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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术对8一11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影响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作者：孙锦泉
图片为本号所加，图源网络。

中世纪阿拉伯科学文化繁荣的原因,学者们已作过多方面的有益探索,诸如,统一国家形成以后,经济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哈里发政府对发展科学文化采取了明智的政策和措施,阿拉伯帝国有效地吸收了被征服的波斯、印度、埃及、拜占廷控制的西亚地区文明的精华和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以及伊斯兰教对规范局部和地区性文化向统一文化发展的作用等。如果我们只是就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定向的探讨,自不会引出更多的异议。倘我们将其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对同一时期不同文化的发展定势进行比较、甄别、辨析之后,就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当时西部的查理曼帝国同样是统一国家,其统治者也推行了一套赞助学术奖掖文化的政策,也是在古代文明的基地上,文化沿袭方面具有相同的优势。也有统一的宗教对文化的传播效应问题,阿拉伯征服者与日耳曼征服者在征服之初都同立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点处于同一文化层面,然而,为什么9世纪上期阿拉伯帝国的文化运动能燃起熊熊的烈焰,查理曼帝国的“文艺复兴”却只能迸发出文化启蒙的火星?!有人将社会藏书规模视为衡量文化发展的一把标尺,用这把尺子衡量,一位阿拉伯著名学者的私人藏书就能与查理曼帝国的藏书总量相比。两大帝国文化的发展竟是如此的悬殊,看来,影响文化进程更重要的因素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其进程往往受这个民族所面临的文化发展和传播条件的制衡。正是由于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帝国,极大地改善了阿拉伯人接受异域文化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在其他基本条件相似的西欧普遍处于冥冥无为的状态下,阿拉伯人却能倍道而进,迎来科学文化发展的高潮,继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

一

阿拉伯半岛囿于沙漠草原地带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古代的阿拉伯人只是利用骨片、布块、枣椰树枝叶、石片、兽皮、木板等作为书写材料存言记事。他们也知道一种由波斯传来的“绢纸”,《阿拉伯大辞书》释为上胶、打光的白色绸布,但尚缺乏在阿拉伯使用的记载。直到7世纪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产生的时代,书写材料仍处于这种粗陋零碎的状态。穆罕默德的训诫也是由其弟子从上述杂乱的书写材料中收集、整理出来,汇编定本成《古兰经》的。这样的历史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阿拉伯人文字记叙能力的低下。白拉祖理载道:伊斯兰教初兴,古莱氏族中,能书者仅17人，即欧默尔、阿里、奥斯曼、艾布·赛麦尔、艾布·赛德、哈立德、阿布杜拉·萨德、胡太朴、阿弥尔、艾布·苏福扬、穆尔威雅、谷赫伊姆·宾·索尔特。古莱氏族的同盟部族中能书写者，也只有耳拉·宾·海达拉米一人。妇女中能书写的只有穆圣的妻子哈弗赛·温母·库尔苏木及阿布杜拉的女儿西法绮等数人。看来,古莱氏族因位居要地比同盟部族的情况好得多,但在数万氏族成员中,能书写者占人口比例仍然很小。伊斯兰教的兴起,对迟缓发展的文化也没有明显的改观。“总之,枣椰树枝、白石片、犊皮纸、绢纸,都因数量少、性能差、价格高而无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通常,阿拉伯人通过诵读把需要记录的内容强记在心里,因此,他们富于口头表白且记忆惊人。穆罕默德本人就身体力行,并对此备加推崇。欧默尔的博洽多闻和辩解能力使他十分钦佩,艾布·赛利说:“我听见穆圣说过,安拉欲使真理借欧默尔而显扬,故把真理造化在他的舌端上。”一些能够传述圣训和学问的圣门弟子也是仅凭记忆、口相授受。宰德、武百耶、阿里、欧斯曼等人都能通背《古兰经》全文,并以此传经布道。据说被视为伊斯兰教传述权威的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曾不靠记录,全凭背记,传述过848章圣训。那时,不仅一般的阿拉伯人,连圣门弟子也多半“口高手低”,《古兰经》学家,不过“一般《古兰》念家而言”。文学作品亦仅靠口头传袭,早期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传述家,倭马亚王朝的两位学者瓦赫布·穆南比和卡尔白·艾哈巴尔对后世很有影响,他们的学问基本上“都是口头传授给人的”。尽管阿拉伯人喜欢发表演说、使用成语、讲述历史和虚构的故事, 但由于散文文学要求书写技术,造纸术传入前的散文作品很少流传下来,得以传世的诗歌则以它易记易诵的文学形式取胜。当然,口耳传授的局限也使许多早期优秀的阿拉伯诗歌不能长久保存。“悬诗”反映了早期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自6世纪以后从一年一度的乌卡兹集会中遴选出来,直到8世纪中期,才由诗人哈马德好不容易整理出七首汇编成册。总之,大量的阿拉伯诗歌都是造纸术传入后按伊斯兰教的精神整理、校订、修改才记录下来,有的与创作年代已相距几个世纪。

