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从波斯到中国

摘要：在中世纪的波斯，鸦片作为一种药物，通常用于医用。然而，在恺加王朝时期，随着帝国主义殖民的渗透，鸦片开始作为一种商品，输出到印度，最终流入中国，中国也因此成为鸦片消费大国。随着印度鸦片的需求的增加，波斯罂粟的种植面积也在增大。与此同时，旱灾的爆发导致了波斯严重的饥荒，很多人因此饿死。1907年，新宪法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鸦片种植的形势。1842年，中国爆发了鸦片战争，借此契机，英国人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逐渐沦为英国的附庸。然而，随着孟加拉与中国的许多城市开始生产鸦片，波斯的鸦片出口竟然减少了。与此同时，旨在摆脱殖民统治与附庸地位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兴起，加剧波斯鸦片的困境。本文旨在梳理波斯鸦片贸易的历史，探究中国社会对此的反应。

关键词：鸦片，波斯，中国，立宪革命，义和团运动

一、导论

在中东地区，鸦片作为止痛剂，可以缓解患者疼痛。无论是中世纪的文献，还是10世纪下半叶波斯医师贝哈吉（Baihaghi）的记录，都认为鸦片常用于医疗和娱乐目的。塞尔柱历史学家伊本?比比（Ibn Bibi）则认为罂粟在安纳托利亚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无论如何，上述例子都可以说明，在19世纪中叶以前，鸦片（Afyoun）的生产和消费范围都极为有限。19世纪5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欧洲的工业生产规模和资本需求都急剧扩大，这迫使欧洲的企业和政府赴外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以此来寻找工业原料并倾销剩余商品。从1873年到19世纪末，欧洲爆发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为此各国加紧寻找海外市场。随着欧洲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各国纷纷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产业，进而提升产品竞争力。关税壁垒高筑使得修的对外贸易持续萎缩，这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殖民与依附性是19世纪波斯社会的基本特征，对西方国家的依附体现在国家利益服从于外国商人利益而非波斯民族经济利益。

19世纪波斯糖、烟草和茶叶等商品消费的增长表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商品倾销大获成功，波斯商人失去了本国市场，中东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短期内，半殖民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农民和手工业者处境大大恶化。19世纪下半叶，欧洲公司取代了奥斯曼、中亚和印度等国市场的本土商人，成为波斯人主要贸易伙伴。帝国主义的干涉使得波斯商品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波斯商品的进口也越来越具有殖民地经济的特征。

在19世纪，小麦是波斯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没有地主会忽视谷物种植带来的收益。一份19世纪60年代的报告表明，波斯湾沿岸地区的棉花种植正在衰落，谷物产量增加。19世纪60年代，英国商人开始在波斯湾地区大量出口小麦，小麦成为欧洲和波斯贸易的重要商品。除了英国海外殖民地谷物需求增加，英国国内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更多的粮食需求。在此背景下，波斯的谷物贸易十分活跃，小麦的商业地位逐渐提高。然而，随着英国人逐渐掌控中国市场，英国的政策转向鼓励波斯农民服从于英国利益。在英国企业的引导下，罂粟种植代替了粮食作物的种植，这最终导致了大饥荒的爆发。下文将系统探讨饥荒爆发的原因。

二、波斯的鸦片生产和饥荒传导理论

对于1871波斯饥荒的成因，一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认为1871年大饥荒是极端干旱天气造成的，也有部分人将大饥荒归因于罂粟的种植。后一种观点引起了很多经济史学者所注意，一些人以此作为基础，认为农业商品化和大饥荒存在关联。然而，其他人对这种解释保留意见。其中帕克达曼（Pakdaman）就质疑到：罂粟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小麦种植，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帕克达曼的问题，就必须说明两种经济作物——鸦片和棉花的种植情况。1850—1851年，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乌尔米耶地区成功地试种出美国海岛棉。尽管波斯全境均有棉花种植，但该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且各地棉花生产分布不均。1861—1865年世界市场棉花需求增加加剧了棉花供给的短缺。1863年，德黑兰的棉花价格暴涨。1864—1865年，从布什尔出口到孟买的棉花重量达7,750,000磅，是头两年的五倍之多。布什尔棉花出口的增长正是因为法尔斯和其他南部省份的棉花种植。

