往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这种相互交流又促进了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明朝，中国曾派出很多使节出使域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初郑和与陈诚的出使。明朝初期，明政府曾20余次派出使节至帖木儿王朝。汉语文献当中，陈诚著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作者出使帖木儿帝国的旅行见闻，是研究帖木儿帝国与中国明王朝交流的重要历史文献。马欢著的《瀛涯胜览》是中国了解帖木儿王朝的另一部重要文献。这一时期，帖木儿朝出使明朝的使团则达到几十次，并留下了两部关于中国的波斯文游记。1419年沙哈鲁（Shahrukh)派遣波斯使团出使明朝。该使团的成员之一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Khajeh Ghiyath al-Din Naqqash)，写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Travel Account of Khajeh Ghiyath al Din Naqqash）。这部作品是15世纪初波斯人了解中国各个方面情况的主要历史文献。另一部作品是16世纪初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Sayyed Ali Akbar Khataei，生卒年不详）写的《中国纪行》（Khatay Nameh），记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所见到的明朝社会的情况。本文以这两部游记为基础，对他们的出使进行考察和研究。
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是呼罗珊地区一位有名的宫廷画家。15世纪初，他在沙哈鲁之子拜孙忽儿·米儿咱（Baysunghur Mirza,1397—1433)的图书馆里工作。1419年，他作为拜孙忽儿的代表参加了沙哈鲁遣使中国的庞大使团。奉拜孙忽儿之命，他负责为这个半外交、半商业的使团做非常完整的日记。盖耶速丁写的这部游记，从他于赫拉特出发一直写到返程，详细地描述了出使途中的道路、城邦、古迹、习俗、王统以及他亲眼看到的所有事迹。他是拜孙忽儿王子的心腹，他如实记载了这些事实。
盖耶速丁这次出使游记的内容，保留在三部著作中。首先他的青年朋友哈菲兹·阿布鲁（Hafez Abru,?—1430)把这份游记润色后，收进他的史书《历史精华》中。哈菲兹·阿布鲁在选编时，细心地保留了原著的面貌。另一个版本收录在撒马尔罕的阿卜德·拉扎克（Kamal alDin Abd al-Rrazzaq Samarqandi,1413—1482)的一部沙哈鲁史书内，记载沙哈鲁伟大一生的传记，是用波斯文写的，名为《双福星的升起处和双海之汇合处》（Matlaa al Saadein va Majmaa al Bahrein）。他写作的时间比哈菲兹·阿布鲁要晚几十年，他记载的沙哈鲁遣使中国，实际是从《历史精华》中摘录、缩写而成的。但阿卜德·拉扎克的版本，丢失了不少精彩的内容。第三本是由米尔洪（Mir-khwand,1433—1498）在其《纯洁园》（Rawzat as Safa）中转载的盖耶速丁的日记，但其中有不少经过修饰润色的地方。很显然，他参照了撒马尔罕的阿卜德·拉扎克的作品。
法国东方学家安东尼·加朗（Antoine Galland,1646—1715)在17世纪末翻译了盖耶速丁的作品，但没有发表它。法国人卡特梅尔（Etienne Marc Quatremere,1782—1857)在他著的《皇室图书馆中手稿的摘录笔记》（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crits de la Bibliotheque de Roi）中分析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发表了两段有关沙哈鲁使者记述的原文和译文，一个是到中国的使者，另一个是到印度去的。卡特梅尔根据阿卜德·拉扎克的版本，翻译了该书。裕尔（Henry Yule,1820—1889）教授再据卡特梅尔的法语译文转译为英文，收入《中国及通往中国的道路》第一卷中。1934年，巴基斯坦的一位波斯语教授麦特列（K.M.Maitra）把《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译为英文，对照原波斯文刊出。全题是“一位出使中国的波斯使臣，录自哈菲兹·阿布鲁的《祖布答特–塔瓦里黑》”。1970年，美国学者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为拯救这个版本，使之流传于世，特从英国博物馆图书馆购买了它的胶卷，由纽约帕拉贡（Paragon）图书翻印公司影印出版。这个游记在中国首次出现于张星烺教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是从英译本转译为中文的。1981年何高济据麦特列英译本将之译为中文出版，此本要比张星烺译本稍全面一些。1983年法籍伊朗教授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eri,1914—1991）用法文写的著作《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对《中国纪行》和《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考察。该著作在中国于1993年由耿昇译为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