阿拉伯人不仅富于口头表白,也满足于口头表白,常以口头表白为凭。《古兰经》中口诺为据、万物盟誓的条文比比皆是。任何穆斯林凡向安拉发誓便可提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口头表白形成阿拉伯人一种特有的传统审美观念,阿拉伯谚语说:“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还说“智慧寓于三物之中: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口。”显然,在早期的阿拉伯人眼里,潇洒的仪表美、聪慧的内在美都集中体现在人的口才上,能言善辩、持重沉稳、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是审美的尺度、美的标志,没有口才也就缺乏美的基本素质。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说,口才的优劣甚至比血统的纯杂更为重要。

杜兰特认为:“近东人理解环境是‘心耳’式的,遂以声音作为欣赏文学的主要工具。”一些西方学者将阿拉伯人早期的文化称为“口耳式”文化,力图从人种学、宗教学的角度去寻找形成这种文化的个中原因,把阿拉伯人长于讲述、富于表白、满足于表白归因于一种民族心态、性格和习惯,或是伊斯兰教信仰方面的某种特殊需要。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实际上,只要对书写不便的中世纪西欧使用造价高昂的羊皮纸和舶来的高档消费品——大马色纸的历史作一番认真的考察,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造纸术传入前,西欧大学以讲授和辩论为主的学习方式是书写材料缺乏的唯一选择。阿拉伯人早期“口耳式”文化的形成,正是书写材料长期匮乏所致。

艾哈迈德·爱敏对倭马亚和阿拔斯前后两个朝代阿位伯人观念形态的变化作过实质性的区分。在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是以剑和舌,而不是以笔为荣的。”“阿拔斯人则与此不同,他们把一切工作归纳为剑和笔两个方面。”阿拉伯人从注重口头表白到文字表述的整个观念形态的转变,显然不能从新旧王朝的更迭中去寻觅原因，而应从恰逢王朝兴替之际中国造纸术的移入,大量廉价纸张的出现完全改善了人们文化活动的条件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西亚,是在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后。阿拉伯人将这次战役俘虏的唐朝士兵中的造纸工匠解至怛逻斯西南部的撒马尔罕,利用他们娴熟的造纸技术,在这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一座造纸厂。于是,中国的造纸方法——从原料的采选、工艺程序的安排到生产技术的应用,完美地搬到了阿拉伯帝国。撒马尔罕纸厂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各地效法之楷模。793年,哈里发哈龙·赖世德也借助中国工匠在巴格达建立纸厂。随即,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哈马、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摩洛哥的都城非斯、西班牙的沙蒂瓦等地先后建起了一批纸厂。这些地区有悠久的亚麻生产基础,原料充足,造价低廉,且纸质优良,植物纤维纸的生产颇具优势。加之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对造纸业采取减轻税收、固定税率、维护造纸工匠在制造业中的特权等有关的保护政策和法令,使之得到很快的发展,帝国境内的一般造纸厂具有不限于本地消费的生产规模。西班牙的纸厂不仅保证伊比利亚半岛的纸张耗用,而且在法国的特鲁瓦纸厂建立之前,长期外销法国。北非纸厂除了满足地中海南岸地区的消费,也供应西西里、南意大利等地。大马士革制造的纸张在几百年时间内一直是输入欧洲的主要产品,欧洲人称之为“Charta Damasecna”(大马色纸)。撒马尔罕的纸不仅在河中地区有名,在所有中近东国家也都著名。阿拉姆甚至声称撒马尔罕生产的纸输往世界各地。造纸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占居了阿拉伯帝国民族工业的地位。西亚特里波利的造纸业在帝国内并不突出,“1109年第一次十字军劫掠时,有大约2万人口主要从事纸张和玻璃制造业。”造纸工匠与本地居民的比例,差不多和佛罗伦萨初步繁荣时期的呢绒业工匠与本地居民的比例相当。举一反三,其他著名纸厂的生产规模由此而知。