然而，随着美国内战结束，波斯棉花出口式微。19世纪60年代，布什尔的棉花出口放缓。波斯鸦片的价格低廉，但是因为英属印度的过境税很高，19世纪20年代，波斯鸦片很少用于出口。

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土耳其鸦片为例，其鸦片产量随着海外需求的增长逐渐增加。外国商人主导了从布什尔到香港日益增长的鸦片贸易。在1838年英波争端期间，鸦片市场价格协商悬而未决，马赫迪?阿拉伯（MahdiArbab）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借款并低价购买鸦片。争端平息后，鸦片价格回升，他借此谋得暴利。为了扩大波斯湾贸易，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出口商品，例如波斯的鸦片、烟草和棉花。1840年，一份英国领事的报告指出：波斯中部和南部的气候与土壤适合种植上述作物，提议波斯政府照办。

在此情况下，19世纪60年代，波斯的鸦片种植快速扩大。除了主要产地伊斯法罕和亚兹德，其他地区如卡尚、呼罗珊、设拉子、卡泽伦和伊斯塔巴纳也开始种植，甚至连那利兹都在1868—1869年开始种植，个例也许不能说明波斯罂粟种植情况改变，只有大规模种植改变能说明问题。扎因德鲁盆地整个地区都从谷物种植改为罂粟种植。卢卡斯（Lucas）记载了当时鸦片大生产情况，数年前，鸦片的高额利润吸引了波斯人的注意。亚兹德，伊斯法罕，还有其他地方，都把适合空地用于鸦片生产，因而无暇顾及其他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改种鸦片后的人民更加富裕，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基础生活的保障——谷物。在此的情况下，极端干旱天气和其他条件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1871—72年的饥荒。

三、英国在波斯鸦片贸易的首要地位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伴随着欧洲国家开启殖民地竞争，英国政府开始把寻找原材料的目光投向亚洲国家。英国在普拉西战役（Plassey War）胜利之后，便支配了印度，开始插手印度的对外贸易。鸦片在中国的消费的增加，鼓舞了英国人的鸦片贸易情绪。因此，英国人决定全面教授波斯人鸦片种植技术。斯塔纳斯（Stannus）上校在1824年预测道，交通很快就会通畅，把波斯鸦片引进到中国市场，这绝非没有可能。波斯鸦片在种植和包装上完全可以媲美在印度生产的鸦片。在布什尔生产的鸦片价格是孟买最好的马尔瓦鸦片价格的三分之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上校的预言才得以实现。从已发现的报告来看，罂粟种植主要分布在伊斯法罕、亚兹德和法尔斯，零星分布在呼罗珊、克尔曼和克尔曼沙赫，也有在里海，特别是吉兰省尝试种植，但很快失败了。1853年，鸦片首次出现在伊斯法罕省出口清单中，尽管在生丝生产夭折前，波斯人并没有广泛种植罂粟，但随着贸易的进行，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罂粟已经广泛种植。

尽管没有找到具体记录罂粟种植亩数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用鸦片出口的数量来倒推产量。一般认为鸦片产量持续增长到1871—1872年，19世纪70年代前期由于大饥荒爆发，鸦片产量出现衰落，但是19世纪70年代末产量又回升了。19世纪80年代前期，波斯鸦片出口数量达到最高水平，之后的生产和出口趋于平稳。这些体积小，利润高的鸦片一箱箱地通过驮畜背运出波斯，这时鸦片贸易仍有利可图。在19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将鸦片运到波斯湾港口的商队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