据盖耶速丁该游记记载，沙哈鲁使团的首领为沙哈鲁的代表沙狄·火者（Shadi Khwaja，生卒年不详），使团总人数为510人。使团通过巴里黑（Balkh）、撒马尔罕（Samarqand）、塔什干（Tashkend）、赛蓝（Sairam）、阿思巴拉（Ashparah）、裕勒都斯（Yulduz）、吐鲁番、喀喇和卓（Karakhoja）、阿塔苏菲（Ata Sufi）、哈密、肃州、甘州和正定府到达北京。他们这一次的中国旅行总共耗时两年十个月五天。
另外一本关于明朝的波斯语游记《中国纪行》，在伊斯坦布尔市苏莱曼尼亚（Suleymanieh）图书馆里有两卷波斯文手抄本，第一卷109页，第二卷128页。这个波斯文抄本在开罗的埃及国家图书馆和文献馆（The Egyptian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和巴黎国立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各有一份。《中国纪行》作者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的亲笔原手稿已经不存在了。1582年，一个名叫侯赛因·阿凡提（Hossein Afandi）的土耳其大臣把该著作翻译成土耳其语，命名为《中国和契丹法典》（Khatay Nameh）。之后大部分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16世纪情况的时候，都采用这个土耳其文译本。19世纪后半叶，《中国纪行》的土耳其文译本传至欧洲以后，欧洲学者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土耳其文译本在土耳其和西方有很多手稿，最后法国东方学家谢飞（Charles Schefer,1820—1898）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波斯文原本。他当时不能深入研究这部作品，就在1883年在巴黎翻译并发表了《中国纪行》的第一、七和十五章。过了50年，这个作品引起了德国波恩大学前东方学院院长保尔·卡莱（Paul E.Kahle,1875—1964）教授的注意。由于这位教授自己不懂波斯语，因此，他委托一位懂波斯语的印度教授哈米杜拉（Muhammad Hamidullah），把伊斯坦布尔的两卷手稿全文译为德文和英文，但未印刷出版。
关于《中国纪行》的作者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的国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阿里·玛扎海里教授认为阿里·阿克巴尔是一位布哈拉商人，青年时代曾在中国度过了数年。作为大商人，他曾被撒马尔罕的某一王子选中作为使节出使明朝，不止一次往返于丝绸之路。他很可能原籍为布哈拉，在撒马尔罕度过了青年时代，而撒马尔罕正是前往中国的代表团的启程地和从中国返回的所有商队的到站地。但伊朗的阿夫沙尔（Iraj Afshar,1925—2011）教授用阿里·阿克巴尔书中所使用的14种专用词汇，来证明作者属于两河流域地区。日本教授羽田亨一（Koichi Haneda）认为阿里·阿克巴尔不一定是商人，而是能引用古诗写作的读书人，也可能就是使节之一。
20世纪30年代张星烺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纪行》，这是该著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卡莱教授建议张氏参考中文史料，把《中国纪行》从德文译为中文，并加上注释，但由于发生“七七事变”，此事未能完成。1984年，张星烺教授的儿子张至善给伊朗的阿夫沙尔教授写了一封信，提到他父亲曾经在1936年与卡莱教授讨论过《中国纪行》，他们决定一起合作翻译一部完整中文版。张至善教授花了几年的功夫，收集了几部欧洲参考文献，也找到了波斯语、土耳其语版本。1988年，他把《中国纪行》译成中文，并在张星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1993年，耿昇翻译的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也对该游记有介绍。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一次出版《中国纪行》，2016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了新的中文译本。