纸张的大量生产,首先引起阿拉伯帝国书写材料的大规模更新。原始的书写材料——骨片、石片、布块、枣椰树枝叶等很快绝迹。8世纪末,昂贵的羊皮纸也遭到广泛排斥。阿拔斯王朝的哈伦·赖世德(786一809年)当政时,大臣哲耳法尔规定:“在政府各机关中以使用植物纤维纸取代羊皮纸。”到了9世纪,盛产莎草纸的埃及也受到巨大的冲击,植物纤维纸开始取代曾作为通用的书写材料达3000年之久的莎草纸。”“9世纪末在一份埃及的信函末尾写着这样一句话:请原谅,这封信是用莎草纸写的’。对没有用纸写表示歉意,可见当时使用纸写信已是很普遍的事了。”一部雷纳收藏的费雍出土的古抄本更清楚地披露了书写材料的演变,从这部抄本记载的936年最晚的一部莎草纸文献的情况来看,10世纪时,阿拉伯境内的莎草纸基本上被植物纤维纸取而代之。

二

造纸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廉价纸张的应用,为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人们已完全具备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优越条件。在阿拉伯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先后掀起了亘古未有的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诠释、增补古典遗产的运动。这场运动从9世纪开始，以各大城市为中心，翻译、诠释为主要内容。最有成效的时期约一个世纪,阿拉伯历史上称为“百年翻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无论翻译人员的数量或是素质都明显地超过14世纪文艺复兴初始时的西欧。

9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各地区都有规模不等的翻译团体。尤其是巴格达、大马士革、埃德萨、哈兰、安条克、撒马尔罕、开罗、科尔多瓦、托列多等大、中城市,都有一批职业翻译家,有的设有翻译局等专门机构,在一些城市还建立了正规的翻译学校。托列多的一所翻译学校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者，其中有英国来的迈克尔和罗伯特等人。加德特等人研究过巴格达的译员,对于那段时期这座城市的翻译力量,他们写道:“在哈里发庇护下的巴格达,有一些翻译班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景教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他的儿子易司哈格和他的侄子胡伯史,此外,有顾斯塔·伊本·路加(叙利亚一性派教会成员)、阿布·比斯海尔·马太·伊本·优努斯(一位景教徒)、伊本·阿迪、叶哈雅·伊本·比特里克和其他人。”易司哈格领导了一个数十人的翻译队伍,且素质很高,阿纳韦蒂指出,这是一支优秀的翻译班子。有的通几种语言。易司哈格本人就精通波斯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古叙利亚文。社会的翻译力量由哈里发中央或地方政府出面系统组织,不是倭马亚时期那种个别、零碎的私人翻译活动。9一10世纪,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译员阶层业已出现。子继父业、甚至翻译世家不乏其例。易司哈格的翻译事业就是由他的儿子继承下来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翻译家努百赫特的工作也由其子续承。在哈兰,翻译家领袖撒比特的家族,祖孙四代人都是杰出的翻译家和科学家。许多西方学者对阿拉伯翻译家的个人成就感叹不已。马依尔霍夫教授综述了易司哈格一生的译著工作:“他将格林的75部著作译成了古叙利亚文,又将其中的39部译成了阿拉伯文,校译了6部由他的学生译成古叙利亚文和大约70部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此外,还对由赛尔吉斯·拉苏阿依尼、艾尤布·鲁哈威早期医学家们翻译成古叙利亚文的50部著作进行了修订。”在易司哈格一生经手的译本中,亲手译成的著作达100多部。有人估计,他自己也写了大约100部书。在翻译运动期间，阿拉伯帝国的学者翻译了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希伯来文、梵文、科普特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的若干著作。对众多的民族或地区文化进行了有效的吸收,特别是对希腊文化,与其说吸收,毋宁说基本继承。派尼斯作过这样的评估:阿拉伯人约在200年内(公元9世纪上期一11世纪上期)完成对希腊作品的大部分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作品极为重要部分均有阿拉伯译本。”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柏拉图对话录及释义的大部分,普洛廷纽斯的各种原本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均被译出。“希腊科学作品的绝大部分,包括数学的、天文学的、占星术的、炼金术的和工艺学的版本未在原文中续存,也被翻译出来。”被译就的希腊著作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伽林、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德、克罗丢、荷马、阿基米德、奥托莱卡斯、梅尼洛斯、阿波罗尼厄斯、阿蒂米多拉斯、戴奥斯柯里提斯、普洛廷纽斯、保罗、阿弗洛迪西亚斯(Aphrodisias)、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的作品及其评论等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量著作。在涉及的诸多文字中,有的原本已散失,传世的阿拉伯译本更具有特殊的价值。伽林的7部关于解剖学的书、菲洛的《气体论》,被译成40多种文字曾全世界风行的印度古代寓言集《彼得巴寓言》等书籍,都是原本失传后由阿拉伯译本将这些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保存下来的。

