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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想象：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思想联系 | 昝涛

【作者】：

【文章导读】

土耳其“襟三洲而带五海”，扼守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咽喉，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与土耳其的关系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但如本文所指出的，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和现代性，共同影响了当代中国与土耳其的互相认知，使得二者的关系陷入一种微妙的境地中。作者通过追溯唐代以降中国与土耳其对彼此形象的建构，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双方的互相认知都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色彩。能否最大程度地消解这种观念上的隔阂，将直接影响中国-土耳其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无意探讨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实际发生的经贸或政治关系，毋宁从观念史的角度，围绕“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侧面考察和分析土耳其与中国对彼此的形象建构。[1]

“历史与想象”所对应的分别是史实/事实与观念/建构。前者或可称之为客观现实，后者或可称之为主观现实。就人类历史而言，主观的或想象的现实已经变得日益重要。[2]本文的“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侧重于主观现实层面，也就是更加侧重关于现实的观念、想象及建构这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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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0年，著名僧人玄奘从高昌出发一路向西。不久，玄奘以极大的代价翻越了凶险的天山，进入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并在那里拜访了西突厥可汗——肆叶护可汗。当时，西突厥汗国对从高昌到波斯的广阔地区行使有效的控制和管辖权，在规劝玄奘留在碎叶不要再前往印度失败后，肆叶护可汗赠给玄奘50匹绢作为盘缠，还给他配了一名翻译，并为玄奘写了数封国书给沿途的统治者。之后，玄奘又向西到达了撒马尔罕，[4]并从那里往南行走，最后抵达了印度。从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西）突厥在当时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在玄奘见西突厥可汗的这一年，唐太宗大败东突厥。对于突厥人在中国史以及内陆亚洲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性，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史书还是后世的学术研究，都没有太大的异议。突厥汗国曾与强盛的隋唐帝国并立争雄，对于后世突厥语不同民族的历史叙事而言，这一段历史必然要被浓墨重彩地书写。与此同时，从历史记载的丰富性来说，中文史料也是重构这一时期突厥汗国历史的最重要支撑。中古史家也认为唐代对突厥事迹的记载已经比较完备，《旧唐书·突厥列传》开篇就说：“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 [5]

然而，诚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教授所言，中国史书的记载侧重是在东突厥汗国，而与中亚和西亚历史关系最密切者可能还是西突厥汗国。但为了满足突厥叙事的“完整性”，现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世界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在民族主义盛期还是其后）统统都要追溯到东突厥帝国（也就是以阿尔泰山为发祥地的古代突厥）。

在罗教授看来，“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u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乌古斯九姓，就不是Türk”。不管后来的人们如何分类，“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6]

一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则倾向于把匈奴人直接当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公元6世纪建立的“蓝突厥帝国”（G kTürk Empire）看成是最早的突厥帝国。[7]

上述现象显然很符合“历史与想象”或“史实与建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在有了一个大致的突厥历史和人群之概念的条件下，如何来叙述或建构它们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因为历史记载的关系而被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古代的强盛王朝（尤其是隋唐）与强盛的突厥帝国在同一时空下竞争，且汉文史料于此记载颇多，那么，中国的王朝和历史记载就成为后世突厥语不同民族也包括西方学者叙述所谓完整的“突厥/土耳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至于中原王朝如何看待突厥，我们需要将这个问题置于传统中国的夷狄观念和华夷秩序观下来理解。

由于长期的在内陆亚洲历史上的直接接触，历史上的中国人与突厥人之间相互并不陌生。同样由于中国方面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的存在，之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突厥之人与事并不陌生。到了近代，因为有着“同病相怜”的相似境遇，突厥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关联又将被重新激活和演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及和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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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族史观下的突厥与中国

现代土耳其人在族源问题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内亚想象，而这个想象既要利用汉文史料予以支撑，同时必然地与中国发生历史的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它在当代仍然需要重新“想象”和构建历史上中国与突厥的关系。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中土两国领导人见面时，土耳其人习惯于说“中土两国人民在2000年前就是邻居”之类的话。[29]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叙事不但无法回避而且还必须着重探讨古代突厥的历史。究其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土耳其人作为一个讲突厥语的部落所创建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它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必然面临着如何重构自身历史的问题，这是东方民族主义的通例。