四、波斯干旱

现代波斯民主主义者一个观点即认为19世纪英国政府派代理人进入波斯是为了分配罂粟种子，并认为帝国主义者此举是为了鼓励波斯人吸食鸦片，从而蚕食波斯人的民族精神。尽管英国贸易商在中英之间的鸦片贸易刺激了其种植与传播，但19世纪80年代鸦片可观的利润更是推动种植的原因。鸦片种植不仅能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益，还可以帮助农民有效避税。耶特（Yate）上校评论道，在比尔詹德，鸦片种植是免税的。种植鸦片的农民处境比那些仍坚持种植小麦的农民要好。上校补充道：呼罗珊的鸦片出口到阿巴斯港口，以用来交换糖和茶叶。在这笔贸易中的持续损失将会在未来算清”。尽管如此，今天仍有很多学者认为波斯饥荒是由于极强旱灾导致的。我们可以找到支持这一个观点的报告，“1870—1871年冬季波斯南部的雨量充足，但在东部和北部波斯干旱依旧，谷物完全歉收，每个地方的收成均低于平均水平。”但波斯总体还是不缺粮食，西部和南部收成很好。但是大地主和谷物商人，或是在投机之心的驱动下，抑或如他们所说的，害怕饥荒持续到第三年（1873），才抬高的价格，总之他们对周围苦难漠不关心。

在法尔斯省，特别是卡泽伦，从鸦片种植一直到收成，地主只给每个农民1个克兰币（Qeran），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向波斯政府纳税。赛迪?西尔贾尼（Saidi Sirjani）在其编年史中坚称，波斯饥荒是由于鸦片种植和干旱。因此，法尔斯省的法萨（Fassa）失去了大量人口。英国领事巴林（Baring）——鸦片种植的倡议者，在他编写的一份关于1881年鸦片产量报告，承认到：

农民能够拿鸦片种植的利润来购买食物，这一点也不假，但我们必须知道，由于道路不通，政府的无助与冷漠，从一个省份调运粮食到另外一个省份在时间上成了难题。因此，即使一个人手握现金，在许多地区也购买不到食物。

另一方面，寇松勋爵引用斯图尔特（Stewart）上校的话：“每年都有人吸食鸦片而亡，女人也吸食成瘾。几年后，波斯政府颁布法律试图减少罂粟种植。欧洲人为了抵抗政策，派遣以德拉诺为首的传教士使团去波斯。波斯的政治家则认为，必须先找到能鸦片种植的替代品，才能停止对鸦片的加工生产。1882年，领事罗斯（Ross）从布什尔在报告写道：

“在由于持续干旱造成的饥荒中，一些城镇人们反对种植鸦片的呼声增加，但只有少数情况下，种植罂粟的土地被翻耕，用于种植小麦。”

许多消息来源指出鸦片质量下降与土地过度利用有关。1906年伊斯法罕领事阿嘎努尔（Aganoor）报告证明了这一点，“鸦片的质量不如前几年，原因可能由于（作物）缺乏成熟期，一些土地被频繁耕种（缺乏肥力）。几年前，布什尔领事肯博（KemBall）在190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波斯鸦片的掺假十分明显，成箱的鸦片因为不符合中国市场标准而被退货。1905年，赛克斯（Sykes）领事写道，“由于波斯鸦片掺假，他们在孟买市场声名狼藉。”以上这些记录均表明，人们认为波斯鸦片掺假致使其不能出口到亚洲市场。1908年，领事奇克（Chick）的报告称：“一位设拉子的商人认为从波斯到香港的鸦片出口在大幅衰退，以至于台湾岛的市场被日本人占领。另一方面，土耳其鸦片的出口增长对欧洲而言多了一条稳定的供给渠道。波斯的鸦片收入则被严格分配到宪兵组织。