智慧宫中的学者

阿拉伯人通过翻译活动对各种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充实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民族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继翻译运动兴起之后,阿拉伯学者广泛地参阅、援引译著从事创作活动。据说10世纪的一位史家为写作历史著作就查阅了10000多册资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内,著作等身的大家、造诣精深的巨擘,不计其数,层出不穷。

伊斯兰杰出的多产著作家和快笔手伊本·阿拉彼曾满意地宣称他撰写的300多部书和小册子及大量诗歌创建了一套综合体系。有120多部书出自教义学家和文学家查希兹的笔下,加德特称他是所有阿拉伯散文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传记作家伊本·巴什库瓦尔大约著书50部。最杰出的化学家查彼尔著书100多部。医学大师拉齐的著作达200多部。其中,涉及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各方面知识的《曼苏尔医书》共10卷。历史学家伊本·海彦不少于50部著作,其中仅《坚实集》一部就达60卷之多。瓦基迪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成就斐然，一生修纂了2多部历史著作。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编写了一部内容丰实的7卷本历史著作《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柏柏尔人历史的鉴例及因果》。历史编纂学的鸿篇巨制是号为“伊斯兰的李维”的泰伯里编纂的,他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现存的有整整15大本,而原著的数量是现存数量的10倍。他完成的《<古兰经>注》共30卷,注释之详备为历代诠释家所称道。能与之并论的另一位史家阿里·麦斯欧迪编写的一部30卷的巨著,传世的是一部摘要:《黄金草原和珍品宝库》，历史、地理资料之周详,有史地百科全书之称,是研究阿拉伯史的重要资料。杜兰特说:“麦斯欧迪是穆斯林世界的普林尼和希罗多德。”伊本·鲁世德所著的《医学通则》被称为医学百科全书。伊斯伐哈尼创作的一部卷帙浩大的《诗歌集》,洋洋20卷,包罗宏富,可谓诗歌体裁的百科全书。奈斯尔·法拉比的《科学百科全书》汇集了当时语言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各方面知识,他有39部著作传袭下来。著作家伊本·海赛姆关于数学、天文学、哲学、医学的著作不下100部。博采周谙的学者易司哈格·肯迪写了涉及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政治学、音乐、医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265篇论文。983年,成立于巴士拉由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精诚兄弟会”发表了51本论宗教和社会的小册子。