阿里·阿克巴尔记录了他在中国一百天左右的所见所闻，包括中国的道路、宗教、城市建筑、军队、王朝之库藏、国家的文字和印章、监狱、新年、宴会和饮食、妓女和妓院、游戏和娱乐、法律和国家管理系统、各种普通和宗教学校、寺庙、流行货币、游客和所带来的贡物如：布料、宝石、马、狮子、豹、山猫等。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研究明朝中期历史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史料。
在这两部游记中，两位作者分别对明代中国的以下内容进行了详细描写。
在去往北京的路上，盖耶速丁注意到一种类似宾馆的系统，他提到，从肃州到北京有99个驿站，这些驿馆，按照使节的等级为他们提供食物与补给，并且在主要城市为他们举行宴会。盖耶速丁惊讶于驿传系统护送他们一行前进的惊人速度。他说，那些马上的护送者们飞快地从一个驿站跑到下一个驿站，速度比波斯帝国最快的急差还要快。卜正民（Timothy Brook）对这些驿站评价道：
驿传系统由兵部管辖，为衔命出使的官员、外国使节和携带公文进出京城的官府使差提供食宿。在元朝，蒙古人将这通讯制度加以扩展，以便将帝国幅员广大的领土连接在一起。明朝继承了这一制度，并使之得到巩固和加强。驿传系统藉从国都南京向四周辐射的官方水路驿道得以运转。
盖耶速丁还注意到，他们的行程中除了驿站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通信建置，也由兵部管辖，那是边境地区特有的，即烽火台。每座烽火台定编十人，他们的职责是在边境上发现敌情时点燃烽火。一连串的这种烽火台构成连接边境和内地的一种初级通信线路。
依靠这种方式，在一昼夜的时间里可以得知三个月的旅程外发生的事情。紧跟着烽火点燃之后，所发生的事被记在一封信件中，由骑马疾驶的急差从一个人的手中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瓷器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引起了阿里·阿克巴尔的极大关注。在第九章，他解释在龙兴出产中国瓷器。阿里·阿克巴尔说明了中国瓷器的主要特点，并提到用瓷器吃饭喝水可以增进食欲。他描写了中国生产瓷器的细节，并且说皇家瓷器的底部有一个印章，这是在烧结前就盖上的。关于瓷器的价格，他说有些瓷器即使在中国也可以一千第拉姆白银的价格出售，这种瓷器禁止出口，有的瓷器的价格和黄金价格是同等的。他还说：
冬天生产的瓷器用冬季的花卉装饰，如竹叶等，春季的产品用春天的花卉作图样。这样，一年四季生产的瓷器有四种不同的花色图案，从不混淆。
阿里·阿克巴尔关于瓷器生产的描写十分详细。在他之前，很多波斯穆斯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中国瓷器。最早到中国游历的商人苏莱曼（Sulayman Al-Tajir，生卒年不详），在851年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中提道：“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头可以看见。”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adbeh,820—912）在844—848年间写的《道里邦国志》（Kitab Al Masalik W’al Mamalik），和查希兹（Al-Jahiz，约776—869)所著的《生财之道》（The book of Roads and Kingdoms）也提到过中国瓷器。阿布·法德尔·贝哈基（Abu’l Fazl Bayhaqi,995—1077)在1059年写的著作中也提到过早期中国瓷器运往巴格达的情景。虽然阿里·阿克巴尔不是描写中国瓷器的第一位波斯人，但他的描写比其他人要更为完整。他详细地描叙瓷器的制造过程、普通瓷器和皇家瓷器的特点和售价。他应该是亲眼见过中国制造瓷器的每一个细节的，作为一个到中国来的商人，他或许从事中国瓷器方面的贸易活动。
除了瓷器以外，《中国纪行》也提到一些药物的名字。阿里·阿克巴尔说生姜、山药（堕胎草药）、荜澄茄等药物在汗八里都找得到。书中提到“Hiza”（张至善认为从内容看指贵州省）和“Salarfu”（思南府）地区的药材特别丰富，如长形胡椒、丁香等等，那里的人咀嚼槟榔叶和槟榔核。他还提到最贵重的香料和药物就是陕西省京兆府（今西安）、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和定州这几个城市盛产的麝香，麝香取自那些地区野生的麝。除了药物之外，他还很了解中国每个地方的特产和具体价格。像汗八里的银子，福建省的麻、丝绸、彩缎，云南省的珍珠和各种珠宝，高丽的黄金、丝绸，和田的白、黑玉石等。他还提到中国有三件东西，只有天堂才能找到与其比美的物品，那就是又大又甜的蜜枣和两种花，一是罂粟花，二是莲花。这些不只反映出阿里·阿克巴尔的职业，也说明他贸易活动的领域和范围。美国籍德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20世纪初编写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中，有很多伊朗和中国之间在药物交流方面的记载。
