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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 “病夫” ： 土耳其在晚清中国的形象再探 | 陈鹏
摘要：土耳其在晚清中国的形象，并非只是学术界通常所认为的泥古守旧、不知变革之“病夫”。在大国心态和民族主义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知识界并未机械移植西方人的“病夫”话语，而是通过区分中土国际处境和文教制度，建构出更为弱势的他者，以表达民族自尊和自信。因地缘、民族与宗教等原因，土耳其先于中国碰触、接受乃至反思过西方文明，其作为变革者的正面形象得到国人的瞩目，并为中国的近代改革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参照。土耳其人坚韧的战斗精神和较强的军事实力，也为知识界赞赏并纳入国民性批判和改造话语。而现实中来自土耳其的军事干预和威胁，则令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和戒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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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世纪，土耳其经过几代君主的开疆扩土， 逐渐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自18 世纪起，昔日的强盛帝国进入漫长的渐衰期，与西方 列强的差距逐渐拉大，沦为被侵略的对象。但土耳其人体力充沛、武力强盛、笃信宗教的特点，仍给近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清末国民性批判和 改造的重要比照资源。同时，因现实层面来自土耳其的军事干预和威胁，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对其产生过担忧、不满和警惕。这些与土耳其的“近东病 夫”形象似有出入。
据学者研究，早在清前中期，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的清廷官员就通过俄国、哈萨克、浩罕、蒙古人获悉， 土耳其是西方能够支配世界力量的强大帝国之一[34]。清嘉庆年间游历过葡萄牙、英国的广东人谢清高在《海录》中还将中国与土耳其并称为大国[35](P235)。由此可见，直到近代前夜，走向衰落的土耳其在中国人心目中尚维持着大国、强国的形象。
鸦片战争后，魏源综合国内外史地资料，在《海国图志》中描述了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状态。但该书仍有限度地肯定了其 在军事方面的某些可取之处，称昔日为欧洲各国之最的土耳其军队， “近日远不如旧，而骑兵轻捷，尚精战斗，保守炮台，心力甚坚” [36](P1364—1365)。这也是晚清 土耳其书写中为数不多且得以延续的亮点之一。
1870年代中后期，以俄土战争为契机，中国出现了关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人们对土耳其人在局部战役中击败俄军的英勇表现颇为赞赏[2]。较少为学术界注意的是，1877年，为应对日本在台湾海域的严重挑衅，时任船政留学生监督的李凤苞在李鸿章授意下，经海关洋员赫德、金登干的协调，与土耳其驻 外领事面议过购买土方铁甲舰事宜[37](P121)，后因价格 昂贵、无驾驶修理之人等问题而作罢。至甲午战争前夕，因英、德等国谨守局外，张之洞又建议清廷速 托人与土耳其驻外公使密商“饵以厚利，择其船身坚固，炮火精良者，速购数艘” [38](P5229—5230)。不难看出，当时清廷高层官员对土耳其武器装备在中国之上的基 本事实，是有所了解并认可的。
甲午战后，进化论以及尚武思潮在中国社会得到鼓吹和传播，维新派普遍意识到，若从身体素质和军事实力角度考量，土耳其的“病夫”称谓似乎并不合适。土耳其人的战斗精神和爱国热情，不仅为中国民众所匮乏，同时也是激发现代国民意识的良好素材。如前所述，着力强调中国人种优于土耳其的唐才常，却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慄悍凶勇，蹈汤火如饴”，虽经俄人摧残酷烈，犹以善战而名闻天下。相比之下，中国愿舍身爱国的士大夫尚不多见，遑论不读书识字之愚民[12](P58)。1898年，毕永年呼吁国家是群士群民共有之国，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力合作，方能挽救危局。在这方面，土耳其堪为表率“屡分履蹶，而至今反远胜支那者，其教民固结坚捍，视死如归” [39](P91)。而进化论的传播者严复一方面从文教上轻视土耳其，另一方面又从军事上承认土耳其强于中国，指出其“以敢死为教，而以武健严酷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术知虽无可言，而鸷悍胜兵尚足有以自立，故虽介两雄乎而灭亡犹未 也”，而不学军旅之事的中国尚不如土耳其[40](P12)
20世纪初年，梁启超阐述中土差异性时，不仅称颂中国人种的优越性，还一再提醒国人，兵力尚强的土耳其能够与俄国一战，故英国人乐得保其为缓冲 地带。反观中国，清政府已自身难保，列强不会出兵全力保护中国，瓜分危局就在眼前[14](《文集之四》， P29)。1906 年《外交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根据“土人信教之力至坚。强弩之末，固犹胜于中国之奴隶性” ， 推论列强瓜分的焦点不在土耳其，而在中国[41](P151—152)。显然，两位论者延续和发挥了一直以来土耳其军事力量胜于中国的基本共识，以衬托中国更为凶险的国际处境。
近代国人不仅肯定和赞赏土耳其的军事力量， 同时也对其潜在的军事威胁和压力，感到一丝忧虑。晚清时，土耳其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干涉，至少应追溯至1870年代。有学者利用外文文献，考订了当 时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投靠土耳其，并接受其宗教、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历史细节[42]。但清廷高层和社会舆 论是否知晓，又对他们的土耳其观有何影响，尚未得到解答。