当然，土耳其有其特殊性，笔者在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的研究中曾指出，现代土耳其的民族史观既有一般民族主义史学的政治性和复古性，同时又植根于土耳其民族的特殊性。[30]土耳其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要追溯当代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渊源，它不可能回避追溯到内亚的历史。在库伯看来，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当代土耳其人，他们还有一个被赋予了故乡（anayurt）之名的地方，他们对那里并不熟知，但那是土耳其人时不时在梦中可以转移思乡之情的起源地，这也是土耳其官方认可的历史叙述。[31]

那么，在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又是如何被表述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民族主义盛期（1930～1940年代，也就是凯末尔主义时代）的中国“想象”。这个时期的土耳其提出了一种“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该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32]

土耳其史观讲到了从中亚迁出的土耳其人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讲到了仍然留在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的活动。将故乡确定在中亚地区后，土耳其史观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突厥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亚及迁徙出来的土耳其人，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历史记载中，都主要且首先是与中国人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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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极盛时期，土耳其史观强调，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那些因干旱而迁徙的土耳其人在东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明，而且为中国文明的发达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38]土耳其人赋予匈奴的几个特征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历史悠久、文明、强大且令中国害怕。在193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强调了匈奴在法律、商业、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先进性，尤其是提到，“中国人从匈奴文明受益良多。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从突厥人的”。[39]在21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强调了突厥人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不断地发生战争，在文化上，土耳其人将马文化传给了中国，并在天崇拜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化。[40]

简单总结一下，在土耳其人的历史观中，不单是将中国汉文史籍所重点记载的东突厥帝国作为整个突厥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且还将在汉文史籍中被多样化了的突厥起源进行了“整齐划一”，制造了从匈奴到拓跋再到突厥、回纥的叙事线索，从而将土耳其的民族历史直接上诉到内亚历史上的匈奴人，由此，匈奴人也就成了匈奴-突厥人。这些内亚游牧民族长期竞争的对象就是中国的中原王朝，因此，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它总是要首先处理中国，在其脉络中，中国成为经常被攻击的、只有防御能力的对象，而且在文明上，中国也向土耳其人的不同祖先学得了很多。从这个例子也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民族历史难免都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那么，对于相似的问题，中国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前述罗新教授已经指出，中国历史记载的突厥之范畴非常狭窄，与国际上尤其是土耳其将突厥泛化的倾向不同，中国倾向于将突厥做专门化的处理。薛宗正指出：突厥是一种民族专称，而非民族泛称，“突厥”一词的概念应严格限定在儒尼碑文中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它是一个历史地产生、历史地消亡了的古代民族。“六至八世纪乃突厥民族最为活跃的时期，八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都已断绝。……阿史那氏统率的突厥残部虽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不复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至迟于十一世纪，东、西两大支突厥部落相继消失了。其后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称，与之混血，开始了新的历史航程。”[41]

薛宗正曾批评了国外学者的观点，他指出，西方学者的共同弱点是：

……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了历史学的Lie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劣势，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黯于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与突厥史研究范围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其明确限定的历史古族名称，而是泛指西至鞑靼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变成连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内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共名。这一理解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应盲从，而应批判地对待。[42]

薛氏指出，突厥民族与突厥语族是有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而西方学者却通过所谓的“突厥学”研究（薛氏不承认突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混淆了这两个范畴，“以语言学研究顶替和取代了历史学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语族诸族皆为突厥的后裔，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错误结论”，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来源，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一直利用突厥学歪曲历史。而实际上，“历史上的突厥民族同现今世界上的突厥语族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并非后者的共同祖先，后者亦非前者的直系后裔，二者的联系只不过是语言族属关系相近而已。”[43]

事实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并不直接的史观交锋，而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明确的，即关于泛突厥主义的问题。[44]