3. 帖木儿朝和明朝的特殊动物贡品
据盖耶速丁的记载，明朝将一种宝贵的鸟——鹰，作为赏赐品交给波斯使节。他说：
在拉比第一月1日（1421年3月初）使臣们被召见时，皇帝叫准备十只鹰（Shanghar）。他表示，他不会把鹰赐给任何不向他献名马的人。他隐晦地露骨地继续谈这些事。
在撒马尔罕的阿卜德·拉扎克写的书《双福星的升起处和双海之汇合处》中，保留了永乐皇帝给沙哈鲁写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今朕遣使苏丹，特别是李达和张扶（Jang-Fw)29率其侍从，由伯–不花等使节陪同，以向苏丹奉送为他准备的大隼。这都是朕亲自试验过的飞鸟。这些隼非生于大明本地，而是由海外进贡予朕的。朕不乏此物，但在尔邦，如是隼甚罕。朕特献尔作为友好之礼……
玛扎海里教授认为Shanghar即指鹰或大隼，这种鸟不存在于波斯和中亚，商人们从中国进口鹰，而中国人则在黄海海岸捕捉这种鸟。鹰是一种比较大的飞鸟，可以捕捉鹤和狐狸，甚至是野兔。它们低空飞行，以其爪捕获猎物。裕尔教授在他的书中说：
Shanghar是苏丹皇族独有的一种鹰，我认为即马克·波罗所说的那种大隼，这种大隼生活在北冰洋海岸。北方鞑靼人首领将这种鹰作为贡品送与大汗。中国皇帝赠送数只鹰给各使节作为赠其君主的礼物。
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是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非常喜欢的一种西方产品。中国皇帝希望能在中国繁殖波斯马，但未能成功。永乐皇帝向呼罗珊的外交使节承认他对波斯马的赏识大大地超过了其他马匹。《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明成祖对进贡的马匹非常重视，他询问八答黑商市是否贡马。陈诚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明朝使臣每次从帖木儿帝国返回中国时，都会带来本地马。
明朝的使臣出使帖木儿朝时，除了带回帖木儿朝贡马外，还在当地买马带回。如永乐十三年（1415）陈诚回国时，进西马7匹，十六年回京时，进马15匹。可见，永乐时期明廷需要中亚的良马是明与帖木儿朝交往的一大原因。
《中国纪行》对明朝社会的穆斯林状况有很多记载。阿里·阿克巴尔提到，中国人很喜欢“默罕默德的宗教”。他说：“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城外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作为他自己祈祷之地。”接着他解释皇帝如何每年在该地方参加一系列宗教活动（玛扎海里教授认为“该地方”是指天坛）。他还说在一个名叫“巩昌府”的地方，有三万定居的穆斯林，而中国人对他们都不收税；相反，朝廷还给他们职务和薪俸。阿里·阿克巴尔在游记里说：
皇帝秘密地转变为一个穆斯林，然而由于害怕国家衰落，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由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决定的。这位成化皇帝的父亲景泰帝，对穆斯林非常友好，曾将七位穆斯林任命为大臣，直到现在，而且将继续下去。
据《明会典》卷一百二《各国额设通事》记载：“成化五年回回通事七员，成化十九年添一名。”因此阿里·阿克巴尔的记载与《明会典》的记载相符。
皇帝信伊斯兰教这一点，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但皇帝周边有很多穆斯林大臣和太监，这应该是肯定的。关于这些大臣，阿里·阿克巴尔这样描述：
这些大臣的殿堂比中国大臣的要靠前些，并且使用着一批穆斯林太监，使他们一天在他面前作五次宣礼。他们穿着穆斯林式长袍，系着头巾，在中国皇帝的眼前集合五次作礼拜。皇帝非常喜欢这种祈祷者。中国话称伊斯兰为“清真”，意即纯洁的信仰。中国人，甚至东方的所有异教徒都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伊斯兰教和保护中国的那些规则。
虽然皇帝没有正式宣布他信奉伊斯兰教，但从他周围的穆斯林太监和大臣来看，不难断定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尊敬。皇帝选用那么多穆斯林太监，而“太监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伺侯皇帝的饮食与起居，而穆斯林的饮食习惯与非穆斯林有很大区别”。阿里·阿克巴尔还提到中国宫内宴会上专门为穆斯林备有厨师和厨房，盖耶速丁在他的游记里也指出，宴会时或在驿馆中中国会给穆斯林提供清真饮食。这说明明朝对贡使的饮食起居有细致的规定，证明穆斯林得到明朝的尊敬和保护，也表明明王朝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团结的政策。