综上所列可见,当时阿拉伯人的创作著述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作者多著述丰富,卷帙浩繁。2.作品多文理并论,诸科兼通。由此形成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体系。阿拉伯人的创作活动以翻译运动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与翻译运动一样,又以造价低廉、供应充足的书写材料为必要条件。阿拉伯勤敏的翻译家和思若泉涌、摇笔即来的作家们每天的耗纸量都很可观。生活于11一12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雅古特给我们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他写道:历史学家泰伯里“40年期间,每天写40张稿纸。”另一位10世纪的作家伊本·奈丁说,塔克里特的翻译家叶哈雅曾亲口告诉他,他平均每昼夜能抄100张译稿。如果在造纸术尚未传入的地区,即使有博通诸学、作业勤奋的译员、作家,也无力支付昂贵的纸张。直到造纸术已开始传入西欧的14世纪上期,西欧市场每张羊皮纸仍需要1.5便士,相当于一个誊录员的日薪。当时的银制汤匙值10便士,按市场商品价格比值估算,6一7张纸就是一把银制汤匙的价值。退一步说,即便某些人有能力支付纸价,地方能否提供充足的书写材料也是个问题,因为按叶哈雅的抄写速度,平均每昼夜就得需要50张羊皮。恐养羊业之乡的英国,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翻译、著述活动,亦有资源掘竭之虞。至此,我们是否能够悟出植物纤维纸普遍使用之前的中世纪欧洲,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的“易司哈格”、“泰伯里”或“叶哈雅”,书写材料所决定的客观条件，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文化活动的规模、范围和层次。

三

随着阿拉伯造纸技艺的改进,效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货源充畅而又廉价的纸张,使誊录、制作书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帝国境内出现了一大批销售书籍的商人。最初,书商的经营规模小,流动性强,“百年翻译运动”兴起以后规模剧增。坐店经销逐渐成为主要的销售方式,一般大城市都有固定的书籍贸易中心。生活在9世纪末一位叫雅古比的人宣称,“首都以聚集在一街上的100多家书店引为自豪。犹如在开罗和大马士革他们近代的继承者,许多书店只是在清真寺附近搭起的篷式小摊店,但有些无疑规模很大,足以成为鉴赏家和藏书家们的乐园。”大店主往往也是出版商，“他们供养了一批在缮写室工作、技术熟练的誊录人员。”“当时的书籍贸易量是惊人的，885年,伊斯法罕一位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为建造一座图书馆耗费30万迪拉姆（dirhem）购置书籍。11世纪,法特梅王朝的大臣阿布·法赖吉在一次书籍贸易中,成交总额达10万第纳尔。由此可知,阿拉伯帝国的书籍贸易在9一11世纪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图书馆历史总是与书籍生产和销售相关联”。大规模的翻译、著述活动,大量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为阿拉伯帝国各类图书馆的兴建和扩大创造了条件。10世纪时,首都巴格达已有36座图书馆。在这批图书馆中,哈里发马蒙“智慧宫”里的图书馆早在9世纪前期就被大批希腊文稿在内的译著充实起来,成为卷帙浩繁、文理杂陈的国立图书馆,也是遐迩驰名的国家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心。个人藏书量9世纪前后也有显著变化,私立图书馆频兴。马蒙之父赖世德哈里发统治时代(786一809年),阿拉伯历史学家瓦基迪拥有的书籍就需120头骆驼运载。11世纪上期,学者贝夸尼的书籍要用63个小提箱和两个大箱来装运。蒙古人攻陷巴格达之前,末代大臣伊本·艾勒卡米的图书馆藏有10000册书籍。