在当代，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和现代性共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中国人提起土耳其会想起古代的突厥和当代的新疆问题，当然也包括土耳其足球、肚皮舞，等等。在信息化的时代，这些元素的影响会呈现共时性，使得国人对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与想象呈现更加多元的特性。但不论何时，自古以来，中国在突厥/土耳其问题上的观念，当然也包括土耳其人关于中国的观念，都难免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

注释：

　　[1] 本文主体内容曾发表于《新丝路学刊》2017年第1期，社科文献出版社。就本研究的主题而言，它更多地涉及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认知建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在中国方面，陈鹏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6月）是对前人的研究最具综合性且资料最为翔实的，笔者本文中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的一些资料就得益于陈博士此文提供的线索；从土耳其方面来说，穆斯塔法·塞尔达·帕拉博叶柯（MustafaSerdar Palabyk）的文章“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of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ilig， Spring 2013， No.65）是近代土耳其人之东亚观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此外，笔者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史观以及当代中土关系的研究中也曾部分涉及双方对彼此认知问题（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昝涛：《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4期）。

　　 [2]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3] 网上看到一个说法是突厥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540年，但不知所据为何（http：//baike/wiki/%E7%AA%81%E5%8E%A5，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1日）。

　　据岑仲勉先生考证，“突厥最初见，且有年份可考者”系《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大统〕八年（542年），〔宇文测〕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页），学者多从此说。（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载《西域研究》2005 年第3 期）

　　从时间、事件、人物关联的角度看，这里的542年与“突厥”之事对应，确是一个较早的年份了，此亦是确切年份上能够找到的、与突厥对应的最早记录。当然，仍需考虑到《周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7年）这一情况。魏收所撰《魏书》的成书时间为公元554年，且其列传之第八十九、九十多出现与“突厥”有关的记载，如《西域传·龟兹》中有：“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西域传·嚈哒传》则提到“风俗与突厥略同。”

　　但其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之“西域传”等部分早已遗失，现在我们所见之《魏书·西域传》系后人据《北史》增补的，尽管《北史》也曾参阅《魏书》，但其中的细节目前已不可考（参见《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出版说明”及第2282页“校勘记”）。故前述岑仲勉先生将 “突厥”一词之最早可考年份定在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尽管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该词进入汉语世界的时间应该还会更早，但目前并无确切的文献证据。如岑仲勉先生也说，《周书》“宇文测传”中提到，以往面临突厥来寇掠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那么，“突厥之兴，更可上溯于魏也。”（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15页）。

　　[4]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45?147页。

　　[5]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3页。当代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图逸姗教授（Isenbike Togan）在其为《旧唐书·突厥列传》所做的土耳其文注疏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与突厥人历史有关的作品中，都会提到中国文献对突厥历史的重要性。” ?senbikeTogan， in Kaynaklarnda Türkler，Eski T'ang Tarihi， “szba.”

　　[6] 罗新：《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载《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2页。

　　[7] 但研究早期的“蓝突厥帝国”历史的学者伊珊（Ishan）说：“他们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因为6?7世纪的中国史料描述的是不同的神话。他们或许曾是匈奴的一部分，他们或许曾是突厥化了的、逃避拓跋魏迫害的鲜卑人，抑或是突厥化了的印欧人。无论他们是谁，反正他们是最早使用突厥这一名号的群体”（Ishan， “The GkTürk Empire，” http：//allempires/article/index.php？q=The_Gok_Turk_Empire）。按：突厥语gk有“蓝”、“天”的意思，在现代土耳其语中一般是指“天”。根据苏联学者伯恩斯坦的看法，在6?8世纪，“突厥”一词本质上没有全民族的意义，而通常是指突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因此，碑文中提到“突厥”时常加形容词gk，按照原文的意思，“蓝突厥是对上层统治者的形容词，”gk在古代突厥碑文中是表示高贵的形容词（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5页）。　　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把占据着俄罗斯南部以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地带的古代民族统称为“突厥-蒙古人”，“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黎荔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7页）。