在沙哈鲁的波斯使节留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只有一次穆斯林的饮食习俗没有被考虑到，那是因为皇帝骑着沙哈鲁的贡马去打猎时，从马上摔下来伤了脚，因此他大为震怒。那一天给使节提供的餐食是猪肉和羊肉混在一起的。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使臣因不吃猪肉，并没有食用。除此之外，从游记的记载来看，明王朝是尊重穆斯林的习俗的。在尊重波斯使节风俗习惯的同时，明王朝要求使团也尊重他们国家的规定。
由于盖耶速丁是一位艺术家，他描写的每一个章节都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他在游记中多次谈到中国人精美的手工制作。在介绍宴会，音乐、舞蹈、杂技表演，佛寺的设计细节，墙上的优美绘画，佛像的雕刻，大门和城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包括他们的婚姻、葬礼、灯节、春节时，他都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进行描写。盖耶速丁对中国人慷慨好客的风尚和招待外宾的合理安排大为赞扬，对中国的建筑技术亦有较高的评价，他说：“磨石建筑，制瓦烧砖诸技术，世界上无人可与中国人竟能。”这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友好热忱。阿里·阿克巴尔也很关注中国美术方面。他在《中国纪行》的最后一章中介绍中国画院时说：“在中国各地，每个城市或街道都有一个大的画院，陈列着奇特的画幅和作品。各小城镇也有适合自己特点的绘画展览馆。”他在《中国纪行》的每个章节中，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理解和评价。他说：“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他还指出：“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貌。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两个作者的描写都很自然、很可信，从中可以想象中国明王朝社会的种种清晰图景。
结 语
在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及14世纪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9）写的中国游记之后，15世纪盖耶速丁和16世纪阿里·阿克巴尔用波斯文写的中国游记，均有独特的价值。盖耶速丁在旅行的过程中就写了这份游记，记载了很多明朝社会的真实情况。他的游记内容较为可靠，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对研究明代的城市建筑、警报制度、宫廷典仪，乃至音乐、舞蹈、杂技、饮食、外宾的待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中国的历史文献可相互参照。阿里·阿克巴尔关于16世纪中国情况的记载也非常宝贵，有些内容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作者亲眼见到并详细记载的中国监狱的情况。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中国纪行》是有关明朝早期情况的“一件重要的文献”。季羡林也认为它“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保罗·卡莱教授也提到，《中国纪行》的价值尤如第二本《马可·波罗游记》，它涉及面广，内容详细而有趣，这一点比《马可·波罗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纪行》不只是一个游记，而是有关中国的系统叙述。
在盖耶速丁和阿里·阿克巴尔之前，很多穆斯林和波斯商人通过海路和陆路到过中国，其中有部分人留下了关于中国的作品。比如，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844—848年间到过中国而撰写了《道里邦国志》，851年苏莱曼以及916年阿布·扎义德（Abu Zeid Hasan Sirafi）写了《中国印度见闻录》，1345年伊本·白图泰到过中国，并写了一部旅行见闻。值得注意的是，盖耶速丁和阿里·阿克巴尔的游记，是穆斯林著作中描写中国最丰富、最详尽的作品。他们以外国人的眼光，记述了明朝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向穆斯林世界传播了中国的整体形象。《中国纪行》填补了明朝初期盖耶速丁以后到明朝后期，即16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基督教传教士报道中国之间这一时期的空白。这使《中国纪行》显得特别富有意义，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以外没有较详细的材料描述中国。1500年前后是明朝对外交往的下降时期，这也突显了《中国纪行》的高度研究价值。这两部重要的游记，是中亚和西亚波斯穆斯林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