巴格达的图书馆成为所有伊斯兰地区效法的典型。在阿拉伯人征服的东部波斯故地,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建有公立和私立图书馆,布哈拉、撒马尔罕、尼沙普尔、伊斯法罕、加兹纳、巴士拉、设拉子、麦尔夫、雷伊、摩苏尔等城市拥有宏富的藏书。布哈拉是隶属于阿拔斯王朝的萨曼王朝的首都。10世纪末,苏丹曼苏尔将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的阿拉伯名医和哲学家召进布哈拉宫廷,王室的藏书使他惊讶不已:“我在那里看见许多装满书籍的房间,这些书一排重一排地放在书架上,各种科学类别的书都有一间专门的书房。我翻阅了古希腊作者的编目,寻找我需要的书籍,在这些藏书中,我看到了甚至书名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书,我在那以前或自那以后从未见过。”造纸业基地撒马尔罕的学术地位,因其丰富的藏书堪与巴格达媲美。设拉子和麦尔夫两地的图书馆令人叹为观止。10世纪,布依德国王阿杜德·阿德·多拉在设拉子宫廷建立的图书馆,由专门的馆长、图书管理员、监督员进行管理,馆中设若干藏室,6英尺高、3英尺宽的雕木书橱沿墙倚立,各种知识以书箱和编目进行分类。麦尔夫的图书馆不下10座,为曾在麦尔夫羁居三年的著名地理学家雅古特修撰6卷本的《地理学辞典》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后来,他回忆说:“我离开时,那里有10座被资助的图书馆,像那样大量的书,我从未见过。”

西亚东部地区的私人藏书也颇具规模,大臣伊本·阿米德(卒于971年)的书籍需要100多头骆驼运载。著名学者伊本·阿巴德(938一995年)曾以需要400头骆驼搬运他的书籍为由谢绝过苏丹曼苏尔召他进宫参政,他的私人藏书编目整整10卷。另一位叫韦奇迪的名人临终时留下600箱书,每箱书需两名男子才搬得动。

阿拉伯帝国的西部地区,各类图书馆的发展也很有声势和影响。开罗素有“北非的巴格达”之称,也是什叶派的极端派伊斯马仪派建立的法特梅王朝的首府。最初的图书馆是由法特梅王朝的阿齐兹哈里发于988年在这里修建的。当时藏有宗教、法学、语法、修辞学、历史、传记、天文学和化学等方面的书,存放在沿墙摆开的大橱柜里,橱柜门上附了一份该橱的书目。有人估计,这座图书馆已装订的书籍有10万册。后来,又增加了不少。哈基木哈里发利用丰富的藏书于1004年建起了“科学宫”、“智慧宫”等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机构,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文化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平托博士曾这样渲染那座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效应:“自从开罗建起世界上其中一座最令人惊叹的公共图书馆以来,个人已感到无需拥有他们自己私藏的书籍。”显然,这是悖逆事实、失之偏激的论断。

实际上,开罗的私人图书馆也享有盛名。法特梅王朝的王子伊本·法帖克、诗人穆阿里夫、犹太人雅库巴·本·克里斯和伊弗雷姆等都是有史可考的书籍收藏家。法帖克受过埃及第一流的教育,兼通医学、数学、哲学各科,有许多著述,他的图书馆里收集了无以数计的书籍。诗人兼医生的穆阿里夫“住房的大厅内,全是装满书籍的书橱”,“他拥有每一个知识分支的成千上万的书籍。”在开罗的图书馆中,有的还定向收藏某些专业书籍。1043年,一位旅行者见到一座图书馆,藏有6500册天文学、几何学和哲学类的书。

在伊比利亚半岛,书籍的收集亦蔚然成风。10世纪时,“阿拉伯西班牙不下70座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建于所有重要的城市中。”包括科尔多瓦、托勒多、塞维利、马拉加、格拉纳达等。后倭马亚王朝的首府科尔多瓦有好几座大型图书馆,哈里发哈克木二世(961一976年)建于麦尔旺宫的王室图书馆是规模最宏大的,藏书汗牛充栋,有人统计为40万册,仅书目就有44册。据称,哈克木二世时期王室图书馆的编制人员为500多人,包括派往世界各地购置书籍的许多代理人。如果这条材料属实,该图书馆人员编制之庞大在世界中世纪历史上是罕见的。阿诺德和吉劳梅列举了除首都科尔多瓦之外的一个实例来说明西班牙其他地方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在马德里附近的埃斯科里亚尔一所大图书馆,几乎无法将伊斯兰的科学、文学、法学和哲学文稿编成目录。”西班牙私人图书馆藏书的内容和数量不比任何阿拉伯地区逊色,有的图书馆还利用特有的书源优势抄书牟利。科尔多瓦的一位名为阿布·穆图里夫的法官(卒于1011年),拥有一座特藏大量稀有书籍和书法名作的豪华图书馆,长期雇用6位誊录员,大量地出售抄本。