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来看，1870年代，阿古柏与土耳其政府正式联络后，《申报》较早作过追踪报道。1875年6月，该报披露阿古柏遣使赴土耳其“欲 请土国相助，借其武勇之将士，而购其精良之军器”， 并进一步分析指出土耳其“虽不比英、普、法之强，而在欧洲可称次国，在亚细亚亦可为强国也。其兵阵军器，皆用西法”，它的介入使“中国之于喀什噶尔， 正未能操必胜之权而恢复我疆土也” [43]。10月，该报又告知读者，土耳其派遣教官“以欧洲新精兵法授 之，喀兵日日倾心习学，各军徒自见有大进益，非旧日所比”，并推测阿古柏将借此张势“现在中喀此攻彼守之势，而反倒之也，亦未可知” [44]。由上可知，《申报》对土耳其军事实力颇为忌惮，认为清政府收复新 疆计划出现新的强劲对手。至是年底，当土耳其国内发生叛乱，政府军伤亡惨重的消息传来《申报》又评论道 “土朝廷之于此事，其大有忧患乎？何犹欲与喀酋共事，而为说客于中国耶？” [45]这表明，舆论对土耳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已由忧虑转为不满。
清廷高层李鸿章、左宗棠通过谍报人员及西方报刊获悉阿古柏勾结土耳其之事。1874年，李鸿章向清帝表示，土耳其的介入使新疆形势扑朔迷离“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46](P238)。左宗棠同样感到新疆局势更显复杂，但认为土耳其距伊犁、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 “国势分崩离析，非夫寰宇中央之旧矣” [47](P346—347)。因当时海塞防之争的缘故，左、李二人基于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土耳其影响力的判断不尽相同，但实际上均对土方的军事干预颇为关心并深 感焦虑。
至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在《南学会讲义》中透露，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不仅西方列强纷纷在华圈定各自势力范围“土耳其亦攘臂于其间，明目张胆而言 曰：我情愿少索希腊赔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国，分一块土地也。’” [48](P436)学者高冰冰认为此系谭嗣同编造的夸张不实之语， “他正是希望借助于这一味自己所炮制的耻辱性更强的新药，来刺激醒精神已严重麻痹了的国民” [19]。笔者以为，该言论固然能起到渲染危局的效果，但未必完全出于谭氏想象。自1870年代以来，土耳其凭借颇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宗教影响力，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直接干涉，同样也是谭嗣同对土耳其产生戒备之心的重要历史背景。在此前的1892年《万国公报》就报道过土耳其国王拟遣使来华的消息，准备“至华地回人所聚之处，力为整顿，亦前所未有事也” [49]。此一动向，自然会引起包括谭嗣同在内的中国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
而同时期类似的表述绝非谭嗣同一例，这恰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并非限于隔空相对式的 想象与建构，两国实质性的接触与摩擦对于中国人的 双边关系判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例如，唐才常曾表示中国面临瓜分豆剖之危局 “甚乃至无赖之土耳其，亦从而生心” [12](P259)。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亦指 出，土耳其若非因宗教问题受欧洲各国排挤孤立“必 能跟着各国来到中国，开埠通商，利益均沾” [50](P1404)。丁氏之言绝非危言耸听，据《清议报》1901年披露，土耳其国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计划派军队来华，只是未获西方列强允许[51]。1902年，该报进一步评析 “试问以今日中国之势力，土耳其虽微，能抗拒彼乎？抑土耳其以此为请者数矣，中国之拒彼者亦数矣。土耳其之侮中国，必不自今日始，而中国人悠悠长梦，至今日始知而未必尽知。又试问于耶苏天主两教之外，又增一所谓回回，其关系于政治上者，岂 浅鲜哉？” [52]也正因如此，当1907年土耳其使者再度来上海游历时，中国地方官员以土耳其系无约国为由而不出面接待，并要求当地回民降低接待规格， “不得擅用东西辕门，饬令拆去，改用松枝柏叶点缀门首”，甚至规定待土耳其使者抵达之日， “须由巡警局饬派巡长巡士，妥为弹压，勿使别生事端” [53]。显然，就现实往来层面而言，中国人眼中的土耳其并非 “病夫”，而是拥有一定实力和能量的国家，给中国的外交军事、边疆民族事务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
四、结语
晚清时期，中国知识阶层并未机械移植中土同为“病夫”的西方话语。中国人笔下的土耳其，并非与中国并列对等，而是经常呈现出强弱分明的不对称关系。土耳其有时是不值一提的弱国，有时又是尚强于中国的国度，这显然是国人根据各自的立场和需要，截取中土关系的某些侧面，加以工具化解读的结果。中国知识界围绕土耳其形象的多元认知和解读，虽不乏矛盾对立之处，但又共同反映了土耳其的独特认知意义。当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冲击时，中国人在文教制度更为落后的土耳其身上找到了大国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力；当中国开启现代化改革时，处境相似又先期进行的土耳其，又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具参照性的经验和教训，有些甚至是西方人无法直接提供的；就中土现实往来而言，土耳其更非通常所论的“病夫”，其颇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是刺激国人奋起自救的一剂良药，也让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近代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不仅有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和深刻影响，也有着土耳其一类同处弱势地位的后发现代国家所提供的多重观察视角和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