　　东方学家们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认为，匈奴人与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崇拜天（腾格里），都以狼为图腾。关于狼图腾在突厥-蒙古人之中的早期传说，可以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4-299页。

　　目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突厥族一度属于阿尔泰人种族的一个部分，同属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族等”（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伯希和的看法是：“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匈人（Huns）。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匈人属于突厥（Turc）系，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但尚不能加以解释。

　　根据最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Türk”这个词在历史上有很多种含义，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关于该词的两种解释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意思是“诞生、出现、增加”；另一个意思是“力量、强大的、有力的、成熟的”；而“突厥”一词作为一个政治名称，最早的是指“蓝突厥国”（GktürkDevleti）（Tarih， Lise-1， Istanbul， Milli Etim Basmevi， 2002， p. 38）。又据薛宗正，“突厥”一名是西魏译自茹茹对突厥人的称呼，习久沿用，遂成定译；突厥一词本有“帽”的含义，据此，薛氏推测“Türk”的来历似与古塞人的族称“锐帽人”（Tigra-hauda）有关，tig有“锐”的意思，它进一步音变为Türk，则有“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薛宗正：《突厥史》，第77-78页）。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但不能说匈奴或匈人联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的成分。“伊兰人”是公元前几世纪时生活于南俄草原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上的印欧人种，其中有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参见巴尔托里德、伯希和等：《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7-178页。

　　[8][9][12][13]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298、299、300页。

　　[10] 到1930年代，仍然有学者翻出唐代安置东突厥一事，论述土耳其与中国之同种。

　　[11] 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4] 汪精卫：《汪精卫集》，光明书局1929年版，第201页。

　　[15][16] 转引自陈鹏：《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第327、327?328页。

　　[1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18] 以上相关观点散见于Ahmet Kemal lkul， in-Türkistan Hatralar veanghay Hatralar， Istanbul：tüken， 1997；以及Adil Hikmet Bey， Asya’da Be Türk， Istanbul：tüken， 1998. 亦可参见MustafaSerdar Palabyk， “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 恶石：《祝基玛尔将军胜利》，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第9卷第22期。

　　[20] 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21] 董正华：“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载于Ankara niversitesi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政治学系）编：Uluslararas Konferans：Atatürk Ve ModernTürkiye （《“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Ankara niversitesi Basmevi， 1999， pp. 669?675.

　　[22] 程中行编译：《土耳其革命史》，民智书局1928年版，“译者自序”。

　　[23] 边理庭编著：《新土耳其建国史》，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第6页。

　　[24] 到30年代，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把蒋介石视为土耳其之凯末尔者大有人在。

　　[25] 黄志高曾经撰文讨论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问题，认为中国与土耳其的同病相怜，以及凯末尔革命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均促使中共高度关注凯末尔革命。但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又反映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与孙中山合作的战略意图。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论说是有选择性的，对凯末尔的转向和反共，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遮蔽。黄志高：《1921? 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26] 瞿秋白：《国民革命之土耳其》，载《新青年》（季刊）1924年第4期，后此文又以署名“秋白”的名义分四期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第2卷第12?15期。

　　[27] 此文曾收入1925年9月《向导》周报社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书。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 年 8 月），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28] 罗福惠：《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兼论土耳其民族?\动的阴影》，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期。

　　[29] BarAdbelli， Osmanldan Günümüze Türk-in likileri， Istanbul：IQ Kültür Sanat Yaynclk， 2007，参见该书扉页上土耳其和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摘引。

　　[30][32] 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31] tienne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slam Sentezine， Tarih Vakfi Yurt Yaynlar，1998， p. 9.

　　[33] TarihI，原版为Istanbul Devlet Matbaas，1932，最近的第三版为Istanbul Kaynak Yaynlar， 2001， p. 56.

　　[34][35][36][38][39]Tarih I， pp. 58， 58， 63， 28， 66.

　　[37][40]Tarih， Lise-1， Istanbul， 2002， pp. 39， 62.

　　[41][42][43]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23?24、25?29页。

　　[44] 参见昝涛：《从历史的角度看“双泛”》，载《大观》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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