由于纸张便宜,纸源充足,书籍的生产量大,书市交易购销兴旺,阿拉伯帝国的图书馆书籍递增速度是惊人的。开罗王室图书馆在哈基木统治时(996一1021年)藏书10万册,到穆斯坦绥尔时代(1035一1094年)已藏书20万册,不到半个世纪,书籍增加10万册。西班牙科尔多瓦哈克木二世建立的图书馆亦在同样短的时期内由40万册骤增到66万册。几十年内书籍的递增数量和速度与西欧数百年内徘徊在几百册的藏书规模恰成鲜明对照,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令西欧人望其项背的伊斯兰居民掌握中国造纸术的威力。

四

中国造纸术在阿拉伯帝国的普遍推行,也是社会教育和文化普及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国家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投资因纸张和书籍的低廉不再是一笔很难承负的支出。哈基木的智慧宫每年的预算表上专供誊录员抄写书籍的纸张耗费和日常的纸、笔、墨开支共计102第纳尔。这笔开支没有占到哈里发在开罗店房租金收入的1/400。对法特梅王朝的哈里发来说,智慧宫中用于生产书籍、增加藏书量和日常纸、笔、墨开支,可谓名副其实的九牛一毛的支出。

然而,这笔不大的款额却能发挥不小的社会作用。14世纪阿拉伯优秀的历史学家麦格里齐描述了哈基木时代智慧宫藏书对文化传播的社会效应:“无论谁凡是想在图书馆誊抄他想誊抄的任何书籍,或是需要翻阅在该图书馆发现的某一本书,都是能够办到的。”“哈基木允许希望阅读和查看任何书籍的每一个人入内,没有等级之别。”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哈基木赞助文化的动机,只是结合上面的问题,联系经济因素对哈基木支持学术的可能性作进一步说明,藏书10万册的图书馆无条件地接纳社会读者,每年修补撕破或毁坏的书籍费用,按平托的统计,只需纸张成本12第纳尔,相当于三个富人每年向国家上交的人头税。由此可知,哈基木图书馆文化投资和社会效应的反差是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别或偶然的事例。阿拉伯帝国一般公立或某些私立图书馆的大门均对所有的学者敞开。哈里斯为此写道:“这些图书馆为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开放,无论他们投其宗教或是科学、诗歌或是医学所好。”不但如此,有的图书馆还向贫穷的学者免费供给纸张。可见,图书馆的社会化程度与书籍、纸张成本的高低,以及与之决定的图书馆所有者经济承受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一时期的西欧,因纸张成本的缘故,修补书籍糜费浩大是一般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我们获悉西欧修道院能为前来求学的贫寒之士免费提供膳食、居所,供给笔墨,没有发现任何免费提供纸的记载。不同的条件下,阿拉伯帝国情理之中的事,可使西欧任何大慈善家感到窘迫。

阿拉伯帝国的中、下层居民基本上能够承受对社会文化教育的经济投资。衣食有余的家庭纸张之便自不待言,购置少许书籍亦并非难事,尽管我们不排除某些复本少,甚至孤本书以及各地书市不平衡等因素造成的书价高昂的事例,譬如,哈克木哈里发曾为阿布·法赖吉的《韵文书》首次抄本付给1000第纳尔的酬金。但从雅古特留给我们的史料来看,一般书籍的价格是不高的,手工抄写占了普通书籍成本的主要部分。雅古特寄居麦尔夫时对当地图书馆借书给他之慷慨感到惊诧:“在我的住房里从没有清理出借来的200卷或许更多的书,虽然这些书值200第纳尔,但我从没有付过押金。”雅古特这段回忆告诉我们,一部普通的书约值一个第纳尔,相当于一个泥瓦匠师傅10一12天的工钱。一般平民完全有通过书籍和纸张在学校或者社会不同程度地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事实上,诚如有人估计的,到12世纪为止,穆斯林世界个人手里的书籍比公立和私立图书馆的藏书总量还多。