五、中国与义和团运动

波斯鸦片的主要市场是中国，尽管也会出口到欧洲国家。鉴于沙俄在1900年前禁止了鸦片的进口，尽管也有少许鸦片走私，但鸦片已不大可能大规模运往北方市场。结果是，几乎所有的鸦片都从布什尔和阿巴斯港出口，经转孟买，香港，海运到中国或者出口到欧洲，特别是伦敦。184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很可能夸大了鸦片贸易在孟买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性。只要对孟买历史稍加关注，就会发现由塔塔家族（House of Tatas）经营的孟买公司，就足以说明我们夸大了鸦片的作用，他们在1842后积极活跃在对华鸦片贸易中，决定该公司初期发展命运的却是两件和鸦片贸易无关的事。一是1856年，它资助了英国对波斯的军事征服，另外一个是资助了英国对埃塞俄比亚远征。1862—1869年，沙俄对中国出口硬通货，黄金，白银（超过出口成本）价值就达9790万卢布。寇松勋爵在1889年写道：“印度政府向中国出口金额是39000里拉。”但这样贸易戛然而止。在波斯领事巴哈姆（Barnham）记录道：“1906年中英的鸦片贸易实际上已经死亡，现在的罂粟种植率是以前的十分之一”。种植减少的原因是其他地方的罂粟种植兴起，波斯鸦片的竞争对手。19世纪90年代后，南亚与土耳其鸦片再次与波斯鸦片在中国市场竞争，南亚鸦片仍然占中国鸦片进口份额的95%。

中国本土的鸦片产量在极速上升，尽管中国也进口土耳其和波斯的鸦片，但数量有限。中国国内的鸦片产量是巨大的，仅以1905年为例，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是它进口的八倍之多。仅四川一省的产量就超过印度全国。

文件显示英属印度的鸦片出口比本世纪孟加拉鸦片出口要少得多，原因显而易见。原因是中国本土的罂粟种植以及土耳其和波斯对中国的鸦片出口增加。（图1）印度政府面对这个持久的挑战，只能尽可能通过降低鸦片制造的成本。另一个战略则是周期性地提高每箱鸦片的价格。该战略在中国是可行的，特别对沿海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认为孟加拉鸦片质量最好。但19世纪的最后10年，高价政策导致加尔各答和孟买鸦片出口的下降，这计划不再行得通了。

每一次鸦片产量增加都会让鸦片价格下降，质量更佳的本土鸦片和非印度鸦片就会更加吸引中国消费者。如果依赖高价策略来填补出口减少的真空，印度政府就会失去市场定价权。1907年，印度政府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到1917年将禁绝对中国的鸦片出口。这并不是什么赎罪行动，而是务实的决定。英印统治者认为鸦片的供应和利润在未来都将会更少。因此，印度政府对波斯政府发表公告：“1912年1月1日禁止进口波斯和土耳其鸦片。”（图2、图3）

图2 财政部文件设拉子和孟买鸦片商人抗议禁止出口鸦片

图3 财政部抵制1912年1月禁止奥斯曼波斯鸦片出口到中国的法令

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高涨，中国人试图找到自己的出路。事实上，中国人沦为西方附庸的观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西学东渐带动了中国的公共再教育。“鸦片成瘾是对中华民族的毒害”的论断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讨论的主题，他们指控英国人奴役中国人民。这个口号是新教（福音派）提出的。

就农民而言，他们中的部分人抵制反鸦片运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各省都见证他们自己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全境对所有外国人和中国的基督徒进行频繁的暴力袭击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特征，四川的反鸦片运动以鸦片商人的抵制而闻名。四川没发生太多的暴力袭击，唯一一次即1907年发生在开县的抗议，这既针对外国人，又针对清政府的鸦片改革。农民的主要诉求是降低地租。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中国国内外的剥削和压迫都加紧了。中国的独立诉求被忽略，资源被洗劫一空。尽管如此，很多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继续开展救亡图存运动，起义者们有了初步的对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构想。他们营造了一种新的思想图式（旧三民主义），终在1911年转化为辛亥革命。随着革命的深入，清政府被推翻了，在各地的统治土崩瓦解，新政权（民国政府）为共和政体。

六、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当地统治者的治理下，西印度各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在增长，同样的情况也在波斯和土耳其出现。波斯地主乐于种植鸦片，这可以避税，从长远来看，英印公司则可以削弱波斯中央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波斯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饥荒。许多伊朗人死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因沉迷于鸦片而为英帝国所奴役。与此同时，英国商人以售价的十分之一从波斯收购鸦片，谋取暴利。