11世纪社会教育已十分普及,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等大城市有各类初等到高等学校20至40所不等。任何在校就读的受教育者都有书写训练的机会,从启蒙教育开始,写字、读书就成为阿拉伯帝国常规教育的基本手段,学校对学生的写作作了各方面的严格要求,使之得到经常性的练习。妇女有入校受教育的权利,甚至有些奴隶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吟诗作文,参加学术演讲、讨论哲学问题,且见解正确。一位荷兰历史学家对阿拉伯的西班牙和欧洲比较时下过如此结论:“虽然教育纯粹是私人事务,但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以致于绝大多数西班牙人都懂得怎样读书、写字时,欧洲其他地区却还全然不知。”这一结论过于决断,但无疑能裁度出同一时期两个不同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差距。

大量藏书及文化基础的优势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也充分反映出来。阿拉伯普通中、高等学校除了开设宗教类课程外,其他课程包括语法、语言学、修辞学、文学、逻辑学、历史、法律、哲学和数学、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课程的内容和范围是西欧同类学校在造纸术传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方可企及的。这是西欧博通诸学的“全才”只是在14世纪以后才蹒跚登场的原因所在,在此之前,由于纸张、藏书等限制,学校尚不具备造就阿拉伯“百科型”学者的那种教育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环境。

阿拉伯发展文化的优越条件和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既孕育了几代饱学之士,又弘扬了几世崇学之风。当蒙昧主义在基督教世界肆虐之际,伊斯兰世界业已形成一种尊重学者、推崇学术、探求知识的社会新风尚。并以此来阐释现实、解释历史、衡量圣哲、权衡人生。“没有哪个百万富翁敢不支持文学、艺术。”“从科尔多瓦到撒马尔罕的上千座清真寺,学者多如立柱。”“游访者到一座穆斯林城市,几乎每天任何时候都能在清真寺听到学术性演讲。”许多穆斯林甚至相信,穆罕默德不同于大多宗教改革家,他离家出走,在通往安拉的路上探求知识，并且认为学者的墨水比殉教者的血迹更为圣洁应当是穆圣的主张。在信仰与知识的天平上,感情的砝码已易位于知识一边。围绕植物纤维纸的广泛使用而展开的各类文化活动。在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的过程中,对阿拉伯居民观念形态的更新、阿拉伯世界整个社会面貌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应是朗若列眉,言无可疑的。

结语

阿拉伯人掌握了中国造纸术后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存、充实、发扬、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利用廉价的书写材料,通过史无前例的翻译运动和大量书籍的收藏,兼容并蓄了希腊、波斯、印度、埃及等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对近东、北非、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得以延续的古代文化不仅有填遗补缺的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某些区域文化遭受无妄之灾而横决灭裂时,又经阿拉伯人之手辗转恢复和发展起来。第四次十字军对拜占廷的征服,是世界文化史上剥肤之痛的浩劫,大批希腊文稿毁于兵燹后,正是阿拉伯人将其保存的希腊文化经西西里和伊比利亚半岛等渠道传归欧洲,才使西方出现了希腊古典文化低潮的反弹,构成文艺复兴中主要“复兴”的文化内容之一。西方学者为此而感慨:“拯救了大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思想家的著作以及后来将这些著作传往西方的是阿拉伯人。”

其次,利用书、纸之便创造出一种既包容了若干民族的智慧,又蕴含着阿拉伯人聪明才智的新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传向西欧。阿拉伯文化吸收和总结了大量东方人民的文化成果,是站在众多民族文化的“肩上”创造出来的,因此,集了古代、中世纪东方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的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随着各种阿拉伯著作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方,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中,一些著作被西欧奉为基础教育的范本或指导研究的经典,有的著作还奠定了诸如化学、光学等西方近代学科的理论基础。“尽管大量阿拉伯手稿因破毁而散失,现藏于欧美大型图书馆和阿拉伯世界各类图书馆的约25万手稿,足以使我们窥其全貌。“这些运载和传播阿拉伯文化的数以万计的著作,缩短了西欧近代化的历程,近代科学的成就也因之而添色增辉。