鸦片源头的竞争，迫使英印当局增加了控制区域内鸦片的出口量并降低鸦片成本，最终赢得了市场。与此同时，英国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大，最终控制了两个相互竞争的鸦片产地，波斯和马尔瓦（印度西海岸），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鸦片过境通行制度，还在于将更多的领土纳入其直接殖民统治。即便如此，波斯鸦片广泛掺假，使得其在中国市场必须降价才能售出；另一方面，波斯人没有改变其原始的种植和制备方法，这意味鸦片质量不会变好，在很多时候，反而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差。对中国市场而言，印度和日本鸦片需求量似乎更大。除了上述原因，一方面，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废除鸦片贸易的行动，都导致波斯鸦片需求的减少。

（作者穆斯塔法?南达里?蒙法里德（MostafaNamdari Monfared）系设拉子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系博士生。）

翻译：黄文坚

校对：李炫璇

编辑：李炫璇

1.Afary J.,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2.Al-e Davud SA., Do Safarnameh az Jonub-eIran, Tehran: Amirkabir, 1999.

3.Anonymous, The Indian Opium Revenue: Extracts of Evidence from East IndiaFinance Report, 1871.

4.Anonymous,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Negotiations (Mozakerat-e Majlis Melli),seventeen session, 2009.

5.Anonymous, The Opium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Some of its Present Aspects,Bristol Selected Pamphlets, 1871.

6.Baihaghi AM, Tarikh-e Baihaghi, Tehran:Mahtab, 1374.

7.Charles H.,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ir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Vol. 2. London: W. M. S. ORR& Co., Stewart and Murray, 1849.

8.Curzon 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892.

9.Drouville G., Voyage en Perse, Fait en1812 et 1813, Paris: Masson et Yonet, 1828.

10.Gelber G., Opium, Soldiers andEvangelicals, Totte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1.Hedayat M., Khaterat va Khatarat,Tehran: Zavar, 1979.

12.Horatio L., Note on the Opium Question,and Brief Survey of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Bristol: Bristol SelectedPamphlets, 1893.

13.Hoseini Fasaei MH, Farsnameh Naseri,Tehran: Amir Kabir, 1997.

14.Ibn Bibi, Akhbar Salajegh-e Rum, Tehran: Ketab Froushi Tehran, 1971.

15.Markovits C.,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pium Smuggling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Leakage or Resista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Expanding Frontiersin South Asian and World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F.”, Richards, Vol.43,No.1, 2009, pp.89-111.

16.Mason David S., A Concise History ofModern Europe Liberty, Equality, Solidarity, Plymouth: Rowman &Littlefield, 2011.

17.McDaniel A., “Economic Change and Economic Resiliency in 19^th CenturyPersia”, Iranian Studies, Vol.4,No.1, 1971, pp.36-49.

18.Newman RK., “India and the Anglo-Chinese Opium Agreements,1907-14”,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3, No.4, 1989,pp.525-550.

19.Okazaki S., The Great Persian Famine of 1870-71,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Honor of Ann K.S. Lambton,Vol.49, No.1, 1986, pp.183-192.

20.Petrov AM., “Foreign Trade of Russia and Britain with Asia in the seventeenthto Nineteenth Centuries”, Modern AsianStudies, Vol. 4, No.1,1987, pp.625-637.

21.Rabino J., “An Economist’s Notes on Persia”,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4, No.2, 1901, pp.265-291.

22.Reins TD., “Reform,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Opium SuppressionMovement in China and the Anglo-American Influence, 1900-190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5, No.1, 1991,pp.101-142.

23.S’aidi Sirjani, Vakaye Al-Etfaghyeh,Tehran: Asim, 1383.

24.Sephr A., Merat Vakayeh Mozafari,Tehran: Mirase Maktub, 2007.

25.Sephr A., Iran dar Jang-i Bozorg (Iran inthe great war), Tehran: Bank-e Melli, 1956.

26.Seyf  A., “Commercialization of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Opium in Persia, 1850-19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16, 1984, pp.183-192.

27.Wakabayashi B T and Brook T., Opium Regimes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2000.

28.Yate Ch E., Khurasan and Sistan, Edinburgh: W. Blackwood,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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